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载峥嵘赵国亡 三番博弈秦为强
从前236年秦国两路大军进攻赵国，至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城，赵国灭亡，秦赵决战历时八年，这也是秦国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最为艰苦、耗时最长的兼并战争，本文将此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袭（前236年到前234年）
在《秦、赵、魏、燕之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一文中已经提到：赵国利用与秦国媾和的机会，也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前244年到前236年，赵、燕之间发生三场战役，赵国都取得胜利，尤其是前236年，赵国夺取燕国的狸阳（河北沧州任丘县）见图1，已经非常接近燕国国都蓟见图1，燕国岌岌可危。
面对赵国的压力，燕国便寻求与秦国结盟，尽管史书没有关于秦燕两国结盟的记载，不过，其他信息可以佐证。《资治通鉴》记载：燕国太子丹曾经在赵国做人质，那时嬴政也在赵国做人质，两位小太子比较熟识。嬴政继位后，燕太子丹又到了秦国做人质，但秦国对燕太子丹的待遇未达到他的预期，燕太子丹一怒之下又逃回燕国。这段记载就可以做为佐证。人质是和解或同盟的背书，秦燕两国从未发生过直接冲突，那么，人质燕太子丹就是秦燕两国同盟的保证。
其实，此时秦赵之间也有和平协议，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在利益面前，国家之间的协议真得如同一张废纸。秦国对赵国早就虎视眈眈，此时出击正是机会！
前236年，秦军分兵两路，一路由秦将王翦统帅，从西部进攻赵国的阏舆（山西晋中和顺县）、橑阳（山西晋中左权县）见图2；一路由秦将桓齮统帅，从南部夺取邺（河北邯郸临漳）、安阳（河北邯郸临漳）见图2。
阏舆、橑阳分别位于今天山西和顺、左权附近，这里是太行山脉要塞，由山西进入河北的必经之地。这两处应该是秦赵两国当时的西北军事边界。不过，桓齮的南路军似乎对赵都邯郸威胁更大，邺、安阳距离邯郸在四十到六十公里，中间只有漳水和赵长城做屏障。
此时赵军主力在燕、赵前线，秦军突然袭击，赵国一时有点措手不及。秦国的南路军首先取得突破，前234年，桓齮在平阳（河北邯郸临漳）见图2击败赵将扈辄军队，斩杀赵军十万，扈辄被杀。危急时刻，赵国国君任命李牧为大将军，李牧与桓齮在宜安、肥下（河北石家庄东）见图2再战，这次是秦军大败，桓齮逃回秦国，李牧立下大功，被封为武安君。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军在平阳取胜，为何不是一路进军攻下邯郸，反而绕道宜安、肥下呢？原因就是攻不下了！平阳位于漳水南岸，它的北面还有赵长城，赵国在此修建了非常完整的城防体系，所以，邯郸的南部防线看似没有非常险要的天然屏障，其实非常稳固。
宜安、肥下位于今天石家庄附近，在邯郸以北一百五十公里附近，秦军占据两地，一则可以切断邯郸与代郡的联系，二则准备对邯郸形成合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是，秦军在此处遇到赵国名将李牧，战败而归。
至此，秦赵决战第一阶段结束。总体来说，赵国对秦国的反击战达到基本目的：秦将桓齮战败撤退，在西部战线上，秦国也后撤一段距离。不过，秦国战略目的也达到了，阻止赵国吞并燕国，消耗了赵国很大一部分战斗力（十万赵军被杀），双方算是打个平手。
不过，此时赵国政坛发生震动，对赵国在后面的战斗中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前236年，赵悼襄王去世，他的儿子赵迁继位，是为赵幽缪王。赵迁母亲是妓女，深得赵悼襄王宠爱，赵悼襄王为此废掉正妻所生的长子赵嘉，册立赵迁，但据说赵迁品行不端，赵国人人皆知，废长立幼，又打乱赵国政坛格局，必然引发激烈的派系斗争。赵国可谓内忧外患，祸不单行。
二、僵持（前233年-前230年）
前233年，桓齮率军再次进攻赵国，一举拿下宜安、平阳、武城（河北邯郸磁县南）。
前232年，秦国增派主力大军进攻赵国，一部分增援兵力抵达邺城，支援桓齮南路军的行动；一部分增援兵力抵达太原，并攻克狼孟、番吾（河北石家庄西北）见图3，但是遭遇李牧的军队而退回。
此段战事分析概括如下：
第一，秦国南路军的战果显著。
桓齮南路军再度侵占赵国南部长城要塞平阳以及邯郸北部重镇宜安，并且拿下平阳西边的另一个长城要塞武城。这样，秦军不仅在邯郸正面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而且再度拿下邯郸北部重镇宜安，试图构成合围邯郸之势，并且切断邯郸与代郡的联系。
第二，秦国增派主力持续对赵国保持压力。
支援南路军的部队抵达邺城；西路军一路拿下狼孟、番吾（河北石家庄西北），尤其是拿下番吾，意义重大，因为这与南路军攻下宜安遥相呼应，如果秦军在此连成一体，彻底切断邯郸与代郡等的联络，邯郸城的赵国上下就成了瓮中之鳖。
第三，赵国军队此时还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
秦国西路军攻克狼孟和番吾，并没有坚持多久，赵军在李牧指挥下，赶走秦军，暂时保证赵国邯郸西北防线的安全。而邯郸南部长城-漳水防线暂时无忧，秦军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要突破此防线，不是那样容易的。
总体来说，这段时间，秦国对赵国继续保持强大的压力，但取得突破进展也不容易，目前局面可以概括为“形势焦灼、秦国稍好”。
三、决战（前229年-前228年）
前229年，秦将王翦统帅驻扎在上地的军队攻下井陉（河北石家庄西）见图3，秦将杨端和率领河内驻军攻打赵国。赵国李牧、司马尚率军顽强抵抗。
同时，秦国用重金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让他在赵王面前诋毁李牧和司马尚，诬陷二人叛国。赵王听信谗言，派赵葱和齐国将领颜聚取代他们，李牧不接受命令，被杀！司马尚被换。
前228年，王翦攻击赵军，杀赵葱，颜聚逃亡，秦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很快，秦军攻陷邯郸，俘虏赵国国君赵迁，赵亡。
秦王嬴政亲自到邯郸，并且杀掉以前与赵姬有旧怨的全部仇家，然后经太原郡、上郡返归咸阳。这一年，秦国太后赵姬去世了。
王翦大军驻扎在中山，下一个目标就是盟友燕国了。赵悼襄王的废太子赵嘉率领赵国残余势力逃到代地，自立代王，并与燕国结盟，抵抗秦军，又坚持了六年，前222年，秦将王贲攻陷代地，俘虏赵嘉。
四、总结
诚然，赵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秦赵两国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秦国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但是就微观层面而言，赵王赵迁杀李牧、撤换司马尚肯定是一大败笔，大战期间调换主帅是大忌，因为军队主帅不仅需要具备高超的战术水平，他更是一个团队核心的管理者。只有在主帅失去对团队的控制力时，换帅才会有正面效果。李牧、司马尚率领赵军虽然艰苦支撑，但团队未散，凝聚力尚在，所以，换帅一定会引起团队的信心波动。即使这时李牧、司马尚可能跟赵嘉集团眉来眼去，欲行废立之举，赵迁集团在此时也不应敏感冲动，轻重缓急要搞清楚，赵国当前重大威胁来自外部，抗秦是此时所有赵国人的共同利益。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二、一将入城韩国亡 卑躬屈膝未成祥
前233年，韩国国君韩安向秦国割让土地，并献出国君大印，请求作为秦国的附庸，为此韩安专门派出一位使节前往秦国，这位使节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韩国公子韩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子总结了先秦法家各派理论，希望借此帮助韩国振兴，结果韩王不用。而秦王嬴政看到韩非的著作，非常欣赏，就耍了手段，让韩王将韩非送到秦国，韩非也非常想为秦国效力，但受到李斯的嫉妒和姚贾的怨恨，两人合力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秦王听信谗言，便把韩非关进监狱，接着李斯用毒酒鸩杀韩非。
