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袈裟的政治家——活佛的故事


他们是看破红尘的高僧,还是剃了光头的政客,亦或兼而有之?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一、缘起》(上)


西藏有句谚语:“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初接触藏传佛教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问题:达赖和班禅,究竟哪个大?或者说,究竟谁管着谁?

这俩尊大佛都属于黄教。“黄教”其实是个俗称,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它由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创建于公元15世纪初,大致相当于内地明朝的永乐时期。在此之前,藏区还有白教(噶举派)、花教(萨迦派)、红教(宁玛派)等其他藏传佛教派别,这些教派的历史都比格鲁派早,但由于格鲁派僧侣的戒律相对最严格,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好,因而迅速发展壮大,还得到了不少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至于“黄教”这个名称的来历,据说是因为该派僧侣将原本红面黄里的喇嘛僧帽翻过来戴,以示与那些旧宗派有别,故而得名。

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圆寂后,其衣钵传给了弟子甲曹杰,之后是甲曹杰的师弟克朱杰,这两人先后继师父担任了黄教祖寺——甘丹寺的寺主,藏语称“甘丹赤巴”,成为黄教最高领袖。他们之后的甘丹赤巴仍被认为是宗喀巴的道统继承者,也就是黄教的教主,不过在头几任德高望重的黄教大佬相继离世后,甘丹赤巴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该职位后来改由选举产生,而且有了固定的任期,通常为七年,基本上成为一个荣誉头衔。

这主要是因为,相比另外两座黄教大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甘丹寺地处偏僻(位于今天的达孜县),虽然适于修行,但却不方便交际,因而西藏贵族并不愿意到此礼拜和出家。拉萨近处的哲蚌和色拉两寺就成了权贵们的更好选择,长此以往,这两座寺院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僧侣数量亦或得到的布施,都大大盖过了黄教祖寺甘丹寺。尤其是拉萨北部的哲蚌寺,很快发展成为藏传佛教第一大寺,僧侣竟然超过万人,哲蚌寺的寺主自然也成为势力最大的黄教领袖,人称“哲蚌活佛”。

公元1578年,黄教首脑之一、时任哲蚌寺主的索南嘉措专程来到青海湖边,应邀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面,后者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蒙古首领,无论明帝国还是其名义上的宗主察哈尔汗(即北元皇帝),都对他极为忌惮——俺答汗曾率兵一直杀到北京城下大肆劫掠,还曾把察哈尔大汗从阿尔泰山赶到了内蒙古赤峰一带。

二人相见甚欢,俺答汗随即皈依黄教并拜入索南嘉措门下,三十五岁的哲蚌活佛则宣布他七十一岁的新徒弟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第”为梵语“转轮王”,“彻辰”是蒙语“聪明、智慧”之意——此为蒙古贵族皈依黄教之始,从那以后,大批蒙古人开始进入西藏学经,黄教也逐渐浸入了蒙古人后来的历史。来而不往非礼也,俺答汗遂回赠师父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

如果按照现代标准,此次会面相当于两个不同领域的首脑搞了个彼此间的认证,你承认我是政治领主,我承认你是宗教导师,双方互相捧场。所谓“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是一个梵、蒙、藏结合的称呼,其中“瓦齐尔达喇”来自梵文,意为“执金刚”,是密宗里地位极其重要的菩萨;“达赖”是蒙语,意思是“大海”;“喇嘛”则是藏语中的“上师”。“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合起来就是“大海般渊博的执金刚上师”。

值得一提的是,“达赖”或“大海”在藏语里是“嘉措”,正与索南嘉措的名字相合,至于这只是一个巧合,还是俺答汗根据索南嘉措的名字而专门为他定制,就不得而知了,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高。因此从索南嘉措起,后世达赖喇嘛的法名中都包含有“嘉措”这个词,译成汉语就是XX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六世达赖大情圣仓央嘉措,其名字就可译为“乐海”——“仓央”是“音律”——显然这个法号即使用在汉地和尚身上也是很合格的。

借助与蒙古人结盟,索南嘉措巩固了自己的宗教领袖地位,最起码在黄教中,他的第一人身份已经无可争议,哲蚌活佛也华丽转身为达赖喇嘛,从此成为黄教最高首脑,盖过了名义上的教主甘丹赤巴。
索南嘉措或者说达赖喇嘛这一支,是从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小弟子根敦珠巴而来,当年宗喀巴两大弟子甲曹杰与克朱杰师兄弟在黄教中的声望无可撼动,与师父并称“师徒三尊”,他们三人的组像至今在黄教各寺庙中供信徒膜拜。

根敦珠巴当时的声望远远不及二位师兄,他遂另辟蹊径,主动离开黄教中心拉萨,来到尚处空白的后藏首府日喀则传教,在那里创建了黄教第四座大寺——扎什伦布寺。根敦珠巴圆寂后,徒众为他寻访了转世灵童,是为根敦嘉措,他后来离开日喀则,成为拉萨哲蚌寺的寺主。而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便是索南嘉措,因而后者在获得达赖喇嘛的名号后,并没有再开山立派,而是自称三世达赖,尊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为自己的前两世,以表传承关系。

抱上俺答汗这条粗腿后,黄教本以为自此前程无忧,但没想到青海湖会面四年之后,衰老的俺答汗便驾崩了,强盛一时的土默特部也逐渐走向衰落,不过黄教势力已经在蒙古生根发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众。俺答死后六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圆寂,而黄教集团为他选择的转世灵童,竟然是一个蒙古孩子——俺答汗的曾孙。蒙古人自然喜出望外,他们组成联军,以武力护送灵童入藏,震慑对黄教心怀不满的势力。公元1603年,灵童在西藏正式坐床,成为四世达赖喇嘛,黄教与蒙古人的关系越发密切。

不过在当时的西藏,除了宗教力量外还存在着世俗政府。到十七世纪中叶,日渐壮大的黄教集团与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藏巴汗政权以今天的日喀则为中心,信仰与黄教尖锐对立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做为黄教的死对头,藏巴汗不仅谋杀了年青的四世达赖(据说是毒死的,此举一度引发蒙古人对西藏的战争),还禁止达赖转世,只是在对自己有恩的黄教大活佛罗桑曲结努力斡旋下,才不得不答应罢手——罗桑曲结是黄教大寺扎什伦布寺的寺主,同时也是已故四世达赖的上师,擅长医术的他以恢复达赖转世为条件,治好了折磨藏巴汗多时的顽症。

不久后,一个六岁的西藏男孩被罗桑曲结认定为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拜罗桑曲结为师,法名罗桑嘉措,译成汉语就是“善海”,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僧侣法号。身为五世达赖的上师以及监护人,罗桑曲结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罗桑嘉措幼年时给了他很好的教育,黄教的纲领性著作——祖师宗喀巴写的《菩提道次第论》以及其他重要经典,都是由这位老活佛讲授给小达赖的。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3 11:33:00 +0800 CST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一、缘起》(下)


黄教与藏巴汗政权彼此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消灭对方——黄教在西藏民间基础雄厚,而藏巴汗则掌握着上层建筑,双方都各有支持自己的武装,可以说旗鼓相当。公元1636年秋,在年幼的五世达赖及其师罗桑曲结这两位黄教领袖秘密邀请下,原本游牧于新疆的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突然率军攻入青海,并很快占领了这里,藏区的势力平衡被外来者彻底打破。

固始汗继续进攻藏区的边缘地带——康区,大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以及西藏昌都地区——然后向着西藏的中心拉萨和日喀则挺进。蒙古铁骑一路势如破竹,将黄教的死对头藏巴汗彻底压缩到后藏(今天日喀则地区)一隅。

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不久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固始汗效仿当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对西藏萨迦派(俗称花教)领袖八思巴的前例,将西藏十三万户(其实就是整个西藏,元朝曾将西藏本土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供养地,由于此时西藏十三个万户辖区早已名存实亡,因此固始汗在名义上将整个西藏布施给了黄教集团。

在宣布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供养给黄教的同时,固始汗却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行动,这位蒙古可汗并没有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他为自己选择的上师,正是前面多次提到的罗桑曲结——这位扎什伦布寺主是四世、五世两代达赖喇嘛的师父,黄教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僧侣。

罗桑曲结自幼聪慧,五岁时被认定为后藏一座小寺庙的活佛,他十三岁出家,十七岁前往后藏最大的寺院扎什伦布寺学习,到了二十八岁,其学识能力在这座黄教大寺已无人能敌,遂在寺众们的合力推举下成为扎什伦布的寺主。

前面说过,扎什伦布寺本由一世达赖根敦珠巴创建,但自从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移驻拉萨哲蚌寺后,黄教重心完全集中到了拉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日渐凋零,最惨的时候别说修葺破败的僧舍,就连喇嘛们吃饭都成问题。

这一主持就是六十年之久,罗桑曲结果然不负众望,成就斐然。他亲自从拉萨等地募集铜铁和金箔,修建了两座金瓦殿,公元1607年创建了专修密宗的阿巴扎仓,在寺内建立起完整的由显到密的学经系统,使得后藏的黄教僧侣不必再去拉萨学习,扎什伦布寺终于取得了与拉萨三大寺同等的地位。

据统计,到罗桑曲结圆寂时,札寺已经有三千余间房舍,五千余名僧侣,另外还发展了五十一座属寺,僧侣四千余人,还掌握了十六处庄园以及十多个牧区部落,成为后藏最大的寺院封建领主。

当时,拉卜楞寺与塔尔寺尚不存在,后世赫赫有名的黄教六大主寺其实只有四座,除了甘丹寺另有寺主即甘丹赤巴外,另外三大寺即色拉寺、哲蚌寺以及扎什伦布寺的寺主都曾由罗桑曲结一人兼任,他可谓无可争议的黄教第一人,而按照惯例,哲蚌、色拉的寺主都是由达赖喇嘛兼任的。不过令许多后人奇怪的是,这位老人似乎对权力没有太多兴趣,不久他便将色拉、哲蚌两寺奉还给年幼的达赖,仍以扎什伦布为自己的本寺。

尽管如此,人们仍普遍认为,在四世达赖去世后到五世达赖成年前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罗桑曲结是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当年要不是此公积极斡旋,藏巴汗很可能禁止达赖喇嘛继续转世,而在和硕特蒙古人席卷青藏的狂飙中,老活佛也是固始汗和小达赖背后的谋主。

仿效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的范例,固始汗宣布,赠予自己的师父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该词包含梵藏蒙三种语言:“班”指“班智达”,为古印度通晓佛经的大学者;“禅”是藏语的“大”;“博克多”则为蒙语,“智勇兼备”之意。合起就是“智勇兼备的大学者”,“班禅”的称呼即从这时开始。

黄教集团随即宣称罗桑曲结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并为其追认了三位前世,第二、第三世班禅都是小庙活佛没太大名气,至于最为重要的第一世班禅,则被认定为黄教祖师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同时也是黄教历史上第三位首脑的克朱杰。

或者说,与达赖系统自根敦珠巴起便一脉相承不同,班禅系统与克朱杰之间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由于罗桑曲结是班禅活佛体系的真正开创者,也是事实上第一位真正的班禅,因此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直接称其为一世班禅。

大致总结一下,甘丹赤巴是黄教早期的NO.1,一世班禅克朱杰做过这位置,一世达赖没做过(晚年时有机会当,不过被他谢绝了)。但克朱杰与以后的各世班禅并没有真正关系,班禅系统的实际源头,其实是比他们晚很多的罗桑曲结。随着时间推移,甘丹赤巴与达赖的地位此消彼长,达赖喇嘛成为黄教第一人,直至罗桑曲结异军突起,创建了与达赖分庭抗礼的班禅系统。

在西藏轰轰烈烈的 运动中,达赖喇嘛被尊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则是无量光佛的化身。观世音是谁不需解释,对无量光佛知道的人却不太多——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著名的阿弥陀佛有两种形像,一种是广为人知的无量寿佛,另一种就是无量光佛,分别代表着该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延续性。

佛经里,观世音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后者的宗教地位似乎更高,而一世班禅克朱杰也确曾在师父宗喀巴死后辅导过一世达赖的学业,二者的师徒关系似乎早就建立了。但与此同时,藏人又解释道,无量光佛是一尊消极的佛,他宁肯当甩手掌柜,把世间的一切都交由观世音打理,因而事实上,观世音比他的师父更为重要。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3 12:58:13 +0800 CST  
作者:@独孤浪子110 时间:2015-02-03 12:39:39
京华出手,必是精品!前排占座!


