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与刘少奇分别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毛泽东(三)

林彪与刘少奇分别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毛泽东(三)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推行的政治路线是“平分土地”。由于这条路线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规律,也必然能得到规律的承认,出现好的效果。正因如此,共产党如旭日东升,既成就了自身的伟大事业,也造就了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和他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自1945年中共“七大”打出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乘胜前进”旗帜后,到1958年前党内没出现过公开的反对派。虽然1953年出了高岗事件,但这是高岗错误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他不知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真正用意是毛泽东要削弱一下刘少奇、周恩来的权力,给他们敲下警钟,让他们以后注意遵守君臣之道。关于这点,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在取得政权后怕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给重要的臣下提提醒,这点没错。对于刘少奇、周恩来来说,由于自身都是开国功臣,在刚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正处在极度兴奋与自豪之中,人在兴奋与自豪中往往会放松警觉,说一些越权的话,干一些越权的事,从而引起毛泽东的忌讳也在情理之中。但因为两人都没故意挑战毛泽东权威的本意,所以当领悟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真正含义后,两人都极力配合,一方面主动做检查承认错误,一方面主动把一些权力按毛泽东的意思分配给各部门。正是刘、周二人的主动配合完全达到了毛泽东的满意,使这件事达到了圆满的结果。但高岗却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用意是要打倒刘少奇、周恩来,所以他四处串联,到处煽风点火,非要打倒刘、周二人,自己取而代之不行,才惹恼了毛泽东遭到了打击。总之不管高岗落成怎么样的结果,对共产党的大局都没什么影响,既达不到反对派的程度也没有路线斗争的内容,只能算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小插曲。从总体上说,从1945——1958年这一阶段,党内团结气氛浓厚,组织生活正常,与以前和以后阶段相比完全可以说是共产党的黄金时代。但从1958年开始却宣布了这个黄金时代的结束。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大跃进的政治路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决定必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的坏局面必然反映到高层,使党内围绕着大跃进的路线产生矛盾,最后发展到路线斗争。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遭到严厉打击,就证明了这点。
提到彭德怀就必须联系到他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在这封信中他首先肯定了大跃进是正确的,并以工、农业增长比例为证据。以下便是大跃进中的实际问题,其中有思想方面的,有计划方面的,有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真实现象等等。并在很多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有些该停,有些该缓,有些该调,有些该并。在这封信中,肯定大跃进的方面只有数字没有真实的证据,就那些增长比例数据都是毛泽东亲定的指标,让下面必须完成,下面的执行者完不成任务不行,为了完成任务大炼钢铁或者把几亩地的庄稼移到一亩地计算产量,以及各种手段虚报来的,没有一项是真实的存在。而彭德怀说的那些问题,却都是人们亲眼看到,本身遇到的真实存在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彭德怀有意给大跃进戴高帽,而是因为大跃进的错误,本身就没法使社会出现好局面,客观上根本就没有能够证明大跃进正确的证据。相反出现坏局面则是这条路线的必然结果,这使得要找问题到处都是,并且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不只彭德怀,即使任何人写这封信,在内容上都会一样。再就是他提的建议:停、缓、调、并。虽然符合工作的实际,但与大跃进的宗旨相反,因为要真落实这些建议必然放慢建设进度,而大跃进要求的正是各方面要高速度。还有他所说大跃进之所以出问题,是由于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同样触犯了大跃进的主导思想,因为当时所提倡的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方面都要求人们放胆跃进。
从总体上说,毛泽东要真的采纳彭德怀这封信的内容,在实际中为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只能是调整指导思想,各方面放慢速度,实际上就是终止大跃进,而这点是毛泽东绝对不允许的。当然彭德怀只是给毛泽东个人写了一封信,这在党内属于正常的行动,无论被采纳与否都不算错误。但毛泽东从这封信中看到了彭德怀的思想,他要看看党内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如果只彭德怀一人或极少数人有这种思想也就算了,如人数多,至少证明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怀疑大跃进的政治路线了,他必须解决。于是便把这封信打印成文件,下发当时参加会议代表们进行讨论。结果因为彭德怀所提的问题和建议符合实际,这也正是多数代表的心声,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强烈地反应和支持。这正是毛泽东的担心之处,为了大跃进顺利进行,他必须把这种思潮压下去。