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8岁开始，李鸿章的命运就与晚清的国运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以一己之力书写了半部晚清史。

这样的一位政治家，根本不能用简单的黑白、是非、对错来评价。我们没有身处他所在的环境，感受他的艰难困苦，本身就没有评价他的资格。

处在局外，人们可以鄙夷他、唾弃他、非议他、羞辱他，但如果回归到1862年、1864年、1865年、1874年、1884年、1891年、1895年、1898年、1900年，站在李鸿章所处的位置，切身处地感知当时的大清帝国，看到他为挽救这个腐朽帝国所做出的努力，心中必然会有一种对先行者、预言者、殉道者的敬意。

本文改编自《甲午——关于中日国力、军力、政略、战术的比较研究》第二章第四节，有删改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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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洋务派历史撰述散论，张文建
76、洋务派科学观之反思，李文娟、洪晓楠，《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5期
77、洋务派救亡思想探析，侯辉，《兰台世界》，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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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洋务派的经世观念，冯天瑜，《武汉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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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论洋务派对洋教的矛盾态度，韩昱，《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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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论洋务派的自强观，杜耀云，《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84、试析洋务派的“借师助剿”，杜耀云，《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8月
85、浅谈洋务运动军事自强与甲午战争，郑伟，《学问》，2009年4月
86、梁启超对洋务派的批判，刘振岚，《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87、浅谈洋务运动的性质，彭光成，《三峡大学学报》，2009年6月
88、试析洋务派，杨光楣
89、试谈洋务派对企业的管理，江太新
90、不一样的的李鸿章——写在《李鸿章年（日）谱》再版之前，孔祥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91、从“联为外援”到“永久大患”——李鸿章对日观演变浅论，雷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
92、丁日昌治沪——兼论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杨宗亮
93、淮军的后勤制度及其保障，陆方，《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
94、淮军近代化浅论，冀满红，《军事历史》，1989年第4期
95、李鸿章“夺情”复出与“清流”的幕后筹划——张佩纶李鸿章通信研究，姜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12第3期
96、李鸿章、张之洞洋务事业比较研究，王建辉，《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97、李鸿章创办洋务述评，赵健，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6月
98、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新视野，路则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1月
99、李鸿章、张之洞洋务事业比较研究，王建辉，《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00、李鸿章是否称得上晚清权臣，岳芝林，《东方企业文化·百家论坛》，2011年5月
101、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重评李鸿章和洋务运动，毛国涛、胡晖，《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102、李鸿章与洋务运动，陈勇、王大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第5期
103、论苏州早期近代工业的先天不足——以上海工业近代化为比较，邵建，《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04、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王开玺，《河北学刊》，2009年5月
105、浅谈李鸿章的洋务成就，程仁保、黎剑飞，《黑龙江史志》，2010.1
106、也谈晚清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的原因———以李鸿章对幼童留美计划的态度转变为中心，谭树林，《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107、博弈与嬗变：晚清轮船招商局官商关系探赜（1872-1911），李世明，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5月
108、历史漩涡里的重臣———李鸿章人物个性分析，薛婷，《传承》，2010年第8期
109、李鸿章与北洋“官系”网的形成和发展，张静，《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7月
110、漠河金矿官督商办经营研究（1888-1900），于玲玲，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6月
111、评《晚清淮系集团研究》，徐凤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112、晚清“官督商办”企业员工管理初探，潘淑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6月
113、晚清海军舰船装备国产化问题研究（1866-1895），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6月
114、晚清我国工业体制的形成初探，张艳芳，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5月
115、系统思维对近代社会集团研究的几点启示———以淮系集团为典型分析，翁飞，《学术界》（双月刊），2001年3月
116、晚清湘、淮系集团势力“两个结合”的构成要素，董丛林，《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
117、洋务运动时期（1860-1894）企业融资思想研究，潘建华，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

一

有这样一个人，他翰林出身，却投笔从戎；他自命“儒生”，却耕耘“洋务”；他礼贤下士，却任人唯亲；他拼命做事，却更爱做官；他毕生练兵，却不堪国战；他位处封疆，却行中枢之事；他揽权自用，却得“纯臣”之誉；他忍辱“裱糊”，却受天下之谤；他与“清流”不睦，却将爱女嫁给年长17岁的二婚“清流”[1]。

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男，汉族，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饱读四书五经，22岁拜入晚清名臣曾国藩门下，24岁高中进士、授官翰林院庶吉士[2]，27岁升任翰林院编修[3]。


翰林院，堪称古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殿堂，其地位比之当代中国科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翰林院编修，官职不高，但却是皇帝的“身边人”，工作清闲又前途远大，属于无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差。处在这样优裕的位置，李鸿章却很不安分。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30岁的李鸿章自请回家乡安徽办团练。

也有另一种说法，即李鸿章因文笔出众，受邀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拟草奏折，就消灭太平军向咸丰皇帝提出意见建议。谁知奏折的质量水准过高，咸丰皇帝看了赞叹不已，委任吕贤基为团练大臣，亲自去战争一线抓落实。吕贤基如挨了晴天霹雳，又气又急，奏请李鸿章一并去安徽“帮办团练”，他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4]。

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这次从城市到“农村”、从翰林到团练、从文会酒场到生死战场，乃是李鸿章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共任命了43位团练大臣，大部分为京官和赋闲在乡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由于职级低微，李鸿章没有当上团练大臣，只能以“帮办团练”的身份随同吕贤基南下。此时，他无兵无权无勇，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唯有一往无前的锐气和“三千里外欲封侯”[5]的豪迈情怀。

很快，书生意气就遭遇了残酷现实。1853-1854年的安徽战场，太平军占据了绝对优势，清军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李鸿章的几位顶头上司均没落得好下场：安徽巡抚周天爵死于军中、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投水自尽、继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

一片兵败如山倒中，李鸿章咬牙撑了下来。从30岁到35岁，他在江淮战场摸爬滚打，跌跌撞撞地学着筹饷、练兵、打仗，尝尽了一线带兵人的甘苦，也逐渐褪去了书生的青涩，完成了由“翰林”到“绿林”的转变。

1859年底，李鸿章加入曾国藩的幕僚团队，近距离观摩大兵团作战的组织指导、协同控制和后勤保障，从湘军总指挥部的宏观层面学习理解战争，极大增强了自身统帅协调能力。

1861年夏，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组建14营淮军，初步开始独当一面[6]；1862年初，39岁的李鸿章率9000余名淮军驰援上海，随即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实现了由“三无”后补官员[7]到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大跃进。

雄心勃勃的李鸿章率淮军刚刚抵达上海，就饱受官绅和洋人的冷眼与嘲笑。他们到来时，恰逢部分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取道上海归国。相较于军容鼎盛的联军，淮军衣着破破烂烂、人员稀稀拉拉、兵器五花八门，很多人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如同逃难的叫花子，被中外人士戏称为“乞丐军”。

面对各种嘲讽，李鸿章忍住胸中一口气，默默埋头练兵筹饷。接下来的半年，“乞丐军”在战场上大放异彩，先后取得虹桥[8]、北新泾[9]和四江口战役的胜利，让轻视它的人大跌眼镜，李鸿章也用接二连三的胜利彻底站稳了脚跟。

