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承玉：越国崛起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范本(转载)
越国崛起 :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范本
潘承玉
基金项目 :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越文化特质论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 潘承玉 (1966 - ) , 男 , 安徽桐城人 ,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 : 越文化意涵多重 , 其最早享名于世的形态 , 乃是先秦时期的越国文化。越国文化的建树甚多 ,就政治层面而言 , 通过灭吴崛起 , 它创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范本 , 成为缔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元典范型之一。南宋在民族危亡的胁迫之下能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 , 远超过东晋、南朝的任何一个朝代 , 其建都越国故地 , 受到这一优秀政治文化范型的更多浸染 , 不能不是个中原因之一。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精神重塑进程中 , 这一政治文化范本仍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到底何在 ? 近年学术界的探讨十分热烈 , 多数学者体认的要义之一 , 乃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① 。而这种发愤图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内核中 ,也蕴含着来自越文化的那种坚韧不拔的 “卧薪尝胆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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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 越国是以 “僻陋之邦 , 蛮夷之民 ” , “断发文身 ” , 衣冠礼仪无所施 , 而见讥于北方知识界的。但越国的灭吴崛起 , 进而称霸中原 , 堪称彻底颠覆了这一旧的政治话语。例如 , 墨子就曾把勾践推许为 “中国之贤君 ”、举世公认善于领导国家转危为安的三大明君之一 :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 桓公去国而霸诸侯 , 越王句践逊吴王之仇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 , 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1] 《亲民 》孟子更将勾践与儒家的 “先圣 ”周太王相提并论 :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 勾践事吴。”[2] 《梁惠王下 》汉代淮南王刘安君臣甚且把勾践与儒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 , 一体捧上 “圣人 ”的平台 , 等量齐观 : “汤教祝网者 , 而四十国朝 ; 文王葬死人之骸 , 而九夷归之 ;武王荫暍人于樾下 , 左拥而右扇之 , 而天下怀其德 ; 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 , 援龙渊而切其股 , 血流至足 , 以自罚也 , 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 , 则可以覆大矣 ; 审之于近 , 则可以怀远矣。”[3] 《人间训 》越国崛起树立的政治文化范本 , 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内容 , 成为后代政治文化创造不断取资的思想资源之一。举其大端 , 最为后代歆慕者有四 :
一 , 越国的崛起 , 关键在于顺应民心 , 泽惠民众 ,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戴和支持。《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极为赞赏地记载了越国的伐吴檄文曰 : “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 , 掘深池 , 罢苦百姓 , 煎靡财货 , 以尽民力 , 余来为民诛之。”西汉刘向声称 : “得民心者民往之越王不隳旧冢而吴人服 , 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4] 《尊贤 》顺应民心 , 长养民力 , 借以崛起 , 更是越国一贯的对内政策。如三国谯周《仇国论 》所言 : “周文养民 , 以少取多 , 勾践恤众 , 以弱毙强。”