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笔记

那一年,韶山冲来了一位风水大师。在经过长达11天的精密考察之后,他宣称,滴水洞旁虎歇坪那块地方,正好在龙脉上,是一块风水宝地。
韶山地广人稀。因为地处山间,人们不是聚族而居,而是一户户零零星星地散居在各处。请来风水师的是兄弟俩毛恩普与毛恩农。为了能够死后埋在这块风水宝地,兄弟俩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争执由风水而起,有着丰富江湖经验的风水先生自然有他化解的手段。他说,你们谁先死,谁就应该埋在这里。
这真是高超绝妙的两难。
为了虚无缥缈的子孙后代的远景,谁愿意赌上自己今世的阳寿?兄弟间的争执就这样不了了之。
后来,兄弟两分家了。弟弟毛恩农居住老屋,哥哥毛恩普搬到临近滴水洞虎歇坪的韶山冲居住。只是不知道兄弟俩在分家的过程中,虎歇坪的风水宝地是否也曾经是他们谈判的筹码之一?
5年后,毛恩普的孙子毛泽东就是在这里诞生。
风水师的话在山区农民艰难的日子里也许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在山间静谧的夜晚,兄弟两之中是否有谁会偶尔回想起风水师那些神秘得无从扑捉的神秘话语?
毛恩普去世后,埋葬于虎歇坪。神秘的预言随着乡村周而复始的艰难日子似乎已经被渐渐遗忘。
他的儿子毛顺生在17岁已经早早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儿媳妇文其美是在他10岁时作为童养媳娶回来的。
五间半茅草屋与15亩的水田在这贫苦的山区实在是一份菲薄的家业,而辛勤努力的耕耘显然所获不多,数百两银子的债务依然是农家少年毛顺生难以承受的负担。
1893年,毛顺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前面出生的两个孩子都夭折。因为医疗状况的落后,此时中国婴儿的成活率极低。一个孩子哭叫着来到这痛苦的人世,能否存活下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概率事件,要靠他自身的运气。虽然每一个怀胎母腹的婴儿本身已经是幸运者,但是刚刚出生之后,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婴儿,命运还要考验他们一番,看看他是否有着足够的幸运指数。
这个显然很幸运的孩子,在许多年之后,改善了整个中国婴儿生存率低的现状,而这,仅仅是他改变了中国的许许多多之中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一项内容。
为了让这孩子根基稳固,顺利成长,外祖母为他拜村上著名的巨石为“干娘”。又因为他排行第三,人们称他石三,或石三伢子。
这个年代的韶山,和中国大多数偏僻落后的农村一样,还和祖辈们一样过着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几十年前南中国沿海的洋人们的枪炮声和之后他们以两千多人的军队进入这个东方帝国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的确惊醒了一小部分中国人,但是对于像韶山这样偏僻的无数山村和住在那里的人们来说,这一切无疑还相当遥远。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他们的祖辈们一样,过着数千年来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日子。
贫困的家庭总是在寻求着改变命运的机会。为了改变困窘的经济状况,像他的许多父兄辈一样,年轻的毛顺生选择了从军。
在山东沿海一带的三年当兵经历显然改变了这位韶山冲的青年农民,开阔了他的视野。退伍归来,他手里已经稍有积蓄。对他来说种田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他一面种田,一面尝试着做些小买卖。
思想改变人生现实,这事在毛泽东父亲那里就已经发生。
在毛泽东成长的童年阶段,父亲把家里经营的开始有起色了,拥有的土地也渐渐的多了起来,并且能够雇得起长工来了。
他的外婆家的境况,似乎还要好一些。与自己的家境类似,湘乡县唐家坨的外婆家也是由贫苦之家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与成功的经营之后渐渐地富裕起来。
大富大贵之家可能因为缺乏进取精神而逐渐走向衰落。贫苦之家可能因为缺乏种种条件而始终踏步不前。社会之中最有希望与活力的正是有着前进基础的中间阶层。他们稍有经济基础,又极富奋斗精神。在不懈的努力与勤俭节约之下,他们的状况日渐好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阶层。
家道中落让少年鲁迅早早尝到了人情冷与暖世态炎凉,也同时造就了他愤世嫉俗的心态。而家庭经济上升阶段所产生的活力,以及他们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勇于奋斗,无形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子女日后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毛泽东8岁以前的很多日子,他是生活在外婆家的。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有过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
不快乐的事情也许和父亲有关。从六岁起父亲就让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是家里的好吃的,却是给父亲和他的长工吃。在父亲看来,男人是干重活的,吃得好了,才能更好地干活,产生出更大的经济效益,而女人和孩子,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了。
没有孩子喜欢枯燥单调的原始的农业劳动,也没有孩子不喜欢吃好吃的。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刻薄的父亲注定是不会让人喜欢的。然而父亲的这种功利思想,不可能不会对下一代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0:29:00 +0800 CST  
当进入私塾开始读书之后,他的不快乐增多了。老师比父亲更加严厉,而一遍遍诵读不知所云的四书五经的章节,比起干农活来,更加的枯燥乏味。毕竟干农活时脑子还可以天马行空,而不知所云的诵读古文,不仅身体不能够活动,精神也被霸道地占据着。
调皮的孩子们在一起,总能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童年的快乐。去偷吃田里的瓜,爬上树偷摘成熟的水果,去捉弄邻居古板吝啬的老太太,从这些淘气的事中,总是能收获意外的童年快乐。
而随着识字量的不断增加,古典小说给他的启蒙时代带来了更大的快乐:《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隋唐》,《精忠传》,这些书里面,有着多么精彩的传奇故事!老师说这些都是坏书,读了会把人教坏,不能读。如果这孩子读过这些书,他一定想,老师在骗人;如果他还没有读过,他一定会找机会读一下。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这种为读书人所不齿的坏书随处可见,显示着他们在民间顽强的生命力。
正是在这些充满着不愉快的记忆的私塾里,他除了渐渐地学会了读书,写字,更学会了许多成语典故。而这些成语典故竟然出其不意地成为他与父亲斗争的有利武器。
在当事人毛泽东的记忆里面,在童年时代他和父亲的关系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父亲责备他不孝,他以“父慈子孝”来反责父亲的“不慈”;父亲骂他懒惰,他以自己年龄尚小来反驳。并进而反驳道,如果自己到了父亲的年龄,一定会比父亲干更多的活。
以引经据典来战胜父亲,对于任何少年来说,这都是巨大无比的精神胜利。
他无疑为自己就能够引经据典成功地反驳父亲而自豪。这种自豪是如此的印象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在延安面对斯诺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当年战胜父亲的自豪依然在言谈语气之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也许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的成功与自豪不仅仅是建立在自己聪明机智的基础之上,更是建立在父爱的包容之下。
如果父亲恼羞成怒,继而以与长辈顶嘴为由,施以痛责暴打,儿子战胜父亲的成就感必将在倍受挫折之余荡然无存。
这样的父亲,在中国社会,至今并不少见。
幸运的是,毛顺生不是这样的父亲。
被儿子反驳后的父亲也许板着面孔离开了,但是内心里面也许会悄悄分享一份儿子成长的喜悦?即使这样的喜悦是建立在自己失去权威与面子的基础之上,有什么关系呢?除了不断蹿升的个子,这不正是儿子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另外一种令他开心乐见的痕迹么?
在儿子眼里也许根本算不上慈祥的父亲,以他对儿子最深切的爱与宽容,包容了儿子的有理有据的反抗,和他最初的成长。
毫无疑问这种父子之间的斗法游戏,随着儿子的成长不断地发生着。双方似乎都乐此不疲。从毛泽东本人叙述的关于自己和父亲挂一漏万的情节中,管中窥豹,有理由相信这其实是最精彩的父与子的故事。
德国人布劳恩用漫画记录下了作为父亲的自己和儿子的点点滴滴,给世界带来会心一笑和暖暖的父子深情。湖南人毛顺生则以他的严厉的管教和难以察觉的宽容慈爱,塑造了一代伟人最初的个性。引经据典反抗父亲的屡屡成功不仅培养了毛泽东策略性的反抗精神与幼小心灵中的自信,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搜寻经典的学习习惯,以及将之一一与现实功效相联系的思维习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条成语可以让愤怒的父亲瞬间偃旗息鼓,这该是多么巨大的成就!
正是在这种日常生活之中屡屡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之中,少年毛泽东养成了对于冲突,挫折与压力无所畏惧的个性。而之所以能够屡屡发生,正是因为这一切都浸泡在父爱的包容之中。在父亲那里,严厉的管教与不露痕迹的纵容组成奇特的矛盾体。
这种父子之间的秘密游戏一旦在公开场合亮相,则必然一起不寻常的波澜,也终于酿成父子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
着许多客人的面,当父亲责骂儿子,儿子据理反驳的时候,双方的面子在社会场合都受到了严重伤害。私下隐忍宽容的氛围在众多客人的关注目光之下,早已不复存在。而少年的毛泽东却对这危险毫无意识。
在父亲的怒骂下,他跑出家门,而父亲紧追在后。他以跳进身边的池塘威胁父亲,最终在母亲的斡旋之下,以儿子单膝下跪认错,这场出人意料的风波才最终得以平息。
最初的求学时期,他从一个私塾转到另外一个私塾。在13,4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能够写字,记账,甚至做对子,写文章了。在父亲的压力与监督之下,他干活勤快,记账仔细,并最终养成了他亲自动手,思维慎密的个性基础。
不同的家庭环境,培养出子女不同的个性,收获着各自不同的人生。谁又能够例外呢。
尽管他讨厌枯燥的经书,他的出色的学习成绩依然令每一个私塾老师赞赏。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老师觉得他完全可以深造下去,参加科举,考取个功名回来。但是他的父亲是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的。儿子所学到的一切,能够算账记账,识字作文,继承自己的事业已经足够了,儿子不需要有更高深的文化。