1862年至1864年，淮军收复了大半个江苏，会同湘军一道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1865年至1868年，在湘军大规模裁撤的背景下，淮军担当了围剿捻军的主力。至1868年捻军彻底覆灭后，淮军已发展成为125营[10]、7万余人[11]、横跨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各省的庞大军事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大清帝国国防军的角色。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李鸿章的地位也不断攀升。

1865年，他被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任内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1866年底，任钦差大臣，具体指挥对捻军作战；1867年授湖广总督，平定捻军后于1869年正式走马上任，之后不到2个月即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受贿案，又马不停蹄地处置了贵州遵义教案、酉阳州教案[12]；1870年初，接令赴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旋即改为前往陕西驰援左宗棠镇压“陕甘回乱”；1870年7月，抵达西安仅仅7天之后，再接朝廷紧急密谕，统军赶赴京畿重地，防备法国因“天津教案”而发出的战争威胁[13]；1870年秋，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三口通商大臣。

从翰林起步，一直干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用了整整23年。这期间，他做学问、当幕僚、统军队、搞外交、办企业、查教案，横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司法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行当里均打拼出了一番天地。慢慢地，大清帝国中央领导层达成了一个共识：但凡有事，首先让久经考验的卓越“救火队员”李鸿章上。

【1】1888年，李鸿章将小女儿李鞠耦嫁予“清流”张佩纶。张佩纶时年40岁、之前有过两次婚史，李鞠耦时年22岁，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他们的孙女是才女张爱玲。

【2】享受七品待遇，相当于如今的副处级。

【3】正七品，相当于如今的县处级，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负责起草诏书和机密文件。

【4】从吕、李二人后来交恶的情形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

【5】李鸿章20岁入京应试时，曾作诗10首，取名《入都》。其中有两首相当脍炙人口。其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其二：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
白下沉酣三度梦，青衫沦落十年人；
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
角逐名场今已久，依旧一副旧儒巾。

【6】淮军组建之初，李鸿章从安徽募集4个营，分别为树（张树声）字营、铭（刘铭传）字营、鼎（潘鼎新）字营、庆（吴长庆）字营；从湘军系统调入10营，分别为开（程学启）字两营、春（张遇春）字营、济（李济元）字营、林（腾嗣林、腾嗣武）字两营、熊（陈飞熊）字营、垣（马先槐）字营和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

【7】李鸿章此前的职务为“记名道员加按察使衔”，名义上享受正厅级领导的头衔，但是无工资、无职权、无正式岗位，属于“三无”人员。

【8】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一带，距离上海市中心不到10公里。

【9】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一带，距上海市中心约10公里。

【10】淮军组织以营为单位，每营编制505人，分前后左右4哨，另有长夫180人。每哨编制108人，置哨官1人、护勇5人、伙勇1人，下设8队，各队12-14人不等。此外，营官还有亲兵6队，每队各置什长1人、亲兵10人、伙勇1人，6队合计72人。

【11】剿灭捻军后，淮军进行了大裁军。1868年裁撤铭军马队1营、鼎军马队3营、步队8营、武毅军马队7营、步队10营、盛军马队2营、仁军马队3营、树军步队3营、勋军马队3营、步队10营，共计50营，留存铭军马步28营、凤军马步4营、庆军马步11营、勋军5营、开花炮队1营、武毅军5营、鼎军7营、盛军14营，共计75营。

【12】教案，即教会与地方官府、百姓冲突酿成的案件。在几起教案中，有反洋教的百姓被杀、也有中国教徒乃至法国传教士被杀，法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并威胁出兵。清政府考虑到李鸿章精通“洋务”且身在四川，特委派他处理“教案”。

【13】1870年6月21日，天津发生百姓火烧教堂、打死法国外交官丰大业的“天津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向天津调集军舰，对清帝国发出战争威胁。

二

在晚清云谲波诡的大动荡时代，能够扶摇直上九万里者莫非人精，李鸿章更是人精中的人杰。

既然是人杰，就得能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忍，在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下创造奇迹、破解掉让别人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李鸿章创造的第一个奇迹，就是1862年在上海搞外交。

当时的上海，三面环水、一面临敌，是座名副其实的孤城。

在东面，大半个江苏陷于太平军之手，忠王李秀成和麾下数十万大军对上海虎视眈眈；在内部，数千英法军队和近5千人的常胜军是拱卫上海的核心支柱，享有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李鸿章名为江苏巡抚，手里能够掌握的力量只有组建不到半年、兵力不足1万的乌合之众【14】，实际控制地域仅上海半城。而英法军队虽已站在清政府一方与太平军为敌，却客大欺主，经常对清军军事部署指手画脚，“今日调剿、明日调防”【15】，又有“拉马、拉夫、夺军械”【16】等欺凌之事，让清兵既不敢怒也不敢言。

作为江苏巡抚，需要同时跟太平军、地方官绅势力和各国公使、外军将领打交道，既得懂军事、又得搞民政、更得抓外交，承受巨大压力和挑战。李鸿章上任前的10年间，江苏巡抚走马灯似的换了6位，除两人同时兼任两江总督外【17】，一人战败被革职论死【18】、一人劳师无功被论罪革职【19】、一人兵败自杀【20】、一人城破被杀【21】，用鲜血和生命生动诠释了这个岗位的危险系数。

空降上任的李鸿章孤立无助。他在写给恩师曾国藩的信中很是心酸地诉苦说，上海外部面临严峻军事压力，内部地方官商和洋人又各怀鬼胎，工作任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最难者”还是洋务（外交）【22】。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
后世又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军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不要指望外交官用嘴巴拿回来【23】。

可此时的李鸿章，以“一旅弱军处此内外强敌交讧之间”【24】，一支成军不到半年的小部队被洋人和太平军两强包夹，犹如狮子和狗熊中间的一头小毛驴，不靠嘴巴做工作、难道靠蹄子么？

外交本非易事，弱势一方的外交更是难上加难。

自1854年以来，常驻上海的外国公职人员早已习惯了大清官僚对外的唯唯诺诺和卑躬屈膝。李鸿章在多封书信中，愤愤提到上海官绅在洋人面前自居低等下人，阿谀奉承、予取予求，“媚洋人无所不至”，已经没有了任何底线。

英军舰队司令何伯将军【25】虽然常驻上海，但基本不跟大清帝国两江总督薛焕、漕运总督吴棠等大小官员打照面。他一旦有任何指示要求，通常不用亲自出面，也不用发外交公函，派翻译丢几句话就能轻松搞掂。正因如此，24岁的英军翻译阿查哩俨然成了上海炙手可热的新贵，打个喷嚏，整个上海官场都得抖三抖。

这套“显规则”很快被用到了李鸿章身上。

淮军初来乍到，翻译官阿查哩就找上门来，声称何伯将军要求李鸿章迅速出兵配合英军作战。堂堂大清帝国江苏省最高行政长官、从二品大员李鸿章放下架子，耐心细致地向小翻译作好解释说明工作，列举了兵员未集、训练不足等种种原因，阿查哩发现他一味推诿，并不像其他大清官员那样不惜一切代价、不打任何折扣地服从洋大人调遣，气得“拂袖而去”【26】。

