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前言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此句出自：《孟子•告子下》
全句意为：所以上天将要安排重大使命在这个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受到煎熬,使他的筋骨受尽劳累,使他经受感受饥饿,使他身体空虚,使他做事错乱不如意，从而使他心理承受震动、性格变得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干。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领会亚圣的教诲，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千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落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从而培养了一大批担负“大任”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批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是怎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呢？本书选编了一些资料供读者参阅。
1、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
1966年文 化 大 革 命开始以后，红 卫 兵运动如火如荼，学校既没有招收新生，又没有及时地组织毕业生升学、就业，而是一直狂热地鼓动学生们在学校内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特别是1968年的夏季，全国三十个省市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进入“从大乱到大治”的阶段，不再需要红 卫 兵冲锋陷阵搞“大乱”了。10月14日，中 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6、67、68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了学校，怎么落实复课闹革命！
这时候，国家必须就几百万老三届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出路尽快作出决定：怎么办？毛 泽 东想出了个好办法：把这些“革命小将”安置到农场或是农村，让他们在那里扎根落户。
1968年12月22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 卫 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百万“革命小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满怀革命豪情来到边远荒凉的农场和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迎接他们的却是无尽的贫困、凌辱和苦难。

2、16岁的城市孩子落户农村
我是七七年初下乡的，虽说七六年毛主席已死，华国锋变成了华主席，但中国的一切还在沿着老毛在世时的轨迹运行着。对于我和我的中学同学来说，毕业后除了下乡插队，好像并没有其它的选择。而且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进行了十年，家家都有孩子在农村，插队落户成了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也就茫然地在学校报了上山下乡的名，等着出发的那一天。
我的哥哥姐姐当时都在农村，姐姐已经下去五年多了，按年头好像招工也快该轮到她们这批了。不过当时知青招工竞争得很厉害，谁能拿到招工名额，谁能分回兰州，有一份好工作，很大的部分和父母的权势和关系有关。而我的父母都是被打倒的臭老九，又不会去求人走后门，完全帮不上忙，只有靠姐姐自己在农村努力了。哥哥也已经插队两年，如今又轮到了我。
临走前母亲一边默默地为我准备行李，一边忍不住背着我偷偷地抹眼泪。想着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农村，而且天各一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她身边，怎能不让她这个当母亲的伤心难过。从她看着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份伤痛，能感受到她因为不能帮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家下乡，插队远行，对自己的自责和痛苦。
那个年代，楼院的大人们晚上聚在一起，谈论的大都是从各个渠道听来的知青政策的可能改变和从各个知青点传回来的小道消息。当时上山下乡已经进行了十年，由于看不到希望的前途和不能掌控的命运，很多知青在想家、空虚、苦闷中挣扎。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有人在抽烟喝酒中麻醉自己；也有知青在那孤独无助的生活中谈恋爱、找朋友，以寻找彼此的安慰；而为了争取那难得的上调名额，也有知青在知青点里勾心斗角，反目成仇。
随着上山下乡涉及的知青人数和家庭越来越多，那传回城里的坏消息也越来越多。从有的知青熬不过那苦闷的日子自杀，到有女孩在农村谈恋爱怀孕偷偷回城里来打胎；从有的知青点打群架致残，到普遍存在的知青抽烟喝酒……这些时时传回来的坏消息，让城里这些知青的父母们格外地挂牵着那些下到农村去的孩子们，成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
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父母和我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他们对我说，“你才十六岁，就要离开父母，去农村独自闯荡了。从今以后再苦再难，一切就都要靠你自己来应付。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比家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希望你能学会知足常乐，多和那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比。作为副点长，和点里的知青们一定要搞好关系，多忍让一点。想家了就给我们写信，有什么事多和大家商量，千万不要把郁闷憋在心里。不管日子有多苦，都不要放弃心中的希望。千万不要学着抽烟喝酒，也不许谈恋爱。相信我们，这种状况终有一天会改变的。”
就这样带着他们的叮咛和嘱咐我来到了农村。刚下乡时，除了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每天的强体力劳动让我难以适应，最难受的还是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前途的不确定。那时的知青政策变幻无常，没人知道我们会在农村呆多长，住多久。那没有希望的明天，让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只有麻木自己，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
我们村子没电，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寂静无声，真不知该做些什么。那时候真想家啊，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坐在黑暗中想着远方的家，互相聊着以前在城里的那些趣事，想父母在家里正在做着什么。想家想的厉害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常常是一个女生的眼泪就能把我们大家都惹得伤心一场。那时也常常给家里写信，在煤油灯下记日记。不管是点里谁接到了家里的来信，都会念了一遍又一遍，希望从中找到一星半点知青政策改变的消息。
有时我们晚上实在无聊，会到村东头的老知青点去串门。他们已在村里呆了两年，那种失望沮丧的情绪比我们更厉害。除了教我们怎样适应农村生活，也把很多当时老知青的坏习惯传给我们。我们点的男生们很快也都学会了抽烟，没钱买好烟就和当地农民一样自己买些便宜的烟叶子卷烟抽。有时大家也会凑钱买点白酒，就那么干喝，喝个一醉方休。
晚上无事我们常常在月光下随着飞的口琴声一起唱歌，唱那些过去的老歌，和刚刚学会在当时的知青中流传很广的知青歌曲。这些知青歌曲大都曲调凄凉，歌词也都悲观伤感，让人唱的伤心落泪。记得有一首《火车呀火车你慢些走》，这样唱道：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让我再看一看远走的朋友。带泪的双手，挥也挥不够，火车一声长笛寂寞就上心头，寂寞就上心头。”
“火车呀火车慢些走，让我再看一看亲爱的朋友。满肚的心里话，说也说不够，火车一声长笛　我们就分了手，我们就分了手。”

当时在我们西北的知青中，大家唱得最多的还有这首《黄土坡》。歌词写道：

茫茫的黄土坡
幽幽岁月过
孤独的老知青
命运太蹉跎
走不完的人生路哟
翻不完的山坡坡
又上洒下泪几颗
成了一首歌
啊哈啊哈啊哈啊哈
千呼万唤想又想
梦想有几多
希望失望有几多
梦想有几多
希望失望有几多

茫茫的黄土坡
幽幽岁月过
孤独的老知青
命运太蹉跎
孤独的老知青
要把心中的太阳过
孤独的异乡人
要把心中的太阳过

虽说大家都很苦闷，也不知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但仍然和村里的农民一起，过着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收工的生活。 一天我们正在苞谷地里锄草，常驻公社的知青带队干部匆匆赶来，把红从地里叫走。从他那严肃的面孔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工后赶紧跑回知青点，看到红正在那里低头整理行包，准备回家。一看到我们，红哇的一声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还喊着“姐姐，姐姐啊，你死得好惨……”
原来在另一个山区插队的红的姐姐娟，坐着生产队的拖拉机到公社去办事，山路上拖拉机翻了，压在拖拉机底下的娟当场就断了气。一个不到２０岁，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就这样离开了人间。我们和娟从小在一个大院长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听到她就这样死了，我们都惊呆了。也忍不住和红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第二天红就走了去参加她姐姐的葬礼，听说在葬礼上她母亲哭得昏死过去，而且后来很长时间都悲伤过度，精神不太正常。单位为了照顾她家里，很快就把红抽回兰州到她父亲的单位做了工人。她是我们知青点第一个回城的，不过，是用她姐姐的死作了代价。
娟的事让我想了很多，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欢蹦乱跳的年轻人可以就这样转瞬间从人间消失，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的死是那么的突然，那样的不幸，又是那样的不值得。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她怎么会就这样突然离去，死在这异乡。而她的命运，也完全有可能落在我们头上啊。送红走后，我们知青点很长时间都没有了笑声。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熬着，下乡半年后有一天我接到了家里一封厚厚的来信。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妈妈告诉我，姐姐终于被招工了，不过没有回到兰州，而是招到白银的铝制品厂当工人。听说那是一个建在在山里的三线工厂，说是上调，等于从农村当农民调到大山里面去当工人。姐姐不太想去，她一直盼望着能抽回兰州，回到父母身边。不过知青办的人说，如果不去，就等于自动放弃招工名额，以后再也不会考虑她了。所以姐姐虽是千百般的不愿意，最后也不得不服从分配，先去报到再说。看到这里，我真不知道是该为姐姐高兴，还是难过。 信写到这里，信纸上的字突然变得模糊不清了，妈妈写道：“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哥突然被知青办的人强送回来了。说他在知青点里整天自言自语，觉得有人要迫害他，狂躁起来还会砸东西、打人，像个疯子一样。回到兰州后，他在家里也是又哭又闹，几个人都制不住他，不得已，只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医生说他属于狂燥型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上电休克疗法。每次看到他们强制性地给他上电休克治疗，以及治疗后他那傻呆呆地模样，我的心都要碎了……”看到这里我的头轰得一下，眼前模糊一片。“哥哥疯了，怎么会？过年探亲回家时他不还是谈笑风生，好好的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我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但那白纸黑字就躺在那里，我又怎能把它当成幻觉。
妈妈在信尾嘱咐我，“不用回家，回来也帮不上忙。也不要太牵挂家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已经承受不了更多的坏消息了……”
我拿着那封信，呆呆地坐在那里，泪水禁不住流下脸颊。哥哥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从小学习一直不错，父母对他格外钟爱，我知道如果他真疯了对我父母的打击会有多大。从那一刻起我对家里格外地牵挂，生怕妈妈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听到我哥哥的坏消息，点里的人都对我格外关心照顾。他们安慰我说：“我哥哥只是暂时想不开，思想上受到了刺激。只要治疗及时，以后会恢复正常的”。这也是我当时心中最大的愿望，希望再见面时那个神气的哥哥能再次出现在我眼前。
一直到第二年的春节过年回家探亲，我才又见到了我哥。他已经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需要长期服用抗狂躁药治疗。而那药物让他失去了原有的神气，变得傻呆呆的。一天到晚都蹲在墙角，自言自语着什么。家里也曾试着给他减少药量，但每次药减到一定量，他就又会烦躁闹事，搅得家里鸡犬不宁。我们曾找一切可能的医疗条件给他治病，也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他有一天能恢复正常。但这一切都只能是梦想，妈妈也跟着他流了几十年的眼泪……
就这样哥哥从插队到今天疯傻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工作，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么多年来，是我的父母和我们姐妹们一直在经济上、生活上维持着照顾着他的生活。可是下乡前，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神气活现的小伙子啊。我知道哥哥的遭遇只是那千千万万知青中的一个小小缩影，像他和娟这样在这场运动中致死，致残的，还会有很多，很多……
让人气愤的是，哥哥疯了以后被中途病退回城居然还要占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能够留城的指标，最后我妹妹也不得不被迫下乡。所以我们家四个孩子都插过队，当过知青，无一幸免。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找到哥哥变疯的原因，希望找到那个把他从正常人逼疯的诱因。我和他们知青点的人详细地谈过，一起回忆过当时的一些细节。除了他下乡的地方是甘肃最穷的地方之一，当地严重缺水，人畜的饮水只能依靠村里挖的大水窖积攒的雨水过活；除了他们知青点不太团结，下去不久大家就都分灶做饭，自顾自以外，我还真找不到什么特殊的打击或诱因。记得他们知青点的一位老大哥对我说，“你哥变疯没什么奇怪，也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打击，在那种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没有希望、看不到前途的日子里，我也快疯了。”想想他说的也对，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没有前途的明天，是当时的知青生活中最压抑，最难以忍受的部分。而这些又造成了多少悲剧……
记得一个知青在她的知青回忆里说：“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

3、下乡的回忆
一、下 乡
1968年9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一起踏上征程，下乡到辽宁省北部的一个农村，成了一名知青。
离家的那天清晨，哥哥和妹妹送她去学校（爸爸在外地，属于被打倒的当权派不能回家；妈妈患高血压，病休在家，只把她送到房门口）。走在路上遇到一个同路的中年妇女，一看见哥哥自行车后座上驮着的行李，就忙不迭地问：“你们这是送下乡的呀？谁下乡啊？”她回答说“我。”那妇女看着她，眼里涌出泪水，边追着她一起走，边絮絮叨叨地叮嘱她：“孩子，到那边好好干，别想家，多给你爸你妈写信啊！......”
“她家一定有下乡的儿女.”对此她深信不移。“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她一边慨叹，一边又有些不以为然：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又不是下地狱，何至于如此？
来到学校的操场，耳听得锣鼓喧天，满眼的红旗招展。操场上一溜大卡车，车护栏上绑着彩旗，贴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等大标语，到处是要下乡的同学和他们的亲友。哥哥把她的行李放上汽车，她上车的时候，妹妹一低头，哭了起来，哥哥见了，忙笑着说妹妹：“你看你，怎么这样啊！”也许是怕妹妹影响了她的情绪吧，没等车开，哥哥和她简单道个别，就把妹妹领走了。
在沈阳站，她和同学们登上了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他们下乡的地方虽然属于辽宁，但位置却在吉林的四平以北。上了车，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头伸向小小的车窗，望着站台上熙熙攘攘的送行的人群。同班的李X扒着车窗，眼巴巴地看着他的小弟，他小弟被他大弟搂着，站在人群的最前面，也眼巴巴地望着他。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开动了，李X的小弟喊了一嗓子“哥你啥时候回来呀？”便哭了起来，与此同时，车上车下已是哭声一片。
火车已经开出很远了，她看到李X和许多男生还在流泪，更多的女生还在啜泣。她没有流泪，一是因为她没有亲人送行，更主要的是，在无休止地经历了那么多的批判、检讨之后，下乡给她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离开学校了！奔向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以和同学们一样了！这是一件多么轻松、快乐的事啊！
可是实际上事情绝不像她想象的那样简单。
临行前她曾问过军训组（当时凌驾于学校所有组织之上的权力机构），她的问题是不是处理完了，军训组说，已经完事了，她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下乡了。她又问了校革委会负责人，她的检讨材料是否装进了档案，他说没有。后来她才知道他们对她的欺骗，她的档案里不仅有她的检讨，而且还装了厚厚的一叠整她的材料。详细的内容她至今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些材料使她在知青中成了一个“另类”。
来到农村以后，她发现青年点里的同学继续把她当成一个准敌人对待。他们告诉社员，她有严重问题，不让他们和她接近，甚至连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活动也不让她参加。他们都是基干民兵，而她连个普通民兵都不是。她被剥夺了参加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权利，而召集“四类分子”训话的时候却要她参加，在厉声训斥阶级敌人之后，也告诫她要老老实实改造，尽管态度不那么严厉，但也足以让她感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

