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段为什么要将冯免职他调呢，这简直就是让在军界茁壮成长的冯大胖子狠狠地跌了一大跟头。当然，这还与冯玉祥本人的性格有关，以前总是流行一个貌似很有道理的道理：性格决定命运。其实不然，一种普遍觉得好的性格要是被错置，再好的性格也不会决定好的命运；性格会对命运有很大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这么武断，因为一个人的出生环境、生平际遇、所受教育程度、运气的好坏等等都是命运的体现，性格原本就附在命运之上的。

冯的性格也不说很差，他能说会道，训练有方，爱兵如子，几乎堪比贞洁爱国的屈原啊，他孤介耿直，清正廉明，在北京时痛恨种种旧官僚作风，而且不屑于与那些军政要人交往应酬，加上这人本来就率直质朴，居然还大骂政府不良、官吏贪劣，遭到达官贵人的忌恨是难以避免的。

有一次，冯面斥皖系四大金刚之一的傅良佐办事不公。当时段总理可是民国炙手可热的头号实力派人物，傅良佐又正是段身边红得发紫的大红人。现在得罪了这位大红人，岂能就这么不了了之，官僚威望何在，国务院威望何在？于是傅良佐带头到老段面前状告冯玉祥，说冯怎样怎样，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段以北洋正统自居，本来觉得冯不能与北洋诸将同心同德，便想将其外调。傅良佐来得更绝，直接矫借段的命令将冯免职，段觉得做得太过，便下令调冯为直隶南路巡防统领。

冯奉令准备南下，但他手下的全体官兵听说这个消息就哗变，还全体签名电呈总统府、国务院，请他们收回成命。自古以来大多这样：将领越是这么得人心，就越是容易遭到主子的忌恨，段祺瑞自然更是不肯。冯部军官又集合营长以上的军官，前往北京设法挽留。段还派专员前往解释，并向官兵讲话。但官兵全体匍匐在专员面前，要求转达段说是要挽留，哭声震地。

冯虽然决定服从命令，因为实在看不惯那种乌烟瘴气的官僚作风，而部下坚决不让他走，说是这样宁可全体解散，这使得冯进退两难。冯部军心激愤，无法解决，于是京中谣言大起，说是他们在制造廊房兵变。陆军部还调兵威吓，但也是无效，就这样顿成僵局。幸亏陆建章挺身而出充当中间调停人，对冯部军官说现在要顾全中央威信，只要你们肯服从命令，冯自然会有调回来的可能。在陆的再三劝说下，冯部官兵才让他走。冯在走的那一天，所部全体官兵为其送行，多有流泪的人。此外，更为夸张的是，还又不少人牵扯着冯的衣服挽留，使得冯的马褂被撕裂，众人索性每人存一小块以作纪念，这足以见得冯得部下爱戴之深，也可以想见这位平民出身的将领在平时是怎样与士兵同甘共苦，是怎样爱兵如子。

府院之争时，黎元洪引狼入室，段祺瑞黄雀在后，冯玉祥也被十六旅旧部的人惦念着。原来，继任旅长杨桂堂软弱无能、训练和军纪多有废弛，全旅军官如邱斌、张之江、鹿钟麟、蒋鸿遇、李鸣钟、刘郁芬、宋哲元、张维玺、佟麟阁、孙良诚、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等，以事出非常，时机所迫，亟谋应对时局的计划。他们开会公决反对复辟，乃公推薛笃弼密赴天台山请冯玉祥（冯在巡防营见那些官兵腐朽得无药可救，自己干脆到五台山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复出主持军事，以挽民国危局。

冯玉祥对北京城内的风云变幻也有些了解，对于旧部请他复出，他倒觉得心有灵犀，不谋而合，当下出山与众人商定讨逆计划。他认为自己仅为混成旅旅长，职位卑微，实力有限，不足以召号全国并掌控全局，乃竭诚推段祺瑞为总司令，劝请他指挥全部兵权。计谋商定后，他一面令张之江先到廊房与邱斌等依计行事，一面派人将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典当出去，得到五千元后，就分发给全旅官兵作薪饷，还再三嘱咐全体官兵们人人加紧备战。万事俱备，冯就在7月6日，率先传檄天下，通电讨逆。

7月7日清晨，冯玉祥在天津接旅部急电数通，请其速回。当时段祺瑞虽然有曹锟师，而且段也就职并通电讨贼，但实际上仍未发兵。至此，段知情势紧急，就派傅良佐见冯氏，催促冯玉祥迅速率兵北上。傅良佐可是段祺瑞身边的大红人，昔日耀武扬威，现在形势紧急，也不得不低头向冯诚恳道歉，请释前嫌。冯玉祥有大局观，更何况他也需要段祺瑞的知名度与号召力啊，见时机已到，答应出兵北上。

8日早晨，冯玉祥就抵达廊坊。全体官兵见老长官及时复职，欢欣鼓舞，士气陡增百倍。没多久，段芝贵也率第八师一混成旅前来讨逆。冯与段商定，铁路以西由八师担任主攻，以东则由十六旅担任。部署既定，直接对辫子军开战！

计策商定好，刻不容缓啊，冯即可率全旅于7月9日向万庄进攻，直逼北京。之后，冯旅与段芝贵第八师一部及陈光远第十二师进攻盘踞在天坛的辫子军。军事部署已定，冯玉祥等人还电告张勋，劝其投降，提出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自动退出以及解散全部等条件令张勋下课。不过张勋硬是不答应，硬是要做清朝忠臣。