一个韶山农民注定不会对自己的下一代太高的奢望。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0:31:00 +0800 CST  
就这样,毛泽东停学了,成了韶山冲里的一位少年农民。也许不出十年,父亲将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加精明,更加成功的韶山商人。
也许不必过分夸大他学习上的优秀。庞大的中国社会,孕育了并孕育着多少有天分的孩子?在高考分数决定一切的年代,哪一个出身寒微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是其乡村成长环境中的佼佼者?
农民的生活辛苦而枯燥,单调。毛泽东家里的境况已经是蒸蒸日上,除了父母和两个弟弟,还有雇起了长工。和长工在一起劳动,共同语言必定有限。毫无疑问,在离开了私塾之后,正式进入农民生活的少年毛泽东内心里有着许多的苦闷。作为解脱苦闷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读书。
偏僻而落后的山村里能够搜寻到的书籍相信十分有限。古典小说应该算是在乡村流传数量最多的书种。如果在私塾里面偷偷摸摸地阅读没有能够完整的读完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说岳》的所有章节的话,那么现在,在田间劳作的间隙,他完全能够有时间读完它们了。更加重要的是,身体上的操劳,枯燥单调的生活,无疑会无限提高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并且使阅读者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捉摸,品味其中的内容。
来自父亲的压力依然无所不在。读书绝不能成为偷懒的借口。虽然父亲反对他读这些没用的书籍,但是以他的与日俱增的阅读兴趣和日渐广泛的阅读量来看,父亲对于他读书的喜好似乎也是听之任之。
他的外婆家地处湘乡与湘潭交界,属湘乡。在湘乡乃至当时整个湖南,最大的名人是曾国藩。
曾国藩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少年,中进士后,在京城十多年间官职连跃十级,成为二品大员,创造了官场奇迹。之后又因太平之乱,创立湘军,为剿灭太平军屡建奇功,完成了文人转武将的华丽转身,被封为勇毅侯,成为清代文人封侯第一人,也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
巨大的成功背后,是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正是这种种长期不懈的努力让曾国藩抓住了一次次难得的机遇,成就了一个文人的传奇。
他最广为流传的《曾文正公家书》,成了世人了解他的传奇人生的经典,不断出版。
湘乡作为曾国藩的故乡,应该是《曾文正公家书》在全国流传最广的县份,也是传播曾国藩成长阶段种种轶事的发源地。湘乡的文家藏有这套书,知识如饥似渴的毛泽东在外家找到这套书——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几乎是一种必然。
曾国藩的成功故事和他的家书,激励了无数不甘平庸的年轻人。而与之有着天然地理与文化渊源的毛泽东自然是其中之一。
一个13,4岁的农村少年,读了些书,拥有了一套《曾文正公家书》(也许是做私塾先生的舅舅送给他的),也许不必追寻他究竟读懂了多少内容,但是曾国藩传奇的成功故事,无疑会极大地激励着这个少年的豪情壮志。这是他年少时代的“圣经”,他小心地珍藏着。同时珍藏的,无疑还有他最初的出人头地,为万夫之雄的理想。
这也许是他这一时期搜寻到的第一本除了古典小说之外的书籍。接着是第二本,第三本。。。。。。
就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这本与他所读过的完全不同的书,进入了他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忍受了两年农民的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也许同时是作为读书人享受了两年难得的农民生活?这视乎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以他之后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与红色传奇而言,这两年农民生活对于他其后的成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与父亲的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状态。父亲的严厉,使他不得不在做账时认真仔细,以免被抓到把柄而被训斥。枯燥而艰辛的生活,一方面让他切身地感受着作为农民的艰辛,一方面清空了他脑中所有心怀大志的少年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中的空洞成分。曾文正公是一个遥远的路标。但是在田地里流淌的汗水,也许最能清空一个少年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至少,脚下的土地是实实在在的。至少,《盛世危言》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与经书或小说全然不同的另外一个画面,讲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故事。
《盛世危言》开篇首页,就是一张世界地图,介绍地球上五大洲的状况。对于一个还从未走出过山村的少年来说,这样的视觉与精神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他瞄向外界的第一眼,就是这张并不清晰的世界地图。
命运从一开始,就把毛泽东摆到了一个极低的现实与极高的理想之间。
田间流淌的汗水与生意场上的锱铢必较固然是生存的现实,而闲适静谧的漫长冬夜更是长辈向晚辈传递家族信息最好的时刻。虎歇坪风水宝地的故事注定是其中最精彩的篇章。对于一个聪明,倔强,信佛的少年来说,这个显得神秘的故事无疑触动了他的心弦。
毛泽东依然热衷于读古典小说,并且因为干农活,有了大量的时间去消化,思考。完全因为自己和农民一样在田地里流淌了大量的汗水,他奇怪为什么书里面全是文人武将的故事,而没有一个主角是农民。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两年之久。
少年毛泽东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农民。
不久当他复学之后,在另外一个私塾,当他第一次阅读《史记》时,其中的《陈涉世家》也许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曾经的少年农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以区区贱民,揭竿而起,点燃了烧毁帝国的第一把火。虽然很快成为历史的灰烬,司马迁却为这个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人开“世家”篇,与王侯将相并列。刚刚放下农具拿起书本的少年农民未必完全理解太史公的初衷,然而他总算在经典文本中找到了一点农民的影子。
《盛世危言》在毛泽东出生的第二年初版,到少年毛泽东阅读到它,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它影响了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家,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到毛泽东。
这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书。
许多年后,毛泽东在文章中把买办与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并列为全中国人民的敌人。所谓买办,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中国高层管理,他们深谙中国社会与文化,又深受外资企业的文化熏陶,精通外文,成为外资在中国的代理。如果说外国商品包括鸦片进入中国市场,国家和人民受到损害,但是最早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却是第一批因之而受惠的中国人的话,那么买办阶层就是第二批因此而受惠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早的白领阶层。
《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正是这样的买办。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版本最多的书种,没有人知道少年毛泽东阅读的究竟是《盛世危言》的哪一个版本。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哪个版本都好,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本书,把从未出过韶山的乡村少年,与一个主张以全面引进西方文化,科技,工商业,政治来复兴国力的买办联系了起来。
在此时此刻的韶山冲,《盛世危言》的作者与他的读者之间的距离无疑是遥远的。然而对于农家少年来说,他第一次获得了如此丰富全面的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洋人,洋货,轮船,关税,国际公法;采矿,火车,电报,机器,船政;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农业,医学。。。。。。这些陌生的词汇在少年心里构成了一副副怎样与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山区生活完全不同的意象?在这种种意象的冲击下,一个农村少年将会产生怎样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
这本全然不同的书,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窗口,也为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认识这世界的视觉。而这个世界距离他如此的遥远。
许多年后,他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继续求学的愿望。
书籍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这注定不是第一个故事,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故事。
他的人生已经被安排好了:结婚生子,在土地上辛苦劳作,顺便跟着父亲学一学生意经。
事实上这个14岁的韶山少年确实结婚了。13,4岁,正是那个年代中国男人应该结婚的年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他15岁的时候,他有可能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少年农民一样成为父亲——尽管他自己还是个孩子。
定亲,娶亲,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件人生大事按着既定的程序进行着。
如果这种事情非本人所愿,其过程必定相当痛苦。但这是社会的要求,是父母双亲的心愿。也许他表示了反对与抗议,但是反对无效;也许他已经明白反对无效,索性听之任之,被动地成为新郎。
但是这并不代表了他的妥协。他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了实质性的反抗:拒绝与新娘同房。
