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 ——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1节
第一， 两个难解之谜。
研读近代军史，一般都会见到陈光的名字。
陈光， 1905年2月24 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原名陈世椿，10岁入学读过短暂的3年私塾，14岁弃学务农。1926年，北伐军入湘。陈光家乡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员。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年底，经当地地下党员陈东日、陈俊介绍，陈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1000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异常兴奋，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一支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后，陈光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陈光在抗战时期长期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115师师长本来是林彪，代理而不是接替林彪的工作，说明陈光确实比林彪弱一大截。抗战后期，罗荣桓也代理过115师师长，程子华代理过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吕正操代理过贺龙的晋绥军区。罗荣桓比不过林彪，程子华比不过聂荣臻，吕正操比不过贺龙，但罗荣桓、程子华和吕正操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突出的贡献，唯独陈光地位急剧下滑到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这样不相称的位置，为什么？
1955年，在彭德怀的坚持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全军授衔，这是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在论功行赏的名单里，没有陈光，原因是他犯了错误。1950年7月23日，陈光在广东被软禁，1954年6月7日，长期被关押在武汉一幢二层楼里的陈光去世，一代名将陨落，时年四十九岁。据说是投湖自尽。死人当然不能授予军衔。但是，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里的陈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拘押，然后自杀呢？
1988年4月，由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等人的努力，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陈光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藉和名誉。
一个曾经代理林彪工作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被强加给反党的罪名？
很多文章都把林彪的打击报复当成陈光的悲剧的第一原因。
但是，我读了曾经是陈光部下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关于陈光悲剧的一些谈论，有了很多的疑问。
陈士榘，1909年4月14日出生于武昌黄土陂的一个职员家庭，比陈光小四岁。
陈士榘的祖父陈克山、叔祖父陈克水，都是清军行伍中人。父亲陈午霆，青年时期曾就读清政府举办的武备学堂，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营管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孙中山反清的武装斗争，一个是新军运动，一个是会党运动。
新军运动就是策动清军体系内受新思想影响有革命倾向的新军起义。
会党运动就是联合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政府思想的帮会和绿林力量。
帮会和绿林，在任何时候都带有社会的破坏性，但他们是反政府力量的天然盟友。中国近代，无论是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乃至改造旧世界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力量的草创时期都有联合会党和绿林的方针。
共产党的军事运动比其他政治力量有极大的不同，他的武装力量的来源是兵运（挑动国军暴动）、会党运动、绿林运动、动员俘虏和动员工农民众。
共产党的军事运动不同于国军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对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训练，还进行思想改造。
《杜鹃山》、《黄宗英》、《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影视剧都有共产党人对土匪的改造。
陈午霆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陈午霆携家眷赴北京，在陆军部任职员。
1918年，陈午霆专程将陈士榘从北京送回老家陈家坪村。在武汉至沙市的轮船上，陈午霆发现一只皮箱被盗，请求日本船主帮助查处，岂料日本人不仅不予查处，反把陈午霆训斥了一通。陈士榘上前讲理，被日本人重重打了一耳光。父子双双受辱，在陈士榘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回到家乡的陈士榘，入团林铺镇的一所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到县城龙泉高等中心小学。
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给他以重要影响。
一位是讲地理课的覃老师。覃老师上课时讲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诉说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和一块块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土地、租界以及大量赔款。陈士榘听了震动心弦，萌发了要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
另一位是在龙泉中学任教的胡孟平。胡孟平，1922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1928年因叛徒告密而牺牲。陈士榘参加了胡孟平办的夜校学习，开始听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军这些名词，虽然并不深知其内涵，却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925年春，陈士榘因家境贫困辍学，经人介绍到沙洋镇“万镒生”杂货店铺当徒工。
和陈光的农民出身不同，陈士榘是军人世家。陈士榘父亲陈午霆，已经是湖北新军的营级干部，在我们的思维里，应该很有一些家产。但，陈士榘竟然也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继续求学，可见旧社会民穷国弱到何等程度！
在我们的印象中，共产党的军人应该多是文盲。实际情况并不如此。陈光和陈士榘都有专门的学习经历，而且是私塾。
我们看中国古代史，谈到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原因说的很有趣：北方人口的南迁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力。
这个非常的扯淡。按照这个逻辑：发达地区之所以缓慢落后是因为将技术人才向落后地区输出。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因决定论。
南方经济的大发展，真正的原因是南方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和对教育的重视。
南方民众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北方的农业生产。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南方的乡镇企业崛起极快，而北方远远落在了后方。
以我的家乡——北方的一个村庄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加工业，经济还比较丰富，但到了90年代，基本就纯粹的粮食种植了。
这种差别，不是政府管理的问题，也不是国家政策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2012年，我一个邻居家的妇女，贩卖馒头，经商当然有些收入。但，她的母亲就非常的愤怒：血汗钱，代代传，经商坑人当时还。偏巧老太太跌了一跤，天天连哭加叫，弄的做不成生意。
我们村庄，约有八百人，除了种地的老弱，劳动力就是外出打工。
以我本人为例，在农村教师中工资偏高，月薪4000元，而壮年劳动力打工可以轻松弄到5000元，所以，我村教育非常的落后，相当多孩子是混不到初中毕业的，职业教育落后的不成样子。
20世纪80年代，我一个亲友一心一意想开一个商店，但就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上过学，无法记账也无法算账。
2014年2月18日，我们学校附近一个企业招聘廉价劳动力，我介绍一个邻居去打工，仅仅一天就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她没有上过学，无法记工。
陈士榘和陈光，都是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完成学业，但同时代的我们乡村，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鲁西南，惭愧的很，一个村庄能有几个曾经上过学？
陈士榘和陈光，之所以能够成长为高级将领，与他们曾经接受过短期的教育大有关系。
前两年，有一个热播的影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没有参加过正儿八经的培训，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理由是他是大别山的篾匠，弄得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非常的感慨。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影视剧《光荣岁月》里苑志豪教育夏天庚说：如果你不能在地图上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你就不可能给炮兵一个正确的命令，你就是瞎指挥。
随着北伐的进军，陈光和陈士榘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了革命。1927年，陈士榘到武昌参加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二营第五连当兵。
第1节
第一， 两个难解之谜。
研读近代军史，一般都会见到陈光的名字。
陈光， 1905年2月24 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栗源堡，原名陈世椿，10岁入学读过短暂的3年私塾，14岁弃学务农。1926年，北伐军入湘。陈光家乡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员。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年底，经当地地下党员陈东日、陈俊介绍，陈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的余部1000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异常兴奋，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12支步枪献出，组建了一支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
湘南暴动后，陈光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
陈光在抗战时期长期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115师师长本来是林彪，代理而不是接替林彪的工作，说明陈光确实比林彪弱一大截。抗战后期，罗荣桓也代理过115师师长，程子华代理过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吕正操代理过贺龙的晋绥军区。罗荣桓比不过林彪，程子华比不过聂荣臻，吕正操比不过贺龙，但罗荣桓、程子华和吕正操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突出的贡献，唯独陈光地位急剧下滑到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这样不相称的位置，为什么？
1955年，在彭德怀的坚持下，毛泽东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全军授衔，这是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在论功行赏的名单里，没有陈光，原因是他犯了错误。1950年7月23日，陈光在广东被软禁，1954年6月7日，长期被关押在武汉一幢二层楼里的陈光去世，一代名将陨落，时年四十九岁。据说是投湖自尽。死人当然不能授予军衔。但是，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里的陈光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拘押，然后自杀呢？
1988年4月，由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等人的努力，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陈光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藉和名誉。
一个曾经代理林彪工作的高级将领为什么被强加给反党的罪名？
很多文章都把林彪的打击报复当成陈光的悲剧的第一原因。
但是，我读了曾经是陈光部下的开国上将陈士榘关于陈光悲剧的一些谈论，有了很多的疑问。
陈士榘，1909年4月14日出生于武昌黄土陂的一个职员家庭，比陈光小四岁。
陈士榘的祖父陈克山、叔祖父陈克水，都是清军行伍中人。父亲陈午霆，青年时期曾就读清政府举办的武备学堂，任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营管带，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孙中山反清的武装斗争，一个是新军运动，一个是会党运动。
新军运动就是策动清军体系内受新思想影响有革命倾向的新军起义。
会党运动就是联合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政府思想的帮会和绿林力量。
帮会和绿林，在任何时候都带有社会的破坏性，但他们是反政府力量的天然盟友。中国近代，无论是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乃至改造旧世界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力量的草创时期都有联合会党和绿林的方针。
共产党的军事运动比其他政治力量有极大的不同，他的武装力量的来源是兵运（挑动国军暴动）、会党运动、绿林运动、动员俘虏和动员工农民众。
共产党的军事运动不同于国军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对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训练，还进行思想改造。
《杜鹃山》、《黄宗英》、《亮剑》、《历史的天空》等影视剧都有共产党人对土匪的改造。
陈午霆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陈午霆携家眷赴北京，在陆军部任职员。
1918年，陈午霆专程将陈士榘从北京送回老家陈家坪村。在武汉至沙市的轮船上，陈午霆发现一只皮箱被盗，请求日本船主帮助查处，岂料日本人不仅不予查处，反把陈午霆训斥了一通。陈士榘上前讲理，被日本人重重打了一耳光。父子双双受辱，在陈士榘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印记。
回到家乡的陈士榘，入团林铺镇的一所私塾读书，两年后转到县城龙泉高等中心小学。
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给他以重要影响。
一位是讲地理课的覃老师。覃老师上课时讲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诉说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和一块块被帝国主义列强割占的土地、租界以及大量赔款。陈士榘听了震动心弦，萌发了要当兵报国的强烈愿望。
另一位是在龙泉中学任教的胡孟平。胡孟平，1922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1928年因叛徒告密而牺牲。陈士榘参加了胡孟平办的夜校学习，开始听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军这些名词，虽然并不深知其内涵，却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1925年春，陈士榘因家境贫困辍学，经人介绍到沙洋镇“万镒生”杂货店铺当徒工。
和陈光的农民出身不同，陈士榘是军人世家。陈士榘父亲陈午霆，已经是湖北新军的营级干部，在我们的思维里，应该很有一些家产。但，陈士榘竟然也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继续求学，可见旧社会民穷国弱到何等程度！
在我们的印象中，共产党的军人应该多是文盲。实际情况并不如此。陈光和陈士榘都有专门的学习经历，而且是私塾。
我们看中国古代史，谈到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原因说的很有趣：北方人口的南迁给南方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力。
这个非常的扯淡。按照这个逻辑：发达地区之所以缓慢落后是因为将技术人才向落后地区输出。
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因决定论。
南方经济的大发展，真正的原因是南方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和对教育的重视。
南方民众的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北方的农业生产。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南方的乡镇企业崛起极快，而北方远远落在了后方。
以我的家乡——北方的一个村庄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加工业，经济还比较丰富，但到了90年代，基本就纯粹的粮食种植了。
这种差别，不是政府管理的问题，也不是国家政策的问题，而是社会文化的问题。
2012年，我一个邻居家的妇女，贩卖馒头，经商当然有些收入。但，她的母亲就非常的愤怒：血汗钱，代代传，经商坑人当时还。偏巧老太太跌了一跤，天天连哭加叫，弄的做不成生意。
我们村庄，约有八百人，除了种地的老弱，劳动力就是外出打工。
以我本人为例，在农村教师中工资偏高，月薪4000元，而壮年劳动力打工可以轻松弄到5000元，所以，我村教育非常的落后，相当多孩子是混不到初中毕业的，职业教育落后的不成样子。
20世纪80年代，我一个亲友一心一意想开一个商店，但就是不能实现，因为他上过学，无法记账也无法算账。
2014年2月18日，我们学校附近一个企业招聘廉价劳动力，我介绍一个邻居去打工，仅仅一天就辞职了，原因很简单：她没有上过学，无法记工。
陈士榘和陈光，都是因为家境贫寒而不能完成学业，但同时代的我们乡村，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鲁西南，惭愧的很，一个村庄能有几个曾经上过学？
陈士榘和陈光，之所以能够成长为高级将领，与他们曾经接受过短期的教育大有关系。
前两年，有一个热播的影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没有参加过正儿八经的培训，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理由是他是大别山的篾匠，弄得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非常的感慨。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影视剧《光荣岁月》里苑志豪教育夏天庚说：如果你不能在地图上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你就不可能给炮兵一个正确的命令，你就是瞎指挥。
随着北伐的进军，陈光和陈士榘都在自己的家乡参加了农民协会，开始了革命。1927年，陈士榘到武昌参加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学习结束后，他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二营第五连当兵。
@总机叫南京 9楼 2014-03-07 15:09:13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
不胡扯。精密标准的大比例地形图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等高线、地形地貌，和现地的联想，战术意义，是需要点训练。
但作战要图，红蓝队标箭头那种的，东方（苏联，德国、日本、国共）体系的，初始设计就是针对文盲看的。
-----------------------------
李云龙是团级干部，他指挥的战斗应该是比较专业些的地图。《亮剑》中的李云龙最后职务是代理军长，而抗战时期打仗比较较弱的丁伟和孔捷但是都已经是军长。我们看他们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写论文，孔捷的是多兵种协同作战，丁伟的是应对苏联进攻的国防体系，唯独李云龙弄一个《亮剑》精神。军队打仗当然需要亮剑精神，但李云龙是军事干部，而且是比较不尊重政工干部（赵刚例外）的军事干部代表，他竟然从政治角度写论文，可见也是无奈的应付。
李云龙可以带领士兵练刺刀、手榴弹，但不可能指挥多兵种联合作战。1949年的金门兵败就是军事指挥员对于多兵种海战的不了解。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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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胡扯。精密标准的大比例地形图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等高线、地形地貌，和现地的联想，战术意义，是需要点训练。
但作战要图，红蓝队标箭头那种的，东方（苏联，德国、日本、国共）体系的，初始设计就是针对文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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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是团级干部，他指挥的战斗应该是比较专业些的地图。《亮剑》中的李云龙最后职务是代理军长，而抗战时期打仗比较较弱的丁伟和孔捷但是都已经是军长。我们看他们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写论文，孔捷的是多兵种协同作战，丁伟的是应对苏联进攻的国防体系，唯独李云龙弄一个《亮剑》精神。军队打仗当然需要亮剑精神，但李云龙是军事干部，而且是比较不尊重政工干部（赵刚例外）的军事干部代表，他竟然从政治角度写论文，可见也是无奈的应付。
李云龙可以带领士兵练刺刀、手榴弹，但不可能指挥多兵种联合作战。1949年的金门兵败就是军事指挥员对于多兵种海战的不了解。
@总机叫南京 13楼 2014-03-07 16:06:43
一个文盲，机灵一点，在部队混长一点，看懂这个图不难。
-----------------------------
这个地图有文字，有图例，如果是文盲，断断乎看不懂。红军中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而成就巨大的有贺龙、有杨得志，但他们两个在具体的工作中都非常认真的学习，以贺龙为例，他写的回忆录逻辑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彭德怀，学历也不高，但他的回忆录《彭德怀自述》写的非常的好，今天大部分的大学生都道不了这个程度，我感觉我也道不了那个程度。学习，有两种，一个专门学习，一个是在工作中学习，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基础，如果基础较差但努力学习，也可能成功，但必须有天分。
另外一个例子，中共十帅，出身军校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六人，接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有聂荣臻，有过正儿八经学习经历的是陈毅和罗荣桓，仅仅贺龙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可见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谈论的文盲，定义有点不同。
一个文盲，机灵一点，在部队混长一点，看懂这个图不难。
-----------------------------
这个地图有文字，有图例，如果是文盲，断断乎看不懂。红军中没有接受正规教育而成就巨大的有贺龙、有杨得志，但他们两个在具体的工作中都非常认真的学习，以贺龙为例，他写的回忆录逻辑非常的清楚。我们看彭德怀，学历也不高，但他的回忆录《彭德怀自述》写的非常的好，今天大部分的大学生都道不了这个程度，我感觉我也道不了那个程度。学习，有两种，一个专门学习，一个是在工作中学习，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基础，如果基础较差但努力学习，也可能成功，但必须有天分。
另外一个例子，中共十帅，出身军校的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六人，接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的有聂荣臻，有过正儿八经学习经历的是陈毅和罗荣桓，仅仅贺龙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可见教育的重要性。
我们谈论的文盲，定义有点不同。
@更深的蓝2014 14楼 2014-03-07 16:07:08
陈光要不挨批，会不会挤掉许光达的位置？
-----------------------------
挤不掉。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一个是个人贡献，还要看山头。这里的山头并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还要看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力量和贡献。
许光达很坚决的让贤，但仍然被授予，就在于他是代表红二军团获得大将军衔。
陈光如果授衔，仅仅代表红一军团和115师以及东北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陈光的地位比许光达低一大级，和陈光等列的聂鹤亭资历也很深，仅仅中将而已。抗战时期，八先后代理115师的有陈光和罗荣桓，先后代理新四军军长的有陈毅和张云逸，但是，罗荣桓、陈毅和张云逸都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陈毅还是军委委员，陈光连一个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弄到。
我们很多朋友看到陈光代理115师，但没有看到他是因为工作不合格而最后被罗荣桓取代。
如果论地位，陈光比萧克差一大截，但萧克也就以上将。
红一军团的大将有谭政（政工干部代表）、罗瑞卿（保卫工作的代表），抗战时期，谭政的身份是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代替任弼时处理日常，罗瑞卿是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地位并不低。
陈光要不挨批，会不会挤掉许光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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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不掉。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一个是个人贡献，还要看山头。这里的山头并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还要看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力量和贡献。