商量不好，那只有开打了，12日凌晨，“讨逆军”就开始发动总攻击，冯率全旅由丰台出发。黎明时分，宋哲元部奋勇沿梯攀城，先进入右安门，抵达农坛，后又绕攻天坛之北，用炮火掩护部队前进。到9点钟，段芝贵和陈光远部登永定门城垣，向天坛俯击。

激战到11点，天坛的辫子军受到冯旅炮兵和步兵的猛击，最终支撑不住，只好请降。辫帅张勋见大势已去，乘汽车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3点，全城肃清复辟军，五色旗又在各城墙上迎风飘扬，中华民国又得以复活。冯玉祥在匡扶民国、拯救共和的历史上又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作为民国的有功之臣，冯玉祥觉得自己说得上话了，他认为民国优待前清皇室本来仁至义尽，谁知还遭复辟党人的篡逆，于是就在7月14日向三造共和的段祺瑞发出严厉的通电，提出四项条件：（一）取消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四百万两经费，停止缴付；（二）取消宣统名义，永不准再以帝号名称号召满蒙，即贬溥仪为平民；（三）所有宫殿、朝房、及京 内外清室各公地、府园，尽归国家公共之用；（四）惩办此次叛逆之诸元凶以遏奸邪之复萌。自从冯玉祥提出这四条后，由于他义正辞严，天下震动，爱国志士，群焉和之。

参与复辟逆谋的一些亡清遗老，很快又为见风转舵者，冯玉祥才醒悟到段祺瑞的讨逆，只不过是为恢复个人的地位着想而已。最让冯玉祥耿耿于怀的是，段对于他的四条主张，始终不接纳，反而电告说复辟与张勋无关，劝冯不要太为自己谋利。

冯玉祥虽然爱倒戈，他的字就叫焕章，时人取笑他冯焕章爱“换章”（换章，麻将俗语，换另一门来吃胡），但他也有一根筋的时候，8月间，段对于冯积极主张清除北京的前清遗老，就只以“胡闹多事”四字来答复他。不过，冯非常痛恨段对前清王室的优待，觉得给复辟党制造了机会，所以他心里对此一直很不爽，直到1924年倒曹锟戈的时候，才发动北京政变来实现自己的主张，驱逐清逊帝出紫禁城。

打倒复辟成功后，讨逆各部纷纷报销军费，有的师报六七十万元，有的旅报二三十万元不等，但冯部只报一万元。段也不是盲目排斥冯，见冯跟自己在军饷方面都还正直清廉，直接给他报销一万元，尔后又奖励二万元。冯却之不恭，直接用奖励的钱去购买手枪，成立了一支很新潮的“手枪队”。

当时，在名以上，冯部是属于段祺瑞麾下的一支北洋军，因为段以北洋中央自居，但当时冯国璋的直系与皖系的矛盾越来越大。冯部后来又奉段命驻扎在湖北武穴，因为老段一心想要武力统一，所以让非嫡系的冯部到前线打先锋。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南方各省如福建、两广、云贵各省（有些已经加入了国民党的护法军政府）都希望“和平统一”以保存自身实力。冯只希望能够维护民国，便也站在和平统一一方。在这期间内，有人为了拉拢冯这支战斗力强的生力军，便前来请客吃饭送礼，在宴席上还请花姑娘地干活，其他将领在酒醉饭饱之际思思淫欲，而冯义气凛然，说国家将领放荡如此，如何保家卫国、守土安民？当下，冯一气之下就拂袖而去，走之前还说要回请。

众将领不知道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以为他嫌姑娘们不好看或是酒菜不好，他想要重新招待，后来去赴宴的时候，冯请来一些男女老幼都是乞丐，“这些就是我们所叫的条子了。请每位给他们一元，他们都是我们的叔伯、兄弟、诸姑姊妹，我们应当照顾照顾吧。”各军官遵从，每人掏出一元发给乞丐们。乞丐散去之后，冯再演说一番（演说得有些上瘾了），细述自己前次赴宴的体验，劝勉众人应洁身自好，清正廉明，预备为国家领袖等等。

后来，冯国璋为了抗衡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而通电反对，冯玉祥也站出来挺他的本家而不是他的老乡（冯玉祥是安徽人，按地理划分属皖系），他通电说：“总统（冯国璋）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假）使元首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讨伐之令，出自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所以不敢冒眛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在电文末，冯语气更加激昂：“如以国家为可怜也，则请速罢兵。以全和局；如以国家为不足惜也，则请先杀玉祥以谢天下。”

段手下的师长、旅长也不少，根本就不在意冯的通电，只是付诸一笑。段手下的兵力直接将冯驱赶到湖南。在常德，冯还当上了“湘西镇守使”，似乎官还不小，也算一方诸侯之类的了，不过他还是不能大有作为。到1920年7月14日，冯也跟着直系通电讨段。

冯率部开往湘西途中，经人介绍，看到了孙中山的革命著作，便深为感慨与赞同，写信给孙说（其实想搭乘真正革命的大船，他感觉孙中山就是他生涯里的船长：Oh，captain，my captain！但不知怎的还是跟着北洋在混，难不成是卧底）：“中国已濒于危境，真正救中国者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而我行我素，始终如一。此种精神，凡谋国者当为之感奋。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矣。”崇敬之心，充溢于文字之间。

@见红就好 2015-03-05 11:54:53
回复都999了，我就当那第1000个，^_^。我只想说，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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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多谢红哥的顶贴，给力啊