在这种事情上,父母并不需要逼迫他们的儿子。新人已经进门了,同房是迟早的事情。今天不同房,不代表着明天不。长相厮守的夫妻有的是时间。
但是终究,父母没有等到这一天。新娶来的姓罗的姑娘,没过多久就因病去世了。随着新娘的过世,这段旧式婚姻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在做了两年农民之后,毛泽东已经彻底厌倦了单调而枯燥的生活。在阅读了关于新学问的书特别是《盛世危言》之后,他强烈地渴望着回到学堂,了解外面的世界。
数年之后当他意识到知识的重要,开始无比痛悔憎恨这一时期的失学。然而另一方面,这两年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经历,却成为他终生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在父亲处心积虑的安排里,给儿子娶媳妇回家,原本就是想让他安分下来,好好过日子。儿子拒绝同房,媳妇又没了,现在又要去读书,给不给他去呢?
学问在父亲眼里,原本除了算账记账之外,并无其它用处。他可没指望儿子能够中个状元探花什么的。可是在一场失败了的官司中,他的想法开始有了改变。一处原本是他自己的山林,被别人强占。争执难以解决,便打起官司来。原本以为胜券在握的一场官司,因为对方请了能言善辩的懂法律的人帮忙,反倒令自己有口有理难辩。
也许父亲还在同不同意毛泽东是否继续读书而犹疑不定,秋收之后的农忙刚过,儿子已经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离开了家,去了私塾继续读书了。
对于少年毛泽东来说,他与父亲在感情上原本就不那么亲近,而他的种种想法,做法,也常常遭到父亲的反对。父亲对他,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无法逃避的压力。如同算账记账一样,他必须时时处处谨慎小心地去做好每一件事。在这种压抑之中,他的出其不意,处心积虑的反抗却往往获得意外的成功。对于父亲,他唯一的优势是多读了些书,懂得了一些书上的道理。他用自己的这仅有的优势与父亲对抗,并无疑屡屡获得成功。而正是这种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最为重要的成就感,在培养着他的反抗精神的同时,也培养着他的把书本上的理论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的浓厚兴趣与强大信心。
父亲是他的反对派,他看到了父亲的弱点,并且能够利用父亲的弱点来反抗他的专制。这是一个孩子的小聪明。但是在父爱的包容之下,孩子的小聪明,最终变成了大智慧。
终其一生,至少在表面上,毛泽东对他的父亲都没有好的评价。也许他真的没有明白,也许他明白了但是不想说出来。正是在父亲的精神压力与父爱的奇特关照之下,与儿子的选择,努力,成就了一个东方伟人传奇最基础的篇章。
如果没有这样的父亲,这种传奇注定将无从谈起。
在父亲的强权专制与慈爱宽容之中,他学会了如何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与父亲作斗争,也学着如何在斗争中调整自己的策略。
父亲不仅是他青少年阶段的反对派,也是他的挑战目标,同时更是他挑战精神的培养者。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认真做事以免被父亲这个伟大的监工抓到把柄,另一方面,如果他将做什么不合父亲要求的事情,他总是能够预先做好准备。
拿读书这样的事情来说,在干活的间隙被父亲抓到时,父亲往往发现他已经出乎意料地做完了大量的农活,也就对于他的读书无法展开批评。
重新进入私塾之后,毛泽东已经不大读他所不喜欢的经书了。老师是自己本家的一位伯父毛麓钟,给他读《史记》,《汉书》,也给他读韶山毛氏的族谱。
韶山毛氏起源于先祖毛太华,是明代一位将军。到毛泽东这一辈,已经是毛太华的第二十代孙。而韶山的毛氏子孙此时也已经繁衍成为当地一个庞大的家族。
当年先祖毛太华以当兵起家,后辈们从军尚武的传统由此而顺理成章地确立。
湖南民风彪悍。曾国藩创建湘军挽救帝国危局,所谓楚虽三户能亡秦,所谓无湘不成军,彪悍的民风与从军的传统正是最为根本的因子。
韶山毛氏家族中,在清朝末年因为军功而获得朝廷封赏的就已多达六十多人,而有过从军经历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
家族里尚武的传统与众多族人的从军经历必定不经意间在日常的生活言谈之中流传,如今却以如此正式的文字形式,记录在族谱之中。
族谱作为一个家族的秘史,当长辈把它展现示给一个少年的时候,本身就是在传达一种来自家族的神秘嘱托。见多识广的毛麓钟,在这个晚辈身上,也许发现了某些不寻常的特质。
毛泽东依然向往外面的世界。
一位在外多年的读书人李漱清回到家乡韶山了。科举已经废除。几千年来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途径被切断了。十多年前,洋人在珠三角地区设立了最早的一批新学堂。如今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已经在开放地区蓬勃兴起。这位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读书人,宣讲兴办新学的重要,反对信佛,主张兴办新学校。虽然他自己还并没有开始实际行动,却已经被人们视为另类,认为他是中了异端邪说的毒,人们对他敬而远之。
然而少年毛泽东对这位先生颇感兴趣。这位15岁的少年听说了他的主张,兴奋地前来拜访他,听他讲外面世界的故事。
他对于世界的最初步的见解正在形成之中。这一年湖南闹饥荒。饥饿的民众在长沙暴动,政府调兵镇压,许多饥民被捕杀,斩首示众。粮商们纷纷逃离省城,逃往周边的乡村。这轰动一时的事件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饥民的暴动,镇压的血腥恐怖,这种时代跳动着的脉搏深深触动着他年少的心,让他许多年之后依然难以忘记。
在官僚世家成长起来的青年会对这种暴动有着天然的排斥,而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靠自己的劳动而生存的年轻人却最能体味出“暴民们”的苦衷。对于毛泽东来说,更何况还有善良信佛的母亲的深深影响。
母亲是一个信佛,善良,乐善好施的农村妇女。幼年的毛泽东,从母亲身上继承了善良的品性。他同情那些饥饿的灾民们,为他们感到不平。虽然他自己还并没有饿饭,虽然他并不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自幼土生土长于山村,经历了两年农民生活,父亲也早已为他计划好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未来。但是在精神上,来自外面世界的新鲜事物的冲击,已经极大的激荡起毛泽东内心的冲突。对他来说,离开家乡已经是必然。问题是,如何离开?
父亲安排他去县城的米行去做学徒。看起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只要能够来到他所向往的外面的世界就行,他同意了。
但是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他的一位表哥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暑假回来,和他谈论起自己就读的这所不读经书讲授新学问的新式学校之种种情形。与去湘潭县城做一个米店学徒相比,这样的新学堂无疑对他更有吸引力。
父亲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他自己也同意了。再让父亲改变主意,只会导致更大的冲突,而且结果难以预料。母亲是支持他的,可是在家里没有话语权。怎么办呢?
如果他能够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在没有把握之前,他绝不会贸然行动。父亲的严厉早已在无形中教会了他怎样有备而来。而至于如何战胜父亲,他也早有制胜法宝。一个可以常常被他的引经据典而打败的父亲,他总会找到办法的。何况,慈爱的母亲,总是永远站在他这一边。
针对父亲,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行动。
他拜访家族中的长者,私塾的老师,外婆家,动员这些认同他去新学堂读书想法的长辈亲友们在父亲面前为他能够去读书说上一言半语。事实上由于个人阅历的不同,一批开明且有学问的长者已经认同了正在兴起的新学堂。
当毛泽东约请的人们在同一天纷纷到达他家的时候,可以想见父亲的吃惊。
开明的长辈们认同新学堂的观念父亲未必不明了。与其说父亲是被亲友的劝说而同意他继续读书,倒不如说父亲被儿子的行动所说服。
天下没有不喜欢儿子成长的父亲。而他的儿子却以这样出人意料的方式,无懈可击地跳出了自己为他划定的界限。对于一个专制的父亲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开心的失败!
父子间关于儿子读书问题的最后一场斗争,就这样以儿子的全胜而告终。
从此之后,父亲再也没有阻拦过儿子的求学。老头子从此似乎放心地把儿子的命运,交到了他自己的手中。
而那本影响了他的儿子命运的《盛世危言》,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的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0:33:15 +0800 CST  
外篇:郑观应的故事
没有确切的记录能够说明西方人究竟在哪一年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然而中国广为流传的俗语“敲竹杠”的来历却无意中泄露了鸦片大量进入中国的悠久历史。到1838年,走私进入到中国的鸦片,每年已经上升到4万箱,三十年间增长了10倍,并继续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与之相应增长的,是中国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瘾君子,和许许多多因此而败落的家庭。
作为一种毒品,鸦片令各国政府与人民深恶痛绝。然而急于进入庞大的东方帝国市场的英国人一方面为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头痛,一方面开始以武力来保卫本国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权。
2009年,英国人阿克毛在中国走私毒品被抓捕,随后被注射执行死刑。英国政府曾多达十次向中国政府要求对阿克毛特赦,均遭到拒绝。英国人在中国贩毒,这件事足以戳痛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国内舆论对于此事一致赞赏的态度,无疑说明在时隔将近200年之后,中国人对于当年西方向中国输入鸦片以及其后的鸦片战争依然难以释怀。
林则徐在中国南方虎门港点燃焚烧鸦片的大火,让中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然而英国人随之而来的猛烈的枪炮声和它在中国沿海各处的所向披靡,却开始了几代中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噩梦。
与洋枪洋炮相比,清军的武器固然落后。然而这绝不是英国军人胜利的根本原因。1840年的清军早已与努尔哈赤骄勇的清军不可同日而语。开国者的智慧与勇气没有能够成为他们子孙的传世之宝,而两百多年来的骄奢淫逸却让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从朝廷到官员,从民间到军队,无不充满着腐败的腥臭。没有奋勇杀敌的斗志,没有创造传奇的将军——在1840年之后的许多年里,没有任何奇迹在这个国家发生。在英国军人眼中,瘦小的中国军人不堪一击。两千五百名英国军人在拥有四亿人口一百万军队的国家里,如入无人之境。一支支庞大的军队在他们面前如落潮般溃退。
走入暮年的东方帝国,对于这支突然杀来的夷狄显然一筹莫展。