许光达很坚决的让贤，但仍然被授予，就在于他是代表红二军团获得大将军衔。
陈光如果授衔，仅仅代表红一军团和115师以及东北野战军。解放战争时期，陈光的地位比许光达低一大级，和陈光等列的聂鹤亭资历也很深，仅仅中将而已。抗战时期，八先后代理115师的有陈光和罗荣桓，先后代理新四军军长的有陈毅和张云逸，但是，罗荣桓、陈毅和张云逸都是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陈毅还是军委委员，陈光连一个候补中央委员都没有弄到。
我们很多朋友看到陈光代理115师，但没有看到他是因为工作不合格而最后被罗荣桓取代。
如果论地位，陈光比萧克差一大截，但萧克也就以上将。
红一军团的大将有谭政（政工干部代表）、罗瑞卿（保卫工作的代表），抗战时期，谭政的身份是中央军委政治部副主任，代替任弼时处理日常，罗瑞卿是八路军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地位并不低。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2节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团长卢德铭，这支部队是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骨干部队。
陈士榘不但参加了秋收起义，而且上了井冈山，最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特别的信任关系。
建国初期，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文革时期，陈士榘也曾经遇到麻烦，毛泽东说：“要说山头，陈士榘和我是一个山头的，都是井冈山的。”
毛泽东曾经的井冈山老战友，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即使文革时期，也有一大拖，比如秋收起义的黄永胜，比如二月逆流的谭震林，比如陈伯钧。
后人理解前人历史的艰难，不仅仅是材料的不足，而且还视角的问题。毛泽东的井冈山山头当然不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如果仅仅他两个，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这句话，实际表明二人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感情而已。
我之所以讨论陈士榘，就在于陈士榘和毛泽东、林彪都有较深的关系，而且也和陈光有过密切交往，最重要的是，陈士榘对于陈光的人生悲剧有自己的公开论述。以陈士榘的身份，他对陈光悲剧的认识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27年10月，陈士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间比陈光要晚一些，但也处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中入党，对于革命的认识当然就更加清醒一些。
很多果粉攻击共产党人，什么“游而不击”，什么土匪作风，什么男女关系，唯独不考虑：当蒋介石、李宗仁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李济深在广州、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下公然违背外交规则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后，在南北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候，竟然有大批的民众加入共产党，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唯一性，当一个人浑不畏死而奋斗的时候，背后面就一定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1927年11月，陈士榘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参与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发展革命力量。
陈士榘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最早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
陈士榘已经在井冈山从事井冈山斗争的时候，陈光还在湘南的宜章潜伏躲避土豪劣绅的追捕。这一差别，也影响了陈光在领袖心中的定位。
1928年4月，井冈山朱毛会师后，陈光也被调派为根据地干部，然后转为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红31团的排长。1928年8月30日，陈士榘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然后任井冈山朱毛红四军11师31团排长。
井冈山时期，陈士榘和陈光二人的地位是等同的，都是排长，但陈士榘要比陈光上山的时间要早半年。从1927年，共产党人开始上井冈山，到毛泽东走上天安门，一共22年，陈士榘比陈光提前半年参加军事斗争，就是一个极重要的资历。
我们学习地理，讲河流的发源地，标准就是“惟长、惟远”，也就是从河流终端上溯，不管水量的多少，那一源头最遥远，就是正宗源头。
共产党，1921年成立于上海，工作中心就是领导城市的工人罢工，也就是今天所谓民主精英提倡的街头政治，最大的成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是，吴佩孚对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进行了血腥杀戮，这个就宣布：在中国，没有街头政治成功的可能，一切迷信街头政治的思想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街头政治的迷梦觉醒后，中共开始和国民党结盟，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宣告借助盟友投机倒把的侥幸路线也是白日做梦。
中共武装斗争开始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的队伍失败了，实际掌握南昌起义部队领导权的周恩来（党）和叶挺（军）还有政工干部聂荣臻三人没有掌握住部队。南昌起义部队的溃散，实际宣布复制苏联十月革命也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中心城市暴动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中共革命的胜利，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胜利，也就是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就中国革命而言，武装夺权和根据地建设，就是党领导下的双翼，一个是破坏旧世界，一个是建设新社会，缺一而不可。
周恩来的南昌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城市暴动不适合中国，一个他南下广州夺取出海口的目的是依托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个是没有进行终极的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区别在于，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性。
就根据地建设而论，井冈山是第一个，其他的根据地都是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建立的，所以，最早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就是共产党最早的根据地干部，也就是共产党人最早进行社会建设的干部。
1955年，评军衔，就上将以上的层级而论，出身于秋收起义而且在井冈山时期最早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
从最早上井冈山并且从事根据地建设这个角度看，井冈山山头的老祖宗还就是毛泽东以及陈士榘。
1934年10月，陈士榘以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的身份参加长征，这个时候，陈光的身份已经是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师长。教导营营长当然很重要，但比红二师师长就差距太大了。
陈士榘和陈光一样的学历，陈士榘出身军人世家，陈士榘比陈光更有井冈山资历，但1934年，陈光比陈士榘地位高出去一大截，这个说明陈光的军事指挥天份比陈士榘要高的多。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陈士榘任红一军团红四师参谋长。这个红四师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缩编而成，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彭雪枫，陈光担任参谋长已经是越级提拔。
如果我们仅仅以陈士榘和陈光的关系来评价陈光，1935年10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陈士榘和陈光开始在一起工作，陈士榘成为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6年6月，陈士榘和陈光一起奉命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陈光任高级干部科科长（政委罗荣桓，这是陈光和罗荣桓搭档的开始）、而陈士榘仅仅是普通学员而已。
1936年12月，陈光和陈士榘一起从抗大毕业，陈士榘担任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不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曾经担任红30军军长的，还有阎红彦和宋时轮这两个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层次和他们相当。陈光从抗大毕业后，接替左权代理林彪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
红军时期，陈光的贡献突出的很，地位要比陈士榘高一大截。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时期的红一方面军编为115师，林彪任师长。陈光任陕甘时期红一军团（老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改编的343旅的旅长，陈士榘任343旅参谋长，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副手。
陈士榘和陈光都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广阳伏击战。1939年，陈光、罗荣桓带领115师主力去山东后，陈士榘任晋西支队司令员，这个晋西支队就是115师留在晋西南的余部。
从这个时候，陈士榘开始独当方面。
1940年7月，陈士榘率领晋西的老八路军到山东与陈光、罗荣桓会师，担任115师参谋长，这个时候，陈光代理115师师长，他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7年9月，陈光是343旅旅长，陈士榘是参谋长，1940年，陈光是代师长, 陈士榘是师参谋长。表面看来，二人一起进步，其实有很大差别。陈士榘的前任115师参谋长是周昆，这个朋友在抗战初期携带115师的军饷潜逃了，永远淡出了历史的记忆，所以，陈士榘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陈光则不同，他的前任林彪是受伤去苏联养病，他仅仅是代理。
共军的代理，一般有上级代理、同级代理和下级代理三种情况。
1928年，八月兵败后红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红四军军长朱德曾经代理过一段时间的红28团团长，然后交给了林彪。
由于共军实行军政双首长体制，相互代理工作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下级代理领导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程世才曾经长期代理红30军军长，比如粟裕曾经长期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比如杨得志曾经代理徐海东的344旅旅长。
第2节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团长卢德铭，这支部队是1927年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骨干部队。
陈士榘不但参加了秋收起义，而且上了井冈山，最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特别的信任关系。
建国初期，毛泽东说：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文革时期，陈士榘也曾经遇到麻烦，毛泽东说：“要说山头，陈士榘和我是一个山头的，都是井冈山的。”
毛泽东曾经的井冈山老战友，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即使文革时期，也有一大拖，比如秋收起义的黄永胜，比如二月逆流的谭震林，比如陈伯钧。
后人理解前人历史的艰难，不仅仅是材料的不足，而且还视角的问题。毛泽东的井冈山山头当然不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如果仅仅他两个，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这句话，实际表明二人的特殊经历和特殊感情而已。
我之所以讨论陈士榘，就在于陈士榘和毛泽东、林彪都有较深的关系，而且也和陈光有过密切交往，最重要的是，陈士榘对于陈光的人生悲剧有自己的公开论述。以陈士榘的身份，他对陈光悲剧的认识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1927年10月，陈士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间比陈光要晚一些，但也处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大革命失败之后在血雨腥风中入党，对于革命的认识当然就更加清醒一些。
很多果粉攻击共产党人，什么“游而不击”，什么土匪作风，什么男女关系，唯独不考虑：当蒋介石、李宗仁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李济深在广州、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下公然违背外交规则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后，在南北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舞屠刀的时候，竟然有大批的民众加入共产党，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具有唯一性，当一个人浑不畏死而奋斗的时候，背后面就一定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1927年11月，陈士榘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常委，参与领导农民分配土地，发展革命力量。
陈士榘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最早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
陈士榘已经在井冈山从事井冈山斗争的时候，陈光还在湘南的宜章潜伏躲避土豪劣绅的追捕。这一差别，也影响了陈光在领袖心中的定位。
1928年4月，井冈山朱毛会师后，陈光也被调派为根据地干部，然后转为毛泽东秋收起义的红31团的排长。1928年8月30日，陈士榘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然后任井冈山朱毛红四军11师31团排长。
井冈山时期，陈士榘和陈光二人的地位是等同的，都是排长，但陈士榘要比陈光上山的时间要早半年。从1927年，共产党人开始上井冈山，到毛泽东走上天安门，一共22年，陈士榘比陈光提前半年参加军事斗争，就是一个极重要的资历。
我们学习地理，讲河流的发源地，标准就是“惟长、惟远”，也就是从河流终端上溯，不管水量的多少，那一源头最遥远，就是正宗源头。
共产党，1921年成立于上海，工作中心就是领导城市的工人罢工，也就是今天所谓民主精英提倡的街头政治，最大的成就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但是，吴佩孚对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进行了血腥杀戮，这个就宣布：在中国，没有街头政治成功的可能，一切迷信街头政治的思想都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街头政治的迷梦觉醒后，中共开始和国民党结盟，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宣告借助盟友投机倒把的侥幸路线也是白日做梦。
中共武装斗争开始于南昌起义，但南昌起义的队伍失败了，实际掌握南昌起义部队领导权的周恩来（党）和叶挺（军）还有政工干部聂荣臻三人没有掌握住部队。南昌起义部队的溃散，实际宣布复制苏联十月革命也是不符合中国现实的，中心城市暴动在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中共革命的胜利，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胜利，也就是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就中国革命而言，武装夺权和根据地建设，就是党领导下的双翼，一个是破坏旧世界，一个是建设新社会，缺一而不可。
周恩来的南昌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原因是城市暴动不适合中国，一个他南下广州夺取出海口的目的是依托共产国际的帮助，一个是没有进行终极的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区别在于，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的独立自主性。
就根据地建设而论，井冈山是第一个，其他的根据地都是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建立的，所以，最早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就是共产党最早的根据地干部，也就是共产党人最早进行社会建设的干部。
1955年，评军衔，就上将以上的层级而论，出身于秋收起义而且在井冈山时期最早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
从最早上井冈山并且从事根据地建设这个角度看，井冈山山头的老祖宗还就是毛泽东以及陈士榘。
1934年10月，陈士榘以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的身份参加长征，这个时候，陈光的身份已经是红一军团的红二师师长。教导营营长当然很重要，但比红二师师长就差距太大了。
陈士榘和陈光一样的学历，陈士榘出身军人世家，陈士榘比陈光更有井冈山资历，但1934年，陈光比陈士榘地位高出去一大截，这个说明陈光的军事指挥天份比陈士榘要高的多。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陈士榘任红一军团红四师参谋长。这个红四师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缩编而成，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彭雪枫，陈光担任参谋长已经是越级提拔。
如果我们仅仅以陈士榘和陈光的关系来评价陈光，1935年10月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陈士榘和陈光开始在一起工作，陈士榘成为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6年6月，陈士榘和陈光一起奉命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陈光任高级干部科科长（政委罗荣桓，这是陈光和罗荣桓搭档的开始）、而陈士榘仅仅是普通学员而已。
1936年12月，陈光和陈士榘一起从抗大毕业，陈士榘担任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不久任三十军代理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曾经担任红30军军长的，还有阎红彦和宋时轮这两个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层次和他们相当。陈光从抗大毕业后，接替左权代理林彪的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
红军时期，陈光的贡献突出的很，地位要比陈士榘高一大截。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陕甘时期的红一方面军编为115师，林彪任师长。陈光任陕甘时期红一军团（老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改编的343旅的旅长，陈士榘任343旅参谋长，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副手。
陈士榘和陈光都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广阳伏击战。1939年，陈光、罗荣桓带领115师主力去山东后，陈士榘任晋西支队司令员，这个晋西支队就是115师留在晋西南的余部。
从这个时候，陈士榘开始独当方面。
1940年7月，陈士榘率领晋西的老八路军到山东与陈光、罗荣桓会师，担任115师参谋长，这个时候，陈光代理115师师长，他继续担任陈光的军事助手。
1937年9月，陈光是343旅旅长，陈士榘是参谋长，1940年，陈光是代师长, 陈士榘是师参谋长。表面看来，二人一起进步，其实有很大差别。陈士榘的前任115师参谋长是周昆，这个朋友在抗战初期携带115师的军饷潜逃了，永远淡出了历史的记忆，所以，陈士榘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进步。陈光则不同，他的前任林彪是受伤去苏联养病，他仅仅是代理。
共军的代理，一般有上级代理、同级代理和下级代理三种情况。
1928年，八月兵败后红28团团长王尔琢牺牲，红四军军长朱德曾经代理过一段时间的红28团团长，然后交给了林彪。
由于共军实行军政双首长体制，相互代理工作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下级代理领导工作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程世才曾经长期代理红30军军长，比如粟裕曾经长期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比如杨得志曾经代理徐海东的344旅旅长。
@总机叫南京 21楼 2014-03-07 20:18:46
1955年，评军衔，就上将以上的层级而论，出身于秋收起义而且在井冈山时期最早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
==========================
上将以上，罗荣桓、谭政 当时在做甚呢？
-----------------------------
1927年9月，谭政和陈士榘一样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后，10月，入了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谭政随部队下山打茶陵，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开始设立政治机关，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打下茶陵后，谭震林仍然在军队工作，是政工干部，陈士榘在茶陵政府工作。我们说的根据地建设，一般不包括直接的军事指挥。1928年2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时，谭政任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7月，罗荣桓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谭政和罗荣桓都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贡献都远大于陈士榘，我那个井冈山山头的解读是仅仅站在根据地建设的角度，纯粹的政工干部仍然是军队干部。这个差别就好比谭政和高岗的差别。他们在红军时期，都是政工干部，但谭政始终 是军队的政工干部，而高岗主要是根据地建设和后勤保障。
1953年，彭德怀曾经推荐高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了拱道刘少奇，高岗曾经提出“军党论”，明确宣布他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代表，可见根据地建设之重要。
1955年，如果高岗不出事情，如果考虑陕北红军的特殊贡献，如果考虑后勤系统对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高岗以后勤身份弄一个元帅到有可能。
1955年，评军衔，就上将以上的层级而论，出身于秋收起义而且在井冈山时期最早从事根据地建设的干部，可能仅仅一个陈士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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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以上，罗荣桓、谭政 当时在做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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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谭政和陈士榘一样随警卫团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后，10月，入了党，之后任宣传员、宣传队长。11月中旬，为解决过冬给养等问题，谭政随部队下山打茶陵，占领茶陵县城。此时，红军部队开始设立政治机关，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打下茶陵后，谭震林仍然在军队工作，是政工干部，陈士榘在茶陵政府工作。我们说的根据地建设，一般不包括直接的军事指挥。1928年2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时，谭政任前委秘书。在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不断受到教育和锻炼。这期间，他学习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及处置问题的高度原则性，协助誊正毛泽东起草的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7月，罗荣桓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谭政和罗荣桓都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贡献都远大于陈士榘，我那个井冈山山头的解读是仅仅站在根据地建设的角度，纯粹的政工干部仍然是军队干部。这个差别就好比谭政和高岗的差别。他们在红军时期，都是政工干部，但谭政始终 是军队的政工干部，而高岗主要是根据地建设和后勤保障。
1953年，彭德怀曾经推荐高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了拱道刘少奇，高岗曾经提出“军党论”，明确宣布他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干部代表，可见根据地建设之重要。
1955年，如果高岗不出事情，如果考虑陕北红军的特殊贡献，如果考虑后勤系统对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高岗以后勤身份弄一个元帅到有可能。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3节
上级代理职务和同级代理职务，一般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下级代理上级职务就容易出现麻烦。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第一种情况是最后实任，比如，徐海东最后离开八路军进入新四军系统，杨得志就转正担任344旅旅长。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另一种情况是始终没有实任，比如程世才代理参加学习的余天云的红30军军长，但余天云自杀后，程世才始终长期代理军长，一直到30军番号撤销。这个就说明在红军时期，程世才的军事指挥能力比红四方面军其他几个军长弱一大截。1955年评军衔，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军长除了倪志亮外，基本都是上将，代理军长程世才仅仅中将，这个就说明差距。