二、最孤独、最苦闷的日子。
刚下乡的一段时间，是她最孤独、最苦闷的日子。
每天干着很累的农活，她对农活还不熟悉，干得很仔细，但是很慢。快干到地头了，其他干得慢的同学有人“接”（指从地头向干得慢的人提供帮助，直到二人“会师”，完成任务），而她没有人接，等她好不容易干的地头了，先干到头、已经歇够了的社员又开始干了。她总是疲于奔命的干着，很少能捞着休息。
那时侯，社员也好，知青也好，都盼着歇气儿（半天劳动中最长的一次休息）。歇气儿时间，她的肉体是休息了，心灵却倍受折磨：她不知该坐在哪里，怎么打发这段时间。
贫下中农的一边她不能去，因为她有“严重问题”，被划入了“另类”；“四类分子”的一边她又不想去——那样就更说明阶级立场有问题了。于是，她哪边都不靠，孤零零一个人坐着，想着自己的心事。有时候，听着贫下中农那一伙儿热热闹闹地说说唱唱，也不由得心里痒痒的想凑过去，但一想到可能被撵回来的尴尬，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特别让她难过的是，有时候分配她和“四类”分子一起干活——当然干的都是社员们不爱干的活。
她永远忘不了那样的日子：当地的风沙大是出了名的，那一天的风沙就更是猛得吓人：大风“嗷嗷”地吼叫着，卷起的沙子打得人脸生疼。在风口里人都站不住，被刮得离拉歪斜的，队里却让她和几个“四类”分子码高粱（把割下来的成捆的高粱抱到一起，码成很大的高粱垛）。本来她的心里就够委屈的了，觉得自己不是阶级敌人，却把她和阶级敌人放在了一起；干的活又是这样的艰难——抱上一捆高粱，人就像安上了风帆，被狂风吹得顺着垄沟跑，想停下都困难，更不用说把高粱码成垛了。要是不小心跌倒了，就会被尖尖的高粱茬戳得鲜血淋漓！当她艰难地把一捆高粱码到垛上时，心里就想哭！
一个五十多岁、身体很壮的地主分子见她在风中苦苦挣扎的样子，对她说：“姑娘，实在干不动就歇歇吧！也不差你一个人。这儿也没人看见，我们回去也不说......”
她心里一热，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不让他看见她突然涌出的泪水：下到农村以来，她感受到的只有冰冷和歧视；这是她所听到的第一句饱含着温暖和同情的话......可这话却是从一个阶级敌人的嘴里说出来的！她不想接受这份好意——虽然她被同阶级敌人一样对待，但她在“真正的阶级敌人”面前却还保持着一点可怜的清高和警觉，觉得不能站错立场，与他们同流合污。
她的沉默和继续咬牙坚持干这种她力所不能及的活，使那个地主分子很紧张。她知道他害怕什么，如果她向队干部和知青检举他“拉拢犯错误的知青”，她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可他就惨了。倘若是在文 革初期，她会的，那时候，就是让她大义灭亲，她也不会有丝毫的犹疑；可是这一次，她没有那样做。
那年春天，青年点的烧柴不够了，全点的人歇工集体出去打柴——实际上就是去苗圃偷树。偷树当然不能集中进行了，于是他们“人自为战”。她在偷割了几棵树以后，独自躺在一片凹地里休息。
从她躺的地方向上望去，天是那么样的蓝，有时飘过几朵奇形怪状的白云，极目远眺，新发的小草已经使大地显出了微绿色，一丛丛桃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得正旺。周围是那样的静，只有偶尔飞过成对的喜鹊，发出“喳喳”的叫声。
一股莫名的惆怅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哼出了自己作词作曲、没有任何人听到过的一支歌：
仰望长空，胸怀郁闷，
远眺绿野，惆怅满心。
看桃李争艳喜鹊儿双双飞，
有谁爱怜我，寂寞孤独的人？

生活不如意，心灵受折磨，
青春在消逝，才华被埋没。
长歌当哭怀念心上人，
为什么犹疑，不来救救我？
这里所说的心上人指的是她的第二个男友G。

三、与G 的相恋
1967年，当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因遇罗克一案被捕后，她也理所当然地受到牵连。由于军训组的挑拨和攻心战，这些年轻幼稚的中学生们都没能顶得住，她揭发了她的男友，并且在军训组的安排下登台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男友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她和同学们。她自然和他彻底决裂了。那时候班里贴满了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并且号召全校同学来参观。她原来是学校有名的学习“尖子”，在文 革中又自成一派，这回挨了批了，好奇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更有之，前来参观的人还真不少，对她的思想压力可想而知；班里给她写大字报的同学有的是落井下石的，有的是不得已做做样子的，但不管怎样是没人敢接近她了，只有G是例外。
读高中的时候，她和G都是团支部委员，她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只是在一次偶而的谈心活动中，她了解到他家的生活很困难：兄妹四人都在上学，母亲是家庭妇女，只靠父亲一个人工作维持生计。他母亲每学期只给他一角钱跟班级一起看个电影，他不但平时没有零花钱，连本学期的学费还拖着没交。
她听了以后很受震动：没想到还有这样困难的家庭！出于对他的同情和学雷锋做好事的目的，她跟妈妈要了几元钱，偷偷放在他的文具盒里，同时放了她妹妹写的一个字条，说
明钱是给他交学费的，不要问是谁放的。
她妹妹的字迹和班级任何人的笔迹都不一样，他自然无法查出放钱的人。但他回忆起只和她谈过家庭困难的事，就来问她，她给他来了个“死不认帐”，他也无可奈何。后来她就把这事忘了，和他也再没有特殊的接触；但是他没忘，他认定是她干的。后来他妈妈给了他学费钱，她给他的这几元钱他就留着，一直留到文 革中她挨批 斗、人人都像躲瘟疫一样避开她的时候......
人在落难的时候，哪怕是一点点的关怀和同情，都可能使人感激涕零；何况他冒着那么大的风险，顶着可怕的政治压力每天来看她，她对他自然是万分感激和欢迎。她妈妈怕连累他，让她提醒他不要来了，可他还是照来不误。他们在一起谈论文 革，谈论班级的形势，也谈文学及其他。越谈共同的语言越多。特别是当他谈起他一直保留着当年她放进他文具盒的学费时，她不禁耳热心跳，品味出了其中深深埋藏着的一片情意。她与原来的男朋友已经决裂，他们又都是青春年少，发展成恋爱关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那一天终于发生了质的飞跃。
她的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他们平时都是面对面地坐着交谈，那天在两个人说了很多至今已经不记得的“废话”之后，总算是很隐晦地表白了心迹。
一阵沉默。他突然对她说：“你坐过来！”
“为什么不是你坐过来？”她调皮地问。
他的脸红了，喏喏地说：“还是你过来吧，我实在没那个勇气......”
于是她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和他肩并着肩。他笨拙的搂住她的腰。她的心突然一下子紧张起来，感到一股热流往上涌动：“他将拥抱我、吻我了。”
好象空气都凝固了，可是没有动静。她偷眼向他望去，只见他脸涨得通红，眼睛望着前方，不敢看她，憋了半天，终于说出一句怎么想也不会想到的话来：“还是别吻了。”
在就是她和他七年恋情的开始。
妈妈开始对他们的关系不不是很赞同，要她想想他们之间由于成长环境不同而存在的差距，好好理清自己的感情是感激的成分多，还是爱的成分多。她很坚定地表示她不求“门当户对”，他在她最不幸的时候对她这样好，她无以回报，由感激而生爱也是必然。妈妈觉得G是个忠厚老实的孩子，顶着那么大政治压力对女儿好确实难得，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后来她妈妈因高血压病休，他的母亲曾到她家探望，这是两个母亲唯一的一次见面。儿女的关系就算定下来了。妈妈对他母亲的印象是“过于精明了”，对未来的婆媳关系有点担心。
下乡时他们的关系没有公开，分到了两个大队，相距十多里地。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只是在春节回家时才能天天见面。后来，她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他家又只有一间住房，他们几乎没有卿卿我我的条件。所以在农村的见面也分外珍贵。她那时模仿海涅的风格写的一首爱情诗《月夜》，就是他们在农村时相会的写照（是以男性的口吻写的）：
亲爱的，你可记得——
那夜的月光多么清新，
我小心地拥抱着你，
吻干了你脸上的泪痕。

