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美国》连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美国的价值观
"Take your Bible, take your gun"
一手抓信仰，一手抓武器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能放。
不是纳粹的铁血暴力，也不是新加坡的实用主义威权。
所以这样的“霸权”才能长久。
个性自由，自力更生，机会平等，
竞争意识，追求财富。
一直以来，
我们简单地把美国崛起总结为大发战争横财，
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美国真的是单纯的“命”好吗？
深入其精神内核和思想活力，
我们会发现我们距离美国仍然遥远！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之后，
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夜，
全景式还原美国超级大国之路。
并非教科书上死板总结为大发战争横财，
美国的梦想和价值观与美国崛起的内在联系到底是怎样的？
★小编推荐★
历届美国总统都不厌其烦推崇的美国梦：
《光荣与梦想》
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时代。
自1974年问世以来，《光荣与梦想》一直为无数人念念不忘。这部伟大的作品巧妙地浓缩了美国从1932-1972年的40年丰富历史。著名通俗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以数任美国总统的执政与竞选为明线，从让胡佛颜面尽失的“胡佛村”“胡佛车”等、罗斯福史无前例的四次当选，一路说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直至让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同时不动声色地细致描画美国1932-1972年的40年社会发展历程，内容涵盖“补偿金大军”风潮、经济大萧条、人权运动、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制度、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空间竞赛到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
曼彻斯特将美国这4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艺术、科学、时尚、音乐、娱乐，甚至生活热点、妇女的服装潮流、口头语的变化、性观念的更迭全景式重现。曼彻斯特更将美国社会放在全球背景下描述，如此强烈的对比，勾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正是因为这一切，《光荣与梦想》才被誉为经典，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这是一本了解美国精神气质缘起的书，也是一本启迪了无数作者的经典，更是无数人的精神导师，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思想盛宴。
"Take your Bible, take your gun"
一手抓信仰，一手抓武器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不能放。
不是纳粹的铁血暴力，也不是新加坡的实用主义威权。
所以这样的“霸权”才能长久。
个性自由，自力更生，机会平等，
竞争意识，追求财富。
一直以来，
我们简单地把美国崛起总结为大发战争横财，
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吗？
美国真的是单纯的“命”好吗？
深入其精神内核和思想活力，
我们会发现我们距离美国仍然遥远！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之后，
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夜，
全景式还原美国超级大国之路。
并非教科书上死板总结为大发战争横财，
美国的梦想和价值观与美国崛起的内在联系到底是怎样的？
★小编推荐★
历届美国总统都不厌其烦推崇的美国梦：
《光荣与梦想》
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时代。
自1974年问世以来，《光荣与梦想》一直为无数人念念不忘。这部伟大的作品巧妙地浓缩了美国从1932-1972年的40年丰富历史。著名通俗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以数任美国总统的执政与竞选为明线，从让胡佛颜面尽失的“胡佛村”“胡佛车”等、罗斯福史无前例的四次当选，一路说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直至让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同时不动声色地细致描画美国1932-1972年的40年社会发展历程，内容涵盖“补偿金大军”风潮、经济大萧条、人权运动、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制度、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空间竞赛到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
曼彻斯特将美国这4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艺术、科学、时尚、音乐、娱乐，甚至生活热点、妇女的服装潮流、口头语的变化、性观念的更迭全景式重现。曼彻斯特更将美国社会放在全球背景下描述，如此强烈的对比，勾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正是因为这一切，《光荣与梦想》才被誉为经典，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这是一本了解美国精神气质缘起的书，也是一本启迪了无数作者的经典，更是无数人的精神导师，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思想盛宴。
《现代社会中的洗脑与 主义》（Brainwashing and Totalitarianization in Modern Society，1959）一书。沙因认为，与人的其他思维训练或社会化过程不同，思想改造有四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批评和批判，就是将被改造之人放置于别人的猛烈攻击（批评、批判、批斗、斗争）之下，以此动摇并瓦解他的自主意识，从而取得逼迫他顺从的效果。第二，必须把他放置到某个或数个压力“同伴群体”（peer group）中，用同伴的力量来影响他，这类同伴群体包括同行组织、同工作单位同校、同系的熟人和同事，等等。第三，必须在这类人际组织关系中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如歧视、鄙视、排斥、羞辱、疏远、视为落后、贬为异类，等等，只有这样，他才会产生不顾一切要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强烈愿望。第四，对他造成压力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与他有关的同伴群体，而且还要包括他周围的整个社会，以对他形成整体环境的合围，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用这四种方法进行的个人、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可以是相当成功的。一旦形成思想习惯，即使在没有明显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其成果也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维持。
@莫畏2015 2020-03-03 21:52:27
楼主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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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英语过程中学的美国历史
楼主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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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学英语过程中学的美国历史
犬儒主义混淆和消除事物本质和表象间的区别，否定一切真假分辨的必要与可能，因而变得对强制性意识形态的假面统治能够泰然处之。齐泽克将这样的意识形态称为“官方意识形态”，指那种人人不在乎真假，因此看上去像是人人自愿相信的意识形态。他说：“不妨以斯大林主义为例，具体而言，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是真的相信那个统治意识形态，每个人都对它保持着犬儒主义的距离，每个人也都知道别人不相信那套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持着这种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如果表象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