陈光代理林彪这个115师的师长的结局也非常类似于程世才，最后没有实任，1943年3月12日，罗荣桓接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
从1938年林彪离开115师开始，陈光和罗荣桓先后代理师长长达七年，这个就说明：毛泽东心中的115师师长只能是林彪，任何人都不能取代。
但是，因为曾经长期代理林彪的职务，陈光已经有了和林彪等列的思想，他看不到林彪在领袖心中的位置。这是陈光和林彪乃至毛泽东搞僵关系的最重要的心理原因。
抗战胜利后，陈士榘参加一段时间的与国民党的谈判。全面内战爆发后，陈士榘（华东小陈）被分配到华东工作，协助陈毅（华东大陈）指挥山东部队作战，不久接替因建议强攻泗县而遇挫的宋时轮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初期，是陈光、陈士榘的另一个重要关节点，陈士榘成为一个大战略区的军事助手，而东北的陈光，因为一大托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影响，地位已经快速下降。
陈士榘，虽然是华东的干部，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老红一军团干部，他曾经是林彪和陈光的部下。
陈士榘佩服林彪打仗本领和训练军队的能力。
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高度评价。
说到林彪整陈光，陈士榘认为陈光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倒台不是林彪一人所能决定的，要最高首长认可：“解放初陈光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是他的顶头上司，还要考虑到，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由于广州情况特殊，离香港近，而陈光也认为同各界人士接触有利于统战，同时可以对尚未解放的海南岛高层人士策反。由于陈光接触的人难免历史背景复杂，所以被汇报上去也会有些麻烦。如果林彪和他关系很好，比如说这些事情是黄永胜做的，林彪可能会依然信任他，至少可以提醒他给他改正的机会，但是陈光就不同了。解放初期我和陈光通过电话，当时我在南京，我们这些从井冈山、长征一起走过来的战友听到对方的声音当然很高兴，想起那么艰苦的岁月都走过来了，而且为劳动人民打天下、坐天下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可我发现陈光情绪不高，有些话想说又没有说出来。没多久听说陈光被软禁了，而且是被林彪的大红人李作鹏骗出去的。李作鹏当时是广州军区参谋长，是陈光的下级，他邀请陈光到荔枝湖划船游玩，结果陈光离开后住处被查抄，警卫员的枪被缴械，他回来后被软禁，不久被转移到武汉。这件事情就是林彪导演的，而且处分意见就有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很快陈光被开除党籍，不仅成了无官无职的百姓，更成了敌人。那时候刚刚解放一年多，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些部队高级军官中振动还是不小，大家也告诫不要居功骄傲成为第二个陈光，同时也对军队的政治生活第一次感到紧张。”
作为老井冈山，陈士榘对于老领导陈光的悲剧是同情的，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
陈士榘不否认林彪在陈光悲剧中的巨大作用，但，他别有用意的点明了“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
陈士榘的意思是说：陈光悲剧的形成是因为与“广东地方势力”不睦而被抓住辫子弄塌了台。建国初期，“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华南分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
“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就是不点名的说：叶剑英在陈光悲剧中的作用其实在林彪之上，最起码和林彪相当。
叶剑英为什么整倒陈光呢？难道是因为叶剑英没有容人之量？
叶剑英在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贡献极大，文革结束后，作为中共首席元老，叶剑英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甚至于更高。
但是，作为革命者，叶剑英激流荣退，交出一切权力，成为最早自觉退出政坛的中共核心领导人。
作为政坛不倒翁，叶剑英也曾经有过“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悲苦经历，但整体看，他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不能说叶剑英没有参与过党内斗争，叶剑英在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的运动中，也表现的非常的积极。但从整体看，叶剑英为人是比较宽厚的。宽厚的叶剑英为什么斗塌了陈光呢？
这个不能仅仅从叶剑英和陈光的个人矛盾考虑问题。
陈光倒塌后不久，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核心领导林彪、邓子恢的支持下，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以批判“土改右倾”为抓手，在广东制造了“广东地方主义”一案，横扫了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剥夺了叶剑英在地方的政治基础。
在这之前，老红一军团出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在广东公安系统了弄了一个“二陈”冤案。
“二陈”是指广东干部陈泊和陈坤。
陈泊，原名卢茂焕, 1909年出生于广东海南岛（当时海南是广东一部分）一个渔民之家，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被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就读于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1936年，陈泊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在边区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陈泊的另一巨大贡献是识破假冒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刺杀毛泽东案。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但是，陈泊是抗战期间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的。有些履历不太清楚，尤其手臂有明显伤痕而不能解释原因。
“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对此颇有疑虑，怀疑“王佐断臂”（ 王佐是《岳飞传》中混入金军的潜伏），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建国初期，康生在山东挂职修养，1952年初才进京养病见到毛泽东，估计在二陈案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绝对不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陈泊曾经在马来亚共产党任中央执行委员，可见早期的共产党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非常的淡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阶级利益。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他的这一工作特点为他带来极大的荣耀的同时，也为跌入深渊预备了条件。
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47年，陈泊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局长陈龙发生激烈争执。这种争执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气，争论起来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
第3节
上级代理职务和同级代理职务，一般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下级代理上级职务就容易出现麻烦。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第一种情况是最后实任，比如，徐海东最后离开八路军进入新四军系统，杨得志就转正担任344旅旅长。
下级代理上级职务的另一种情况是始终没有实任，比如程世才代理参加学习的余天云的红30军军长，但余天云自杀后，程世才始终长期代理军长，一直到30军番号撤销。这个就说明在红军时期，程世才的军事指挥能力比红四方面军其他几个军长弱一大截。1955年评军衔，红四方面军时期的军长除了倪志亮外，基本都是上将，代理军长程世才仅仅中将，这个就说明差距。
陈光代理林彪这个115师的师长的结局也非常类似于程世才，最后没有实任，1943年3月12日，罗荣桓接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
从1938年林彪离开115师开始，陈光和罗荣桓先后代理师长长达七年，这个就说明：毛泽东心中的115师师长只能是林彪，任何人都不能取代。
但是，因为曾经长期代理林彪的职务，陈光已经有了和林彪等列的思想，他看不到林彪在领袖心中的位置。这是陈光和林彪乃至毛泽东搞僵关系的最重要的心理原因。
抗战胜利后，陈士榘参加一段时间的与国民党的谈判。全面内战爆发后，陈士榘（华东小陈）被分配到华东工作，协助陈毅（华东大陈）指挥山东部队作战，不久接替因建议强攻泗县而遇挫的宋时轮担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
解放战争初期，是陈光、陈士榘的另一个重要关节点，陈士榘成为一个大战略区的军事助手，而东北的陈光，因为一大托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影响，地位已经快速下降。
陈士榘，虽然是华东的干部，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老红一军团干部，他曾经是林彪和陈光的部下。
陈士榘佩服林彪打仗本领和训练军队的能力。
林彪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高度评价。
说到林彪整陈光，陈士榘认为陈光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倒台不是林彪一人所能决定的，要最高首长认可：“解放初陈光是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担任中南军区司令员的林彪是他的顶头上司，还要考虑到，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由于广州情况特殊，离香港近，而陈光也认为同各界人士接触有利于统战，同时可以对尚未解放的海南岛高层人士策反。由于陈光接触的人难免历史背景复杂，所以被汇报上去也会有些麻烦。如果林彪和他关系很好，比如说这些事情是黄永胜做的，林彪可能会依然信任他，至少可以提醒他给他改正的机会，但是陈光就不同了。解放初期我和陈光通过电话，当时我在南京，我们这些从井冈山、长征一起走过来的战友听到对方的声音当然很高兴，想起那么艰苦的岁月都走过来了，而且为劳动人民打天下、坐天下是多么自豪的事情。可我发现陈光情绪不高，有些话想说又没有说出来。没多久听说陈光被软禁了，而且是被林彪的大红人李作鹏骗出去的。李作鹏当时是广州军区参谋长，是陈光的下级，他邀请陈光到荔枝湖划船游玩，结果陈光离开后住处被查抄，警卫员的枪被缴械，他回来后被软禁，不久被转移到武汉。这件事情就是林彪导演的，而且处分意见就有霸占电台、不按总部部署部队等罪名。很快陈光被开除党籍，不仅成了无官无职的百姓，更成了敌人。那时候刚刚解放一年多，出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些部队高级军官中振动还是不小，大家也告诫不要居功骄傲成为第二个陈光，同时也对军队的政治生活第一次感到紧张。”
作为老井冈山，陈士榘对于老领导陈光的悲剧是同情的，但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
陈士榘不否认林彪在陈光悲剧中的巨大作用，但，他别有用意的点明了“林彪并非广东的地方势力，他与广东的瓜葛不深，只是毛泽东信任他让他镇守南大门，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
陈士榘的意思是说：陈光悲剧的形成是因为与“广东地方势力”不睦而被抓住辫子弄塌了台。建国初期，“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华南分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
“陈光和当地领导的关系不睦也是他倒台的重要原因，甚至不亚于林彪的作用”，就是不点名的说：叶剑英在陈光悲剧中的作用其实在林彪之上，最起码和林彪相当。
叶剑英为什么整倒陈光呢？难道是因为叶剑英没有容人之量？
叶剑英在结束文革、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贡献极大，文革结束后，作为中共首席元老，叶剑英拥有极高的威望和权力，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甚至于更高。
但是，作为革命者，叶剑英激流荣退，交出一切权力，成为最早自觉退出政坛的中共核心领导人。
作为政坛不倒翁，叶剑英也曾经有过“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的悲苦经历，但整体看，他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不能说叶剑英没有参与过党内斗争，叶剑英在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的运动中，也表现的非常的积极。但从整体看，叶剑英为人是比较宽厚的。宽厚的叶剑英为什么斗塌了陈光呢？
这个不能仅仅从叶剑英和陈光的个人矛盾考虑问题。
陈光倒塌后不久，在中共中央中南局核心领导林彪、邓子恢的支持下，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以批判“土改右倾”为抓手，在广东制造了“广东地方主义”一案，横扫了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剥夺了叶剑英在地方的政治基础。
在这之前，老红一军团出身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在广东公安系统了弄了一个“二陈”冤案。
“二陈”是指广东干部陈泊和陈坤。
陈泊，原名卢茂焕, 1909年出生于广东海南岛（当时海南是广东一部分）一个渔民之家，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琼海工农红军，在攻打博鳌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被在印尼开中餐馆的三舅收留，就读于华侨中学。1930年，陈泊任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化名“布鲁”——这是马来语“螺丝钉”的译音。
1936年，陈泊和一批被驱逐回国的同志乘船经香港回到祖国大陆，陈泊随后被全国总工会调到了延安。1942年陈泊一手破获的国民党军统“汉中训练班”大案，总共有60多个潜伏特务落网，在边区引起轰动。情况上报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感到十分振奋，赞赏道：“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又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来10个布鲁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保卫延安！”
不久，陈泊就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陈泊的另一巨大贡献是识破假冒新四军旅长田守尧刺杀毛泽东案。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长钱益民、边区保卫部部长陈泊是延安情报界、保卫界的三大侦察专才。
但是，陈泊是抗战期间从新加坡辗转广东、上海来到延安的。有些履历不太清楚，尤其手臂有明显伤痕而不能解释原因。
“阶级警惕性”一向很高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对此颇有疑虑，怀疑“王佐断臂”（ 王佐是《岳飞传》中混入金军的潜伏），并下令撤了陈泊的延安边区保卫处保卫部长一职。
建国初期，康生在山东挂职修养，1952年初才进京养病见到毛泽东，估计在二陈案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绝对不会起到积极作用。
从陈泊曾经在马来亚共产党任中央执行委员，可见早期的共产党人的民族、国家意识非常的淡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阶级利益。
陈泊工作思路开阔，他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强调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他的这一工作特点为他带来极大的荣耀的同时，也为跌入深渊预备了条件。
1946年，陈泊担任东北松江省社会部部长兼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1947年，陈泊因为侦查方针等问题上与局长陈龙发生激烈争执。这种争执属于业务范围内的不同意见，应当允许民主讨论。但当时的干部多是行伍出身，炮筒子脾气，争论起来唇枪舌剑，脸红脖子粗。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4节
陈龙，原名刘汉兴，是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1936年，刘汉兴被派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殖民学院学习，根据陈潭秋的建议，改名为陈龙，沿用至逝世。
1939，陈龙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分配至中央社会部任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的重要任务。
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扈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其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泽东，“二龙护驾”。
毛泽东回延安前，周恩来曾希望陈龙出任南方局社会部长，从事白区工作。他婉言辞谢，一心想回到魂牵梦萦的东北大地。毛泽东十分赏识陈龙的想法，打破一向不送礼品的习惯，破例将郭沫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欧米加手表转赠给陈龙。
在东北，陈龙先后担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北满军区社会部长、松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在他的领导下，一举扑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东北先谴军与反动会道门勾结策划的“八?二八”暴动，受到党中央和社会部的通电嘉奖。
1950年11月，陈龙担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局长。在这一重要岗位上，陈龙提出了侦察工作“立足国内，着眼海外”的设想，得到罗瑞卿部长的赞同和支持。按照设想，陈龙深入研究，在全国大力开展了海外派遣工作，先后部署指挥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等地方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海外潜入和国内潜伏的敌特分子纷纷落网，一举摧毁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保密局苦心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海外间谍网。
1952年4月，陈龙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和陈泊都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也都有极突出的贡献，个性也都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们工作的思路不同，也就是有极深刻的工作分歧。
和平时期的我们极难理解革命时代因为工作分歧引发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永远正确，工作出了错误，改正了继续工作如何？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大规模推广玉米种植，因为气候不适应而损失巨大。农作物的推广肯定要接受大自然的检测，科学本来就需要实验。
农业生产，即便减少，只要不是瞎折腾，也不会形成绝对不可收拾的局面，除非195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瞎指挥。
有些工作，可以允许实验，有些工作可能必须实验，但结果可能就艰难。
那一年流行非典型肺炎，最早进行疫苗实验，这个玩意必须实验，但实验就有了风险。
面对一个病情极特殊的病人，两个医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治疗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可能妙手回春、也可能植物痴呆。如果采取了某一种方案出现了最恶劣的后果，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应该如何交代？
当然，医生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患者，正常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家属来讲，结果可能就是不能承认之重。
2013年，我一个亲友有病，需要检查治疗，他的家人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普通人，而且家庭收入很低，临进手术室检查之前，亲友团集体推选我和另外一人进入观察室负责最后的决断。
临行之前，征求意见，家人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万，万一弄一个半身不遂外加10万外债，孤女寡母如何度日？
朋友：面对亲友的生命和金钱，你也没有垫付的能力，请问如何选择？
面对集团生死存亡之际的选择，就更见艰难。
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日军由外向内逐步向中心地区八分区压缩，扫荡重点是饶阳、武强、献县地区，妄想与我军主力作战，企图将我主力一举歼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精减机关工作人员，按分区所属3个地方部队，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常德善、王远音领导主力23团1000余人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求作战。从4月底到6月初，一直转战于子牙河以东地区。
对于如何反扫荡，常德善、王远音发生了尖锐的分歧。
常德善主张避敌锋芒、等时机成熟回根据地中心区域作战。王远音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牺牲，不愿意离开中心区，总想离中心区再近一些，能坚持一天就多一天，可以多收拢带走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伤病员，坚持反扫荡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王远音与常德善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关头，他以“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要求常德善服从政委的决定。
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率领分区机关和23团二营进入根据地中心活动，很快被敌人发现并咬住。面对被合围的可能，军区机关部队继续向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公路之南的薛村宿营。当时的部署是：日寇合围路南，部队就跳到路北向外转移；如果敌人合围路北，部队就在路南待机歼敌。
六月八日凌晨四点多钟，天刚放亮，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军薛村，与我军相遇。
常德善主张部队趁日军尚未合围立即选择薄弱地带突围。王远音考虑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非常的疲劳，不能形成战斗力，而且白日突围相对较难，主张依托村落坚守到夜间突围。
常德善认为双方武器和兵力相差太大，平原村落无险可守，没有坚持到夜间的把握，必须立即突围。
王远音再一次动用“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
战斗打响后，日军利用机械化和骑兵优势快速集结，四面之敌蜂拥而至，对八分区主力完成了铁壁合围，八路军尚未坚持到天黑已经损失大半，被迫紧急从薛村向路北突围。
常德善和王远音各带一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冲杀突围。他们相继冲到河肃公路以北的张庄、太师庄一带。但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无险可据，日军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火力越来越猛。常德善右腿被打伤，身上多处挂彩，他感到情况危急，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销毁，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击毙在地，同时命令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迅速脱下军装，穿着便衣，利用麦田掩护分散突围。这时，常德善左手被子弹击中，他就用肩膀顶住机枪，右手扳着机枪继续射击。在激烈的对射中，常德善被敌击中，倒在血泊中，年方31岁。
王远音亦身负重伤，血流如注。面对无可收拾的局面，王远音亲笔写了战斗经过和自己的忏悔，命令警卫员突围向上级汇报，然后举枪自尽，年方26岁。
此战损失巨大，八分区主力几乎全军覆灭。
常德善是红二方面军的骁猛悍将，贺龙回忆说：“在湘鄂西打战的时候，在三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背扶起来，他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战来非常神勇。真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对于常德善的牺牲，军队高层极端惊愕。
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和黄敬鉴于此次战斗损失巨大，联名经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交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受吕正操和黄敬建议：严禁各级政工主管干涉军事主管指挥作战，取消了政委的最后军事决定权。
常德善和王远音二人的决策都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一个要保护革命的主力，一个是要保护根据地和群众，一个提议外线避敌，一个坚持内线游击。
他们的争论都属于业务的范畴，但如果坚持而不肯相让，那么就是路线斗争。
这次斗争的结果因为王远音使用政委最后决定权而损失惨重。
作为后人，我们能够原谅王远音吗？即使后人宽宏，那个时代的革命者能够原谅他吗？作为一个革命者，王远音如果能够生还，他能够原谅自己吗？
如果长期面对这种决定别人和集团生死存亡的选择，谁敢考虑人际关系的协调而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和谐时代的心理否定历史时代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是不想和谐，一旦出错就是无数人头滚滚落地。
至于因为不肯和谐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另外的讨论。
以陈龙、陈泊为例，他们从事的工作非常特殊，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否则就可能让敌人跑掉或者被敌人杀死。