然后我们互相道歉，
了结了一场小小的纠纷；
月亮散着和解的光辉，
我们感到更加亲近。

在柔和的柳树荫里，
我们依恋地吻了又吻，
时光从身边悄悄流过，
我们却还是难舍难分。

我目送你走进月色中
那仙境一般朦胧的小村，
你的身影已逐渐模糊，
只可见一角白色的纱巾。

除了想念家里的亲人，他就是她感情的唯一寄托。

四、苦海无边
1970年5月的一天，她在干活时觉得头一低就疼，而且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照照镜子发现左半个脸都肿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开头她还强忍着坚持干活，后来一低头就觉得脑袋涨得很大很大，疼痛难忍，眼睛连东西都看不清了。她去找小队长请假回家看病。
如果换了别人，队长早就动员其回家看病了，可是轮到她这儿就不行了。队长说：
“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是不能随便请假回家的！”
“怎么是随便请假呢?”她心里简直委屈死了，带着哭音说，“队长您看我这样子根本就干不了活了，咱们这儿离医院又远，看一次病来回三十里地，我不回家怎么办呢！”
队长看看她这样子，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我不给你假，是大队有话呀！回就回吧，要是大队追究起来，你可得自己负责任！”
负责就负责吧，这时候已经顾不得那许多了。第二天早晨，她登上了南去的列车。肿胀的脸更疼了，她用手绢捂着半个脸，只恨列车走得太慢，这时候，她唯一盼的就是快点见到她的妈妈！
快到沈阳站的时候，她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顺着脸淌下来，脸的疼痛立即减轻了。她拿下手绢一看，上面满是脓和血，她又惊又怕又可怜自己：“老天爷，为什么让我遭这么大的罪呀！”
那时，她家已经从沈阳搬到了另外一个小城市，当她走出火车站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小城市公共汽车收得早，她根本就不认识回家的路。捂着流脓的半个脸，靠一只眼睛看路，在漆黑的夜里磕磕绊绊地一路打听着走回了家。
叫开房门的时候，爸爸正在铺被子准备睡觉，开门的妈妈见了女儿吓了一跳。终于见到妈妈了！她委委屈屈地叫了一声“妈”，就哭了起来。妈妈把她拉到灯亮下面，看到女儿这个样子，她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脓血已经干了，手绢粘在脸上拿不下来，爸爸拿了一些药棉沾了热水把她脸上的手绢润湿，妈妈轻轻地擦着脓血，一点一点地把手绢揭下来。
这一夜，一家人很晚才睡。她向父母诉说这些天来所遭受的病痛折磨和大队不准请假的委屈。爸爸低头不语，妈妈一直陪着她哭。
第二天，爸爸带她到他单位的诊所看病，大夫说是毒火太大了，实际上就是一个眼疖（俗称“针眼”），却闹得这么厉害，搞不好很容易得败血症的。眼睛刚刚见好，下巴上又鼓了一个大疖子。为了尽快痊愈，她让大夫做了手术，把脓放了出来，又拿了一些药，就急着要返回农村。妈妈心疼地劝她等彻底养好再走，可是她不敢，她提醒妈妈她回家是没有得到大队批准的，就这还不知道大队会把她怎么样，妈妈的眼睛湿润了，没有再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她又回到农村，还好大队没找她什么麻烦。但是这次病给她心灵上造成的伤痛却是太大了，她实在受够了人们对她的冷漠和歧视，只觉得苦海无边，却不知何处是岸、何时才能见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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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想做一个村妇
和G结婚，做一个村妇，这似乎是当时她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她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从城市户口被注销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再存回城的念想：“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就应该是她的归宿！
妈妈也希望女儿能和G到他的家乡去安家，他的家乡在辽南，是苹果之乡，生活水平也比女儿下乡的地方高。她觉得做一个村妇也没什么可怕——而且，经过二年多的时间，她对农村的生活还真产生了一些热爱之情——
1970年的秋天,是个好年景：高粱穗子红了，玉米棒子黄了，谷子垂下了头，大豆涨饱了荚......站在高坡上极目远眺，在秋日的艳阳下，大地变成了由不同深浅的红黄绿色抹成的一幅丰收的画卷。
收获的季节是欢乐的。知青和社员们每天顶着露水出工，掰玉米，割高粱，虽然刚刚在秋收，但是人们已经吃到了新磨的玉米面贴的大饼子。那大饼子甜丝丝的，散发着新粮特有的香味，是城里人永远也吃不到的！吃饱了肚子的社员干起活来分外有劲儿，时不时就“哼哼咳咳”地来一段二人转或小曲儿，记得有一句不知什么曲儿里的词儿，大家都会唱：“葱丝儿姜丝儿牛肉丝儿，花椒大料小海米儿尝尝有滋味儿......”真能把人的口水唱出来。
那是秋日的一个黄昏，她和青年点的另一个女同学跟车拉高粱秸。马儿拉着高高的秸垛，在车老板的吆喝下慢腾腾地走着，两个女孩子晃晃悠悠地坐在秸棵顶上，欣赏着四周的景致。眼看着太阳没入西边的云海，田野的颜色不再清晰，而晚霞却变幻出金黄、桔红、深红、灰红，瓦灰等不同层次的色彩，奉献着最后的绚烂。这时候她的境遇比刚下乡时已经有所改善，望着一路的景色，不禁诗性大发，她和那个女同学都喜欢古诗词，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吟诵着，心情舒畅极了！
快进村了，她的心还在诗的意境里。呼吸着夹带炊烟味儿的空气，听着村头传来的犬吠和鸭鸣，觉得农村有农村的乐趣，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也很好吗！
“啊，农村真美！我愿在这里干一辈子！”她张开双臂，迎着凉爽的秋风，大声喊道。
身边的女生对此也有同感，也喊出一番豪言壮语，惹得车老板直乐。
后来，那个女同学真的嫁给了本村的一个农民（其父是东北局的一名干部，能支持女儿在农村落户，是出于理解还是出于无奈，就不得而知了。）出嫁后的日子并没象诗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清闲，日子过得很苦，后来那女生做了大队民办教师，才好了一些。而她，虽然也想成为一个村妇，但G和他的家人，都不甘心他在农村干一辈子，让他们等等再说。
这年农闲时节，小队组织毛 泽 东思想宣传队，吸收她参加，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连编带演，受到贫下中农的赞赏；同时，她二年多的表现也使青年点的同学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在青年点年度评选中，她竟被提名为“五好战士”。这个荣誉称号是对她二年多的表现的肯定，她觉得比什么都珍贵！但是报给大队审批时就因为她“有严重问题”而否决了。由此她也看到，她再努力也难彻底改变她的境遇，她的前途大概只能是老老实实做一个村妇。她不再奢望其它，曾经给G寄去的一首词表明她的心迹，那是转年的春天，她探亲时在家里写的：
鹧鸪天.春日北望
妾门老柳吐新芽，君处劲风舞飞沙，
北望思君不见君，云间雁字没天涯。

迎日出，送日斜，未知何日入君家。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山南苹果花。

G和他的家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城。特别是国家开始从农村抽调一些知青到军马场工作和去师专读书后，更坚定了他的回城决心。他在他们的生产队干得很好，和大队及公社的“五.七”战士（当年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让干部下放劳动，参加农村的“斗批改”，称为“五.七”战士）的关系搞得也很好，他还当了生产队长。经过他的努力，把她调到他们的青年点，她在政治压力下战战兢兢过日子的境遇总算结束了。

六、结 局
最后的结局是：她没有成为一个村妇，而是回城当了一名工人；她和G没能喜结连理，而是痛苦地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恋情。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林彪——这个被定为毛的接班人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突然携妻带子，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上面有文件，清理被林彪错整的人的黑材料，同情她的“五.七战士”趁机把她档案中整她的材料都抽了出来，拿回学校去找校革委会研究如何处理（因为“五.七战士没有权力处理这些材料）。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恰恰是她读高三时的班主任，他们对她的境遇十分同情，两个人一合计：如果销毁这些材料，按规定就必须在她的档案里注明“销毁XX材料XX份”，这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提醒别人怀疑和调查；不如把材料放进“作废材料”一堆，轻易不会有人去翻这些材料，在档案中也无须留下记载。于是，两个好心人做出了改变她命运的关键之举——把整她的“黑材料”收进废材料堆里。由于她的问题在学校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们这样做也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如果没有他们这个行动，她被抽调回城的时间也可能会推迟十年。为此，她对他们永远怀着感激之情！
1972年，她被抽调回城，这尤其要感谢G ，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本来分配到小队的名额应该是他的，但他让给了她。于是，她成了沈阳一家研究所的一名工人。
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人知道她的“严重问题”，凭着她的踏实苦干和她的才能，在业务技术培训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她的业务能力和“政治水平”很快得到师傅们和所领导的认同。针对所领导在推荐工人上大学时走后门的行为，她还和几个一起来的学徒工发起了一场“抵制运动”，在所里反响很大。当她兴奋地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G 时，他回信严厉地指责了她，说她应该牢记过去的教训，本本份份地做一个工人，不要再搞出头露面的事情。这使她失望，这也是后来她同他越来越多的分歧的开始。
也许是因为分别两地，见面沟通的机会少了，也许是因为本来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她开始觉得好多问题他们的想法总是不一致。她是一个不甘平庸的人，而他总是限制甚至反对她“出人头地”，老是用她的“错误”提醒她，这使她厌烦；她回城以后，好长时间没有抽调知青回城，也许是心情不好吧，在他回家探亲时，好不容易见了面，却常常和她闹点矛盾。虽然过后矛盾都化解了，但却引起她的思虑：如果老是这样，结了婚还会幸福吗？......
因为家不在沈阳，她平时在研究所住宿，休息日就到G的家里去。G的妈妈和弟弟待她如同自己的家人，她也以没过门儿媳妇的身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G的妈妈和妹妹都很能干，对她的不太会干活，比较体谅，从不苛求。后来，G的家里又出现了一个姑娘，给她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成了促使她与G分手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个姑娘是G的弟弟的同事，主动追求G的弟弟，一到星期天就上门来帮他家干活，人勤快，又有“眼立见”（即眼里有活，会来事儿），把个G的妈妈喜欢得不得了，极力促成这门婚事。这无疑又给她增添了一块心病：“这么一比，我简直太不行了，结婚以后，这些关系都怎么处呢？”（那时候住房紧张，G的父亲从铁路要了一些旧枕木，傍着他家的住房盖了一间“偏厦”，儿子结婚肯定是要在一起过的），她突然想起妈妈生前对她和婆婆关系的担心，这回是她自己开始忧心了。
她开始反思：她和他究竟合适不合适？由感激而生爱会不会持久？由于成长环境不同造成的差距会不会导致彼此的分歧越来越大？ ......
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在她的心上增添忧烦，她越来越感觉她和他的婚姻不会幸福；时间也一点儿一点儿地冲淡着她的爱情，终于有一天她觉得她已经不爱他了。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中：
“人家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在人人都不敢接近你的时候，把爱给了你，又把回城的名额让给了你，如今你好了，回城了，就不爱人家了，你的良心何在？！——不能！为了他给我的这一切，我不能对不起他！......”
“可是，如果为了成全做人的良心而和他结婚，后半辈子他总拿你的错误制约你，经常争争吵吵，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不能！为了后半生的幸福，我不能委屈自己！......”
如此反复，她的心在痛苦中煎熬，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她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和他分手——前提是他能被抽调回城；如果他最终不能回城，就和他结婚。
她不希望是后一种结果，因为那是为了还良心之债的无奈选择。但如果真的是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了，那就只能选择结婚——无论如何她不能让人指着脊梁骨说“抛弃土对象”，那在当时可是大受谴责的“陈世美”行为呀！
她开始了争取第一种结果的艰苦努力。她求父亲、托熟人，亲自去跑关系，他在农村也竭尽全力争取机会。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被抽调回城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她竟提出和他分手。
她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幸福可以不顾一切（这一点也是被后来她的婚姻选择所证明了的）。她硬着心肠应对了惊谔的目光、伤心的眼泪、亲朋的苦劝，熟人的谴责......她几乎崩溃了，但她咬牙挺过来：“与其后半生不幸福地生活，不如及早分开，长痛不如短痛！”她总算让他明白和接受了这一点，他们分手了。
她听说事后他曾和同学朋友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恨恨地说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而她呢，也曾大醉大恸，一边哭，一边跟宿舍的同事重复着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对不起他......”
他,曾经使她想做一个村妇；而他，又使她没有成为一个村妇

4、知青生活的往事
我坐在电脑前，隔着厚厚的玻璃窗，眺望着秋日的天空，我的思绪又回到31年前，1977年那个叫人恼怒，令人措手不及的寒冷的秋天和冬天。是那个该死的秋天和冬天，让我两条年轻的腿从此落下病根。三十多年了，我不敢有一点点闪失，一点点着凉。和我一同出差的同事，常常嘲笑我睡觉还要穿着线裤和袜子。昨天，80岁的母亲刚刚为我缝制了新棉裤，并在膝盖处加了皮子。母亲说：“四儿啊，这是妈给你做得最后一条棉裤了，人家冬天都不穿棉裤了，就你自己穿……”看着母亲颤抖的双手，我泪眼朦胧，知青生活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明天就要开镰了，今天就是每年一度的开镰节。生产队杀了两只羊，用熬猪食马料的大锅撒了粘糕，还备下了烧酒。全体劳力要在一起喝羊汤，吃粘糕，喝烧酒，共收。开镰节是我现在觉得应该叫的。我和老刘都在大队忙活，很少参加秋收，可是队长二哥还是早早和我们打了招呼。那天，很多人都喝醉了，老王回来吐了一炕。我和老刘没敢多喝，我们商量好，明天请假不去大队，一定要参加队里的秋收。回到知青户里，我们找出镰刀，加固了刀把，用油石把刀刃磨的飞快。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部的钟声就敲响了。我推开房门，一阵冷风吹进来，我打了一个大大的寒战。放眼望去，黎明中的原野好象被谁描了一层白色，下霜了。来到生产队，队部里没有了往日的高兴和吵闹，静的出奇。二哥深深地吸了一口旱烟，说：“完了，操马瞎子了，苞米还带浆呢！”他看了看大伙，抬高了声音：“干活！”
我们没有对霜冻如此上心，因为还有家里为我们的生活做保证，因此对这场灾难严重估计不足。秋收后，霜冻带给我们的困难开始了。我们的陈柴烧完了，开始启用新柴。做饭的曹大姐已经招工回城了，户里改由比我们大一些的老生王姐做饭。晚上回来吃饭，打开锅盖，大伙惊呆了，一圈儿大饼子全都滑落在汤里，成了苞米面大馄饨。王姐眼圈转泪：“我没办法了，你们看！”灶坑前放了一堆烧过的苞米秸子，叶子烧没了，杆儿还在，燎的雀黑。掰开一看，还冒水呢。
这时，我已经矬子堆里拔大个，成了户长。掌管了十几号人的生活起居。这里声明，老刘不是矬子。没有烧柴怎么办？第一个办法，偷！社员家的不能偷，情况差不多。只有偷生产队的，队部里有上年剩下的茬子。我连夜布置了作战任务。由我去队部缠住更倌程五叔，就是求我写检查的那个人。老王老马具体行动，王姐和新生小王负责放哨。这次行动非常顺利，我们把偷来的十几筐茬子藏在了女生的屋里。
偷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要请求组织支援。第二天我去公社找到了带队的黄老师，黄老师是父亲所在单位派来管理集体户的，我们叫他黄叔。黄叔在户里看着烧柴，心情特别沉重。他说：“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你们一个户的问题，我明天就回工厂。”没过两天，工厂大卡车来给集体户送煤，每户一吨。
天，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那天，做饭的王姐跟我说：“老孙，我这几天不能做饭了。”我问：“为什么？”她说：“我来事儿了。”我问：“来什么事儿了？”她脸一红：“哎呀，傻子！不和你说了，反正我不能做饭了。”我去问老刘，老刘说：“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来事儿就是来例假。”我似懂非懂。我去安排小吴和小王，她们也说来事儿了。我一生气，“我做！”晚上，二嫂让我上她家，跟我说：“她们叫我和你说说，真的赶一起了，不是为难你。城里丫头娇贵，来事儿不能沾凉水。”
在户里睡觉的人越来越少了。老王领着小吴住在蒙古人老吴家，老马和小王住在队长二哥家。俗话说，炕热不怕屋凉。可这样的柴火要想烧热炕谈何容易。我用煤炉做完饭，去给同学们烧炕。苞米秸子放到炕洞里，根本着不起来，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呛烟。整个屋子里就离地一尺多高没有烟，只好趴在地上，用嘴吹。
终于有一天，我们失去了做饭和烧炕的条件。我决定，全体同学分粮回家，而我则责无旁贷的留下承担看守集体户的职责。老刘在大队烧锅，吃食堂，睡在我向往的曲房那滚烫的小火炕上。集体户里剩下陪伴我的，只有那个趴在门前的永远不会说话的黑狗。
我用锹在仓库地下挖了一个坑，把无比珍贵的一坛子豆油，象埋地雷一样埋好，还在上面做了伪装。然后把装有几千斤粮的仓库锁好。白天，我在大队转悠，混吃混喝。晚上，必须告别老刘，回到我神圣的岗位上，回到象冰窖一样的房子里。我把门插好，用一张门板放在火炕上隔凉，几乎把同学留下的被褥全铺在身下，有一尺后。盖上两床被子，多了不行，压得睡不着觉。把棉帽子反过来戴在头上，钻进被窝。只觉得刚刚睡熟，就被冻醒了。睡不着，想家，想诗。“睁目凉月映眼帘，风吹故乡在心间，待到黎明流离去，非非往往盼炊烟。”我没有想好，早饭到什么地方去吃。
多少天不脱衣睡觉，不洗澡，身上奇痒难受。我到老刘干活的曲房抓虱子，一看，棉裤里的虱子滚成蛋了。老刘帮我烧了一锅开水，我把内衣裤脱下用开水烫了。晚上，我把棉裤翻过来，老刘帮我拿到外边冻上。这一夜，我睡在老刘温暖的被窝里。我擅离职守了，只留下黑狗为我们看家护院。
1977年的冬天，也是一个春天。12月将迎来文 革后的第一个高考。我和老刘都这样认为，要没有这场轰轰烈烈的“文 化 大 革 命”和“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上大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俩搭伴去县里拍了一寸相片，共同报了名。家里托带队老师捎来了复习资料。我和老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克服一切困难学习着。
考试了，我们共同走进了县城的考场。发榜了，我们去公社看榜，大红纸上清楚地写着我们的名字。录取线181分，我们的成绩远远超出了200。可是，《录取通知书》却永远没有收到。因为年轻，因为没人指导，因为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我们落榜了。我肯定把自愿报高了，我不知害臊地报了----北京广播学院。
再艰难困苦的岁月都会过去，谁也挡不住春天来到的步伐。冬去春来，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走过。从1978年开始，我便年年的腿疼了……