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
文：许小年 编：Kuange、李强
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政府庇护。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自由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失灵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导致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更大的权力的最终后果。推荐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老师的文章《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以下是正文：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曾经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人们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这个理性的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然而，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
事实证明，这是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本性错误：
其一，逻辑原点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
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因此，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即使人们的利益一致，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而且，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需要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即有能动性的个人。
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
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 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其二，否定市场不完美，假设政府很完美。
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但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假设政府是完美的。
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
现实世界与凯恩斯主义的完美设想相反，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
无论哪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官员与企业信息不对等。比如对于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
有人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长达六千字的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为何？
许小年曾在追忆弗里德曼时说：“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粉丝”，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 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彭斯副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弗里德曼在表达立场时，从不绕弯子，无论是对抗凯恩斯，还是批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如贝克尔所评价的：“弗里德曼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也是自由思想经典中的经典。本书出版当年就登上了美国非虚构类作品销量榜首，常年保持全球销量过百万的记录。弗里德曼说：“潮流已经转变，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
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
文：许小年 编：Kuange、李强
大萧条来临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政府庇护。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自由市场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失灵必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导致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以及赋予政府干预经济更大的权力的最终后果。推荐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老师的文章《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以下是正文：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2008年，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曾经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人们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
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在凯恩斯主义看来，这个理性的力量就是政府。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然而，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
事实证明，这是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两个根本性错误：
其一，逻辑原点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
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或一致，或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
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因此，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即使人们的利益一致，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而且，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需要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即有能动性的个人。
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唯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唯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唯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
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 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其二，否定市场不完美，假设政府很完美。
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但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假设政府是完美的。
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