我们看电视剧《潜伏》和《悬崖》，都有地下工作者不谨慎而损失巨大的情结。
建国前，共产党人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经常出现大面积的崩盘，比如解放前夕的四川，江姐等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思想上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很多革命者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肯退让，乃至于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迫害自己的战友。
第4节
陈龙，原名刘汉兴，是东北抗联的高级将领。1936年，刘汉兴被派赴苏进入莫斯科东方殖民学院学习，根据陈潭秋的建议，改名为陈龙，沿用至逝世。
1939，陈龙以优异成绩毕业，归国后，分配至中央社会部任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的重要任务。
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扈从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其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泽东，“二龙护驾”。
毛泽东回延安前，周恩来曾希望陈龙出任南方局社会部长，从事白区工作。他婉言辞谢，一心想回到魂牵梦萦的东北大地。毛泽东十分赏识陈龙的想法，打破一向不送礼品的习惯，破例将郭沫若在重庆时送给他的欧米加手表转赠给陈龙。
在东北，陈龙先后担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长、北满军区社会部长、松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在他的领导下，一举扑灭了国民党第二十七军、东北先谴军与反动会道门勾结策划的“八?二八”暴动，受到党中央和社会部的通电嘉奖。
1950年11月，陈龙担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一局）局长。在这一重要岗位上，陈龙提出了侦察工作“立足国内，着眼海外”的设想，得到罗瑞卿部长的赞同和支持。按照设想，陈龙深入研究，在全国大力开展了海外派遣工作，先后部署指挥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等地方公安部门侦破了一系列大案、要案，海外潜入和国内潜伏的敌特分子纷纷落网，一举摧毁了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保密局苦心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海外间谍网。
1952年4月，陈龙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陈龙和陈泊都有极强的工作能力，也都有极突出的贡献，个性也都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们工作的思路不同，也就是有极深刻的工作分歧。
和平时期的我们极难理解革命时代因为工作分歧引发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
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永远正确，工作出了错误，改正了继续工作如何？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大规模推广玉米种植，因为气候不适应而损失巨大。农作物的推广肯定要接受大自然的检测，科学本来就需要实验。
农业生产，即便减少，只要不是瞎折腾，也不会形成绝对不可收拾的局面，除非195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瞎指挥。
有些工作，可以允许实验，有些工作可能必须实验，但结果可能就艰难。
那一年流行非典型肺炎，最早进行疫苗实验，这个玩意必须实验，但实验就有了风险。
面对一个病情极特殊的病人，两个医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治疗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可能妙手回春、也可能植物痴呆。如果采取了某一种方案出现了最恶劣的后果，面对悲痛欲绝的家属，应该如何交代？
当然，医生不可能救活所有的患者，正常的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家属来讲，结果可能就是不能承认之重。
2013年，我一个亲友有病，需要检查治疗，他的家人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普通人，而且家庭收入很低，临进手术室检查之前，亲友团集体推选我和另外一人进入观察室负责最后的决断。
临行之前，征求意见，家人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万，万一弄一个半身不遂外加10万外债，孤女寡母如何度日？
朋友：面对亲友的生命和金钱，你也没有垫付的能力，请问如何选择？
面对集团生死存亡之际的选择，就更见艰难。
1942年5月1日开始，日军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日军由外向内逐步向中心地区八分区压缩，扫荡重点是饶阳、武强、献县地区，妄想与我军主力作战，企图将我主力一举歼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精减机关工作人员，按分区所属3个地方部队，分配机关干部下部队，与各部队一起活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常德善、王远音领导主力23团1000余人跳出中心区，到外线寻求作战。从4月底到6月初，一直转战于子牙河以东地区。
对于如何反扫荡，常德善、王远音发生了尖锐的分歧。
常德善主张避敌锋芒、等时机成熟回根据地中心区域作战。王远音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牺牲，不愿意离开中心区，总想离中心区再近一些，能坚持一天就多一天，可以多收拢带走一些地方干部和部队伤病员，坚持反扫荡战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王远音与常德善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关头，他以“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要求常德善服从政委的决定。
6月初，王远音和常德善率领分区机关和23团二营进入根据地中心活动，很快被敌人发现并咬住。面对被合围的可能，军区机关部队继续向西转移，拂晓前到达河间肃宁公路之南的薛村宿营。当时的部署是：日寇合围路南，部队就跳到路北向外转移；如果敌人合围路北，部队就在路南待机歼敌。
六月八日凌晨四点多钟，天刚放亮，肃宁方向出动的敌人进军薛村，与我军相遇。
常德善主张部队趁日军尚未合围立即选择薄弱地带突围。王远音考虑部队经过一昼夜急行军非常的疲劳，不能形成战斗力，而且白日突围相对较难，主张依托村落坚守到夜间突围。
常德善认为双方武器和兵力相差太大，平原村落无险可守，没有坚持到夜间的把握，必须立即突围。
王远音再一次动用“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
战斗打响后，日军利用机械化和骑兵优势快速集结，四面之敌蜂拥而至，对八分区主力完成了铁壁合围，八路军尚未坚持到天黑已经损失大半，被迫紧急从薛村向路北突围。
常德善和王远音各带一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冲杀突围。他们相继冲到河肃公路以北的张庄、太师庄一带。但由于地形开阔，无处隐蔽无险可据，日军的骑兵和车子队从两侧迂回拦击，火力越来越猛。常德善右腿被打伤，身上多处挂彩，他感到情况危急，命令警卫员把携带的文件销毁，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把冲上来的敌人一个个击毙在地，同时命令机关干部和机要人员，迅速脱下军装，穿着便衣，利用麦田掩护分散突围。这时，常德善左手被子弹击中，他就用肩膀顶住机枪，右手扳着机枪继续射击。在激烈的对射中，常德善被敌击中，倒在血泊中，年方31岁。
王远音亦身负重伤，血流如注。面对无可收拾的局面，王远音亲笔写了战斗经过和自己的忏悔，命令警卫员突围向上级汇报，然后举枪自尽，年方26岁。
此战损失巨大，八分区主力几乎全军覆灭。
常德善是红二方面军的骁猛悍将，贺龙回忆说：“在湘鄂西打战的时候，在三次战斗中，常德善把我背扶起来，他身挂重彩，身上带着三颗子弹，打起战来非常神勇。真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
对于常德善的牺牲，军队高层极端惊愕。
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和黄敬鉴于此次战斗损失巨大，联名经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交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受吕正操和黄敬建议：严禁各级政工主管干涉军事主管指挥作战，取消了政委的最后军事决定权。
常德善和王远音二人的决策都不是因为个人利益，一个要保护革命的主力，一个是要保护根据地和群众，一个提议外线避敌，一个坚持内线游击。
他们的争论都属于业务的范畴，但如果坚持而不肯相让，那么就是路线斗争。
这次斗争的结果因为王远音使用政委最后决定权而损失惨重。
作为后人，我们能够原谅王远音吗？即使后人宽宏，那个时代的革命者能够原谅他吗？作为一个革命者，王远音如果能够生还，他能够原谅自己吗？
如果长期面对这种决定别人和集团生死存亡的选择，谁敢考虑人际关系的协调而隐藏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和谐时代的心理否定历史时代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不是不想和谐，一旦出错就是无数人头滚滚落地。
至于因为不肯和谐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另外的讨论。
以陈龙、陈泊为例，他们从事的工作非常特殊，不能出现任何失误，否则就可能让敌人跑掉或者被敌人杀死。
我们看电视剧《潜伏》和《悬崖》，都有地下工作者不谨慎而损失巨大的情结。
建国前，共产党人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经常出现大面积的崩盘，比如解放前夕的四川，江姐等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思想上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很多革命者就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肯退让，乃至于为了贯彻自己的思想而迫害自己的战友。
@阗疋殍窠 36楼 2014-03-09 21:58:28
我竟然在副版里给楼主顶贴，罪过罪过！
这里有二点个人意见供楼主参考讨论下
一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人口南迁是一方面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宋交界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北方的干旱化和江南适宜度的提高（唐中期时，江南还是类似现在两广般的气候，两广更热的像东南亚）
二是晋察冀八分区覆灭这件事，聂荣臻要负极大的责任！因为“政委最后军事决定权”制度就是晋察冀独创，聂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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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资源是一个地方的客观条件，社会管理属于政府层次，但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群也具有指导性。比如，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发展非常的快，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人搞活经济的思想意识明显优于其他省份。以我的家乡为例，大约十年前，来了一个领导，工作非常一般，但调到临近县市工作非常的出色，这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对于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不够，乃至于让领导的能力都不能得到展现。
20世纪90年代，暑假，我闲着无聊，就生意的干活，一天弄几十元非常的轻松，而教师的月工资才183元。
但是，到现在，我仍然领教师工资而没有发财，就在于求稳的心态。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是从苏俄红军移植过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在苏俄内战时期，红军成分比较复杂，有许多士兵与军官都来自于白军，我军在早期也有类似情形。所以，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或不听指挥，上级党委就向下级部队党委委派代表，负责监督这支部队切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行动，所以叫做党代表，它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上级党组织委派到该部队的监军。
1929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他不再是以一个人监督军队，而是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政工系统。
在军队的权力决定方面，两个首长是有分工的。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够望文生义去理解，它决不等同于“独断专行”，更不是一人说了算，政治委员也绝不是同级军事指挥员的上级，他们是我军两长制中的同级，指挥员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军队政治工作，两者有明显的分工。所以部队习惯把两者分别叫做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现在的我军依然如此。“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超越“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当同级党委分歧较大，且形不成多数意见的时候，或者得不到上级党委的指示的时候，“最后决定权”才发挥作用。因此，虽然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但他却不等于是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只能是作为军事干部的军事指挥员——司令员，除非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但这种情况不是常态。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有一个情节：
起义的国军团长陈默涵说：尊重作为的最高决定权。
上级政委张普景纠正说：是党委的最高决定权。
也就是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军队的党委会集体研究做出最高决策，军事和政工两个首长都必须贯彻执行。
在紧急情况下，军事指挥一般由军事首长决定，政工首长负责监督和辅助。
但是，政委有权就军事活动的政治原则进行审定。比如，是否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变通执行上级的军事命令。
服从上级命令是军队的基本规范，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变通执行也非常重要，军事首长如果不通过政委而变通就是不可以的。
王远音和常德善的矛盾，实际不属于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范畴，因为他是具体的军事指挥，王远音有明显的越权。
但，王远音出于保护根据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要求常德善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域，这个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带有最高军事原则问题。
所以，二人的矛盾，就不同的视角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你谈到各战略区的政工干部在军队的权限差别客观是存在的，这个差别是有多种因素形成而且有一个发展过程。
1938年4月间，编成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戴季英）。
新四军成立的时间，八路军已经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但新四军的各级建制都没有直接建立政治委员，这个说明新四军更多的受到国军体制的影响。
新四军初期没有政委，但政工干部仍然可以控制军队，因为他的领导大多是留在南方的政工干部改任军事干部。
但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一军辖七师后，饶漱石等人开始担任政委，政委和军事首长开始发生矛盾。但在军部之外，三师黄克诚、四师彭雪枫、五师李先念、六师谭震林都是一肩挑，至于七师师长张鼎丞根本就没有到职，政委曾希圣实际负全责。一师的政委刘炎肯定不能控制师长粟裕，至于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兼任，实际军事指挥由罗炳辉负责，罗因为草地路线斗争问题不被延安所喜，当然不敢和毛泽东特别尊敬的政委郑位三争夺。
所以，从整体看，新四军内部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军部。
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内斗非常的激烈，许继慎、曾中生两任军事一把手都被剥夺权力和杀害，这在红军时期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张国焘、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拥有绝对的权威，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曾经有用何畏取代徐向前的动议，以红四方面军惯例，徐向前一旦被取代，基本就没命了。
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实际的决策人也是政委吴焕先和保卫局长戴季英。
到了129师时代，随着陈昌浩、周纯全离开部队，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开始主军。129师政工干部相对弱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张浩和邓小平都是外来干部根基较弱。
至于红一方面军，虽然是政委制度的发源地，但对军事干部非常的尊敬，红一方面军体系内，顶尖军事干部一般不调整，朱德、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昆、罗炳辉这几个军团长始终没有调整，红七军团的寻淮洲是因为军队合并为红十军团而被刘畴西取代。
至于晋察冀政工干部的特殊性，我在已经完成的《陈光》中有长篇论述。
我竟然在副版里给楼主顶贴，罪过罪过！
这里有二点个人意见供楼主参考讨论下
一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人口南迁是一方面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宋交界时全球气候变冷，导致北方的干旱化和江南适宜度的提高（唐中期时，江南还是类似现在两广般的气候，两广更热的像东南亚）
二是晋察冀八分区覆灭这件事，聂荣臻要负极大的责任！因为“政委最后军事决定权”制度就是晋察冀独创，聂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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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资源是一个地方的客观条件，社会管理属于政府层次，但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人群也具有指导性。比如，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发展非常的快，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人搞活经济的思想意识明显优于其他省份。以我的家乡为例，大约十年前，来了一个领导，工作非常一般，但调到临近县市工作非常的出色，这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对于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不够，乃至于让领导的能力都不能得到展现。
20世纪90年代，暑假，我闲着无聊，就生意的干活，一天弄几十元非常的轻松，而教师的月工资才183元。
但是，到现在，我仍然领教师工资而没有发财，就在于求稳的心态。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是从苏俄红军移植过来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为在苏俄内战时期，红军成分比较复杂，有许多士兵与军官都来自于白军，我军在早期也有类似情形。所以，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或不听指挥，上级党委就向下级部队党委委派代表，负责监督这支部队切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按照上级党的指示行动，所以叫做党代表，它的性质实际上就是上级党组织委派到该部队的监军。
1929年古田会议后，开始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他不再是以一个人监督军队，而是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政工系统。
在军队的权力决定方面，两个首长是有分工的。
“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够望文生义去理解，它决不等同于“独断专行”，更不是一人说了算，政治委员也绝不是同级军事指挥员的上级，他们是我军两长制中的同级，指挥员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政治委员主要负责军队政治工作，两者有明显的分工。所以部队习惯把两者分别叫做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现在的我军依然如此。“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不能超越“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当同级党委分歧较大，且形不成多数意见的时候，或者得不到上级党委的指示的时候，“最后决定权”才发挥作用。因此，虽然政治委员拥有最后决定权，但他却不等于是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只能是作为军事干部的军事指挥员——司令员，除非司令员兼任政治委员，但这种情况不是常态。
电视剧《历史的天空》中有一个情节：
起义的国军团长陈默涵说：尊重作为的最高决定权。
上级政委张普景纠正说：是党委的最高决定权。
也就是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军队的党委会集体研究做出最高决策，军事和政工两个首长都必须贯彻执行。
在紧急情况下，军事指挥一般由军事首长决定，政工首长负责监督和辅助。
但是，政委有权就军事活动的政治原则进行审定。比如，是否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变通执行上级的军事命令。
服从上级命令是军队的基本规范，但在特殊情况下是否变通执行也非常重要，军事首长如果不通过政委而变通就是不可以的。
王远音和常德善的矛盾，实际不属于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范畴，因为他是具体的军事指挥，王远音有明显的越权。
但，王远音出于保护根据地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而要求常德善留在根据地中心区域，这个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带有最高军事原则问题。
所以，二人的矛盾，就不同的视角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
你谈到各战略区的政工干部在军队的权限差别客观是存在的，这个差别是有多种因素形成而且有一个发展过程。
1938年4月间，编成新四军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戴季英）。
新四军成立的时间，八路军已经恢复政治委员制度，但新四军的各级建制都没有直接建立政治委员，这个说明新四军更多的受到国军体制的影响。
新四军初期没有政委，但政工干部仍然可以控制军队，因为他的领导大多是留在南方的政工干部改任军事干部。
但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一军辖七师后，饶漱石等人开始担任政委，政委和军事首长开始发生矛盾。但在军部之外，三师黄克诚、四师彭雪枫、五师李先念、六师谭震林都是一肩挑，至于七师师长张鼎丞根本就没有到职，政委曾希圣实际负全责。一师的政委刘炎肯定不能控制师长粟裕，至于二师，师长由张云逸兼任，实际军事指挥由罗炳辉负责，罗因为草地路线斗争问题不被延安所喜，当然不敢和毛泽东特别尊敬的政委郑位三争夺。
所以，从整体看，新四军内部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军部。
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内斗非常的激烈，许继慎、曾中生两任军事一把手都被剥夺权力和杀害，这在红军时期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张国焘、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拥有绝对的权威，川陕苏区时期，张国焘曾经有用何畏取代徐向前的动议，以红四方面军惯例，徐向前一旦被取代，基本就没命了。
红四方面军的红25军，实际的决策人也是政委吴焕先和保卫局长戴季英。
到了129师时代，随着陈昌浩、周纯全离开部队，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开始主军。129师政工干部相对弱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张浩和邓小平都是外来干部根基较弱。
至于红一方面军，虽然是政委制度的发源地，但对军事干部非常的尊敬，红一方面军体系内，顶尖军事干部一般不调整，朱德、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昆、罗炳辉这几个军团长始终没有调整，红七军团的寻淮洲是因为军队合并为红十军团而被刘畴西取代。
至于晋察冀政工干部的特殊性，我在已经完成的《陈光》中有长篇论述。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5节
陈泊和陈龙吵吵的太狠，惊动了上级，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他支持陈龙。
陈泊不服，坚决反驳，引发了东北局社会部内部的斗争，陈泊被扣上了十几顶政治帽子，什么“狭隘经验论”、“单纯技术观点”、“神秘主义”等。
大进军时期，陈泊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把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本不肯放人，但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这一放就再也没有归来。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
陈坤，原名陈煜坤，东莞莞城人，1935年7月在东莞中学高中毕业，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广东坚持武装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广东、香港负责情报工作。
广州解放后，陈坤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讯处处长。
11月上旬，叶剑英和广州副市长朱光、公安局长陈泊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
广州刚解放，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而抓特务又是一个高度需要隐蔽收集情报的领域，所以，南下干部很难直接开展工作。