于是从7月23号他开始反击,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并逐步升级,上纲上线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彭德怀以及在讨论过程中主要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邓华、洪学智等高级人员定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因为他打击彭德怀的目的是为了压制党内对大跃进抱抵触怀疑的思潮,在打击了彭德怀等人之后,又在全国基层打击了一万多名党员干部。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不想符合实际。如果真不管实际只凭想象,他也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只是他这时是最高领袖,而领袖的政治生命与自己推行的政治路线是绑在一起的,两者是与荣俱荣与损俱损的关系。再者由于不知道社会发展规律,他也不知道大跃进准是错误的,并且大跃进才进行了一年,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还没给国家造成灾难,这样他为维护大跃进的顺利进行,打击对这条路线怀疑的思潮,才以彭德怀为靶子进行了严厉打击,同时也制造了这批大冤案。
正是由于彭德怀遭到了严厉打击,使全党再没人敢对大跃进抱怀疑态度,整个社会继续沿着这条错误路线飞速前进,到1960年便把中国引向了深重的灾难。大量的人员因饥饿导致死亡。(究竟死了多少没准确数字,有说三千万,有说四千万,还有说更多的。)总之尤其在整个农村饿死人已成了普遍现象,活着的因没吃得营养不良普遍浮肿,走路没劲出虚汗更是人人皆是。在这种严重的事实面前,迫使中央不得不进行反思,也是这种事实必然使高层产生分歧,从而出现分裂的现象,这个问题从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以下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在7000人大会上,以刘少奇与林彪两个人的讲话为例,两个人的共同点是讲话都没看底稿。不同点是刘少奇有底稿,并且是经过政治局研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已发给了与会代表们,他基本也是附着底稿讲的,只是在一些地方加述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而林彪的讲话与原来的底稿完全不相附,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讲的。刘少奇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与成绩是三七开,并说有的地区的错误不只三分,会更多,甚至错误是主要的。明显否定了毛泽东原先1个手指头与9个手指的定论。对大跃进的路线表态含糊,说三面红旗要继续坚持,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再过5年10年就会看清。而林彪的讲话则是全面肯定大跃进的路线完全正确,并说这是我党的一个创举。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人们没听毛主席的话,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得不深,是执行中的问题。全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中不符合实际的地方。而林彪讲话中却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他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是因为他清楚,大会中所检讨的问题无论怎么掩盖,实际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所以他这是在与整个大会唱反调,是在给毛泽东保驾护航。正因如此才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才让他整理成文下发干部学习。如果拿刘少奇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比较,两者的方向完全不一致,而他们又绝不是只是代表一个人,所以说在高层内部,最低从这时起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对于刘少奇,在大跃进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是积极的支持和推动者,可以说对大跃进的恶果他责任不小。所以在这次大会上他承认错误在决策层,并准备承担责任,却被毛泽东制止。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是他知道应承担责任的是他自己,刘少奇承认了错误也等于他承认了错误,而在这件事上唯独他不能承认错误。因为作为最高领袖要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给整体造成灾难,从客观就失去了继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的资格,所以凡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不管谁人都是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宁可让整体遭受损失,也绝不会承认错误,在这点上毛泽东也不会例外。所以毛泽东才制止了刘少奇承担责任、承认错误。
但是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如果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又没法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待,于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承担了大炼钢铁的责任,并批判了浮夸风。其实这两项并不是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首先大炼钢铁主要是1958年冬季,大部分地区没因此耽误多少农时。再就是浮夸风,如果要有粮食够人们吃,即使为了炫耀政绩浮夸到什么程度也无所谓,人们绝不会放着粮食不吃,以至达到饿死和人相食的程度。所以凭这两项只能造成损失,绝对造不成灾难。而真正造成灾难的是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实际是回到了原始社会,严重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决定即使没有上边那两项也得导致这场灾难。同样的情况,后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推行了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并没大炼钢铁和浮夸风,不也落了同样的结果吗?当然,波尔布特当时叫超大跃进,也确实超了。中国当时只是消灭私有财产,没破坏家庭。波尔布特连家庭都破坏了,整体按年龄段分男女集中居住,使人们在劳累饥饿中连亲情的温馨也得不到。按波尔布特的说法这叫革命彻底。也正是因为他这种革命彻底,错误更大,造成的灾难更严重,至使在他执政三年时间里柬埔寨非正常死亡人数累计达200万以上,几乎快占到总数的1/3。所以毛泽东当时承担大炼钢铁和浮夸风的责任实际就是避重就轻,而对于社会制度的错误他是绝对不会承认的。