这一历史典故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但我们细细品味，还是会发现其中的漏洞之处：
第一，李斯等为陷害韩非找出的理由是：韩非是韩国人，终究要为韩国利益着想。这岂不与他自己写的《谏逐客令》自相矛盾？李斯是楚国人，那他在秦国的所做所为都是为楚国服务的喽？而且秦王嬴政不也是傻瓜，任由李斯等摆布。
第二，当时，李斯的权力与威望还没有那么大，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置韩非这样的人。史书说韩非是李斯谋杀，主要因为李斯当时的职位是廷尉，主管刑事，可以利用职权谋私。但是，像韩非这样比较重要的人物在狱中非正常死亡（毒死），上级一定会追查，即使没有查到李斯下毒证据，那李斯也属于管理不善，是渎职，不管怎样，李斯都要受到处罚。依正常人思维，李斯不会这么干，对自己没有好处，只有危险。
第三，秦国执法严厉苛刻不假，但当时秦国还是讲求规矩的，不会滥用刑法，秦国法治发生严重混乱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事，此是后话。处罚韩非，不会只凭秦王个人喜好或别人的无理陷害来定罪。试想，如果秦国是个法治混乱的社会，一个人无缘无故就被杀死，怎么会吸引各诸侯国如此众多的人物纷纷前往秦国呢？ 所以，韩非下狱不会是“莫须有”的罪名，必须是其在违反秦国的法律规定前提下，才能治韩非的罪；李斯更不会在没有相关审判的情况下，自己决定用药酒将韩非毒死，他没有那么大的权，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韩非子》一书，并不能算是一部系统、完整、严密的政治理论书籍，更像是政治笔记，想到哪里就记录到哪里。本文认为他的一些观点还是有比较明显矛盾的地方，例如：韩非子认为人们都是自私的，都会为自己利益着想，所以，君主需要用强大的权威、高超的权术、严厉的权法管理下属和人民，这样臣民才能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社会才能进步发展。既然人人都自私，君主当然也不例外，那君主的自私又由谁来管理？君主的自私没有监控，而又把自己的权力搞得很大，他必然就要逐步侵犯除他自己之外所有人的利益，那臣民就没法安居乐业，就不能安分守己，社会就会发生混乱，就没法进步。所以，这是前后矛盾的。
《韩非子》一书的文字是非常精彩，很多故事讲述的比较生动，论述也很有气势，但这只证明韩非子是一个文采很好，聪明、擅辩（只限于文字方面）的作者，不见得是一个见识高远的政治理论家。
前231年，韩国献南阳地见图1给秦国。
前230年，秦国内史胜（《史记》为内史藤）率军攻入韩国国都新郑，俘虏韩国国君韩安，秦国在此设置颍川郡见图1，韩国宣告正式灭亡。
此时韩国不论从实际行动上还是在内心世界里，都已经彻底臣服于秦国，可是秦国还要灭掉韩国，这与秦灭东周国是一个道理，就是秦国政治核心集团倾向以中央集权郡县制来统一天下，准备彻底抛弃分封制度，所以，即使像东周国君、韩王这样既没有反抗实力也无对抗之心的诸侯王，也没有保留的必要了。
虽然韩国是战国七雄中第一个被灭的诸侯，不过，它只是秦赵八年决战中间的一个插曲而已。当初，前256年，秦国侵占韩国的阳城、负黍；前249年，夺取韩国的成皋、荥阳，设立三川郡见图1。此时，秦国已经完全有能力灭掉韩国。秦国没有这样做，估计是由于上党战役后期，秦军急攻邯郸，希望立马拿下赵国，但事与愿违，秦国军队吃了大亏，所以这次谨慎很多，就没有一鼓作气，贸然灭掉韩国。
到了前230年，此时的国际形势又不一样了，秦国的优势进一步加大：秦国完成对魏国的包围；之前楚国搞了一次南北合纵，也失败了；赵国虽然还有一定军事力量，但此时应付秦国大军都有些力不从心，更无暇给其他诸侯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秦国先解决掉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已经没有抵抗能力的韩国灭掉。虽然韩国没有反抗实力，但总还是一个潜在的隐患，灭掉韩国，秦国开始集中精力灭赵。
韩国的衰败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导致韩国彻底沦陷的最后一个大事件就是上党战役。虽然上党战役是秦国与赵国的直接对抗，但这是由韩国的上党郡而引起的，而且，战争的结果对韩国的意义更加重大。上党郡对于韩国来说非常重要，一方面该地区是韩国先祖旧地，拥有着韩国王室的坚定拥趸，是韩国政治根基所在，可以这样说，上党郡是韩国上下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上党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见图2，韩国国都新郑地处黄淮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但是，它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没有天然屏障，易攻难守；而上党位于今天山西长治，地处黄土高原南部，东靠太行山，南依黄河，西边是秦国的河东郡，如果韩国保有上党，秦国若要直接攻击韩国国都新郑，上党军队可以南下救援，造成南北夹击，同时也可以西向威胁秦国本土。这样，至少还保有反抗的可能性。

三、秦王一怒燕国亡 刺秦杀子亦凉凉
其实，秦灭燕也可以看做是秦灭赵的收尾工作，前228年，赵亡，第二年（前227），攻破邯郸城的秦国大将军王翦便攻打燕国，转过年（前226年）就攻克燕国都城蓟城，燕国君臣逃亡辽东。应该说燕国此时已经可以宣告结束了，这不过是因为秦国军队停止继续追击燕王君臣的行动，而集中力量攻打魏、楚，直到魏、楚相继灭亡之后，前222年，秦将王贲才把避难在辽东的燕王抓获，名义上的燕国才算真正灭亡了。
秦灭燕的时间跨度是五年，其实真正的战斗不到两年时间，尽管秦燕之间的战争没有那么激烈，可不代表它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不精彩，最著名的就是燕太子丹、荆轲、秦王嬴政之间的传奇故事了。
一、燕太子丹的热血青春
当初，嬴政与其母赵姬还在赵国时，燕太子丹也在邯郸当人质，两个孩子成为很好的玩伴。若干年后，嬴政做了秦王，而太子丹再次以人质的身份居住在秦国咸阳城。太子丹觉得秦王没有善待自己，请求嬴政放其回国，但秦王嬴政没有答应，结果太子丹自己偷偷跑回燕国。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要知道，诸侯之间互换人质是结盟的一种保证，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不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秦、燕合作大局，而燕太子丹把这看做是其与嬴政之间的私人恩怨，说明他政治不够成熟。
燕太子丹回国后，怨恨秦王嬴政，一心想要报复，为此咨询太傅鞠武的意见。鞠武的意见是：燕国要寻求与韩、赵、魏结盟，同时联合齐、楚，再与匈奴媾和，共同对抗秦国。
鞠武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合纵，只不过合纵的对象加入了匈奴。说实话，这一提议也没有什么建设性，因为：此时（前232年，太子丹逃回秦国那一年）韩、魏已经是垂死之躯，赵国自保尚且费力，齐国与燕国是世仇，而且齐与秦保持长年友好关系，齐国会抛弃一个强大的盟友秦国转而与世仇燕国结盟吗？十几年前，楚国春申君主持过一次合纵联盟，结果连吃败仗，不欢而散，如今实力弱小的燕国想发起合纵，会有多大信服力？当然，该版本有一个变化，就是匈奴加入，但这也没有太大帮助，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差别很大，合作起来恐怕更加费劲，而且此时匈奴还不算特别强盛，赵将李牧不也是将其杀得大败吗！近百年来，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合纵版本，在六国实力尚强的时候，合纵都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如今秦国与六国差距如此悬殊，还是这套老思路，也难怪太子丹舍弃不用。