@xcgzyj 2015-03-06 09:12:03
段、孙都是主张武力统一，但当时的条件根本允许，冯国璋及陈炯明的联省自治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最后蒋走的也是联省自治的路线。袁死后，北洋系缺少了一个核心，没有核心也就没有凝聚力，当时南方的革命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也导致北洋系内斗不断，削弱了自身力量，才给后来的国共以可乘之机，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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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事物你提出来很多人都不会接受，但一旦成为既定事实，又不得不承认。窃以为，北洋那边可能是治国理念和方略蓝图没搞好，只知道“统一”，不知道发展。

【第四次倒戈】
冯虽然倒段，但还没有同老段的皖系进行直接交锋，而且直皖战争打得也太快了，风生水起之后很快风平浪静，自己都来不及插手就见他们已分出胜负来。当年11月，冯部由谌家矶移驻河南信阳。河南督军赵倜这个人估计也是穷怕了，或者自己本来就生性贪婪，这一点同他们先前的直系掌门冯国璋有得一拼。赵倜的亲信把持全省财政，中饱私囊，所积资产达到数千万。上面吃肥了，下面就饿得瘦瘦的，冯部官兵寒碜到用盐水下饭，但老冯仍是秋毫不犯，没有在当地筹款，以免加重百姓的负担，常常都是裁汰一些兵员，或是带着军官去典当衣服物品来筹粮饷。

实在是撑不住了，冯才到保定去筹资，结果可想而知——空手而归；找上级索饷，上级说又没有邀请你来。绝望之中，冯玉祥都想辞职了，但部下却一再挽留，冯只好下定决心与部下同甘共苦。快到新年之际，也是冯部最苦的时刻，他居然想着带士兵开驻在铁路上，任由火车碾死。天无绝人之路，冯部打听到有二十万大洋的公款从汉口运到北京上缴交通部，冯饥不择食，直接命令部下将其拦截，然后冯一个人到北京请罪。后来，北京政府得知此事，没有追究，反倒拨款十万元给冯部当军饷。

恰好在中央的张作霖得知此事后，便决定要报一箭之仇，因为他先前提拔张勋当安徽都督时，冯极力反对，通电说帝制逆党余孽怎能继续当民国的都督，所以张大胡子请政府严惩冯的越轨行动。吴佩孚力挺冯玉祥，还反唇相讥地骂张，说他曾扣留政府的军械车，罪过比冯更大，更何况冯也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所以这件事就此扯平，毕竟当时的北京政府是直、奉的合伙政府。

河南督军赵倜简直是贪得无厌了，自从发生冯玉祥情急之下拦截专车公款后，曹锟决定去掉赵倜，但这个大军阀、大贪官当然不是说去就去的。曹锟在保定开会，拟定由赵部师长程慎在彰德首先发兵讨之，而以冯部为助攻。冯因上次扣留火车事受张作霖攻击而得吴佩孚的力挺，所以只好勉强答应。后来，赵倜被打跑了，但冯总是被人误会、指责，说是对自己长官开火。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处境尴尬，吴佩孚得知此事后，就将冯调到陕西。可见吴玉帅正直惜才，对冯也不错。

@YetiQuaff 2015-03-06 16:27:24
留记号，等再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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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不过这够你看的了，都已二三十万字了，欢迎常来哟

陕西是老仇人（冯玉祥恩人陆建章的仇人）陈树藩的地盘，虽然名以上是被调到陕西去的，但人家一方诸侯容不容的下你，还是别人说了算。当时陈树藩倾向皖系的，所以直系于1921年5月，任命二十师长阎相文督陕。陈树藩有三个混成旅，当然会做一番武力反抗，而其他陕军师长刘镇华、张锡元等人虽名以上表示中立，但实际上暗通直系。阎相文率阎治堂（继任师长）的二十师及吴新田的第七师入陕。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事先也被调随阎入潼关。

5月下旬，冯氏奉阎相文之命开往豫西，这就有点搞不懂，难道阎害怕冯分一杯羹，或是害怕他在此壮大而对其造成威胁。但在6月的时候阎部还是不行，就令冯率部回援。冯兴致勃勃的，带着精兵强将与陈树藩部战于临潼灞桥这个自古以来没少打仗的地方。这次作战，冯部还是一如既往地取得了大胜，还缴械无数。陈率残部逃到汉中，冯则率部到西安这没落很久的个千年古都。阎相文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陕西督军，但考虑到卧榻之侧的冯部在腋下掣肘，便让冯率部到咸阳。

陕西被直系平定，中央当局以冯部转战功高，成绩优异，乃令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第十一师，以冯氏升任为师长，兼陕西西区剿匪总司令。终于升官了，从1914年到现在总共有8年时间了，他都一直当旅长，现在总算成了师长。而当时与他同辈或资历相当的如吴佩孚早就飞黄腾达，当师长不知好多年了。冯可能人事关系没搞好，这人性格独立倔强，为人正直耿介，不善逢迎，时时遭忌、处处招怨。悲哀啊，或许这就是当时中国政坛、军界的通病，很少看战功、只看关系、好恶，要是你战功卓著，很好，那么就用你用到鸟尽弓藏、兔死狐烹为止。

阎相文督陕的日子也不好过，一股以郭坚为首的匪军虽依附于“靖国军”，且在凤翔一带奸淫掳掠、祸害百姓，以前的督军摆平不了，阎相文虽然有爱民之心，但也无能为力。当郭坚到西安经过咸阳时，驻军在当地的冯玉祥得到阎相文的密电，冯心领神会，便想方设法来个成功的鸿门宴。郭匪首当时只带了几十个卫兵，但没有慷慨赴宴，他怕中途有变，就只是说有急事到西安，冯也只好一路陪同。