为避免翻译在何伯面前添油加醋，李鸿章赶紧给何伯去信，讲清会谈的真实情况，从军事角度阐述淮军面临的客观困难。这种公事公办、不唯唯诺诺的风格，恰好对上了何伯这位英国职业军人的胃口。何伯不仅答应亲自与李鸿章会见，且双方第一次会面的气氛非常融洽，长谈两个多小时，就上海周边形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李鸿章干净利落的工作作风、爽朗大气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亲和力，让何伯将军看到了一位完全不同的大清官员，态度也从一开始的居高临下转为客客气气的平等相待。陪同会见的上海官员们从未见过何伯将军对中国人如此“礼貌情谊”，在大吃一惊的同时，对李鸿章更是另眼相看。

李鸿章的外交大门就此敞开。

这位天生的外交家很快掌握了与洋人交往的诀窍。他在信中得意地写道，从何伯开始，不出一个月功夫，英法两国将领就与他打成了一片，以至于“日与缠扰、时来亲近”，特别还注明一点“非鸿章肯先亲之也”【27】，其沾沾自喜之姿态跃然于纸上。

注释：

【14】1862年初，淮军是由部分湘军和部分安徽地方团练拼凑而成，成军不到半年，一仗都没打过，说是乌合之众一点也不夸张。

【15】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16】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

【17】薛焕（1815-1880），四川宜宾人，1860—1862年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赵德辙（1812-1874），山西运城人，1856-1858年任江苏巡抚，1857年兼两江总督。

【18】杨文定（？-1857），安徽定远人，1851-1853年任江苏巡抚，因失守南京、镇江，被革职论死，后减刑戍边，1857年死于流放地。

【19】许乃钊（1799-1878），浙江杭州人，1853-1854年任江苏巡抚，因劳师无功被革职。

【20】吉尔杭阿（？-1856），满洲镶黄旗人，1854-1856年任江苏巡抚，1856年在镇江丹徒区被太平军战败、自杀。

【21】徐有壬（1800-1860），北京宛平人，1858-1860年任江苏巡抚，1860年5月苏州城破被杀。

【22】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

【23】引自傅莹（女、蒙古族），原外交部副部长。

【24】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甫方伯》，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25】何伯（James Hope，1808-1881），英国海军元帅，1858-1862年为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亲历乌拉圭内战、克里米亚战争、对马事件。

【26】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

【27】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初二。

三

通过成功的外交活动，李鸿章不仅与外军将领建立了友谊，更为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休整训练时间，并通过各种途径采购了一批西式枪械弹药。不过，当时上海周边战云密布，军情急如星火，留给他的准备时间已非常有限，而李鸿章和淮军的政治地位乃至于生死存亡，最终还是要着落在战场上。

不久之后，李鸿章在战场上创造了第二个奇迹。

1862年5月，英法军队会同洋枪队大举进攻太平军，先后攻克青浦【28】、宁波等地。期间，太平军的抵抗十分激烈，何伯将军中枪负伤，法军统帅卜罗德阵亡。

6月，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反击，号称拥众20余万。英法军队不敢直撄其锋，裹挟清兵连夜弃守嘉定【29】，逃回上海，上海全城震怖，租界里的洋人已经做好上船离港的相关准备。

危急时刻，李鸿章率领整训两个多月的淮军主动出击。6月17日，淮军于虹桥【30】击败太平军偏师，伤毙俘千余人。战后，李秀成解围回援天京【31】。

这场战事规模不大，但对上海、对淮军、对李鸿章都是一场及时雨，其“含金量”非常之高。首先，这是清军在江苏战场“数年未有之大捷”【32】，长久萎靡的军心士气为之一振；其次，这是英法军队在畏惧太平军庞大军势、畏缩不前的情况下，淮军独立作战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让淮军“可以自立”、让洋人“可以慑威”【33】；再次，这是李鸿章在与前线通信失联、清军总体处于被动防御的不利态势下，毅然亲赴一线坐镇指挥，临机决断发动主力决战，用赫赫战功奠定了新扎统帅的地位和威严。

年内，淮军再次发起北新泾、四江口两场战役，均获得全胜。李鸿章立足已稳，开始筹谋拿回“常胜军”的指挥权。

“常胜军”原名“洋枪队”，诞生于清政府“借师助剿”的大背景下。1861年初，清政府定下联合列强武装镇压太平天国的基本国策，但中央政府拿出的仅是原则性指导意见，像合作对象、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协同保障等具体问题只能交由地方政府相机处置。

早在中央定策之前，江苏地方官员、苏松太道吴煦【34】就先斩后奏，于1860年纠集华尔【35】等外籍人士组成了小股雇佣军，号称“洋枪队”。

1861年中央风向转变后，“洋枪队”迅速进行整改扩编，以欧美人为军官，招募中国人充当士兵，购置新式枪炮，加以西式训练，成为一支对抗太平军的劲旅。1862年初，清政府赐华尔三品副将衔，将“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委任吴煦为督带、华尔的岳父杨坊【36】会同华尔管带，规模增至4500余人。1862年9月下旬，华尔在与太平军交战中身亡，“常胜军”指挥权悬空。围绕这支武装力量的控制权，英美公使与清政府就华尔继任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按理说，“常胜军”是上海地方政府花钱请的雇佣军，其指挥人选和作战任务应当由清政府全权决定。然而，“常胜军”中高层军官全部来自欧美，大清官僚又对西式军队的作战训练、部队管理、人员编成等一窍不通，根本指挥不动这些洋人，唯有靠人情关系“曲意笼络、禆为我用”。实际上，华尔时期的“常胜军”属于半独立武装组织，基本不与清军配合作战，连李鸿章一开始也调不动他们。

华尔阵亡后，华尔的副手、美国人白齐文【37】经过多方博弈，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顶替华尔上位。可是，专横跋扈的白齐文与名义上的督带吴煦、管带杨坊很快产生了杯葛，拒不服从他们的指令，吴、杨则以拖欠军饷为手段来节制白齐文。

1863年1月，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白齐文上门殴伤杨坊，劫去军饷4万余银元。李鸿章知悉后，顶住来自美、英两国公使和大清帝国总理衙门的双重压力，将白齐文革职，并把吴、杨二人一并暂行撤职，既拿下了桀骜不驯的白齐文，又打击了根深蒂固的上海官商势力。

但是，撤掉白齐文容易，收回“常胜军”兵权却很难；名义上管理“常胜军”容易，真正听令而动、指哪打哪却很难。李鸿章左思右想，觉得单凭中国军官根本无法压服这帮外籍骄兵悍将，必须要借重大英帝国的威望。结果瞌睡碰上枕头，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38】将军一直想要染指“常胜军”指挥权，早早上门来与李鸿章商议此事。双方经过艰难谈判，签署《统管常胜军协议》，划分了各自的权力边界，明确“常胜军”由江苏巡抚节制、不得干涉地方事务、中英两国各派军官会同管带、将人数裁减为3千人等16条管理办法，李巡抚终于如愿以偿，将“常胜军”纳入作战序列【39】。

注释：

【28】 海青浦区，位于上海西部，太湖下游，黄浦江上游。

【29】 海嘉定区，位于上海西北。

【30】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一带，距上海市中心约10公里。

【31】李秀成回援与淮军“虹桥大捷”之间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太平军原本已计划回援天京。

【32】李鸿章书信中提到，虹桥之战“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中外官民作壁上观者皆谓数年无此捷”。

