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县羊牯乡百丈礤，地处长汀、上杭、武平三县交界。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长汀革命先驱、原红四军第11师政委张赤男烈士，中共武北特委书记张涤清烈士，开国上将刘亚楼等人都曾在百丈礤留下革命足迹。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号召下，百丈礤人民前赴后继投身革命洪流，积极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的伟大斗争实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百丈礤人民用忠诚的信仰和生命的代价，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历史壮歌。

直面强敌的桥头堡

据上杭南阳籍（原属长汀）开国少将黄华炜将军回忆，1930年春，武平县被以钟绍葵为主的反动地主民团所把持，长期与共产党和红军、苏区群众为敌。为了扩大苏区，中共武北特委书记张涤清奉命在武平北部群众基础较好的小澜、桃溪一带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以孤立武平县城之敌，和上杭官庄、回龙，长汀濯田、宣成苏区打通连成一片。由于地缘关系，百丈礤在苏区时成为直接面对武平北部反动势力的桥头堡，这也意味着百丈礤革命群众随时可能付出沉重的鲜血和生命。今年98岁高龄的百丈礤村民阙聪姑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80多年前残酷的斗争岁月。
“我娘家是上杭通贤人，从小抱到百丈礤林家当童养媳。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百丈礤有两种兵，一种红、一种白。百丈礤地方不大，可是有好几座炮楼子，就是用来藏兵的。‘头帮红军’我才十岁上下，胆子小，大人叮嘱一有风吹草动就躲在家里，哪也不能去。但我晓得百丈礤人参加革命不怕死，牺牲的男丁真不少。10岁那年，有一批叔叔、哥哥参加红军去打濯田，最后只回来一个‘层刀’大伯的儿子，怕被敌人追杀躲到外乡当了别人的儿子。从那以后，百丈礤就经常打仗，一阵红一阵白，村里的男丁越来越少。我11岁时回到通贤娘家躲兵灾，15岁再回到百丈礤，看到很多熟悉的叔伯大哥都没有回来。”
“参加红军的男人牺牲了，家里的女人有的被反动派卖掉，有的无法过活偷偷跑了，那时候天天听到有老人撕心裂肺地哭。前几十年，很多老婆婆坐在一起，讲起牺牲的老公和儿子，一个个都还流眼泪。我哭着劝她们不要哭，大家都有人牺牲了，我娘家的三个舅舅参加红军也全部牺牲了。”
“百丈礤有没有乡苏政府我那时还小不清楚，我只记得红军在百丈礤驻扎过，有一次去攻打武平中堡的民团，没几天民团来到百丈礤报复把红军的炮楼烧掉了，还烧掉了七、八十间红军家属的房子。过后红军又派劳力把炮楼造回去了……”痛苦的回忆让老人声音哽咽双眼湿润，听者无不心中酸楚。
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刘亚楼革命之初曾在张涤清的领导下工作，是武北革命的得力干将。阙聪姑61岁的儿子林德兴介绍，其父林书春等人生前曾亲眼看到少年刘亚楼跟随张涤清率领武北四支队来到百丈礤驻扎，在民房里帮助红军游击队做饭，当时大家都以为刘亚楼是小伙夫呢。在中共武北特委的领导下，百丈礤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坚强的游击队武装。山高林密、易守难攻的百丈礤作为武北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自此以革命的堡垒对阵反革命的堡垒，针锋相对，残酷激烈。因而招致武北反动民团一次次疯狂报复，阙聪姑老人的血泪控诉正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铁骨铮铮的百丈人
