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的执行人
九品中正的执行人
陈群制定“九品中正法”，呈报并经曹丕同意后正式实施。九品中正，成为汉魏到隋唐300年，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才政策。
陈群与曹丕共同推出此政策的时代背景与基本特征是：一、前朝东汉时代的“举孝廉”人才选举政策已经基本破产，东汉三国之际的人才选拔政策与结果，除非是袁绍式的门第世家为背景，否则，任何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东汉王朝的人才选拔政策早已宣告破产。二、曹操“矫枉过正”的“唯才是举”人才政策，颁布于官渡之后，曹操在军事上对门第世家势力大获全胜，政治上有恃无恐，“悍然”发布即便是郭嘉式品行不端者，也公开聘用的人才政策。”唯才是举”不符合汉魏主流媒体与舆论的价值观。
陈群推出的人才政策，锁定后世300年人才选拔格局，但是，陈群和曹丕推出此政策的初衷，实乃迫不得已。在东汉、魏武的两种人才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暂时由国家制定人才评判标准，并由“中正官”担负人才选拔重任，未曾料到，九品中正的基本框架，竟然影响后世300年的路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陈群：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而以申、韩为法………魏氏所任之人，如崔琰、毛玠、辛毗、陈群、陈矫、高堂隆之流，虽未闻君子之道，而鲠直清严，不屑为招权纳贿、骄奢柔谄猥鄙之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则其效也。
“未闻君子之道”，是说陈群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并非东汉儒学教化下的道德清流人士，陈群的“转型”与“脱胎换骨”，是东汉三国乱世的格局使然。
“以申韩为法、鲠直清严”，是说陈群为代表的曹魏开国第一代士大夫官僚阶层，崇尚法家手段，以严刑峻法、整肃纲纪、重树权威为治理逻辑。
“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是说陈群受曹丕托孤，担任尚书令录尚书事，延续东汉以“录尚书事”掌握权柄的惯例，曹魏以外廷官员压制外戚（女谒）与内廷宦官（宵小）。
曹魏三任帝曹睿，热衷于建造宫殿，不断征用民力，陈群上书劝阻。陈群在其长篇上书的开头着重提醒曹睿：“今天我们处在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全国人口数比起西汉王朝文景时代，不过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大郡。”
黄仁宇在其作品里，多次提及“数目字管理”的新概念，黄仁宇认为，“数目字管理”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治理逻辑里严重缺失。
陈群（时任三公级政府高官）的上书，证实黄仁宇的上述观点。
陈群说“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陈群没有说清楚（事实上也不清楚）“人民至少”究竟是“多少”，陈群也不知道文景之时西汉王朝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只是粗略估计说：“不过一大郡”。
中国传统史家及史书的叙事逻辑与风格，使读者几乎不可能贴近民生的数字真相，唯一的途径，只能是从类似“陈群上书曹睿”这种文字里寻找答案。
读者如阅读《资治通鉴》，从公元183年黄巾民变爆发，直至公元235年陈群上书曹睿，文字充斥战争与杀戮，但半个世纪的人口灭绝战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说得清楚。
陈群倒是基本说清人口锐减的真相，从文景的人口（五千万），减少到大郡的人口（五百万）。
曹魏帝国是非常时期的产物，曹魏推出的政策，也是非常时期的产物，正如陈群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推出的时间，在曹魏篡汉已成定局之时，正如唯才是举的求才令颁布点时间，是在袁绍家族已经覆灭之后。
曹魏在门第世家的实际代表（袁绍）覆灭之时，提出唯才是举的求才令，在门第世家的名义代表（东汉）覆灭之时，提出九品中正制。
唯才是举的求才令，以才能为唯一标准，不注重道德品行，在“举孝廉”制度下的门第世家社会，引起舆论的哗然与非议。九品中正作为有别于求才令的国家制度，更是严重打击了门第世家的自命不凡。
3个世纪以来（武帝之后），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以举荐为手段，而举荐的决定权，正在于遍布全国乡镇的地方大族，也即是由门第世家掌握举荐权（比如袁绍家乡的人才，由袁绍等大家族举荐，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作用不大）。