【33】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

【34】吴煦（1809-1972），字晓帆，号春池，浙江杭州人，清代官僚。1860年为钦命盐运使署江南苏松太道，掌管上海及其周边行政事务。

【35】华尔（Huaer，Frederick Townsend，1831-1862），美国人，“洋枪队”指挥官，1862年加入大清国籍，被清政府委任为副将，当年在与太平军作战时中枪负伤身亡。

【36】杨坊（？-1865），字启堂，浙江人，清朝官吏。早年充当买办，后捐得候选同知头衔，会同吴煦组建“会防局”和“洋枪队”，嫁女给华尔为妻。

【37】白齐文（H.A.Burgevine，1836-1865），美国人，1860年同华尔组织洋枪队对抗太平军，任副领队。华尔阵亡后，任第二任队长。1863年被李鸿章革职，逃奔太平军。后被李鸿章捕获，报称其“溺水而亡”。

【38】士迪佛立（General Charles W.Staveley，1817-1897），英国军官，曾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62年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1863年1月与李鸿章签订《统管常胜军协议》，推荐姻亲戈登任常胜军管带，3月任满回国。

【39】经过这次谈判，李鸿章洞悉了国际上处理类似雇佣军问题的规则。在翌年“李泰国舰队”事件中，他大挖李泰国、阿思本的墙脚，不仅开高薪诱使英军水兵、水手跳槽，唆使他们偷盗倒卖舰船上的枪械、炮弹，最后还用低价收购原拟供应舰队的机器设备扩展自己的洋炮局，成了“李泰国舰队”事件中唯一的赢家。

三

李鸿章为何如此看重“常胜军”？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常胜军”的战斗力着实让他吃惊。

初到上海时，李鸿章还是一个对西方工业文明比较陌生的“乡巴佬”。很快，他接触了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看到“数千洋兵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战况，由衷感叹“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40】”

在呈送朝廷的奏折上，李鸿章大肆表彰“常胜军”，称它自组建以来屡次以少胜多，曾以“五百人破贼（太平军）十余万于松江之迎禧滨、天马山等处”【41】，在青浦和“松江、宁波等地战功尤著”【42】。

李鸿章见贤思齐，决意借鉴“常胜军”的装备、编制和战术，对淮军施行全面改组。在装备上，淮军开始“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在编制上，淮军逐步组建洋枪小队和开花炮队；在训练上，淮军从“常胜军”聘请大批外籍教官，用西法操练部队，连口令都改用英语教习，如“前进”就改为“发威马齐”，即英语“forwardmarch”的音译。

李鸿章想把“常胜军”紧紧捏在手里，除了垂涎“常胜军”战斗力外，还有另一个摆上台面的理由——他要通过“常胜军”搞军火代购。

相比英军和“常胜军”装备的滑膛枪、来复枪和前装线膛炮，1862年初淮军主要武器是刀、矛、抬枪、弓箭、鸟铳和土炮，双方之间存在代差。

武器落后怎么办？

一个字——买！

然而，彼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英、法等国对大清帝国的武器禁运尚未取消，连李鸿章都很难通过合法途径买到军火。

为了让淮军的武器尽快更新换代，李鸿章绞尽了脑汁。一方面，他通过在广东任职的哥哥李瀚章【43】，派人远赴香港等地购买二手军火；另一方面，用高价向上海及周边的洋人求购，对来源问题一概不问，连英军士兵偷盗倒卖的武器弹药也照买不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华尔以“常胜军”的名义出面，从国外大规模进行走私。

通过上述种种招数，李鸿章于1862年9月为淮军置办了各式洋枪千余杆，组建了洋枪小队，淮军的战斗力迅速增强。可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凸显：这些枪支多为外军淘汰下来的旧式前膛枪，种类太杂、口径各异，且枪支故障率高，弹药不能通用，维护保养和后续保障压力重；单靠外购时间长、花费大，买1颗从英舰上偷来的12磅炮弹需要30两白银，买1万发劣质铜帽都要19两白银，即便坐拥上海巨额税收的李鸿章也负担不起。为了凑钱买装备，李巡抚多次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打白条”拖欠淮军军饷。

武器弹药无法自给自足，成了扎在李鸿章心头的一根刺。长此以往，不仅财政上难以负担，更为可虑的是军队命脉被洋人牢牢操控。为了消除这一致命隐患，李鸿章只好另辟蹊径。他想方设法雇洋人、办军工厂，于无意中创造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奇迹——趟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

1862年底，李鸿章授权英国人马格里【44】率中国工匠试制弹药。马格里用田间粘土制成熔化炉，又从上海的外国人手中淘来一台旧车床，加上锤子和锉刀，居然硬生生造出了少量炮弹、炮门纸管自来火。

李鸿章大受鼓舞，于1863年初成立上海洋炮局，任命马格里主管。后来，洋炮局一分为三，马格里会同淮军将领刘佐禹分管一局，丁日昌和韩殿甲各管一局。1865年，丁日昌和韩殿甲的两局合并为江南制造总局，马格里和刘佐禹的机器局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并列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二。

起初，这些工厂只能仿造少量枪炮弹。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成功仿制了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该枪口径11毫米，子弹初速45.7米/秒，有带表尺的瞄准装置，大清帝国第一次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步枪；1867-1873年，江南制造总局共制成各类前装线膛步枪和骑枪6744支；19世纪70年代，成功仿制林明敦击针后装线膛枪和黎意击针后装线膛枪。1874年，金陵机器局仿制了阿姆斯特朗式前装滑膛炮；1884年，仿制格鲁森37毫米后装线膛架退炮；1887年，制成阿姆斯特朗式203毫米要塞用后装炮。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研制出五连发快利枪和奥地利的漫利夏枪。

通过购买与自制相结合，淮军的武器装备加速迭代，在短短二三十年就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先是由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再由前膛枪过渡到后膛枪，接下来用连发枪取代单发枪；火炮也由土炮，换成了短炸炮、长炸炮、后膛炮，装备质量水平远远凌驾于其他清军之上【45】。

在李鸿章的示范引领作用下，大清帝国大中型军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外，各地还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西安机器局（1869）、福建机器局（1869）、兰州机器局（1872）、广州机器局（1874）、广州火药局（1875）、山东机器局（1875）、湖南机器局（1875）、四川机器局（1877）、吉林机器局（1881）、神机营机器局（1883）、湖北枪炮厂（1890）等20多个军工企业，覆盖直隶、江苏、浙江、福建、甘肃、吉林、四川、湖北、湖南、山东、云南、广东、陕西、台湾、陕西等省份。

三

李鸿章为何如此看重“常胜军”？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常胜军”的战斗力着实让他吃惊。

初到上海时，李鸿章还是一个对西方工业文明比较陌生的“乡巴佬”。很快，他接触了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看到“数千洋兵枪炮并发，所当辄靡”的战况，由衷感叹“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40】”

在呈送朝廷的奏折上，李鸿章大肆表彰“常胜军”，称它自组建以来屡次以少胜多，曾以“五百人破贼（太平军）十余万于松江之迎禧滨、天马山等处”【41】，在青浦和“松江、宁波等地战功尤著”【42】。

李鸿章见贤思齐，决意借鉴“常胜军”的装备、编制和战术，对淮军施行全面改组。在装备上，淮军开始“废弃弓箭，专精火器”；在编制上，淮军逐步组建洋枪小队和开花炮队；在训练上，淮军从“常胜军”聘请大批外籍教官，用西法操练部队，连口令都改用英语教习，如“前进”就改为“发威马齐”，即英语“forwardmarch”的音译。