躲得过和尚躲不过庙，在西安，阎相文设计好的一个鸿门宴正等着他。不过，酒过三巡，不知怎么回事，埋伏伏兵的围墙居然倒塌了，郭匪首见势不妙便立刻拔出手枪边打边退，几个伏兵上前去也很难制服他，那家伙实在是孔武有力。冯玉祥也在场，一个箭步冲上前，跟郭扭打成一团，昔日武术练的还是不错，关键时刻总算收到实效了，他一把将郭制服，还当即拿出密电，指责其罪过，当场将其处死，百姓莫不拍手称快。

阎相文任督军时，陕西基本上全局紊乱，军民财政诸端都毫无办法。当时，全省军队数目之多，不是一般，具体军队列举如下：（1）第七师吴新田部万余人；（2）第二十师阎治堂部万余人；（3）第十一师冯部万余人；（4）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部五千人；（5）镇嵩军刘镇华部三万余人；（6）靖国军胡景翼部约三万人；（7）井岳秀部约万五千人；（8）岳维峻部约万人；（9）王鸿恩部五千人；（10）罗某及（11）郭金榜，两部各五千人；（12）陈树藩残部二万余人；（13）郭坚余党五千余人。以上十三支部队总计几乎达到二十万，毫无疑问，这些军队的开支绝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军费开支太大了，而各军的索饷文电，纷至杳来，而省政府的治权所及，只不过是省会西安及附近的十多个县而已。阎督军虽儒弱无能，但还算厚道，他不忍搜刮民脂民膏，但实在是无法维持下去。在内外交迫之下，终至陷于绝境。阎督军因心忧如焚，忧劳成疾，最后在当年8月23日午夜，吞鸦片自尽。翌日，人们发现他的遗书，上面写着：“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局，无脸对三秦父老”等语，可见阎督军尚不失为一个怀苦心、有血性的好男儿也。

24日，在咸阳的冯玉祥接省城急电，即行赶至，与阎治堂、吴新田等会商善后事宜，并调军驻在省会，协力维持治安。25日，北京政府来电，正式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并令其彻查阎案。冯以阎虽有遗书可证明为自尽，而其亲信数人不无有嫌疑，乃派员押赴保定交直系两位大佬曹、吴讯办，心迹大明。后来，直系的敌对势力为了对直系挑拨离间，大肆宣传说阎实为直系内部人员毒死者，并捕风捉影加以诬蔑、极尽含血喷人之事，还说阎督军正值壮年，不可能自杀，遗嘱也肯定是人伪造的。冯奉令后，以为陕西事棘手难办，便亟电辞职，并推张绍曾自代，曹吴主持的政府不准。可冯玉祥生恐其他军队乘势捣乱，祸起萧墙，便于27日就职。当年那个穷得买不起水果的冯大个子，终于成了一省官长，人生之事实在难料。

冯就职后，就大发布告，称先前的督军陈树藩鱼肉百姓，省内各地军队为争夺地盘屡屡兴兵作乱、以致生灵涂炭，陕西省内元气大伤，然后公布了一系列的军事、财政的改革措施，以示自己励精图治的决心。冯在主政陕西期间，十分注重军风、军纪，每日晨起，唱爱国歌，比如一首他自己作词的《爱百姓歌》中有一段写道：“军人须知爱惜百姓，我之粮饷民所供。食民之膏衣民之脂，遇有祸患我们保。平内乱，御敌扰，不使百姓受苦恼。纪律严，名誉好，军民一体国之宝。”

冯部士兵在饭前及临睡时都得唱歌，饮食起居各种军旅生活一律有定时；剪发、沐浴、洗衣、补衣、缝纫，士兵都是自己动手或相互间帮忙；当然，冯玉祥仍然要求军中的士兵加入基督教，非常注重官兵们的品行修养。此外，冯还为兵士办储蓄，在给他们发饷后都要给他们每人存点钱到银行，等到某某家中有需要时就为其汇去。此外，冯还幽默了一把，在一次给伤兵献血的时候，他带着腔调唱到：“我是O型血，先抽我的血。”

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率劲旅出关“援直讨奉”。按照道理，冯一直都维护民国，不应该转入派系之争，但于情于理，冯都有出兵的理由：一、当他与段翻脸后，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曹吴在背后力挺他，而且将他升至师长，而后又是督军，现在曹吴面临生死之战，不得不全力相挺。其二，他个性孤介耿直，并已与奉张早就有矛盾。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奉胜直败，自己断无幸存之理，毕竟是在直系的庇护下，不得不联直反抗，以图生存。其三，陕西荒瘠之地，军政复杂，应付起来很难，无力全然挽回先前的颓势，所以冯急着另图发展。其四、从常理来说，奉张久欲逐鹿中原，入关主政，甘作破坏和平的戎首，其更有勾结复辟逆党如张勋之流来谋叛民国的嫌疑；茍其得势成功，断非国家之福，而张作霖支持的梁士诒为洪宪帝制余孽，声名狼藉，组织内阁后就大借外债，这都是损害民国之事，一直维护民国的冯肯定不答应了。

