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时女真人基本上与汉族融合

内容提要:女真人是继辽后又一个在我国北方崛起的游收民族,随着其势力的逐渐增长, 他们统治了整个北方地区,,形成了与汉民族相互杂居、相互融合的局面。双方在交流过程中女真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方式、习俗等多方面受封建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最终与汉族融合在一起.。
关键词:迁徙 民族特征 融合
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女真人分布于“白山、黑水”之间,保持着与中原汉族迥然不同的民族特色。史载“昔者金人,草民野处”1,“其市无钱,以物博易,无工匠……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精骑射,每见巧兽之踪,能蹑而摧之2。这些文字真实的反映出早期女真既淳朴又悍鸷雄劲的民族风貌。
公元二十世纪初,女真民族迅速发展起来,并在我国北方建立起金王朝。随着金朝建立,女真人不断南下中原地区,并逐渐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局面。入居汉地的女真人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终于融入了汉族这一共同体中,探讨女真族吸收汉族文化过程,对研究我国宋金时期的民族关系无疑有所裨益,本文就此试作一简单评述敬请指正。
女真族在发展过程中,女真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为女真族汉化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较高文明所征服。”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民族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马、恩的论述,揭示了民族发展过程中落后民族被先进文化所同化的规律。
女真人受汉文化影响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使各族人民在一起共同生活。而金代强制进行的民族大迁徙提供了这个条件。女真统治者以武力入主中原后,在我国北方出现民族间大调动与大迁徙的高潮。
首先是汉人被迫北迁,谓之“实内地”。因为女真人在战争中损耗很大,其“金源内地”人口颇觉不足,为了补充劳动力,加速后方经济发展及满足统治者的生活享乐欲望,于是将中原汉族人口成批或分散的北迁。如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及(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民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3。”同年四月,又将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4。”天会五年,金兵从汴京北迁时,“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5。从以上徵引的史料记载来看,北迁汉人的数量是颇为可观的。这些汉人到东北地区后,他们“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6”当时,在以上京路按出虎水为中心的“金源内地”居民中,除女真人外,最多的就是从中原及辽东来此“实内地”的汉人了7。这些进入女真地区的汉人一方面以先进文化技术影响当地民族,另一方面又受到所属环境的强烈濡染久之也就入境随俗而融进当地民族成分之中。这种北方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吸收汉族成分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多次发生的。如北宋末年宋昭上《论北界利害书》中云:“……或则又谓山后之民,皆有思汉之心,或欲归顺。此尤妄诞之易见者。不唯北虏指辽朝为备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于今,数百年间子孙无虑,以易数世,今尽为种,岂复九州之民哉?8”这里虽然说的是辽代情形,金代当于此同。
继汉人北迁出现后,是女真人户的南下。女真统治者“虑中国(指中原汉民)怀二、三之意”,从控制中原汉民的军事目的出发,遂将大量女真猛安、谋克户“自本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9。
女真族人向中原大规模的迁徙,首次出现于金太宗天会十一年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棋罗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结屯而起”10。金熙宗皇统元年,南北和议达成后,“……始创屯田军,及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11。完颜亮即位后将都城迁至燕京,“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12,又把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到中都、山东、河间等地13。宣宗南渡后,又将河北女真人户大量迁入河南14。经过上述络绎不绝的南迁之后,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女真人户分布在中原的广大区域内,黄河流域遂成为一个女真等北方民族与汉族错杂而居的局面。这些迁居中原的女真人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明显的汉化,这种汉化,完全是自发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统治者的任何阻止民族隔离措施,都是难以阻挡的。这也证实了马、恩所揭示的民族融合本质及规律。
一、 金统治时期女真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
