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古印度的吠陀，中国的文化独具特色，大不相同。
中国文明的特质是注重现世，注重此生人的世界，人的社会，追求人的至善，追求人的社会的至善，人要做圣人，社会要和谐美好。中国的先贤们既没有幻想出一个神的世界，思辩出一个上帝，也没有虚幻出一个往世来生。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里没有产生出一个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祭祀阶级，象印度的婆罗门，西方的教士，中国文化的经典——五经，讲述的基本上都是关于人事的知识。
五经是：《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与《春秋经》。
（一）《书经》
五经里的《书经》，即《尚书》。
有资料说，《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就是说，里面所记，都是西周的领袖人物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和演说辞，记录的是那时中国人民的领导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以记言为主，大多是君主对臣下发出的有关言论。“典”记载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谟”记述君臣的谋略；“训”记叙臣下开导君主的话；“诰”记录君主勉励臣下的文告；“誓”是军事上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平时君主的命令。

《尚书》里的《虞书》与《夏书》是中国文化的文献中最古的一部分知识，大多亡佚，残存部分合编入《尚书》为《虞夏书》，这个书到底古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就连孟子也读不懂。
总之，《尚书》的内容都与上古时代中国人里的统治者君、臣有关。

（二）《诗经》

《诗经》里有305首诗歌，其中大部分诗作始于周朝初期。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歌词了。据说，孔子还为《诗》正过乐，孔子有言为证：“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经》的诗分成“风、雅、颂”三大类。普罗大众喜欢音乐，便有了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各地方音调不同，这就是所谓“风”。周朝人把正声称做“雅”乐，专家们说，所谓正声就是典范的音乐。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乐歌。
《诗经》中属于“风”的诗歌，应该是有关人士润色之后的民间歌谣，即所谓“采风”，就好比现在我们听“大板城的姑娘”、“跑马溜溜的山上”，觉得十分好听，以前歌曲上标的是新疆民歌，原来是音乐家王若宾的加工创作。去到广西，会听到壮乡民间的对歌，伊伊呀呀，哼哼唧唧，也不觉得那么好听，显然比不得歌剧《刘三姐》的对歌。
音乐陪伴人类从洪荒年代就开始了。进入文明，人类，特别是人类中的上层阶级更加讲究了，庆典礼仪，贵族享宴，诸侯朝会，娱乐享受，都会有乐歌陪伴，这便是“雅”，雅诗中也有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颂”是祭祀乐歌，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当然也免不了有阿谀时君的诗作。
总而言之，《诗经》所反映的是人世间的社会生活，从民众到上层，内容十分丰富，学者们说，其中有“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诗经》里的诗歌都是古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因此，我们的《诗经》与印度吠陀中的赞美诗大不相同，那是对神的赞歌，也与《荷马史诗》大不一样，那是神话传说与英雄故事的重合，孰人孰神，仿仿佛佛。

（三）《礼经》

《礼经》，有《周礼》、《仪礼》及《礼记》三种，专家们说，《五经》中的“礼”指《礼记》。
人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看看《礼经》，就知道名不虚传。里面记载着周代的各种礼仪，其中以士大夫的礼仪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上层的士大夫要通过各种礼仪来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以区分与民众的不同。
人类最早的礼仪大概是在祭祀中产生的，那时，古人对许多现象不能解释，于是就崇拜神灵，这在各个文明都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也祭神，只是我们中国人的祭祀有着鲜明的特点，我们有祭祀，但没有祭祀阶级，比如印度的婆罗门，西方的教士。君王既是世俗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祭祀，君王要祭天，祭地，祭祖先。史家说，“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中国人的祭祀中，祭祖十分重要，史家称这是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甚至认为，“祖先崇拜 ……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则成了不合时宜、不受人欢迎的东西”。————
祭祀有特定的仪式，中国人的发明是，把这种仪式转化成礼仪，并形成制度，这就是《礼经》，目的是用来约束世道人心。
《礼经》里记载着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天子、诸侯、大夫、士日常所践行的礼有很多，据说，在西周时就创制了“仪节单”，后来不断排练补充，说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成人、成婚到社交活动，从低级贵族到高级贵族，从生到死，各种礼节充满了人生的各个环节。这些礼仪的践行，生动地反映出贵族生活的一些侧面。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专供传授士大夫阶层，称作《礼经》，成了“五经”之一。就这样，礼一直是古代贵族子弟和一般士人的必修课程。
史说，孔子非常重礼仪，《论语·八佾篇》说“子入太庙每事问”，他问的就是有关的礼事事项。《仪礼》也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
礼一直流传下来，到了清代，有学者说：“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二十岁成人行加冠礼；男女婚嫁行昏礼；丧葬，行士丧礼；祭祀，有祭礼；古代基层政府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行乡饮酒礼；诸侯与大臣们举行酒会，行燕礼；国君派遣大臣到他国进行礼节性访问，行聘礼；诸侯朝见天子，行觐礼。呵，这礼节可真够周到齐全。
各种礼典仪式，承载着古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鲜活信息，透过《礼经》里的知识，我们可以了解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四）《春秋经》