秦国将领樊於期在本国犯罪，逃到燕国，太子丹收留了他。鞠武建议将樊於期送到匈奴，理由是：秦王暴虐，而且对燕国存有怨恨，把樊於期留在燕国，将给燕国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走投无路才投奔他，在这个时候把他送走，不地道！所以不同意鞠武的建议。
首先分析太子丹观点，太子丹的观点似乎让人觉得他很仗义，但是细想一下，好像也不太对劲。当然，如果太子丹把樊於期送回秦国，那确实不仗义。可是，太子丹把樊於期留在身边，就是出于赤诚之心吗？如果真是这样，后来樊於期也不会为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刺杀而白白丢失性命，尽管表面上看此事（樊於期自杀）与太子丹无关。所以，太子丹的内心一定有自己的小算盘，或许是为了将来秦燕发生冲突，樊於期可以帮助燕军抵抗秦国；或许可以作为筹码与秦国交易，总之，太子丹内心并不是真仗义。
其次分析鞠武的观点，鞠武认为留下樊於期会给燕国带来灾祸，这存在逻辑错误，燕国的灾祸不是樊於期带来的，樊於期投不投奔燕国，秦国都要全力灭燕，这是大势所趋！所以，鞠武以这样的理由是说服不了太子丹的。
那么，应该怎样更好的处理樊於期事件呢？本文认为将樊於期送到匈奴是正确的，但理由不是鞠武所说的给秦国以口实，而是樊於期到匈奴可以更好的帮助燕国。试想，如果樊於期能力出众，他在匈奴自然就会受到重用，将来秦国进攻燕国时，樊於期就是燕国与匈奴合作最好的纽带，这样，燕国毫不费力就能争取到强援。如果樊於期名不副实，那留在燕国也没啥用处。
二、荆轲刺秦王
《资治通鉴》以荆轲刺秦王为中心，叙述该事件的前因、过程、影响。
1、前因：荆轲刺秦王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燕太子丹希望使用政治刺杀手段解决秦、燕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与秦王之间的个人恩怨。燕太子丹对荆轲，以谦卑的态度求见，以优厚的物资条件礼遇，荆轲深受感动，就答应帮助燕太子丹完成刺杀秦王的工作。
2、过程：分为事前准备和行刺细节。
事前准备，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进而能够近距离见到秦王，需要准备两件信物，一件信物是督亢地图，督亢位于今天河北保定涿州，位于燕赵边界，是秦攻打燕国必经之路；一件信物是樊於期的人头，荆轲以替樊於期给家人报仇为条件换取樊於期自杀；然后，以燕国勇士秦舞阳做为荆轲刺秦的助手。
行刺细节，秦王听说荆轲献上两件信物，果然非常高兴，在朝会上亲自在接见荆轲，荆轲把行刺秦王所用的匕首藏在督亢地图的卷轴里，趁着给秦王献图的机会，拔出匕首刺向秦王嬴政，秦王反应较快，挣脱出去，并且拔出长剑刺伤荆轲，荆轲见行刺不成，便大骂：此事不成，只是因为我想活捉你，逼迫你签订和平契约，然后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来回报燕太子丹。秦王嬴政没有那么多废话，就直接将荆轲五马分尸。
3、影响：秦王为此迁怒燕国，前227年，王翦率领秦国大军攻打燕国，次年攻破燕国都城蓟城，燕国国君和太子丹退到辽东，秦将李信继续追击。代王赵嘉建议燕王杀掉太子丹送给秦王，希望平息秦王怒气，不再攻打燕国的残余势力，燕王听从代王赵嘉的意见，派人在衍水（辽宁太子河）杀了太子丹。随后，秦国军队停止进攻，集中精力解决魏国、楚国。魏、楚灭亡后，前222年，秦将王贲进攻辽东，俘虏燕国国君姬喜。
三、对于采取刺杀手段解决政治矛盾的分析总结：
古今中外，政治刺杀事件从来没有间断过，既然这种方式一直存在，就说明有它的存在基础。政治刺杀大多发生在一个政体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比如专诸刺杀王僚、聂政刺杀侠累，都是如此。一般来说，行刺一方的政治地位都要低于对方，因为居于上位的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通过政治手段打击对手，这样既合法又安全。而居于下位的人正好相反，由于实力不如对手，通过公开合法的政治行动抗衡对手，会处于劣势，所以，居下位的人通过这样非常规手段解决问题，更加直接有效。当然，在上位的人有时也会采取这样的手段，比如当对自己不利的秘密被别人掌握，或者自己的失误被别人利用时。
刺杀是一种高效直接的斗争方式，但是，它也是一种极端冒险而且会产生很大副作用的斗争方式，如果不成功，就意味着彻底失败，结局会比较悲惨。即使成功，后患也会较多，一方面要处理很多善后工作，需要对刺杀事件做出合理的编排，既有外部舆论的压力，也有对内妥协的无奈；另一方面自身也要面临被刺杀的危险，不管你的权力有多大，在你面前永远都存在反对派，你的对手同样可以采用刺杀模式，这样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的防备、猜忌、杀戮中，大量精力浪费在内耗中，这就是它的副作用。
而当不同的政治组织之间发生冲突时，出现刺杀行为较少，因为这不是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组织之间斗争。就是说，即使刺杀成功，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假如荆轲刺秦成功了，秦国就垮了，燕国就会强盛吗？而荆轲临死前所说的话更加可笑，他想挟持秦王嬴政来逼迫他签署和平协议，并让他退回侵占各国土地，这要么是荆轲太天真，要么是编排此段话的人太天真。之前我们已经分析过，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利益都不是君主个人的，即使君主再强势，他占据的份额也是一小部分，所以，通过胁迫一个组织的政治核心，让该组织放弃核心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况且，即使荆轲真的让秦王签署了协议，答应撤出侵略的土地，秦国人就一定会信守承诺吗？
总之，秦国与东方诸侯的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是两个集团的综合实力之争，这不是燕太子丹、荆轲，也不是秦王嬴政个人的意愿所能决定一切的。所以，荆轲刺秦整个经过虽然极富有戏剧冲突，但可信度不高，即使这其中有部分史实，它的实际意义不大。

四、水淹大梁魏国亡 安陵守土似忠良
一、水淹大梁魏国亡
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引汴河河水灌之，三月后，城垣倒坍，魏王魏假投降，但被秦军杀死，魏国灭亡。
其实，王贲原是灭楚大军的一部分，在制定灭楚计划时，秦军内部出现分歧，以李信为代表的少壮派主张轻兵快进，努力寻求与楚军主力决战，速战速决；而以王翦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重兵推进，重点是控制局面，稳扎稳打。最后，秦王嬴政听从了李信的意见，分兵两路，由李信负责灭楚行动，让王贲负责灭魏行动。
从前247年到前238年，秦军攻占了魏国大部分领土（详见《实现热血丹心赴国难 销骨铄金葬青山》），魏国国都大梁早就已然是座孤城；而其他诸侯也不会前来救援：韩、赵、燕已经相继被灭，赵、燕两国的残余势力分别龟缩在代地和辽东，自顾不暇；楚国也苦苦应对秦国大军的逼迫；齐国一直奉行中立政策，享受太平日子，更不会插手此事。所以，魏国被灭是水到渠成的结局。
在此之前，智、魏、韩围攻赵氏的晋阳城之战就是采用引水灌城的攻城方式。采用此方式攻城，要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一是周边有较大水源；二是被攻击对象的地势比水源低。大梁就是今天开封一带，汴河究竟指的是哪条河，说法很多，历史上，黄河、淮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多次改道，早已面目全非。根据历史地图集见图，大梁城附近有大沟和梁沟两条人工河，王贲估计就是从这些人工河或着它们连接的天然河流引水灌城。