冯玉祥在“讨奉援直”大会中，他还来了个本色出演，当众脱去所穿的鞋子，用脚使劲当空一踢说：“我们出关去打奉军，我弃去这陕西督军，就像丢掉这破鞋一样！”说这话时，鞋子飞入半空，犹未落地，这真是带有戏剧化的表演，不过有些哗众取宠的嫌疑了。把督军职权交给省长刘镇华代理后，冯亲自统率自己的老本钱十一师全部，与张锡元旅以及胡景翼师出关应战。十一师分为两混成旅，以李鸣钟率一旅及张钖元旅先行，张之江一旅随后出发。 冯氏自率“卫队团”跟随向洛阳东进，而胡景翼全师断后。此次出征，如果胜利，肯定是一举多得，所以务必打一胜仗，再展雄风。

很多人把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冯玉祥的倒戈，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率部到河南，与亲奉赵倜所部奋力厮杀。冯部最为光荣的一战即张之江以两营兵力，对敌赵倜八十营四万多人，足足抵抗达两个昼夜，这样使得冯得以率大部攻占开封。如果不是冯率急行军前来援助吴佩孚的直军，恐怕这位不可一世的吴大帅就要遭受南北两面夹击之苦，谁胜谁负出天知晓。冯也在这场战争中，被称为曹吴的救星。

吴佩孚对冯玉祥的表现极为满意，让冯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河南督军。但冯这次又要为人家收拾烂摊子，跟陕西差不多，这个省被赵倜搅和得乌烟瘴气，吏治腐败得让冯一上台就大举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将这些害民官予以重惩，还没收他们的财产充公，并以此用来当作教育经费、开办工厂以及投资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而冯自己仍然过着简朴的农民般的生活。后来，很多人都喜欢将八次倒戈的冯玉祥当作“伪君子”、“反骨仔”的代名词，但他们那些人的生活作风却远远不及冯，爱国爱民之心更是不如冯，不少人可能一生只有一主，但也不过是为自己谋私利罢了。

@设使国家木有孤 2015-03-06 20:44:10
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率劲旅出关“援直讨奉”。按照道理，冯一直都维护民国，不应该转入派系之争，但于情于理，冯都有出兵的理由：一、当他与段翻脸后，孤立无援的时候，是曹吴在背后力挺他，而且将他升至师长，而后又是督军，现在曹吴面临生死之战，不得不全力相挺。其二，他个性孤介耿直，并已与奉张早就有矛盾。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如奉胜直败，自己断无幸存之理，毕竟是在直系的庇护下，不得不联直反抗，以图生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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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我把稿子给你帮我改改，也用不着发出来吧，这种事还是我来好一些。

可就在冯玉祥主政河南的一段时间内，直系的第二把手吴大帅对他心生忌恨。冯在河南主政，不管是财务、军事、还是社会公益事业等等都做得有声有色，而且他热心传教，使得外国人对其产生好感，这就让同在河南的吴佩孚（在洛阳）很是不爽，而且吴多次让手下的人去开封求职都被冯打发走了，这点很好想，因为冯怕吴给他的部队掺沙子，或者是没有多的岗位了。

冯很看不惯民国那个时候的派系之争，在给部下训话的时候，他明确地说：“报纸上写的我既不是直系，又不属奉、皖，乃国系也，诚然。因吾只知有国家，不知其它也。”后来对士兵讲话又说：“现在党派纷歧。我军既非奉派，亦非直派，更非安福派（皖系），盖吾等乃保国卫民之中华民国派也。倘有祸国殃民者，职责所在，何敢后人？仍当本廊房讨伐张勋时精神以铲锄之也。”可见，孤直耿介的冯对那些打得你死我活、劳民伤财的派系斗争是深恶痛绝的。但在河南的冯又刚好处在直系保派（曹锟为首）与洛派（吴佩孚领衔）的夹缝之中，保派为防止洛派尾大不掉（可能不是曹锟而是其他骨干的意思），想借助冯掣肘，吴也让赵倜旧部妨碍冯发展。

冯与吴就这样一步步从一个战线上的盟友到仇敌，他们杠上了，一个比一个还要倔直，都不肯退让。在军饷方面，吴佩孚自以为是“太上都督”，一心偏袒赵倜旧部，而冯坚决要求按照兵员数目来平均分配饷银，这就使得二人矛盾加剧，此二人间的火药味一天胜似一天。此外，吴还一再向掌管河南军政大权的冯玉祥索要款项，这搞得冯很是难堪，但在人家屋檐之下，只有时时忍让，但忍耐到最后要是忍不住了终究会来个总爆发。

更让冯难以忍受的是，吴让其洛派嫡系张福来督理河南军务，张还与靳云鹏、胡景翼结拜为兄弟，联合起来排挤冯玉祥。张福来等人怂恿吴佩孚或向其进谗言，火上加油就是想让吴去掉冯，吴于是去电北京政府，坚请罢免冯，希望尽快削其兵权以去掉眼中钉。当时，北京政府已有变化：徐世昌以有袒奉的嫌疑，被直系赶下台，而吴则迎取貌似忠厚老实的黎元洪复职，黎上台后大弹“废督裁兵”的高调。

吴就来了一招顺手牵羊，借废督之事，迫令罢免冯氏。虽然河南一般舆论、社会团体，如全省公民大会及各界民众组织，纷纷去电热诚挽留冯，但吴还是不顾民意。当时，保派阁员仍袒冯抑吴，主张留冯，吴也不顾保派的阻力。内心倔直的黎也想借助这个号称“国系”的冯大将军留在河南来襄助自己这个大总统，以抵抗吴的跋扈嚣张，还公开宣布所谓的“三不主义”：一、不下令免冯职；二、不受强藩（吴佩孚）逼迫；三、不违反民意（指河南民众挽留冯玉祥）来抗衡不可一世的吴佩孚。