这样，陈泊在工作上就主要依托陈坤，他们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
陈泊领导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罗瑞卿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陈泊给予“特别工作队”太大的权力，包揽侦探、逮捕、审讯、判刑直至执行的全过程，效率极高而缺少监督。
最重要的是这个“特别工作队”的主体是广东人，而且大部分没有在北方根据地和解放军的经历，他们熟悉广东地方情况的同时，也将自己在旧社会形成的各种劣根性带入了工作。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乃至于强奸民女，甚至还发生了一起杀死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极大争议，因此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二陈案，在今天很被一些人热议，认为是一个极大的冤案，他们确实看到了特别工作队的巨大功绩，但没有看到特别工作队组成复杂严重违法乱纪的巨大危害。
陈泊在延安时期和东北时期就特别强调“以毒攻毒”，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忽视了解放后的新环境。
国民党撤离大陆，留下的潜伏人员，一部分是从意识形态方面仇视新政权，这样的人可能有自律精神，但肯定有一部分属于社会渣子。至于国民党为了给共产党制造麻烦而动员的社会力量，绝大部分就是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
所以，他们是毒瘤。
陈泊的成立武装特别工作队的目的是“以毒攻毒”，这个名词的潜在含义就是利用和旧社会有极大联系的非主流力量进攻反动力量。
陈泊这个做法，正如我们用有毒的药品治疗疾病，他是有副作用的。
2001年，我的父亲因为酒醉极端超量误服药品而病逝。
其实，所有的药品都有副作用，只不过程度差别而已。
我们在承认有病不能不吃药的同时，也一定要谨慎的对待药品。
新中国已经成立，民众非常盼望社会秩序的扭转，他们当然也理解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是新政权诞生的阵痛。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的公安队伍人员就不仅仅是一个破获旧势力潜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新政权的形象代言人的问题。
《潜伏》里天津站站长吴敬中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兵败如山倒了，依托几个狗屁潜伏，这里放一枪、那里搞爆炸，就能够反攻大陆？
建国后，高岗曾经提出军党论，认为军队和根据地是革命成功的主体性力量，如果刨除为他个人掌握权力做宣传的因素，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陈泊依托一些旧社会的地痞流氓、反正军警维持社会治安，固然熟悉情况，但带来了太大的副作用。
1950年，国家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曾经的老领导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总结发言中点名批评了陈泊。罗瑞卿当众申斥陈泊和陈坤，说他们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打击匪特和盗贼是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两陈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担任局长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接负责。
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负责整个中国的社会治安，在他的领导下，整个中国快速整治了国民党潜伏力量扭转了社会治安。
罗瑞卿的方针，既然能够适应北平、天津、重庆、南京、武汉，为什么就不能适应广州呢？
广州当然有相对的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也必须服从共产党全国方针的大原则。
陈泊的不肯妥协，就是以广州的特殊性对抗全国的一般性。
面对陈泊的顽固不化，罗瑞卿开始对华南分局动手术。1950年春天，老资格的谭正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公安厅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并兼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司令部第一政治委员。
谭政文，湖南资兴人，和陈光一样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共产党，和陈光一样参加了湘南暴动，和陈光一样上了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的谭正文，主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8年6月担任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第5节
陈泊和陈龙吵吵的太狠，惊动了上级，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部长汪金祥，是陈龙和陈泊两个人的上级，他支持陈龙。
陈泊不服，坚决反驳，引发了东北局社会部内部的斗争，陈泊被扣上了十几顶政治帽子，什么“狭隘经验论”、“单纯技术观点”、“神秘主义”等。
大进军时期，陈泊担任江西省公安厅厅长。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把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本不肯放人，但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这一放就再也没有归来。
10月中旬，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
陈坤，原名陈煜坤，东莞莞城人，1935年7月在东莞中学高中毕业，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广东坚持武装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广东、香港负责情报工作。
广州解放后，陈坤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讯处处长。
11月上旬，叶剑英和广州副市长朱光、公安局长陈泊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
广州刚解放，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而抓特务又是一个高度需要隐蔽收集情报的领域，所以，南下干部很难直接开展工作。
这样，陈泊在工作上就主要依托陈坤，他们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称为“特别工作队”，由副局长陈坤领导。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特别工作队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和三教九流人物“以毒攻毒”，使广州的抢劫案迅速减少，也使一些国民政府潜伏下来的特工、情报人员纷纷落网。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
陈泊领导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罗瑞卿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陈泊给予“特别工作队”太大的权力，包揽侦探、逮捕、审讯、判刑直至执行的全过程，效率极高而缺少监督。
最重要的是这个“特别工作队”的主体是广东人，而且大部分没有在北方根据地和解放军的经历，他们熟悉广东地方情况的同时，也将自己在旧社会形成的各种劣根性带入了工作。特别工作队一些队员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乃至于强奸民女，甚至还发生了一起杀死公安人员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极大争议，因此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二陈案，在今天很被一些人热议，认为是一个极大的冤案，他们确实看到了特别工作队的巨大功绩，但没有看到特别工作队组成复杂严重违法乱纪的巨大危害。
陈泊在延安时期和东北时期就特别强调“以毒攻毒”，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忽视了解放后的新环境。
国民党撤离大陆，留下的潜伏人员，一部分是从意识形态方面仇视新政权，这样的人可能有自律精神，但肯定有一部分属于社会渣子。至于国民党为了给共产党制造麻烦而动员的社会力量，绝大部分就是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
所以，他们是毒瘤。
陈泊的成立武装特别工作队的目的是“以毒攻毒”，这个名词的潜在含义就是利用和旧社会有极大联系的非主流力量进攻反动力量。
陈泊这个做法，正如我们用有毒的药品治疗疾病，他是有副作用的。
2001年，我的父亲因为酒醉极端超量误服药品而病逝。
其实，所有的药品都有副作用，只不过程度差别而已。
我们在承认有病不能不吃药的同时，也一定要谨慎的对待药品。
新中国已经成立，民众非常盼望社会秩序的扭转，他们当然也理解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是新政权诞生的阵痛。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的公安队伍人员就不仅仅是一个破获旧势力潜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新政权的形象代言人的问题。
《潜伏》里天津站站长吴敬中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兵败如山倒了，依托几个狗屁潜伏，这里放一枪、那里搞爆炸，就能够反攻大陆？
建国后，高岗曾经提出军党论，认为军队和根据地是革命成功的主体性力量，如果刨除为他个人掌握权力做宣传的因素，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陈泊依托一些旧社会的地痞流氓、反正军警维持社会治安，固然熟悉情况，但带来了太大的副作用。
1950年，国家公安部召开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和曾经的老领导陈龙当众发生激烈争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总结发言中点名批评了陈泊。罗瑞卿当众申斥陈泊和陈坤，说他们利用旧政权的警特人员打击匪特和盗贼是违反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来“两陈案件”的侦察和审理就是由陈龙担任局长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接负责。
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负责整个中国的社会治安，在他的领导下，整个中国快速整治了国民党潜伏力量扭转了社会治安。
罗瑞卿的方针，既然能够适应北平、天津、重庆、南京、武汉，为什么就不能适应广州呢？
广州当然有相对的特殊性，但这个特殊性也必须服从共产党全国方针的大原则。
陈泊的不肯妥协，就是以广州的特殊性对抗全国的一般性。
面对陈泊的顽固不化，罗瑞卿开始对华南分局动手术。1950年春天，老资格的谭正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社会部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公安厅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并兼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司令部第一政治委员。
谭政文，湖南资兴人，和陈光一样在大革命失败后加入共产党，和陈光一样参加了湘南暴动，和陈光一样上了井冈山。革命战争时期的谭正文，主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1948年6月担任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
@总机叫南京 43楼 2014-03-10 14:13:09
你能不能严谨一点？
重庆、成都，不是重要城市？？
你往哪里摆？
东扯西拉的，还不准确，陈光到底被谁整垮了？
-----------------------------
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国民党的不争气，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当利用了有利的国际形势。二战之后，因为医治战争的创伤，西方世界普遍反战，而苏联在二战中优秀的战斗力，也对西方世界形成制衡。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史都必须放在冷战格局下思考。
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最最担心的是美英力量的直接介入，而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说明确实有国际干预的危险。
渡江战役后，中共中央成立新政权的时间本来还要靠后，但斯大林建议快速成立新政权，目的是防范西方世界以中国的无政权状态直接出兵。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并加大对美国出兵的防范，高岗建议将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共和国加盟苏联。
渡江战役时期，林彪的四野并没有在长江的中游同时展开，而是进入中原地区为刘邓陈粟谭的后援，是以总预备队性质应对美军的可能干涉。而已经没有战争威胁的华北，毛泽东始终留杨成武兵团于京津要冲，就是防范国际流量突然从天津登陆乘虚而入。
渡江战役后，大进军时期，三野在华东胜利展开而美军毫无动作后，毛泽东才让二野自东而西入川，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让二野的陈赓兵团配属林彪南下。以林彪的力量对付白崇禧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之所以谨慎就在于快速控制两广出海口。当时广西没有出海口，今天的南海沿线都归广东管理，广东地位特别突出。为什么建国初期有一个华南分局，就在于地位的特殊性。
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是国民党开展革命的老基地，国民党的影响要比其他地方深厚的多。
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指挥部队进攻广州而不是上海，也不是福州等等海口城市，就在于广州的特殊性。
国民党可以在重庆、在成都弄一大批潜伏，但只要共产党控制了海岸线，防范了国际力量和国军在海岸线的反共，在大西南的边角挑动就不是致命的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快速反应，直接引发了两大阵营的热战，然后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也就是说：1949年是美国在世界布局力量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到了1950年美国就开始对国际运动进行武装干涉。如果美军在1948年三大战役的时候投入几万军队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不好意思，虽然我是共产党员，我非常的害怕中国的命运。
封堵出海口和控制海岸线决定了广州在解放战争后期的特殊性。
解放战争后期，出于军管，高级领导人担任地方领导非常正常，但像叶剑英这样的高级别人物长期管理广东一省，还是独一无二。
至于陈光被谁整垮了，下这个结论是非常慢的：我的特点就是东拉西扯，在以下的内容里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
@总机叫南京 43楼 2014-03-10 14:13:09
你能不能严谨一点？
重庆、成都，不是重要城市？？
你往哪里摆？
东扯西拉的，还不准确，陈光到底被谁整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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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国民党的不争气，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恰当利用了有利的国际形势。二战之后，因为医治战争的创伤，西方世界普遍反战，而苏联在二战中优秀的战斗力，也对西方世界形成制衡。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史都必须放在冷战格局下思考。
渡江战役前夕，毛泽东最最担心的是美英力量的直接介入，而英国紫石英号事件说明确实有国际干预的危险。
渡江战役后，中共中央成立新政权的时间本来还要靠后，但斯大林建议快速成立新政权，目的是防范西方世界以中国的无政权状态直接出兵。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并加大对美国出兵的防范，高岗建议将东北地区作为一个共和国加盟苏联。
渡江战役时期，林彪的四野并没有在长江的中游同时展开，而是进入中原地区为刘邓陈粟谭的后援，是以总预备队性质应对美军的可能干涉。而已经没有战争威胁的华北，毛泽东始终留杨成武兵团于京津要冲，就是防范国际流量突然从天津登陆乘虚而入。
渡江战役后，大进军时期，三野在华东胜利展开而美军毫无动作后，毛泽东才让二野自东而西入川，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让二野的陈赓兵团配属林彪南下。以林彪的力量对付白崇禧是没有问题的，毛泽东之所以谨慎就在于快速控制两广出海口。当时广西没有出海口，今天的南海沿线都归广东管理，广东地位特别突出。为什么建国初期有一个华南分局，就在于地位的特殊性。
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是国民党开展革命的老基地，国民党的影响要比其他地方深厚的多。
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指挥部队进攻广州而不是上海，也不是福州等等海口城市，就在于广州的特殊性。
国民党可以在重庆、在成都弄一大批潜伏，但只要共产党控制了海岸线，防范了国际力量和国军在海岸线的反共，在大西南的边角挑动就不是致命的威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快速反应，直接引发了两大阵营的热战，然后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也就是说：1949年是美国在世界布局力量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到了1950年美国就开始对国际运动进行武装干涉。如果美军在1948年三大战役的时候投入几万军队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不好意思，虽然我是共产党员，我非常的害怕中国的命运。
封堵出海口和控制海岸线决定了广州在解放战争后期的特殊性。
解放战争后期，出于军管，高级领导人担任地方领导非常正常，但像叶剑英这样的高级别人物长期管理广东一省，还是独一无二。
至于陈光被谁整垮了，下这个结论是非常慢的：我的特点就是东拉西扯，在以下的内容里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6节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谭正文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务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要职。
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建国初期，谭正文的职务都远在陈泊之上，如果不是因为改造广州公安系统，为什么把谭正文从首都外放广州呢？
上级和下级发生工作矛盾，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思想改造——人事监控——剥夺权力。
北京会议上，罗瑞卿、陈龙等公安部领导和陈泊激烈的争吵，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这个范畴不能解决问题，就进入了“人事监控”阶段。
陈泊的个性、功勋以及叶剑英的背景，都决定了等闲人物不可能监控陈泊，所以罗瑞卿选择了谭正文。
有些朋友不了解谭正文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地位和权限。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成员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江西中央红军一些干部组成。
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肃反和情报工作，拥有极大的权力。
我以红一军团的领导体制举一个例子。
红一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是罗瑞卿。我们读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很多红三军团将领对缩编后罗瑞卿的跋扈的愤怒：连黄克诚这样耿直的将领也被弄得敢怒不敢言，至于张爱萍直接就开出了野战部队。
江西时期，周恩来控制军队和根据地的主要抓手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 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掌握权力，其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的秘书王首道逐渐取代邓发接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意识到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与刘向三即刻奔赴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控制事态，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1937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毛泽东信任，开始领导肃反和情报工作。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接替康生担任社会部部长。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有情报部等。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叶剑英和李克农。
叶剑英也是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他在国统区的工作不仅仅是统一战线，还有潜伏网的布置。
叶剑英那个元帅，不是因为1935年草地分兵给毛泽东通风报信，共产党当然讲究个人的感情，但如果仅仅因为某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特殊贡献就授予元帅，那也太搞笑了。
1975年12月21日，在康生的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
致悼词，当然要够级别，但还要看联系：叶剑英和康生在战争年代是同一战壕的领导人物。
康生是中共的特务领袖，叶剑英也是特务领袖，但这种工作一般是不便于对外公开宣称的，叶剑英致悼词，本身就是对康生在特殊战线贡献的纪念。
康生在党内斗争中罪恶滔天，但在肃反和情报领域贡献极大。康生正如苏联的贝利亚：功勋卓著而罪恶滔天。
叶剑英去世前夕，将自己掌握的情报网移交给儿子叶选宁，因为海外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只认感情不管组织信仰。
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在1926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虚席的女学生，也是建国初期将陈泊蒙冤情况转告邓颖超的全国妇联副主席。
叶剑英去世后的1988年，为了发挥叶选宁掌握的情报系统的巨大作用，当兵四年的叶选宁破格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叶选宁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这个也是情报机构。
叶选宁的特别进步不少因为裙带，而是因为特殊工作的需要。
据说：叶选宁促成了吕正操和张学良的会晤，这个需要太多的秘密网络资源。
据说：叶选宁被称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虽然他的地位并不特别高崇。
我们看谍战片，蒋介石那边特务系统负责而庞大，实际那是表面文章，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及共产党：戴笠才一个少将，反观中共，即使不算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老谋深算的康生、元帅军衔的叶剑英，仅仅李克农的上将和王诤的中将就让国军的特工们相形汗颜。
社会部和情报部是抗战时期中共最重要的保卫和情报机构。
新中国筹建之际，社会部被撤销，政治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部长，并由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叶剑英曾经担任情报部副部长，当然知道曾经担任社会部副部长的谭正文的背景和来广东的潜在含义。
谭正文这样的人物，来广东担任那样多的职务，断断乎不仅仅是罗瑞卿所能决定的，他背后面应该还有林彪、邓子恢乃至毛泽东的影子。但是，叶剑英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的自信，更何况自己来广东之前已经向毛泽东强调了广东的特殊性，提议了重用广东地方干部。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在毛泽东那里备了案，就应该很安全，他低估了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影响。
谭正文来广东后，陈泊成为谭正文的第一副手。
从任何逻辑看，陈泊都必须接受谭正文的领导，执行谭正文的指示。
谭正文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
陈泊坚决不肯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私下背着谭正文继续按照自己的方针办案。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1951年1月24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陈泊和陈坤。谭正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当面揭发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这个确实是胡扯。
第6节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谭正文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务委员、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要职。
无论历史时期，还是建国初期，谭正文的职务都远在陈泊之上，如果不是因为改造广州公安系统，为什么把谭正文从首都外放广州呢？
上级和下级发生工作矛盾，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思想改造——人事监控——剥夺权力。
北京会议上，罗瑞卿、陈龙等公安部领导和陈泊激烈的争吵，属于“思想改造”的范畴。这个范畴不能解决问题，就进入了“人事监控”阶段。
陈泊的个性、功勋以及叶剑英的背景，都决定了等闲人物不可能监控陈泊，所以罗瑞卿选择了谭正文。
有些朋友不了解谭正文曾经担任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地位和权限。
中央社会部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其成员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部分成员和江西中央红军一些干部组成。
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肃反和情报工作，拥有极大的权力。
我以红一军团的领导体制举一个例子。