1840,就这样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一道历史伤疤。
英国人的枪炮声在虎门了两年之后,在珠江湾对面的香山县,郑观应诞生了。
当时的香山有买办故乡之称。香山与香港隔水相望。当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洋人还一无所知的时候,许许多多的香山人因为靠海且临近香港的地理位置,而最早接触到了洋人,并且成为第一代洋行里的职员,中方管理者。
郑观应的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小时候的郑观应不会少读四书五经与八股文。然而他刚刚开始科举之路的第一站,参加秀才考试就名落孙山了。那一年,他16岁。
进入洋行学习经商,对于香山人来说已经是一种时潮。而对于少年郑观应来说,能够进入洋行工作,应该算是一种不错的出路。
把郑观应带进洋行大门的,是他的上海做买办的叔父郑廷江。进入洋行,首先要过英文这一关。郑观应一面在叔父身边打杂帮忙,一面跟着叔父学习英文。
来到上海的第二年,郑观应就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顺利进入当时上海第一流的大洋行——宝顺洋行,开始了他的买办职业生涯。他白天上班,晚上坚持补习英文两年之久,在精通了英文的同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有了最初的了解。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公司关门停业。
在这中国社会危机进一步加剧的10年里,郑观应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通晓英文与西方商业精髓的买办精英。
不管愿不愿意,外国人与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存在已经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沿海口岸城市的一种风景。而当时的中国人,懂外语的基本上都是买办,并不大关心生意之外事情,而读书人则普遍不懂外语。然而与一般买办不同的是,郑观应从来就没有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当时中国买办中的另类。他不仅仅努力地为自己所服务的公司赚钱,而且以买办的身份开始思考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期间写成的《救时揭要》就是这种思考的开始。
其时贩卖华人到南美做奴隶的生意在澳门风行一时。诱骗,拐卖,劫持,一批批中国人在澳门被装上轮船,贩卖到海外去当奴隶。他们的命运与当年被贩卖到美洲大陆的黑人没有多大区别。
作为生长于临近澳门的香山人,郑观应对此颇知底细。他愤怒地揭露这种罪行,对政府的无作为感到深切地失望。对于社会底层的贫困者,他主张救助并发展慈善事业。对于社会普遍吸食鸦片的状况表达了深切忧虑,提出禁绝鸦片的具体主张。
离开宝顺洋行的郑观应,不仅积累了足够的个人经验与社会资源,而且手上已经颇有些资本积累。他与人合股投资商行,盐务,在其后的六年时间里,成为当时少有的千万富豪。
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组建,郑观应参与这家洋行的筹建过程,并出任总买办。他在太古服务的八年里,把公司经营的风生水起。这是他作为买办的黄金时期。
在太古期间他的社会身份也在悄然变化着。他重视救助穷人与慈善,并不是说说而已。山西,陕西,河北,河南荒灾,郑观应与人共同筹办义赈公所,以救灾民。这一方面建立了他的个人声望,一方面他与江浙富豪有了更为广泛的交游,并开始受到李鸿章的注意。
在这一时期,郑观应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易言》。
《易言》指出,西方对中国的侵入,不外乎通商与传教。通过通商渐渐夺取中国的利益与主权,通过传教以刺探中国风俗人情,进而从精神上使华人臣服。西方人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而中国人却出国后给人做奴隶。进口的洋货,只付出极小的关税,出口的国货却被征收极高的关税。华人厚待西人如此,西人薄待华人如彼,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他强烈要求华洋人权平等,关税平等。要做到这一点,熟悉西方商业与文化的郑观应把希望寄托在万国公法,也就是国际法上面。
顺着国际法的准则,郑观应继续愤怒地追问:一个国家在中国取得了利益,其他国家都有份,这是什么惯例?烟台条约,强行降低关税,其依据是什么?中国轮船到国外,先要交大笔的钱,外国船可以随意出入中国,这是什么道理?
他意识到法律专为弱者而设,而强者可以随意践踏。
只有努力让自己富强起来,以国际法的惯例,在不平等的合约到期时便立即终止它。
可是怎样才能够富强起来?郑观应说,学好国际法;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并拥有先进的武器;在国内大力发展工商业。
于是便有了其后的篇章: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水师,练兵,火器。。。。。。
要做到这些,不仅仅是去购买,或者自造洋人先进的设备。重要的是自己有制造与研发的能力。这种能力就要靠全面发展西学——数学,物理,化学,矿学,机械,纺织,农业,医学。。。。。。一定要学通学尽西方现有的东西,然后再变通,再制胜克敌。
西方的科学成果是荟萃了几个国家的人才,用了一百年的时间,花了亿万资产,才得来的。为能够尽快学到西方现有的知识,就要把体现西方现有的知识与科学成果的书籍,翻译出版,让国内的有识之士人人能够学到。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才之众多,用尽其聪明才智,何愁不能超过西方?
对于政治制度,他同样提出西方的君主立宪,称赞两院制。只是为了避免因为谈论民主带来政治风险,他特别指出,西方的议院制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君卿大夫在朝廷议政,士民搢绅在学校议政,而现在,是提倡这种古风的时候了。
《易言》出版后不久,郑观应就作出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由买办转入国内的洋务企业。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0:59:31 +0800 CST  
洋务运动是中国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它建立了这古老国家最早的工业体系,虽然举步艰难,破绽百出,但它毕竟走出了开放国门,学习西方的第一步。
在文化领域,洋务首领之一的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开创了中国特色之先河。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情,任何引进的外来事物必须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形。以当时的国内政治文化状况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妥协折中的产物。然而对于这种中国特色,郑观应并不买账。
事实上,郑观应是看不上洋务企业的邯郸学步的。
这时的洋务派企业,管理与技术落后,企业本身就是另外一个衙门,与外企相比根本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郑观应在太古洋行的成功运作之后,能够有信心与决心进入本国的企业,试图改变它惨淡经营的局面。
洋务派的政治首领们,也在为他们主办的企业寻求出路。管理经验丰富,商界人脉关系深厚的郑观应,正符合他们的要求。
事实上,郑观应在太古的最后几年里,一直也兼任着洋务企业的职务。
郑观应在工作中,作为洋行高管,为公司的盈利殚精竭虑;闲暇之余,又以写书来排遣内心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反对西方的经济掠夺。深处矛盾之中的郑观应似乎注定要脱离买办的身份。
赈灾为他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声望,也同时为他踏上仕途打开了大门。他开始逐渐接近洋务派官僚。
在盛宣怀的推荐下,郑观应以买办的身份身兼洋务企业的职务,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上海电报局的筹办,并终于在为太古服务了八年之后,做出了脱离买办身份,离开太古,全身心投入到洋务企业的经营当中。
进入政商界之后,郑观应积极筹办,管理,整顿各种洋务企业,为军方从西方购买武器军火,甚至到南洋一带视察敌情。洋务派对郑观应的重视,显而易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人生第一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挫折。
洋务企业的兴起在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热潮。上海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人们抢购股票,投资与投机热情把一个稚弱的新兴市场迅速推向疯狂。上涨的股价与地价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好景不长。18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轻易地吹破了上海滩最早的经济泡沫。钱庄倒闭,商号关门,股价狂泻。郑观应参与的轮船招商局也未能幸免。公司股票大跌,有官员趁机向李鸿章投诉郑观应,要他赔偿公司亏空。
祸不单行。离开太古时,他推荐并为之担保的总买办,自己的香山老乡杨桂轩,在经营了太古三年之后,留下十万多元的亏空,一逃了之。作为保人的郑观应,成了太古索赔的对象。适逢郑观应办理抗法援台公务途径香港,他被太古拘禁了起来。
双重的厄运,对于多年来顺风顺水的郑观应的打击之巨前所未有。许多年之后他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在香港被拘禁了三个月后,经过盛宣怀的斡旋,郑观应以自己在太古的所有资产外加5000元赔偿的代价,终于恢复自由之身。
盛宣怀仍然支持郑观应继续参与洋务企业,但是郑观应本人已经心灰意冷。此后五年,他一直在澳门过着隐居生活。
心灰意冷是真的,闭门反思却也不假。积数十年商业经验,洞悉东西方社会法则,在身遭困厄之后,不能不有所思考,沉淀。作为这种沉淀与思考的结晶,在这个时期,郑观应完成了《盛世危言》的创作。
《盛世危言》是易言的扩写,但是见解更加清晰,深刻,广泛,全面。
郑观应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难以认同。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与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单纯的经济变革如何能够取得成功,又如何能够持续下去?郑观应充满疑问。
在他看来,发展教育,实施民主,上下同心,务实,谋定而后动,这是“体”;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这是“用”。如果遗弃了“体”,只追求“用”,就算军舰成行,铁路四达,国家真的就强大吗?
多年的思考沉淀让郑观应开始反思中国的政治制度。《盛世危言》开篇就是关于议院制的论述。在郑观应看来,正是议院制让弹丸之地的英国称霸全球,也让日本勃然兴起,凌辱中华。
以政治改革为开始,郑观应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建议。