然而,由于造成灾难的根本点就是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无论怎么说它正确、怎么证明它好,只要这个根本点不改,灾难就得继续加深,饿死人的情况就会继续严重,正是这个社会实际,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改变这个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在7000人大会前的1961年,他就允许撤掉了大食堂进行了改制。但是他对这次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有原则的,有底线的,因为他创建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来的,而马克思的理论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平等的共产主义,因此这次改制不能脱离消灭阶级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这次改变社会制度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性质,证明大食堂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方向上依然正确,证明大跃进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从客观使他仍然具备占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条件。正因如此,这次改变社会制度过程中,以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前提下,农村中在保留了人民公社名称的基础上,推行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产品收入直接归个人所有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以后也称集体所有制),在工业范围继续推行公有制,统称社会主义制度。(农、工两范围的制度都是错误的,因为工业不是当时中国的主体,暂不分析。只分析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其实只要知道了社会发展规律,两者的错误任何人都能认识到)。
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照样违背着社会发展规律,因为这种生产队组织单位,就是井田制中的“九夫为井”的组织单位,两者不同的只是名称,这时的组织单位叫生产队,当初的组织单位叫“井”。而在性质上则完全一致。所以这种集体所有制实际就是推行的“井田制”,这等于把中国又拉回了奴隶这会,与大食堂不同的是,大食堂违背规律严重,这种制度违背得轻,但都属于错误的范围。所以这种制度最大只能解除继续饿死人的灾难,要使社会发展起来,人们的生活上档次,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这是毛泽东的底线,他绝不允许再推行与此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以免出现好局面,证明出大跃进中大食堂这种共产主义制度的根本错误,使他在客观上失去继续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正是这个原因,这条政治路线一直推行到了他死,不允许任何人去触及这条政治路线。
对于刘少奇,虽然他想承担大跃进的责任被毛泽东制止,但他知道错误的根源在决策层,因此他在精神深处对大跃进的后果有一种负疚感。再者是身为国家主席又在一线主持全面。挽救人民于危难,争取使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自7000人大会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恢复经济方面,以争取尽快把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从事实的结果看,要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完成这个使命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也不过分。因为他的主导思想是尽一切力量恢复经济,又在一线对实际情况了解多,在符合实际方面占据优势,他不顾触犯毛泽东,提出了“三自一包”的主张。三自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方面,毛泽东特别敏感。包产到户分明是要改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性质,自负盈亏是改变工业范围公有制的性质,这是要改变他所定的政治路线,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遭到了他的拒绝。自留地和自由市场虽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流影响不大,得到了批准。就是刘少奇这两项主张的落实,(自留地在各地占每个人平均土地数目的1/10至1/20,)使人们能获得半年的收入,从而摆脱了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的处境。(也正是它的作用如此之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当时的左派曾几度努力要取消自留地和自由市场,但无论怎么努力也取消不了)同时又在三自一包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贸易自由、借贷自由、土地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当然因为包产到户的主张被制止,四大自由中的雇工自由、土地租佃自由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以做买卖为主的贸易自由被当做投机倒把和资本主义,照样被制止,只剩下了借贷自由,并且贷款基本也没推行,实际只剩下了借自由。