在和平时期，人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地势优点进行农业灌溉，魏国也确实如此做了，大梁城周边遍布水网，既有利于航运，又促进农业发展。但是，事情总有两面，在城防战中，它的劣势就显现出来，并被对手利用，结果就出现水淹大梁的局面。
那么，这种城市布局就一定是错误的吗？不能这样看，首先是因为秦军已经占领了魏国的大部分领土，完成对魏国都城大梁的包围，之后，才有能力从容地完成如此大的工程，实现水淹大梁城的目的。
在一个疆域广阔、实力雄厚的大帝国中，大梁城这样的建都方案就是科学的、可行的。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帝国，其国都的防御能力不需要太强，甚至可以取消国都的城防，因为帝国的防御力量都在边境或交通要道上，这实际上就等于把整个帝国看做为一个大都城：在边界或交通要道等重要位置建立战略要塞，这些要塞就是城防工程。敌人若长驱直入攻取国都，就会陷入重重包围之中。
当然，在国家强盛的时候，这种建都思路是非常先进的，比如：魏国早期很强大，大梁城经济繁荣，而防御弱点无人重视。而当其衰弱之后，其优势就变为劣势了。
二、安陵守土似忠良
魏国灭亡后，秦王嬴政希望感谢安陵君（魏国的属国安陵国的国君，详见《对信陵君与缩高事件的深入分析》），就用十倍于安陵国的土地（大约五百里）与安陵君交换，可安陵君却表示拒绝，安陵君的理由是：安陵国是魏国前代国君所册封的，我愿意终身守护它，不敢交换。秦王知道后有些不高兴，于是，安陵君就派遣唐雎出使到秦国。接着就发生了著名的典故《唐雎不辱使命》，我们就把这段典故概括如下：
秦王向唐雎表明自己不高兴的原因是：秦王认为安陵君是忠厚长者，出于尊敬才给安陵君十倍于安陵国的土地，可是安陵君居然不给面子，秦王认为安陵君看不起自己。
那唐雎是怎么应对的呢？唐雎说：安陵国是祖上传下来的，别说五百里，就是一千里的土地也不换。
秦王一听更加气氛，就与唐雎争论起来，秦王的意思大概就是你最好别惹我发怒，否则将伏尸百万、血流成河；而唐雎居然手握宝剑答复道：你也别惹我，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秦王还给唐雎跪下了，并向他道歉。当然，安陵国最终也保住了。
这一典故选自《战国策·魏策四》，很多人认为战国策记载的内容虚构成分太多，可信度很低，本文倒不敢对《战国策》全盘否定，但至少对此条记录表示很大异议，试想：安陵君让唐雎见秦王一定是为了消除误会，进而缓解矛盾的，如果不是为了缓解矛盾，那置之不理就可以了！可是，从双方交流的内容看，唐雎丝毫没有这个意思，言语难听，口气更冲！更加违背常理的是秦王竟然屈服了！当初秦王生安陵君的气，就是因为安陵君没给自己面子，可唐雎一来，不仅原来的面子没有找回来，丢人更甚！又是下跪，又事求饶，而唐雎和安陵君最后也都安然无恙，皆大欢喜。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逻辑和思维程序将被彻底颠覆了！
其实，真相在《对信陵君与缩高事件的深入分析》一文中已经说明，就是安陵君以及安陵国的臣民很早就投靠了秦国阵营。在秦国兼并六国的进程中，六国贵族阶层主动投降秦国的很少，这主要还是因为秦国与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本质差别，即便六国贵族主动投降秦国，他们肯定也要失去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和高贵身份，所以六国诸侯的达官显贵们一时还是难以接受。
不过，肯定也有顺应形势的人，安陵君就是这样的人。秦王嬴政对于安陵君这样的稀有人物自然是另眼看待，所以，秦王才以国家的名义给予安陵君丰厚的回报。
安陵君拒绝秦王的厚爱，那是他的聪明，毕竟通过背叛血亲而获取巨额利益是要受人唾骂的。而且，此时秦国以军功地主做为国家支柱，这些在沙场上以命相博的军头们，看到安陵君这样应该“被革命”的对象还能占有如此大的资源，内心会很不平衡，如果这样积怨过多，必将给安陵君带来祸患。所以，如果安陵君没有掌控巨额财富的硬实力，那推辞掉最好。
安陵君能够很早认清形势，放平心态，一心投靠秦国，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可以说是他的远见。可是，后人为了贬秦的政治目的，不惜牵强附会一些互相矛盾而幼稚可笑的言语和行为，那就有些自作聪明了，因为，千万不要低估人们想要探究真相的强烈欲望！

伏枥千里楚国亡 虎贲之后肆张扬

秦楚大战之前的国际形势：
韩（前230年）、赵（前228年）、燕（前226年）相继被灭，赵、燕两国的部分残余势力分别逃往代地和辽东，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能力。
魏国80%以上的国土已经被秦军占据，只剩下国都大梁城茕茕孑立于茫茫大地之上。
齐国一直坚守中立，恐怕它不想中立也不行，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直是个问题，前文已经有所分析。
现在，只剩下楚国似乎还有一点反击之力，不过，秦与楚虽然是老对手，但楚国好像历来就没有占过什么便宜，半壁江山都让于秦国，如此，灭掉楚国也不在话下！
这样看，秦国面对的形势“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大好”，一统天下好像近在眼前！可是，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
前226年，王贲进攻楚国，并攻陷十多座城市；
但是，在接下来的灭楚计划上，秦国内部出现分歧，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以李信为首的少壮派主张轻兵突进，快速攻击，只需兵将二十万；
一种意见是以王翦为首的保守派主张重兵推进，稳扎稳打，建议出兵六十万。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翦的建议更符合实际，不过，李信的观点也有其道理：第一，二十万兵马也不算小数，秦军战斗力强，士气正旺，如果秦军能够找到楚军主力，并能与之决战，秦军的胜算同样很大。第二，动用多少兵马与物资消耗成正比例关系，六十万对比二十万，增加三倍的补给，另外大军团移动缓慢，致使战争时间更长，届时，秦国的花费将是巨大的，秦国为此消耗的财政支出将是天文数字。所以，秦王嬴政从国家的整体效率考虑，决定采用李信的意见。
这样，秦国灭楚灭魏的行动可以同时进行，前225年，王贲率军水淹大梁，魏国灭亡。而如果按照王翦的计划，这两次行动就得分开进行，此时的秦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志得意满的秦王嬴政不会想到自己的面前还会有任何阻力，所以，他采用李信的意见也在情理之中。
一、秦楚大战一番棋
（一）战争过程
前226年，李信、蒙恬率领秦军二十万，开始进攻楚国。
前225年，李信在平舆（河南驻马店市平舆北）见图1，蒙恬在寝（安徽阜阳临泉）见图1，分别打败楚国军队。接着，李信又攻克鄢郢见图1，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阳。鄢指的是鄢陵（安陵），郢曾经是楚国国都，后来为了躲避秦国军队的直接威胁，楚国将都城南迁至寿春（安徽淮南市附近）见图1。总体来说，秦军前期的行动比较顺利。
随后，李信前往城父（安徽亳州市）见图1与蒙恬会合，令人没想到的是秦军在此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资治通鉴》记载：“楚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败李信，入两壁，杀七都尉；李信奔还”。这段话大致意思就是：楚军尾随秦军到达城父，趁秦军不备，偷袭得手，秦军因此伤亡较重，撤回。
（二）秦军失利的真正原因