5、青年点的菜——“王八鲶鱼炖茄子”
“王八鲶鱼炖茄子”，有人吃过这道菜吗——而且是不放油的？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个夏日，我们青年点同学吃过的空前绝后的一道菜。要知详情，听我从头慢慢道来。
青年点的菜
社员都说，下乡青年不会过日子，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有普遍性？反正我呆过两个青年点，知青们都不大会过日子。
就说吃菜吧，春天，农家有孩子的可以打发孩子剜点野菜，象小根菜、曲麻菜等，春天里刚刚出土，又嫩又鲜。但是这时的野菜量很少，长得又小，得瞪着眼睛很费力地搜寻。我们没人去费这个劲，也就尝不到这口“鲜”。
农家房前屋后的小园子利用得非常充分，栽种了葱、豆角、黄瓜、茄子、辣椒、南瓜、吊瓜等，还见缝插针地种几棵甜杆、向日葵，虽然数量不多，但品种丰富。尤其是社员种的黄瓜(大多是旱黄瓜)，那味儿才叫足——谁要是吃了黄瓜，一说话嘴里便冒出黄瓜的清香味来，想瞒都瞒不住！
青年点的同学不会象农民那样精心侍弄园子，黄瓜属于细菜，种黄瓜的技术较复杂，又得支黄瓜架，又得掐尖、打叉等等，青年点的同学当然不种了。青年点的园子里就是葱、茄子、南瓜、吊瓜等好栽好种的“大路菜”，要吃黄瓜只好到镇上去买——而且是谁吃谁买，青年点从来不买黄瓜做菜吃，因为太费，每个人一口气都能吃上几斤黄瓜，青年点那里供得起！
买黄瓜付出的代价除了钱以外，还有来回三十里的路程——为了不耽误出工，我们都是赶在大风天到镇上去。当地有句俗话“风三（儿）风三（儿），一刮三天（儿）”，大风刮起来真是黄沙飞扬，对面不见人，一连两三天都无法干农活，生产队就放假“趴风”。我们常常趁着这样的天气，顶着狂风结伴而行。虽然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戴着风镜、围着纱巾也还是满脸满嘴都是沙土，我们也不管这些，为了解馋嘛！到镇上买了黄瓜，先可够吃一肚子，再装满一书包背回青年点，算是过足了黄瓜瘾。
队里分给青年点几垄菜地，让我们自力更生解决吃菜问题，我们连“大路菜”也懒得种，干脆都种上最好侍弄的苞米。这几垄苞米也懒得施肥除草什么的，于是连苞米棒也不结，即或结了很小的棒棒也是瞎苞米（不长粒儿），不结棒的苞米杆儿嚼起来特别甜，到秋天都当甜杆儿吃了。后来转了队，离镇上近了，买菜方便了许多，就更不怎么侍弄菜了。省了事费了钱，没钱的时候就常常没菜吃。
有一年秋天，生产队分了不少白菜萝卜，社员都挖菜窖把大部分白菜萝卜保存起来，这可是一冬天主要的蔬菜呀！青年点也挖菜窖，但是不象社员那么下力气，挖得浅，结果寒冬一来，窖里的菜全冻了。我们把冻菜顶着冰茬剁成小块，用水一洗就下锅炖，炖出来的菜口感差不说，还有一股怪味，难吃死了！闻着社员家炖大白菜的香味，听着人家讥讽咱不会过日子，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其实啥叫不会过日子？就是个懒！

青年点的大酱
在农村家家都离不开大酱。一缸大酱是伴随农家将近一年的副食。青年点的酱缸是全村最大号的，每年都下满满的一大缸酱。没菜的时候只好吃大酱拌饭。用大酱拌高粱米饭吃起来特别香，就是太费饭，在青年点女生比男生饭量还大，一顿要吃两大碗半，差不多有二斤粮呢！所以，知青每年分六百斤毛粮还是不够吃。
快到春天的时候家家的大酱都吃光了。还没到下大酱的季节，有些社员家就下“小酱”。所谓“小酱”就是把头年准备下大酱的酱块子，提前掰一些在坛子里，加盐加水后放在炕头上，借着炕头的热气让酱发酵。这样做出来的酱味道不如大酱好吃，但是可以解决春天少菜又无酱的困难。青年点从不下小酱，偶尔憋急了，就拿个饭碗到社员家去讨，人家也舍不得多给。讨来那么一点点酱，不到半顿饭的工夫就被大家抿光了。
说来也怪，社员下大酱特别怕“臭酱缸”（即下出的大酱有一股臭烘烘的怪味儿），所以有许多社员一正月不洗脚，说是“正月里洗脚臭酱缸”。尽管全家人一正月都不洗脚，下酱时小心翼翼，还是照样臭酱缸。
青年点哪管这个？天天干活连汗带泥的，不洗脚哪受得了？青年点每年秋天和社员一样烀酱豆，压碎了摔成酱块子，放置一冬天，社员称之为“搁”（读音“格”）。开春时候酱块子内部已经自然发酵，表面长出绿毛或白毛。天暖了该下酱了，女同学一齐动手，把酱块子的表面洗净、掰成小块儿，放进院子里的大缸中，加盐、添水，缸口蒙一块白布，盖上秫秸编的“酱缸帽子”（防雨用的），酱就算下完了。
以后每天由做饭的同学用一个木制的酱耙捣酱缸，把浮到表面上脏东西连同泡沫一起撇去，过一段时间，脏东西基本没有了，大酱“发”了，颜色越来越黄，散发出诱人的酱香味儿。就这样，不很精心下出的大酱却年年好吃！
我永远怀念青年点的大酱。从农村回来吃着商店卖的大酱，怎么吃也没有青年点大酱的香味。有了自己的家以后，我开始按照青年点的方法下大酱——当然不能用大缸了，只能下在坛子里。这样下的酱比买的好吃多了，但还是比不上青年点的大酱，下了几年之后就不再下了。

断 粮
刚下乡的时候。一听每年每个知青可以分得600斤粮食，吓了一跳：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了呀？谁也不注意节约粮食，青年点的泔水缸里除了淘米水之外，总能看见剩饭和咬得奇形怪状的剩大饼子，知青不知道珍惜，社员可是心疼。他们真恨不得把我们泔水缸里的粮食捞出来——要知道，他们每年的口粮只有三百六、七十斤呀！
有些老年人常常冲着我们叨念：“祸害粮食可是罪过呀！要遭报应的！”知青们笑笑，谁也不在意。没想到“现世现报”：转年的夏天，青年点就断粮了。
这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季节，社员家和青年点都断粮了。社员只能自己想办法，知青当然得找大队领导了。大队先是借给点粮食，后来也没粮可借了，就让吃生产队地里还没刨的土豆。
回想起来真叫惨呀！青年点上顿下顿吃的都是土豆：烀土豆当主食，菜是炖土豆或土豆丝汤。吃了一个多月的土豆（吃得我一哈腰胃里就往上反酸水，此后一连十几年不敢吃土豆——社员管这叫“吃伤了”），新粮还没下来，当时国家严禁农民“啃青”，没成熟的玉米等粮食是绝对不准吃的）。我们只好又提前起队里的地瓜吃。
土豆和地瓜吃了之后都感觉“烧心”，就得多吃酱，酱吃多了又渴，下地干活还没水喝，我们只好和社员一样喝大辽河的水。那水可不象电影和小说描述的那样清凉甘甜：捧在手里混澄澄的，喝在嘴里温吞吞的，只好闭着眼睛往下咽。
好容易盼得秋粮成熟了，生产队赶紧给社员分一些玉米。在当地，玉米只能磨包米面做大饼子吃，新粮太湿，无法到加工厂磨面，于是生产队的碾房就排起了队。知青们又不愿吃辛苦起五更爬半夜排队去压面，只好烀包米粒儿吃。成熟的包米粒儿烀熟了也还是硬的，我们知青虽然牙口好，久没见粮食的胃却难以承受这么硬的食物，许多知青闹起肠胃的毛病。我吃了两天包米粒儿之后就开始拉肚子，吃止泻药也不见好，拉了半个多月，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生产队照顾我让我去轰放倒的高粱地里的小鸡，我连轰鸡的气力都没有了。后来只好回家治病，养了不少天，才没留下病根。
慢慢的，知青们也注意不浪费粮食了。比如剩饭和剩大饼子不再扔掉，用水泡一泡，揣进苞米面，发了以后重新贴大饼子。粮实在不够再找大队解决一些，总算没再过彻底断粮的日子。

“油 炸 锅 台”
秋收时节，秋粮下来了。家家都分了玉米、高粱、糜子、谷子等新粮，还分了地瓜、白菜、萝卜和少量的花小豆。一年中的好日子又来了。这时候，知青们又开始大手大脚地“胡造”了。社员把我们这种行为叫做“有米一锅，有柴一灶”（意为只顾眼前胡吃海塞，不知道精打细算）。
记得有一年分完秋粮，忽然心血来潮想炸油炸糕了。
我们那地方的糜子是远近闻名的，磨成的黄米面炸油炸糕又粘又香，远非城里卖的油炸糕可比。生产队每年都在口粮份里分一些糜子给社员，又以留牲口饲料为名留一些黄豆，去加工厂换成豆油分给社员（加工豆油剩下的豆粕再用来喂牲口。因为按当时的规定，社员只能分得少量黄豆，去了下大酱的份儿便所剩无几了。这种“牲口料里挤油吃”的办法，大概也就是当时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青年点人口最多，差不多能分一小缸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面、油都有了，就是自己不会做，于是就求了一个社员老太太帮忙。她指导我们提前把黄米面和好，放在炕头上略微发一发，又把花小豆烀好捣成豆馅。原料备好了，她和下厨的女同学一起包了好多好多的炸糕。
这老太太比我们还能“胡造”，倒了大半锅油。油烧热了，把包好的生炸糕放进油锅，不知为什么锅里的油开始冒沫子，沫子越来越多，噗出了锅沿儿，爬上锅台，又顺着锅台一直爬的地上。等所有的炸糕都炸好了，铁锅里的油已经所剩无几，土抹的锅台却变得油黑崭亮，成了名副其实的“油炸锅台”。
锅台是喝饱了油，青年点却大半年没油吃。