《武平人民革命史》记载，1929年12月5日，张涤清、李长明等人领导的小澜农民暴动成功后，暴动武装和原武北农民自卫军合编为闽西红军游击队武北第四支队，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成长为一支劲旅，威震杭汀武边界。百丈礤的众多热血男儿也成为主力红军、四支队和地方赤卫队的指战员。
1930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盘踞在汀杭武边界的国民党卢新铭部和武平钟绍葵的“汀属武装救乡团”大举进攻苏区，首当其冲的武北各区、乡苏区政权和赤卫队被迫转移到上杭境内的回龙、官庄和长汀南部的宣成一带。1931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指令成立杭武县，包括百丈礤在内的武北区划为杭武县第八区。
浏览羊牯乡烈士花名册，赫然在目一串来自百丈礤的子弟兵，他们都是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骨干，文武兼备。其中军事骨干有：林佩春（1907年生），汀杭游击队大队长，1934年在百丈礤被民团杀害；林玉明（1903年生），汀杭游击队副大队长，1933年在上杭朱子坑牺牲；林新堂（1906年生），武北四支队中队长，1933年在上杭县牺牲。林本春（1904年生），百坪乡赤卫队大队长，1931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上杭；林万立（1908年生），武北四支队中队长，1931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钟发昌（1907年生），红34师机枪连连长，1933年到长汀中复村后无音讯；林喜春（1900年生）、林德洪（1910年生）2人为武北四支队战士，1931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
政工骨干有：林寿堂（1907年生），中共武北区区委党支部书记，1931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钟荣梁（1908年生），宣成区游击队宣传员，1931年在宣成余周牺牲；林怀美（1881年出生）、林水春（1908年出生），二人皆为武北四支队宣传员，1931年因误为社会民主党被害于长汀赖坊……这些烈士大部分是1929年左右参加革命，其中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仅17岁。
今年95岁的百丈礤杨梅坑村民钟玉珍原为乡苏儿童团员，其父钟荣雪时任武北湘湖区杨梅坑乡苏文书。当年钟玉珍和钟发科等20几个儿童团员经常在百丈礤公王墩的大坪里操练、唱红军歌，在村里重要的出入口站岗、查路条。上级苏维埃政府在百丈礤开办了列宁小学，下发了专门的课本教材，由一位30来岁的先生负责教书。据钟玉珍回忆，百丈礤早期就在张赤男的领导下，发展秘密农会会员。公开斗争后，张赤男曾带领攻打武平桃溪的部队数百人在百丈礤驻扎过，乡苏的赤卫队也跟着红军开拔配合作战。
据83岁的村民林德路介绍，当时百丈村成立了一支以林佩春（乳名油桐子）为负责人的赤卫队。1930年农历3月间，百丈礤游击队配合张赤男率领的红四军一部攻打桃溪白区，给予反动民团沉重打击。同年农历4月12日，桃溪反动民团对百丈礤进行毁灭性报复，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全村70多户树扇屋、吊脚楼仅有2户幸免于难。对被指认的革命积极分子不管男女老少，一律枪杀，被害人员11人（含普通农民3人），酿成百丈礤历史上耸人听闻的“4·12”白色恐怖事件。所幸大部分革命骨干事先得到消息撤离到牙狮岽一带，保留了革命火种。
百丈礤的浩劫远不止一次，钟玉珍清楚地记得，庚午年（1930年），老人6、7岁时，亲眼看见上杭官庄钟家子的反动民团100多人洗劫百丈礤，所有红军家属遭到涂炭。百丈礤一次次遭到反动派的无情蹂躏，所有红军家庭妻离子散，其中承受的苦难超乎人的想象。尽管如此，铁骨铮铮的百丈礤人擦干眼泪掩埋亲人，重建家园，对敌斗争的意志却更加坚定。