“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女真族在建国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没有货币,以物换物。迁居中原后,内迁的女真族人在进入封建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后,受到环境影响,猛安、谋克户渐渐改变起原有生产方式,开始走上农业封建化轨道。因此,他们纷纷放弃奴隶制生产方式,而采用先进的租佃制。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不令家人(即奴隶)农作,尽令汉人佃莳,采租而已15。”中原地区女真人的封建化在世宗时达到了高潮,如中都地区的女真人,都“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亩者”16。随着封建化的发展,女真人固有的牛头地也随之瓦解。以世宗为首的金王朝为维护女真族的特权,极力阻止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1182年世宗命令山东等地分居的女真人聚在一起,仍采用牛头地耕作法,“相聚种”。可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阻挡不住的,世宗不得不允许“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不久又重申:“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17” 被迫承认了封建化的现实。章宗时,“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18。说明在金中叶以后,女真人户从事农耕田作并与汉人建立封建租佃关系的现象已很普遍。还可举一个实例:出身女真“将门”的瓜尔佳秉直,迁居河南后投戈息马,“买田安阳籍田村,课童仆力穑” 19。俨然过起坐食田租的地主生活。经济生活趋于一致,这正是女真、汉两个民族得以结合的基础与前提。 风俗习惯即生活方式。它从另一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以及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爱好等等,内容十分广泛,是一眼就看得出的最鲜明的民族特征。
女真族在入主中原以前,没有纪年。以见一青为一岁。兵兴以后,受汉风影响,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纷纷效仿汉人,自择佳辰为生辰。如金熙宗选七夕,宗翰为正旦。在姓氏方面女真人也是相继改易汉姓。据考证女真人改汉姓氏的共五十九姓,如完颜为王、乌古论为李、徒单为杜。在改汉姓的同时,纷纷取汉名,如金 阿骨打又名旻,熙宗合剌又名亶,粘罕又名宗翰。到金朝中期有些女真人甚至只有汉名,如世宗诸子。世宗在1176年“昭谕宰执曰: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20”到金朝后期,一些女真大夫还效仿汉风取字和号。如豫王永成自号“乐善居士”。类似记载不可胜举,可见当时女真改易汉姓必很普遍。故金世宗于大定十三年、二十七年两度下令,禁止女真人改易或改称汉姓,“犯者抵罪”21。《金史、舆服志》载:“初,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南人装束,违者杖八十,编为永制”。明昌二年,又“制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姓”。泰和七年,“敕女直人不得改为汉姓”。禁令便是事实的反映,禁令屡颁,适足反证出女真人改称汉姓已成为不可遏止的社会现象。
女真服饰的特点是布衣好白,衣短而左衽”。迁居中原以后,羡慕汉人服装,纷纷脱下女真服装,换上汉服。“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22” 有趣的是女真人在姓氏、服饰方面的汉风,却正是统治集团带头兴起的。如阿骨打带头改姓汉姓汉名,熙宗带头“儒服”,“宛然一汉户少年子”23。世宗一再提倡女真风俗,制止汉风,可他自己也不免受汉风影响。如受尊号时,用的便是“宋真宗故事,常朝服乘马”24。女真统治者的这种行动,无异于一种无形的号召,比一次禁令不知大多少倍。因此,女真人汉化的潮流越来越高涨,由纪年、姓氏、服饰扩展到起居、饮食、礼仪、节庆、婚丧等风俗习惯的各个方面。
女真人为了适应北方天寒风大的特点,“其居多依山谷,连木为栅,或覆以板或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既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饮食起居其上”25。建国以后,统治集团为了显示阔气和威严,首先开始改变饮食起居习惯。金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建乾元殿。海陵王南迁后更在中都和开封大修宫殿,其奢侈华丽的程度超过中原王朝。迁居中原的几百万女真人,由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居住方式也就完全相随汉人了。服饰的汉风也一样,有适应环境的因素。
女真的饮食,“以糜为酒,以豆为浆,以半生米为饭,溃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食器无瓠陶,无碗筋,皆以木为盘。……以长柄小木勺子数柄,四环共食”26。建国以后,上层统治集团首先改变这种风俗。宋使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在咸州的一次宴会,“赴州宅,乐作,酒九行,食品杂进名曰茶饮”。由于环境气候食品的变化,以及汉风的影响,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在饮食方面迅速汉化。到金世宗时,东北女真故地会宁地区的饮食习惯也汉化了。1173年,世宗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女真人寝忘旧风,……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27。