[5] 《蜀书 ·谯周传 》东汉王充提出 , 勾践的 “拊循其民 ”政策即使一开始就别有用心 ,也不妨于它赢得人民的拥护 , 奠定事业成功的基础 , 因为它在根本上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 “为虚恩拊循其民 ,民之欲得 , 即喜乐矣。何以效之 ? 勾践欲雪会稽之耻 , 拊循其民 , 吊死问病而民喜。”[6] 《定贤 》在生产力贫弱的古代 , 越国泽惠人民的一些具体有效的举措如奖励生殖政策 , 被后代多朝君臣所直接效仿 , 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 越国的崛起 , 前提在于上下一体 , 各尽其才 ,形成了特有的人才高地。史所羡称的 “六千君子 ” , 堪称越国崛起的庞大人才库 , 于中又以范蠡、文种为翘楚 , 他们和勾践形成了君得其臣、臣得其君 , 君臣一体、各司其责的紧密关系 , 创造了领袖与具体领导指挥人才及实干人才和谐关系的典范。北宋熙宁年间 , 苏轼上书神宗改变国事冗杂局面时就提到 : “臣尝读 《吴越世家 》 , 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 而行成于吴 , 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 , 不可胜计 ; 既返国 , 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 , 承败亡之后 , 救死扶伤之馀 , 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 , 然卒以灭吴 , 则为国之患 , 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扰 , 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 : ‘四封之外 , 种不如蠡 , 使蠡主之 ; 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 ,种不知也。四封之内 , 蠡不如种 , 使种主之 ; 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 , 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 , 各致其力 , 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 , 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7] 46 《策略二 》南宋孝宗即位不久 ,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 》 , 亦以勾践之专信其臣为榜样说 : “观夫会稽之栖 , 五年而吴伐齐 , 虚可乘也 , 种、蠡如不闻 ; 又四年 , 吴伐齐 , 虚可乘也 , 种、蠡反发兵助之 ; 又二年 , 吴伐齐不胜 , 而种、蠡始袭破之 , 可以取之 , 种、蠡不取 ; 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 , 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古之人君 , 其信任大臣也 , 不间于谗说 ; 其图回大功也 , 不恤于小节 ; 所以能责难 能 不 可 为 之 事 于 能 为 必 可 成 之 人 而 收 其 效也。”。
三 , 越国的崛起 , 基础在于发展经济 ,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越国富国强兵 , 成就伟业的历史经验 , 得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的高度重视。如 《汉书 ·货殖传 》载 : “昔粤 ( 越 ) 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 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 : ‘知斗则修备 , 时用则知物 , 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 , 水则资车 , 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 , 十年国富 , 厚赂战士 , 遂报强吴 , 刷会稽之耻。”北宋陈舜俞提出神宗政府解决宋辽矛盾的根本之道 , 就在于要取法历史上勾践等的富国强兵之策 :“实仓廪 , 治甲兵 , 育材养士以待乎寡 , 是以力足而心休 , 智至 而 功 立 , 太 王 之 事 獯 鬻、勾 践 之 事 吴 是也。”[9] 1 《利用四 》南宋赵汝愚向孝宗提出的效仿人物中也有勾践 : “为今之策 , 要当如管仲之治齐 , 勾践之治越 ,诸葛亮之治蜀 使兵强国富 , 截然成不拔之势 , 然后进可以复祖宗之境土 , 退犹不失太上中兴之业也。”