现实世界与凯恩斯主义的完美设想相反，官员追求个人利益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家族和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
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
无论哪个国家，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另外，官员与企业信息不对等。比如对于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
有人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了解许小年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从不轻易荐书，更很少为一本书写长达六千字的推荐序，但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却让他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为何？
许小年曾在追忆弗里德曼时说：“弗里德曼辞世，人间少了一个上帝的圣徒。经济学家信奉的上帝是市场，最懂得市场的人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的“粉丝”，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两位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和加里·贝克尔、前美联储 格林斯潘、里根总统、撒切尔夫人、两位布什总统、彭斯副总统等均是他的拥趸。撒切尔夫人说：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弗里德曼在表达立场时，从不绕弯子，无论是对抗凯恩斯，还是批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正如贝克尔所评价的：“弗里德曼总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
《自由选择》是弗里德曼的代表作，也是自由思想经典中的经典。本书出版当年就登上了美国非虚构类作品销量榜首，常年保持全球销量过百万的记录。弗里德曼说：“潮流已经转变，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挡的滔滔洪流”。
好些人一开始就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仿佛这两个概念彼此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或甚至于就没有区别，但实际上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甚至连起源都是不同的。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前者使得我们能一体同心，从而努力地增加我们的幸福；后者的目的则是制止我们的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我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另一个是制造差别；前一个是奖励者，后一个则是惩罚者。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政府，即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由于想到这正是我们亲手提供了自己受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感到格外的痛心。
政府好比是一件衣服，是天真淳朴受到残害的表象；帝王的宫殿是建筑在乐园的亭台楼榭支撑着的废墟之上的。如果良心的激发是苍天可鉴的、始终如一的和坚贞不渝的，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别的立法者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一定会觉着有必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或是出钱以换取其他人的保护；小心谨慎的原则在别的任何场合都提醒他要权衡利弊，现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促使他必须要这么做。因此，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说，任何即使是看起来能保障我们安全的形式，只要是代价最小而得益最大，那是我们一切人都愿意接受的。
为了把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说得更清楚或是正确，我们再来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偏僻的角落住着，他们不同其他的人发生关联，他们将代表任何一块地方或是世界上的第一批移民，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他们将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社会，不论过程和组建方式以及出于任何动机，最后一定都会鼓励他们走到这一步。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的人，他的力量是没法应付他的各种需要的，而他的心境又不可能是永远寂寞的，所以，他很快就会被迫寻找别的人的帮助或是安慰，而对于别的人，也有着同样的诉求。这样，四五个人碰到一块，就有愿望，也有这种可能要通力协作，即在偏僻的旷野之中建立起—个还算不错的住所，但要看不到这点，还是想靠着单个人的力量，即使忙碌一生也会一事无成。当一个人单独生存，他砍下一块木头，可能搬不动，就是勉强搬动了也竖不起来；还有，饥饿也会逼使他离开工作岗位，再加上更多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需要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支使他，疾病，或者是别的任何不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即使它不会致人死命，但也会使他的生活变得没法维持，以至于处于半死不活的悲惨境地。
这样，客观的需要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把我们说的这些刚刚聚拢的移民迅速地组成一个社会，也只有这样，每一个人互相能从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所得的幸福才会稳定下来，并且，在这种组织中，只要人们始终以真诚相待，就不会产生法律和政府约束的必要。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邪恶所侵染，所以，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刚刚克服了那些因为向往幸福而团结组织起来，并约定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后，现在，他们只得又开始忽略彼此应尽的这种职责以及应有的情谊。这种免不了出现的懈怠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牛缺陷。
只要一棵位置适中的大树就能解决他们需要的一座大礼堂，所有的移民都可以去那里，聚在树荫下，讨论一切有必要讨论的公共话题。并且，十分可能，他们中的第一批法律还只能叫做条例，在往下推行的时候，还至多是以公众的民意鄙视来作为一种违反条例的象征性惩罚。但在这第一次事关重大的议事会议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一个席位。
再往下看，随着移民区的进一步发展，公众所要求的服务内容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同时，各成员之间也因此会离得越来越远，不方便再像从前那样随意地聚在一起。但当初的情况则是，他们人也不多，住地也挨得很近，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不但数量很少，而且也十分琐碎，这种情况表明，他们的民意已倾向于从全体社会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来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样大家都会从中得到更多方便，这些选出来的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同全体成员亲自出席时议定所采取的一样。