李鸿章想把“常胜军”紧紧捏在手里，除了垂涎“常胜军”战斗力外，还有另一个摆上台面的理由——他要通过“常胜军”搞军火代购。

相比英军和“常胜军”装备的滑膛枪、来复枪和前装线膛炮，1862年初淮军主要武器是刀、矛、抬枪、弓箭、鸟铳和土炮，双方之间存在代差。

武器落后怎么办？

一个字——买！

然而，彼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英、法等国对大清帝国的武器禁运尚未取消，连李鸿章都很难通过合法途径买到军火。

为了让淮军的武器尽快更新换代，李鸿章绞尽了脑汁。一方面，他通过在广东任职的哥哥李瀚章【43】，派人远赴香港等地购买二手军火；另一方面，用高价向上海及周边的洋人求购，对来源问题一概不问，连英军士兵偷盗倒卖的武器弹药也照买不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华尔以“常胜军”的名义出面，从国外大规模进行走私。

通过上述种种招数，李鸿章于1862年9月为淮军置办了各式洋枪千余杆，组建了洋枪小队，淮军的战斗力迅速增强。可是，新的矛盾又开始凸显：这些枪支多为外军淘汰下来的旧式前膛枪，种类太杂、口径各异，且枪支故障率高，弹药不能通用，维护保养和后续保障压力重；单靠外购时间长、花费大，买1颗从英舰上偷来的12磅炮弹需要30两白银，买1万发劣质铜帽都要19两白银，即便坐拥上海巨额税收的李鸿章也负担不起。为了凑钱买装备，李巡抚多次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打白条”拖欠淮军军饷。

武器弹药无法自给自足，成了扎在李鸿章心头的一根刺。长此以往，不仅财政上难以负担，更为可虑的是军队命脉被洋人牢牢操控。为了消除这一致命隐患，李鸿章只好另辟蹊径。他想方设法雇洋人、办军工厂，于无意中创造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奇迹——趟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之路。

1862年底，李鸿章授权英国人马格里【44】率中国工匠试制弹药。马格里用田间粘土制成熔化炉，又从上海的外国人手中淘来一台旧车床，加上锤子和锉刀，居然硬生生造出了少量炮弹、炮门纸管自来火。

李鸿章大受鼓舞，于1863年初成立上海洋炮局，任命马格里主管。后来，洋炮局一分为三，马格里会同淮军将领刘佐禹分管一局，丁日昌和韩殿甲各管一局。1865年，丁日昌和韩殿甲的两局合并为江南制造总局，马格里和刘佐禹的机器局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并列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二。

起初，这些工厂只能仿造少量枪炮弹。1867年，江南制造总局成功仿制了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该枪口径11毫米，子弹初速45.7米/秒，有带表尺的瞄准装置，大清帝国第一次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步枪；1867-1873年，江南制造总局共制成各类前装线膛步枪和骑枪6744支；19世纪70年代，成功仿制林明敦击针后装线膛枪和黎意击针后装线膛枪。1874年，金陵机器局仿制了阿姆斯特朗式前装滑膛炮；1884年，仿制格鲁森37毫米后装线膛架退炮；1887年，制成阿姆斯特朗式203毫米要塞用后装炮。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研制出五连发快利枪和奥地利的漫利夏枪。

通过购买与自制相结合，淮军的武器装备加速迭代，在短短二三十年就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先是由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再由前膛枪过渡到后膛枪，接下来用连发枪取代单发枪；火炮也由土炮，换成了短炸炮、长炸炮、后膛炮，装备质量水平远远凌驾于其他清军之上【45】。

在李鸿章的示范引领作用下，大清帝国大中型军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外，各地还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机器局（1867）、西安机器局（1869）、福建机器局（1869）、兰州机器局（1872）、广州机器局（1874）、广州火药局（1875）、山东机器局（1875）、湖南机器局（1875）、四川机器局（1877）、吉林机器局（1881）、神机营机器局（1883）、湖北枪炮厂（1890）等20多个军工企业，覆盖直隶、江苏、浙江、福建、甘肃、吉林、四川、湖北、湖南、山东、云南、广东、陕西、台湾、陕西等省份。

注释：

【40】引自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上曾相》，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41】引自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华尔阵亡请恤折》，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六日。

【42】引自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华尔阵亡请恤折》，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六日。

【43】李翰章（1821-1899），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李文安有六子，李翰章居长，李鸿章居次。曾国藩统帅湘军时期，李翰章长期负责总理湘军后路粮草的后勤重任。1862年，他被曾国藩派遣襄办广东税务，调广东督粮道，全权负责在广东方向为湘军提供后勤保障，顺带帮助李鸿章购买军火。1865年至1895年，李翰章先后任湖南、江苏、浙江巡抚和湖广、四川、漕运、两广总督。1895年甲午战争后告老还乡。

【44】马格里（Ma Cartney，Halliday），英国人，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英军来华，任陆军第19联队军医，后到常胜军任职，又成为淮军的“洋教习”。

【45】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称他“闻外国有一器新出，未尝不探求而仿之，以教练淮军”。

四

从后世的视角看，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身处晚清传统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构建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堪称举步维艰，其复杂坎坷和艰难困苦根本无法言喻。

起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严重估计不足。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在奏折中乐观地判断，要将轮船、洋炮等“据为己物”，需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并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认为，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学会西方军工精髓、甚至青出于蓝只需要1-2年。其时，李鸿章尚在曾国藩幕府中勤奋工作，替曾总督代笔奏折，其想法与曾大人雷同。

待李鸿章亲自下场操办军工后，才发现以往的设想太过于天真。以一支旧式前装线膛枪为例，分为枪管、枪机、击发装置、枪身等部位，构造较为简单，制造工艺也不复杂，但对大清帝国而言依然显得高不可攀。

大清帝国没有炼钢厂【46】，单靠自身只能对生铁、铜、铅等金属材料进行简单熔炼，造不出武器级别的钢铁，唯有依赖国外进口。

即便进口了钢材，还需要进口轧机、辊压机等机械轧制出管材，需要进口镗床钻削出精密的枪膛，需要进口车床、拉床拉出螺旋线膛。历史上，江南制造总局的能工巧匠们曾经土法上马，单纯靠手工在枪管内拉出了来复线。但是，因为机械化程度低，每一根枪管都要独立完成制造，相互之间存在较大误差，以至于尺寸不一、不能互换，装配步枪时需要对各个机件进行反复磋磨方可使用。

李鸿章逐步意识到，一根小小的枪管、一包小小的火药，其中竟然蕴涵着机器大工业的伟力。他开始大肆向外国订造机械设备，以实现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在19世纪后期，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黑火药，就需要使用碾药机、提硝机、筛硝机、拌药机、压药板机、碾硝磺机、筛药汽机、轧药机、光药筛子机、提硝汽炉、焖柳炭炉等10余种专用设备。

迈出了从买到造、从手工造到机器造的关键两步后，李鸿章的思想认识还在继续升华。1864年春，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函中，洋洋洒洒写了3千余字，系统概述了自己对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