视死如归的红军儿女

“百丈礤红旗不倒，是因为有太多不怕死不怕杀的带头人。”钟玉珍语气陡然高亢：“杨梅坑乡苏政府驻扎在钟荣泮家隔壁，是一座两层高的楼房。那时候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向群众宣传扩大红军，通知大家支援红军打仗。村里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红军打仗就跟着队伍走。村里家家户户的妇女都在家里打布草鞋，做好几十双就送到乡苏政府，乡苏组织运输队统一上交到湘湖区苏。”
“没有想到的是红军内部出问题，杀‘社党’损失了太多的革命力量。钟荣任，乳名道子，曾经当过乡苏主席，后来参加武北四支队担任连指导员。我见过道子叔，他的文化水平有高中程度，写的红军标语很漂亮。个子也很高大，高颧骨，脾气性格很急，说话做事雷厉风行。因为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1931年间在水口至长兰村的一条山埂上被害。他家两代有四个人参加革命，或牺牲，或被卖，或逃难，或因悲伤过度而死，这个家庭为革命牺牲太多，虽然没有一个人得到革命烈士的名份，我们这一辈的百丈礤老人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杨梅坑的钟荣开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宣传扩红时，被官庄国民党民团抓住杀害，年纪才30出头。乡农会主席钟荣坤被反动民团杀害。钟雪姑是乡苏的妇女干部，被杀害时才20几岁。钟荣梁在吴坊打仗时牺牲了。乡苏干部余香莲在大洋前被敌人杀害。钟荣集1934年在武北湘湖区守土楼时牺牲。钟荣彩1931年间误杀‘社党’时在赖坊牺牲。1933年至1934年间，百丈礤家里呆不住了，大家只好到外地投靠亲戚朋友。当过乡苏文书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搬到赤男区（1932年张赤男牺牲后宣成区改称赤男区）。父亲在宣成寨背村的纸寮里帮人做纸，一边维持赚钱家庭生计，一边参加当地游击队的工作。我在宣成张屋铺看到很多大人用土办法熬制硝盐，没日没夜地干，熬好了就上交给县苏、省苏，为了红军打胜仗、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群众的热情实在高涨。”
林德露从小听长辈讲家乡的红色故事，他记忆最深的是英勇就义的林佩春烈士。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原杭武游击队队长林佩春率领一支小分队，在福建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的领导下，在汀杭武交界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同年年底的一天，林佩春等人在百丈礤一座纸寮里秘密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入夜，叛徒向白军告密，敌军四面包围。林佩春发现门被反锁，纸寮四面高墙没有窗户，正想用竹皮绳攀上屋顶逃生。敌人从竹筒通风口塞进一枚手榴弹，林佩春被炸伤一条腿，重伤的林佩春被蜂拥而入的敌人抓住，拖到百丈村顶头坪埂上，林佩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灭绝人性的敌人开膛破肚、割耳挖心、肢解碎尸，残酷折磨而死。
无论是亲历者口述还是知情人的相传，百丈礤的红军烈士远远不止花名册上的人数。由于处在偏僻高山、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当事人的后代被卖或逃到外乡居住等原因，许多百丈礤的烈士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姓名也许会渐渐被遗忘，但可歌可泣的事迹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永远不会磨灭。

密竹凹决死突围

从百丈礤步行，沿着通往南面官庄的千年古道攀登而上，向导钟德银、钟永德、林德琳三人一路为我们用砍刀劈路，带着我们钻越荆棘茅草丛艰难前行。走到古树森森、竹林茂密的密竹凹，向导们停止了脚步，神情肃穆地指着古道旁一个硕大的山包对我们说：“这里就是当年红军游击队密竹凹战斗牺牲烈士的群葬墓。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百丈小学和武北新澜小学、新华小学的师生，每年都会来这里扫墓，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现在几十年没有人来了。墓堆对面原来有一座革命亭，因为竹山开林业，公路推掉了。”
对于密竹凹战斗，百丈礤的男女老少几乎无人不晓。钟玉珍说：“1935年春，我当时11岁，在百坪小学读书。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炒豆子一样的激烈枪声，还有轰轰的炮声。教书先生怕出意外，带着全体学生紧急转移到10里开外的上杭朱子岗躲避。后来听大人们说，从江西、武北方向来了一支红军，准备经百丈礤到官庄、羊牯一带渡过汀江，到永定和张鼎丞的部队会合。在密竹凹休整讨论突围方向时，因为部队连续作战、昼夜奔波，极度疲惫。夜间，外围警戒的红军岗哨被敌人的尖兵摸掉了，敌人冲到很近前才发觉。红军临危不惧组织防守，伺机突围，但是因为中央军和钟绍葵的民团兵力太多，装备好火力猛。红军游击队大多数是伤病员，枪弹奇缺，基本上靠大刀梭标和自己的身体去拼杀突围，最后几乎全被打光了。密竹凹血流成河，遍地尸体，到处散落零碎的枪支部件、子弹壳，到现在很多大树上还有密集的弹洞，比我大十几岁的林玉书生前还捡到了一个瓜棱形的炸弹。”
“杨梅坑的钟发绍生前讲过，红军在密竹凹绝地反击，也消灭了不少敌人，钟绍葵的一个连长被红军打死了。打完仗，白军尸体全部由官庄福泉村的群众用楼梯抬走了。留在密竹凹的红军烈士遗体一个个衣衫破烂、须发蓬乱、肢体残缺，十分悲惨。官庄等地的民间组织动员群众成立收容队，把红军烈士的遗体集中在密竹凹茶亭附近的山窝里掩埋。很多红军烈士的衣兜里带着御寒袪湿的生姜，第二年开始，密竹凹到处长满了成片成片的生姜林，这个事百丈礤人都知道。密竹凹附近有一座叫上阳堂的庵庙，我听庙里的师父钟培春说，带队的红军指挥员有一个是上杭白砂一带的人，很年轻。战后四、五天，红军首长的老婆来密竹凹找他老公的尸体，师父对她说全部都埋乱了，找不着了。首长老婆哭天喊地不愿离开……”