苦 夏
到了夏天，青年点的苦日子又来了。苦夏，苦夏，城里人说夏天人吃东西少容易瘦，称之为“苦夏”。在农村我才真正体味了什么是“苦夏”。
这年夏天虽然没断粮，但头年分的油早就吃光了，有钱就买点，没钱就干靠着。油都没有，肉就更甭想了。天天吃着葱叶蘸大酱，白水炖茄子，馋得知青们做梦都想着炖猪肉、油炸糕、油汪汪的大炖菜！一梦醒来就更馋的慌——真是苦啊！
这天，人们发现生产队的猪崽病了一只，而且看样子是没救了，不禁大喜过望——有肉吃了！
猪崽只有十几斤重，平时这么小的猪崽是没人吃的；按当地的习惯，队里这么小的猪崽死时，如果有人想要，谁拿到归谁。大概是熬得太苦了，这次竟有好几个社员在那里等着猪崽咽气。青年点的人也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这只垂死的猪崽。
还是青年点的人心眼多，一个知青抢步上前，抱起猪崽，说：“咱青年点有会针灸的，没准儿能治好呢！”他把猪崽抱回青年点，让我针灸治病，还有几个社员不甘心地跟了过来。
我虽然会针灸，却不懂兽医呀！但也象模象样地用三棱针给猪崽腿上扎了几针。大家围着猪崽，谁也不做声，眼睁睁地看着，等着......猪崽一咽气马上被知青拎在手里，那几个没抢到猪崽的社员只好悻悻地走了。
别以为猪崽会象烤乳猪那样好吃。因为是病猪，内脏都扔了，剩下的只是那么薄薄的一层分不出皮和肉的东西，煮熟了一吃，不但没有肉香而且有些腥气，吃着“懈口”，一点也不解馋。就这样，这点“猪肉”（姑且这么叫吧）也被大家吃个一干二净。
然后，继续着有菜没油的日子。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

王八鲶鱼炖茄子
这天晚上，我同学的弟弟在辽河里下了一排“卡钩”（一种钓鱼的工具。即把许多卡钩按一定间隔拴在一根长长的鱼线上，把鱼线拦在河里，鱼儿顺水游动时碰到卡钩就被挂住，过一段时间去“收钩”，把挂住的鱼摘下来）。第二天早上收钩时，惊喜地发现：有两个卡钩上分别挂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鲇鱼和直径有六、七寸的一只鳖（俗称王八）！
人所共知，鳖可以大补，而鲇鱼则是给产妇下奶的佳品。按当时的物价水平，那个鳖也可以卖上十几元钱，再加上那条鲶鱼，真是不小的一笔收入！
“青年点抓了个大王八！”消息不胫而走，“许多社员都来看新鲜，纷纷议论说这王八的个头不小，如果拿集市上去能卖多少多少钱。还有社员当时就提出用园子里的细菜换那条鲶鱼。“战利品”的主人，我们那位小老弟却十分仗义，谁买也不卖，让青年点的人决定怎么处理。
大家七嘴八舌戕戕起来。一开始大部分同学主张去集上卖了再买些肉和油，但后来有的同学说从来没吃过王八肉，这回送到嘴边了，怎么也得尝尝，于是后一种意见又占了上风。那位小老弟也倾向于吃掉，最后就决定了：吃！
青年点当时有十多个人，把王八和鲶鱼一起炖了也还是太少了，怎么办呢？有人出了主意：“咱园子里有茄子呀，多放些茄子不就够吃了？！”
“王八鲇鱼炖茄子，没吃过！能好吃吗？”有的同学有些疑惑。但是大家一想：鲇鱼无疑是好吃的，王八虽没吃过，味道也不会差，茄子本身没什么味儿，炖在一起应该是不错的，总能比吃了多日的白水炖茄子香吧？于是怀着对此菜味道的各自不同的想象，大家都眼巴巴地盼着吃这道菜。
青年点没人会杀王八，于是又求了那位曾经为我们“油炸锅台”的老太太——这老太太也挺有意思的，不管你求她干什么，她都说会干！她在锅里烧了一些水，水开后把王八扔进锅里煮熟，然后从王八盖子里往出扒肉。一会儿功夫，肉就扒完了，很碎，丝丝络络的，几乎没有整块的肉。这正合我们的意：块小点儿才适合多人分吃呀！
王八杀完了，就着煮王八的水，把收拾好的鱼扔进锅里，又放里好多茄子块儿，就炖上了。
哈！炖好了！赶紧尝尝什么味！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锅菜既不鲜，也不香，就是一个味儿：腥！而且腥得出奇——从小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腥的东西！
王八没整块儿的肉，鲶鱼也炖得稀碎，基本上挑不出肉来，腥茄子简直没法下咽，最后这锅菜大部分都成了猪的美味佳肴。这时大家才后悔：真不如把这两样东西卖了，卖得的钱买豆油能吃不少天呢！
听到这儿，你可别象当时的社员一样笑话咱知青不会过日子，告诉你，知青们就是从“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被逼着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细水常流”。等到我们回城以后，听到最多的话是：“这些从农村抽回来的孩子都会过日子！”

6、学会了象社员那样骂人
骂人，是好惹是非人的一种挑衅手段，也是无能、无奈者的一种自卫方式。中国人骂人往往离不开“性”。说来也怪，尽管在人们的生活与追求中，性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但是在骂人的时候又把性器官和性行为看做是最肮脏最下流的东西。我下乡那地方的农村人更有意思 ，不少人连平时相互称呼和嬉笑打闹也常常是言必及“性”。
1968年，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来到了农村。“接受再教育”别的成果还不明显的时候，有一个成果却很突出，就是许多同学都学会了象社员那样骂人，以男生学得最快。
这年秋天。青年点栽的葱吃没了，又没有多少钱，只好买了一小捆葱，并规定：这点葱只能用来做葱花，谁也不许拿葱蘸酱吃（如果允许蘸酱吃，这点葱一天就会吃得精光）。
青年点女同学轮流做饭，这天该我当厨。过晌，同学们都吃过饭下地去了，有个看青的男生才回来吃饭。大概是嫌没油水的炖菜不好吃吧，他很麻利地扒了几棵葱大吃起来。
我见状忙阻拦说：“你别吃了，咱不是规定了这葱谁也不许蘸酱吃吗？”
说这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很平和。不要说他还没惹我，就是真惹着了我，依我当时的身份（右 派分子的女儿），我也不会和他大声叫喊的 。令我绝对没想到的是，他突然对我破口大骂。
“×你妈！”
声音非常大，我被吓得一激灵，本能地向窗户望去——真是怕啥来啥：窗户玻璃贴上来一个脏兮兮的男孩的小脸，正笑这往屋里看，鼻头和咧着的大嘴被玻璃挤得变了形。
我很难堪，想劝那个男生别骂了，可是根本不容我说话，我的姥姥奶奶等亲属又相继被骂了一遍。
窗户上的小脸不见了，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反正也没别人了，你骂就骂吧！”
谁知不一会儿那男孩又回来了，而且还跟来一大帮小孩子、老太太、抱孩子的小媳妇，笑嘻嘻地围在门口和窗外看热闹。
那男生看到来了人，象吃了什么兴奋剂，骂得更起劲了。什么“臊×”“卖×的”、“驴×的”、“养汉老婆”、……他把农民那些不堪入耳的脏活全学来了，骂了十来分钟，几乎没有重样的。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到了头上，脸发烧，嘴发干，舌头仿佛粘在了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楞楞地站在着，心里十分委屈：从小长这么大，我也没挨过这样的骂呀——此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狗血淋头”！
他终于骂够了。我明白，他这样肆无忌惮地骂我，无非是表示对我的歧视，提示我别忘了我是个“黑五类狗崽子”。面对这样的人格侮辱，我该怎么办？
骂人我也会，就是不会，现学也赶趟。但是我不能：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讲文明礼貌，觉得骂人是可耻的；何况我也确实清楚自己的处境，不想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努力地用干干的舌头舔了舔干干的嘴唇，张了半天嘴，费了好大的劲，才迸出一句话来：“亏你还是毛 泽 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
外面围观的人“轰”地一声笑了。她们等了半天，希望看到一场热闹的对骂，然后把“青年点骂架了”的消息和对骂的具体内容添油加醋地传遍全村以至更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
但也正是这样一个结果，使那个骂我的男生受到了众多人的谴责，说他“欺负老实人”。后来，那个男生向我道了歉。
此后我发现一些男社员跟我说话的时候比较注意，带的脏字见少了。要是有人在嬉笑打闹时骂人的话太多，我又恰恰在场，常会有人戏谑地提醒他：“文明点啊，这儿还有一个毛 泽 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呢！”

7、刚刚初中毕业的小毛孩离城市到农村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太多的问题，老人家挥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刚刚初中毕业的小毛孩，也就打上背包，离开了城市，转而到广阔天地里，锤炼所谓的一颗红心。
曾记得，一九七一年初春的一个上午，好几辆公共汽车拉着我们这帮小家伙们离开了城市，我看到母亲泪眼迷离，跟在汽车后面连连挥手，看到送别的人悲伤不已，看到一些人在车上呜咽。可是我还很高兴，因为，这一下我要靠自己赚 钱养活自己了。我感到骄傲的是已经成了大人了。
汽车跑了一整天，把我们拉到一个一望无边的荒原上，在这里，看不到树木，很远的地方才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有几排平房，那就是某一个连队的驻地，我所下放的地方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到现在，我一直记住那里的番号，二师八团五营二十七连。
我们的车终于停了下来，来到了一个荒凉的地方，早来的知青对我们说，你们快准备好一个手巾吧，晚上可以在被子里面好好地哭一下，我们都上当受骗了，象这个兔子都不拉屎地方，还说是什么军队化管理，还说什么发军装，哪里呀？呜呼哀哉！
既来之则安之，没有电，每人一个小煤油灯，煤油是计划供应。说是兵团战士，实际上就是一个农工。我们自己标称，专门修地球的。每天都要在地里面干活，在地上挖土，在地上修渠。
忘不了！农忙季节，在“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口号感召下，我们每天起早贪黑，我记得是凌晨天刚亮，也就是四点钟左右，我们就要起床，在地里一直要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宿舍，一天三顿饭全部是在田里吃，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我算了一下，平均每天要干十六个小时左右，干活的时候是上面太阳晒，下面水蒸汽蒸，人都被晒得透不过气来，满脸通红，弯着腰在水田里，腰酸背疼，全身上下都是泥水加汗水。累得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休息的时候，累得倒在田埂上，看着天上飘过的朵朵白云，我曾默默地呼喊着老天爷呀，你快来救救我吧！
忘不了！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口号的激励之下，虽然是到了农闲，但是要大修水利，我们来到了水利工地，住在临时搭建的破毡布棚里，睡的是稻草铺在地上的床，棚里棚外都是一个温度，数九寒天，冰雪封地，我们在挖土，我们在修地球，手上磨破了，老茧慢慢形成了，肩膀磨破了，扁担被压断了，有些人也给累垮了。
忘不了！打谷场上，所有的人都在忙碌着，脱粒机不停地转动，灰尘漫天，我们都呛得透不过气来，二班倒轮流作业，机器只要停不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之跟着转动，叉起的稻草要专门堆成一个草垛，脱下来的稻谷要立即推到粮仓，真想倒在稻草堆里美美地睡上一觉，真想离开灰尘到处都是的打谷场！