如果这个移民区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应该迅速扩大代表的名额，以使移民区的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受到兼顾，同时最好还要把整个移民区域划分成若干个部分，以利于每一部分都选派出相应的人选来参加公共管理。只有这样，当选的代表才不会永远只关心一种与选举人毫不相干的利益，并且，为了慎重起见，还必须要能时常举行选举，通过这种设计方式的作用，当选者才有可能事隔几个月以后又可回去同那些选民混杂在一起，他从他们中来，因而也就不敢自找苦吃，从而他们对全体公民的忠实也才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因为这种时不时的互换角色，就与社会的每一部分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住在各地的人就自然地要互相支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基于帝王那毫无意义的名头），才会产生出政府的力量以及被统治者也能感到的幸福。
这便是政府如何起源和为什么会兴起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恰当的治理方式，由此也回答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不论我们的眼睛在纷乱杂陈的这个世界面前如何眼花缭乱，或者说我们的耳朵是如何要受音响的欺骗，也不管偏颇的见解又如何把我们的意志引入歧途，或者个人的对利害关系的计较如何迷住我们的心窍，但是自然和理性的坦率的召唤也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我个人对于政体的这些想法，仅仅只是从一项无法推翻的自然原理推论出来的，换句话说，任何事物越是简单，就越不容易发生紊乱，即使发生混乱也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但说到政府，即使是在它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而一旦碰上它最坏的时候，它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当我们置身在这样一个政府，即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由于想到这正是我们亲手提供了自己受苦的根源，所以，我们感到格外的痛心。
政府好比是一件衣服，是天真淳朴受到残害的表象；帝王的宫殿是建筑在乐园的亭台楼榭支撑着的废墟之上的。如果良心的激发是苍天可鉴的、始终如一的和坚贞不渝的，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别的立法者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一个人一定会觉着有必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或是出钱以换取其他人的保护；小心谨慎的原则在别的任何场合都提醒他要权衡利弊，现在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促使他必须要这么做。因此，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说，任何即使是看起来能保障我们安全的形式，只要是代价最小而得益最大，那是我们一切人都愿意接受的。
为了把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说得更清楚或是正确，我们再来假定有少数人在地球的某一个偏僻的角落住着，他们不同其他的人发生关联，他们将代表任何一块地方或是世界上的第一批移民，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他们将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社会，不论过程和组建方式以及出于任何动机，最后一定都会鼓励他们走到这一步。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独的人，他的力量是没法应付他的各种需要的，而他的心境又不可能是永远寂寞的，所以，他很快就会被迫寻找别的人的帮助或是安慰，而对于别的人，也有着同样的诉求。这样，四五个人碰到一块，就有愿望，也有这种可能要通力协作，即在偏僻的旷野之中建立起—个还算不错的住所，但要看不到这点，还是想靠着单个人的力量，即使忙碌一生也会一事无成。当一个人单独生存，他砍下一块木头，可能搬不动，就是勉强搬动了也竖不起来；还有，饥饿也会逼使他离开工作岗位，再加上更多的、不同的、大大小小的需要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支使他，疾病，或者是别的任何不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即使它不会致人死命，但也会使他的生活变得没法维持，以至于处于半死不活的悲惨境地。
这样，客观的需要就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把我们说的这些刚刚聚拢的移民迅速地组成一个社会，也只有这样，每一个人互相能从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所得的幸福才会稳定下来，并且，在这种组织中，只要人们始终以真诚相待，就不会产生法律和政府约束的必要。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不会被邪恶所侵染，所以，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刚刚克服了那些因为向往幸福而团结组织起来，并约定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后，现在，他们只得又开始忽略彼此应尽的这种职责以及应有的情谊。这种免不了出现的懈怠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们德行方面的天牛缺陷。
只要一棵位置适中的大树就能解决他们需要的一座大礼堂，所有的移民都可以去那里，聚在树荫下，讨论一切有必要讨论的公共话题。并且，十分可能，他们中的第一批法律还只能叫做条例，在往下推行的时候，还至多是以公众的民意鄙视来作为一种违反条例的象征性惩罚。但在这第一次事关重大的议事会议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占据一个席位。
再往下看，随着移民区的进一步发展，公众所要求的服务内容也就相应地增加了，同时，各成员之间也因此会离得越来越远，不方便再像从前那样随意地聚在一起。但当初的情况则是，他们人也不多，住地也挨得很近，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不但数量很少，而且也十分琐碎，这种情况表明，他们的民意已倾向于从全体社会成员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来专门管理立法工作，这样大家都会从中得到更多方便，这些选出来的人应该关心那些选派他们的人所关心的事情，他们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同全体成员亲自出席时议定所采取的一样。
如果这个移民区再继续发展下去，就应该迅速扩大代表的名额，以使移民区的各方面的利益都可以受到兼顾，同时最好还要把整个移民区域划分成若干个部分，以利于每一部分都选派出相应的人选来参加公共管理。只有这样，当选的代表才不会永远只关心一种与选举人毫不相干的利益，并且，为了慎重起见，还必须要能时常举行选举，通过这种设计方式的作用，当选者才有可能事隔几个月以后又可回去同那些选民混杂在一起，他从他们中来，因而也就不敢自找苦吃，从而他们对全体公民的忠实也才有了制度上的保证。因为这种时不时的互换角色，就与社会的每一部分建立起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住在各地的人就自然地要互相支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基于帝王那毫无意义的名头），才会产生出政府的力量以及被统治者也能感到的幸福。
这便是政府如何起源和为什么会兴起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恰当的治理方式，由此也回答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安全。不论我们的眼睛在纷乱杂陈的这个世界面前如何眼花缭乱，或者说我们的耳朵是如何要受音响的欺骗，也不管偏颇的见解又如何把我们的意志引入歧途，或者个人的对利害关系的计较如何迷住我们的心窍，但是自然和理性的坦率的召唤也一定会同意这样做的正当理由。
我个人对于政体的这些想法，仅仅只是从一项无法推翻的自然原理推论出来的，换句话说，任何事物越是简单，就越不容易发生紊乱，即使发生混乱也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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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
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米开朗基罗、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现代人生而自由不言自明，无需论证，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当然，个人自由不是绝对的，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自由人和奴才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同样的，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