五经里还有一部《春秋经》。
《春秋经》，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东周时期从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重大事件。载有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的史事。孔子是鲁国人，史传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成书。古人节约文字，《春秋经》极为简短，二三百年的历史，整篇不到2万字。
虽说语言简练，但孔子对每个历史事件或褒或贬，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笔，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说是“微言大义”。
不过，由于记事过于简略，便使后人不易理解，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出现了许多诠释之作，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这些诠释之作也成了儒家经典。
那时孔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理想政治见解，可没有那位诸侯能够听得进去，周游时，曾在陈蔡两个小国之间遭到围困。正是在这种困厄境况下，孔子写出了《春秋》，并引起了司马迁的感慨，他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学者说，司马迁对《春秋》推崇备至，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以上四部经，无论是《书经》、《诗经》、《礼经》，还是《春秋经》，所记载的都是关于人和人世间的知识，充分表明中国文明注重现世的特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到了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老先生自比殷初的老彭，信而好古，所以述而不作，只传旧不创新，对之前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总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弟子们说得更是明白：“子不语怪力乱神。”后世儒家学者认为，“圣人语人而不语神。”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文明注重现世的特质一直传承下来。不过我们中国民间也有神的信仰，我们也有玉皇大帝，老百姓也讲“举头三尺有神灵”，但没有形成一个特定的祭祀阶级，只要不妨害世俗的皇权，愿意信那尊神就信那尊神，随你的便。也正是由于这个缘由，中国文明里没有那种异教说，没有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大家和平共处，因此，史家在通史里大赞中国人的宗教宽容。
既然有神的信仰，就一定有了解神意的需求，我们古人中智慧的头脑就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就是《周易》。

（五）《易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易经》。
这里，我虽然把《易经》放在最后来写，可《易经》却是“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
《易经》一般指《周易》，相传是周文王姬昌所作，司马迁有言，“文王拘而演周易”，著作年代在西周初叶，距今3000多年了。
《周易》难懂，据说，到了战国时代，有了解读易经的《易传》，两者都成了经典，统称《易经》。
如前所述，古代先民对许多现象不能解释，特别是天灾人祸，认为在那些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是神在支配人世间的一切。能不能与神沟通，让神灵告诉我们应该怎样趋利避害？据说，《周易》讲的就是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正如史家所说：“为平息或控制可怕的超自然力量，各处都有相似的仪式、典礼和迷信活动，而这些东西与高雅文化所信奉的正式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

春秋时期，官学开始逐渐演变为民间私学。于是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易学开始分为三支，一是传统的筮术易仍在流传，周易原本就是卜筮之书，由于这个缘故，就是秦始皇焚书，也没有烧到它。
二是孔子赞易，《周易》成为儒家圣典。儒家认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并加以解释和发挥，极大地提升了周易的哲理化程度，内容博大精深，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周易》由卜筮之书，变成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修身养性的哲学典籍，被称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
三是老子发展出一个道家易，有专家说，《易经》讲道，而对于道讲得最早、最系统的是道家的老子。辩证法思想在易经还是萌芽，到老子有了大发展，是老子建立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辩证法思想体系。
于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周易》既走了上层路线，又走了群众路线，一方面，社会的统治阶级把它作为理论指导，极力推崇，另一方面，民间术士不断更新，完善筮法体系。一直流传至今。尽管如此，倒是有一点儿相同，上上下下都把它说得玄之又玄，使咱们这些普通人常常摸不着头脑。

说到这里，这《周易》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不妨我们先来看看人类那些智慧的头脑是怎样说《周易》的。
《全球通史》的著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是个大历史学家，可他在通史里对我们的《周易》似乎评价不高，通史写到：“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例如：
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就这么简短。
可是，爱因斯坦却说：“西方科学家做出的成绩，有不少被中国古代科学家早就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古代科学家自幼学习《周易》，掌握了一套古代西方科学家们不曾掌握的一把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
黑格尔也说：“《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业。”
以上三位应该说都是顶级的智慧头脑，看法却大相径庭，咱们这些普通人就更是不懂其中奥妙了。
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智慧头脑对《易经》就更是推崇，例证举不胜举。

普罗大众说“易”，多与占卜瓜葛在一起。普通人中那些比较聪明的人，他们的聪明是把“易经”的“瓶”拿过来，装上自己的“药”，然后去忽悠普通人中那些比较不聪明的人。唐朝有位大学者虞世南，唐太宗称赞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他有一句名言，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当然，普罗大众不去作将相，自然不必一定去读易经，只要不被算命的大师们忽悠了就好。
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经典充分展现出中国文明注重现世的特质，即使是最能体现神意的《周易》，其实也是在述说人世间的道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人特别重视自己的历史，通史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说：“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人类在向前迈进的道路上时不时会出差错，怎样来矫正人类的行为，比如在西方和印度，是神的审判，在我们中国不是神的审判，而是历史的审判，历史的审判说到底是人的审判，早在唐朝，太宗皇帝就非常理性地认识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五经里的《春秋经》，说史论也罢，史料也罢，其实就是历史书，自不必多说。且看《书经》，《尚书》里的内容，能说不是历史吗？《诗经》描绘出3000多年以前上古时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场景，这种弥足珍贵的历史画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礼经》,《仪礼》中记载的礼仪形式， 有些也是远古历史的传承，有学者举了冠礼作为例证，说这是由远古氏族公社的成丁礼变化而来的。成丁礼也叫入社式，是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经的仪式。后代贵族袭用了传统的形式，又赋予新的内容，冠礼就成了贵族在本族中举行的“成丁礼”了。
综上所述可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就生活在注重现世的环境中，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与 印度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