a.政治改革。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要取消不平等的条约,就要落实公法;公法的落实依赖于强盛的国力,国力的强盛依赖于民心,要得民心,就要了解下情,要了解下情,就要开设议院,实行宪政。郑观应宪政的主张,已经是近代民主制的先声。
议院制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与之相配套适应,郑观应继续提出:
1.取消对国人办报的限制,广办日报,开放言论自由,使君民之间能够沟通,同时对官员起到监督作用。
2.官员议员必须公开选举,避免徇私舞弊。
3.年老的官员在70岁退休,同时将政府机构的冗员裁掉。
b.商战重于兵战。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抵抗西方固然很重要,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支撑这支军队的经济实力。发展经济,以价廉物美的工业品与西方进行竞争,在商战之中取得胜利,才是根本。
物美价廉的工业品要靠机器的广泛应用。中国人购买洋人的机器已经有些年头了,可是在技术上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这种被动的购买,不仅耗资巨大,自己也更是受制于人。只有自己制造,仿造,从简单的开始以至于复杂,从仿造以至于创造,才是根本出路。
关于仿造,应该学习日本人。日本人仿造西方技术,成果显著,为什么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财广,反而做不到?
说到办企业引进国外技术,郑观应更是有许多精辟见解:
1.按照商人的要求办企业,而不是像洋务派那样把企业办成衙门一样。
2.流通领域,发展航运,铁路,电报,铸造简便的通货代替白银,创办银行。特别是银行,这是各行各业的总枢纽,以解决商品流通与企业资本短缺的矛盾。
3.税收优惠,国货洋货税收平等,收回海关权。
c.机器的仿造创造,最终要依靠的是人才的培养,学习西学。
洋务派走在时代的前面,创办各种企业,他们被许多正人君子视为士林败类。郑观应在书中愤怒地质问道:假如你的父亲生了大病,作为忠臣孝子的你,是千方百计求医学医为他治病,还是坐视其死亡?
在郑观应眼里心中,西学正是医治中国这个身患重病的老父亲的良方。
为全面推进西学,在广泛翻译西方著作的同时,提出大力推行英文教育,培养大批的精通英文的人才。以本国学问为基础,融汇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废除八股科举制,把研究八股文的精神用到研究西学上,几年之后中国便会人才济济。
。。。。。。
《盛世危言》为中国人画出了未来理想中的强盛中国社会的草图与轮廓。100多年后,除开革命的因素,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在这轮廓之内。
让人惊讶的不仅仅是他画出来的这个轮廓。面对现实,他所描绘的多少情景让人至今读来似曾相识?
一百多年之后,在制造业上,我们依然远远没能达到当年郑观应的期望。中国的山寨产品风行一时。从芭比娃娃到iphone 手机,从阿迪达斯到麦当劳快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产品,很难在中国找不到它相应的山寨版本。
中国人克隆了名牌的外形,却似乎从来不愿克隆名牌的精神。克隆出名牌的产品,却不愿在名牌的技术与质量上付出自己的努力。
而甚至在文化与政治领域,连直面的勇气与学习的精神也失去了。
说到底,还是那句中国特色的“中学为体”。
1894年,重出江湖进入轮船招商局一年多的郑观应正在把这个国企经营的风生水起。在上海,他接待了准备北上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甲午战争的结果惊醒了许多中国人。恐怕最能洞穿这这场战争的,就是郑观应。他注意到,大批的日本特务在中国活动,并通过中国的电报公司传递他们的密电回国,而中国却依然大量进口来自日本的货物。为此他提出一系列禁绝措施,可惜官方无人理会。
这一年,《盛世危言》出版了。
甲午之战的挫折彻底惊醒了一部分中国人。西方人不就是凭借着船坚炮利才能够在偌大的中国横行无阻吗?30年过去了,军舰大炮造出来了,海军舰队建立起来了。日本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学习西方,建立起了日本海军。但是日本人的挑战对于信心十足的洋务派与北洋舰队的军官们来说只不过是为新建立的北洋舰队来提供免费演习训练的机会罢了。
中国人继续为自大付出着代价。
刚刚建立了六年的北洋海军,在与日本的海战中全军覆没,而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成为中国人心中另一道深深的伤疤。
刚刚出版的《盛世危言》,在这种情况下无疑受到了因甲午海战失败而惊慌失措的当权者的注意。它全面系统,清晰明了,高屋建瓴又切实可行。看到这本书的要人们,从光绪帝到李鸿章,张之洞,无不为之额首称赞。皇帝亲自下令将此书翻印2000册,在大臣中广为散发。
皇帝下旨翻印分发,这个来自当时中国最高的政治命令的含义,让人感慨。
让人高兴地是,皇帝本人对于这本书以及它的观点的重视;而同样让人悲哀的是,即使是坐在金字塔顶尖的皇帝,也只能够做到这个程度,而不是一条条地把这些措施与建议落实下去。
皇帝尚且如此,大臣们又能如何?除了即使是真心地称赞一下这本书,以李鸿章,张之洞的经验阅历与圆滑世故,书中所涉及的每一条,在现实中实施起来都是万分艰难。政治上的改革必将面对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与对抗,而正是他们真正控制着王朝的命脉。有谁真有撼动这庞大的政治体系魄力?又有谁愿意以自身的利益与前途为代价冒政治上的风险,或者干脆轻易放弃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得来的利益?李鸿章死后为自己的后代留下数百万两银子,岂是偶然?
看来,中国人距离走上郑观应理想中的富强之路,还太遥远。
皇帝本人阅读后所作的一切,所起的作用,甚至还赶不上多年后一个湖南的少年农民。
《盛世危言》不是一本流行的畅销书,但是它确实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真正的畅销书。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间,它以平均每年一个版本的速度出版,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版本最多的书种。
盈利是出版商们至高无上的目标。《盛世危言》写得再好,出版商也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这说明不仅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觉得这本书好,民间也更有大量的需求。
上至皇帝,中到大臣,下至精英阶层,这么多人赞赏这本书,却对于其中看上去不算是那么困难的观点建议,不能有任何一条进行实质性的落实,在这中国近代史上最奇怪的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逻辑和难以解读的中国社会密码?
简而言之,真正的原因只可能是,中国社会现实中强大的历史惯性。
据说一个人每天坚持做某件事情,三个礼拜之后,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好的,或者坏的。要改变它,需要付出足够的毅力,勇气,并为新的习惯坚持至少三个礼拜以上。
而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了自身的文化,思维达5000年之久,它可能仅仅为了一本书而改变吗?一本书可以激起一个少年的求学求知欲望进而改变他的命运,然而对于庞大僵硬的政治机器与深厚到连父子夫妻关系都规定好了的文化传统来说,显然实际作用有限。
日本人能够由与中国相近的落后而自觉努力地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政治,成功的引进君主立宪,仿造出机器,与他们缺乏历史悠久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多大关系?或者,是根本的关系?大唐盛世,他们一次次派出使者来朝拜,学习,把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汉学”,历久不衰;荷兰人来了,他们把荷兰文化发展为“兰学”;英国人来了,他们有了“英学”;美国将军佩里的黑船打开了他们的国门,他们赶忙跑去美国学习参观。如果有一天外星文明入侵地球,恐怕最先真心学习外星文明的国家,将会是日本。
中国文化兴盛了5000年,中国人自豪了5000年。兜兜转转,正在兴起的西方文化将成为中国文化的终结者吗?5000年的文明习惯,已经腐朽到变成了民族进步的镣铐了吗?
盛极而衰,阴阳相生,优劣转换。老祖宗的周易里,还有多少没有被破译出来的历史文化密码?
事实上,最早接触到洋人的一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郑观应出生的1842年,魏源就已经受林则徐之托,开始了他的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的编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世界地图与各国分地图,历史,政治,物产,宗教,风土人情,甚至轮船与洋枪洋炮的制造图样也罗列其中,尽管其准确度很可被质疑。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部介绍西方文化的百科全书。
5年之后,《海国图志》增补到100卷。
这是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介绍西方的一本划时代的巨著。
然而划时代的巨著并没有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也许对于阅读这本巨著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奇技淫巧仅仅是增加他们的见识,满足他们的好奇,而根本不足以触动内心里面顽强的自尊自大的民族情节和更加庞大而顽固的社会体系。读书人依然热衷于写诗文,学八股,以便能够在科举中一举成名,富贵一生。对于《海国图志》,多数人或者没有听说,或者根本就不屑一顾。
与之不同的是,《海国图志》在日本广为流传,知识分子甚至到了人手一套的地步。划时代巨著的作用发生于日本,而发源地竟无动于衷。一位日本人在上海逛书店,想要买一本《海国图志》却不能如愿。而与他同行的一个日本武士则在回国之后则向上级报告说,给他一万名武士,他就能征服全中国。其狂妄之情溢于言表。
日本武士的狂妄自信来自他对中国社会的切身观察。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后的甲午之败绝非偶然。
日本人很快从对于中国在西方的失败中得出必须避免这种灾难性经历的结论,而要避免同样的灾难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西方式的帝国。
他们一面从上海的洋行购买先进的西式武器,一面从中国早期的西方书籍的中译本里获得精神食粮,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汉字词组在日本广为流传。而许多年之后当这些词汇与其他更多日本人翻译的汉语词汇一起转而经过日文翻译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认为这是日本人的功劳。——早期的西方书籍的中译本和中国人介绍西方书籍的在本国的命运状况,由此可以想见。
东方文明的历史惯性,最终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只有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被一部分中国人逐渐认识到。