8、内衣到处是虱子
我们刚下乡时不知怎么的身上生了那么多的虱子。那些虱子依附在内衣内裤上，还有紧贴身体的线衣、线裤、球衣、球裤。还有虱子产的卵也叫虮子,一个挨一个,整齐的排列在一起。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不是不咬人,而是被虱子咬麻木了。每到晚上睡觉前,只要有一个人在煤油灯下捉虱子,别的人身上就痒痒,就也起来捉虱子,并迅速蔓延整个宿舍。上铺下铺对面铺的大部分人都坐在小油灯下捉,两个人一伙守着一个油灯聚精会神的在捉虱子，这成了我们知青宿舍的一条奇特的风景线。当时不知道我们的连长,指导员他们晚上是不是也在捉虱子,我想虱子是不会因为他们是领导而不去咬他们,就是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虱呢。
我捉虱子是捉住后用两个大拇指甲挤,每次捉完大拇指甲上都是鲜血淋淋。有的人眼神不济,没办法只好用牙咬,把带有虱子和虮子的衣物拿到嘴里用牙齿挨排的仔细的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更有甚者，有的人捉住虱子不是用大拇指甲挤，而是送到嘴里用牙咬,咬死再吐出来,就象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的王胡,捉虱子是一个又一个,两个又三个,只放在嘴里毕毕剥剥的响。有的知青笑他,他却说都是自己身上长的有什么埋汰的,他说的或许也有道理。
可这虱子不分国界不分你我，它是典型的共产主义,共产共妻。只要有一个虱子漏网，没过几天贴身的衣物就又长满了虱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对虱子是轻的用牙咬,重的用火烤,用火烤的当然不是虱子而是臭虫,这事一会儿再说。虱子是不能用火烤,因为把虱子烤死了衣物也就烤着了。那衣物我们是用钱和布票买来的,那时我们生活并不富裕，不会因为衣物有了虱子而随随便便把它扔到火里烧了,是把有虱子的衣物放在脸盆里摆在火炉子上用水煮或冬天把那些衣物放到室外冻，我们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摆脱不了虱子对我们的纠缠。
有一次我上夜班，白天一个人在宿舍里睡觉，我睡在上铺。那天室外下着雨，室内光线很暗。我被虱子咬的难以入睡，就点起了小油灯捉起了虱子。可是不小心把小油灯碰倒在地，那个油灯里我放了点汽油，这样油灯又亮又少冒烟，这是我们机务的特权。那个油瓶子摔碎了，呼的一下火苗子就要上房。我是想也没想，一步跳在地上顺手拿个洗衣盆扣在火苗子上，顿时烟熄火灭，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一个人在危机时刻，只要他不乱了阵脚总会有办法化险为夷的。等大家回来我也没敢吱声，大家要是知道了我会挨骂的。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点着油灯捉虱子了。
还有一次早饭前我们在食堂前列队，先是连长布置一天的工作，指导员再讲几句，完了是集体背颂几段毛主，三敬三祝，先敬伟大的万寿无疆，再祝敬爱的永远健康。这时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女知青长得也很漂亮，头发梳得溜光水滑的，可是她的白脖子后面爬着一个虱子。那个虱子足有大米粒大小，痒的她不停的用脖子蹭上衣领子，可总也蹭不掉。我们也不敢笑，都是彼此彼此，有时我也有这种情况，脖子或身上某个部位痒，用手一摸，摸着一个大虱子，拇指和食指使劲的一捻，捻它个粉身碎骨，虱子叫我们吃尽了苦头出尽了洋象。
那时不但身上有虱子，头发里也有虱子，用蓖子梳一梳就能梳下来好几个大大小小的虱子虮子。我们男的还好办，大不了忍痛割爱剃个光头，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虱子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了。可是那些女同胞们不行，总不能削发为尼吧，乌黑的头发点缀着好多个闪闪发光的白色的虮子花到处抛头露面,不管怎么说也是有点遗憾。不过那时也都是彼此彼此,所以也不必太内疚了。
后来我被调到了八连，这个八连条件比较好，有电灯，砖瓦房，每个班一个房间，也是上下铺，但没有对面铺。可这个连队不但有虱子，还有比虱子更烦人的臭虫,一进我们宿舍的走廊就能闻到一股很难闻的臭虫血的味道，墙上印满了被按死的臭虫的血印子。这个臭虫不象虱子寄生在人的内衣上,头发里，而是有它自己的巢穴。它们生活在床铺底下,墙壁和床板的裂缝里,天棚上，都是围绕在人睡觉位置的上下左右。这些臭虫个头比虱子大比瓢虫小，椭圆形的,没有硬壳，红色的,每到夜深人静便从巢穴里爬了出来钻进我们的被窝进行觅食。这哪是在觅食，那是在吸食我们的血肉。睡梦中我们痒的难受,是先用左脚来挠右脚，再用右脚来挠左脚,不停的挠。最后实在难以忍受醒了,打开电灯抓臭虫。那时只要一个房间的人起来抓臭虫,整个宿舍的人都会起来,不用动员,全连来了个夜里抓臭虫大会战。那时天天都是如此,闹得我们是筋疲力尽,无精打彩，白天干活都没有了精神头，直打哈嚔。
那个臭虫怕光,一遇到光亮就拼命的往巢穴里跑。可是臭虫跑的不快,一旦被我们锁定目标就在刧难逃,用手指使劲的一按,本来并不雪白的墙上就又多了一朵美丽的臭虫花。有的臭虫钻进了墙壁的裂缝里床铺的床板木方的裂缝里,手指按不到就用小刀划,点着蜡烛,打火机,火柴用火烤,烤得也是毕毕剥剥,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
那是七二年春节刚过，有一队解放军野营拉练借宿我们连男生宿舍。那时我们连大部分男知青早在年前刚入冬时就到现在的内蒙古的喜桂图旗（也叫牙克石）伐木去了。我因为回家探亲没赶上，回连后搬到连队的马厩住去了。白天跟着马车到山里拉白桦木杆挨家送烧火柴，夜里帮饲养员喂马，虽然也很辛苦，但脱离了臭虫夜袭之骚扰。我们的大宿舍的炉子又点起了火，有了温度,那些在饥寒交迫中忍耐了大半个冬天的臭虫们苏醒了,又闻到了人间烟火。半夜里它们钻进了我们可爱的子弟兵的被窝,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努力......,。第二天,这些解放军战士莫名其妙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种小虫子叫跳蚤更是厉害,不咬人则已,一咬人就咬人好几个大包,并且奇痒无比。有时抓挠破了感染了到医院去看,医生说是过敏性皮炎,这个跳蚤个头和虱子差不多,又黑又亮,身材敏捷，一跳很远,很难捉住它。有时捉住一个跳蚤,整个宿舍的人都跟着欢呼。这个跳蚤咬人是咬一口换一个地方，并且嘴中有毒,身上被咬得是一片大包。
那时候我们这些被那个XXXXXXXX革命的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与天斗,与地斗,与帝 修 反斗,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自己的私心杂念斗是无往而不胜的,可是偏偏斗不过更小更小的虱子，臭虫和跳蚤。
虱子、臭虫、跳蚤这些害虫是饿不死，冻不死，斩不尽杀不绝的，它的繁殖速度大于它的死亡速度，拿它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只有六六粉，可是这种毒药害虫还没有毒死我们人却先受不了了，所以这些害虫才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横行乡里，欺男霸女，鱼肉百姓，侵吞民脂民膏，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就象那歌唱的那样¬——“最可恨那些寄生虫，吸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9、父亲动员我下乡
我今天说说我下乡的三个原因。
家家都有难唱的曲。我并不是真的是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才下的乡，我下乡有我的动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那是69年，党的九大刚刚胜利结束，全国正处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的最高潮，也正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那时也叫红色恐怖。我们家不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家庭，出身，历史，社会关系都不是那么利索的。好在我父亲有个人缘，没有得罪过人，工作一辈子是小心谨慎，所以没有被揪斗出来，也没进牛棚，住的是那个还比较有点红色的学习班。那时去黑河的已经走了两批了，说是这是最后一批，全市又掀起了一个上山下乡动员的新高潮。单位动员，学校动员，街道动员，三管齐下。我父亲特意从学习班请了假回家动员我。那时我哥哥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下乡了，我们家就我们哥俩。那时我哥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不愿去，结果是被我父亲硬给逼走的。我父亲对我说，这个运动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结束，对我父亲这样的人能给个什么说法，万一要是扫地出门被撵出城去，到我下乡的地方也是有个投靠，总比去农村插队挣那工分强。我还能说什么呢，养儿就是为了防老。没办法，只好拿着户口去报了名。一开始我父母还怕政审不能被通过，结果都批了下来，就连第一批第二批政审没被通过的也都批了下来。也有几个没有被批下来的，又有了个第四批，划拉划拉都走了。第四批去的是一师三团。
我父母所担心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家的一个亲戚就是那年老两口被扫地出门，撵到了农村。直到75年老头病死在农村，老太太才被允许被儿子接回了城。那个老头也是不服气，从57年戴右 派帽子后就一个劲的给老人家写信喊冤，一直到死也不服气，结果一次比一次被整治得厉害。假如他不写信喊冤，可能还不至于被撵到农村去。那时他们老两口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文 革刚开始的那年,那个老头给我父亲来了一封信,还把他给老人家写的信抄录了一份给了我父亲，吓的我父亲赶紧把那封信给烧了。
我有一个同学是和我一批下乡的，不到半年他们全家就被撵到农村去了，他的妹妹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农民。后来落实政策，他们全家回了城。但他的妹夫因为是农村户口没有让进城，造成了大人孩子一生的痛苦。
我们走的那天，每人发了一套黄棉袄棉裤，(是平纹布的每人交了24元钱,没要布票,棉花票,并不便宜)学校还给每个人赠送了一套毛选四卷,(免费)每人还发两张特别供应卷,到商店买了了一个柳条大提包,一条棉毯。每人也都给了一朵纸叠的大红花，但我没把它戴在胸前。象我这种人哪有资格戴什么大红花，我是带着一种负罪感下的乡，可是我有什么罪呀,招谁了惹谁了，老天爷不公平。
我下乡后，什么话也不敢说，就连有病了，手脚干裂了很大的一个口子也不敢去找卫生员，饿了也不敢说饿，只知道干活，不敢要求进步，不敢靠近组织。那时许多知青是一到连队就写入党申请书，入团申请书。不过连里的领导对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年开春我们连进来唯一的一台新的东方红75马力的拖拉机，指导员和连长一至决定让我开拖拉机，让很多知青感到羡慕。
那时我最羡慕谁家的成份是贫下中农，谁的父母是共 产 党员，可我在添履历表时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我们家亲戚里谁是共 产 党员 。
74年我返城被矿上采用后,可我的政治面貌是一张白纸,党员的不是,团员的也不是,只是我上小学时是第一批带的红领巾,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们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叫我写一个入团申请书,让我入团。说心里话我真不愿入那个团,但又不敢不入,那是个政治问题,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我不想到我这辈子再有一个反 革 命。可我自己没写申请书，而叫和我一起采用的一个好朋友替我写的,又让他替我交给了团支部。
我那个申请书很快就在团支部大会全体通过了，可还要外调。这也是我最怕的,一外调我就露馅了。我返城时，我的档案自己带回来了，我私自打开了封条，问题还真的很严重，采用时没敢把档案交到单位，怕单位知道了不给我转正。可那个团支部的组织委员费了很大劲到底给彻底查了出来。先是我们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让我表示个态度，又让我用书面形式写一个表示态度。这还不行，没过几天又通知我，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说是矿团委的组织委员要找我谈话，还让我再写一份那个书面态度。后来是矿团委书记亲自出马找我谈的话，谈话的内容和书面态度的内容无非是什么和家庭划清界线、彻底背叛自己的反动家庭，拥护共 产 党，热爱毛主席等等。
这不是什么福，这是一种屈辱，他严重侵犯了人的隐私权。

10、女知青冻死在列车上
有一年，有两个在克山农场下乡的上海女知青春节前要回家过年。不知她们俩是没钱买车票还是错过了钟点，或是挤不上火车，总之是回家心切，她俩竟搭上了一列装满木材的车皮。年前的东北正是一年最寒冷的季节,这列火车起动后就没有停下来。这两位可怜的上海姑娘结果都变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了,列车把她俩带进了一个冰冷的王国，从此再也回不到美丽的黄埔江畔了，再也见不到衰老的爹娘了。听说她们的尸体好象是在河北的石家庄发现的。又是一个那个年代的悲剧。
那个年代我们广大知青不但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留在了广阔田地,有的知青还把更宝贵的生命也留在了那里。他们有枪走火打死的，还有手榴弹失手炸死的。那时兵团战士报就登过王杰式的好指导员,好连长,排长,班长的英雄事迹。更多的是冬天农业学大寨,修大寨田,标准田,修水利放炮崩死的；也有知青之间相互斗殴被打死的；还有的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走上了不归之路；还有很多知青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而饮恨自杀的。

11、回忆革命化春节：知青不准回家
2015年02月21日 10:48
来源：央视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对于知青来说，革命化春节首先就是不回家，留在知青点过年；其次，仅仅不回家还不足以证明是革命化，要改变旧观念，变冬闲为冬忙，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次，革命化春节必然意味着在伙食方面要艰苦朴素，其实不艰苦朴素也不行，那时候空有年货这个词，却没有丰富的内容。这是革命化春节的三大要点。
本文摘自央视网，作者：佚名，原题为：我的革命化春节