四 , 越国的崛起 , 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 , 具有适应时代需要、恢复 “世界 ”正常秩序的正义性。《扬子云集 》卷六有云 : “周室不匡 , 勾践入覇。”这句话实际上点明 , 在当时的 “世界 ”权力格局中 , 越国的崛起填补了领导权威的匡辅空缺 , 对结束战乱纷纭的 “国际 ”局势 , 恢复 “世界”正常秩序与和平生活 , 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初屈大均分析秦末梅鋗率百越之师参加反秦大起义的动机 , “以为秦者 , 周之寇仇 , 非仅越人与六国人之寇仇也 ” , “且先君勾践 , 能灭吴尊周室 ,其遗风余烈 , 子姓当继绍而起 ” ; 而 “自唐、虞、夏而后 , 得天下之正者 , 莫如汉、明 , 而越人率为功首 , 能以大义鼓唱诸侯 ” ,[10] 7 《梅鋗 》也和越国先祖的这种精神传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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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到民族危机加重之时 , 越国崛起这一政治文化范本的价值意义 , 较之承平时期 , 总是得到更多的彰显。以始终受到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的两宋特别是南宋为例 , 赵宋君臣特别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民族志士 , 就曾反复不断地重溯这段历史 , 从这一政治文化范本中获取一系列政治智慧。除上述四点之外 , 至少还包括 :
一 , 在国家政治何去何从的方向选择和如何达致其目标的重大战略安排方面 , 要有早定大计 , 矢志复国 ,全力以赴的坚定决心。如绍兴年间吴伸上书高宗时 , 就以这一政治范本为镜鉴 , 对照现实提出 : “窃观越王勾践之脱于吴也 虽一饮一食 , 未尝不以灭吴为念 , 故当时其耻虽大 , 其国虽削 , 数年之间复其疆而雪其耻。今陛下去汴而之吴越 , 迹实似之 , 谋则异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 , 上以祖宗创业艰难为念 , 下以生灵涂炭为忧 , 焚舟決战 , 如勾践欲殺妻子 , 焚宝器之时 ,誓与三軍触战 , 共存共亡 , 则危国可以复安 , 亡地可以复得。”[8] 87 宁宗时期王迈亦提出要以当年勾践君臣之意明示天下 : “朝廷之意向不明 , 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 ;士大夫之议论不一 , 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此臣之所甚忧也。朝廷之意向 , 天下之所趋也 ; 今朝廷之意不达于士夫 , 士夫之意不白于天下。使其意专在于振作欤 ? 则当以勾践、种、蠡奋发复讎之意明示天下 , 使之为兴复之计。”[11] 1 《丁丑廷对策 》 理宗年间真徳秀亦上奏:“昔之进取者 , 必先立规模 , 以为一定不移之计。故十年生聚 , 十年教训者 , 越勾践之规模也。惟其规模既定 , 确守不易 , 凡二十三年之间 , 非图敌之事则不为 , 故越师一出 , 而吴不能支。” 13 《召除户书内引札子二 》
二 , 在举国上下欲成就大业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方面 , 要有以苦为乐 , 摈弃奢华 , 忧勤砥砺的艰苦作风。如建炎年间赵元镇就把 “勾践所以灭吴 ”的一条历史经验推荐给高宗说 : “天其或者眷佑我宋 , 激励陛下益坚忧勤之念 , 以就中兴之业乎 ? 昔 越王句践 , 败困会稽 , 既以返国 , 置胆于坐 , 饮食必尝曰 : 汝忘会稽之耻耶 ? 后亦以灭吴。区区小国之君 , 苟用心如此 , 卒能有成 , 今陛下 其亦饮食尝胆如负会稽之耻 , 仰承天之8 7 1 社会科学战线 · 2007 年第 1 期 ·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以责成之意 , 则兴衰拨乱 , 此其始欤 ? 唯夫食不加肉 , 衣不重采 , 折节下贤 , 与百姓同劳苦 , 是乃句践之所以灭吴也。”[8] 86 理宗时期袁甫上奏亦提出, 只有效法勾践艰苦奋斗 , 才能策励世人 : “直欲陛下如兴王之始奋 , 徒手而运掉一世 , 则必思坐臥仰薪 , 饮食尝胆真如越王句践可也 , 夫如是 , 天下将曰万乘帝王而所食如是 , 所服如是 , 是真欲兴邦矣 , 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13] 4 《戊戌风变拟应诏封事 》同时方大琮也向理宗提出必须改弦更张 : “陛下忧勤之念未孚四方 , 而佚乐之声颇传道路 , 而或者犹曰事有不可为 , 未免兴退饮醇酒之叹。消疑释谤 , 抑岂无说 ? 布衣帛冠 , 岂足兴卫 , 而文公之志自此立 ; 薪寢胆食 , 岂足强越 , 而勾践之志自此坚。”[14] 1 《谏院奏议 ·八月分第一札 》·
·三 , 基于创立不朽功业的艰巨性、长期性 , 要善于将原则目的性和策略权变性的统一起来 , 具有舍小谋大 , 刚而能屈 , 屈而不失其宗的坚韧精神。如乾道年间杨万里向孝宗提出如勾践隐忍事敌 , 在于争取时间壮大自己的意义所在 : “越王会稽之役请成于吴 , 吴以为真请也 , 不知夫越之将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于王 , 大夫女女于大夫 , 士女女于士 , 勾践不耻也 ; 轮其宝器 , 玩以女乐 , 勾践不爱也。惟不耻 , 故有以复其所大耻 ; 惟不爱 , 故有以保其所甚爱。会稽之栖 , 耻之大也 ; 社稷之存 , 爱之甚也。夫惟其小者无所耻 , 无所爱 , 故国中之民疾者吾得以问 , 死者吾得以葬 , 富者吾得以安 , 贫者吾得以与 ; 赏罚物备 , 吾得以审 ; 车马兵甲 , 吾得以具。夫是数者得以尽 , 而吴固在其股掌矣。”。[15] 88 《治原上 》理宗时期真德秀亦强调要善谋当年勾践之功 : “昔越王句践违范蠡之谏 , 骤举伐吴 , 以取夫椒之败而有会稽之栖 , 然能惩前之失 , 所以自谋者益深 , 而谋敌者益密 , 动心忍性二十余年 , 未尝逞忿而轻发 , 亦不慑祸而自沮 , 养刚强剽锐之力于安徐重固之中 , 韬愤切讐疾之意于柔伏卑屈之际 , 卒以报吴而称霸于中国。知敌之未易图而为谋益深 , 知功之未易就而为力益倍 , 强勉砥砺不肯苟安 , 则句践之功犹有望于后日 ”。