要想搞清楚秦军失利的真正原因，我们从需要从这三个问题入手：第一，李信在攻下平舆之后，为何又转头北上攻打鄢郢呢？按正常逻辑来说，秦军一定是先平定北部的鄢郢，再向南攻打平舆和寝。第二，尾随李信的楚军从哪里来的。之前，秦军屡战屡胜，楚军应该早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为何还有数量庞大且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呢？第三，李信也算秦将中的佼佼者，为何对尾随自己的敌军毫无防备，秦军情报工作怎么做的？
先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前226年，新郑发生反秦叛乱，秦国昌平君负责处理此次平叛，并将韩国国君迁到郢陈，这说明鄢郢地区此时在秦军控制之下。
可是后来，做为秦国重臣的昌平君又在楚军大将项燕的扶持下，做了几年末代楚王，这又怎么解释呢？
所以结论是：昌平君在平定新郑的叛乱之后，正赶上秦军进攻楚国，于是，他与楚国大将项燕合作，在鄢郢策划了一次反秦政变。
史料没有详细记载昌平君叛乱的经过，可能这是秦王嬴政身上的一块痛处，不愿意留下记录。昌平君一直在秦国任职，并在平定嫪毐叛乱时，立下大功，深得秦王信任，要知道，为自己亲信的人所背叛，这是一种耻辱。
不过，昌平君本身是楚国王室后裔，由于各种原因留在秦国，如果他能够接受秦国的政治体制，荣华富贵也不会少，但他还是选择追随贵族后裔的内心，最后兵败自杀。
那么，第一个问题的解释就是：李信回头攻打鄢郢的原因是为了平定昌平君的叛乱，此时秦军的后路被抄，这是非常危险的。《资治通鉴》记载：“信又攻鄢郢，破之”，说明鄢郢曾经是秦国的，由于种种原因丢失了，现在又重新被夺回来了，而丢失的原因就是昌平君背叛秦国。
自然，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明显了，楚军从哪里来的？这部分楚军就是以昌平君的反秦军队为主，又聚拢了前期被打散的楚军，组合而成。
第三个问题，李信不知道有楚军尾随吗？本文认为李信知道有一定数量的楚军在该地区存在，一方面李信可能会有些轻敌，之前楚军屡战屡败，李信不认为他们敢主动找秦军决战；另一方面李信此时有点骑虎难下，兵力不足的问题出现了，李信、蒙恬勇猛非凡连下数城，但攻城、守地都要耗费一定兵力，所以，在城父的时候，秦军兵力可能不会超过十五万，并且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昌平君和项燕的楚军主力以逸待劳，之前也没有太大消耗，退出鄢陵也是战略性撤退，此时楚军集结在城父的兵力可能已经超过李信军队的数量。此消彼长，失败的种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孕育而成了。
这样看，李信方案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昌平君的叛乱，这是由于意外造成的。但是，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在秦国新占领的土地上，抗秦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光是楚国，其他诸侯国的王室成员以及大贵族们总在不停地组织各种反抗行动。而楚国离秦国本土较远，在征楚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概率最大，因为秦军必须要经过刚刚征服的韩、赵、魏、燕等诸侯国，才能直接攻击楚国；而且楚国国土面积广大，秦军对其地形也不甚熟悉，很容易在运动战中被楚军找到漏洞给予痛击！所以，讨伐楚国，重要的不是作战，而是控制，军事、政治等全方位的控制！王翦计划动用六十万军队，预计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也应是用于控制局面，包括对秦军新占领土地的控制，以及对交通补给线等方面的控制。
二、秦楚大战二番棋
（一）王翦的贪财理论
第一次征楚行动失败，秦王嬴政不得不冷静下来，转而采用王翦的稳健方案。在王翦出征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秦王嬴政在霸上给王翦以及六十万大军送行时，王翦请求秦王赏赐给他很多良田豪宅。秦王不解：你王翦还担心以后生活贫困吗？王翦回答：我做为大王您的将领，即使立下战功，也不能封侯，所以趁着大王您现在看重我，请求赏赐田宅，好为子孙留下产业。秦王听后哈哈大笑。
后来，王翦在征楚战争的过程中，多次派遣使者向秦王请求赏赐。有人就对王翦说：您这样向大王讨要东西，也太过分了吧。结果王翦回答道：非也！我们的大王心性粗暴而多猜忌，现在他将秦国全部军队交给我，我若不表现出贪图赏赐为子孙谋福利的样子，大王反而会对我怀疑。
上述内容选在《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这段典故的意义是给历朝历代的贪官污吏找到理论依据：贪官贪污受贿并不是出于本心呀！一切都是为了让领导放心，贪的越多表明自己越忠心。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对历史上的篡权者做一下粗略的统计，会发现，很少有清廉之士会做出谋朝篡位之举。有人会说“清廉仁义之举能够收买人心，所以对统治者来说很危险”。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其实这很好解释，对篡权者来说，财富和权力才是收买人心最好的工具。所谓篡权，就是在体制内完成权力更替，而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合体，成功的篡权者一定是对体制内的利益做出最好分配的人。要知道，清廉之士既无聚敛财富方面的优势，也没有权力分配方面的优势，在体制内，清廉之士是非常孤独的，他毫无成为篡权者的潜质。
所以，《史记 白起王翦列传》所述王翦的理论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君主，不管他是心胸宽广还是喜爱猜忌的，都不会因为一个人贪财而认为此人是忠心耿耿的。另外，王翦说自己做为秦王的将领，终究无法封侯。这是什么逻辑？不懂！秦国采用二十级军功制，排名一、二位分别是彻侯和关内侯，王翦是灭赵、灭燕、灭楚的主要功臣，战功数一数二，除非秦国设置这两个侯爵的爵位做为摆设，否则，王翦不能封侯那谁还有资格封侯呢？这样看，《史记》也不可尽信。
（二）王翦的取胜之道
王翦大军抵达平舆，而楚国倾全国兵力要与秦军决战。但王翦下令坚守营寨，坚决不准出战，并且给予士兵很好的待遇。这样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王翦派人打听军中士兵都在干什么，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大家都在玩投石、跳跃游戏。王翦一听，说道：这样的军队可以作战了。
楚军由于一直没能与秦军交战，便挥师东去了。这次是王翦率领秦军尾随楚军，趁楚军不备，对其发动突袭，大败楚军，并追击楚军残余直至蕲县（安徽宿州南）见图2之南，斩杀楚国大将项燕，楚军于是全面溃败，秦军一路所向披靡。
为了更好了解此次战役，本文就以下三个问题展开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王翦大军为何要坚守营寨，而没有主动进攻？
回答：前面已经分析过，王翦六十万大军，一半以上应该用于控制局面，分布在不同战略要地，不可能全部聚集在两军前线，因此，在前线对峙的秦楚双方军队数量相当。况且秦军刚刚战败，士气低迷，而楚军刚刚取胜，士气高涨，因此，王翦首先要稳固防守，观察对手的状况再伺机行动，这是稳健老成的做法。
第二，士兵玩投石、跳跃游戏与他们可以作战有什么关系？
回答：这里面有心理暗示的作用，王翦做为主帅，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调动大家的士气，他说“这样士兵可以作战”，也是增强秦军士兵自信的一种方式；同时，这也可以看出此时秦军心态很放松，已经走出前期失败的阴影，秦军士兵精力过剩，战斗状态已经调整到最佳。
第三，楚军为何要撤退，怎么没有防备秦军的尾随呢？
回答：从常理来说，楚军不怕拖延，秦军人数数倍于楚军，耗费巨大，拖延时间一长，被动的是秦国。楚军会担心什么呢？楚军担心被合围，秦军六十万大军，迟迟不与自己决战，楚军将领自然会联想秦军的意图，而王翦也不会任由六十万大军固定在某几个地方，会不时进行军队调动，可以说是疑兵，也可以说是为合围楚军做准备。如果真让秦军完成包围，那楚军就成了饺子馅，任由秦军品尝。楚军撤退，一定是意识到了危险。