信函开篇讲到，西方各国“藉以横行海外者”，“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以炸炮（大炮）为最”。因此，需要购买“外洋各种军火…留心仿制”。而后，他用了近千字绘声绘色阐述“长炸炮”【47】、“短炸炮【48】”等大炮的铸造方法和所用炮弹。如“短炸炮，身短而口哆，炮耳在后，形如怒蛙，俗名田鸡炮”，其炮弹“有椭圆者，有顶锐而底平者，有首尾具尖如橄榄形者，有双层上实药而下实子，中间以铁皮者”。

讲解完大炮后，李鸿章笔锋一转，开始介绍“制器之器”——蒸汽机。

他提到，有“西人汽炉…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炉，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汽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这一小段话，我们现在读起来依然稍嫌拗口，可以想象得出，李鸿章如何绞尽脑汁地尽量浅显直白，以便于恭亲王等完全没有学过物理和工程机械的中央领导人，能够单纯依靠文字想象蒸汽带动齿轮往复运动的场景。

接下来，李鸿章顺理成章地由“制器之器”而谈到“制器之人”。他向总理衙门说明，洋炮局雇用四五名外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多者三百圆，少者一百数十圆”【48】，雇请中国工匠五六十人，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圆，少者七八圆不等”。中外工人薪金差异如此巨大，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外国专家不仅要负责造枪铸炮，还要指导中国工人学习技术，担负教学和管理职责。

李鸿章感叹，西方世界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工匠的地位很高，举国尊崇“创制之员匠”，以至于军工技术不断演进，“日有增变”，“月异而岁不同”；而在中国，工匠是下九流的职业，士大夫们根本不屑为之，“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49】。他呼吁说，中国想要自强，就必须要学习“外国利器”；要学“外国利器”，莫过于“觅制器之器”，即用机器制造机器；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大力培养“制器之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功名利禄诱导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学习机器制造，可“专设一科取士”，把“制器”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

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文辞并不优美，但是理论说明生动，思想富于创意，在当时的大清帝国极其超前。报告的本质，是李鸿章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探寻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横行天下的奥秘。他认为，从表面上看，西方列强的依仗是坚船利炮；在枪炮的背后，是制枪铸炮的机器；在制器的背后，是“制器之器”蒸汽机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化大生产；在工业化、机械化的背后，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人才培养。追本溯源，李鸿章把“觅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作为大清帝国追赶列强步伐、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要义。

四

从后世的视角看，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身处晚清传统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构建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堪称举步维艰，其复杂坎坷和艰难困苦根本无法言喻。

起初，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严重估计不足。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在奏折中乐观地判断，要将轮船、洋炮等“据为己物”，需要“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并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认为，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学会西方军工精髓、甚至青出于蓝只需要1-2年。其时，李鸿章尚在曾国藩幕府中勤奋工作，替曾总督代笔奏折，其想法与曾大人雷同。

待李鸿章亲自下场操办军工后，才发现以往的设想太过于天真。以一支旧式前装线膛枪为例，分为枪管、枪机、击发装置、枪身等部位，构造较为简单，制造工艺也不复杂，但对大清帝国而言依然显得高不可攀。

大清帝国没有炼钢厂【46】，单靠自身只能对生铁、铜、铅等金属材料进行简单熔炼，造不出武器级别的钢铁，唯有依赖国外进口。

即便进口了钢材，还需要进口轧机、辊压机等机械轧制出管材，需要进口镗床钻削出精密的枪膛，需要进口车床、拉床拉出螺旋线膛。历史上，江南制造总局的能工巧匠们曾经土法上马，单纯靠手工在枪管内拉出了来复线。但是，因为机械化程度低，每一根枪管都要独立完成制造，相互之间存在较大误差，以至于尺寸不一、不能互换，装配步枪时需要对各个机件进行反复磋磨方可使用。

李鸿章逐步意识到，一根小小的枪管、一包小小的火药，其中竟然蕴涵着机器大工业的伟力。他开始大肆向外国订造机械设备，以实现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

在19世纪后期，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黑火药，就需要使用碾药机、提硝机、筛硝机、拌药机、压药板机、碾硝磺机、筛药汽机、轧药机、光药筛子机、提硝汽炉、焖柳炭炉等10余种专用设备。

迈出了从买到造、从手工造到机器造的关键两步后，李鸿章的思想认识还在继续升华。1864年春，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函中，洋洋洒洒写了3千余字，系统概述了自己对学习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

信函开篇讲到，西方各国“藉以横行海外者”，“以轮船与火器为最”；“火器之得力者”，“以炸炮（大炮）为最”。因此，需要购买“外洋各种军火…留心仿制”。而后，他用了近千字绘声绘色阐述“长炸炮”【47】、“短炸炮【48】”等大炮的铸造方法和所用炮弹。如“短炸炮，身短而口哆，炮耳在后，形如怒蛙，俗名田鸡炮”，其炮弹“有椭圆者，有顶锐而底平者，有首尾具尖如橄榄形者，有双层上实药而下实子，中间以铁皮者”。

讲解完大炮后，李鸿章笔锋一转，开始介绍“制器之器”——蒸汽机。

他提到，有“西人汽炉…镟木打眼铰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炉，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汽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旋则带旋，带旋则机动”。这一小段话，我们现在读起来依然稍嫌拗口，可以想象得出，李鸿章如何绞尽脑汁地尽量浅显直白，以便于恭亲王等完全没有学过物理和工程机械的中央领导人，能够单纯依靠文字想象蒸汽带动齿轮往复运动的场景。

接下来，李鸿章顺理成章地由“制器之器”而谈到“制器之人”。他向总理衙门说明，洋炮局雇用四五名外国工程师，每月工资“多者三百圆，少者一百数十圆”【49】，雇请中国工匠五六十人，每月工食“多者三十圆，少者七八圆不等”。中外工人薪金差异如此巨大，是因为他们的技术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外国专家不仅要负责造枪铸炮，还要指导中国工人学习技术，担负教学和管理职责。

李鸿章感叹，西方世界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工匠的地位很高，举国尊崇“创制之员匠”，以至于军工技术不断演进，“日有增变”，“月异而岁不同”；而在中国，工匠是下九流的职业，士大夫们根本不屑为之，“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50】。他呼吁说，中国想要自强，就必须要学习“外国利器”；要学“外国利器”，莫过于“觅制器之器”，即用机器制造机器；有了“制器之器”，还需要大力培养“制器之人”。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用功名利禄诱导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学习机器制造，可“专设一科取士”，把“制器”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

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文辞并不优美，但是理论说明生动，思想富于创意，在当时的大清帝国极其超前。报告的本质，是李鸿章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探寻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横行天下的奥秘。他认为，从表面上看，西方列强的依仗是坚船利炮；在枪炮的背后，是制枪铸炮的机器；在制器的背后，是“制器之器”蒸汽机和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化大生产；在工业化、机械化的背后，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科技人才培养。追本溯源，李鸿章把“觅制器之器和制器之人”作为大清帝国追赶列强步伐、实现弯道超车的核心要义。

注释：

【46】直至1892年，江南制造总局才建成炼钢厂并投入生产。

【47】即前装滑膛炮。

【48】即臼炮，是一种炮身短、射角大、初速低、射程近、高弧线弹道的滑膛火炮，主要用于破坏坚固工事。小口径的臼炮后来发展演进为迫击炮。

【49】此处的银元，指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鹰洋。中英《南京条约》中，中国赔款2100万银元，折合白银1470万两，则银元与白银的比价为1.43:1，300枚银元折合白银约210两。按雇用5人、人均薪金200枚银元计算，则每年需支付银元12000枚，折合白银8400两。

