智可以谋人,但不可以谋天-------杂谈20世纪以来的中国

当曾左胡李勘平大乱,封候拜相之时,他们可曾想到大清帝国在他们身后数年便轰然倒地?我想以他们的明智与对国史的稔熟,他们应该能想到。但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赖以安身立命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学”会被后人弃之如敝屣,也想不到他们心目中的万世之师会在数十年后被打到在地,复被踩上千万脚,更想不到新树起来的圣人却是来自泰西之国。如果他们在天有灵,想必亦如方孝儒般,叹一声“智可以谋人,但不可以谋天”。
其实,可叹上一声的何止是他们呢!20世纪的无数风流人物,今天欲寻中国未来之路的志士仁人们,读史观今,也不得不谓“智可以谋人,但不可以谋天”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道统、政统、法统前后凡三变。一变为周初,经文武两代,后周公制礼,定封建礼治传统;二变为秦汉,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经秦汉,定帝国大一统传统;三变为今世,经西方文明冲击,中国旧传统解体,中西交融,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最后定型。
20世纪的头一桩大事是辛亥革命与满清的崩溃,及随之而来的群雄逐鹿。一个朝代的结束,对于生活在其时的人们来说,当然是大事,但如果这仅仅是改朝换代,那对于中国历史与我们后人来说,也实在算不上一件太大的事。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平常了,中国人也看得多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如果这个事情同时带来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政统与法统的彻底解体,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情”了,大到绝不是几代人所能解决得了,大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苦苦探索、争辩不休。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主旋律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的问题,几乎所有大事都是这个主题的外化与展开。
在我看来,人活世上,有两东西是他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的,一是尘世的幸福,二是内在的终极关怀。一个社会要健康,要和谐,必须能同时满足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两方面的要求。这就涉及到一个道统、政统与法统的问题了。不幸的是,中国社会在旧的崩溃之后,当时谁也不知道新的应该是啥模样,一切都在争论中。
第二桩大事是抗日战争。到了那个世纪的30年代,对于日本来说,要不要入侵中国也是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问题了。它的选择不多,要么赌一把,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也挣个“正统”,在列强面前自吹个“中华之国”;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发展起来,但如果这样,自己就不得不把已经吞在肚子里的台湾、东北,甚至是朝鲜给吐出来,它自己心里可明白了,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小的日本国骑在头上的。怎么办?打呗!过了这个村,可没那个店了。可惜它运气不好,一方面民族主义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中国自27年大革命胜利以来,虽说也七打八打闹个不停,但中国名义上已完成了统一,“黄金十年”也不只是吹牛。想一口就吞掉中国,没门!更糟糕的事是它还惹了众努,于是大家合起来,辟辟拍拍一阵乱打,这个“武运长久”喊得震天响的国家立马被打回原形。
抗战爆发以前,蒋有一句“攘外必先安内”饱受批判。在我看来,如果仅以抵御外侮的角度看,这句话可放之亘古而不易。一个军令不一、政令纷出的国家如何能有效拒敌于国门之外?以当时的情形而言,不任是谁,只要其处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持此种观点,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也!但是从整个20世纪来看,对中国来说这个“安内”实质上却是要求建立一个“新道统、新政统、新法统”,这个任务正如上面所说的,绝不是几代人所能完成的,蒋提出这个口号实际上是给自己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之受批判,也不算过于冤枉。当然,毛邓他们也没有解决“安内”这个历史任务。
第三桩大事是国共相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这实际上是解决了中国一百年来始终处于“亡国亡种”危局的问题。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如何“安内”了。按理说,“攘外”已经解决,该可以“安内”了吧!但事实已经向我们表明,老蒋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战略上的错误。1946年至1949年,国共两党内战,仅仅三年,国民党便丢掉了整个大陆,也算是创造了一个政府输掉内战的记录。我做个“事后诸葛亮”,认为当时国民党全面开战是一个错误,蒋介石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正确的战略选择应是先定中原,巩固平津,分隔西北与东北,这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进攻“晋冀鲁豫”根据地,而在其余地方取守势。然后再下西北,荡平关内,此后才出兵东北。事实上,国共之战的战略转折点正是华东战场的孟良崮战役,国民党此战一败,整个北方就只得据守于城市了,如此,辽沈之战安能不败?东北一败,平津岂能独存?北方不守,江淮又怎能完璧?江淮不胜,长江安可为天堑乎?而孟良崮战役,张灵甫却是输在高估了友军对党国的忠诚,也高估了他那些同僚的智商。(大伙儿如果要做生意,要牢记张灵甫的教训,千万不能与志不同道不合、做事三心二意,而且智商还极低的人合作,人民币不是桔子皮啊!)
其二,则是许多失败政权的通病-----腐败。国民党的腐败速度是惊人的,不到二十年时间,整个统治集团就几乎全烂掉了,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但其中的原因却不是因为不行民主,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虽然也不是实行民主制的,可是要在建立政权后四五十年内保持官僚机构不是太腐败还是能够做到的。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国民党在谋求统一的时候,放纵了大量的旧军阀混入国民党队伍,这批家伙不是好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世上之事,却往往是变坏容易变好难。但放纵这些小王八蛋,对老蒋来说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内忧外患,这批家伙可是“统战对象”啊!
其三,未能有效建立起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从政统、法统上讲,从1927年到1934年,民国六法体系初建,36年5月5日,《五五宪草》公布,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并于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但是国民政府却始终没有试着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致力于建立基层制度。而实际上中国在当时仍是个完全的“农民国度”,民国六法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只适合于东南一隅,而根本不适合于其余大部分地区。从道统而言,国民政府基本上仍然是坚持了中国传统,这从民国要人宣扬的伦理道德与“新生活运动”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证。但事实上,儒家传统自晚清经五四,已不足以论证一个政权在道统上的合法性了。更何况,它面对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