不管怎样,也能看出刘少奇在这个阶段为恢复经济,解救人民的灾难所做的努力。而这时的毛泽东在改制完成后,他除了坚守社会主义制度这条由他亲定的政治路线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外,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如何维护自身权威的方面。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7000人大会上他已看到了高层讲话中在方向问题上已经出现了不一致,这点明显是一种走向分裂的潜在因素。再者他是大跃进灾难的主要制造者。在事实面前很多高层人员开始或已经怀疑他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由此决定这些人在精神深处,正在或已经与他产生距离,这点更是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潜在因素,也是他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要努力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而要扭转局面最大的条件就是要得到社会地支持。但在大跃进后从客观上说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而没有这个条件又绝对不行。并且在获得这个条件过程中还不能脱离他刚刚制定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工业范围的公有制这条政治路线,以免在推行另外社会制度中让人们看清大跃进错误的真实所在,造成对他更不利的局面。由此决定他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去获得这个条件,把已经失去的民心重新夺回来。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思考的结果,决定牺牲掉整个基层政权的组织成员,重点是农村支部这批成员。农村支部既是整个政权的支柱,也是中央落实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在大跃进导致灾难后,他就对这批直接执行者有一股怨气,怨他们没把事情办好,单凭这点,就该受到打击。其实这点也不能怪他这样想,就是任何一个官员,当把事办坏后,都不是先考虑自己的错而是怪下级没把事办好,处罚下级,所以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产生这种思想也属正常。再就是在这次灾难中,这级政权即使与整个农民不能形成水火也必会产生严重的矛盾,所以他要打倒这批人,给农民出口气,让他们产生再一次获得解放的感觉,使自己重新获得社会支持。
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一些人难以理解,或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其实只要认真想一想,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想出这种办法是很正常的。比如后来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超大跃进导致全社会陷入灾难后,他照样因怨恨直接执行者无能而处理了一批。因为当时的超大跃进还没结束,他不需要为获得民心去发动农民把这些人打倒,而是为了自己出气直接杀掉了那些直接执行者。如果他当时需要获得民心支持也会想出与毛泽东同样的办法。所以也许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同样的条件下都会想出这个办法。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理解到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产生这种思想一点都不奇怪。然而对于毛泽东,他也清楚这些直接执行者当初是在执行他的命令,这样做实际是把造成灾难的责任推给这些执行者,是在拿这些人当替罪羊。由此决定,这件事摆不到桌面上,这种真实的思想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但又必须落实,所以他必须以一种隐蔽方法把人们向这个方向引导,然后以另一种面目去落实。因此在7000人大会后不久他就重提阶级斗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共产党是从农村闹革命起家,战争年代主要是打倒地主、富农,提阶级斗争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地主、富农,从而让人们进一步想到现在的农村干部照样像以前的地、富一样压迫他们。所以这时重新提阶级斗争的真实用意就是让人们领会他已把农村支部这批人与地、富同等化,已被列为了打击对象。
对于这时的刘少奇,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恢复国民经济,以求尽快使人民从灾难中解脱出来。这是当时中国的大事,也是他的真正使命,所以对以外的问题他不关心。再者他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提阶级斗争的用意。在他看来解放已十多年,反动武装已基本被消灭,至于剩下的反动武装,即使不用军队,地方武装也能对付,根本用不着全国以搞阶级斗争这种高度形式去全力对付。因此对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做法没予以紧密地配合。(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提到的1962年的右倾,意指只抓经济,不抓阶级斗争)。刘少奇的态度自然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刘少奇又一直不改,以至双方的矛盾不断加深,到7月份在游泳池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到此有必要对这次冲突进行一下分析。
下接:林彪与刘少奇分别在什么问题上触怒了毛泽东(四)

楼主 xujianguo2000  发布于 2016-08-26 18:04:00 +0800 CST  

楼主:xujianguo2000

字数:7003

发表时间:2016-08-27 02:04: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7-05 19:04:02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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