继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盛世危言》的另一位忠实读者,郑观应的香山老乡孙中山,开始谋划另外一场比康,梁更为激进的拯救民族的行动。而这个时候,在韶山,少年农民毛泽东刚刚成为《盛世危言》的忠实读者之一。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1:04:18 +0800 CST  
2.最初离家的日子
1908年,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去远方求学。他悄悄地留给父亲一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何处不青山。
这并不是他的原创,而是经过改动后的一首日本诗。也许是从李先生那里听来的,也许是他从一本介绍日本经验的小册子上读到的。但是从哪里得来的有什么关系呢。它如此切合他此时的心境,这不正是他想要向父亲说的话吗?
科举制已经在三年前废除。读书人通往国家管理阶层的旧路被切断了。国家开始大力提倡新学问——西学。一所所新式学校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乡绅们热心地参与新学校的筹建,以便为自己的子弟的未来铺设新路。
湘乡东山高等小学正是其中的一所。
学校距离韶山冲有50里山路。对于从小就在山里长大走惯了山路的毛泽东来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是湘潭人,东山高小是科举废除之后专为地主子弟办的新式学校,只招收本县学生。每一个入读的学生,都享有县政府补贴的福利。这种福利,怎么能补贴到一个湘潭农民的儿子身上?
为此而犯难的,不仅是他的阅卷老师,更有校长本人。毛泽东的考试答卷——一篇以《言志》为题的作文,打动了他们。
也许他曾经这样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值国家存亡之关键,大丈夫当立宏远之志,无论穷达,立其志,躬其身,以图报效国家,兴我华夏五千年之辉煌,驱除鞑虏于中土。此非一人之志所能为也,实在于集我炎黄子孙千千万万人之努力。”“吾生于穷乡僻壤,长于山间野林,耕种于垄亩之间,晨读于雾霭之中。亦曾呼啸山林,不知此生何事之可为。受教于山中高儒,乃至于发蒙醒起,略知天下之事。随乃立远志以报国家,出乡关以求名校。”
毛泽东当年的这篇文章早已无迹可寻,这段文字当然是笔者的信笔瞎扯。但是毛泽东的《言志》写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校长这样说:这回我们学校可是录取了一位建国之才呵。
毛泽东轻易地过了入学这道坎,靠的可不是运气。
但是实际上被校长誉为“建国材”的少年,在学校的处境并不好。在班里,他的年龄是最大的,他的穿着是最差的。这所几乎云集了所有湘乡有钱人子弟的贵族学校里,毛泽东成了一个被同学们看不起的学生。加上他不是湘乡人。排外情绪也同样支配着这群湘乡子弟。优渥的生活,有了陪衬与对比,才显得更有意义。如今来自穷乡僻壤的异乡少年毛泽东就这样成为陪衬者。这种状况无疑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使得他的精神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对于一位刚刚离开家门到异地他乡读书的少年来说,陌生的环境原本就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而来自同学之中的敌视更加延长了这种适应阶段。但是他显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他不会沉浸在被人冷落甚至是攻击的氛围之中长吁短叹,思乡绵绵,哀愁难言。学生们都看不起外乡人毛泽东,而他们也同样以乡为单位分成不同的派别,互相争斗并歧视。同学中的各派别对于他的排斥注定让他无从融入,而追求新知却为他打开了一道更为广阔的大门。
正是在这里,他知道原来光绪和慈禧已经死了。而新皇帝宣统也已经在位两年。对于他来说,关心天下大事,远远比关心身边的嘲笑更重要。
他是古文老师眼里欣赏的学生,许多教员也对他另眼相看,照顾有加。善良的老师贺岚冈更是安排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住宿,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蕴藉着一个总是处于被攻击嘲笑状态下的少年的心。
少年毛泽东就这样一头扎进新知识当中,如饥似渴。
好在他不用再继续读他所讨厌的经书了。在压抑的气氛之中,也许只有埋头读书,才能够为自己找来内心的勃勃生机。他不是来自社会最下层,否则根本就没有获得这尴尬境遇的机会。然而他的的确确是这所学校中的出身最寒微家庭的学生。对许多莘莘学子来说,这种表面上的弱势,最终成了他们在学业上进步的巨大动力。
直到许多年后,他终于以阶级分析的武器破解了少年时代的这种郁闷。
在这里他也可以找来更多的新的书籍了。学校的图书馆的书,流转在同学之间的书,但凡能够找来的,他总是读得如饥似渴。他仰慕创造了伟业的尧舜与秦皇汉武,也开始知道了一点关于拿破仑,叶卡特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的故事。如果国外有这样扭转乾坤的伟人,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年少的心灵没有任何经验与教条的约束,它大到可以装入宇宙万物。对于问出这问题的少年来说,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心中把自己视作这样伟大的人物。
东山高小收藏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当毛泽东借阅的时候,它已经在与革命党人的大论战中败北,是一本业已停刊的旧报纸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它所表达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中国下层社会来说,还是那么新。万余册的发行量的确创造了当时新闻界的奇迹,但是相对于四亿中国人,这数量还是太小。现实中的中国人,距离梁启超理想中的新国民,还太遥远。
捧读着梁启超的文章,毛泽东定然是激动万分,他一遍遍地阅读,以至于很多章节能够背诵下来。这是一次全面的政治启蒙。启蒙者来自梁启超。而被启蒙者,是一位刚刚放下农具,离开土地不久的少年农民。
思想上的震动是如此深刻,毛泽东不由自主地在杂志中的空白处,写下自己的感想。对于其中的许多文章,甚至能够背得出来。他也开始了解到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不同,而其中的优劣自不待言。
东山高小仅仅是一座小县城的新学校。她的教员之中,也许并非藏龙卧虎,但的确集中了本县之中最前卫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位留学过日本的教员,穿着西装,剪了辫子,可是因为不见容于社会,只好戴着很容易被识别出的假辫子。这是他对于社会的妥协,同时也成为学生们眼里的笑柄。
从魏源,到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一代代知识分子呼吁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即使在官方废除八股文,继而废除科举之后,西式教育的推行也是步履艰难。
当官方开始意识到西式教育的重要并开始把是否有留学经历作为官场晋升的重要条件的时候,大批的留学生出现了。日本在学习西方上的成功以及两国临近的一衣带水的关系,使得它很快成为主要的留学地。即使是自费,赴日留学包括船费在内每年两三百元的费用,对于许多中层百姓家庭来说还算能够承受。
政府也在不断选拔优秀学生出国深造。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最初对于所有去欧美日本留学的子弟们来说,留学生活只是一种个人经历上的镀金镀银,但是随着他们一批批的陆续回国,新的思想观念随之而来。而正是这种新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生活的社会环境。
毛泽东的这位老师,正是其中的一位。只是他不像一部分人那样选择激烈的革命,而是悄然回到家乡,教书育人。
毛泽东喜欢和他交谈。正是从这位东洋留学生口中,他了解到了一个奋发图强,蒸蒸日上的日本民族。甚至还从他那里学会了一首优美的日本民歌。
在压抑的气氛环境中,钻进新知识之中的毛泽东在精神上快速成长,而对于对于地主阶层和他们的子弟的不满,也注定只能深埋在心里。
就求学而言,对于毛泽东来说东山高小的池塘已经是越来越小。对于一个17,8岁的少年来说,高等小学的浅显初级教育已经难以满足他日渐增长的求知欲望。
在进入东山高小一年之后,当贺老师带着毛泽东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在精神上有了实质性的巨大进步。这一阶段,他是梁启超,康有为最忠实的崇拜者。他的政治观念已经与初入校门时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年,他18岁了。这18年里,这个生长在平静的小山村的孩子,从蒙昧无知的幼童开始成长为减省人事的少年。而正是在这18年里,庞大的东方帝国走向了它的末日。而在这国家天下日渐动荡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身在北京的皇子皇孙们还在享受着他们最后的快乐,一群治理天下的大臣们的思想也无法走出画在地上的牢房。而一群迎着海风长大的广东人却不会有太多的束缚。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进步的思想与行动而言,中国历史进入广东人的时代。
帝国没落时的那一页,也注定要从广东翻起。
外篇:三个广东人
郑观应画出了未来中国的前景。但是怎样才能落实自己提出的措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他并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他看得够遥远,够真切,描绘得够清晰。作为一个经商的中国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危机太重,病根太深。这样复杂而艰巨的事情,显然不是他一个人,以一本书所能够完成的。
《盛世危言》出版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后果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也同时无限增强了日本人的信心。
日本人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心理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大和民族主义和对中国人的轻视。鸦片战争前后,日本的宣言里还在告诫国民,要像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方人,而甲午战争之后,连日本的三轮车夫也开始嘲笑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了。
不管北京的王公大人们如何思考,做出怎样的决策,作为洋人们最先登陆,它的人民最先体味到西方文化的省份,广东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一群广东人以自身的努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变。
而此后四个广东人开始纷纷登台亮相,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他们各自浓墨重彩的一笔。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1:28:01 +0800 CST  