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新道统。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它主义,其中原因很多,从思想本身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容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有一个“圣人正义论”,意即圣人,或者说那些“代圣人立言”的“儒者”,由于只有他们掌握了“天道”,也只有他们承受了“天命”,所以,他们就是社会正义的体现者与掌握者,那么,自然而然地,他们也应该是社会的安排者、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而生产力是由劳动工具与劳动者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或现代社会,这个劳动者就是广大工人阶级,而共产党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以生产力作为“天道”,而其中的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意志就成为了一种“天命”,共产党则成为了这种“天道”的掌握者、这种“天命”的承担者,党员就是现在的“儒生”。因此,共产党就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社会的领导者、安排者。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成为主体意识形态,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背景的。
由于“天道”与“天命”标准的变化,中国的圣人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孔孟程朱”一变为“马恩列斯毛”。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都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当然也是容不得有人怀疑与批判的。同时,与中国古代同样的逻辑,我们现代的“真理掌握者”也开始了对社会的大规模改造运动,当然也包括思想改造运动。这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大改造”、“反右”,到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再到随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这种“圣人正义论”者要“改天换地”、“为天下立心,为万世立法”的表现。
第二点则是因为中国从十九世纪一半叶开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面对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救亡。从一种思想在社会实践中展开的效果看,自由主义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而不是国家的强大,所以,它的展开逻辑是先富民,后强国。一个自由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在结构上肯定表现出有一强大的市民社会,不管其国家的综合国力到底有多强。也就是说,国家的政治权力会受到社会经济权力与思想权力的制约,国家不可能掌握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在政治上政府也会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社会,在面对强大的外部挑战和恢复国内秩序时,必然表现为软弱无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晚清民国时期,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民族迫切需要秩序的时候,自由主义无法应对这两个挑战,所以,它必然不会被中国所接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它确确实实表明了当时中国因为对自由主义(也可以说是英美模式)的失望而投向马克思主义(或说是苏俄模式)的心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组织起来的国家,集中了社会的一切资源,也就最有可能应对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混乱,苏联的成功更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使当时许多精英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所看到的那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我认为不是套话,确实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
共和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采取了许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制度、新政策、新措施。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们民族建立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的一种探索。从今天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人们犯了许多错误,这种错误的后果到今天也仍然影响颇深。但是从建立新道统、政统与法统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