另外，本文不认为是由于楚军大意，被尾随的秦军偷袭而战败的。其实，根本原因就是秦楚两军实力差距太大，楚军继续留在原地也好，运动撤退也罢，至于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秦军的尾随，这都不重要，失败的命运不可避免，因为秦军对楚军的优势是碾压式，非人力所能扭转。
前223年，王翦、蒙武俘虏楚国国君芈负刍，秦国在楚地设置郡县见图3进行管理。
前222年，王翦继续向南进攻，降服百越之君，设置会稽郡见图3。这样，安徽、江苏、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南方诸省由此开始逐渐纳入大中华圈，江南之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强。

松柏之间齐国亡 繁华之地几魍魉

要想分析清楚齐国的问题，还得从齐襄王去世说起。
前264年，齐襄王去世，他的儿子田建即位，但是齐国的国家大事都由田建的母亲君王后决断，这位君王后就是《齐燕大战系列》中的太史敫之女。君王后主政齐国期间，奉行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尽量不与诸侯结盟，尽量不参与诸侯之间的争斗，所以，齐王建在位四十余年，齐国没有经历过较大规模的战事，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君王后死于齐王建十六年，那就是在前249年左右，君王后“垂帘听政”的十六年中，发生最大的国际事件就是“上党战役”。上党战役的经过、影响前面已经讲述，不再赘述。本文要说的是齐国在这场战役中的角色，以及分析齐国采取相关策略的背景、原因。
在前面讲述上党战役时，有这样一个细节：赵国向齐国借粮，而齐国没有借，接着赵国用赵括更换廉颇，然后就有了著名的长平之战。在上党战役第三季中，本文已经分析：赵国在长平决战中失利的根本原因是缺粮，不是粮道被断，而是根本就无粮可运！缺粮也是赵国放弃廉颇的保守策略而采取进攻策略的原因。这样看，粮草问题就成为上党战役的关键因素。
那么，为何齐国没有支援赵国抗秦呢？本文认为这里面有现实原因，也有理念因素。上党战役时，秦国占有优势，但赵国的军事力量也不弱，如果赵国胜，进而实力大增，对齐国而言，是喜还是忧呢？秦国强，暂时威胁不到齐国，因为中间隔着各大诸侯国；而赵国强，齐国可能就会面临赵国的直接威胁了，这是现实因素。理念因素又是什么呢？之前，本文对赵国占有上党一事做了自己的评价，认为赵国应该帮助和支持上党郡的全体人民来抵抗秦国，充分调动上党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不应大包大揽，毫无顾忌接受整个上党郡。因为这样一来，赵国君臣就把自己贪婪的本性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诸侯们也就不会那么愿意帮助你，大家会觉得：失利，恶果可能大家分担，而胜利了，好处都是你的。
所以，如果赵国能够以公义之心帮助上党，自然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赵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那时再听取上党地区人们的意见，局面自然不同。所以，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这就是所谓的高度！这样看，齐国在上党战役中没有帮助赵国，似乎也无可厚非。
秦赵上党战役，距离秦国灭齐国还有四十年，谁也没有办法预测在这四十年之中都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况且，齐国如果能够自强，四十年的时间足够用。所以，齐国被灭国，与它没有在上党战役中给赵国粮草关系不大，与它不参加合纵关系也不大，问题在于齐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态无法支撑它成为一个强国（详细分析见《齐燕大战之乐毅田单高手对决篇(一）》，齐国的确是一个繁荣富裕的诸侯国，但是在列强争霸的大环境下，它注定不是最后的赢家。
后来，齐国的君王后病重，在弥留之际，她告诉齐王建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用，齐王建想把名字写下来，等拿来笔墨时，君王后却说已经忘记了。君王后去世后，后胜担任齐国国相，后胜大肆收受秦国贿赂，为秦国的利益而游说齐王建，并打击齐国政坛敌视秦国的派系。当有齐国的宾客到秦国访问时，秦国也贿赂这些人，这样，在齐王建身边充斥着大量的秦国代理人。
五国灭亡之后，齐王建曾经打算到咸阳朝拜秦王嬴政，齐国雍门司马劝谏：齐国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君主自己呢？齐王说是为了国家，雍门司马说道：既然为了国家，那您为何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到秦国去呢？齐王建听后便返回了王宫。
不久，齐国即墨大夫也来提规划和建议，大致内容：第一，齐国国土辽阔达数千里，军队数百万，实力强盛。第二，韩、赵、魏、楚等诸侯贵族不愿意接受秦国统治而逃亡到阿城和甄城的有数百人，齐国提供给他们百万士兵，让他们收复故土，秦国就会有大麻烦。第三，如此以来，秦国必定可灭，齐国必将可保。但齐王建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那么，即墨大夫这一方案究竟如何呢？本文认为该方案基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试想：当初五国没有灭亡的时候，他们既有土地又有人口，在那五国贵族集团兵强马壮之际，都没有抵挡住秦军攻击，如今只是落难一族，凭什么就能反击成功？还有，即墨大夫说齐国能够动员数百万士兵，既然有这么多善战的士兵，又何必麻烦五国的逃难贵族，难道是齐国自己的将领不行？即墨大夫的策略前后矛盾，不切实际。
其实，齐国贵族集团还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秦国一统六国，是制度的胜利，分配体系的胜利！齐国贵族们想依靠陈旧的模式是无法战胜秦军的，如果真是为了齐国全体人民，就将社会制度变革的比秦国还优秀，还彻底，只有上下一心，才能同仇敌忾。
一般来说，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就可能会有一个弱势的儿子，齐王建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也不是一个贪婪、残酷的暴君，他只是想追求一个贵族公子哥的优质生活而已。齐国雍门司马和即墨大夫代表了齐国传统贵族集团的意见，齐王建想归顺秦王，但被雍门司马以“为社稷立王”的原因阻止，可以看出，齐国的贵族集团与他们君主的意见分歧很大，这也说明了齐王建基本被架空，齐国的贵族集团瓜分了君主的大部分权力。
归顺秦国，齐王建将会失去齐王的名份，不过，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齐王的头衔，只要他的生活标准不降低太多，齐王建就可以满足了。而掌握实权的齐国贵族大佬们可就不愿意了，因为他们才是齐国的主人！
另外，把齐国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后胜，也不太厚道。追究后胜的责任，主要是说他接受秦国的贿赂，没有参加对秦的合纵，要知道，秦国的远交近攻政策，是在范雎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多少年来，齐国一直遵循与秦国交好的政策，怎么能把这些责任统统归罪于后胜。实际上，远交近攻策略对秦、齐来说，机会都是均等的，关键是自己如何发展，给了你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你没有充分利用，没有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齐国整个贵族阶层都有责任，不要怨天尤人。