女真人的礼仪,“拱手退身喏,跪右膝,拱手摇肘为拜”。这种礼节慢慢为汉族礼节取代。丧礼原有“送血泪”和“烧饭”的风俗。“以刀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烧饭”即“祀祭饮食之物尽焚之”。由于受汉风影响,这个风俗也逐渐被淘汰。
女真在文化方面汉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是本民族语言逐渐为汉语所代替。大定十六年,“上(世宗)顾谓皇太子曰:‘……至于汝辈,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28大定十四年规定,“应卫士有不娴于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29。大定二十五年,完颜憬进封原王,“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日: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30。可见至金世宗时,女真人大多已只晓汉语,不忘女真语似原王者已属凤毛麟角,无怪世宗认为难得可贵而嘉奖不已了。“两种语言融合的时候,通常都是其中的某一种成为胜利者,另一种语言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衰亡”31。女真语言正是遵循着这个规律而“逐渐衰亡”的。语言是构成民族的要素,语言的逐渐消亡,往往意味着民族特性的渐渐消亡。
总之,经过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氏原有民族习性逐渐改变,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地域逐渐冲淡,共同性逐渐加强,两个民族逐渐趋于一致,中原居民实际已融为一体。只是由于金朝政权下的女真人还具有一定特别地位,二者间界限痕迹尚未完全泯灭。等到金灭元兴,女真人先前的特别地位再也无法维持,就全然并入汉族之中了。
二、 在元朝时女真人基本上与汉族融合
当元朝统治者来到中原时,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契丹人在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民族特征,与汉人已没有多大差别,几百万女真人也把中原认作自己的故乡。而元朝政府的民族分化政策,进一步促成女真与汉族的完全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真人大部分改从汉姓,元人刘因《古里氏名字序》中云:“吴景初请予制其子,自叙其原为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今皆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予闻之,大以为不可。”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元代久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人已是浑然无别,非“自叙其为女真人”,世人已决不知其“非我族类”了。同时也说明女真人改易汉姓早已相习成风,形成一种社会“流俗”。元季时,女真姓氏已是大部汉化,难怪明末顾炎武说:“而今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32!
第二,文化差异消失。入元后,女真知识分子与汉族儒士已是两相无别,实际上已融入了汉人文化集团。如元代大儒王晖过从甚密的文友中,就有石展德玉、乌古论贞、完颜召阳与徒丹公履等女真人。可见其时女真人的文化水平足与汉族相頡颃了。汉族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也早已深入女真人之心。如女真妇女就普遍信奉“从一而终”的信条,“夫亡则嫠居寡处,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志”33,当初女真社会中“妻母报嫂”的传统婚俗,此时早已成为历史了。
第三,民族文化心理更为接近。经过汉地环境长期风濡气染,女真“故家遗俗,存复无几”34,在心理素质上发生很大变化。宋濂曾记一事:“右辖温迪罕公居于汴梁,资禀素美。尝从恕斋班先生学为词章,久游淮海。元季……遂留西域。今见使者至,不胜乡土之思。……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锦绣城中,聚族共乐有何为耶?今语言不通,食饮异好,侧耳而听,但闻侏离羌音、啁哳胡歌而已”35。上述材料无可辩驳的证明,经过长期的融合过程,南迁的女真人无论在文化风习上,还是在心理状态上,都与汉人毫无二致了.
女真族的汉化,是向文明的发展。但是汉族地主阶级腐败的风气也同时影响着女真族,特别是统治阶级,从而使女真族勇悍善射的特点逐渐丧失。1168年,世宗选侍卫亲军,已多不能弓。1194年,章宗问夹谷清臣:“胡里改风俗如何?”对曰:“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能及矣。36”这一点连当时南宋的有识之士陈亮也看到了。他在《中兴论》中说:“今虏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风。”这说明汉族文化对女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面的,而并非是单方面的。
女真人经过与汉族长期的交往,到元朝时汉、女真、契丹等民族一律被称之为汉人,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刘美云)
楼主 lianxx  发布于 2013-10-11 00:37:00 +0800 CST  

楼主:lianxx

字数:5451

发表时间:2013-10-11 08:37: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7-19 18:25:17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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