红一军团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是罗瑞卿。我们读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很多红三军团将领对缩编后罗瑞卿的跋扈的愤怒：连黄克诚这样耿直的将领也被弄得敢怒不敢言，至于张爱萍直接就开出了野战部队。
江西时期，周恩来控制军队和根据地的主要抓手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邓发 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掌握权力，其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的秘书王首道逐渐取代邓发接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意识到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与刘向三即刻奔赴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控制事态，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1937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从苏联回国，逐渐取得毛泽东信任，开始领导肃反和情报工作。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与“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接替康生担任社会部部长。
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决定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有情报部等。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叶剑英和李克农。
叶剑英也是共产党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他在国统区的工作不仅仅是统一战线，还有潜伏网的布置。
叶剑英那个元帅，不是因为1935年草地分兵给毛泽东通风报信，共产党当然讲究个人的感情，但如果仅仅因为某一个人在特定时刻的特殊贡献就授予元帅，那也太搞笑了。
1975年12月21日，在康生的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
致悼词，当然要够级别，但还要看联系：叶剑英和康生在战争年代是同一战壕的领导人物。
康生是中共的特务领袖，叶剑英也是特务领袖，但这种工作一般是不便于对外公开宣称的，叶剑英致悼词，本身就是对康生在特殊战线贡献的纪念。
康生在党内斗争中罪恶滔天，但在肃反和情报领域贡献极大。康生正如苏联的贝利亚：功勋卓著而罪恶滔天。
叶剑英去世前夕，将自己掌握的情报网移交给儿子叶选宁，因为海外关系最大的特点是只认感情不管组织信仰。
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在1926年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虚席的女学生，也是建国初期将陈泊蒙冤情况转告邓颖超的全国妇联副主席。
叶剑英去世后的1988年，为了发挥叶选宁掌握的情报系统的巨大作用，当兵四年的叶选宁破格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叶选宁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这个也是情报机构。
叶选宁的特别进步不少因为裙带，而是因为特殊工作的需要。
据说：叶选宁促成了吕正操和张学良的会晤，这个需要太多的秘密网络资源。
据说：叶选宁被称为“太子党的精神领袖”，虽然他的地位并不特别高崇。
我们看谍战片，蒋介石那边特务系统负责而庞大，实际那是表面文章，蒋介石对于情报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及共产党：戴笠才一个少将，反观中共，即使不算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老谋深算的康生、元帅军衔的叶剑英，仅仅李克农的上将和王诤的中将就让国军的特工们相形汗颜。
社会部和情报部是抗战时期中共最重要的保卫和情报机构。
新中国筹建之际，社会部被撤销，政治保卫部分归入了公安部（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情报部分改设为中央军委联络部，原中央社会部秘书长邹大鹏任部长，并由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时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管。
叶剑英曾经担任情报部副部长，当然知道曾经担任社会部副部长的谭正文的背景和来广东的潜在含义。
谭正文这样的人物，来广东担任那样多的职务，断断乎不仅仅是罗瑞卿所能决定的，他背后面应该还有林彪、邓子恢乃至毛泽东的影子。但是，叶剑英对于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的自信，更何况自己来广东之前已经向毛泽东强调了广东的特殊性，提议了重用广东地方干部。他认为，自己既然已经在毛泽东那里备了案，就应该很安全，他低估了林彪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影响。
谭正文来广东后，陈泊成为谭正文的第一副手。
从任何逻辑看，陈泊都必须接受谭正文的领导，执行谭正文的指示。
谭正文到任后不久，在向市公安局干部讲话中，对市公安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指责陈泊等人依靠三教九教、阶级异己分子、乌龟王八蛋来侦查破案，是混淆阶级界限，敌我不分，是路线错误。
陈泊坚决不肯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私下背着谭正文继续按照自己的方针办案。
双方矛盾不可调和，
1951年1月24日，公安部长罗瑞卿亲抵广州宣布拘禁陈泊和陈坤。谭正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当面揭发陈泊、陈坤“如何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等等。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
这个确实是胡扯。
@阗疋殍窠 140楼 2014-03-11 21:54:15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意识到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与刘向三即刻奔赴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控制事态，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
徐海东、程子华他们来到陕北的地面
作为客军
何德、何能、何名、何目？
竟然敢动手对主军（陕北......
-----------------------------
这个一定会涉及到，而且在我已经完成的内容里涉及到了，只不过现在还没到陕北那个章节。
我这个帖子本来是一个极短的答复，大约10节而已。本来，我在发《姜维》的时候已经提前发了《陈光在东北 下》一节。后来，自己控制不住东拉西扯的习惯，就拉长了。本来的计划是发完《姜维》的第二天就跟进，但有十几天的时间艰难于为本帖起名字，最后根据已经完成的部分起了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就这个帖子（因为没有完成）的走向看（我自己也没有固定计划），大约是为陈光悲剧交代背景的同时无限扩展的内容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主体，大约可能成为一个共军将领讨论帖。
我现在发出的部分，统统是为发帖而紧急赶写的，还没有完成和已经完成的部分的衔接。
这个帖子非常古怪，先完成了中间的一部分，又倒回来写开头，至于将来，我也不知道。
中共革命的胜利，一个是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发端，一个陕北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就中共革命的时间看，井冈山非常的短，力量也非常的弱小，他属于点燃“星星之火”，至于掌握时代主轴燃成燎原之势，是在延安。由于陕北红军地理的隔绝性，他大体是相对独立发展而起。加上受各种左倾力量破坏潮起潮落，所以非常类似于红军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陕北红军贡献的特殊性，陕北红军历史的特殊性，都决定了陕北红军历史的评价带有评价毛泽东的一致性。否认刘志丹，就带有否认毛泽东的倾向。
但是，刘志丹太早牺牲和高岗在建国后的跌入深渊，又给陕北历史的评价带来现实的干扰。
所以，陕北红军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顶层的理论架构方面，中共仍然是没有定论。我们看名人传记，陕北红军高级领导人阎红彦是非常被肯定的，而刘志丹、习仲勋也是被肯定的，但是，就是阎红彦坚决不同意《刘志丹》一书对于陕北红军历史的评价而向中央提出建议引发了《刘志丹》案，弄得习仲勋等人搜了很大的委屈。
陕北红军的历史，非常的复杂，而且牵扯到他们自己内部的矛盾。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意识到陕北肃反问题的严重性，决定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王首道与刘向三即刻奔赴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工作，控制事态，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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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程子华他们来到陕北的地面
作为客军
何德、何能、何名、何目？
竟然敢动手对主军（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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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一定会涉及到，而且在我已经完成的内容里涉及到了，只不过现在还没到陕北那个章节。
我这个帖子本来是一个极短的答复，大约10节而已。本来，我在发《姜维》的时候已经提前发了《陈光在东北 下》一节。后来，自己控制不住东拉西扯的习惯，就拉长了。本来的计划是发完《姜维》的第二天就跟进，但有十几天的时间艰难于为本帖起名字，最后根据已经完成的部分起了这么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就这个帖子（因为没有完成）的走向看（我自己也没有固定计划），大约是为陈光悲剧交代背景的同时无限扩展的内容将不可避免的成为主体，大约可能成为一个共军将领讨论帖。
我现在发出的部分，统统是为发帖而紧急赶写的，还没有完成和已经完成的部分的衔接。
这个帖子非常古怪，先完成了中间的一部分，又倒回来写开头，至于将来，我也不知道。
中共革命的胜利，一个是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发端，一个陕北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就中共革命的时间看，井冈山非常的短，力量也非常的弱小，他属于点燃“星星之火”，至于掌握时代主轴燃成燎原之势，是在延安。由于陕北红军地理的隔绝性，他大体是相对独立发展而起。加上受各种左倾力量破坏潮起潮落，所以非常类似于红军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陕北红军贡献的特殊性，陕北红军历史的特殊性，都决定了陕北红军历史的评价带有评价毛泽东的一致性。否认刘志丹，就带有否认毛泽东的倾向。
但是，刘志丹太早牺牲和高岗在建国后的跌入深渊，又给陕北历史的评价带来现实的干扰。
所以，陕北红军的历史，一直到今天，在顶层的理论架构方面，中共仍然是没有定论。我们看名人传记，陕北红军高级领导人阎红彦是非常被肯定的，而刘志丹、习仲勋也是被肯定的，但是，就是阎红彦坚决不同意《刘志丹》一书对于陕北红军历史的评价而向中央提出建议引发了《刘志丹》案，弄得习仲勋等人搜了很大的委屈。
陕北红军的历史，非常的复杂，而且牵扯到他们自己内部的矛盾。
@总机叫南京 49楼 2014-03-10 17:34:46
但像叶剑英这样的高级别人物长期管理广东一省，还是独一无二。
==================
陈毅当上海市长（还不是市委书记），算不算数？
-----------------------------
关于陈毅在建国初期的地位，以及他和叶剑英的比较，我在本帖的第二大部分里面饶漱石一节里给与交代。
多谢指点，让我认真的思考。
但像叶剑英这样的高级别人物长期管理广东一省，还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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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当上海市长（还不是市委书记），算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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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毅在建国初期的地位，以及他和叶剑英的比较，我在本帖的第二大部分里面饶漱石一节里给与交代。
多谢指点，让我认真的思考。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7节
如果陈泊是“暗藏的英国特务”，就无法解释他在延安破获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特务案。
特工，无论是国民党的特工，还是英国的特工，潜入共产党内，能够获得的最大成就：一个是更改中共的基本战略，比如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一个是自己担任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更改共产党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刺杀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以陈泊的地位，没有更改共产党最高战略的可能，在可以预设的时间里没有取代毛泽东的可能，那么他破获国民党特务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阴谋就可以证明他绝对不可能是敌对势力的潜伏。
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都不是糊涂人，糊涂人不可能领导一大帮人破获那么多的敌特。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也都不是丧心病狂的迫害陈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和陈泊的矛盾是工作上的内部矛盾，但他们更加知道以陈泊的位置和叶剑英的背景，如果以工作分歧处理陈泊，最多也就给他一个处分，不可能通过陈泊的被打倒而重创叶剑英。
陈泊是根据地干部、军队干部打击叶剑英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干部的突破口，“暗藏的英国特务”仅仅是一个莫须有的借口而已。
陈泊、陈坤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剑英对两陈的工作政绩非常满意，两陈案一出，叶剑英大为不解。他对罗瑞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
叶剑英暗示罗瑞卿是不明是非。
罗瑞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罗瑞卿不否认陈泊归国后的贡献，因为无法否认，他也不拿工作分歧当由头，工作分歧不能这样残酷斗争，他用陈泊在南洋的历史无中生有。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不就是他的右臂重伤吗？我们已经进行过调查。
罗瑞卿回答：“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作为后人，我们也可以反问：罗瑞卿，你怎么能证明陈泊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但是，后人无法当面批评罗瑞卿，叶剑英也无法与拥有肃反特权的罗瑞卿相抗衡。
深为陈泊感到不平的叶剑英，只能曲意解释：“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叶剑英的讲话暗含两层意思：1、咱两个都是明白人，你之所以整陈泊，不是因为他是“暗藏的英国特务”，核心是你们对于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方法的分歧；2、陈泊的工作方针是经过我批准的，你们整治他，没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冲我来。
叶剑英的讲话很有道理，他一针见血点明了罗瑞卿迫害陈泊的实质是工作分歧，但叶剑英也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判：罗瑞卿的确就是冲着他来的，只不过在最高领导没有正式表态前，他不便于暴露底牌而已。
罗瑞卿回答：“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我罗瑞卿知道你叶剑英位高权重，我知道你在毛泽东那里有体面，我当然不能直接招惹你，但公安系统是我的领域，你叶剑英没有话语权，“你的想法”没有用处，我们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你只能干看着。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只好从长计议，但此后他非但对“两陈案”爱莫能助，自己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
“两陈案”，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
从谭正文来广东到二陈案爆发，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林彪、邓子恢、罗瑞卿、陶铸等军队、根据地干部留给叶剑英等广东地方干部和曾经的白区干部的一个自我纠偏机会，也是两个路线集团政治角力的过程，二陈案的爆发，当然不是罗瑞卿一人所能操控，虽然他当时拥有极大的权力（公安部长和公安军司令员），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处理一个曾经被毛泽东赞扬过的老资格的保卫系统的高级干部是不可能的。
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展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妻子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 1952年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
吕璜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叶剑英的前妻）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切交谈。
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
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
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
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罗瑞卿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取消了吕璜的探监权。
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但是，叶剑英和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解决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和邓子恢代理的中南局的分歧，1952年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的陶铸等人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第7节
如果陈泊是“暗藏的英国特务”，就无法解释他在延安破获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特务案。
特工，无论是国民党的特工，还是英国的特工，潜入共产党内，能够获得的最大成就：一个是更改中共的基本战略，比如放弃与国民党的斗争；一个是自己担任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更改共产党的政策；最后一个就是刺杀共产党的最高领袖。
以陈泊的地位，没有更改共产党最高战略的可能，在可以预设的时间里没有取代毛泽东的可能，那么他破获国民党特务假冒田守尧刺杀毛泽东的阴谋就可以证明他绝对不可能是敌对势力的潜伏。
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都不是糊涂人，糊涂人不可能领导一大帮人破获那么多的敌特。无论罗瑞卿还是谭正文也都不是丧心病狂的迫害陈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和陈泊的矛盾是工作上的内部矛盾，但他们更加知道以陈泊的位置和叶剑英的背景，如果以工作分歧处理陈泊，最多也就给他一个处分，不可能通过陈泊的被打倒而重创叶剑英。
陈泊是根据地干部、军队干部打击叶剑英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干部的突破口，“暗藏的英国特务”仅仅是一个莫须有的借口而已。
陈泊、陈坤都是叶剑英点名到广州市接管公安局工作的，叶剑英对两陈的工作政绩非常满意，两陈案一出，叶剑英大为不解。他对罗瑞卿说：“陈泊的历史我是了解的，他在南洋的时候，革命立场就非常坚定，以后到了延安，一直表现很好，屡立奇功，是个难得的公安领导干部，怎么会是英国特务、反革命呢？”
叶剑英暗示罗瑞卿是不明是非。
罗瑞卿的回答是：“你只了解陈泊回国后的那段历史，却不能了解他在南洋被捕后的这一段。”
罗瑞卿不否认陈泊归国后的贡献，因为无法否认，他也不拿工作分歧当由头，工作分歧不能这样残酷斗争，他用陈泊在南洋的历史无中生有。
叶剑英说：“他为了处死叛徒，在搞炸药时把手都炸掉了，这能不说明问题？”
不就是他的右臂重伤吗？我们已经进行过调查。
罗瑞卿回答：“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作为后人，我们也可以反问：罗瑞卿，你怎么能证明陈泊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
但是，后人无法当面批评罗瑞卿，叶剑英也无法与拥有肃反特权的罗瑞卿相抗衡。
深为陈泊感到不平的叶剑英，只能曲意解释：“过去，在公安战线，利用社会的三教九流，包括反用敌方人员为我服务，这是常用的办法呀。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的头上。”
叶剑英的讲话暗含两层意思：1、咱两个都是明白人，你之所以整陈泊，不是因为他是“暗藏的英国特务”，核心是你们对于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方法的分歧；2、陈泊的工作方针是经过我批准的，你们整治他，没有什么意思，有本事冲我来。
叶剑英的讲话很有道理，他一针见血点明了罗瑞卿迫害陈泊的实质是工作分歧，但叶剑英也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判：罗瑞卿的确就是冲着他来的，只不过在最高领导没有正式表态前，他不便于暴露底牌而已。
罗瑞卿回答：“那是你的想法，我们认为不完全是这样。”
我罗瑞卿知道你叶剑英位高权重，我知道你在毛泽东那里有体面，我当然不能直接招惹你，但公安系统是我的领域，你叶剑英没有话语权，“你的想法”没有用处，我们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你只能干看着。
叶剑英无言以对了，只好从长计议，但此后他非但对“两陈案”爱莫能助，自己也被卷入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中。
“两陈案”，是广东政治大地震的先期征兆。
从谭正文来广东到二陈案爆发，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就是林彪、邓子恢、罗瑞卿、陶铸等军队、根据地干部留给叶剑英等广东地方干部和曾经的白区干部的一个自我纠偏机会，也是两个路线集团政治角力的过程，二陈案的爆发，当然不是罗瑞卿一人所能操控，虽然他当时拥有极大的权力（公安部长和公安军司令员），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默许，处理一个曾经被毛泽东赞扬过的老资格的保卫系统的高级干部是不可能的。
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展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妻子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 1952年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
吕璜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叶剑英的前妻）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切交谈。
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
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
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
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罗瑞卿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取消了吕璜的探监权。
1951年11月，中央突然批评广东的土改进度太慢，“就像乌龟爬行”。12月25日，中南局又将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到广东后，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此后，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
但是，叶剑英和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
为解决叶剑英的华南分局和邓子恢代理的中南局的分歧，1952年6月12日，中央派专机把方方、陶铸接到北京，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出席。
毛泽东当面批评方方说广东搞地方主义，并特别强调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泽东明确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包括方方在内，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毛泽东幽默的语调里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见，他对方方说：“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
毛泽东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并确定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后，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的陶铸等人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叶剑英分析广东情况、制定广东土改政策是“广东特殊论”。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正义缺席 189楼 2014-03-12 15:45:10
陈光的悲剧，个人认为是性格悲剧。
个人认为林到最后没有拉他一把，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年林四平败仗的时候，陈光自己把哈尔滨打了下来，跟当年的东北局书记彭真走的太近了。
四野进关，陈光是副参谋长，这个职位确实低了点，但不要忘记，当时四野的参谋长是当年6军团的军团长萧克。个人一直认为，毛安排人太厉害了，萧克当年真的还没有适合的职位，但安排去给林做参谋长，萧克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这也说明了当年林......