作者:美国国防部官员 回复日期:2011-05-05 20:45:05  回复

楼主说的都是些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人尽皆知倒未必,可能您了解毛比较多吧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2:13:24 +0800 CST  
外篇:三个广东人
郑观应画出了未来中国的前景。但是怎样才能落实自己提出的措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他并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他看得够遥远,够真切,描绘得够清晰。作为一个经商的中国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危机太重,病根太深。这样复杂而艰巨的事情,显然不是他一个人,以一本书所能够完成的。
《盛世危言》出版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后果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也同时无限增强了日本人的信心。
日本人尊重中国人的习惯心理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狂热的大和民族主义和对中国人的轻视。鸦片战争前后,日本的宣言里还在告诫国民,要像尊重中国人一样尊重西方人,而甲午战争之后,连日本的三轮车夫也开始嘲笑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了。
不管北京的王公大人们如何思考,做出怎样的决策,作为洋人们最先登陆,它的人民最先体味到西方文化的省份,广东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一群广东人以自身的努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变。
而此后四个广东人开始纷纷登台亮相,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他们各自浓墨重彩的一笔。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5 22:49:24 +0800 CST  
翻起来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6 07:33:17 +0800 CST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的一户名望家族,仕宦世家。
22岁这年,康有为游历香港,开始见识到同样的土地与人民在西方人治理下的不一样的繁华。为什么一样的国民,能够造就香港的繁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江之隔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积聚心头的疑问就这样开始让这位熟读经书以科举为目标的年轻人转而研究西方学问。
《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世界地图。。。。。。经过一番努力钻研之后,心头的疑问没能解决,康有为却发现翻译过来的西书实在是太少了,少到根本不足以解答自己心头的疑惑。虽然对数学的钻研让康有为患上了头痛,然而却让他自然而然地把几何公理这种概念引入社会领域。
如果自然界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并因此而建立起理论体系创造出惊人的物质成就,那么,人类社会领域又如何能例外?
可是社会领域的公理究竟是什么?
5前前郑观应的《易言》在香港出版。遍搜西学中译本的康有为不可能没有读到这本专门论述如何使中国西化的书。作为中国人从文化,制度领域思考并倡导西学的第一本书,它对康有为的影响不言而喻。虽然康有为对此向来秘而不宣。
经过五年苦心钻研与冥想,康有为创造出一系列关于社会领域公理:人有自主权;人类平等;兴爱除恶,关注人,爱护人,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原则。
以这种公理反观现实,不自主的婚姻制度,妻子从属于丈夫的夫权制,子女从属于父亲的父权制,天下从属于天子的君权制,以及旧礼节,旧官制,全都在否定之列。
大道既得,豁然贯通。怎样落实自己的见解呢?皇帝既然拥有无上的权威,由皇帝主持变法,当是可行之道。
1888年,康有为赴京参加乡试,心思更多的是在推销自己的变法主张上。他选定了三个有名望的大臣,作为接近皇帝的途径。
工部尚书潘祖荫接见了康有为。交谈之下,潘祖荫从对方话音里听出来最多的是一个书生对于功名的热望。他劝说康有为多读律例,以便日后当个好官。辞别归来,康有为写信给潘祖荫,在详论变法的必要与紧迫之后,要对方在皇上面前努力争取变法,如果争取不到,那就哭着要求,就算辞职,也是光荣的。初次见面的少许好感被康有为这封信毁灭殆尽,工部尚书再也不想见到这个来自广东的狂生。
翁同稣,户部尚书,同治光绪的老师。康有为求见被拒。
吏部尚书徐桐,同治的老师。康有为三次求见被拒。康有为写给徐桐的信中说,今日中国祸乱灾变深重,理应幡然图治。你是国家元老,通佛学,当超脱于生死。国家待你不薄,理应拼死以图变法,保国运。希望你能够保全晚节。
信件被退回了,康有为被斥为不明事理的狂生。
徐桐说对了一半。康有为明事理,只是不通世故。而狂生的结论却千真万确。
既然大臣的路线走不通,康有为决定亲自上书皇上。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主张超前大胆,言辞犀利尖锐。信写好了,怎么送到皇上手中呢?
皇帝成婚的大典即将来临,京城里正在营造喜庆的气氛。有哪个官员会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向皇上传递这危言耸听不合时宜的信息?
第二年,留在京城的康有为继续参加考试。主考官徐桐把狂生康有为的试卷轻易废掉了。
上书碰壁的挫折与科举考试的失败把自以为大道既得的康有为拉到了人生的低潮。他黯然离京,住在羊城祖上留下的老房子里,继续思考未来。
屡试不第的失败让康有为再次回到对于经学的研究。学者廖平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分开来,给郁闷中的康有为以极大的启发:变法革新既然骇人听闻,难以为人接受,对孔子真经的注解引申总该算是天经地义。经过康有为一年时间的精心炮制,一个思想界的夹心巧克力在广州诞生了。
廖平大为不满,认为是康有为剽窃了他的思想,并为此打起了一场学术官司。然而当康有为把革新变法思想注入到孔子真经,并一直不懈努力以此来游说皇帝,事情早已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
康有为开始开馆教学。一个连举人都没能考取的国子监名义上的学生,也许他连开馆的资格都没有。有谁愿意来做他的学生?
学海堂是广州名气最大的学府,陈天秋是学海堂的高材生。康有为上书变法,从北京归来,陈千秋前去拜访。晤谈之下,对于康有为的学识大为叹服,成为康有为的第一个学生。陈千秋劝同学梁启超以学生身份一同去拜会康有为。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虽不以为然,还是勉强去了。一见之下,康有为对于无用旧学的批驳和全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让沉浸在训诂词章里的大才子梁启超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第二天梁启超便拜康有为为师。
陈天秋梁启超的示范效应为康有为带来了办学的成功,两年后的万木草堂已经拥有将近一千名学生。一个半学术半政治的团体开始初具规模。
1895年初,中举后的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会考。这一次,屡试不第的康有为早已从一个落魄的书生成长为岭南学界的精神领袖。与成长于沉闷腐朽空气中的北方秀才学子相比,来自广东的秀才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视野与锐气。在对功名同样的热望下,他们显得开阔而务实的精神成为沉闷的政治空气中的一缕清风。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而日本人新的军事攻势相继而来。等待放榜期间,《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割让辽东台湾,赔偿白银2亿两。北京的空气里弥漫着这个古老帝国的愤怒与无奈。一位台湾举人在衙门外嚎啕大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请命,围观者无不沁然泪下。
康梁联络各省举人们,决心联名上书。康有为亲自起草上书长文,提出拒和,迁都,变法。
然而预定于5月4日举行的千人上书行动并没能实现。《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拒和只能引起战火重燃,而海军覆没后国家已经失去了战胜日本的信心与力量。
经过多年对于孔子经书的取舍性研究之后,康有为早已融会贯通,在自己建立的经书体系来阐述变法的主张。会试中康有为考了第五名。接下来的殿试与朝考中,更是成为他展示自己变法主张的平台。
危难的时局同样正在改变着官场的思想。康有为的文章引人注目,几乎就成为状元。然而因为得罪了主考官,康有为虽屈居朝考二等,但总算是金榜题名了。
有了功名,无需求人代劳而能够自己向皇上上书了。通过都察院,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总算是顺利交到了光绪帝手中。
上书受到了光绪的重视,康有为被授官工部主事。
然而康有为实在看不上这个六品小官。他拒绝去工部上班,打算回老家去。离京前,康有为以工部主事身份再次上书光绪。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对皇帝的临别赠言。
康有为关于变法的建议设想,在不断地思考,阅历的增加,时局的变迁中,一次次变得成熟而具体。
这一回上书,受到高级官员的阻挠,终于没能送上去。
康有为一次次上书皇帝,是因为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然而皇帝本人,当初他下令将《盛世危言》在大臣们中广为散发的时候,他何尝不想变法,推行新政?
在与京官的交往中,康有为开始了解到一个政治秘密:光绪名为皇帝,其实并无实权。一切大权都在太后手中。这个秘密最终使康有为暂时地放弃了上书主张,转而走下层官员路线。
于是他创办了《万国公报》,以向官员赠阅的方式扩大自己变法思想的影响。终于在两个月后聚集了一批京城官员,成立了强学会。
不久康有为迫于京城的政治压力,来到南京,说服张之洞,在上海成立强学会。
让国家强盛是每一个官员的心愿。可是不管是思想激进还是保守,事实上谁也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既得利益,更不愿为了不可预知的变法结果而去冒政治上的风险。精通世故人情的官员们心里,都有着一条决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
而康有为来说,他眼里既无政治红线,也无权力与利益的包袱。
对孔子的重新解读原本就是康有为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不仅著书立说,宣扬孔教,更主张效仿西方以耶稣生卒为纪年,在中国使用孔子的生卒为纪年方式。当《强学报》封面印出新的纪年方式,便立即踩到了政治红线。报纸被封,学会解散。
向皇帝上书屡屡无果,在下层的努力也连遭挫折。康有为决心移民巴西。巴西地广人稀,如果能够造成大规模的移民,就算大清亡国灭种,中国人还能得以保存。也就是说,康有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再造一个中国。
大规模移民国外,需要政策上的支持。于是康有为再次来到京城,又忍不住写下给光绪的第五次的上书。
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天下。然而两年之后他依然找不到递交上书给皇帝的门路。移民巴西也没能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失望的康有为决定打道回府。
而与此同时,光绪也在设法召见康有为。光绪的叔父恭亲王奕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这样低微的下臣,理由是这不符合本朝的规矩。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几何学上的工具早已被富于智慧的中国人在权势领域发挥得淋漓尽致。孔孟之道是规矩,祖传成法是规矩,而这些规矩维护的,始终是当权者自身的利益,和维护这种利益的政治体系。
光绪皇帝的郁闷与懦弱可想而知。
于是五位大臣集体奉旨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面对种种质询,康有为侃侃而谈,应对如流。然而皇帝的约见依然不能实现。奕说,可以先让他写个报告交上来。
于是康有为又写了第六次上书。在被无端扣押了一个多月后,总算是送到光绪手上。
奕的突然病故对于光绪来说是一大解脱。他向太后争取办事权,甚至不惜以退位来威胁。在获得太后恩准之后,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几天后,光绪接见了康有为。
接见之后,对于原本应该被重用的康有为,皇帝却不知该授以什么官职。在军机大臣的建议下,给了个总理衙门章京。
在康有为看来,这个不高不低的职务正是对自己的侮辱,他拒绝赴任,忙于向皇上提供关于变法的具体建议。
设立中西结合的新学堂,废除八股;提倡言论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农工商,鼓励商办铁路矿业;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淘汰冗兵,改编军队。。。。。。一道道诏书从皇宫发了出来。
康有为更继续提出剪发辫,换西装,改戊戌年为维新元年,迁都江苏。
守旧者百般诋毁康有为,视如洪水猛兽。
对于官场来说,变法新政的实施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是一场权力大洗牌。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而能否落实下去,也是考验变革者是否具有了执行变革的能力的标准。
以皇帝本人的弱势,大臣们的敷衍甚至是抵制,后宫慈禧太后的权威,新政如何落实下去便成了问题。
于是康有为向光绪提出三项重大建议:设立懋勤殿,使之成为权力中枢,其人选都是维新人士;重用袁世凯,使毫无兵权的皇帝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借用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并取得日本对变法的支持。
康有为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全。然而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需要的是丰富的经验,是制约各方政治力量的实力。而这些,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刚刚走进政坛的康有为所欠缺的。重重政治黑幕之下,京城里早已是山雨欲来。
姜是老的辣。当光绪向太后陈说康有为的这些建议的时候,以宫廷政变起家的太后很快就闻出了其中不祥的味道。
光绪随后密诏康有为迅速离开,赴上海督办官报。这是让他赶快逃跑。
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发动政变之后,还没等袁世凯来向太后告密,皇帝本人已经被软禁。
康有为正在赶赴上海的路上,北京对他的缉捕令已经发出。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协助下逃往日本。他与康有为的人头被分别悬赏十万两纹银。
谭嗣同等六人血溅菜市口。
所有的新政被废除。由强学会演变而来的京师大学堂成了维新运动仅存的果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似乎顷刻间消散得踪迹全无。
日本的明治维新顺风顺水,中国的戊戌变法却演变成一场政治悲剧。
作为一场失败了的政治悲剧,维新变法失败了,但它所荡起的政治涟漪,却在当时的中国渐渐地扩散开来。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6 18:30:25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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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石敬瑭称呼外夷酋首为慈父,1000年后石三伢子也称呼外夷酋首为慈父!



呵呵,这个还真不好说。。。。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6 21:57:29 +0800 CST  

作者:老鹰ABCDEF 回复日期:2011-05-06 20:27:39  回复

戊戌变法袁世凯没有引起内战,满清逊位袁世凯没有加害孤儿寡母还照顾有加,袁世凯还继承了中华道统成为中华民族最后一位皇帝,
怎么说也是中华民族复国功勋,

您的看法很新颖。。。。。。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7 09:57:22 +0800 CST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7 16:38:33 +0800 CST  

作者:aliping99 回复日期:2011-05-07 19:02:39  回复

先留名,在漫漫来看石三.