第四件大事是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亲身经历文革,也不是文革研究专家,我对文革的认识完全是一种大而化之式的,也就更侧重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致脉络。从细节上看,文革颇有点不可思议。文革这样的事如果处于平常时期,如汉唐宋明清时,那就变得让人难以理解了,但如果我们从旧道统政统法统崩溃,新道统政统法统尚未建立成型这个历史的大背景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人们,包括老毛也不过是想确立一个新的制度而已。
中国历朝历代的主要矛盾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贯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何化解这个矛盾也成了历代中国精英主要思考的问题。道家主无为而治,采用取消矛盾式的解决办法,但矛盾事实上是无法取消的,除非取消社会,回到小国寡民。这当然不可能。儒家主仁政,法家主法治。结果儒法合流,取“怀之以德,威之以刑”,主流当然是儒家。但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这个矛盾也重新显现出来了,中国传统的老方子又不灵了,我们当然也不能用欧美式的方法,怎么办?对此,老毛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文革有一句口号-----“打倒当权派”,这句口号在我看来可比陈胜吴广那“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一比。其激动人心的程度,我看在今后许多年间仍是比较有效的。不信,大家可以去问问身上背着N种税费负担的农民,问问失去了工作岗位的工人,问问枉死曲死、还没有瞑目的冤魂,问问那些冤魂的亲属。我曾与朋友开玩笑,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人登高一呼:“打倒当权派”,我保证应者云集。当然了,这个人得有点能耐,老毛有这个能耐,于是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了。但老毛自比秦始皇,这个牛吹得还是比较大的。确实,在建立大一统国家方面两者有得一比。但在创立新制度上,老毛比秦始皇差远了。从今天看,秦始皇确立的大一统郡县制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统,老毛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及身而止。套用老毛的词,可谓:“数风流人物,还看未来”。

第五件大事当然是改革开放。经过三十年的折腾,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已基本认识到老路不通,但怎么办呢?“傻子过年看隔壁”,苏联这个隔壁不行,相反其他未走苏俄道路的隔壁,特别是欧美国家日子却越过越红火了,就学西方吧!自古以来在中国改革都是颇难的,现代也同样如此。但我可以断定这次改革可以成功,原因即如商鞅变法的成功一般,即两次改革都处于中国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建立之际。当然这并不表示商鞅变法与现在的改革开放成功了就同时意味着新道统、新政统与新法统的成功建立,后者有着比前者更为丰富的内容。
这次改革最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到的显著特征是学习西方、与世界接轨,虽然在改革之初呈现出浓重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为“中体西用”与“实用理性”,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加入WTO的举动,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西学亦可为“体”。当然,这种“体”更多地体现于经济领域。所以,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非经济领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当代中国正在“回归中国”,虽然这种回归并不引人注目,但这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对现代中国发生作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所依靠的对象是士绅阶层,这个士绅阶层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精英阶层”,是他们掌控了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同时,这个阶层并不宣扬他们只是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了“天下”,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点是他们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所在,没有了这一点,到了民心丧尽之时,接下来的也就是改朝换代了。事实上,这种“天下主义精神”一直以来都被极少数虔诚的儒家信徒所遵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更为主要的事实是,这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按他们口头所宣扬的“圣人之教”而行,他们确确实实只是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代表了天下的利益,更漠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引出了一个两千多年来的基本社会结构--------官民二元结构,也引出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官民矛盾。当代中国的执政者们,在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身份的转换后,其执政基础也必然要求发生变化。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与农民在当前已不是执政者需要依靠的对象了,也就是说今天执政者的执政基础已完全从过去的工农联盟转变为精英集团。那些还认为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的人们,他们并没有生活在现实当中,而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意识当中。正如历史上的士绅集团一般,今天的精英集团也高举一种“天下主义”。而事实上,在高举天下主义的同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也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并没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种情形却正如我们在中国历史多次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天下,那么我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中国的未来。
现在的情形当然与往常的有所不同,不同之一在于今日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其二在于在“回归中国”的同时,我们还“学习西方”。因此,今天中国的走向就具有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有多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彻底回到过去,只是我们的道统由孔孟之教变为马列主义;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彻底走向西方,全盘欧美化。但从现在的情势看,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一个在经济上实行市场体制,并力主开放的中国已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把马列作为新道统的结果也必将象过去袁蒋所曾遇到过的一样。但全盘欧美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在可能这个问题前面还有一个有无必要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可能”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可行”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殷海光都给予了否定的答案,而他的答案恰恰我也赞同。在未来的二十年内,最大的可能性选择是精英集团以一些欧美化的手法实行仁政。而结果如何,那就是“谋天”的事了,超出了我的智力范围了。

楼主 我本天上客  发布于 2004-01-04 01:36:00 +0800 CST  

楼主:我本天上客

字数:6286

发表时间:2004-01-04 09:36: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9-07 23:10:13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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