前221年，秦国大将王贲率军从燕国进攻齐国，直取临淄，齐国人没有进行抵抗，齐国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下被灭国了。
秦王嬴政许诺封给齐王建五百里土地，齐王建便投降了，其实，齐王早就想投降了。《战国策》记载：秦王将齐王建封到共地，安置在松柏之间，可是最终却将齐王建饿死在那里。借以暗喻秦王不讲信用，残忍无道。
本文对此条记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为什么？因为做一件事情，必然会有动机，但我们找不到秦王嬴政饿死齐王建的动机，齐王建在思想上、行为上，由内而外的对秦国表示臣服，这是毋庸置疑的，齐王建对秦国的统治没有任何威胁。而且齐王建也很配合秦国的行动，没有造成秦、齐两国人民的流血冲突，秦王和秦国军队也不会怨恨他，秦王嬴政对其他五国的贵族集团都没有大肆屠戮，就更没有杀害和羞辱齐王建动机了。估计这些记载都是齐国的遗老遗少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牵强附会而成。

功过褒贬胜者为王 探本溯源纲举目张

秦统一六国，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做出不同的评价，既有“一朝灭六国，功业盖穹苍”的褒奖，也有“秦皇何事苦苍生”的质疑。本文尽量以客观的态度来主观的分析秦国一统天下之根本原因。
其实，在之前的很多章节中，我们已经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说得最多就是秦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制度的胜利，那么，这一观点能够完全概括此问题吗？又应该怎么理解呢？对此，本文将其分解为三个子问题，以便更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这一课题。
问题一：秦国统一天下，除了制度的原因，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当然有，在《对大秦帝国崛起的深入分析》一文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包括：
技术优势，秦人擅长饲养马匹和驾驶战车，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两项技术绝对是军事领域内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当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这里的战车都是以马做为动力，所以，谁的马匹数量多，谁能将战车操控的更好，谁就占优势，由此，秦国人的军事能力始终比较强大。
民族性格，秦人除了具备尚武顽强的遗传基因外，又加入了淳朴与厚重的周人遗风。周王室东迁以后，周平王把将岐山以西的土地封给了秦国人。不过，那时候的关中地区已是一片乱局，游牧民族势力、周朝遗民势力、秦国势力交织在一起，周王室的承诺更像一张空头支票，可是，秦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支票兑现，最终拥有了西周先祖旧地，并接收了一部分周朝遗民，这样，淳朴厚重的西周民风也对秦国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这样的风气将会加强一个组织的耐力和韧性，最后，必将奠定一个强者的人文环境。
地理位置，秦国位于祖国西部，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它的确有些穷乡僻壤、地广人稀，但这也成为一个优势，经济不够发达，就是它不会成为别人垂涎的对象；位置偏僻，强邻就少，避免了过多的纠纷，这使得秦国在起步阶段能够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缘优势。
上天眷顾，秦献公以来，大部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寿命都比较长，政治素质也很高，也许是秦献公的基因质量更好一些？秦献公在位二十四年，迁都栎阳，改革陋习，借鉴魏国经验，巩固本派系统治力量，为他的儿子秦孝公的顺利继位打下基础。秦孝公在位也是二十四年，坚定支持商鞅变法，奠定秦国强盛的基础；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对内巩固变法成果，对外大肆攻城拔寨；秦昭襄王更不用说，在位五十六年，也是秦国奠定统一天下基础辉煌时代；期间，只有秦武王和秦庄襄王（秦孝文王忽略不计，只在位三天）在位时间较短，不过，他们也都是一世英主（见《英勇君主秦武王》和《秦庄襄王的历史功绩》），秦国君主稳定就能保障政局稳定，政策的延续性好；秦国君主政治素质优秀就能使得执政效果好，团队执行力高。这不是一个、两个君主如此，一百三十多年都是如此，难道不是上天的眷顾吗？
问题二：为何秦国政治改革就能比较彻底，而其他诸侯没有做到呢？
在战国初期，除了军事，秦国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其他诸侯国，不要以为落后就意味着一无是处，落后也有它的好处，需要辩证的看待它。
首先，落后具备着后发优势，它能够借鉴别人的经验，反而能够少走弯路。在商鞅变法之前，魏国、楚国也先后进行了政治改革，魏国变革比较成功，国力迅速壮大，疆域也是空前辽阔。但是，在魏文侯死后，魏国的政治开始慢慢偏离正确轨道，强军政治所带来的财政问题也在逐渐凸显，这些都可以做为经验教训供商鞅（商鞅曾在魏国工作很长时间）参考。
楚国改革的主导者也是一位来自魏国的高官-吴起，楚国改革很快就失败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太早，改革还没未见成果，楚悼王一死，反对派就把吴起杀掉了。另外，吴起改革过于激进也是一个问题，得罪的权贵太多，无形中也给自己工作造成障碍，这也是商鞅可以吸取的一个教训。很多人说商鞅改革大刀阔斧，损害了秦国权贵阶层，比吴起更甚，因此贵族对其恨之入骨，才有了他悲剧的结局。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在变法初期，商鞅做了很多迂回的手段，他是在渐进地改变原有体制（详见《对大秦帝国崛起的深入分析》）。
其次，落后也意味着思想负担更轻，变革的决心更大。这很好理解，俗语说“光脚不怕穿鞋”，就是这个道理，秦国已经很落后了，还有什么害怕失去的呢？所以，秦孝公和支持他的改革派就会义无反顾坚持下去。
最后，落后有时也会让人们的进取心更强。当然，很多人被逆境压垮，可也有很多人在困境中涅槃，不可一概而论。秦人勇猛顽强，淳朴有韧性，只会重生，不会消亡！
问题三：秦国的政治制度是怎样促使秦国的胜利呢？
这也是本章的核心问题。之前，我们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政治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社会发展效率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完美平衡，哪一种政治制度更适合实现这一目的，该种政治制度就是科学的，富有竞争力的。当然，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就是说人类社会一直在发展变化之中，一千年前的制度在当时是科学的，但在现在可能就是落后，而当前所谓科学的政治制度一百年后可能就成为反面教材。
那么，战国时期的社会状态怎样的呢？贵族分封制度又是怎样破坏效率与分配的平衡呢？秦国政治制度为何就能够比贵族分封制度更好的完成这一平衡呢？且看下文分析：
首先，要想分析清楚战国时期的社会状态，还要追溯到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是怎样开始出现裂痕了。