九品中正，就是人才的举荐与选拔，从门第世家手中，转移到政府组织部门任命的、专门负责考察人才的“中正官”手中。
陈群制定“九品中正法”，呈报并经曹丕同意后正式实施。九品中正，成为汉魏到隋唐300年，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才政策。
陈群与曹丕共同推出此政策的时代背景与基本特征是：一、前朝东汉时代的“举孝廉”人才选举政策已经基本破产，东汉三国之际的人才选拔政策与结果，除非是袁绍式的门第世家为背景，否则，任何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东汉王朝的人才选拔政策早已宣告破产。二、曹操“矫枉过正”的“唯才是举”人才政策，颁布于官渡之后，曹操在军事上对门第世家势力大获全胜，政治上有恃无恐，“悍然”发布即便是郭嘉式品行不端者，也公开聘用的人才政策。”唯才是举”不符合汉魏主流媒体与舆论的价值观。
陈群推出的人才政策，锁定后世300年人才选拔格局，但是，陈群和曹丕推出此政策的初衷，实乃迫不得已。在东汉、魏武的两种人才政策均已破产的情况下，暂时由国家制定人才评判标准，并由“中正官”担负人才选拔重任，未曾料到，九品中正的基本框架，竟然影响后世300年的路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陈群：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而以申、韩为法………魏氏所任之人，如崔琰、毛玠、辛毗、陈群、陈矫、高堂隆之流，虽未闻君子之道，而鲠直清严，不屑为招权纳贿、骄奢柔谄猥鄙之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则其效也。
“未闻君子之道”，是说陈群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并非东汉儒学教化下的道德清流人士，陈群的“转型”与“脱胎换骨”，是东汉三国乱世的格局使然。
“以申韩为法、鲠直清严”，是说陈群为代表的曹魏开国第一代士大夫官僚阶层，崇尚法家手段，以严刑峻法、整肃纲纪、重树权威为治理逻辑。
“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是说陈群受曹丕托孤，担任尚书令录尚书事，延续东汉以“录尚书事”掌握权柄的惯例，曹魏以外廷官员压制外戚（女谒）与内廷宦官（宵小）。
曹魏三任帝曹睿，热衷于建造宫殿，不断征用民力，陈群上书劝阻。陈群在其长篇上书的开头着重提醒曹睿：“今天我们处在天下大乱之后，人口减少，全国人口数比起西汉王朝文景时代，不过相当于当时的一个大郡。”
黄仁宇在其作品里，多次提及“数目字管理”的新概念，黄仁宇认为，“数目字管理”的理念，在中国传统治理逻辑里严重缺失。
陈群（时任三公级政府高官）的上书，证实黄仁宇的上述观点。
陈群说“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陈群没有说清楚（事实上也不清楚）“人民至少”究竟是“多少”，陈群也不知道文景之时西汉王朝的总人口数是多少，只是粗略估计说：“不过一大郡”。
中国传统史家及史书的叙事逻辑与风格，使读者几乎不可能贴近民生的数字真相，唯一的途径，只能是从类似“陈群上书曹睿”这种文字里寻找答案。
读者如阅读《资治通鉴》，从公元183年黄巾民变爆发，直至公元235年陈群上书曹睿，文字充斥战争与杀戮，但半个世纪的人口灭绝战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人说得清楚。
陈群倒是基本说清人口锐减的真相，从文景的人口（五千万），减少到大郡的人口（五百万）。
曹魏帝国是非常时期的产物，曹魏推出的政策，也是非常时期的产物，正如陈群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推出的时间，在曹魏篡汉已成定局之时，正如唯才是举的求才令颁布点时间，是在袁绍家族已经覆灭之后。
曹魏在门第世家的实际代表（袁绍）覆灭之时，提出唯才是举的求才令，在门第世家的名义代表（东汉）覆灭之时，提出九品中正制。
唯才是举的求才令，以才能为唯一标准，不注重道德品行，在“举孝廉”制度下的门第世家社会，引起舆论的哗然与非议。九品中正作为有别于求才令的国家制度，更是严重打击了门第世家的自命不凡。
3个世纪以来（武帝之后），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以举荐为手段，而举荐的决定权，正在于遍布全国乡镇的地方大族，也即是由门第世家掌握举荐权（比如袁绍家乡的人才，由袁绍等大家族举荐，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作用不大）。
九品中正，就是人才的举荐与选拔，从门第世家手中，转移到政府组织部门任命的、专门负责考察人才的“中正官”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