【50】原文为“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

五

李鸿章的见识还不止于此。在第二年（1865年）的一份奏折【51】中，他提到，使用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生生不穷，事事可通”；“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益于“民生日用”，“原不为军火专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造以自求利益者”。

在艰难推动国营军工企业建设发展的同时，李鸿章的眼光已经延伸到多年以后，他预言机器生产将在未来中国遍地开花，并开始谋划把机器应用于民生领域。如果说，造枪铸炮是为了挽救清政府于危亡，属于逼出来的创举；那么，创办工商企业生产民品来赚钱，则是李鸿章敏锐地把握了西方列强“工商立国”的本质，心中已经有了“求富”的雏形。

按照儒家传统思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2】，品性高洁的士大夫们谈钱显得非常庸俗市侩。偏偏李鸿章对此毫不在乎，他的奏折和信函动辄谈钱。

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53】中，他向清政府打报告，拟用白银4万两买下美商旗记铁厂，用2万两买下铁厂库存物资；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54】，他提到1866-1871年福建船政局造船9艘、用款340万两；在《论试办轮船招商局》中【55】，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官督商办”形式组建民用轮船公司，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堪称字字言利。

为何李鸿章汲汲于“求富”？

无他，办洋务实在是太烧钱了。

李鸿章所创办的诸多军工厂，原材料基本靠进口，造枪炮的“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56】”，连一颗螺丝钉都无法自给自足；技术上对外国依赖性极强，缺乏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必须重金引进技术人才，聘请洋工程师对中国工匠进行传帮带。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开设了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系列配套工厂，建厂房、买机器、请工人等样样都要花钱，偏偏军工厂产出的是枪炮弹药，既不能盈利、也不会交税，只有依靠政府财政不断往里砸钱。

1851至1881年的大清帝国，偏偏最缺的就是钱。

外国学者曾对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国民生产总值做过估测，测算结果是约33.38亿两白银【57】。同时，国家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占GDP比重仅为2.3%【58】。咋一看上去，大清帝国给人留下两个直观印象：一是很富裕，GDP数额非常惊人；二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很低，堪称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可是，换一个角度观察，又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大清帝国的GDP同样是33.38亿两白银,但其中农业的贡献率占到66.79%，说明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体。农业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收入与天候、土地面积和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在晚清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农业技术创新停滞，农民唯有依靠密集劳动来提高产出，国家生产总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增长乏力。同时，对应33.38亿两白银的，是3-4亿的庞大人口，人均GDP不足10两白银，而人均实际收入必然大大低于此数。

可以想见，在战乱频繁、粮食价格高企的清帝国，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挣扎在生存线和温饱线上，这又导致国家不得不维持一套强大的行政系统才能够征得了税。同时，大清帝国政权不下乡的特征，又决定了国家不会负担村镇基层公务人员的薪水，即维持基层行政机构运行的成本性开支不被计入国家财政收入当中。

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国家税收长期围绕一个固定数值上下波动，中央财政严重缺乏弹性；另一方面，农民除了缴纳国家规定的赋税之外，还要养活诸如师爷、衙役、帮闲、土豪劣绅等编制外的底层公务员，实际的负担一点也不轻。

在此阶段，大清帝国战乱、灾荒连绵不断。从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开始，捻军运动（1852-1868）、“陕甘回乱”（1862-1873）、云南回乱（1856-1873）、贵州苗乱（1855-1872）、东北农民起义（1860-1866）、新疆变乱（1864-1877）此起彼伏，中途还发生了持续三年、饿死千万人的丁戊奇荒（1875-1878），清帝国人民财产损失巨大，国家军费、赈灾开支呈指数级上升，中央财政几度濒临崩溃。根据《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59】记载，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约为1.7亿两白银，镇压捻军的军费为3173万两白银（不完全统计），平定“陕甘回乱”和收复新疆的军费为1.19亿两白银，3项合计已达3.2亿两白银之多，而战争饥荒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更是千百倍于此数。为了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清政府不得不改变“祖制”，想方设法“开源”，先后增设海关税、厘金（商业税）等多个新税种。

然而，随着财政收入增加，以前从没有过的“洋务”开支也水涨船高。无论是购买外国的枪炮船舰、机器设备，还是建设南北洋海防，无论是办理对外交涉，还是开办军工企业等等，都需要大笔大笔的真金白银。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运营经费高达1698.19万两白银，福州船政局达1542.25万两白银，天津机器局达779.21万两【60】，仅3个洋务企业的总耗费就达到4019.65万两，已超出清政府1842年全年财政收入——后者为3872万两。

要知道，清政府光是发放军饷、支付文武百官俸禄、修筑河工、海塘等经常性开支，就消耗了大部分岁入，常常家无余财。一旦遇到突发大规模战争或重大社会灾难，导致非常态变量支出猛增时，清政府没有能力通过银行等近代金融手段来调配国家财富，唯有靠节冗省费、滥发纸币、卖官鬻爵、克扣军饷、拖欠工资等饮鸩止渴的非常规手段来苦苦支撑【61】。

在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面前，李鸿章倘若想要推进洋务事业向纵深发展，就不能不言利，也不能不“求富”。他雄辩地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

李鸿章认为，从小处讲，军用工业的原材料和燃料等均取自于外国，一旦洋人翻脸，军工产业将立时陷入瘫痪，根本谈不上“自强”；从大处讲，国家财政长期受制于小农经济的客观局限性，收入增长迟缓，而各项开支激增，如果不及时效仿西方，大力发展“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长期以往终将财源枯竭、难以为继。他企图跨越重重阻碍，将“洋务”由军事工业向采煤、冶炼、矿业、航运、电信、铁路、纺织等民用产业辐射。

注释五：

【51】同治四年八月初一（1865年9月20日），《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52】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53】《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李鸿章拟购买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将与原本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合并为江南制造总局。

【54】《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是李鸿章对清政府征求是否停止制造轮船意见的回复。

【55】《论试办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

【5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58页。

【57】《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页。188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0.51亿英镑，按照当时英镑与白银的比价，已超过了大清帝国。

【58】特别说明一点，2017年，中国GDP达13万亿美元，国家财政收入18万亿人民币，税收约为GDP的23%。

【59】《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项怀诚主编，陈光炎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表3-3。

【60】《晚清政治史》，王开玺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9月第一版，150页。

【61】同时，由于财权下移，中央政府对财政掌控乏力，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比例下滑，地方政府收入几乎是中央的两倍。20世纪初期，中央政府年收入约为9906万两、省级政府约为14237万两、州县政府约为4271万两，三者之间的比例为2.32:3.33:1。以上相关数据，引自《剑桥晚清中国史（下卷）》，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62页。

六

晚清守旧氛围浓郁，保守的儒家士大夫基本掌握了舆论话语权，连执掌中枢的恭亲王都在改革问题上频频碰壁，被弄得灰头土脸。李鸿章大力提倡工商业，等于在挑战中华上下五千年来以农桑为立国之本的“祖宗成法”，实在是胆大包天。

当然，富于政治手腕的李鸿章不会强行硬上。他牢牢把握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将“制夷”设定为所有改革动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总基调，力图与强调“夷夏之防”、重视民族文化独立性的顽固保守势力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减少改革阻力。但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自己紧锣密鼓地筹谋推进工商业发展时，保守派冷不防在背后捅了军工企业一刀。