潘承玉
基金项目 :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越文化特质论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 潘承玉 (1966 - ) , 男 , 安徽桐城人 ,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要 : 越文化意涵多重 , 其最早享名于世的形态 , 乃是先秦时期的越国文化。越国文化的建树甚多 ,就政治层面而言 , 通过灭吴崛起 , 它创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范本 , 成为缔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元典范型之一。南宋在民族危亡的胁迫之下能延续一百五十年之久 , 远超过东晋、南朝的任何一个朝代 , 其建都越国故地 , 受到这一优秀政治文化范型的更多浸染 , 不能不是个中原因之一。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精神重塑进程中 , 这一政治文化范本仍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到底何在 ? 近年学术界的探讨十分热烈 , 多数学者体认的要义之一 , 乃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① 。而这种发愤图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内核中 ,也蕴含着来自越文化的那种坚韧不拔的 “卧薪尝胆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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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 越国是以 “僻陋之邦 , 蛮夷之民 ” , “断发文身 ” , 衣冠礼仪无所施 , 而见讥于北方知识界的。但越国的灭吴崛起 , 进而称霸中原 , 堪称彻底颠覆了这一旧的政治话语。例如 , 墨子就曾把勾践推许为 “中国之贤君 ”、举世公认善于领导国家转危为安的三大明君之一 :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 桓公去国而霸诸侯 , 越王句践逊吴王之仇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 , 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1] 《亲民 》孟子更将勾践与儒家的 “先圣 ”周太王相提并论 :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 , 勾践事吴。”[2] 《梁惠王下 》汉代淮南王刘安君臣甚且把勾践与儒家最为津津乐道的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 , 一体捧上 “圣人 ”的平台 , 等量齐观 : “汤教祝网者 , 而四十国朝 ; 文王葬死人之骸 , 而九夷归之 ;武王荫暍人于樾下 , 左拥而右扇之 , 而天下怀其德 ; 越王勾践一决狱不辜 , 援龙渊而切其股 , 血流至足 , 以自罚也 , 而战武士必其死。故圣人行之于小 , 则可以覆大矣 ; 审之于近 , 则可以怀远矣。”[3] 《人间训 》越国崛起树立的政治文化范本 , 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内容 , 成为后代政治文化创造不断取资的思想资源之一。举其大端 , 最为后代歆慕者有四 :
一 , 越国的崛起 , 关键在于顺应民心 , 泽惠民众 ,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戴和支持。《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极为赞赏地记载了越国的伐吴檄文曰 : “我闻吴王筑如皇之台 , 掘深池 , 罢苦百姓 , 煎靡财货 , 以尽民力 , 余来为民诛之。”西汉刘向声称 : “得民心者民往之越王不隳旧冢而吴人服 , 以其所为之顺于民心也。”[4] 《尊贤 》顺应民心 , 长养民力 , 借以崛起 , 更是越国一贯的对内政策。如三国谯周《仇国论 》所言 : “周文养民 , 以少取多 , 勾践恤众 , 以弱毙强。”[5] 《蜀书 ·谯周传 》东汉王充提出 , 勾践的 “拊循其民 ”政策即使一开始就别有用心 ,也不妨于它赢得人民的拥护 , 奠定事业成功的基础 , 因为它在根本上满足了人民的需要 : “为虚恩拊循其民 ,民之欲得 , 即喜乐矣。何以效之 ? 勾践欲雪会稽之耻 , 拊循其民 , 吊死问病而民喜。”