作者:@幸成马了 时间:2015-02-04 00:32:25
继续继续,好文,喜欢


作者:@laoyang0866 时间:2015-02-04 01:46:25
京华新帖,老枪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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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作者:@lb0326 时间:2015-02-03 13:12:57
京华出手,必是精品!我也占座!另外,京华老兄大小金川巨坑好像还没填满,坐等老兄写血战木果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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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有时间再写,反正没填的坑不止一个,虱子多了不咬人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4 09:14:50 +0800 CST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二、轮回》(上)


固始汗统治时期,西藏地方由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第司来实施具体管理,五世达赖只做为一尊宗教上的大神被高高供起,而且还不是唯一的大神,因为汗王的师父四世班禅也会分一杯羹。从历史记载来看,固始汗与班禅的往来远比与达赖密切,经常找各种理由赠予扎什伦布寺大量庄园田产,班禅系统迅速壮大,终于能与达赖系统分庭抗礼。

公元1651年,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他要去遥远的中原,会见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清朝的顺治皇帝。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两人终于在北京南苑会面,双方的礼仪至今让后人纠缠不休,但显然在清朝看来,西藏当局让这么地位高的代表来朝觐皇帝,无疑是表示臣服的姿态。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四月二十二日,就在达赖回程期间,清帝国宣布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固始汗也成了“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至于班禅则不在册封名单中。

成为清帝国新藩属的和硕特汗国仍具有极大的自主权,汗王更像 李朝、安南后黎朝的君主,而不是皇帝委任的地方官。这种特殊地位,用清廷自己的话说,就是“庶邦君长”——在颁发给固始汗的委任状也就是金册上,顺治写道:“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只要你能“归诚向化”,剩下的事咱都好商量。

固始汗始终牢牢掌握着西藏政权,史料记载道,西藏高级官员均由其委任,他还主持制定了《十三法典》(该法延续了几百年,直到西藏民主改革才废除),健全西藏地方行政机构,新增了噶伦代本等军政官职,为数众多的蒙藏军队更是在其直接控制之下,而后来影响西藏历史的许多人物,比如康济鼐、颇罗鼐等,都出自这支武装力量。

公元1655年,在平静地统治了藏区十三年之后,固始汗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三岁,在当时绝对可称高寿。就像许多数世甚至一世而终的游牧政权一样,强力人物的过世意味着巨大的政治真空,随着这位一代雄主的离去,多年积累的矛盾也逐渐冒头......

公元1658年,经过四年纷争,在五世达赖支持下,固始汗长子巴图尔于诸王公脱颖而出,继承了和硕特汗位,称“达延鄂齐尔汗”,简称“达延汗”。新汗登基刚两月,西藏强势人物索南饶丹就因病去世,他是固始汗任命的第司,相当于汗国的首相。

此人本是达赖的“强佐”即大管家,但却与和硕特汗廷极其亲近,并深得固始汗信任,牢牢把控着西藏的行政权力,旧主人达赖喇嘛无容置喙。索南饶丹一死,五世达赖立即行动,他想方设法说服了达延汗,将自己的发小赤列嘉措扶上了第司宝座。

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仅仅两年后,西藏另一尊大佛四世班禅于扎什伦布寺圆寂,五世达赖从此在黄教中独步天下再无对手。和从小接受严格的经院教育、庄严肃穆到难以接近的达赖不同,班禅老活佛给人一副和蔼可亲的笑眯眯模样,他学问渊博、平易近人又俭朴低调,民间威望极高,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商人百姓,都愿意拜在他门下。

按照西藏史料记载,四世班禅的弟子数量竟然超过十万,这显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恐怕也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条件好得多的今天,西藏总人口也不过三百万人,而按照清廷理藩院在乾隆初期的户口统计估算,达赖和班禅所辖地约有人口九十三万,再加上昌都、阿里的人口,西藏总数不过一百二十万左右,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妇女儿童。如果上面的记载可靠,就意味着差不多每十个人中便有一个是班禅的弟子,若只计成年男人,更要高到二、三比一(当然,徒弟中也有少量来自蒙古等其他民族)。

尽管五世达赖在师父四世班禅的抚养教育下长大,但二人后来的关系颇让人寻味——达赖成为西藏神王后一共只到过扎什伦布寺两次,还都是礼节性拜访。这显然不能用路途遥远和事情太多来解释,因为同为班禅弟子,固始汗时不时便到日喀则串门,住在那里的时间甚至超过了拉萨。直到死前不久,固始汗还在扎什伦布寺与班禅盘桓,感到身体不适后才辞别师父匆匆赶回拉萨治疗,随即便在那里驾崩。

有种说法认为,固始汗当年在拜师问题上之所以选择班禅而非达赖,是因为二十啷当岁的五世达赖太年青,拜他为师太跌份儿,因此才选了德高望重的班禅。可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很站不住脚,因为学识与岁数并无确定关系,就拿黄教祖师宗喀巴本人来说,弟子中就有不少人的年纪比他都大。因此,这位睿智的汗王无疑是想在黄教内部形成合理的均衡,以免达赖一家独大。五世达赖之所以回避与四世班禅接触,更为合理的推测似乎是,神王不愿笼罩在自己师父的阴影下——在拉萨他是千万人之上,而在师父门下,他不过是十万分之一。

四世班禅最后活到了惊人的九十五岁年纪,显然与他健康且清心寡欲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史料记载,他无论到哪里皆安步当车,甚至远行阿里都是如此,始终保持着行脚僧的本色,正是在他的感召下,古格王才皈依了黄教并成为班禅的新弟子。与当时许多花和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活佛不贪财不好色,募捐来的钱物都用到了寺院上,而且对权力似乎也兴趣不大,不仅放弃了取代达赖的机会(四世达赖死后藏巴汗曾禁止转世,后被班禅说服),就连已经到手的哲蚌寺和色拉寺都让了出去(班禅曾兼任两寺的寺主),甘愿回到规模较小的扎什伦布寺。

随着固始汗、索南绕丹和四世班禅三大军政教强人的相继离世,五世达赖终于将西藏所有权力归于一人。从达延汗开始的几代和硕特汗王,都不像固始汗那样常驻西藏,拉萨成了达赖喇嘛的禁脔,别人再也无从染指。

在这种情况下,五世班禅罗桑益希登上了历史舞台。他生于公元1663年,出世后就被扎什伦布寺认为可能是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接到寺内居住,寺院随即向达赖喇嘛请求指示,但后者却未置可否,仅仅说了句好好照顾这孩子了事。由于并未确认身份,僧人们对他议论纷纷,导致小孩在寺内待得异常尴尬,只住了四个月就又被送回了家。

扎寺随后又一次向达赖请示如何处理,这次达赖答应先让寺院考察一下再说,据说这个孩子每次都正确辨认出了其前世使用过的物品,扎寺遂第三次向达赖请示,后者这一回总算承认了这个孩子的灵童身份。五世班禅八岁时,前往拉萨正式拜五世达赖为师并受沙弥戒,取法名罗桑益希,此后双方来往很少,小班禅一直在自己的扎什伦布寺接受教育。

当年,凭借自己强大的影响力以及和硕特汗廷的眷顾,四世班禅取得了与五世达赖对等地位,但随着老活佛的离世,双方的平衡又被打破。西藏当时根据坐垫厚度来标识活佛等级,按照《五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达赖喇嘛自己是五层坐垫,其次是萨迦派(花教)两位法王的四层坐垫,再往下是噶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几位法王的三层半坐垫,而五世班禅则与黄教名义上的教主甘丹赤巴一样,只能用三层坐垫,很显然,班禅虽然仍是黄教的二号人物,但与达赖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4 13:04:16 +0800 CST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二、轮回》(下)


到了公元1683年,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年满二十一岁,想到拉萨接受比丘戒,却被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他们同是达赖的弟子)告知,师父已经闭关入定,不见任何人,也不能给他授戒,年轻的班禅不得不另寻授戒师。其实,五世达赖喇嘛当时已圆寂一年了,但消息却被桑结嘉措一直严密封锁着。

桑结嘉措出身于西藏大贵族仲麦巴家,其叔父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发小兼终生好友赤列嘉措。他从小在神王亲自教育下长大,史载桑结“自幼便被五世达赖喇嘛当作眼珠一样疼爱”,可以说是后者最亲近的晚辈,神王对桑结的爱护可以说无以复加,因此在过去,西藏一直有传言说桑结嘉措其实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

在师父的精心栽培下,桑结二十六岁便登上了第司的宝座,做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官。到了公元1682年,一代雄主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桑结随即接管了权力,成为西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尽管和硕特汗国仍然存在,但汗王几乎完全依赖第司进行统治,事实上在桑结的刻意隐瞒下,汗王竟然连达赖喇嘛逝世的消息都不知道。

公元1697年,正潜心研习佛经的五世班禅突然接到同学桑结嘉措的来信,说师父业已圆寂多年,我因奉其遗嘱故秘而未宣,现在师父的灵童已经找到,并将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等云云,五世班禅大惊,这才知道达赖已经逝世。

原来在一年前的公元1696年,在征伐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过程中,康熙终于得知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的真相,皇帝雷霆震怒,威胁说要“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第司惶恐之余不得不向朝廷认错,同时将一个早已选出但秘密藏在民间的少年匆忙宣布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不久之后,应桑结嘉措的要求,五世班禅为灵童剃度后授予沙弥戒,并正式收其为徒,法名仓央嘉措,他便是后人眼中的那位情天诗圣。关于仓央嘉措的八卦传说和桃色新闻这里不再赘述,按照五世班禅的传记记载,这位文艺青年坐床以后,对宗教与众生安宁不甚关心,甚至有不少违反戒律的行为,班禅知道后,特意写信给仓央嘉措和桑结嘉措,苦口婆心地希望六世达赖努力钻研经典,参加僧众辩沦,继承五世达赖创立的伟大事业,切勿自暴自弃。

桑结嘉措给班禅写的回信中说,仓央嘉措对佛经的学习不甚用功,我也曾对他一再规劝,但未蒙采纳——这倒也不是托辞,据记载桑结对六世达赖管教极严,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西藏摄政希望班禅以师父的身份,多多去信指教,同时仓央嘉措的年龄也快到二十岁了,应授具足戒,届时仍请班禅前来授戒。仓央嘉措则回信说自己生性不喜欢辩经,他愿意与师父会晤,但不肯再受戒了,搞得班禅很不高兴。

公元1702年,仓央嘉措来到扎什伦布寺拜见师父,这位年青神王不仅拒绝接受具足戒,甚至连此前授过的戒也要奉还。五世班禅反复劝说都毫无效果,面对态度如此坚定的弟子,无可奈何的上师只有徒然叹息。最后,小达赖给老班禅重重磕了三个头,哭着希望师父原谅他,不要生气,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扎寺返回拉萨,继续过自己的逍遥生活,桑结嘉措也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了。

当时西藏的政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继和硕特汗位后,不甘心像父祖那样放弃政治权力,他借助对桑结早有不满的清廷暗中支持,开始强力反击。藏人为主的宗教及行政机构和蒙古人为主的军事机构矛盾重重,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互相看不顺眼的拉藏汗和桑结加措终于火并,最后桑结兵败被杀,他扶持的仓央嘉措也失去了政治依靠,被拉藏汗囚禁起来,使得黄教僧俗大为不满。

拉藏汗曾是五世班禅的弟子,他决定借助关系较好的班禅系统以压制桀骜不驯的达赖系统,因此表现得对师父十分尊敬,陆续向其赠送了大量土地和庄园,这种慷慨的馈赠伴随着蒙古军队的耀武扬威和藏族人仇恨的目光,导致黄教第二大活佛越发尴尬。

拉藏汗又拉起清廷的大旗当自己的虎皮,上奏说怀疑仓央嘉措是否真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要求皇帝派专人来鉴定。早已洞悉这些猫腻儿的康熙哭笑不得,为了照顾他所册封的这位“翊法恭顺汗”的面子,只好派出了一个据说是精通相术的家伙来到西藏。

在皇帝特使要求下,仓央嘉措被迫脱得一丝不挂,被来人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个遍,心中的羞辱可想而知。使者终于鉴定完毕,却留下一句不咸不淡模棱两可的话:“这位喇嘛是否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嘛,他确实具备做为圣人的全部体征。”说完他扬长而去。随后拉藏汗便正式废黜了仓央嘉措,他事先征求过班禅的看法,但班禅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推说应该请护法降神才妥当。

不久之后,拉藏汗宣布青年僧人益希嘉措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而民间一直传说他其实是拉藏汗的私生子。五世班禅不得不第二次为“六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并收其为徒,由于藏族僧俗仍对仓央嘉措念念不忘,因此这件事造成了相当大的争议,也给班禅的名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康熙皇帝专门派使者向班禅询问这位新的“六世达赖喇嘛”的真伪,班禅不得不出面为他的新学生辩解,答复说益希嘉措并非冒牌货。

公元1706年,仓央嘉措在押解进京途中死去,黄教群龙无首暗流涌动。为了稳定动荡的西藏局势,身为黄教第二大活佛的五世班禅于公元1713年被清朝正式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这是个梵藏满三语合一的词汇,“班”为梵语“班智达”,印度佛教中精通五明的大学者,“禅”在藏语中意为“大”,“额尔德尼”则是一个来自蒙语的满语词汇,意为“珍宝”,相当于藏语中表示活佛的“仁波切”。“班禅额尔德尼”也代替了此前固始汗授予的“班禅博克多”,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正式称号。

朝廷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待遇按照达赖喇嘛的标准执行,也就是说二者地位相当,这标志着原本由蒙古人创立、只在黄教内部有效的班禅活佛系统,终于获得了中央王朝的正式认可,以及皇帝本人的强力支持。康熙此举无疑是想在达赖系统之外再扶持一个平等的活佛体系,以在必要时实行对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达赖独大带来的不利因素。从那以后,起码在法定层面上,黄教有了达赖和班禅两个并列的教主。

然而,所谓平等,也仅仅停留在法定层面上而已。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兴聚》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5 11:27:34 +0800 CST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三、兴聚》(上)


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清朝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向皇帝提交了一个有关西藏黄教发展情况的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当时,达赖系统有3150座寺庙,班禅系统有327座;达赖系统有302560名僧侣,班禅系统有13670名;达赖系统有121438户农奴,班禅系统则有6752户。