没办法，斗到最后，没有一兵一将的黎菩萨终究敌不了吴佩孚，他决定把这个外表忠厚容易掌控的黎元洪去掉，也不想想当年是谁把你扶上前台的，你还真以为你是个大总统了。吴开始酝酿着倒黎，但黎的一纸命令让冯脱离了虎口，他任冯为陆军巡阅使，在北京任职。冯带着三万部队驻扎在京郊地区，但这个时候，冯玉祥开始与孙中山联络，他已下定了倒吴的决心。

冯说干就干，等到曹锟贿选总统时，冯没有打算后退了，已经下定了决心倒直，他要为了心中的民国而奋斗。刚开始，胡景翼本来是张福来一伙的，但发现张出卖他之后就跟冯联系在一起了，后来孙岳也加盟，他们三人组成反直三角小同盟。在这个小背景下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皖系、奉系和孙中山的南方势力组成的反直三角同盟。

当时，奉张也派人联络冯玉祥，拉拢他倒直，按照张作霖长子张学良的说法，冯倒直系的戈是因为收了他50万元，实际上不收他的钱，依照冯先前的个性和他的履历，他照样会倒戈。其实，频繁倒戈也不是冯像吕布那样的N姓家奴，实在是因为民国的政坛、军界云谲波诡，动荡不安，今天你我相互厮杀，明天又和好了打另一方，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怎么偏偏怪冯倒戈呢。而且，冯每次倒戈，打着维护民国的旗号，反对破坏民国的人也是他一贯的做法。说他倒戈，实际上很冤枉的，记好了，他可是“国系”。在直奉激战的时候，冯违背命令撤回北京囚禁总统曹锟，使得后方不稳的吴佩孚在前线的士气低落，顷刻大败，这样打破了吴大帅常胜将军的神话。

【第五次倒戈】
冯玉祥和他麾下的官兵几乎全部信奉基督教，他们也按照基督教教义以及一些外国基督教徒志愿者的所作而为士兵以及公众做了不少善事，比如：（一）军医为百姓免费施诊；（二）遍地植树，为此冯大胖子幽了一默，先前在徐州驻军时，他编了一首歌：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看谁的头；（三）修马路数十里，可能他先前就有“要致富，先修路”的观念；（四）筑墙御水；（五）在公共场合做清洁工作；（六）开展灭蝇运动；（七）做了不少露天演讲，日后冯将军还把演讲做到山姆大叔（美国人）的家门口，看来有这个雅好了；（八）开办一些露天平民学校，教导平民一些基础知识；（九）施血救人（冯氏自己先舍血救一贫者，官兵争相仿效）；（十）修筑永定河堤，官兵在洪水中冒着生命危险修堤坝，地方百姓为了感恩戴德，将堤坝称为“冯公堤”。（十一）传敎事业更加努力，成绩特出，新受洗礼为基督徒者四千五百人。到倒直系戈的那一年春，冯部全军三万人中，统计信敎者半数，军官信敎者十有八九。

本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出力不少，他的突然倒戈更是让吴佩孚前线士兵士气瓦解、顷刻兵败如山倒。但在战后，奉系和皖系捐弃前嫌，共同把持了中央政权，在瓜分战果时，冯玉祥所得甚少，而且他们两系刻意排挤冯在北京一带的势力，所以把冯搞得特别不爽。久而久之，冯心中暗恨他们不公甚至背信弃义，本来与奉张就有旧隙，他想新仇旧恨一起算。北京政变后，冯极力邀请他的革命船长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但以胜利者姿态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的皖系和奉系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谁打赢了谁说了算；谁钱多、兵多、地盘多，谁就是王。一味地打打杀杀、争权夺利，完全没有半点民主共和的协商精神，这似乎成了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的一个通病。

“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这是当时冯玉祥部官兵（其部已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手缠红布白章上所书写的字，在倒戈进行时，他的部队还高唱“基督雄师进前歌”，在全城宣布他的革命理念，造势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过他得知奉张和皖段全然不顾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后，又气又急，但不久，抱病北上的孙总理在北京去世，这又让他感到失去了一个精神支柱。再后来，他被张、段等人排挤到西北去，担任西北边防军都督，但冯率部驻扎在张家口不想走。让冯感到气愤的是，先前打得不可开交的吴佩孚居然与皖系、奉系握手言和，共同歼灭冯玉祥这个农民出身的频繁“倒戈”者，这让老冯倍感压力，得知奉张手下悍将郭松龄非常倾向革命，老冯又打起了算盘。

郭松龄本来早在1910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机缘巧合之下才到东北混迹，而且军校毕业的他还混得不错，很快就成为东北军中的重要将领，可能他同冯玉祥一样，心系民国吧，看不惯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这才有了反奉之心。他们二人都将自己的军队改为“国民军”，就这样一个雄踞西北，一个威震东北，他们二人的理念和默契使得他们走到了一块，共同反抗在后台执掌中央政权的奉张。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在郭松龄公开倒戈后，冯玉祥、李景林率大军援助郭松龄也没成功。身边的人以及郭松龄派来的代表问冯，他总是自信又神秘地回答说：“自有办法，自有办法”，但具体有什么办法却又一直说不清。与郭、冯二人协同一起倒戈的还有李景林，郭倒戈后，李景林率六万劲旅，并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作强顽的抵拒。开战之始，张之江因兵力不厚而失利。冯氏继派李鸣钟助战，稍获进展。 宋哲元亦率所部由热河至。冯氏乃将前线共编成十个混成旅，骑兵两个师，有重炮二十门，并以预备队一师以为策应。最后，鹿钟麟也由北京赶到前方，作全线总攻击之策。李鸣钟、宋哲元、孙连仲三将分路进攻，皆获胜利。在直隶、天津一带的冯部屡屡大败奉张各部，但在郭松龄兵败被杀后，冯部也在山东张宗昌以及张作霖的夹击下败北。