[6] 《定贤 》在生产力贫弱的古代 , 越国泽惠人民的一些具体有效的举措如奖励生殖政策 , 被后代多朝君臣所直接效仿 , 在发展生产力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 越国的崛起 , 前提在于上下一体 , 各尽其才 ,形成了特有的人才高地。史所羡称的 “六千君子 ” , 堪称越国崛起的庞大人才库 , 于中又以范蠡、文种为翘楚 , 他们和勾践形成了君得其臣、臣得其君 , 君臣一体、各司其责的紧密关系 , 创造了领袖与具体领导指挥人才及实干人才和谐关系的典范。北宋熙宁年间 , 苏轼上书神宗改变国事冗杂局面时就提到 : “臣尝读 《吴越世家 》 , 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 而行成于吴 , 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 , 不可胜计 ; 既返国 , 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 , 承败亡之后 , 救死扶伤之馀 , 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 , 然卒以灭吴 , 则为国之患 , 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扰 , 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 : ‘四封之外 , 种不如蠡 , 使蠡主之 ; 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 ,种不知也。四封之内 , 蠡不如种 , 使种主之 ; 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 , 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 , 各致其力 , 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 , 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7] 46 《策略二 》南宋孝宗即位不久 , 辛弃疾进《美芹十论 》 , 亦以勾践之专信其臣为榜样说 : “观夫会稽之栖 , 五年而吴伐齐 , 虚可乘也 , 种、蠡如不闻 ; 又四年 , 吴伐齐 , 虚可乘也 , 种、蠡反发兵助之 ; 又二年 , 吴伐齐不胜 , 而种、蠡始袭破之 , 可以取之 , 种、蠡不取 ; 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 , 而句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古之人君 , 其信任大臣也 , 不间于谗说 ; 其图回大功也 , 不恤于小节 ; 所以能责难 能 不 可 为 之 事 于 能 为 必 可 成 之 人 而 收 其 效也。”。
三 , 越国的崛起 , 基础在于发展经济 ,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越国富国强兵 , 成就伟业的历史经验 , 得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的高度重视。如 《汉书 ·货殖传 》载 : “昔粤 ( 越 ) 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 , 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 : ‘知斗则修备 , 时用则知物 , 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 , 水则资车 , 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 , 十年国富 , 厚赂战士 , 遂报强吴 , 刷会稽之耻。”北宋陈舜俞提出神宗政府解决宋辽矛盾的根本之道 , 就在于要取法历史上勾践等的富国强兵之策 :“实仓廪 , 治甲兵 , 育材养士以待乎寡 , 是以力足而心休 , 智至 而 功 立 , 太 王 之 事 獯 鬻、勾 践 之 事 吴 是也。”[9] 1 《利用四 》南宋赵汝愚向孝宗提出的效仿人物中也有勾践 : “为今之策 , 要当如管仲之治齐 , 勾践之治越 ,诸葛亮之治蜀 使兵强国富 , 截然成不拔之势 , 然后进可以复祖宗之境土 , 退犹不失太上中兴之业也。”
四 , 越国的崛起 , 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 , 具有适应时代需要、恢复 “世界 ”正常秩序的正义性。《扬子云集 》卷六有云 : “周室不匡 , 勾践入覇。”这句话实际上点明 , 在当时的 “世界 ”权力格局中 , 越国的崛起填补了领导权威的匡辅空缺 , 对结束战乱纷纭的 “国际 ”局势 , 恢复 “世界”正常秩序与和平生活 , 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初屈大均分析秦末梅鋗率百越之师参加反秦大起义的动机 , “以为秦者 , 周之寇仇 , 非仅越人与六国人之寇仇也 ” , “且先君勾践 , 能灭吴尊周室 ,其遗风余烈 , 子姓当继绍而起 ” ; 而 “自唐、虞、夏而后 , 得天下之正者 , 莫如汉、明 , 而越人率为功首 , 能以大义鼓唱诸侯 ” ,[10] 7 《梅鋗 》也和越国先祖的这种精神传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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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每到民族危机加重之时 , 越国崛起这一政治文化范本的价值意义 , 较之承平时期 , 总是得到更多的彰显。