1872年初，内阁学士【62】宋晋上奏，建议福州船政局停止造船行动，理由有三点：

一是造船“靡费太重”，福州船政局自开办以来，耗资逾300万两白银，已经超过了当初的预算；

二是“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如此巨额投入，目的是“自强”和“御侮”，即与列强的坚船利炮相抗衡，避免鸦片战争重演，但造出的船艇较之“外洋兵船多有不及”，不仅不能“制夷”，反而还可能引发外方猜忌；

三是造船的费效比极高，但造出的船只没啥用处，打洋鬼子力有不逮，用于巡捕海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等于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由此，他得出结论：在朝廷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挤出巨款造这些浮在水面上的大玩具，“殊为无益”。同时，他也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形与福州船政局类似，请中央敕令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停止造船。

宋晋的建议反映了一部分客观事实，在当时确实也有一定代表性，清政府不得不重视他们的意见。然而，考虑到造船一事牵涉到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等封疆大吏，且船政局“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所以将宋晋的奏折转发李、左、沈三人征求意见，要求他们通盘筹划，回答“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即时裁撤，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造方可以御外侮”等问题。

福州船政局，是由左宗棠发起创建的。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呈报《议筹机器雇洋匠在闽罗星塔设局试造轮船以重国防而利漕运折》，对创办船政局进行了初步构想，计划花费5年时间、300万两白银，使中国工匠学会造船技术、冶铁技术、航海技术、驾驶技术、测绘技术，一劳永逸掌握全套造船工艺。

1866年9月25日，正当左宗棠忙于筹办船政之时，清政府突然下令让他接任陕甘总督，赴西安镇压“陕甘回乱”。左宗棠只好推荐沈葆祯为船政大臣，接手船政局筹建工作。沈葆祯依靠个人威望和政治权威【63】，摈除一切阻力，强势推进船政局建设，至1871年底，已建成6艘木质轮船，最大者150匹马力，排水量1258吨。

19世纪的军舰，是尖端科技和工业技术的集中体现，只有世界强国才具备研制、生产和维修大型水面战舰的能力。恩格斯曾说过，“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

19世纪的轮船制造技术，又处于一个不断发展、逐渐成熟的动态演进过程。

1802年，蒸汽机第一次被安装在木船上；1837年，英国造出了可以在海洋上安全行驶的铁壳轮船；1879年，第一艘钢制轮船试航成功。这些舰船甫一出现，均带有试验性质，技术和性能均很不稳定，用了相当长时间才被全世界所接受。

1866年的左宗棠，对各国轮船技术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各国师匠争新斗巧”，新式轮船层出不穷，“有明轮、有暗轮、有木底、有铁底”，经过综合权衡，他将技术比较成熟的暗轮木底舰船作为船政厂的建设目标，并为沈葆祯所继承。

可以想见，由于对轮船制造业日新月异的发展缺乏预见性，加之中国造船业草创伊始，“试错”成本费用极高，所造轮船质量远不如西方船只“坚实精利”。从财政角度看，“造船不如买船”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后发的大清帝国想要赶超列强，创建自己的轮船工业更是现实需要。

就船政局继续兴办还是立时裁撤的问题，沈葆祯和左宗棠均上折，对宋晋的言辞进行了全面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轮船技术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绝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半途而废。李鸿章则是写了一封长篇奏折，开篇首先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极其复杂严峻性，认为中国想要自立自强，“诸费可省，惟养兵设防、联系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而后，他又解释船政等军工企业在起步初期阶段，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开支较大属于正常现象，日后造船越多、单位船只的成本将会逐步降低，讲得有理有据有节；再者，他认为缓解财政压力的根本之策，不在于停造军舰，而是在于大力建造商船，并设立民用运输企业来赢利，这样不仅不会赔钱、而且还会赚钱。

李鸿章、左宗棠、沈葆祯三人的观点高度一致，态度异常坚决，使得摇摆不定的中央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加之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也在背后推波助澜，认为三人虑事周详、任事果毅，造船事业“不可惑于浮言，浅尝辄止”，这场关于学习引进西方技术的又一场重要争论才告一段落。

在事关造船事业存续的危机中，李鸿章借助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反戈一击，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求富”的观点，借力打力的技巧炉火纯青。半年后，他一手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引导洋务自强运动由重工业、军工业向民生领域渗透，中国近代工业终于开始了艰难转型【64】。

从轮船招商局开始，李鸿章接连创办了开平矿务局（1878）、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热河平泉州铜矿（1881）、漠河金矿（1888），于1881年建成中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注释六:

【62】内阁学士为明、清官制之一，品级为从二品。内阁名为清代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仅负责传达皇帝谕旨、公布文告，实权被军机处掌握。

【63】沈葆祯（1820-1879），福建侯官县人，林则徐女婿，曾入曾国藩幕府，先后任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职务。

【64】1862年，为了挽救清政府于危亡，李鸿章引导中国近代工业率先在造枪、制炮等重工、军工领域萌芽发展，违背了工业发展先轻工业后重工业、先民用产业后军事工业的客观规律，相当于在沙滩上盖高楼，重而无基。10年后的1872年，军工发展先后遇到资金、技术、能源、人才、原材料、经营管理等多种问题，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只好又掉过头来发展航运、纺织、煤炭、冶炼等民用基础工业。这种本末倒置、逆向发展的模式，是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弊端，也成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典型特征。

@hwzxaww 2018-05-28 13:32:51
对待历史人物要对人不对事。历史人物更像是代表某种价值取向的符号。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多的意义在于对某种价值取向的评价，而不是所谓面子，委屈的问题。李鸿章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他代表的那种价值取向。你要替他翻案到底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是为了替他找回面子，哭诉委屈，那只能说你太幼稚。如果你是要为他所代表的那种腐朽、反动价值取向翻案，那只能说你是开历史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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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还有一条回复，被天涯给屏蔽了，稍修改再发上来：
发现你的思维模式停留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所谓“翻案”、“反动”、“开倒车”等等都是文H革命时期的说法，“彻底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也不外如是。

不过，李鸿章早就被彻底打倒了，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

那时，在一派锣鼓喧嚣中，李鸿章和夫人赵小莲在安徽合肥大兴集的合葬墓，被家乡父老们奋力刨开。

中堂被革命群众从墓中拖出，赤条条挂于拖拉机后拖曳而行。伴随着轰鸣的马达声，经过了家乡的田地、丘陵和街道，身躯散于荒野，尸骨融入泥泞，直至涅灭成灰。

注释七

【65】1880年，围绕伊犁归属问题，沙皇俄国和清政府形成实质上的军事对峙，俄国军舰自海参崴南下，对中国东部沿海实施武力讹诈，北洋舰队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为了防备俄军的海上威胁，必须确保北洋舰队的燃料供应，而唐胥铁路堪称北洋舰队的“输血管”，通过铁路为舰队源源不断提供煤炭。

【66】李鸿章命直隶按察使、前津海关道周馥，后补道潘骏德与法国新盛公司订购洋轮坐车6辆、火机车（蒸汽机车）1辆，铁轨7里余，派人押运入都，献给慈禧太后。法国公司听闻火车是献给中国皇室的，亏本打广告，只收了成本6000余两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