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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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莱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 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 ”、“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楼主 xiaolimang  发布于 2011-07-21 12:06:00 +0800 CST  

楼主:xiaolimang

字数:6489

发表时间:2011-07-21 20:06: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7-30 23:57:12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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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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