-----------------------------
四野有两个正职参谋长，第一参谋长肖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都是正职，区别是排名。四野也有两个副参谋长，陈光和聂鹤亭。1955年，聂鹤亭被评为中将，非常的愤怒，不肯接受，结果到了1956年，因为罗荣桓的坚持才被补授中将。
赵尔陆是上将。
陈光超过赵尔陆的可能很小。
1955年的评军衔，王树声、许光达、阎红彦和贺炳炎几个人的职务都与所得军衔非常的不匹配，其原因是山头平衡。
王树声是鄂豫皖时期的老领导，在川陕时期，他是徐向前的副手兼主力红31军军长。如果代表红四方面军授衔，徐向前之下，无人能够和王树声抗衡。
王树声在抗战后期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很被毛泽东表扬。解放战争时期，王树声战功不大，但他带领中原突围的一部在武当山长期坚持，对于国军的北上是有很大牵制的。
王树声评为大将非常正常，不评反而很奇怪。
我们很多人非常关注红二方面军的建制，而没有看到红二方面军的特殊性。
红一方面军是朱毛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合编而成，两个军团合编后，始终同甘共苦共同奋斗。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建立后，也有极强的向心力。
红二方面军是由贺龙的红二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旁系红六军团、红九军团（番号红32军）合编而成。但是，在长征中，面对危险，肖克不管不顾红二军团的安全，带领部队就撤出了战斗，给红二军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网上很多人对肖克后来的遭遇有些同情，但没有看到肖克的极大缺点。两个军团一起安置计划打仗，他看到危险就跑了，这个就是品质极端恶劣。如果在现实中，这种人就坚决不能交往当朋友，太阴了。
长征后期，肖克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担任了几个月的红31军军长。
红军长征结束后，红二军团改编为120师358团，而红六军团仅仅是359旅的717团，718团是红32军改编的。红六军团的兵员比红二军团少得多。
抗战时期，359旅长期放单飞，在贺龙指挥下的时间非常的短，和358旅也没有建立深刻的友谊。
所以，红二方面军的主体部分是红二军团。
红二军团被夏曦肃反的太厉害，1955年评军衔，级别最高的将领只有贺龙、许光达和贺炳炎。
许光达的大将和贺炳炎的上将都非常的勉强，但他们代表了红二军团。
至于阎红彦，是因为高岗、贺晋年都不能授予高等军衔，只好以阎红彦代表陕北红军授上将。
陈光代表不了红一军团，因为军事干部有朱德、林彪，政工干部有谭政、罗瑞卿，至于上将层级，兵团司令好几个呢，差一个陈光无所谓。
陈光即使不出事，弄个上将有可能，但排序不会太高。肖克、赵尔陆都是他的领导。李达在建国后担任过西南军区的副司令员。
1955年评军衔，肖克和李达都是国防部副部长，所以排序最高。陈光无法和他两个相当。
肖克、李达之下的李克农是副总参谋长。
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很多，邓华、杨得志、许世友、杨成武都兼大军区司令员，战功显赫而军权极大，但仍然排在李克农之下。
在1955年的上将中，李克农独一号，保卫和情报界领导。他这一个身份的独特性决定他的排序可以在所有副参谋长的最前列，也可以在最后面。李克农的排序第三，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除了两个副国防部长，其他的所有副参谋长都不能和情报专家争排序。
陈光争不过李克农，他可能是上将，但绝对进不了前三，甚至进不了前十。
陈光的悲剧，个人认为是性格悲剧。
个人认为林到最后没有拉他一把，最重要的原因，是当年林四平败仗的时候，陈光自己把哈尔滨打了下来，跟当年的东北局书记彭真走的太近了。
四野进关，陈光是副参谋长，这个职位确实低了点，但不要忘记，当时四野的参谋长是当年6军团的军团长萧克。个人一直认为，毛安排人太厉害了，萧克当年真的还没有适合的职位，但安排去给林做参谋长，萧克也不会有太大的意见，这也说明了当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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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野有两个正职参谋长，第一参谋长肖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都是正职，区别是排名。四野也有两个副参谋长，陈光和聂鹤亭。1955年，聂鹤亭被评为中将，非常的愤怒，不肯接受，结果到了1956年，因为罗荣桓的坚持才被补授中将。
赵尔陆是上将。
陈光超过赵尔陆的可能很小。
1955年的评军衔，王树声、许光达、阎红彦和贺炳炎几个人的职务都与所得军衔非常的不匹配，其原因是山头平衡。
王树声是鄂豫皖时期的老领导，在川陕时期，他是徐向前的副手兼主力红31军军长。如果代表红四方面军授衔，徐向前之下，无人能够和王树声抗衡。
王树声在抗战后期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很被毛泽东表扬。解放战争时期，王树声战功不大，但他带领中原突围的一部在武当山长期坚持，对于国军的北上是有很大牵制的。
王树声评为大将非常正常，不评反而很奇怪。
我们很多人非常关注红二方面军的建制，而没有看到红二方面军的特殊性。
红一方面军是朱毛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红三军团合编而成，两个军团合编后，始终同甘共苦共同奋斗。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建立后，也有极强的向心力。
红二方面军是由贺龙的红二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旁系红六军团、红九军团（番号红32军）合编而成。但是，在长征中，面对危险，肖克不管不顾红二军团的安全，带领部队就撤出了战斗，给红二军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网上很多人对肖克后来的遭遇有些同情，但没有看到肖克的极大缺点。两个军团一起安置计划打仗，他看到危险就跑了，这个就是品质极端恶劣。如果在现实中，这种人就坚决不能交往当朋友，太阴了。
长征后期，肖克接受了张国焘的安排担任了几个月的红31军军长。
红军长征结束后，红二军团改编为120师358团，而红六军团仅仅是359旅的717团，718团是红32军改编的。红六军团的兵员比红二军团少得多。
抗战时期，359旅长期放单飞，在贺龙指挥下的时间非常的短，和358旅也没有建立深刻的友谊。
所以，红二方面军的主体部分是红二军团。
红二军团被夏曦肃反的太厉害，1955年评军衔，级别最高的将领只有贺龙、许光达和贺炳炎。
许光达的大将和贺炳炎的上将都非常的勉强，但他们代表了红二军团。
至于阎红彦，是因为高岗、贺晋年都不能授予高等军衔，只好以阎红彦代表陕北红军授上将。
陈光代表不了红一军团，因为军事干部有朱德、林彪，政工干部有谭政、罗瑞卿，至于上将层级，兵团司令好几个呢，差一个陈光无所谓。
陈光即使不出事，弄个上将有可能，但排序不会太高。肖克、赵尔陆都是他的领导。李达在建国后担任过西南军区的副司令员。
1955年评军衔，肖克和李达都是国防部副部长，所以排序最高。陈光无法和他两个相当。
肖克、李达之下的李克农是副总参谋长。
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很多，邓华、杨得志、许世友、杨成武都兼大军区司令员，战功显赫而军权极大，但仍然排在李克农之下。
在1955年的上将中，李克农独一号，保卫和情报界领导。他这一个身份的独特性决定他的排序可以在所有副参谋长的最前列，也可以在最后面。李克农的排序第三，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除了两个副国防部长，其他的所有副参谋长都不能和情报专家争排序。
陈光争不过李克农，他可能是上将，但绝对进不了前三，甚至进不了前十。
@bajiaoshan2010 216楼 2014-03-12 20:20:00
四野参谋长不是刘亚楼吗？怎么变肖克了？
-----------------------------
1949年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编成12、13、14、15四个兵团，资格老、能打仗、各管一个大山头肖劲光（南满）、程子华（冀察热辽）分任12、13两个兵团司令员。
1955年评军衔，兵团司令中的大将有一野的许光达、二野的陈赓、四野的肖劲光以及华北野战军的兵团政委罗瑞卿四人，但所有的野战军参谋长没有一人能够进入大将。参谋长是军事主管的助手，有建议权，但失败了责任不大，胜利了也没有战功，最重要的是没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很不被一些热爱军功的家伙喜欢。
所以，指挥了天津战役的刘亚楼就谋取了14兵团司令员，至于15兵团，很出乎意料的被邓华获得。
为了填补刘亚楼留下的空缺，同时也为了调剂使用没有大仗可打的华北干部，林彪从华北野战军挖出一些老红一军团的高级干部到四野任职，老井冈山肖克和赵尔陆就担任了四野的两个参谋长。
四野参谋长不是刘亚楼吗？怎么变肖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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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编成12、13、14、15四个兵团，资格老、能打仗、各管一个大山头肖劲光（南满）、程子华（冀察热辽）分任12、13两个兵团司令员。
1955年评军衔，兵团司令中的大将有一野的许光达、二野的陈赓、四野的肖劲光以及华北野战军的兵团政委罗瑞卿四人，但所有的野战军参谋长没有一人能够进入大将。参谋长是军事主管的助手，有建议权，但失败了责任不大，胜利了也没有战功，最重要的是没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很不被一些热爱军功的家伙喜欢。
所以，指挥了天津战役的刘亚楼就谋取了14兵团司令员，至于15兵团，很出乎意料的被邓华获得。
为了填补刘亚楼留下的空缺，同时也为了调剂使用没有大仗可打的华北干部，林彪从华北野战军挖出一些老红一军团的高级干部到四野任职，老井冈山肖克和赵尔陆就担任了四野的两个参谋长。
@水瓶时代 239楼 2014-03-13 01:04:51
TG能获胜，靠的不是一两个高水平将军，靠大的战略方向、凝聚力和执行力。
一个团体里，有不听号令的，还不严惩，这个团体会吃大亏，取得几场胜利的加分够不上破坏凝聚力的减分。做有雄心的领袖，属下刺头必除。
-----------------------------
20世纪80年代，我上高中，经常看的书是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那个时代流行的话是：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一群中国人一堆虫；一个日本人一条虫，一群日本人一群龙。
不要说外出考察，就是看影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日本人极强的群体精神，反观中国，就过于表露自我和小集团狭隘。
我们看毛时代的影视，主角都是小人物，全国民众学习的也是身边的英雄：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都是底层的英雄，至于白求恩、张思德、雷锋，一个是《纪念白求恩》，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加上一个古代的《愚公移山》，就是中国人民的学习榜样。那个时代，所有的普通人都感觉自己奋斗有一种伟大的事业感。我们看电视剧《潜伏》，余则成在左蓝牺牲后，一遍一遍的攻读《为人民服务》，就是看到普通人物的奋斗和群体的力量。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政策的把握，就是无数的底层人物的责任感和自我奉献精神。
底层民众开追悼会开端于张思德，毛泽东时代风行于全国。改革后，没有了。现在农村的发丧就剩下封建迷信和亲友的哀思了。
我经历了自己家两位老人和极多亲友的发丧，很有一些感慨。
绝大部分人是有感情的人，是有奋斗目标的人，是与人为善的人，是需要别人肯定的人。
我父亲去世已经13年了，他的过早去世对我打击极大，但对我思考人生帮助极大。我多次在周边村庄遇到一些和他有交往的人，他们对我父亲的怀念让我很感动。在我父亲去世后多年，竟然有他过去的很多旧朋友来拜访他。去年，我在一个偏远小饭店吃饭，闲扯的时候，一个帮厨的老人谈到我的父亲，很懂感情的说：好人啊。
坦白的说，我的个性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但因为周边人群对父亲的评价让我时刻警醒：必须与人为善，否则就得不到中肯的评价。
我经常思考：如果每一个人去世，社会都给予一个评价，也就是开追悼会，积极的评价这一个人一生的光辉点，那么所有的人都生活的有意义，也就有了自律。
2001年，我父亲去世后，按照风俗只有亲友才来送灵火化，但邻村一个青年自觉跑来以亲友身份送灵，原因是我父亲在去世前帮他找到了对象。至于一个曾经光棍多年的老亲友，哭的极惨，因为我父亲在这个老亲友四十多岁的时候给他促成了和一个寡妇的婚姻。我父亲的去世，不仅仅打击了他的感情，而且毁灭了他的希望：他盼望我父亲帮助他的继子娶一个老婆。他们对我父亲的感情，一个是感念，一个是寄托自己曾经的希望。
所谓活在后人的心中，应该是某一个人的去世让后人感觉一种巨大的缺憾。
我们村，有一个缺心眼的老头，全村集资养活他，他也很自觉维护村里的利益。他活着的时候，因为缺心眼，没有正常的娱乐，就拿一个手电筒黑白不分的在村里闲溜达。因为他的溜达，我们村的治安非常的好，比雇请两个保安和警察都有价值。在他去世后，村里发生了财务丢失，就很怀念有他的日子。
一个社会，必须允许别样的思考，不能对异端思想实行封杀，因为那样就没有了活力。但是，一个群体的事业成就的大小，固然取决于领袖的思维的高度，但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凝聚力。
“大的战略方向”，应该指毛泽东的领袖价值，他的思想决定共产党的思想高度和奋斗方向，“凝聚力和执行力”应该指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奉献。
如果以影视剧《亮剑》而论，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中国，应该依靠丁伟、孔捷、赵刚那样的自我约束的人，至于李云龙，坦白说，我是不佩服的。如果共产党的队伍里都是李云龙，不但得不到政权，估计我早就开路的干活。李云龙和《历史的天空》里的姜大牙相比，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我学习的精神，反而有自我放纵的恶性。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肯定有李云龙这样的角色，而且不少，他们的大量存在，就是共产党掌握改造过程中的失误。
TG能获胜，靠的不是一两个高水平将军，靠大的战略方向、凝聚力和执行力。
一个团体里，有不听号令的，还不严惩，这个团体会吃大亏，取得几场胜利的加分够不上破坏凝聚力的减分。做有雄心的领袖，属下刺头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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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上高中，经常看的书是台湾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那个时代流行的话是：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一群中国人一堆虫；一个日本人一条虫，一群日本人一群龙。
不要说外出考察，就是看影视，我们就可以发现日本人极强的群体精神，反观中国，就过于表露自我和小集团狭隘。
我们看毛时代的影视，主角都是小人物，全国民众学习的也是身边的英雄：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都是底层的英雄，至于白求恩、张思德、雷锋，一个是《纪念白求恩》，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加上一个古代的《愚公移山》，就是中国人民的学习榜样。那个时代，所有的普通人都感觉自己奋斗有一种伟大的事业感。我们看电视剧《潜伏》，余则成在左蓝牺牲后，一遍一遍的攻读《为人民服务》，就是看到普通人物的奋斗和群体的力量。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政策的把握，就是无数的底层人物的责任感和自我奉献精神。
底层民众开追悼会开端于张思德，毛泽东时代风行于全国。改革后，没有了。现在农村的发丧就剩下封建迷信和亲友的哀思了。
我经历了自己家两位老人和极多亲友的发丧，很有一些感慨。
绝大部分人是有感情的人，是有奋斗目标的人，是与人为善的人，是需要别人肯定的人。
我父亲去世已经13年了，他的过早去世对我打击极大，但对我思考人生帮助极大。我多次在周边村庄遇到一些和他有交往的人，他们对我父亲的怀念让我很感动。在我父亲去世后多年，竟然有他过去的很多旧朋友来拜访他。去年，我在一个偏远小饭店吃饭，闲扯的时候，一个帮厨的老人谈到我的父亲，很懂感情的说：好人啊。
坦白的说，我的个性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但因为周边人群对父亲的评价让我时刻警醒：必须与人为善，否则就得不到中肯的评价。
我经常思考：如果每一个人去世，社会都给予一个评价，也就是开追悼会，积极的评价这一个人一生的光辉点，那么所有的人都生活的有意义，也就有了自律。
2001年，我父亲去世后，按照风俗只有亲友才来送灵火化，但邻村一个青年自觉跑来以亲友身份送灵，原因是我父亲在去世前帮他找到了对象。至于一个曾经光棍多年的老亲友，哭的极惨，因为我父亲在这个老亲友四十多岁的时候给他促成了和一个寡妇的婚姻。我父亲的去世，不仅仅打击了他的感情，而且毁灭了他的希望：他盼望我父亲帮助他的继子娶一个老婆。他们对我父亲的感情，一个是感念，一个是寄托自己曾经的希望。
所谓活在后人的心中，应该是某一个人的去世让后人感觉一种巨大的缺憾。
我们村，有一个缺心眼的老头，全村集资养活他，他也很自觉维护村里的利益。他活着的时候，因为缺心眼，没有正常的娱乐，就拿一个手电筒黑白不分的在村里闲溜达。因为他的溜达，我们村的治安非常的好，比雇请两个保安和警察都有价值。在他去世后，村里发生了财务丢失，就很怀念有他的日子。
一个社会，必须允许别样的思考，不能对异端思想实行封杀，因为那样就没有了活力。但是，一个群体的事业成就的大小，固然取决于领袖的思维的高度，但也必须依靠群体的凝聚力。
“大的战略方向”，应该指毛泽东的领袖价值，他的思想决定共产党的思想高度和奋斗方向，“凝聚力和执行力”应该指群众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奉献。
如果以影视剧《亮剑》而论，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中国，应该依靠丁伟、孔捷、赵刚那样的自我约束的人，至于李云龙，坦白说，我是不佩服的。如果共产党的队伍里都是李云龙，不但得不到政权，估计我早就开路的干活。李云龙和《历史的天空》里的姜大牙相比，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自我学习的精神，反而有自我放纵的恶性。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肯定有李云龙这样的角色，而且不少，他们的大量存在，就是共产党掌握改造过程中的失误。
解读一代悍将陈光的迷局人生——兼论毛泽东井冈山道路的胜利
第8节
参加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的人物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
叶剑英、方方是被告方。薄一波是中央派到广东了解情况的重要领导，他对叶剑英比较同情和理解。周恩来非常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的广东，实际是周恩来在地方的权力基础。
罗瑞卿、邓子恢、赵尔陆（四野第二参谋长）、陶铸等人都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都是根据地的代表人物，都对刘少奇（薄一波等北方局系统干部）、周恩来为首的白区干部占领政权主体极端不满。
公安部长罗瑞卿竟然参加关于广东问题的最高会议，可见他借陈泊、陈坤一案在广东的公检法系统的大逮捕实际是为南下干部和南下大军夺取广东政权打前站、做急先锋。
我们在批评罗瑞卿心黑手辣的同时，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他对叶剑英的暗示：我们已经动手，你们应该快速改整错误。
广东干部没有及时理解这个信号，尤其没有理解罗瑞卿背后面的毛泽东。
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入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担任许多花里胡哨的职务，开始了“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生涯。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
很多人过于把二陈一案归之为领导人的个人恩怨和业务分歧，而没有考虑毛泽东支持下的南下干部、南下大军横扫广东干部背后面加强中央集权、拔除地方利益集团的深层次考量。
在这次斗争中，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干部是非常委屈的，绝大部分被处理的干部是冤枉的，但在毛泽东眼中，大批广东干部控制了广东军政大权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而南下干部控制广东本身就是最大的正确。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二陈案的强势介入，就不仅仅是替二陈平反昭雪，而是维护自己的地方政治基础，而罗瑞卿对周恩来的反击，就是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坚决不肯妥协。