从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无论达赖还是班禅,他们的一户农奴平均都要养两名以上的僧人,而当时西藏一共不过百万人,因而即使算上自由民,平均每三个藏人中也有一个是黄教僧侣,如果再加上其他教派,僧侣的比例无疑更高。鉴于黄教戒律森严——尽管具体执行起来仍有诸多问题——僧尼严禁嫁娶,当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不再繁衍(其实也不绝对,因为僧尼还是可以还俗成家的)的时候,西藏的人口数量始终停滞不前,也就是一个可以想像的事实了。

此外我们更能看出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势力的对比:寺院方面,两者的比例接近10:1;农奴方面,两者的比例提升到了18:1;而在最为重要的指标——僧侣方面,两者比例竟然高达22:1!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两个势力对等的集团,达赖的力量无可置疑地远远强于班禅。

如此情形不由让人感慨万千,因为仅仅十年前的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五世达赖和他的师父四世班禅都在世),据统计黄教僧侣当时一共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其中约两万六千人属于达赖系统,九千人属于班禅系统,双方数量对比还不到三比一,虽称不上势均力敌,但起码是分庭抗礼。我们也不得不再次感叹,四世班禅果真是难得的牛人,在他那位无比强势的学生眼皮底下,老活佛仍为班禅系统拿下了将近26%的份额。

短短十年间,黄教整体增长高达900%,而其中班禅系统却只涨了50%,其余的增长都是达赖系统贡献的。即,达赖系统的黄教僧侣份额由74%提升到超过95%,而班禅系统则由26%下降为不到5%。很显然,如果统计无误的话(事实上,鉴于该统计是由达赖喇嘛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并上报的,出于可以想像的原因,达赖方面甚至很可能隐瞒了己方的部分力量),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份报告产生时,七十岁的五世班禅喇嘛已是风烛残年,进入了其生命中最后的五个年头。做为一个僧侣和佛学家,这位老人不仅合格而且成绩十分优秀,但做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表现却离及格线很远很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班禅系统的发展之所以大大落后于达赖,从内部原因来说,其根子就出在五世班禅身上。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他输在了起跑线上,尽管四世班禅为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个人性格来看,也许是早年达赖系统的压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五世班禅凡事忍让很少出头。废黜仓央嘉措后,拉藏汗本想让自己的师父代替达赖,因而处处刻意凸显抬高班禅的地位,但班禅对此却模棱两可,重大事项从来不主动表态,对弟子过于丰厚的赠予也婉言谢绝,搞得拉藏汗很无奈。

班禅做的几件颇有争议的事情也都是被动而为,比如他应拉藏汗请求,收了后者新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为徒并为其合法性向清廷背书,这些举动无疑大大损害了班禅在黄教僧俗中的形像。期间,尽管获得了清廷正式册封的“班禅额尔德尼”尊号,不过班禅的声望并没有多少提高,反而可能有所下降。

利用西藏民间对拉藏汗的不满,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策凌敦多布(即大策零)奇袭拉萨成功,内外交困的拉藏汗兵败被杀,立国四分之三世纪的和硕特汗国灭亡。凑巧的是,大策零当年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也是班禅的徒弟,对他相当尊敬,准噶尔人将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对扎什伦布寺却秋毫无犯,大策零甚至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给师父。

为了驱逐准噶尔人,清朝组织了第一次远征军进藏讨伐,却在公元1718年被大策零于哈喇乌苏(位于今天西藏那曲)全歼,除四百人被俘外几乎死亡。得知消息,五世班禅紧急向大策零派出使者,要求徒弟刀下留人,终于保住了俘虏们的性命,后来在班禅的争取下,绝大部分人被释放——西藏史书写道:“为了班禅活佛长寿,(准噶尔人)最终放他们各自回家。”对此,清廷显然不无感激。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比如拉藏汗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就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免于一死,仅仅被准噶尔人囚禁起来。尽管这样,与占领军合作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班禅方面最多也只能用“曲线救国”之类的托辞来解释。

尤为不巧的是,五世班禅竟然与后人公认史上最有做为的三位达赖喇嘛中的两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中的一位前面已多次提过,四世班禅的学生同时又是五世班禅的老师、被藏人尊称为“伟大的五世”的罗桑嘉措,而另一位则是五世班禅的学生、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仓央嘉措死后,藏地僧侣宣称在今天四川的理塘找到了这位不幸达赖的转世灵童,他就是后来的噶桑嘉措。黄教僧俗信徒坚持认为,这孩子才是仓央嘉措的真正化身,并不承认拉藏汗自立的那个达赖喇嘛。

为防止拉藏汗的迫害,噶桑嘉措从幼年起就随父亲离开家乡到处东躲西藏。来到青海后,他们立即被不满拉藏汗的青海和硕特王公们奉为上宾,后者特意于公元1715年晋京为噶桑嘉措请封,并斥责拉藏汗立的达赖是假货,上奏康熙要求纠正。皇帝随即写信向班禅征求意见,五世班禅的答复是,拉藏汗立的是正品,噶桑嘉措是赝品。但这个结论显然无法服众。青海王公们宣称要对西藏发动圣战以护送真达赖回拉萨,最后在支持拉藏汗的清廷武力干涉下,才不得不偃旗息鼓。

不过,康熙并没有为难噶桑嘉措父子,反而命清军将他们迎到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加以供养保护并赏赐颇丰。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大策零在偷袭拉萨的同时,派出一小支军队秘密潜入青海,试图抢夺达赖灵童,但在清军的严密保护下,准噶尔突击队根本无法接近噶桑嘉措,这场阴谋最终破产。

康熙终于下了决心,要将藏人心目中的教皇——达赖喇嘛所能发挥的价值最大化,为此他精心制订了一系列措施来尽可能彰显这位年幼神王的号召力。驻扎西宁的清军总司令十四阿哥、大将军王胤祯随即代表皇帝,宣布承认噶桑嘉措的合法地位。噶桑嘉措也马上向藏区发布了自己的宗教谕令,要求各地全力配合清军行动,并号召蒙藏各部族的黄教信徒们,立即发动针对准噶尔侵略军的全面圣战。

在各地藏人的大力支持下,清朝远征军最终在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夏解放拉萨,赶走了大策零。同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七世达赖喇嘛一行终于抵达拉萨,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相当于继位)典礼,让外人看上去颇有些急不可耐。

至此,自仓央嘉措于公元1705年被废黜,经过十五年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达赖喇嘛登上了西藏最高宝座。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6 11:24:52 +0800 CST  

【第一部 日月争辉——达赖与班禅】


《三、兴聚》(下)


为了找出一尊众人认可的大神来为根基尚浅的新达赖保驾护航,清军主导下的西藏临时政府上奏皇帝,请来了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喇嘛。据说大策零之前曾动过把班禅劫持到准噶尔另立黄教中心的年头,因此屡次请自己的师父来拉萨,其实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控制。可这位老活佛虽然老实但却不傻,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反正死活就是不去,大策零不便撕破脸皮用强,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

不久之后,五世班禅奉圣旨来到拉萨,西藏临时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将班禅“迎至布达拉宫,最先与达赖喇嘛相会于日光殿”。西藏史书说两尊佛爷相见甚欢,不过因为此前五世班禅一直拒绝承认噶桑嘉措的灵童地位,双方真正尽释前嫌的难度似乎不小。按照皇帝颁布的上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从此正式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上师。

在这场师徒会上,五十八岁的老班禅为十三岁的小达赖授了沙弥戒,也就是说,尴尬的老活佛不得不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强打起精神,第三次为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授戒——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达赖而非七世达赖,这就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与仓央嘉措无关。

随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七世达赖喇嘛并没有政治权力——清朝册封的藏王(头衔为‘首席噶伦’和‘贝子’)康济鼐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与另几位噶伦共同执政,达赖则被做为名誉上的最高领袖供了起来,他的父亲也被皇帝封为公爵。不过,虽然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达赖之父却不甘心仅有虚名,他到处拉帮结派,通过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力频繁干预西藏政治。

六年后的公元1727年,藏王康济鼐终于被嫉恨的噶伦同僚们谋杀,七世达赖渴望权势的父亲也参与了此事,甚至成为主谋之一。康济鼐的盟友、另一位噶伦颇罗鼐起兵讨伐谋杀者,西藏内乱再起,史称“卫藏之战”。一年后的公元1728年,颇罗鼐武力攻占拉萨取得内战胜利,一向对皇帝恭顺有加的他得到了入藏平乱的清军大员们支持,不久被清廷册封为新的藏王(头衔先是贝子,继而晋升贝勒,后来又晋封为郡王)。

鉴于达赖喇嘛家族在这场动乱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雍正皇帝下旨将十九岁的噶桑嘉措和其父亲移居汉藏交界地区,先是到了他们的老家理塘,后来又迁至今天甘孜州道孚县的惠远寺。清廷公开的理由是要保护他们爷俩,因为据说准噶尔人打算再次侵藏,但其实此举也不无隔离和监视的意思,避免这家子人再给新藏王添乱。一直到八年以后,父子二人方才获准返回拉萨,但达赖之父遭到清帝严厉训斥,严令永远不得干政,此后,历代达赖喇嘛家族成员不得参政遂成惯例。

期间,雍正皇帝曾一度做出一个很可能影响西藏未来历史轨迹的重大决定——他打算把西藏彻底分治,从扎什伦布寺以西的全部地方,包括今天的日喀则地区大部和阿里地区高达四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区域,全部划归班禅,达赖掌管拉萨、山南、林芝和那曲,而昌都及以东地方则在清军监视下由地方土司和活佛们自治。

这个方案如果实施,那么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班禅系统将彻底获得与达赖喇嘛对等的地位。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信心满满的清朝大臣来藏宣读圣旨后,面对这千载难得的机遇,五世班禅竟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尽管对方软硬兼施,甚至以“这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您可别违背圣意”来威胁,可老活佛油盐不进,死活就是不干。最后,面对没法向皇帝交差的大臣们再三恳求,班禅终于勉强答应接受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相当于县),其余绝大部分领地则坚决婉拒。

其实在那之前,岳钟琪等将领率军进藏平定了噶伦们的内乱后,就曾向朝廷建议,鉴于达赖喇嘛的家人惹事生非是个祸根,不如把达赖一家迁出西藏,然后让班禅转驻拉萨,以后黄教便由班禅主持。但是,雍正对建议的前一部分予以采纳,不久便将达赖转移至四川康区,而对建议的后一部分,这位深谙人心的中年皇帝却批示道,当年达赖喇嘛的宝座实际上空了好多年,如果班禅想取而代之的话他早就坐上去了,何必等到现在,此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很显然,雍正对五世班禅与世无争的性格颇为了解,也不想强人所难,后来当他得知班禅拒绝接受封赐的领地,想必也在其意料之中,因而也没有追究老活佛的抗旨之罪。

从此,班禅系统的基本地盘便仅限于扎什伦布寺所在的日喀则以及那三个宗,另外还有先前固始汗、拉藏汗以及大策零等人赠予的五个相当于宗的大型庄园、六十八个中等庄园以及二十六处牧场,还不到达赖系统属地的十分之一,双方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尽管七世达赖返回拉萨后仍被藏王颇罗鼐做为宗教象征高高供起,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颇罗鼐也仿效固始汗等人,实行亲班禅远达赖的宗教政策,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班禅系统其实已无法与达赖抗衡。

五世班禅死于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享寿七十五,尽管比不上他的前世,但仍属高寿。其弟子七世达赖又经历了颇罗鼐和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父子两代藏王,直到他四十三岁时,骄横跋扈的珠尔墨特因图谋反叛被两位驻藏大臣突然设计诱杀,二大臣随即又被藏王党羽所杀,西藏再次处在剧烈动荡的危险边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在这危机存亡之秋,一向不太过问政务的七世达赖出乎人们意料地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迅速稳定了政局,一举逮捕了谋反作乱的藏王追随者,并为当初那些受到珠尔墨特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平反昭雪。

这时早已是乾隆皇帝当政,他刚刚获悉西藏之乱,可尚未来得及再次派军出征,达赖喇嘛平定内乱的报告就已呈到御前,让他惊喜不已。于是,皇帝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既然朝廷所委任的这些世俗统治者其实并不都那么可靠,那何不真正尝试一下把西藏的政权交给僧侣掌握,毕竟后者是出家人,也许不会太贪恋权势,而且黄教僧侣不许娶妻生子,也就无法把权力传承给家族血亲,世袭导致的危险也小得多。

就这样,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皇帝正式将西藏的政教大权授予年已四十四岁的噶桑嘉措。也许是饱尝了世事艰辛,七世达赖当政后为人处事极为谦逊低调,史载他办事公正并总能为别人着想,作风非常亲民,贵为神王仍像学僧那样认真聆听普通僧侣辩经,生活也相当俭朴,连衣服鞋子都是旧得实在没法再穿才换新的。

在噶桑嘉措执政期间,影响了西藏此后两个世纪的驻藏大臣制度和噶厦(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名称,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行政首脑则为数名噶伦)政权体系正式确立,乾隆皇帝与七世达赖喇嘛确定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十三条》也正式成为此后处理中央与西藏关系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廷再次修改了《藏内善后章程》,开头便说“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试图再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达赖与班禅的对等地位,人为拔高班禅,但事实上,班禅与达赖的实力差距却越拉越大。

尽管此后仍有班禅额尔徳尼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皇帝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凌驾于达赖喇嘛之上,可是做为一个整体来看,四世班禅的荣光早已一去不返,一直到清朝灭亡,班禅系统始终被达赖系统牢牢压制。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09 11:43:47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一、渊源》(上)