【后三次倒戈】
冯玉祥的这一生似乎要将倒戈进行到底了，在被“发配”西北后，他接着上次的倒戈事业，与即将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进行合作。不过，在吴佩孚与张作霖的联合夹击下，他还去了趟苏联，临走前宣布下野，准备以退为进，东山再起。冯玉祥虽然对北伐前期的战事没有起到直接的帮助作用，但在吴、张的后方一直牵制着他们，使得他们不能立即率大军南下去迎战北伐军。冯玉祥这次的倒戈被认为倒的是正走向穷途末路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果这次倒戈成功了，眼见着直系吴佩孚部和直系旁支孙传芳部被逐渐消灭掉，奉张也被赶到关外去了。

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本以为北洋军阀倒台后，民国就可以得到重建，民主共和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中国实现了。不管冯玉祥有没有民主共和的情节或现代化常识，但他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之后，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逐渐分裂开来，酷爱内斗的中国人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少史学家把它称作是新军阀混战时期。从1927年的宁汉分流一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原混战，各路新诸侯为了争夺中央权力，或者说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反正都打着“民国”和“革命”的旗号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战。冯则在这次倒戈中背叛先前合作的GCD。

冯玉祥去苏联考察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还同当地的革命领袖、教育家、记者等等进行晤谈，好不风光。可能是受到了那边风气的鼓舞和感染，他也在潜意识里有了“世界革命”、“民族解放”的理念。他还从苏联革命领袖加里宁那里学了一些革命理论：1、革命家须仰仗本国，不可仰赖外国；2、革命军须与农民合作；3、 军事外须侧重政治；4、人民全体须依赖革命军队。此外，托洛茨基也向冯传授了一些革命、政治秘籍：1、治国非一党不可；2、治军在主义不在武器；3、作战以骑兵为要，尤重在宣传。

冯氏北上“取经”后，眼界大开，但他还是认为：一、GC主义的理论，不及三民主义更为切合中国的客观条件及人民的需要；二、GCD的直接行动和生活，违反中国的伦理及国情，故不适用。当然，他们的一些严格纪律和精神等可以为我所用。这也是后来，在GCD领导群众运动风生水起，但遭殃的都是很有些无辜的地主、土豪，他们只是很会种田、很会管理粮食而已，所以才把田产越做越大，当上了“地主”，其实很多地主对长工、短工还是不错的，典型的例子可以参见《白鹿原》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也可以直接去问问祖上当地主的前辈，哪有很多像周扒皮那样的恶霸。所以，见他们（阿共仔）只是一味地打倒、破坏，而且程度与范围惊人，都将手伸到国民党中去了，冯才让人去清G的。

国共合作破裂后，宁汉纷争时，冯先到郑州与领袖欲很强的汪精卫汪大帅哥会晤，后来又到徐州与权力欲极重的蒋介石（当然也是一名帅哥了）谈合作，蒋帅哥满足了冯的要求，二人一拍即合，还义结金兰。冯投靠蒋后就清理自己所部中的阿G仔，并在蒋复出后，支持他的第二期北伐，与宿敌奉张再度开战。最后借着结义兄弟蒋介石的威力，一同将张作霖赶到他的东北老窝去。

1928年10月，冯玉祥还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这可以说是他当的最大的官了。那个时候，北伐胜利，全国基本统一在国民政府治下，蒋介石、胡汉民、于右任等要人欢迎冯来南京就职，大开盛宴为其接风洗尘。为了庆祝大好形势并迎接冯玉祥，宴席安排得十分丰盛，山珍海味，中外名酒一应俱全。在大一统后，军政要人无不喜气洋洋相聚一堂，可宴会一开始，冯就声泪俱下，说：“豫、陕、甘三省军民，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今天这样的酒菜饭食，实在是让我难以下咽啊！”接着，他道了声“谢谢”就起身离去。蒋介石一伙大员想不到如此热情却换来这一遭，个个气得发昏，还大骂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

但很快，蒋介石杀驴卸磨，也不顾什么结义不结义的，反正只顾他的政治手腕，他进行裁军、整编，冯不甘心就这样被削弱，便与他叫板（也被算作倒戈），先是蒋冯大战。后来，同样面临被裁军的阎锡山也与冯并肩作战，与蒋介石开战，不过他们都被打败了。蒋介石当时威望之高，有人称其为“中国的拿破仑”，其实老蒋的手段就是用银元当子弹来对敌军进行分化瓦解（之后的将领中会具体来讲），每每屡试不爽地取得胜利。后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路地方诸侯联合起来发动中原大战，反对一心想要“削藩”的蒋介石，但最后还是大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对张作霖儿子张学良的做法很不满，真心想大骂：张作霖好歹也是一条东北虎，怎么生出那样一个纨绔风流的犬子，套用义弟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娘希匹，不争气。”或者再改用一下经典：“生子不学张学良”。盘踞在西北的冯极力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又同阿共仔卿卿我我起来，在他们的鼓动下，冯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一部)。蒋介石本来有既定政策“攘外必先安内”，但总不为人了解，他不忍心与他开战多次的义兄被人利用，便在1933年8月，派重兵威逼冯辞职，冯抗日报国无门，一气之下隐居泰山。