据《武平人民革命史》记载，1935年3月，福建军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地方红军游击队打乱建制进行整编，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领一支部队在武北小澜、亭头、大水坑一带坚持斗争，相机寻找突围方向。“一天，小澜游击队在密竹凹休整时，遭到400多人的国民党‘清剿’部队的前堵后截，大多数牺牲，个别突围。”尽管其中还有很多史实尚未厘清，比如这支游击队是否称作小澜游击队；敌军除了钟绍葵的地方民团还有成建制的中央军……但这是现有党史资料中有关密竹凹战斗的明确记录。
幸好，笔者在十余年的采访调查中，先后有多位采访对象讲到了惨烈的密竹凹战斗。2009年10月，93岁的上杭才溪老红军、原福建军区政治部特派员林攀阶告诉笔者：“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担任游击纵队政委）李先荣被打散后，突围到濯田园当羊牯一带山区。”百丈礤、密竹凹就在这一区域，李先荣是上杭白砂人，极有可能就是上阳堂庵庙师父所说的带队红军首长之一。2009年11月，86岁的武平县桃溪镇新澜村老游击队员林太玉对笔者讲述：“1935年春，我看到有一队红军从新澜经过，听大人说红军要到长汀的密竹凹。后来钟绍葵的兵追赶上来，红军枪少弹少打不赢，牺牲了好多人。解放后我听百丈礤的林东春讲过，有的红军游击队员打散了逃到百丈礤，有10多个人藏在山上，最后还是被敌人包围俘虏了。敌人强令他们交枪，脱下红军服装才让他们各自回家。”原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预审员、老红军蓝和鸣在1955年的一份申诉材料中记载：“1935年3月农历初八（阳历为4月10日），早上我身边还有十来个人，到晚上只有四、五个人，我在火夹乙（地方名）一个高山茶亭边被钟绍葵的团匪包围俘虏。”火夹乙距离密竹凹约5华里山路，蓝和鸣所说的时间和地点都与密竹凹战斗相吻合。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确定密竹凹突围是1935年4月上旬福建军区红军游击队一部和国民党中央军和钟绍葵民团的殊死战斗。
百丈峰巅战旗红，忠魂烈骨不自哀。山风呼啸，如泣如诉。没有墓碑、没有文字，烈士坟茔上已是树竹参天，杂草丛生，令人鼻眼酸涩，悲戚无语。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立夏民间祭祀日。我们采集了一束芬芳的野黄花，和特地带来的香烛一起供奉在密竹凹红军烈士墓群前。心香一瓣慰先烈，大家深深地鞠躬俯拜，默默祈祷长眠于此的红军英烈九泉安息。而作为后来人，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