公元1645年,统治了中原二百多年的明朝刚刚灭亡,帝国再次陷于混乱和杀戮之中,而就在这时,一个即将给亚洲带来血雨腥风的男孩降生在了准噶尔。

准噶尔部位于现在新疆天山附近的伊犁地区,属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当时,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位于现在内蒙古的漠南蒙古,二是位于现在外蒙古及更北地区的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三是位于天山的漠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

卫拉特蒙古就是那个曾险些灭亡明朝的蒙古瓦剌部,到了明朝中期,它遭到蒙古正统势力的猛烈打击,逐渐衰落下去,不得不从蒙古迁徙到新疆。明末,卫拉特蒙古分为四大部落,准噶尔部就是其中之一,也有人认为,准噶尔人其实并非蒙古人,而是属于突厥人,是当年被成吉思汗最早征服的蒙古高原上那些突厥部落的后裔,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新生婴儿的父亲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巴图尔”蒙语意为“英雄、勇士”,“珲台吉”则是蒙古部族首领的尊号,据说来自汉语的“皇太子”。在这位野心勃勃的强人率领下,准噶尔部落蒸蒸日上,他们多次发动针对中亚的胜利远征,占领了西至现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广大区域,其咄咄逼人的势头让漠西蒙古的其他三大部落如坐针毡。

这个孩子的降生其实早有预兆——公元1635年,当时正在准噶尔传教的三世温萨活佛曾对巴图尔珲台吉的夫人玉姆说,将来自己死后将在她的怀里转世。温萨活佛的预言果然实现了,十年后,也就是他圆寂第二年的公元1645年,玉姆夫人生下了这个后来起名噶尔丹的儿子,于是他便被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转世。“噶尔丹”其实就是黄教祖寺“甘丹”的异译,当时蒙古人和藏人常用的名字。

温萨活佛在西藏有着相当高的地位,黄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温萨学派,其主要传承人就是温萨活佛。这个活佛系统的起源,与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密不可分,而历代班禅也是温萨学派的主要倡导者。

今天西藏日喀则市江当乡的雅鲁藏布江南岸,有座历史悠久的僻静小庙,它叫做温萨寺——“温萨”在藏语里便是“安静”之意,据说本是座萨迦派(花教)寺院。十五世纪后期,一位名叫索南曲朗的黄教高僧来到这里讲学传法,收了很多徒弟,被人称为“温萨活佛”,他虽然学识渊博,但每日安心修行,政治影响力几乎没有。

索南曲朗之后,温萨寺又出了一位叫罗桑顿珠的高僧,据说两人出自同一家族,还有亲戚关系。罗桑顿珠后来到过黄教大寺扎什伦布寺和哲蚌寺求学,还做过当时的哲蚌寺主即二世达赖的徒弟,在黄教中以学问好著称。十六世纪中叶,云游四方的罗桑顿珠终于回到温萨寺,开始收徒传法。

当时的西藏,学习佛法尤其是密宗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学生必须向老师献出大量财物以作学费,有时甚至要倾家荡产,但罗桑顿珠除了必要的衣食用具之外,拒绝接受弟子捐献的任何礼物,金银珠宝统统不收,因而名声非常好,来求学者络绎不绝。罗桑顿珠的佛学水平很高,开创了一种颇为神奇的“耳传秘诀”,这一流派后来传承下来,被后人称为“温萨学派”,罗桑顿珠也被认为是索南曲朗的转世,即第二世温萨活佛。

由于很少参与政治,温萨寺一直发展得不温不火,远远比不上那几个黄教大寺。到了公元1575年,温萨寺的堪布(相当于寺院主持,他是罗桑顿珠的弟子)向僧人们宣称,附近竹加白哇村里有一个孩子颇为神异,想必是前世温萨活佛罗桑顿珠的转世灵童,你们赶紧去看看。众人跑去一看,果然惊为天人,于是灵童的身份从此确定下来——其实书中暗表,据说这个五岁的小男孩孩正是堪布的亲侄子,至于其中有没有什么猫腻,则不得而知。

事实证明,温萨寺这一宝押对了。孩子出家后的法名叫做罗桑曲结,后面发生的故事我们已经讲过,罗桑曲结长大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僧,开创了堪与达赖喇嘛分庭抗礼的班禅活佛系统。在西藏神谱中,第一世班禅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二弟子克朱杰,而第二世与第三世班禅,则被黄教认定为索南曲朗与罗桑顿珠这两位已故的温萨活佛。

鉴于自己已经另立门户,四世班禅认为不宜再占用温萨活佛的名额,遂为该活佛另寻转世者,后来的各世班禅也退出了温萨活佛的转世体系。尽管如此,鉴于二者深厚的历史渊源,温萨寺仍是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最重要的属寺之一,而温萨活佛也始终在班禅众多部下中占有地位颇高的一席之地。随着黄教与藏巴汗政权在西藏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新的三世温萨活佛遂被班禅派到蒙古地区传教,联络各方势力以为外援,于是便有了他与噶尔丹之间的故事。

绕了这么多,其实笔者想着重说明的是,按照黄教法统来看,温萨活佛是班禅的属下,他与达赖系统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至于温萨活佛噶尔丹后来为什么成为五世达赖最得力的学生之一,可以说是造化弄人。

噶尔丹出生时,新生儿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已经成为北疆草原的霸主,带领彪悍的准噶尔骑士四处开疆扩土。在他的逼迫下,卫拉特蒙古的另一支土尔扈特部只好远走他乡。这支部落一直迁移到伏尔加河流域,直到清乾隆年间,无法忍受沙皇俄国压迫的土尔扈特人才由首领渥巴锡率领,历尽千难万苦重返祖国,这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东归英雄的故事。

其实,卫拉特蒙古的族长并非强大的准噶尔部,而是血统更加高贵的和硕特部——后者据说是成吉思汗的兄弟合撒儿之后,属于著名的蒙古黄金家族成员。和硕特当时的首领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固始汗,领地在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附近。当时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摩擦不断,而前者的实力明显弱于后者,尽管固始汗是卫拉特蒙古名义上的族长,但他对巴图尔珲台吉却没有进行制约的实力,两个部族火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正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情势下,固始汗毅然做出了一个影响新疆、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重要决定,下令整个和硕特部向青藏高原进军。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与统治那里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西北的蒙古人求援。

为此,固始汗向巴图尔珲台吉主动示好,宣布放弃自己在新疆的地盘,而作为回报,巴图尔珲台吉答应助固始汗一臂之力。于是在1636年秋,和硕特与准噶尔联军由新疆突然攻入青海,和硕特部随后移居这里,将自己在新疆的地盘转给准噶尔部以做酬谢。固始汗继续率军进攻康区(即康巴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大部、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以及西藏昌都地区),然后朝着西藏本土挺进。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固始汗在名义上将整个西藏政教权力交给了达赖喇嘛,不过尽管后者的地位尊贵无比,但在固始汗期间,这尊佛爷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西藏地方政府由蒙古汗王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第司来实施具体管理。但到了固始汗死后,青海的和硕特本部并没有立即派来继任者,西藏处于权力真空状态,五世达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自己任命了第司,从而彻底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

在此期间,固始汗当年盟友巴图尔珲台吉也去世了,巴图尔年幼的儿子、十来岁的噶尔丹被继位的哥哥僧格送到拉萨,以温萨活佛的身份归入四世班禅门下求学。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10 11:29:59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一、渊源》(下)


巴图尔有十多个儿子,除僧格、噶尔丹外,还有车臣、卓特巴巴图尔、布木(大策零的父亲,也是准噶尔汗国末代汗王达瓦齐的曾祖父)等人。通常认为僧格排名第五,而噶尔丹排名第六,也有说前者第四后者第五,两人虽是同母所生,但年龄应该有一定差距。

并非长子的僧格之所以能登上汗位,主要因为他是嫡子——僧格有一位血统高贵的母亲,她是西藏之主、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女儿,而固始汗则为成吉思汗弟弟哈萨尔的后裔,有着蒙古黄金家族的血缘。换句话说,当时仍然在世的固始汗是外孙继位的坚强后盾。

僧格送亲弟弟噶尔丹去西藏学佛,很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打算,同是嫡子的噶尔丹当时还不到十岁,显然对自己的汗位没有太大威胁,反倒是那几个异母哥哥蠢蠢欲动,让准噶尔新汗王如芒在背。贵族送自家子弟到西藏到时二人分别执掌政教权力,让其他异母兄弟无从置喙。

公元1656年左右,噶尔丹到达西藏,成为四世班禅的弟子。当时老活佛已经年近九十,显然已经没有太多精力授徒,噶尔丹在扎什伦布寺一住就是六年,期间没有多少关于他的记载,在清心寡欲、看透世事的老师面前,年富力强、雄心勃勃的温萨活佛想必感到十分郁闷。后来,清朝西北官员在一份给康熙皇帝的情报汇编里,曾描述噶尔丹在西藏期间“不甚学梵书,顾时时取短枪摩弄”,显然这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主儿,在学术气氛浓厚、学霸高僧满堂的扎什伦布寺过得不会太开心。

到了公元1662年,噶尔丹的转机来了,九十五岁(一说九十二岁)的四世班禅在这一年圆寂,他的学生们包括温萨活佛在内,不得不另换师门,许多人因此转到了西藏另一尊大佛——五世达赖喇嘛门下继续求学。五世达赖喇嘛一生中收了不少学生,著名的包括五世班禅罗桑益希、西藏摄政桑结嘉措、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六世功德林活佛、二世伊拉古克三活佛以及温萨活佛噶尔丹等,他们中除了老实巴交的五世班禅以外,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这位噶尔丹,后来成了大清帝国和中亚草原的共同梦魇。

其实,噶尔丹初来西藏时曾拜见过达赖,但他当时仅是个十来岁的小喇嘛,西藏神王不会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五世达赖再见噶尔丹,立即惊为天人,如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初遇小红,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史载此后,噶尔丹深受新师父器重并频繁参与黄教机密:“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

在达赖喇嘛写的自传《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在提到噶尔丹时也总是以“温萨活佛”的代称出现,并且其排列名次在各汗、王、珲台吉、台吉之首,由此可见达赖对这位徒弟的重视。弟子也确实没辜负师父的期望,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在道德、知识、纪律方面,噶尔丹十分虔诚地履行着一个藏传佛教僧侣的宗教义务,据说他做得无可挑剔,甚至有成为原教旨主义者的嫌疑。而在理想方面,史料中则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黄衣僧常叹息:西方回纥不奉佛教,护法如韦驮,仅行于三洲。噶尔丹笑曰:‘安知护法不生今日!’”也就是说,年轻的温萨活佛早已立志成为藏传佛教的神圣护法,并将自己的护法宝剑指向了那些异教徒也就是所谓的“西方回纥”,即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中亚地区,也包括今天中国的新疆。据说,噶尔丹与同学桑结嘉措很快成了好朋友,两人立下了相互帮助、共同将黄教扩张到整个世界的弘大志愿。

噶尔丹曾被达赖喇嘛赐号为“丹增”,这个词在藏语中有着特殊含义,代表着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护法神——马头金刚,此神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愤怒化身,其形象为红色身体,三目圆睁,獠牙外露,头顶上显现出绿色马头,右手持骷髅宝杖,头戴五骷髅冠,项挂五十颗人头做成的璎珞,威立于炽热般若烈焰中。

公元1670年,这位丹增护法神命运的转折点终于到来。就在本年,他的兄长、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谋杀,当时固始汗早已去世,青藏高原的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互相争斗一盘散沙,任凭达赖喇嘛摆布,已经无法为自己的准噶尔亲戚提供有效的援助,早已对僧格不满的异母兄弟们遂动了杀机。

不过,尽管僧格被害,但他的亲弟弟噶尔丹仍然活着,于是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温萨活佛脱下僧袍换上盔甲,迅速回到准噶尔平乱。如果后人的这些描述有几分真实,那么整个过程在漫天血腥的红色中甚至还掺杂着一丝粉色的浪漫:

杀害僧格的是他的两个异母哥哥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得知噩耗,僧格的夫人阿奴当机立断,立即带领侍女卫士乔装改扮,伪装成前往拉萨朝圣的香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圣城,找到了自己的小叔子、僧格的同母弟弟噶尔丹。据说年龄相仿的二人在共同制订夺回汗位为僧格报仇的计划的同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彼此钟情的他们遂订下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按照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兄弟娶寡嫂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社会上反而鼓励这样做,因为它有利于赡养缺乏生活来源的孤儿寡母。

而根据史料记载,噶尔丹离开西藏时,五世达赖喇嘛曾和他这位得意弟子有过详细的密谈:“嘎尔丹将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曰‘杀运方兴,汝乃出也’”。因此,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存在,即经历过多次血雨腥风的达赖喇嘛临别前向涉世未深的爱徒面授机宜,布置了后来一系列的平乱行动。(也有说法认为,噶尔丹在僧格被杀前就已经回到准噶尔,得知兄长被害后他立即起兵平叛。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但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尽管有老谋深算的达赖指点,噶尔丹本人的能力也相当重要,他能胜任这样沉重的使命吗?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二、崛起》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11 11:24:22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二、崛起》(下)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蒙语‘乌兰’意思是‘红色’,‘布通’则为‘山’,合起来就是‘红山’,该地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张北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大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