经过内查外调，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能成立，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疾病不能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应该说，1953年对于二陈原有罪名的弃用，实际已经为二陈平反昭雪，“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即使陈泊的工作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即使陈泊曾经取得极大的成绩，但北京全国侦查会议上，罗瑞卿已经公开对陈泊提出了批评。
建国初期，公安部长、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的规格极高，在如何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拥有太大的权位。
陈泊坚决不肯接受罗瑞卿的领导和指示，的确是违背了公安纪律。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瑞卿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陈泊），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1961年，刑满释放的陈泊出狱仅仅五天就被几名武装公安强行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刑满释放的陈泊为什么再一次被拘押？
如果以已经担任国务副总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维护自己的尊严来理解，那么，就无法理解陈泊在文革时期罗瑞卿、陶铸相继倒台后的遭遇。
1967年初，广州街头出现大字报和传单，呼吁为陈泊和陈坤及众多受牵连者平反。1967年8月5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策划下，湖北劳改场职工将陈泊送到北京，北工大的学生们则帮助他上访申诉。可惜没有结果。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他抓捕后送回湖北劳改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
陈泊去世的时候，不要说罗瑞卿、陶铸等已经丢失了权力，便是林彪也已经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了。
陈泊为什么不能平反昭雪？
答案很简单：二陈案的爆发虽然因为二陈确实具有的错误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毛泽东要清除广东地方干部集团。只要毛泽东在世，清除地方政治势力的大战略就不能被否定。
二陈案被平反的时间是1982年，那个时候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时期，而且是叶剑英掌握极大权力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当年叶剑英在广东许多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
叶剑英为陈泊的平反，不仅仅是同情陈泊的遭遇，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委屈正名，最重要的是用肯定广东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依据。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二陈案被平反就彻底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他冤，但确实有合理的成分，尤其是符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强势介入，不但没有缓和“二陈”案，而且惹得罗瑞卿勃然大怒，加重了对“二陈”惩罚。
政务院总理管不了公安部长？
是的。一个是因为当时国务管理的条块划分，一个是陶铸、罗瑞卿的联手对夹叶剑英本身就带有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控制地方政权的激烈反抗。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背景：二陈案被公开宣判的时候，正是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地方大员被调进京工作的时候，也是高岗、饶漱石开始进攻刘少奇、周恩来的时候。
“五马进京”，一个是毛泽东要撤销地方独立性加强中央集权，另一个是用自己特别欣赏的根据地干部（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五人中只有饶漱石在抗战中期才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分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岗提出了军党论，弄得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安子文等苦不堪言。
受文革后宣传的影响，很多人过于高估了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实际，作为白区干部的重要代表，他固然受到军队干部的尊敬，但部队也排斥他代表的系统和力量。
陶铸、罗瑞卿的背后是林彪。叶剑英的背后面是周恩来。不要看周恩来位居核心层，但在军队力量决定一切的时代，他的实际影响力还在林彪之下。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林彪的得票数量都远在周恩来之上。
林彪的背后面是毛泽东。
作为最高领袖，对于毛泽东而言，无论白区干部，还是根据地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是自己的干部，手心手背都是肉，左手、右手都不能丢。
但是，建国初期，叶剑英在广东土改太缓已经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基本方略，而叶剑英过于重用广东地方干部，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局面。
近代中国，之所以内乱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籍排外思维形成的军阀。
建国初期，为了便于管理，各省的一把手都选择了熟悉省务的干部。或者是本省籍干部，比如程子华去山西、叶剑英去广东，或者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张云逸去广西、谭震林去浙江，当然也有解放省籍的部队长官，比如陈赓在云南、李井泉在四川。
本籍干部熟悉省务，便于管理，但有太密切的人脉关系，很容易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第8节
参加毛泽东最高国务会议的人物有周恩来、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赵尔陆、陶铸等。
叶剑英、方方是被告方。薄一波是中央派到广东了解情况的重要领导，他对叶剑英比较同情和理解。周恩来非常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的广东，实际是周恩来在地方的权力基础。
罗瑞卿、邓子恢、赵尔陆（四野第二参谋长）、陶铸等人都是老红一军团的干部，都是根据地的代表人物，都对刘少奇（薄一波等北方局系统干部）、周恩来为首的白区干部占领政权主体极端不满。
公安部长罗瑞卿竟然参加关于广东问题的最高会议，可见他借陈泊、陈坤一案在广东的公检法系统的大逮捕实际是为南下干部和南下大军夺取广东政权打前站、做急先锋。
我们在批评罗瑞卿心黑手辣的同时，也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他对叶剑英的暗示：我们已经动手，你们应该快速改整错误。
广东干部没有及时理解这个信号，尤其没有理解罗瑞卿背后面的毛泽东。
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批评，引起极大的冲击。1952年6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展开对方方的严厉批判，矛头直指三大问题：“广东党的组织存在严重的不纯现象”、“混入了大批坏人”、“敌我问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已经被捕入狱的陈泊、陈坤也被当做重要实例。
这次大会之后，方方被降职，叶剑英也因“身体关系”到北京“养病”，担任许多花里胡哨的职务，开始了“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生涯。后来，叶剑英气愤地说：广东的土改本来是按中央、中南局布置进行的，毛主席的严厉批评，那是“有人不顾事实告了我的御状”！
从这以后，广东的土改愈搞愈左，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又掀起了批判冯白驹、古大存等广东省领导人“搞地方主义”的政治运动。最后结果是方方被调走，冯白驹受到处分后调离广东，古大存被撤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省长职务。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还扩大到广东各地区、市，许多主要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撤职，受到各种处分的干部上万人。仅第二次就处分副省级和厅、局级干部90余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就可以理解陈泊、陈坤无端蒙冤，为什么无法得到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以及广东省委的强有力保护，又为什么迟迟不能为这桩冤案甄别平反。
很多人过于把二陈一案归之为领导人的个人恩怨和业务分歧，而没有考虑毛泽东支持下的南下干部、南下大军横扫广东干部背后面加强中央集权、拔除地方利益集团的深层次考量。
在这次斗争中，叶剑英为首的广东干部是非常委屈的，绝大部分被处理的干部是冤枉的，但在毛泽东眼中，大批广东干部控制了广东军政大权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而南下干部控制广东本身就是最大的正确。
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二陈案的强势介入，就不仅仅是替二陈平反昭雪，而是维护自己的地方政治基础，而罗瑞卿对周恩来的反击，就是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的坚决不肯妥协。
经过内查外调，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能成立，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疾病不能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应该说，1953年对于二陈原有罪名的弃用，实际已经为二陈平反昭雪，“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即使陈泊的工作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即使陈泊曾经取得极大的成绩，但北京全国侦查会议上，罗瑞卿已经公开对陈泊提出了批评。
建国初期，公安部长、公安军司令员罗瑞卿的规格极高，在如何维持社会治安方面拥有太大的权位。
陈泊坚决不肯接受罗瑞卿的领导和指示，的确是违背了公安纪律。
1956年9月16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瑞卿作了题为《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讲道：“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前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布鲁（陈泊），滥用职权，包庇特务，背着党和人民所进行的许多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1961年，刑满释放的陈泊出狱仅仅五天就被几名武装公安强行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刑满释放的陈泊为什么再一次被拘押？
如果以已经担任国务副总理、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维护自己的尊严来理解，那么，就无法理解陈泊在文革时期罗瑞卿、陶铸相继倒台后的遭遇。
1967年初，广州街头出现大字报和传单，呼吁为陈泊和陈坤及众多受牵连者平反。1967年8月5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策划下，湖北劳改场职工将陈泊送到北京，北工大的学生们则帮助他上访申诉。可惜没有结果。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他抓捕后送回湖北劳改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而去世。
陈泊去世的时候，不要说罗瑞卿、陶铸等已经丢失了权力，便是林彪也已经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了。
陈泊为什么不能平反昭雪？
答案很简单：二陈案的爆发虽然因为二陈确实具有的错误问题，但最主要的是毛泽东要清除广东地方干部集团。只要毛泽东在世，清除地方政治势力的大战略就不能被否定。
二陈案被平反的时间是1982年，那个时候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时期，而且是叶剑英掌握极大权力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当年叶剑英在广东许多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
叶剑英为陈泊的平反，不仅仅是同情陈泊的遭遇，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委屈正名，最重要的是用肯定广东社会环境的特殊性为广东的改革开放提供历史依据。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二陈案被平反就彻底认为这是一个冤案：他冤，但确实有合理的成分，尤其是符合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强势介入，不但没有缓和“二陈”案，而且惹得罗瑞卿勃然大怒，加重了对“二陈”惩罚。
政务院总理管不了公安部长？
是的。一个是因为当时国务管理的条块划分，一个是陶铸、罗瑞卿的联手对夹叶剑英本身就带有军队干部对白区干部控制地方政权的激烈反抗。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背景：二陈案被公开宣判的时候，正是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等地方大员被调进京工作的时候，也是高岗、饶漱石开始进攻刘少奇、周恩来的时候。
“五马进京”，一个是毛泽东要撤销地方独立性加强中央集权，另一个是用自己特别欣赏的根据地干部（高岗、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五人中只有饶漱石在抗战中期才从白区进入根据地）分解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力。
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岗提出了军党论，弄得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安子文等苦不堪言。
受文革后宣传的影响，很多人过于高估了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实际，作为白区干部的重要代表，他固然受到军队干部的尊敬，但部队也排斥他代表的系统和力量。
陶铸、罗瑞卿的背后是林彪。叶剑英的背后面是周恩来。不要看周恩来位居核心层，但在军队力量决定一切的时代，他的实际影响力还在林彪之下。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林彪的得票数量都远在周恩来之上。
林彪的背后面是毛泽东。
作为最高领袖，对于毛泽东而言，无论白区干部，还是根据地干部，还是军队干部，都是自己的干部，手心手背都是肉，左手、右手都不能丢。
但是，建国初期，叶剑英在广东土改太缓已经严重干扰了毛泽东的基本方略，而叶剑英过于重用广东地方干部，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干部排斥外来干部的局面。
近代中国，之所以内乱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省籍排外思维形成的军阀。
建国初期，为了便于管理，各省的一把手都选择了熟悉省务的干部。或者是本省籍干部，比如程子华去山西、叶剑英去广东，或者历史上有密切的联系，比如张云逸去广西、谭震林去浙江，当然也有解放省籍的部队长官，比如陈赓在云南、李井泉在四川。
本籍干部熟悉省务，便于管理，但有太密切的人脉关系，很容易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总机叫南京 9楼 2014-03-07 15:09:13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
不胡扯。精密标准的大比例地形图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等高线、地形地貌，和现地的联想，战术意义，是需要点训练。
但作战要图，红蓝队标箭头那种的，东方（苏联，德国、日本、国共）体系的，初始设计就是针对文盲看的。
-----------------------------
@yc雨花石 11楼 2014-03-07 15:27:31
李云龙是团级干部，他指挥的战斗应该是比较专业些的地图。《亮剑》中的李云龙最后职务是代理军长，而抗战时期打仗比较较弱的丁伟和孔捷但是都已经是军长。我们看他们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写论文，孔捷的是多兵种协同作战，丁伟的是应对苏联进攻的国防体系，唯独李云龙弄一个《亮剑》精神。军队打仗当然需要亮剑精神，但李云龙是军事干部，而且是比较不尊重政工干部（赵刚例外）的军事干部代表，他竟然从政治角度写论文，......
-----------------------------
@林中雨雾飞 253楼 2014-03-13 16:18:15
编剧胡搞的东西竟然也能拿来做例子，可见你的胡扯水平了。
-----------------------------
编剧固然有些地方失实，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那些东西是绝对的真实？
请看《史记》：传记文学的精品。
鸿门宴上樊哙竟然“怒发上冲冠”，请问：从科学的角度，谁的头发能够直立到顶起帽子？
历史的写法有两种：一个追求严谨，那是专业学者写给专业学者的东西，一个追求趣味，那是坊间朋友的娱乐。
历史具有教育功能，就需要普及，而普及必须趣味化，象牙塔里的东西，也许有价值，但他没有现实的意义。
古人说：六经皆史，也就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思考。
这个太胡扯了。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篾匠竟然能够看懂地图？现在的大别山也许还有篾匠，他们能够看懂军事地图？
===============================
不胡扯。精密标准的大比例地形图理解起来有点困难，等高线、地形地貌，和现地的联想，战术意义，是需要点训练。
但作战要图，红蓝队标箭头那种的，东方（苏联，德国、日本、国共）体系的，初始设计就是针对文盲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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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雨花石 11楼 2014-03-07 15:27:31
李云龙是团级干部，他指挥的战斗应该是比较专业些的地图。《亮剑》中的李云龙最后职务是代理军长，而抗战时期打仗比较较弱的丁伟和孔捷但是都已经是军长。我们看他们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写论文，孔捷的是多兵种协同作战，丁伟的是应对苏联进攻的国防体系，唯独李云龙弄一个《亮剑》精神。军队打仗当然需要亮剑精神，但李云龙是军事干部，而且是比较不尊重政工干部（赵刚例外）的军事干部代表，他竟然从政治角度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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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雨雾飞 253楼 2014-03-13 16:18:15
编剧胡搞的东西竟然也能拿来做例子，可见你的胡扯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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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固然有些地方失实，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那些东西是绝对的真实？
请看《史记》：传记文学的精品。
鸿门宴上樊哙竟然“怒发上冲冠”，请问：从科学的角度，谁的头发能够直立到顶起帽子？
历史的写法有两种：一个追求严谨，那是专业学者写给专业学者的东西，一个追求趣味，那是坊间朋友的娱乐。
历史具有教育功能，就需要普及，而普及必须趣味化，象牙塔里的东西，也许有价值，但他没有现实的意义。
古人说：六经皆史，也就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