四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革命化春节这个词。
对于知青来说，革命化春节首先就是不回家，留在知青点过年；其次，仅仅不回家还不足以证明是革命化，要改变旧观念，变冬闲为冬忙，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次，革命化春节必然意味着在伙食方面要艰苦朴素，其实不艰苦朴素也不行，那时候空有年货这个词，却没有丰富的内容。这是革命化春节的三大要点。
1970年冬天，知青点的同学都回津探亲了，我留下来看家。同学们临走杀了一口猪，吃了顿杀猪菜，几乎一整扇猪肉给我留下了，那意思是这一冬天就放开了吃吧。我那时做事很极端，守着这么多猪肉不吃，学着老乡的法子，在院里刨个坑，把猪肉搁进去，浇水培土、再浇水再培土，就这样一层层封冻起来，非要等明年大伙回来一起享用。院里封冻猪肉的那地方形成一个冰土圪蛋，硬邦邦的，就算有贼用镐刨，一时半会儿也刨不开，何况我们还有一只大黄狗。等过完十五同学们陆续返回，那时再刨出冻肉，鲜得跟刚杀的猪一样。
内蒙古后套的冬天很冷，我们是土坯房，屋里又没炉子，全凭烧炕取暖。冷到什么程度呢，早晨起来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都下不去瓢，这可是我的宿舍啊。屋里水缸结冰，屋外可想而知，到井台上担水，还没回到知青点，水桶里就荡起了冰碴子。
这么冷的天气，什么农活儿都做不了，可见传统的冬闲是有道理的。但赶上革命化春节，非要冬闲变冬忙，便与老乡一起，扛着木槌到地里打坷垃，算是平整土地的一种活计，记半个工。其实得不偿失，因为天寒地冻，干一会儿活，就都把手缩到袖筒里，哈气跺脚闲聊天耗时间。
那阵子我穿着白茬皮袄，头戴狗皮帽子，老乡说：“远远瞭见你，还以为谁呢，跟农村后生一样样的。”我那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不懂得孤单苦闷，跟老乡厮混得好极了。常有老乡到知青点来，找我下棋、哨枚（吹笛子）、听半导体；也有老乡坐在炕沿上，默默地看着我，问他有事吗，说：“没事，就眊一眊你。”在老乡眼里，我已然成了风景。
知青点的房子在村边，不远处是大路。有时夜里冻得睡不着，依稀听见晚归的车倌有一句没一句地唱爬山调。心想有人比我还辛苦，至少我睡着，人家受着。
从除夕夜到初一，老乡们接踵而来。我收了不少礼，饺子最多，然后是猪头肉豆芽菜凉粉豆腐油糕葵花子和糖稀烙饼，糖稀是当地特产，用糖蔓菁（甜菜）熬制，风味独到。除了这些好吃的，还有文化大餐，他们唱《挂红灯》、《打樱桃》、《五哥放羊》等二人台曲目，亦有间杂着荤词的酸曲儿小调，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原生态，场面红火极了。那两天我很受宠，大半个村的人家都来过，太把咱当回事了，在天津过年不会有这种待遇。用现在的话说那感觉很温馨，温馨得有点得意。
有件事忘不了：正月初一下了雪，是没到膝盖的那种大雪，我领略了什么叫茫茫雪原。正月初五，我到海子里凿冰窟逮鱼，拿铁锹就能把挤在冰窟口喘气的鲤子捞上来，弄了好几条。虽然我把猪肉封冻了，却也没误了荤腥，也算是一种补偿。
这就是我的革命化春节，精神的物质的，内容驳杂，终生难忘。

12、老知青忆：在村里过“革命化春节”感觉比家里还温暖
http://news.ifeng.com/a/20150221/43206575_0.shtml
2015年10月31日 14:32
来源：凤凰历史 作者：许艳萍
核心提示：傍晚，黑牛小队长又接我们到他家，亲自用黄黏米面裹上豆沙，油炸成像小发面饼大的黄澄澄的香甜年糕，胜过天津的“耳朵眼”。后又端上肉馅饺子（全年只在腊月27，分给每人八两生肉），我们吃得满嘴溢香，感觉似乎比家里还温暖。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3月6日07版，作者：许艳萍，原题为：《小村大年·三驾套马车》

1970年春节，是我们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节。上级号召知青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我们的“归心似箭”只得勒住，并写信告知望眼欲穿的父母。

年三十清晨，一群群花枝招展的村姑们左发辫系绿绸条、右发辫系红绸条，你方唱罢他登台地跑到我们女知青住处聊天，争先恐后地你掏一把炒熟的西瓜子，她掏一把炒蹦豆，连生活最困难的小妮子也掏出一把酥香怪异的吊葫芦子塞到我们怀里，超常的热情使我们应接不暇。后得知是黑牛小队长安排她们车轮战……怕我们想家。

中午，小队保管员、一位敦实的中年汉子，把我们三位女知青领到他家。他精明的媳妇把我们推让到热炕头上，端出用盐水浸透煮熟又煲干的咸香花生。（每年每人仅分五斤七两代皮花生，是全年的食用油料）为了冲淡我们想家的念头，她忙前忙后不知用什么招待才好……

傍晚，黑牛小队长又接我们到他家，亲自用黄黏米面裹上豆沙，油炸成像小发面饼大的黄澄澄的香甜年糕，胜过天津的“耳朵眼”。后又端上肉馅饺子（全年只在腊月27，分给每人八两生肉），我们吃得满嘴溢香，感觉似乎比家里还温暖。吃过年夜饭，我们要回知青屋。面对黑乎乎的旷野和阵阵犬吠，队长夫妇死活拉住我们说；夜里12点各种神鬼都会出来，你们不能出去，怕撞着……（怕我们孤独而编造）我们将信将疑，又回到热炕上学着他们盘腿的样子，吃着花生瓜子、薯干，喝着枣茶，听着他们讲杨家将、穆桂英等在永清县的传说。不觉深夜2点多，队长才打着手电把我们送回住处。初一，一整天村里大姑娘小媳妇拉着我们走家串户给乡亲父老们拜年，他们热情招待不亦乐乎。

初二清晨，几声清脆的马鞭声夹杂着嗒嗒的马蹄声由远至近，到了我们住地。原来是队长赶着“三驾套马车”（一头骡子驾辕，两匹马拉套）送我们到长途车站回天津。一路上他认真又诙谐地说：我们农村遇到重要的事；红白喜事、姑奶奶回门等才动用“三驾套马车”。你们知青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是重要的事，初二回娘家更是重要的事！要让你们父母放心……看着飘动在马头上的红绸条，我热泪盈眶……朴实的村民、浓郁的年味，至今萦绕在脑海里。http://news.ifeng.com/a/20151031/46064612_0.shtml

13、老知青忆插队吃粮：高粱是主食 面粉有时一年才十斤
2015年06月22日 12:23
来源：枫网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面粉是我们唯一的细粮。最多的年份每人每年可以分三十五斤麦子，最少的年份才十二斤。这里说的是麦子，磨成面粉还要打折扣。折扣的多少决定于面粉的质量，一般标准粉是八一折的。所以十二斤麦子实际上只有十斤左右面粉。
本文摘自枫网，作者：佚名，原题为：《知青插队吃粮：高粱是主食面粉有时一年才十斤》

玉米产量高，最好的亩产可达八百多斤，所以种植量最多。虽然价钱不贵，国家收购价一等品八分八厘一斤，但是农民一般都不愿吃玉米，好多人说玉米吃多了胃里冒酸水，所以农民很少用玉米作主食，只在新鲜玉米刚下来时摘些嫩的尝尝鲜。队里种的玉米绝大部分作为公粮和定购粮卖给国家粮库。一个生产队每年要卖玉米几十万斤。

高粱产量不如玉米，但也不低，亩产可达四、五百斤，所以队里种了不少。高粱价格略高于玉米，大约九分多一斤。农民主食就是高粱。高粱还可以作牲畜的食料。队里种高粱，主要目的就是这两项。

高粱米做饭比较费火。做高粱米饭时先在锅里放一锅水，高粱米和水一起煮四十分钟左右，然后把米捞出来，把米汤舀出来（可以当汤喝或是喂猪），再把米放在锅里，利用灶膛里柴火的余烬焖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如果高粱加工时碾得仔细些，做饭前用热水淘淘高粱米，做出来的高粱米饭还是比较白净，否则就是通红的。有一次男生下地干活，女生在家休息。也不知是男生提前收工，还是女生忘了时间（谁也没有手表，全组连个闹钟也没有），男生到家时午饭还没作。因为下午还要干活，女生ZYH为了快点作好饭，煮高粱米时往里加了点食用硷。煮了才二十分钟就捞起来焖，焖了一会儿尝尝没熟，再添点柴火炒。这么来回一折腾，高粱米变得又红又硬还夹生。我们男生一边费力地嚼着小石子般硬的高粱米，一边大声抱怨：“这人的手指头比脚趾头还笨！”ZYH心知理亏不敢大声回嘴，只好小声嘟囔：“你们的脚趾头就那么灵，用脚趾头作顿饭试试。”

高粱米比较难煮熟，到了肚子里也比较难消化，所以吃饭后能坚持相当长时间不感到肚子饿，农民们称“耐饥”，这也是农民大都愿吃高粱米的主要原由。我们下乡一年后，慢慢体会到这一点，就改吃高粱米了。到第三年，我一顿饭最多可以白口（即只吃饭不吃菜）吃八两高粱米饭。二○○二年，我们回开鲁，真想再尝尝久违的高粱米饭，可是这时农民生活提高了，没有人再吃高粱米饭。

高粱米虽然耐饥，但天天吃毕竟乏味，于是想方设法提高食欲。WBG祖籍辽宁，献出一个秘方：高梁米饭拌猪油加白糖。我们依方炮制，果然，用“香甜可口”一词形容恰如其分。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猪油和白糖，只好偶尔尝尝解馋。

谷子，加工成粮后称小米，就是革命回忆录中常提到的“小米加步枪”中的小米。小米饭很香，口感比高粱米好得多，且容易消化。但是谷子贵，一斤一角二分左右。再就是不耐饥，所以农民一般不吃小米，只有产妇坐月子时才吃些小米，并且是熬粥喝。小米做饭很容易熟，小米放到水里煮，水一开就得赶快捞起来，动作稍慢一点，就烂在米汤里捞不起来了。我们第一年做饭图省事，口粮几乎全要的是谷子，队里也满足了我们。吃了一年小米饭后，我们慢慢地改吃高粱米了，原由有两条：耐饥和便宜，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经济实惠”。

面粉是我们唯一的细粮。最多的年份每人每年可以分三十五斤麦子，最少的年份才十二斤。这里说的是麦子，磨成面粉还要打折扣。折扣的多少决定于面粉的质量，一般标准粉是八一折的。所以十二斤麦子实际上只有十斤左右面粉。这么少的面粉哪敢放开肚子当饭吃，只有逢年过节或是碰到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才吃。白面的价格只不过一毛多两毛钱，比猪肉便宜多了。可是“物以稀为贵”，有时，因为要吃顿白面，即使没肉，也要特意去打一斤白酒，以示隆重。

自家的不够吃就想办法到外面吃。一个办法是到县城的饭馆里吃，饭馆里可以吃到面条和饺子。内蒙的粮票最小面值是半斤，不象上海最小是半两，所以一顿最少得吃半斤。这个份量男生嫌少女生嫌多，饭量小的女生就两个人合吃一份，宁缺勿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吃会议”，那时的会议会餐不像现在大鱼大肉，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就是皆大欢喜。有一年夏天公社开知青工作会议，我们一到公社就四处打听会餐吃什么，传出消息说最后一天吃白面馒头，大家一边开会一边咽着口水想这顿馒头。
好容易熬到了这天的午饭前，大会主持人忽然宣布：由于白面很难搞，所以不能敞开供应，限量每人一斤。一斤馒头到手，男生们三下五除二，头也不抬一口气全部消灭，抹抹嘴摸摸肚子，似乎意犹未尽。看看女生，她们已经吃饱，正在用小手帕包着她们的剩余物资——两个或三个圆圆胖胖的白馒头。有两个男生实在抵挡不住馒头的诱惑，恬着脸向女生求援。女同胞们包好馒头，有的笑笑，有的摇摇头，有的干脆翻翻白眼，抱着那珍贵的馒头走回宿舍去了。饭后照例有一个半小时的午睡，我们一觉醒来，只觉得胃里已经空空荡荡。大概我们的胃天天对付高梁米，久经锻炼后变得威力无比，一斤白面馒头经不住三磨两磨早已被消化得不见了踪影。
六八年秋末，北京中国音乐学院两个人（一个是学院教工，一个是驻校解放军）到和平学校外调。按规矩，这两个人的伙食应该由和平学校解决，或是到社员家吃“派饭（队里照顾知青，从不安排到知青家吃）”。我们和这两个人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共同点是北京。听到他俩的消息，几个女生跑到学校，硬把他们拉回我们家，又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和食油，烙白面饼招待。吃饭的时候，让我们四个男生上桌着陪客人吃，众女生站在旁边陪着聊天。

七○年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管辖。吉林省大搞平调，从哲盟抽调小麦、白酒和白条狗（就是宰杀后剥去皮毛的狗，据说族人最爱吃）。这一调，调得哲盟白面、白酒奇缺。开鲁是农业县，小麦本来自给自足略略有余，市面上、饭馆里供应的面粉质量还是不错的，七五粉作不到，八一粉还能保证。现在小麦调走了，为了支撑市面，只好供应“全货面”——一斤麦子磨一斤面，连麸子也磨成粉。用这种面粉作面条比竹筷子还粗，细了容易断。面条呈暗红色，吃到嘴里还粘牙。

这年过年，吉林省不知从哪里调来些大米供应农村，每个人几斤。社员们以为大米饭的做法和高梁米一样，也是先用水煮，八九成熟后捞起来再焖熟。我们舍不得那些米汤，干脆把掏洗干净的大米放到一个洗脸盆里，再加上适量的水，然后放到铁锅里蒸，虽然多用了些柴禾，蒸出来的大米饭原汤原汁，就是香。

http://news.ifeng.com/a/20150622/44020017_1.shtml

14、、知青：不顾哀求揭批因饥饿偷粮的村民从此与乡亲疏远
2015年09月18日 08:48
来源：大洋网 作者：穆学仁
核心提示：从这件事后，知青点门前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村童们的歌唱，老人们的说古论今，青壮年们的打情骂俏，仿佛一夜间从生活中逝去。乡民们开始对我们疏远……
本文摘自：大洋网，作者：穆学仁，原题为：《残月》