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至今俄罗斯境内还有一个卡尔梅克共和国,居民主要是当年没有来得及跟随渥巴锡东归的那些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后裔,兼杂少量准噶尔、和硕特等其他卫拉特蒙古人。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不甘心屈服于俄国的卡尔梅克人与纳粹德国合作,甚至有五千人加入德军,组成了“卡尔梅克志愿骑兵团”,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交界处的阿速海与纳粹德国并肩战斗。随着斯大林的暴怒,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废黜卡尔梅克共和国,当地残余的卡尔梅克人被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相传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中途死去,剩下的人们直到赫鲁晓夫执政后才获准回乡。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新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达,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也就是说,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命令前线将领:“毋以前战未捷,遽怀退怯。其收集兵马,严行警哨”。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按照清朝史料的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对此,前苏联准噶尔史学专家兹拉特金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了,一战而定乾坤,恢复往日蒙古帝国的光辉,建立心中理想的香巴拉佛国,似乎已指日可待……博硕克图大汗正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之中,突然之间,美丽的草原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坡上清军的伏兵四起,猝不急防的准噶尔人立刻陷入苦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盛衰》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13 11:39:41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三、盛衰》(上)


人们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准噶尔人只有冷兵器,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装备了不少火器,并在此前的乌尔会河之战中给清军造成了极大苦果。只不过,这些先进武器多为鸟枪也就是火绳枪而非火炮,无法在远距离与清军对抗。清军的大炮多为法、葡、意等西方传教士设计,射程远威力大,在当时的东亚独步天下,而准噶尔的火枪则基本来自被欧洲主流文明视为野蛮人的沙俄,有着俄国货皮实耐用但粗糙笨重的特点,性能虽说还不错,但肯定算不上高档。

尽管清军准备得相当充分,不过乌兰布通之战仍进行得异常惨烈,准噶尔铁骑不愧为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最后的勇士,他们的抵抗猛烈而狂暴,面对大炮倾泻下的钢铁火焰毫不退缩,这些草原骑士们挥舞着弯刀,凭借人与战马的血肉之躯向占尽优势的敌人不断猛冲,直至绝望地战斗到死。

虽然火力远远强于对手,可清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见战线僵持不下,清军主将之一、身为康熙皇帝亲舅舅的一等公兼太子太保佟国纲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杀入敌阵,随即在准噶尔人密集的排枪射击中当场战死,从而在美丽的坝上草原留下了“将军泡子”这个地名,引得后人凭吊遐思。对于佟国纲之死,《清史稿》写道:

“八月己未朔,师次乌兰布通,噶尔丹屯林中,卧驼于前,而兵伏其后。国纲奋勇督兵进击,中鸟枪,没于阵。”

战局胶着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佟国纲的亲弟弟佟国维率领一支奇兵,偷偷爬上山腰突袭切入噶尔丹营垒,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将敌人布设防御的骆驼阵一斩为二,准噶尔军才显露败相。

《清史稿》写道:

“国纲战殁,国维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

就这样,按照清人的说法,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被成功诱至乌兰布通,经过三天血战,以弓箭火枪对抗远程火炮的准噶尔军终于大败,清军团团包围了他们。

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准噶尔本土率众造反,已经切断了博硕克图汗回家的后路。而在得知俄国有可能与噶尔丹结盟的消息后,康熙立即指示正在中俄边境进行划界谈判的中方代表,以做出一定的领土让步为代价,获得了俄国不支持噶尔丹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已经彻底成了进退维谷的困兽。

根据清朝史料记载,为了准备这场战争,清军集结了十万人马,在兵力上构成了对噶尔丹的绝对优势。他们兵分两路,皇帝的哥哥、裕亲王福全被授予抚远大将军头衔,皇长子胤禔为副,二人率主力出古北口;皇帝的弟弟、恭亲王(不是后来的奕訢)常宁,则领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与信郡王鄂札为副,三人率另一路人马出喜峰口。

清军总帅自然是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同时,由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人参赞军务。但不幸的是,七月十四日康熙由北京出发,途中却突患重病,到了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身体实在挺不住的皇帝不得不从河北隆化半路返回京师养病,大军的指挥权也被迫移交给了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事实证明,对于清军主帅的人选,病重的皇帝在仓促之下,很可能做出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身为顺治的第二个儿子,福全是活下来的顺治最年长的皇子,而尤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毫无野心的王爷——据说福全小时候,父亲问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小朋友实话实说:“愿为贤王。”显然对自己的职业定位相当准确。

因此,康熙与福全这哥俩儿从小到大感情都很好,也就可以理解了。皇帝频繁对这位兄长委以重任,只不过,皇帝眼中的这些“重任”,对福全而言,恐怕带不来多少能力上的提升。比如,在孝庄太后随孙子康熙去五台山朝拜时,她的另一个孙子福全便负责全程事务的打理;再比如,当孝庄临终前,获得与皇帝一起照顾老太太殊荣的,便是这位裕亲王,为此,康熙还专门下旨表扬他护理奶奶辛苦,并“令皇长子及领侍卫大臣送王归第”。

翻诸史料,此前福全所承担的那些所谓重要工作,大多与此类似。显然,这位王爷是个没有篡位野心、对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好人,深得皇帝信任。但是,在这个决战前的关键的时刻,让一向萧规曹随、没什么主见的福全代理统帅,康熙有可能真地是病糊涂了。

其实,即使以皇族而论,尽管多铎、岳托、勒克德浑等名将早已不在人世,但爱新觉罗家并不缺乏军事人才,比如康亲王杰书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这位王爷是礼亲王代善的孙子,按辈分算是康熙的堂哥,他在三藩之乱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华,亲自率军平定了耿精忠,大胜郑成功的儿子兼继承人郑经并将其赶回台湾,还收复了厦门、金门、铜山等被郑军占领的失地。

只不过,康熙对自己这个很有能力的堂哥似乎颇为忌惮,记得在一部辫子戏中,说是顺治临终前本来是要立杰书为帝的,只是被孝庄老太太篡改了遗诏,才使得八岁的玄烨幸运地登上了皇位。同样在那部戏里,后来在三藩之乱的最危及时刻,康熙甚至亲自与杰书摊牌,说甘愿把皇位让给杰书,只要对方能保下爱新觉罗的江山,而杰书则被皇帝的大度深深感动,发誓从此不再觊觎大宝。

尽管是戏说,但这对堂兄弟之间的关系大概确实不怎么和睦,而杰书本人在三藩之乱后也一直处于被打压修理的状态,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他不仅再没有获得过重要差事,还被皇帝借故“夺军功”甚至“罚俸”。不过,即使重病在身造成脑子进水,但一代雄主毕竟并非真正的昏君,在从隆化返回养病的途中,清醒了一些的康熙突然意识到此前的安排不妥,于是立即下旨“命康亲王杰书率师会福全”,让他俩共同执掌统帅权。

可惜的是,尽管紧赶慢赶,但杰书刚刚出了张家口,乌兰布通的战斗就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90年)八月一日,准清两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康熙终于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抚远大将军宣布我军大胜,甚至连敌军大BOSS噶尔丹本人,也很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八月初一日黎明前进,日中见敌,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至山下,见厄鲁特于林内隔河高岸相拒,横卧骆驼,以为障蔽。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右翼进击,为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处而立。本欲尽灭余贼,但昏夜地险,收兵徐退。其噶尔丹死于乱兵与否,俟后查明另奏外,事关大败贼众,谨以奏闻。”

战报中“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应该指的就是前文所说佟国维在兄长阵亡后“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的事迹了。就这样,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依仗着猛烈的炮火支援,具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清军逐渐完成了对准噶尔军的包围,这些狂热圣战者的末日,似乎已指日可待。

不过,如果参考第三方史料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福全宣称的胜利似乎颇为可疑,起码说胜得并不彻底。比如,当时正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了这场战争,他写道:

“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则清朝赖以成名的八旗铁骑因伤亡太大,最后被迫退出了战斗,而康熙是完全清楚这一点的。

另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张诚也写道:“厄鲁特王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的地方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14 08:14:53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三、盛衰》(下)



如果这两个传教士的记载不存在偏见——事实上他俩当时都算是清朝官员,立场肯定更亲近清军而非准噶尔——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准噶尔军根据战场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阵地,战争开始后,在清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准军确实损失严重,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并未崩溃,仍有力量反击,甚至能迫使清军退出战斗。此后,双方仍处在相互对峙中。

另一方面,训练有素的准噶尔火枪手给八旗将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甚至导致康熙对军事训练进行了改革,将以往依靠人海战术的的密集冲锋队列进行适当分散,以适应滑膛枪时代的战场新形势,对此白晋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尽管两败俱伤,但这场战斗结果,对双方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噶尔丹一方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他不可能在清军的主场内蒙古长期作战,而清军一方虽遭重创,但兵力仍相当雄厚,况且增援的各路人马正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

因此,即使噶尔丹在战场上真地不落下风,乌兰布通之战对他而言,也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看到清军逐渐合拢的包围圈,他必须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了,可问题是,面对数倍于己虎视眈眈的敌人,想撤就能撤得了吗?

按照清史记载,就在战斗的第四天,准噶尔军即将总崩盘的前夜,一个神秘的僧侣突然造访清军大营,他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有要事求见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一场波谲云诡的骗局就此开始。

来人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学生——六世济隆活佛,“济隆”据说是西藏人对出家的王室子弟的尊称,有佛前侍者之意,大概说他是达赖喇嘛面前跑腿的徒弟。济隆活佛也叫达擦活佛,因该系统曾在西藏昌都修建了一处名为达擦的修行地而得名。

后来,到了乾隆时期的公元1793年,八世济隆活佛当上了西藏的摄政王,驻藏大臣海兰察在拉萨城郊磨盘山南给他建了座新寺庙,皇帝赐名“卫藏永安寺”,藏语谐音为“功德林”,因而该活佛体系在民间通常被称为功德林活佛。也就是说,济隆、达擦以及功德林这几个活佛,其实是一回事,为了统一,我们还是用他最广为人知的名号,就称此人为六世功德林活佛吧。

当乌兰布通之战爆发的时候,噶尔丹的师父五世达赖喇嘛早已于八年前的公元1682年圆寂,他生前苦心培养的继承人、精明强干又雄心勃勃的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为了继续假借五世达赖之名统治西藏,便一直秘不发丧。

因此六世功德林活佛其实是桑结嘉措派来的,所谓达赖喇嘛的使者,只是个神圣的幌子。换句话说,这位活佛与桑结嘉措都是噶尔丹的师兄弟,现在眼见同学有难,他们不得不出手相助了。

六世功德林活佛有一项旁人难及的特长——辩经。“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侣特有的学习方式,他们通过互相问答辩论的形式来应用所学的经书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和培养演说才能。辩经大多在户外露天的广场举行,僧人们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多种辩论组合,问者站立,答者席地,由问方厉声喝问,答方必须马上回答。

公元1675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六世功德林活佛以极其精彩的辩论技巧,博得众僧的团团喝彩,名声传遍卫藏各地,深得其师五世达赖喇嘛的喜爱。

就在清准两军这即将决定最终胜负的时刻,西藏最著名的辩经高手六世功德林活佛突然以五世达赖喇嘛特使的身份出现在清军大营,按照福全事后对康熙的奏报,这位活佛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带了七十多个徒弟一起帮腔。六世功德林对他说,博硕克图汗也就是噶尔丹是误听了小人之言,因此才深入清准边界,他的部下愚蠢无知,抢掠了人畜,确实犯有严重错误。

不过嘛,活佛话锋一转,圣上是一统宇宙的英主,而博硕克图汗也就是个小部族的头目,他哪里敢与皇帝对抗呢。只是因为喀尔喀蒙古人从中挑拨离间,噶尔丹才头脑发热,一时间犯了糊涂,冲动是魔鬼啊!说起来,都是喀尔喀人惹的祸,大皇帝和博硕克图汗全是无辜的受害者。

六世功德林认为,现在噶尔丹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不想让朝廷交出罪魁祸首由自己惩治了,他只想请圣上同意,双方各退一步,把准噶尔方认为有战犯嫌疑的几个喀尔喀蒙古首脑交给达赖喇嘛处理,这样大家就都有台阶下。

福全当然不会答应,他说,喀尔喀蒙古人就算有罪,那也是皇上自己去处置,哪有因为噶尔丹动动舌头,就把他们交给达赖喇嘛的道理!你既然跑过来bla-bla-bla,大谈双方的传统友谊,那你能保证噶尔丹在休战期间不趁机逃跑,也不掠夺我境内的人民群众吗?