【黯淡岁月】
除了猜忌手握重兵的冯玉祥外，老蒋还是很“重视”这位义兄，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晋升冯为一级陆军上将，日后还让他担任“委座”的副手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全面爆发后，冯还先后担任第二、第六战区长官。不过，没多久，老蒋还是将他的职务给撤换了，而且，冯玉祥手下的悍将被老蒋调到全国各个战区，而且他的一些旧部居然公开反对他来指挥，这就使得冯独木难支，不得不放弃兵权，过上在野的日子。但冯毕竟有一颗爱国心肠，他还是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积极为抗日奔走呼号，或是做一些后勤的鼓动工作，成了一个社会活动者。

抗战好不容易胜利，但冯仍不为蒋介石所容，毕竟老蒋成为全国威望最高的领袖，迫于形势，冯以水利考察专使的名义赴美国。后来在美国得知国共内战已经开打，战争乌云又弥漫全国各地，冯又是心急火燎的，到各处做演讲，极力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还说蒋是“屠宰公司总经理”，并以基督教教义去鼓舞美国教徒反对政府插手中国内战。

冯对他的拜把子兄弟蒋介石的反应可以用“深恶痛绝”这四个字来概括，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在此书中，冯大肆揭露、挞伐蒋介石如何动摇军心、独断专行、倒行逆施、为政不仁、尽失民心、一意孤行等等。从这本书中，可以见得冯是如何看不惯蒋介石，当然难免会有不少主观偏见。

1948年，冯玉祥乘坐轮船从美国回国，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但在9月1日，“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船上的冯玉祥和女儿遇难，时年，冯66岁。1953年，根据冯生前的愿望，将其遗骨安葬在泰山（好想法），毛、周、朱等中共领导人致辞；郭大才子沫若先生还充分发挥其喜欢在全国各地题词的爱好，为冯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恩来先生在悼念冯时，这样称他：“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冯这个酷爱倒戈，也爱好打内战，有时候是为了民国，有时候有些意气用事，有时候干脆是为了自己争权夺利而为之，他“西北军”手下的“十三太保”、“五虎上将”之流的大多数人有样学样搞倒戈。后人总结了一下，从冯的“西北军”走出来了22个有过倒戈举动的将军，有的是倒冯的戈而投入蒋介石或其他“诸侯”的怀抱，有的是倒民国的戈投靠汪伪政权，有的还投靠阿共仔后又倒戈投向国民党等等，著名的有石友三、韩复渠、孙良诚、孙连仲、郑大章、庞炳勋等人（很有可能因为这些人穷，没有安全感，容易被收买，这只是其中的一些原因吧）。当然西北军二十九路军“大刀队”的精神曾因喜峰口血战而享誉全国，一些著名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如佟麟阁、吉鸿昌、宋哲元、张自忠等不失为铁骨铮铮的中华好男儿。

冯这个人受到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但热爱看书，有“读书将军”之称；冯出身布衣，一直都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有“布衣将军”之称；他信奉基督教，麾下不少将领和士兵都入教了，而且在社会上作了不少慈善事业，因此也有“基督将军”之称；他以维护民国为己任，抗战时虽无兵权，但也为抗日救国不遗余力，因此有“爱国将军”之称；喜欢植树，甚至以砍头来惩戒乱砍树的人，也有“植树将军”之称；但他最为人熟知的还是“倒戈将军”。

冯生性孤直耿介，喜欢打抱不平（但好心也可能做成坏事），胸怀虽广阔，但视野不够高远，总是倒戈后跟着别人跑，但后来往往又发现一直都没有跟对人，于是再倒戈，如此循环往复。由于冯的一生中常有倒戈之举，因此有人将他的字“焕章”改为“换章”，以讽刺其经常倒戈的行为。

冯玉祥要求手下官兵信奉基督教，被人指责是利用宗教控制士兵。而且，在军中，冯的家长制作风很浓，他在给吉鸿昌打电话的时候，还问他“儿子跪下了没有？”后来林元帅在整彭元帅的时候，给他戴上的帽子是：“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张学良还评价冯在军界政坛失败的原因，说：“冯也很残忍，他杀人。我对他很难过的，我这人向来不做这种事……冯玉祥这人专门说假话，他差不多没有真话，我跟他接触就有这样的感觉。冯的失败就是因为谁也不信你了……你这个人，说话没信用了，那你就在哪也站立不了了，你要想做一个大的事情，做一个真正的政治上，你想统治，那你总得有你自己确定的主意。那个人冯玉祥专门做假。”难道是因为冯专门作假而失去了军心、民心，导致西北军分崩离析。

这个人还有他的不少幽默之处，1927年，可能因为汪大帅哥爱耍酷、摆谱，常常不遵守开会时间，经常缺席、迟到，冯玉祥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有一次他在大白天打着灯笼进蒋介石的总统府，卫兵就很诧异地问他怎么这样子，冯回答说：“太黑暗了，太黑暗了，找不到路啊！”

有一个苏联顾问喜欢对冯的军事部署指指点点，冯很不满意，便对他说：“你知道顾问在我们中国是什么吗？顾问就是顾着你问你的时候你回答就行了。”南京国民政府要兴建办公大楼，便开始拆迁周围的民户，安土重迁的国人不喜欢祖屋被拆，便抗拆成钉子户，但最后还是抵制不住政府的强力，冯当时也义气相挺，指责当局，说中华民国都没你们搞成“中华官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