往事如烟……

40年，竟一眨眼般走过来了。40年了，耳边却依稀回响着“玻璃窗子合页子门，里面住着吃屎人（知识人）”那即兴而就的乡音儿歌，眼前就会既模糊又清晰地呈现出乡童们赤着脚、跳跃着，欢快地拍着小手重复吟唱，引逗得众人哄笑的情景。与乡亲门朝夕相处三年的插队生活，在记忆中是那么顽强地扎下着根，抹不掉挥不去。思绪在广阔天地驰骋，追寻那难忘的青春岁月。尽管流淌着的时日已将那山、那水、那方人的桩桩件件、件件桩桩往事很难串成一条整线，可是却不知为什么，每每打开记忆的闸门，那宣泄而来的过去，就总会一次次定格在夜宿肖家坟的那次使人心灵震颤的经历中……

那是插队两年后的一个炎热夏季，麦收刚开始。一天晚饭后，老队长派我与知青姜培琪去肖家坟地看夜守庄稼。肖家坟是肖姓人家的祖坟地，百余座坟墓在田地附近排列有序，为此，那里的田地便以“肖家坟”而命名。割去麦子的土地很潮湿，各种说不上名字的蚁虫很多，无奈，我俩只好把“根据地”设在了肖家坟的边缘。这里是一个制高点，便于观察四周的动静，而且，坟地里的青草茂密得如绿地毯般柔软。被子一铺，我俩席地而坐，身边就是黑漆漆的一座座坟包，真还挺渗人的呢。

天空黝黑，星斗满目。黑暗中，我俩半依半卧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开始搓麦粒，紧接着又大嚼搓下的麦粒。此刻，灌满菜糊糊的肚肠急需“粮食”补充。良久，我咽着“粮食”说：“睡坟地怕不怕？”小姜嘴里也塞满着“粮食”，含糊不清地咕哝着说：“怕啥，叫鬼拉去才好，那边口粮多，馍馍随便吃，说不准还有油饼吃哩。”我的肩头发凉，底气不足地说：“鬼会是啥样的，该不会从坟里跳出来抓咱俩吧？”说这话时，我左右看了看，似乎感觉后背凉飕飕的。

说鬼就有鬼。话音刚落，坟地的另一侧便忽然在簌簌的作响。我毛骨悚然，与小姜不约而同地蜷成一团。响声在持续，我俩也慢慢舒展身体壮着胆循声搜寻。夜色下，只见一个黑影在麦捆间晃动。“妈的，原来是贼。”小姜把另一把锹把塞到我的手里说，“前后夹击，抓个驴日的。”

我俩悄悄摸过去，猛地大喝一声便扑倒了偷麦子的贼。贼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那骇人的惊叫在黑暗中十分刺耳。显然，贼也被我俩的突袭吓出了魂魄。但只片刻，贼便醒过神来，“知青哥，饶过俺吧。人快饿死了，没办法才走这条路啊。”贼怎么知道我俩是知青？听着这尖细的声音，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好，从声音判断，压在我俩身下的竟然是个女的。我俩忙站起身来。

饿，就可以偷集体的粮食？就可以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可以攻击红色政权？别想用这一套来蒙混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红卫兵小将。话是这么说，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女贼胆子可真不小，没有足够的胆量，怎敢夜晚独闯肖家坟？

女贼哭着一个劲地哀求。此刻， 我却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所笼罩，一切的不公、不平和压抑，都能够对脚下的“她”发泄。我扭曲的心理再次寻找着平衡。“你是谁，哪个生产队的？”我吼着去扯她的头巾。她双手紧紧勒住头巾，露出的两只眼睛，十分骇人。几次，我也没能将头巾扯下来。

“走，到公社去。”我俩推搡着。一路上，女贼紧握着头巾，哭泣着一声不出。可是，就在快到公社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女贼忽然转过身来，扑通一声跪倒在我的面前，双手抱着我的腿，哭着说：“知青哥，饶过俺吧，俺还是个闺女家呀，去了公社，以后可叫俺咋见人、咋个活啊！知青哥，俺求求你了，俺给你磕头了。”女贼把头磕得砰砰响凄楚地哭叫着，“知青哥，你就是俺的亲哥哥，你叫俺咋俺就咋，就饶过俺吧，知青哥，俺的亲哥哥！”

面对此情此景，我俩开始一楞，但旋即便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少来这一套，斗争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我们红卫兵小将打的就是你这样的落水狗。”我一脚踢开她的手，厉声喝令快走。
就在走进公社大院的那一刻，我在月光下又看到了女贼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惨白的月色下，是那般的无奈，那般的绝望。月亮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这时才发现，那天的月亮好白好白啊。

公社革委会主任接待了我们，对我俩的革命行动大加赞赏，然后喝令将女贼押下去进行审问。据主任回来讲，女贼已交待她是我们邻队的社员，叫玉秀子，和我们同属一个大队。主任说，这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要深揭狠批。他要求民兵好生看管，并当场决定明天召开批斗大会。

当女贼脸色苍白，头发蓬乱，脖子上挂着一筐麦穗，弱不禁风地站到批斗台上时，我才看清她的“庐山真面目”。她和我年龄相仿，瘦高挑个，长的还满秀气呢。

批斗会进行的死气沉沉，没有想象中的群情激愤和雷鸣般的口号。相反，却时时传来妇女的低声啜泣和男人们的沉重叹息。我俩又一次得到革委会主任的表扬，可不知为什么，乡民们对表扬似乎并不感兴趣。会后，女贼玉秀子被押回公社，她将与“黑五类”一样成为专政对象，要被无限期强制劳动。

从这件事后，知青点门前失去了往日的欢乐。村童们的歌唱，老人们的说古论今，青壮年们的打情骂俏，仿佛一夜间从生活中逝去。乡民们开始对我们疏远……看得出来，他们是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我俩干错了什么？

我们企盼往日的快乐时光，在难捱中度日。一日，老队长来到知青点，他搓着手木木的说：“随我来。”我俩便跟着他开始了这次莫名其妙的走家串户。进一家，老队长二话不说，在乡民惊诧的目光里，径直奔灶房去揭锅盖。于是，一锅清水煮野菜便映入眼帘。望着一锅锅的清水煮野菜，再看看大大小小一张张泛着菜色的脸，心中不知是啥滋味。我俩虽苦，还有面糊糊喝，可乡民们……此情此景，真让人揪心扯肠啊！

在村旁一所黑乎乎的土房中，我看到了令人窒息的一幕：土炕破席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的妇人，微弱的呼吸已不知是在喘息，还是在呻吟。老女人的身旁伏着两个四五岁的赤身小孩子。孩子黑污的小手在老人身上摸索着；“奶奶，饿，我饿。”

“这是肖明的家，玉秀子偷粮食就是为了他们。前两日，玉秀子来俺队串门，去看病重的肖明娘，肖明娘拉着玉秀子的手，说临死前吃上碗揪面片多好啊。就为这，玉秀子才去铤而走险的。哎，这女娃，为啥不事先给俺们言传言传。”老队长从怀中摸出两个黑乎乎的饼子递到孩子手中说，“肖明是右派，女人跑了，他被送到水库强制劳动。他是罪有应得，可他娘和他的两个娃没有罪啊。哎，肖明娘快要死的人了，要吃那门子面片嘛。这面片子没吃上，可你要死的人了，却拖累了玉秀子啊！老姐姐啊，你现在还能听见吗，玉秀子是为了你才去偷的，可又不能说是为肖明家偷的，怕连累了肖明加大罪过。哎，一肚肚苦水水，玉秀子都咽了。一个女娃家，背上贼的名声以后可咱办？知青娃啊，俺今天带着你俩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玉秀子不是贼，俺乡里人穷归穷，可要做贼难哩，你俩是公家人，肯定呆不久，可不能种下俺乡里人是贼的名哩。”老队长说着来到了土炕前，把两个孩子揽到怀里，“哎，还得找人办丧事啊。”此时，老妇人已经咽了气，我看见，她双眼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质问苍天。

老队长领着两个孩子，出了屋便蹲在地当央吧嗒吧嗒落泪。这时，我看见乡民们已站满了院落，他们一个个垂着头默不作声，仿佛做错了事情，让我们两个外乡人来给予评判。

我麻木地站立着，胸中一股股苦水翻涌，想哭，想放声痛哭。想为背了贼名的玉秀子，想为到死也没吃上面片子的老妇人，想为十几岁了还穿不上裤子的乡村孩子，想为吃糠咽菜还拼命劳作着的乡民，想为自己……可是，此刻我大脑却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不久，我俩就被抽调上去而各奔东西。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眼前总拂不去玉秀子那苍白的面容。

前几日，当了煤矿矿长的姜培琪来电话约我回农村转转。他说：“伙计，咱们插队的乡下今非昔比了喽，家家富的淌油哩。”

是啊，该回去看看了。多想又听到那首久违了的儿歌在咿呀吟唱；多想重新蹲在知青点前，融于乡情四溢欢聚喜悦的氛围中再叙衷肠；多想还回到肖家坟去尝试尝试“看夜”的骁勇与莽撞……这一切能实现吗？

玉秀子，你现在好吗？

往事如歌------

http://news.ifeng.com/a/20150918/44682243_1.shtml

15、老知青忆大返城：知青情侣为回城忍痛分手不应该苛责
2015年07月06日 08:42
来源：中老年时报 作者：张钧儒

文革中大部分年轻人既无法继续学业也没有工作机会，中央领导机构意识到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年轻人安置[详细]
核心提示：她病退回城坐火车驶离东北一个车站时，亲眼看见站台上一位姑娘，坐在一堆行李上嚎啕大哭；她的上海男友虽然和她一起办手续、一起收拾行李,一起下车，但最终还是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刻，只身掩面跳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未必就是薄情寡义，更多的是无奈和迫不得已，毕竟，前程未卜，在生存还是爱情的两难选择中，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挣扎！除了良心，谁也不应受到谴责。

本文摘自：《中老年时报》2013年11月8日第08版，作者：张钧儒，原题为：《闲话双知青家庭》
知青上山下乡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春少女阳光少年都已年过花甲，工作、事业、家庭基本尘埃落定。此时再细数知青婚恋的形态种种，剖析知青家庭的辗转归宿，可以心如止水、激情不燃、趋于公正客观。这里我想说说双知青家庭。
夫妇都是知青，在知青家庭中所占比例应该还是比较高的，虽然没有权威的官方统计数字。因为，当年的老三届包括6个年级，年龄多在16至21岁间，上山下乡接近“全锅端”，所以，同龄人里不是知青的凤毛麟角。
这些懵懂少年，同遇下乡大潮， 同为异乡异客，自然同病相怜。所以，同班、同校、同城的同学，同知青点、同下乡地以及各种机缘相识的插友，成为夫妻的不在少数。尤其那时天津中学的下乡知青安置政策，允许毕业生投亲靠友跨校下乡，所以很有些家长安排自家的孩子与亲友的、街邻的同龄人结伴同行，彼此照应。这些人发展成更密切的关系应该很有基础（当然是无血缘关系的）。
但双知青夫妻真正在农村安家的并不多。一是文革极左的政治环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自我约束，谈情说爱讳莫如深；二是贫瘠的山区农村，工分难以支撑安家糊口，回家探亲都成了奢望，也令大多数人难动成家的念头。1970年开始选调，知青们有了企盼，更不肯轻谈婚嫁。所以，知青们成家多是在选调后，初恋双方因选调的时间、地点不同而结局各异：同时同地的携手筑巢；分居两地的或几经周折终成眷属，或渐行渐远劳燕分飞。
大规模的选调焕发了知青们极大的创业安家的热情。集中分配、集中工作、促成了集中成家的局面。简陋温馨、城乡结合是当时知青家庭的特色。以后这些家庭大多选择了返城回故乡，牺牲了多年打拼的工作、事业、职位、甚至工龄、学历、家业，拖家带口一切从头开始，个中艰辛，不亚于二次下乡。有些夫妇一直工作生活在外地，退休后投靠子女,回到城市养老。
兵团农场的军事化管理、集体的生活方式，类似校园的氛围环境，同学战友自然方便交往。但70年代末的大返城也是一场对感情的盘点。据一位自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兵团、后嫁到天津的知青朋友讲，那时的病退政策是“哪来哪去”，由三大城市（京津沪）下乡的知青可以去其他城市，反之不可。所以有些异地结缘的情侣最终只得忍痛选择了分手。她病退回城坐火车驶离东北一个车站时，亲眼看见站台上一位姑娘，坐在一堆行李上嚎啕大哭；她的上海男友虽然和她一起办手续、一起收拾行李,一起下车，但最终还是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刻，只身掩面跳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未必就是薄情寡义，更多的是无奈和迫不得已，毕竟，前程未卜，在生存还是爱情的两难选择中，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和挣扎！除了良心，谁也不应受到谴责。
100个知青就有100样的人生，这些我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例，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是几十年时光隧道里的记忆碎片，只愿能以此文，祭青春以慰晚颜，还历史之清白，昭真相于后世。知青的婚恋并非如今人杜撰的那么浪漫随意；知青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社会的夹缝里倔强地生存。他们在自己如燕子衔泥般营造的小巢里——不论是山乡水野的屋舍，还是烟花闹市的居室，不离不弃的是一份忠诚、感恩和亲情！
http://news.ifeng.com/a/20150706/44109913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