面对着抚远大将军的质问,功德林活佛大拍胸脯,赌咒发誓说皇上大德大量仁义无双,噶尔丹一直在面壁思过,以充分领会陛下休征罢战的和平精神,怎么还敢抢劫清朝百姓呢?他还以佛祖的名义保证说,在双方和平谈判期间,准噶尔军肯定不会乘机逃跑。

面对这位辩经高手的如簧巧舌,此前很少有军旅经验的福全王爷,颇有些六神无主了。最后,他终于同意,为了体现皇帝陛下的好生之德,我答应你的请求,让各路人马暂停进攻。不仅如此,抚远大将军还好人做到底,给了功德林活佛一道停战手令,无论哪路清军见到此令,都必须照办:

“我军遇厄鲁特即行掩击,必然之势也。我等仰体皇上好生,许汝所请,当各发印文一道,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

其实,福全并非不知道噶尔丹诡计多端,但连日的苦战让清军也疲惫不堪,这位没有经过大场面考验的主帅终于坚持不住,从而给了准噶尔军突围的绝佳机会。事后福全这样向康熙辩解,他说噶尔丹的话虽不能全信,但这些天对方老派人过来乞和,显然其境况也颇为窘迫,如果现在打的话,敌人凭借着坚固的阵地死守,我军伤亡必定惨重,还不如假意同意讲解,等盛京(现在的辽宁省沈阳市)、乌喇(现在的吉林省吉林市)、科尔沁蒙古等地调集来的大军到达后,各路人马再发起总攻,一举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福全认为,同意停战并答应不挪窝的噶尔丹,其实已经中了自己的“欲擒故纵”之计。

可惜的是,事实证明抚远大将军不过是自鸣得意。就在和谈成功的当天夜里,还没等包围的清军反映过来,全部准噶尔军就迅速地脱离了战场,他们“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

什拉磨楞河即西拉木伦河,位于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西部交界地带,一直流到乌兰布通附近,该河源头至今仍留有当年古战场的遗迹。就这样,噶尔丹等人通过急速撤离,成功地甩开了大队清军,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般,狂奔进了广袤的蒙古高原。

清军主帅福全完全没有料到敌人这一手,他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并没有做好防范敌人突围的军事部署,当他终于醒悟过来,已经再也追不上了。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据说当准噶尔军撤退时,抚远大将军给功德林活佛下达的那道手令却成了噶尔丹的护身符,沿途的清军见令后都不敢追击,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从容逃脱。

这一决策失误的后果还不仅如此,噶尔丹撤退途中曾大肆劫掠,仅克什克腾旗的三个佐领属地就被“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

闻听噶尔丹逃脱的消息,重病卧床的康熙大帝仰天长叹,随之而来的,是对贻误战机的福全的无比愤怒,此后终其一生,皇帝再也没有委任裕亲王任何重要职务。而乌兰布通之战的结果,也成为这位英主心中永远的痛,即使多年以后,他仍一直对因自己身体欠安而丧失战机后悔不已:

“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四、别离》。春节后再继续,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15 12:21:13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四、别离》(上)



乌兰布通之战的真正得益者,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第三方势力,它就是沙皇俄国。当时,清廷在取得两次雅克萨战役胜利后,正着手与俄国就划定边界进行谈判,而俄国在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中无法脱身,本无心在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持强硬态度。但在具体划界时却正赶上噶尔丹入侵,由于担心噶尔丹与俄国联合,甚至俄军趁火打劫直接武装入侵,康熙被迫作出重大让步。

最终,双方确定以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部分的边界线,清廷不再坚持对外兴安岭以北的待议土地——其具体面积说法不一,从二十五万到四百万平方公里不等——拥有主权,这就是著名的《尼布楚条约》,而俄国则承诺不再支持噶尔丹。

战后的农历十一月,震怒不已的康熙下令追究福全等清军将领的指挥责任,其罪名便是“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众将纷纷被降职、罚俸,就连乌兰布通之战的大英雄佟国维也不能幸免,被连降四级,史载他“师还,以未穷追,部议当夺官,命罢议政大臣,镌四级留任”。

要知道,福全可是康熙的亲哥哥,佟国维更是康熙的亲舅舅,皇帝对他们尚且如此处理,他对罪魁功德林活佛咬牙切齿的痛恨,也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这位功德林活佛怎么会跑到准噶尔大军中的呢?

噶尔丹的西藏师兄弟们似乎对他都很仗义,亦或他们本来就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系。当时,噶尔丹的同学、蒙古大喇嘛伊拉古克三活佛正好担任“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清朝把北京的喇嘛们按职务分为七个等级,“总管喇嘛班第掌印扎萨克喇嘛”这个拗口的职务是其中的最高一级,也就是管理北京城所有喇嘛的喇嘛头儿。

噶尔丹入侵喀尔喀蒙古以后,康熙皇帝并不知道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派出京城最高僧官伊拉古克三去拉萨,希望五世达赖喇嘛从中斡旋,让弟子噶尔丹罢兵以避免战争。伊拉古克三活佛通常转世于河套也就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伊拉古克三”这个词,在蒙语有“殊胜”之意。该活佛体系在清初很显赫,当年五世达赖归附清朝,派去联系的使者就是这活佛(当然与本文中的那个不是同一世),因此他很得皇帝信赖,当上了北京的喇嘛头儿。

谁知道伊拉古克三到拉萨后,却立刻向自己的同学也是五世达赖最器重的弟子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透露了朝廷的虚实,并站在噶尔丹的立场上积极出谋划策,桑结嘉措随即派人将掌握的信息原原本本说给噶尔丹听,后者于是更加坚定了入侵中原的决心。

应朝廷要求,西藏摄政王桑结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名义派出了斡旋的特使,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辩经高手六世功德林活佛。回到北京继续卧底的伊拉古克三,此后又以皇帝特使的身份来到喀尔喀蒙古,与功德林活佛一起参与调解喀尔喀与准噶尔的争端,毋庸置疑,这次他们又为噶尔丹带来了大量清军情报。

这种拉偏架似的调解当然不会成功,此后功德林活佛就明目张胆地留在噶尔丹军中为同学谋划,直至最后在乌兰布通战役中亲自出面向福全游说,帮助濒临绝境的噶尔丹逃出了清军包围网,此后不久,伊拉古克三活佛领导的准噶尔在京谍报网被清廷破获,他眼看阴谋暴露,不得不从北京逃到噶尔丹处躲避。

清准战争期间,西藏摄政桑结嘉措几次派出使者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还有许多西藏喇嘛直接加入准噶尔军参加战斗。当噶尔丹众叛亲离之时,桑结嘉错又紧急派出使者,成功地阻止了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进攻——后者是噶尔丹的同母兄长、准噶尔前汗王僧格的长子,这叔侄二人皆为一世枭雄,武力方面侄子稍逊风骚,而政治方面叔叔则略输文采。

当噶尔丹还俗继位时,策妄阿拉布坦还是个孩子,据说年青的叔叔曾承诺,等自己年老了就将汗位还给哥哥家,也就是传给这个侄子。但后来,噶尔丹有了自己的儿子,对传位之事变得越来越不热心,而成年的策妄阿拉布坦则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噶尔丹征战期间把汗国内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让僧格的前部众们大受鼓舞,王子周围形成了一个颇有实力的集团,本来就对他心存忌惮的汗王大为光火,叔侄之间积怨渐深。

最后,两人变得势同水火,叔叔不仅剥夺了侄子的继承权,谋杀了他的弟弟(据说本来的刺杀目标是策妄阿拉布坦,但刺客搞错了人),还强夺了他的未婚妻。眼看自己继续待下去决不会有好果子吃,策妄阿拉布坦当机立断,他带领父亲的旧部毅然出走,噶尔丹亲自带兵追杀,不料却中伏吃了败仗,只能眼睁睁看着侄子蛟龙入海般融入莽莽草原。

噶尔丹远征清朝后,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反攻,一举端掉了这位博克硕图汗的老巢伊犁,大片中亚领地也被他顺利接管。康熙闻讯大喜,立即派人前往策妄阿拉布坦处封赏,双方基于共同的敌人结成了战略联盟。侄子扣留了叔叔的家小,前面说过,策妄阿拉布坦的母亲阿奴改嫁给了噶尔丹为妻,从史料来看,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尽管噶尔丹并不专一,除阿奴外还有多房妻妾,其中甚至包括她没过门的儿媳妇,即策妄阿拉布坦的未婚妻。

夹在彼此视为仇敌的丈夫与儿子中,阿奴显然极其痛苦,尤其是,她竟然成了亲生儿子要挟自己丈夫的人质。最后,在桑结嘉措凭借达赖喇嘛名义进行的斡旋下,也许是感到实力还不足以与叔叔直接对抗,以虔诚黄教徒自居的策妄阿拉布坦遂借机下台阶,同意放还噶尔丹的家属。而在多情的丈夫与薄情的儿子之间,阿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重新回到了噶尔丹身边。

因而当乌兰布通之战爆发时,噶尔丹事实上已经无家可归,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与清军死磕。而战争的发展对他越来越不利,准噶尔军虽然在乌兰布通逃脱覆灭,但最后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而霉运不断——因为他们在归途中遭遇了大瘟疫,大量人马中途死亡,导致其损失比在战场上严重得多,史载“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

遭此大劫,噶尔丹丧失了大部分兵力,此后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能力,只能率领为数不多的部属,在阿尔泰山东麓的外蒙古科布多徘徊游荡,强打精神与清朝掰一下手腕,陪伴他身边的是刚刚归来的阿奴。皇帝多次派人劝降,但统统被博硕克图汗断然拒绝,直至康熙三十五年即1696年,清帝国起倾国精锐,出动近十万人马发动了旨在彻底解决噶尔丹问题的远征。

在这场战争中,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大军,阴差阳错地与噶尔丹失之交臂,但博克硕图汗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东躲西藏的他终于在昭莫多一头撞上了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的西路清军。昭莫多蒙语意为“大树林”,地点在今天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东南的肯特山麓,清人记载:“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广数里,林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其南山差低于北,渐陁而下,有小山横焉,战地也。”

双方众寡悬殊,费扬古有四万六千兵力,包括各地征调的满蒙八旗铁骑,以及由振武将军、甘肃提督孙思克率领的西北绿营兵,而噶尔丹虽然也有三万人,但这已经是他治下的全部属民,其中有大量的老幼妇孺,作战人员应该不到一万。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25 11:29:41 +0800 CST  

【第二部 铁血法王——温萨活佛噶尔丹】



《四、别离》(下)



此战进行得极其惨烈。准噶尔人拼死抵抗,清军虽占有数量和武器的优势,但一时也难以突破对手阵地,双方“冒死鏖斗,自未至酉”,犹不分胜负。就在黄昏将近之时,清军主帅费扬古发现激烈的硝烟喊杀中,敌军后方有处阵地却一直没有动静,遂判断那里是准噶尔人安置家眷和牲畜粮草的所在,他立即下令抽调精骑组成一支突击队,突然袭击那个地方并一举得手。果然,得知妻儿和辎重统统陷入敌手的消息,准军顿时大乱,终于一溃千里,随后的战争已经演变为单方面屠杀。清军连夜追杀了三十多里才罢手,此役共斩杀准军三千多人,俘获数百人,以及众多的牛羊辎重——“乘夜逐北三十余里,至特勒尔济口,斩级三千余,俘数百人,获驼马、牛羊、庐帐、器械无算”。

终于,博硕克图汗被绝对优势的清军团团包围。按照一位清朝参战官员的记载,面对众寡悬殊的不利局面,噶尔丹患难与共的妻子阿奴亲自上阵,她“披铜甲、配弓矢”,骑着“似驼非驼”的“异兽”,率领准噶尔最后的精锐部队,向敌军阵地发起了决死冲锋,试图为自己的丈夫打开一条逃出生天之路。最后,这位勇敢的女性被清军炮火炸得粉碎,而伤痕累累的噶尔丹也终于没有辜负妻子的努力,最后带着几十名骑兵杀出了重围。

如果按照煽情一点儿的写法,上面的场景也许是:“阿奴王后深情地望了重伤的丈夫最后一眼,毅然拨转白马,拔出了亮闪闪的弯刀。她噙着泪花,怀着必死的觉悟,向着密如刺猬般的敌军炮阵,头也不回地冲了过去。一阵硝烟过后,除了深深的弹坑以外,地上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王后那策马冲锋的最后形像,将永远印在伊犁草原盛开的鲜花之中,更永远活在准噶尔人民的心里。”

逃离昭莫多的恶战,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博克硕图汗很快又陷入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的追杀。可就在噶尔丹山穷水尽之时,同学又帮了他最后一回——桑结嘉措的使者来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军营,报告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的消息。清人写道,按照黄教教规,达赖喇嘛去世,信徒们必须要休战祈祷,闻听噩耗后,策妄阿拉布坦大哭而归,噶尔丹又逃一劫。

桑结嘉措终于为自己惹来了大麻烦。因为就在叔侄间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康熙也从准噶尔降兵口里得知了五世达赖早已去世的消息,被蒙在鼓里的皇帝雷霆震怒,马上给桑结去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除了勒令他解释原因外,还专门提到了那位“大忽悠”六世功德林活佛,其意思大致如下:

“我本来想与准噶尔部和解,你却让缺德的济隆(即功德林活佛)跑来捣乱。乌兰布通之战,这家伙每天都给准噶尔贼军占卜诵经,还跑到山上张着遮阳伞,饶有兴致地观看双方打仗,贼军胜了就过去献哈达,贼军失利便跑到我们这里替他们忽悠,误导我的追兵。

“现在我举办庆祝歼灭噶尔丹的凯旋仪式,派出使者到你那里,你必须让他和达赖相见,请班禅来京觐见,同时把济隆抓来送我。如其不然,我就调云南、四川、陕西各省的军队来拉萨找你。你就纠集自己的那些蒙古党羽等着吧,你可别后悔!”