以始终受到民族危亡问题困扰的两宋特别是南宋为例 , 赵宋君臣特别是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民族志士 , 就曾反复不断地重溯这段历史 , 从这一政治文化范本中获取一系列政治智慧。除上述四点之外 , 至少还包括 :
一 , 在国家政治何去何从的方向选择和如何达致其目标的重大战略安排方面 , 要有早定大计 , 矢志复国 ,全力以赴的坚定决心。如绍兴年间吴伸上书高宗时 , 就以这一政治范本为镜鉴 , 对照现实提出 : “窃观越王勾践之脱于吴也 虽一饮一食 , 未尝不以灭吴为念 , 故当时其耻虽大 , 其国虽削 , 数年之间复其疆而雪其耻。今陛下去汴而之吴越 , 迹实似之 , 谋则异也。伏望陛下痛察臣言 , 上以祖宗创业艰难为念 , 下以生灵涂炭为忧 , 焚舟決战 , 如勾践欲殺妻子 , 焚宝器之时 ,誓与三軍触战 , 共存共亡 , 则危国可以复安 , 亡地可以复得。”[8] 87 宁宗时期王迈亦提出要以当年勾践君臣之意明示天下 : “朝廷之意向不明 , 不足以新天下之精神 ;士大夫之议论不一 , 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此臣之所甚忧也。朝廷之意向 , 天下之所趋也 ; 今朝廷之意不达于士夫 , 士夫之意不白于天下。使其意专在于振作欤 ? 则当以勾践、种、蠡奋发复讎之意明示天下 , 使之为兴复之计。”[11] 1 《丁丑廷对策 》 理宗年间真徳秀亦上奏:“昔之进取者 , 必先立规模 , 以为一定不移之计。故十年生聚 , 十年教训者 , 越勾践之规模也。惟其规模既定 , 确守不易 , 凡二十三年之间 , 非图敌之事则不为 , 故越师一出 , 而吴不能支。” 13 《召除户书内引札子二 》
二 , 在举国上下欲成就大业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方面 , 要有以苦为乐 , 摈弃奢华 , 忧勤砥砺的艰苦作风。如建炎年间赵元镇就把 “勾践所以灭吴 ”的一条历史经验推荐给高宗说 : “天其或者眷佑我宋 , 激励陛下益坚忧勤之念 , 以就中兴之业乎 ? 昔 越王句践 , 败困会稽 , 既以返国 , 置胆于坐 , 饮食必尝曰 : 汝忘会稽之耻耶 ? 后亦以灭吴。区区小国之君 , 苟用心如此 , 卒能有成 , 今陛下 其亦饮食尝胆如负会稽之耻 , 仰承天之8 7 1 社会科学战线 · 2007 年第 1 期 ·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以责成之意 , 则兴衰拨乱 , 此其始欤 ? 唯夫食不加肉 , 衣不重采 , 折节下贤 , 与百姓同劳苦 , 是乃句践之所以灭吴也。”[8] 86 理宗时期袁甫上奏亦提出, 只有效法勾践艰苦奋斗 , 才能策励世人 : “直欲陛下如兴王之始奋 , 徒手而运掉一世 , 则必思坐臥仰薪 , 饮食尝胆真如越王句践可也 , 夫如是 , 天下将曰万乘帝王而所食如是 , 所服如是 , 是真欲兴邦矣 , 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13] 4 《戊戌风变拟应诏封事 》同时方大琮也向理宗提出必须改弦更张 : “陛下忧勤之念未孚四方 , 而佚乐之声颇传道路 , 而或者犹曰事有不可为 , 未免兴退饮醇酒之叹。消疑释谤 , 抑岂无说 ? 布衣帛冠 , 岂足兴卫 , 而文公之志自此立 ; 薪寢胆食 , 岂足强越 , 而勾践之志自此坚。”[14] 1 《谏院奏议 ·八月分第一札 》·
·三 , 基于创立不朽功业的艰巨性、长期性 , 要善于将原则目的性和策略权变性的统一起来 , 具有舍小谋大 , 刚而能屈 , 屈而不失其宗的坚韧精神。如乾道年间杨万里向孝宗提出如勾践隐忍事敌 , 在于争取时间壮大自己的意义所在 : “越王会稽之役请成于吴 , 吴以为真请也 , 不知夫越之将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于王 , 大夫女女于大夫 , 士女女于士 , 勾践不耻也 ; 轮其宝器 , 玩以女乐 , 勾践不爱也。惟不耻 , 故有以复其所大耻 ; 惟不爱 , 故有以保其所甚爱。会稽之栖 , 耻之大也 ; 社稷之存 , 爱之甚也。夫惟其小者无所耻 , 无所爱 , 故国中之民疾者吾得以问 , 死者吾得以葬 , 富者吾得以安 , 贫者吾得以与 ; 赏罚物备 , 吾得以审 ; 车马兵甲 , 吾得以具。夫是数者得以尽 , 而吴固在其股掌矣。”。[15] 88 《治原上 》理宗时期真德秀亦强调要善谋当年勾践之功 : “昔越王句践违范蠡之谏 , 骤举伐吴 , 以取夫椒之败而有会稽之栖 , 然能惩前之失 , 所以自谋者益深 , 而谋敌者益密 , 动心忍性二十余年 , 未尝逞忿而轻发 , 亦不慑祸而自沮 , 养刚强剽锐之力于安徐重固之中 , 韬愤切讐疾之意于柔伏卑屈之际 , 卒以报吴而称霸于中国。知敌之未易图而为谋益深 , 知功之未易就而为力益倍 , 强勉砥砺不肯苟安 , 则句践之功犹有望于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