这故事长着呢。。。。。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7 22:31:15 +0800 CST  
这位朋友的图贴的有点早了。。。。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9 18:26:43 +0800 CST  
一切根源其实是埋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 真希望当我的笔记能够写到这里的时候,会对理解图片有所帮助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9 18:47:43 +0800 CST  

作者:披甲豆花 回复日期:2011-05-09 19:09:07  回复

@来自34号 2011-05-09 18:47:43
一切根源其实是埋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 真希望当我的笔记能够写到这里的时候,会对理解图片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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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也是这个民族

这样对比很有意思,实际上是值得深思的大题目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9 19:29:52 +0800 CST  
梁启超,1873年生,广东新会人。作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梁启超是的才华无疑是卓然出众的,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靠的绝不是运气,而是他文思敏捷的天才。
维新运动中,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是其最得力的助手。
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往日本。那一年,他正当26岁的丰茂年华,也正站在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之处。
西望神州,曾经发生在故国故土的一切必定历历在目,扑面而来的全然不同的日本社会景观却令他无比震撼。
目睹日本先进的社会现实,披阅大量西方文化书籍的日文译本,梁启超开始了他精神世界的转变。
他对比,他思考,他写作,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把一切凝聚到笔端。
像疾风骤雨,像阵阵春雷,没有古奥生涩的文字却又不失古典的韵味,纵横万里,上下千年,排山倒海般惊心动魄的文字裹挟着阅读者,梁启超成为当世无可争议的舆论界首领人物。
一代人被他的一支生花妙笔惊醒了。
贯穿于梁启超一生的,在于一个“变”字。随着阅历与知识的增长,环境的变迁,他本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热衷于功名的科举才子,到受康有为的启发教育,变而认同变法维新;从维新失败后到日本,变而认同革命。从革命的巨大破坏性中,又变而走向社会与文化改良。
作为名人的梁启超,热衷于办报,而且著述颇丰。思想转变的点点滴滴,无不形诸于文字,记录在案,影响着一代中国人。
没有沉淀,没有心机。坦坦荡荡的梁启超,以汪洋恣肆的气势,半文半白之间,创造出当时最为独特的文风,而他领先于时代的思考,也为中国成长中的知识分子提供着当时最有营养的精神原料。
日本的社会环境不仅为一代革命人士的成长提供了安全成长的土壤,也同样为梁启超提供了天然的成长环境与发展平台。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正在于国民本身的素质: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而塑造新国民,正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如果说《清议报》上的少年中国说虽然气势动人但稍显空洞的话,那么《新民丛报》上的文章则从具体的方面阐述一代新民所需的素养。
凭借着日本译本,超过100位西方思想家与科学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学说观点通过新民丛报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被介绍到国内。
有人反感,有人非议,然而有更多的人为之动心神往。一份来自日本的中文半月刊,14000分的销量今天看来实在太少,但是在当时的文化界,这已经是奇迹。《新民丛报》在沉闷而封闭的思想文化界拓展着新领地。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积弱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中国人不能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国家是国人的公产,朝廷是一姓之私企。兴衰变迁,改朝换代,变换的只是私企的老板。只有弄清了这个概念,才会把爱国心用在正确的地方。历代的名臣名将,除了帮助朝廷,对于国民可曾有过什么益处?把这种家奴走狗当做爱国的模范,国家的英雄,实在可悲。
中国人重视私德而轻视公德。无私德个人将无以安身立命,无公德社会将无从团结凝聚。旧伦理主要维系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关系,却从来不重视个人与团体,与社会的关系。有益于群体的是善,无益于群体的是恶,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这种观念。
中国人缺乏进取冒险的精神。在哥伦布,马丁。路德,麦哲伦,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这些人身上,梁启超看到了中国人普遍缺乏的道天下所不敢道,为天下所不敢为的进取冒险精神。
中国人缺乏权力思想。传统文化鼓励人们逆来顺受,以德报怨。国家是树,国民的权力思想是根。人人都重视自身的权力,国家才能够因之而强盛。可是在中国,国家是朝廷,是高高在上的庙堂,大家只有顶礼膜拜,只能顺从听命,所谓的国家与人民的自身权利毫不相关。
中国人没有争自由的习惯,却以服从闻名天下两千多年。专制之下,安抚政策下不忍不服从,暴力强权之下,不得不服从。服从似乎是这个民族的天命,却从来不知道争取自己的一点自由。
重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需要修正。倡导国人的尚武精神,培养热诚的心力,无畏的胆力与强健的体力。
后来的鲁迅干脆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两人所说,其实是同样的状况。
新民说的观点,处处点在国民性的死穴。时光流逝,沧海桑田。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死穴依然是中国人心中的隐痛。是因为一个世纪的光阴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仍然显得短暂,还是因为我们在另外一条道路上蹉跎了太多的岁月?在启蒙这条路上,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要走?究竟是什么注定了这道路的漫长曲折?
1903年初,梁启超开始了他的美国之行。全然不同的城市景观与巨大的文化差异,带给梁启超的影响是巨大的。哲学家杜威热情款待,与国务卿会谈并受到美国总统接见,从市民到高层,梁启超对于美国社会有了全面的了解。
民主精神与平等自由的社会固然让人向往,而贿选的弊端同样使人心惊;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奇迹,而资本垄断与贫民窟却不免使人心寒——自己原来曾经热望的共和国也不过如此吗?而最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共和国,真的就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吗?
美国华侨为梁启超在思考共和制与中国人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通过观察,研究,梁启超发现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与普通美国人比,明显缺乏一个共和国国民的素质:有民族资格却缺乏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缺少国家思想;习惯于受专制而不惯于享受自由;没有高尚的目的。
如果连生存在美国这种现代政体之下的中国人尚且如此,那么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的国内的民众状况,又能够好到哪里去?
于是梁启超得出结论,共和体制对于中国来说还太奢侈。中国缺乏的不是自由平等,而是统一而有力的秩序。首先造就部落民众,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然后才谈得上民主,自由,以及国民的幸福。
而另一方面,标榜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在国际上实施的却无不是强权政治。在有效抵御外来侵略方面,中国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
许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抛出了中国尚需300年被殖民的观点,理由是,100年殖民,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华与开放民主,以中国之大,荡涤许许多多的陈腐之气,或许300年未够。
民主与自由如何珍贵,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抵不过被殖民的耻辱。这注定是一个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历史假设。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自由从来都不是必需品。只要生存还不是问题,只要未来的出路还没有被完全堵死,他们将集体选择沉默与苟且。
1905年的东京,中国留学生们还看不到自己未来的出路。国内黑暗的政治现实,孙中山不遗余力的革命宣传,一些人开始选择革命,而东京已经俨然是革命者的培训基地。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放弃了对于专制强权的反抗激情。立场的不同注定了一场关于中国存亡问题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在《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之间展开。而双方针锋相对的焦点,就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进行革命。
在梁启超看来,如果国民不成熟,暴烈的革命之后,不仅得不到共和,反而得到的是专制。人民是为各自利益而相互竞争的,必须要有超然地位的君主来协调这种冲突。而革命之后,原有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激烈的党争之后,人民缺乏自治议政参政的能力,最终恢复社会秩序的只能是掌握军政大权的强势人物。而这种人是绝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的。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专制政体。
斯人之伟,其言之大,使人一百多年之后读之,依然久久叹息,不能平静。
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另外一个理由是,暴力革命必然引发内乱,不可避免干涉到外国在华利益,列强将假平定动乱之名,行瓜分中国之实。那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堕入亿劫不复的境地,彻底亡国。
他进一步问道,国民尚不具备自治的资质,没有批判政治得失的议员,没有成熟的政党,革命之后的共和体制何以建立?
于是梁启超开出了开明专制的药方。而日本正是这种体制成功的先例。
然而充满激情的革命党敏锐地抓住了梁启超理论中的软肋:在中国,谁有能力实行开明专制?卖国的“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能够当此重任吗?
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限制资本的政治主张也受到梁启超的反对。
利己之心与追求财富的欲望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最大动力,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政策必将挫伤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这种政策在国家还没有财政能力全部收购土地的时候实行,必将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
而至于节制资本,梁启超认为,中国既没有大资本家,为数不多的资本家反而受到外国资本的巨大威胁。不是节制资本,而应当鼓励资本,不是解决贫富悬殊,而是发展经济。私人企业有追求利益的动机与冒险进取的精神,而公有制企业,没有利益的激励却要承担失败的行政风险,注定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使其效率低下,经济岂能发达?而另一方面,重要的企业交给政府,官员权力过重,必将产生专权与腐败。
论战的领域是广泛而全面的,论战者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然而唇枪舌剑之中,过激的言辞不可避免,特别是对于年轻气盛激情满怀的革命党人来说,更是如此。
梁启超所反对革命的,是对于革命后失控状况的担心。虽然这样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而历史又恰恰证明这样的担心是一种何等的远见卓识,但是对于革命党来说,政府的腐败专制却是有目共睹的现实。革命,开始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
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使梁启超独木难支。《新民丛报》不得不停刊。而如果因此而宣称梁启超就此在这场论战中失败,则不免为时过早。
为了挽救日益没落的政局,1905年,清政府开始挂出预备立宪的招牌。其后五大臣集体出洋考察西方政治长达9个月。后来发布的立宪“谕旨”说,人们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有建言权,但是否正当可行,要朝廷裁决。
让统治者放弃手中既有的权力,改变现有的社会利益格局,该是何等的痴心妄想。立宪注定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革命党人可以一眼洞穿这把戏,但是至少,它使热衷于立宪与改良的梁启超欣喜异常。即使立宪无疾而终,他的热情也未减退。
时间进入1911年,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让革命党终于收获了成功。而梁启超也终于结束了流亡国外的生涯,回到阔别了13年地故国,希望能够施展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政治抱负。。。。。。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9 20:04:57 +0800 CST  
挺也好 骂也罢 其实说明了这是中国人至今也未能解开的情节 也是几乎所有现实问题的最核心的部分。。。。。。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09 22:31:49 +0800 CST  
....
楼主 来自34号  发布于 2011-05-10 17:46:21 +0800 CST  

楼主:来自34号

字数:276560

发表时间:2011-05-06 04:29: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2-20 12:24:42 +0800 CST

评论数:1726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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