收到这封杀气腾腾的信,桑结嘉措恐慌不已,他除了竭力为自己辩解,无奈之下也只好答应派功德林活佛进京谢罪,同时写信恳求皇帝一定不要伤害其性命。最后,桑结终于把早已秘密选出的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一个法名叫做仓央嘉措的孩子——推上前台,我们年轻的诗人就这样登上了六世达赖喇嘛的宝座。

尽管由于师兄弟的帮助又逃过一劫,但噶尔丹所有的运气至此已经用光。1697年9月,在侄子和清军夹攻之下,这位昔日威震中亚的博克硕图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他不想活着受辱,便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时年五十三岁。

从有关史料来看,尽管杀人如麻,但这位大汗却颇有人格魅力,即使在这样山穷水尽的环境下,仍颇有一批部下至死不渝地跟在他身边。临死前,面对皇帝派来的劝降使者,已经病得无法动弹的博硕克图汗仍强撑起身体,让部下将自己扶上座椅接见对方,随即断然拒绝了康熙要其投降的提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维持了游牧人可汗的骄傲。

可是人死后却并不一定都能消停,噶尔丹的遗骸和他的宝贝女儿钟齐海一起,被残余的部属带回伊犁,交给了其侄儿策妄阿拉布坦。不久后,在清军大兵压境的威胁之下,这位新任准噶尔汗王不得不将叔叔的遗体和堂妹献给康熙。对于自己一生中遇到的这位最顽强对手,皇帝没有丝毫客气,命令先将其尸骸置于京城之外悬挂示众,最后再于大军校场之中挫骨扬灰,一代中亚霸主真地灰飞烟灭。

而在此之前,由于食物匮乏,噶尔丹与阿奴唯一的儿子在前往哈密征粮的过程中被当地穆斯林抓获并献给了清廷。不过,人死如灯灭,康熙此时显出了大政治家的风度,他并没有为难噶尔丹的儿子(另一个原因是,据说这孩子生性顽劣颇不成器,被囚禁期间还玩得乐不思蜀,皇帝判断他毫无威胁),而是赏了他一等侍卫的头衔,并允许与胞妹钟齐海住在一起。钟齐海后来嫁给了哥哥的一名同事,兄妹二人最后都老死中原。

从史料记载看,噶尔丹应生了四名子女,除上述二人外还有个庶出儿子,他被堂兄策妄阿拉布坦擒获后引渡给清朝,途中得病去世。噶尔丹另有一女嫁给了青海的和硕特蒙古王公,康熙遂令对方引渡这个女儿来京受审,但在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以及一向与清朝交好的和硕特汗廷的苦苦哀求和再三保证下,皇帝终于放了她一马,最后免予引渡。对噶尔丹的侄子等其他亲属,康熙也一并宽恕,还在他们投降后慷慨地赐予官爵,其中一些人从此成为清廷的死忠,他们的子孙参加了后来征伐准噶尔的多场战争。

尽管皇帝对敌人宽大为怀,但做为清廷不折不扣的叛徒,伊拉古克三活佛的下场则要悲惨得多。博硕克图汗的事业失败后,穷途末路的伊拉古克三投奔策妄阿拉布坦,结果却被后者当做大礼献给清军。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西城的西黄寺人头攒动,在皇帝的严令下,满洲诸王、蒙古王公、文武大臣以及高级喇嘛们云集一堂,他们亲眼目睹了伊拉古克三被活活肢解和千刀万剐的全过程,清廷希望通过这样血淋淋的酷刑以儆效尤,看今后谁还敢吃里爬外。

相比之下,六世功德林活佛的境遇就好了不少。靠口才忽悠清军统帅成功逃脱后,他溜回了西藏,此后又被桑结嘉措派去向康熙专门请罪。也许皇帝认为这厮虽然可恨又可气,但毕竟不是伊拉古克三那样真正的反骨叛贼,亦或是这位辩经高手的卓越口才又一次发挥了作用,总之在西藏方面的求情下,朝廷最后终于答应饶过他的性命。康熙皇帝命令将功德林活佛软禁在北京安定门大街靠近北城根处(后属雍和宫的一部分),那里因而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济隆仓”,从此他一直在朝廷的严密监视下苟且偷生,直至病死在北京。

噶尔丹的这些折腾得天下不安的同学们,无疑都是当时的出色人物。只不过,旧时的西藏,军事、科技、艺术等等,都仅仅是宗教的附属,尽管最上层僧侣中有一批政治精英,但除此之外的人才却几乎一无所有,很难成就什么气候,正如现代藏学泰斗、著名佛学家法尊法师在《现代西藏》一书所说:“西藏全境内,离开佛法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教育或文化。”

据说噶尔丹临死前,似乎对自己的师父颇有抱怨——清人记载,他对跟随自己直到最后的几个忠心耿耿的部下忏悔道:“(我)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害尔众矣!”因此后世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位以勇武卓绝而威震亚洲的准噶尔大汗,思想其实相当幼稚,不过是五世达赖喇嘛——以及躲在幕后的桑结嘉措——的一个政治傀儡。

至于噶尔丹遗留下来的温萨活佛名号,虽然没有被正式废黜,但温萨活佛的宗主——得到朝廷大力扶持的班禅喇嘛自然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称呼继续存在下去,鉴于这一活佛系统在蒙古地区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惯于和稀泥的班禅遂采取了变通方式,他将温萨寺的活佛一分为二,改为两个新的活佛系统分别转世,他们此后仍与班禅系统保持着密切关系,还有机会出任扎什伦布寺堪布(藏传佛教大寺的僧院首脑,或中小寺院的主持)这样的重要职位。



本篇完,请继续期待下篇《第三部 外蒙至高——哲布尊丹巴》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26 08:30:22 +0800 CST  
@红烛婚罗帐 2015-02-16 17:14:43
提前祝楼主、此版块的朋友们新年快乐!本人也非常喜欢研究藏传佛教,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整体上喜欢你的作品,给楼主提供点参考意见,也许说的不妥,望见谅。
1、应将西藏整体的 历史 、政治背景交待的再清楚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藏传佛教(五大派)苯教等都是西藏不同时期政治的产物和代表。
2、有些内容需要调整,如有重复或脱节现象。
3、将看过有关藏传佛教书籍目录,贴在此处,也许大家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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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作者:@蚊子大师 时间:2015-02-25 20:31:07
楼主又有新作了,这篇篇幅大概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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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哪算哪,谢谢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26 08:31:49 +0800 CST  

【第三部 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


《一、转世》(上)


公元1911年12月28日,当时辛亥革命已爆发两个半月,但清帝尚未退位,外蒙古又传来爆炸性消息——当地王公宣布从中国独立,建“大蒙古国”,还起了个叫“共戴”的年号,而他们“共戴”的那个国家元首即所谓“大蒙古国日光皇帝额真汗”,则有着一个长而晦涩的名字——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时光荏苒,十年后的1921年,在经历了与中华民国多次分分合合的纠葛后,外蒙古终于在苏联人的扶持下彻底从中国分离,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又成了蒙古国名义上的立宪君主。

过了仅仅三年,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便对外宣布,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突然逝世,随即废除君主制并改国号为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坊间则一直流传,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他的家人,都是被苏联特工秘密处决的,他们的尸首很可能像尼古拉沙皇一家遭到焚毁,可谓死无葬身之地。

这位蒙古皇帝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实是一位出家人,更确切地说,他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是活佛系统的称号,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类似;“八世”是其编号,代表他是这一系统的第八位活佛;“呼图克图”则是清朝时对有一定地位的大活佛之尊称。

尤为奇怪的是,做为一个立誓独身的出家人,他竟然先后娶了两位夫人并育有子女,其中一位“皇后”后来甚至还与这位“皇帝”离了婚,成为一时新闻。更有意思的是,身为蒙古皇帝,他竟然没有蒙古血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藏人,出生于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县。

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开创者自然是编号No.1的一世哲布尊丹巴,他生于十七世纪上半叶,是喀尔喀最大的部族首领土谢图汗之子,本名札那巴札尔,出家后法名为罗桑丹贝坚赞。土谢图汗家族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他们自然是蒙古人,而且还是蒙古最高种姓即所谓“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父系后裔)的成员。

喀尔喀最早是外蒙古一条河的名字,据说在蒙语里是“盾”的意思。明朝时分布在喀尔喀河两岸的蒙古人,因这条河而统称为喀尔喀人。十六世纪初,忽必烈的后裔达延汗重新统一了蒙古高原后分封诸子,其中的两个儿子沿河流瓜分了喀尔喀的土地。按照蒙古人的传统,以坐北朝南为正向,即左东右西,因此河东岸又称为喀尔喀左翼,河西岸则为喀尔喀右翼。

十六世纪中期,受自己亲戚俺答汗(达延汗之孙,当时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强人,明朝和蒙古各部都很怕他)威胁,喀尔喀左翼被迫翻越大兴安岭向东南方向迁徙,而右翼仍留在了当地。喀尔喀蒙古人至此分为两部分,进入漠南的称为内喀尔喀,后来归入内蒙古,留在漠北的则称为外喀尔喀,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外蒙古。

喀尔喀右翼或外喀尔喀或外蒙古,首领们都是达延汗幼子格埒森札的后裔,他们在明末清初整合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和车臣汗部三大集团,合称外喀尔喀或外蒙古三部,以土谢图汗最强。

一世哲布尊丹巴就生于土谢图汗家。按照蒙古人的说法,做为一位活佛的他本来信仰被黄教当作异端的觉囊派。这个诞生于宋末元初的独特教派在佛教思想上的最大争议,是提出了被目为邪说的“他空见”理论,颇受藏传佛教各主流派别的白眼,尤其是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与该派观点完全对立的格鲁派即黄教执掌了西藏权力,觉囊派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

西藏最高统治者五世达赖喇嘛,这位以宗教宽容著称、甚至允许伊斯兰教在拉萨开办清真寺的一代雄主,却对同属藏传佛教的觉囊派毫不妥协,直斥“他空见”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该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统治者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觉囊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该派几乎绝迹。

说起来,五世达赖其实与觉囊派颇有渊源。他出生后不久,其舅父就请来一位觉囊派高僧为外甥取名,此人便是在西藏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多罗那他——多罗那他是这位僧人的法名,意为“救度怙主”。此人撰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主要内容是印度佛教晚期的历史,他虽然精通梵语,却没有亲身去过印度,那些印度史料都是与来西藏的印度人交流时记录下来的。但由于印度人自己对那一时期几乎没有记载,因而这部书一直是研究印度中世纪历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多罗那他也被后人奉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黄教憎恨觉囊派事出有因,除了宗教观点截然不同外,多罗那他等觉囊派领袖与西藏当时的统治者——敌视黄教的藏巴汗交往密切,藏巴汗政权曾提供了大量财物人力,支持兴建了多座觉囊派寺院。

按照后来的蒙古史料记载,多罗那他后来到了外蒙古传教,在当地广受尊崇,被蒙古人奉为“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圣法王”。据说他于公元1634年在外蒙圆寂,正好第二年喀尔喀势力最大的领主土谢图汗生了个儿子,王公们纷纷认为这孩子就是多罗那他转世,于是小王子便被尊为活佛,并沿用了其前世的称号,是为一世哲布尊丹巴。

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所有西藏史书都没有记载多罗那他到外蒙传教之事,其中包括多罗那他的自传以及觉囊派自己的教法史等颇有权威的一手资料,而从这些史料来看,此人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西藏。

因而有许多人认为,多罗那他既没有去过蒙古,更没有在那里圆寂,至于蒙古人为何编造出所谓哲布尊丹巴前世的故事,恐怕是别有用心,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27 11:29:53 +0800 CST  


【第三部 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


《一、转世》(下)


蒙古人都认为,做为多罗那他的转世,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于1649年来到藏传佛教的中心西藏学经,那里当时已经是黄教一统天下,在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这两尊大佛的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放弃觉囊派信仰而改宗黄教。或者说,哲布尊丹巴以改宗为代价,换取了黄教两位教主对他宗教地位的承认。

但是,西藏方面的史料却说,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便是黄教徒,因而不存在改宗之说,而他的前世也不是什么觉囊派的多罗那他,而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重要弟子之一——拉萨哲蚌大寺的创建者绛央曲结。

不管怎么说,综合相关史料,哲布尊丹巴到了西藏后,大概在公元1650年十五岁时于四世班禅处受戒,后来也曾接受五世达赖的传经授法,算是拜入了达赖和班禅门下。不过,尽管与四世温萨活佛噶尔丹是同门师兄弟,但哲布尊丹巴年龄比温萨大十岁,哲布尊丹巴于公元1657年毕业时,当年只有十二岁的噶尔丹才刚刚来到西藏,两人不太可能有什么交往。

尽管如此,据说一世哲布尊丹巴幼年出家时,是由噶尔丹的前世即三世温萨活佛剃度的,因而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两人也算有师徒情分。

哲布尊丹巴学成后回到喀尔喀蒙古传教,凭借自己不但是黄金家族成员,更是达赖与班禅高徒的特殊身份,其影响力迅速攀升,甚至超过了哥哥土谢图汗(当时其父已亡其兄继位)。当时喀尔喀蒙古三大部族,即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以及车臣汗部,分别由三位汗王统治,三人间虽有实力强弱但互不管辖。

而哲布尊丹巴不仅是土谢图汗部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整个外蒙地位最高的活佛,隐隐已有喀尔喀共主的势头,尽管这种主宰更多是精神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但身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哲布尊丹巴有自己的独立领地和大量属民,其世俗权力亦不可小觑。

后来的故事前篇已经说过,哲布尊丹巴的同学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极力扩张准噶尔汗国的疆域,已经囊括了广袤的中亚草原。鉴于北面的俄国熊实在不好惹,噶尔丹于是打起了自己这位南边同学的主意,计划消灭喀尔喀蒙古后一鼓作气杀向内蒙古吞并中原,恢复蒙古帝国的昔日光荣。

当时,喀尔喀蒙古却发生了内讧,哲布尊丹巴的哥哥土谢图汗看上了另一部族首领扎萨克图汗的老婆,精虫上脑之下当了一回西门庆,竟然杀夫夺妻,扎萨克图一方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两部互相攻战杀得不可开交,很快牵扯到了邻近外蒙的准噶尔人,噶尔丹的一个弟弟在一次纷争中被土谢图汗的部下误杀,给了准噶尔足够的出兵借口,战争一触即发。