周公姬旦平定管蔡之乱以后，西周的分封制度稳定下来，可是，裂痕就是在看似稳定的状态下开始发展的。西周的分封制度虽然有很明确的等级关系，但彼此之间还是属于松散管理，各诸侯都有很大的自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出现分化，发展好的诸侯可能会越来越强，它们扩张的欲望也随着增大。但是，分封制度严格规定了每个等级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在该制度下的分配方式抑制了社会的自由发展，这就是资源分配方式与发展效率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周昭王死于汉水、八年“共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详见《大周王朝黯然落幕 是非功过任由评述》，都是这种斗争的具体体现。最后，西周模式的分封体系遭到破坏，“礼崩乐坏，王命不从”，社会进入诸侯相继称霸的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又出现新的变化，这次是由于技术进步的引起的，就是“牛耕与铁器”的普遍应用。这两项技术能够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可能过去二人的贡献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会带来两个影响：一是底层民众对自己会有更大的价值认同感，我们从反应西周初期的《诗经 周颂·噫嘻》到春秋时期的《诗经 魏风 硕鼠》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噫嘻》描述周成王同普通民众一起喜获丰收的愉快场景，而《硕鼠》描写普通民众对贵族阶级占有大量资源表示严重不满，他们认为这些谷物粮食都是自己劳动所得，凭什么大部分都让贵族老爷们占有呢？二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能够解放大量的脱产劳动者，这些脱产的劳动者除了从事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外，还有进入军队服役的，还有因为掌握一定文化知识而进入政治领域的，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在增强，他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在一天一天的增加，他们对政治的参与热情逐渐高涨，他们在一点一点改变着这个世界。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状态。
其次，让我们看一下在战国时期贵族分封制度又是怎样破坏效率与分配的平衡。如果说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只是贵族阶级内部对分配体系不满的体现，那么，战国时期的混战与征伐则是普通民众对整个贵族分封分配体系不满的体现。普通民众的不满同当初各强势诸侯对僵化的分封体系不满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自己创造的与实际分配到手的社会财富不成比例，而他们掌握着技术和工具（至少使用工具），当他们认为自己不必非得依靠原有体制才能生存时，旧体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随着这种变化的力量持续不断的堆积，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原有社会制度不断受到冲击、社会秩序混乱、战争频繁。当然，贵族阶层不会坐视不管，但越是压迫反抗越强，这是必然规律。这就是战国时期分配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与斗争。
最后，要说到本质问题了，就是秦国政治制度为何就能够比贵族分封制度更好的完成这一平衡。当技术进步而引发普通民众觉醒之时，也正赶上诸侯争霸之际，贵族阶层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在这样的压力下，有些贵族阶层思维超前，比如魏国国君魏文侯，认为应该顺应时代潮流，以奖赏的方式鼓励普通民众耕种，鼓励这些人参加军事行动，按军功大小给予赏赐，有些人还可以进入上层社会。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魏国迅速成为战国第一强国。
魏国的成功起到了示范效应，引起诸侯效仿。不过，先行者一般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第一个改革者大都没有经验，所以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政策体系也不是很完善。可是，魏国改革成功而一时雄霸诸侯，即使有些制度性的问题显现出来，但毕竟还是强者，自我感觉不错，所以不愿意改变，当问题积累的比较严重了，再想改变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得了。
而秦国借鉴的了魏、楚的经验教训，在制度设计上更加完善，在心理准备上更加坚定，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比如，秦国制定的奖励耕战制度，对于贵族和平民都是一视同仁，而魏国就不是那么彻底，魏文侯攻下中山国后，把它分给了自己的儿子，说明魏文侯的内心是有着很深的传统贵族分封思想，尽管他已经是一位很了不起改革家；商鞅变法实行保甲连坐制，改变以前松散的管理方式，将所有民众都纳入大政府的管理框架下。诸如此类，等等。详见《对大秦帝国崛起的深入分析》。
可能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认为秦国是暴政，怎么可能是解决分配与效率失衡的良政呢？秦国的制度的确很严苛，但是在名义上是公平的，就是说贵族与平民都适用同一套法律。在贵族分封体系下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在分封体系的制度设计上，贵族与平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如此比较，秦政是暴还是不暴呢？另外，普通民众在道德品质上肯定是有很大不足的，认知能力也是千差万别，如果突然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同样给社会体系带来巨大冲击，所以制度严苛、管理严厉，在一定时期是合理的。总之，千条万条终归为一条，尽管很多人（大都是传统贵族）讨厌秦国政治制度，但更多人喜欢秦国政治制度（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命运的普通民众），这就是秦国政治制度胜利的根本原因。当然，秦国统治者推行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强化本组织的管理权力和扩张能力，他们不是底层民众的“解放者”，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矛盾而有趣的地方，也许这就叫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吧！
那么，为何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度成为松散的、金字塔式的分封体系的替代者，而不是另外一种体制，比如议会选举体制（古罗马）？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历史因素。自夏、商、周以来，整个中原文化圈的权力和财富都是依靠血亲继承方式来传承，人们头脑中没有选举概念。第二，地理因素。中华大地虽然也有很多山脉高原阻隔，但总体来说地势不算险要，气候差别不大，各地域之间交流比较方便，促使每个政治体都有扩大控制区域的欲望和能力，而中央集权体制对于扩张类型的政治组织来说，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