见事情越闹越大,身为世俗上和精神上的两位宗主,康熙皇帝与达赖喇嘛分别派出特使前往劝解,喀尔喀蒙古早已与清朝建立了联系,前者当时相当于后者的外藩,不过并没有实际的隶属关系。本来唯恐天下不乱的博硕克图汗见此情形不敢妄动,也宣布要给双方和稀泥,遂派出使者去喀尔喀掺合,主要目的自然是捣乱而非调解。

但外蒙古在安排谈判座位时却出了茬子,也许是当地人想拍自己活佛的马屁,他们把哲布尊丹巴的位子与达赖喇嘛使者的位子并列,位于准噶尔使者之上。

西藏派出的使者地位相当高,是拉萨甘丹大寺的寺主即甘丹赤巴,按照黄教传统,他是祖师宗喀巴的法统继承者,也就是黄教名义上的教主,更何况他还代表着黄教事实上的教主达赖喇嘛本人。有着温萨活佛头衔的噶尔丹认为,自己的前世既然是哲布尊丹巴的师父,地位当然要高于这位外蒙活佛。

现在喀尔喀人竟将哲布尊丹巴置于自己的代表之上,甚至敢和师父的代表并列,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寻找战争借口的博硕克图汗于是以这位学长不尊重宗教传统和达赖喇嘛为由,突然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袭击。

据说,为了挑起战争,准噶尔使者不惜当面辱骂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对达赖喇嘛不敬,最后他果然如愿被杀,也给自己的主人献上了最好的宣战理由。

这场战争中,噶尔丹指挥得极其出色,他首先放出消息,说要从俄罗斯借兵,喀尔喀蒙古人紧张了好久,但后来打探到此事子虚乌有,于是本来绷紧的防卫神经便懈怠了下来。随后,噶尔丹悄悄派出上千名喇嘛,跑到外蒙古去放牧,土谢图汗也没放在心上。

但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夏天,三万准噶尔大军突然跨越做为准喀边界的杭爱山(位于今天蒙古国中部,就是‘燕然未勒归无计’的那座燕然山,大约也是古代中原军队入漠北追击游牧民族的极限),向喀尔喀蒙古人发动了猛烈进攻,而先前来此放牧的那些喇嘛们也暴然起事,双方里应外合一举成功。

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兄弟二人抵挡不住,而相对弱小的扎萨克图汗部与车臣汗部更是丢盔卸甲,史载喀尔喀各部连战连败,数十万众土崩瓦解,“尽弃牲畜帐幕”,向东一路狂逃,一直跑到了中蒙俄三方交界处才惊魂未定地暂停下来。力不能支的喀尔喀蒙古人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南下归附清朝,二是北上投奔沙俄,两方案各自都有许多支持者,导致王公们讨论许久仍犹豫不决。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一语点醒梦中人——他认为,俄罗斯人素不奉佛,不仅风俗习惯与蒙古不同,连语言和服饰也差异很大,因此投靠俄国不是久安之计。与其寄人篱下到异教徒那里苟延残喘,还不如归于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清帝属下。蒙古王公们听后纷纷点头,南迁的事情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

只不过,此事到目前为止还仅是喀尔喀蒙古的一厢情愿,虽然他们想投靠,但清廷会同意吗?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2-28 11:24:59 +0800 CST  

【第三部 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


《二、今生》(上)


确实,当得知喀尔喀请求内附的消息后,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把这些难民都吞并了,让他们统统变成帝国直接统治下的内蒙古人得了。但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他下令把这几十万人统统安置到内蒙边界地区暂住,同时调来大量牛羊帐篷,给难民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外蒙古“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到那时噶尔丹的势力能膨胀到何种程度,就无法预知了。

康熙深知准噶尔决不肯善罢甘休,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与噶尔丹全面开战的准备。皇帝完全明白,“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媾难”,并且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喀尔喀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喀尔喀蒙古人的亲戚,当年南迁到内蒙的喀尔喀左翼或称内喀尔喀人,是最早被清朝前身后金政权征服的蒙古人之一,他们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向后金称臣纳贡。原来的喀尔喀左翼迁走后,一部分喀尔喀右翼人移民到河对岸填补了空白,他们便成了新的喀尔喀左翼,最后竟然发展的比本家还好,清初喀尔喀蒙古三大集团中,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都属于左翼,只有扎萨克图汗部是右翼。

到了皇太极时期,满洲人击溃了蒙元帝国最后的正统皇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将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收入囊中,皇太极及其子孙从此自诩为蒙古帝国当然的继承人。尤其是公元1636年,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的数十位内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太极宣布效忠并尊其为蒙古大汗,他们还给自己的新大汗造了个蒙古头衔——博格达车臣汗,“博格达”蒙语为“天”,“车臣”则是“聪明、智慧”,正好与他的汉语尊号“天聪”汗相对应。

为加强满蒙联系,爱新觉罗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科尔沁部,其首领家族与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国系出同源,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弟哈萨尔的后裔,该部涌现出孝庄太后等著名清宫后妃,而许多满洲公主也嫁到了蒙古草原。当时,外蒙古三汗也派出了外交使团携带礼物访问皇太极的宫廷,受到热情接待,清朝从此将其视为“北藩”即北部属国。

顺治时,内蒙古各部都已归附,不过外蒙古虽然和清朝来往不断,还经常以“朝贡”的名义派出使团(其实他们更像是贸易代表团,不仅沿途做牛马毛皮生意,回来时还能从清廷得到大量礼品财物),但这种联系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目的,目的是得到与内地做边贸生意的特权。

为了获得更多赏赐和贸易许可,喀尔喀王公们名义上接受了清帝的册封,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真正下属,外蒙人与清朝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他们时不时进入内蒙抢劫或者趁机捣乱,双方经常爆发小规模冲突,关系并不稳定。

如今,随着喀尔喀王公们的正式臣服,满洲皇帝终于被除了卫拉特之外的蒙古人,一致承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诸位蒙古大汗的合法继承者,所有蒙古贵族们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

正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当时正是清朝最发达的时期,身为汉人的天子,同时又是蒙古人的博格达汗(博格达Bogda,蒙语意为神、圣或天,合起来就是‘天可汗’),自然要展现一下泱泱大国拉风的气度,于是乌兰布通战后的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皇帝在原来蒙古帝国三京之一的上都多伦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要求蒙古各部必须参会。这就是有名的多伦会盟,与会者包括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内蒙古四十九个旗的几乎所有王公。

蒙古人的博格达汗认为,对于刚刚归附没有规矩的外蒙野蛮人,“宜训以法度”,于是大展排场,不仅带来了十六营各种兵种的清军做护卫队兼仪仗队,还有从北京专门运过来充场面的四头大象,而且要求蒙古王公们只能在御营五十里之外驻扎,不得进入哨卡之内。

在阅兵式上,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康熙,数落了喀尔喀蒙古此前“扰害生灵”的诸多不是。再世西门庆土谢图汗又惊又怕,他当众承认错误,痛心疾首地带领属下不停磕头。为表忏悔,土谢图汗在清廷实力派大臣索额图等人的监督下写了认罪书,就这样经过博格达汗的调停,扎萨克图汗部接受了对方道歉,两家的恩怨就此揭过。

为了震慑这些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清军展现了出了强大的武力。康熙皇帝不惜亲自出马,史载弓马娴熟的他在阅兵场连发十箭,竟然有九支中的,让一向以射术自诩的外蒙王公们颇为惊讶,不由得叹曰:“神武也!”。

随后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在内的诸多兵种,于多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按照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清军出动了上万骑兵,一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五百名炮兵和七十门大炮,步兵和炮兵在中间,骑兵分列两翼,排成的阵列长达十里。

隆隆的枪炮声中,许多蒙古人哪里见过这个场面,他们面如土色如坐针毡,据说土谢图汗本人吓得悚惧失态,恨不得找个地缝藏起来,可以说康熙完全到达了预期的训诫效果。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3-02 11:33:45 +0800 CST  
@司马1106 2015-02-26 13:03:58
这个事貌似以前也有人在别的贴里里写到过,是不是你写的,也是清庭王爷们的事写到西藏蒙古啊等等,内容有些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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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班布尔汗 或者 @苗欣宇?好像很少看到他俩了,班布尔汗据说是被人骂走了,苗兄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难得一见。
完全一样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看的原始资料就有差别。

@锦衣华轩 时间:2015-02-28 03:04:10
潜水看过楼主的几个帖子
学习到不少或冷门或视角独特的历史知识
非常喜欢楼主的行文风格
没有刻意的华丽和矫揉造作
陈述理性且细致清晰读起来十分通畅舒坦
祝楼主不断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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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喜欢就好,作者写着玩,读者也看着玩,都别太在意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3-02 14:22:48 +0800 CST  

【第三部 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


《二、今生》(下)


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多伦会盟中,皇帝宣布,根据大家商量的结果,自己决定赦免土谢图汗犯下的罪孽。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扎萨克图汗之位,则由后者的弟弟继承,喀尔喀三汗都封为亲王,由朝廷颁发册文和汗印,即委任状和公章。

从此以后,外蒙贵族们废弃了从北元时代遗留下来的“诺颜”、“济农”等旧蒙古头衔,代之以满洲形式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

此外清廷还为他们独创了一些颇有蒙古自己特色的爵位称呼,比如亲王、郡王之前都加上札萨克称号,再比如公爵之下并非侯伯子男,而是一到四等台吉,这些爵位后来也适用于西藏贵族。

为表优待,蒙古王爷们基本上都是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而满洲王爷们除了极少数外,按规矩都要一代一降级,直至成为普通宗室。史载这些新来的王爷公爵台吉们换上清朝的官袍,对康熙“皆执臣礼”,完全按照中国自己的那套规矩执行。

皇帝还公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按内蒙四十九旗的范例,将外蒙古划分为三十四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从此由贵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一年之后,清廷又将历史形成的喀尔喀左右两翼的行政格局进行了变更,改为左中右三路,土谢图汗部为中路(也称北路),编为17个旗,车臣汗部为东路,编为12个旗,扎萨克图汗部为西路,编为8个旗,共三十七个旗,比原来多给了三个旗的编制,“路”就是后来“盟”的雏形。

为期六日的会盟期间,康熙几乎天天宴请蒙古王公并给予诸多赏赐,他们吃喝玩乐外带拿,高兴的不亦乐乎。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地带来了多个文艺演出团体,席间表现了大量杂技和木偶等节目,看得人目不暇接。

在这场春晚般的绚烂盛宴里,孤陋寡闻的外蒙王公如同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他们纷纷表示,要是早知道这样,俺们就不在沙漠那边瞎折腾了,早点来大汗身边享福多好——“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最后,当康熙起驾回銮时,蒙古王爷们跪送于道路两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已经心服口服。

后人认为,多伦会盟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标识着外蒙彻底成为了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消除了以往历代中央王朝都难以避免的北方少数民族边患,此后无论是准噶尔还是俄罗斯,都无法突破喀尔喀蒙古人这个清朝助手的阻隔。“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坚固的屏障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渐渐黯然落幕。

这套国防格局,用康熙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我没必要修长城,外蒙就是我的长城!如此豪气,至今让后人感叹万千。

对于为外蒙古归清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清廷自然不会亏待。多伦会盟中,康熙将哲布尊丹巴的座位与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三位世俗领主并列,多次接见了他并勉励有加。随即,清朝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官方名义授予其统管喀尔喀部宗教事务的权力。

就这样,凭借着自己在蒙古人中的巨大威望和帝国朝廷的鼎力支持,哲布尊丹巴终于成为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黄教第三号活佛,其宗教地位虽然略逊于两位教主,但他做为外蒙古最高法王,政治势力却远超班禅,几可与达赖喇嘛分庭抗礼。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主寺,是位于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额尔徳尼昭。它很可能是外蒙古第一座真正的固定寺院,此前的所谓佛寺大都是随着游牧民逐水草到处迁移的毡房寺院。额尔徳尼昭也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出身的土谢图汗家族之家庙,于十六世纪晚期由他们的先祖阿巴岱始创,主要建筑材料便是利用哈拉和林遗址上的石头砖块——公元1370年和1387年,明军两次攻克这座蒙古旧都,哈拉和林遭到彻底毁灭,后虽经数次重建也难成气候,渐为一片废墟。

在准噶尔入侵期间外蒙人整体向内蒙逃亡,额尔徳尼昭也受到准噶尔军的严重破坏,蒙古人归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扩建,最终发展成一座拥有六大僧院和数千名僧侣的庞大寺院,并不比黄教六大主寺小。

不过,哲布尊丹巴并不常驻额尔徳尼昭,他一般住在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因而也被人们俗称为“库伦活佛”。据说多伦会盟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与康熙过从甚密,成为后者的主要宗教顾问。

每年的“木兰秋狝”(清朝在华北与内蒙交界的秋季射猎活动,因在木兰围场举办而得名,其实主要目的是与蒙古贵族们联络感情,相当于满蒙定期大联欢),皇帝都会邀请哲布尊丹巴参加,然后一起回京城过年。由于外蒙古与木兰围场距离遥远,哲布尊丹巴不可能把时间都耗在路上,因此事实上,他从此常驻在热河(今承德)而非库伦,很少回到外蒙。


【待续】
楼主 京华烟云AMIP  发布于 2015-03-03 12:52:49 +0800 CST  

楼主:京华烟云AMIP

字数:113761

发表时间:2015-02-03 19:33: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5-06 16:02:39 +0800 CST

评论数:608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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