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类分子”（1）
“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是主席分析解决问题常用的模式。
主席领导时期，每个人都要贴上两条“阶级标签”：家庭阶级出身和本人阶级成分。农村户口的人，其家庭出身就是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的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如果你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贫农），那么，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或贫农）。
家庭出身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者贫农）的人，其子子孙孙只要在农村生活，其家庭成分也是“地主”（或“贫农”）。
本人成分没有什么严格标准，通常是这样理解：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当家人（参与剥削的成年人）本人成分就是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一般成员（没有参加剥削的子女）如果还在家当农民（农村户口），个人成分就是“地富子女”（后来把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地富分子除外，一律叫“可教育好子女”）；
对于农民，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相同，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你的个人成分也是贫农。
这个“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那时候填写任何表格（户口本、选民登记表、学籍登记表等），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这两个栏目必须填写，不许隐瞒。如果隐瞒，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被查出后，将受到严厉处分。
农村中的 “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们没有公民权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类似在监狱外服刑的罪犯。其家庭成员也遭受歧视。
严格说，只有戴帽“四类分子”才是敌人，属专政管制对象，但是一来运动，许多地方也就不管“戴帽”还是“摘帽”了，统统是敌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连同右派分子一起被称为“黑五类”，也被称作“牛鬼蛇神”。
“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
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属。
反革命分子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之分。
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解放后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有：
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
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
间谍或资敌行为者；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
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
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
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在解放前反对党革命的敌伪骨干分子。比如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蒋伪军政官吏（一般是县团级以上）。
坏分子的标准很笼统，通常认为，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都称为坏分子。
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有“戴帽”和“摘帽”之分。
“戴帽”的，就是敌人，没有公民权，是专政对象。“摘帽”的，就是“被改造好了”，属于人民范畴，有了公民权，不再是敌人。
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戴帽”、“摘帽”大权，掌握在村里干部手中，虽然批准权在区（或县）政府。只要村里上报，一般都批准。
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标签，所谓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四类分子”的帽子，是干部整人的法宝。如果想整你，就可以弄一顶帽子给你戴上，这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连家属都要受到株连。
由于坏分子的界定相当随意，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打击农民的最常用的一种法宝。
例如，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发了一场骚乱。
结果，把39名“闹事”群众定为“坏分子”，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其余被判处管制或监督劳动。
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
对“四类分子”的专政形式除了蹲监狱外，主要就是管制和监督劳动。
管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是实际上大多是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
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习队”，“专政队”，随意关押不服从领导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
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在农村的“四类分子”中，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占绝大多数。
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农村中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

2、 “四类分子”（2）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把不愿意入社、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闹退社等等，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应，都是“四类分子”在搞破坏，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
作家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两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著，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很多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就抓“四类分子”或者富裕中农作典型，狠斗狠批，杀一儆百。
有文章写道：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区干部的愤怒。
“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这位区干部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
“第二天晚上，村里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台的一角接受批判。
“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了，就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批判。
“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的。
“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区干部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河北卢龙县某村，有一位教员吴老师，家为富农成分。1947年土改时，他家老院的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划为他家所有，当时颁发了房产证。
1951年村里暂借吴老师的3间厢房使用。1954年初吴老师因为孩子多，又长大了，住得太挤，就在1954年初向村里讨要这三间厢房。
村干部说：“办初级社了，这三间厢房要作为仓库。”
吴老师据理哀求，没人理睬。他就找到县里，请求解决。
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坏合作化运动。”
在没有法制的时代，寻找一些替罪羊，通过惩罚他们来起到震摄广大民众服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四类分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还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
“四类分子”是农村最底层的“贱民”，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
有一乡村在土改刚结束后，制定了管制地主的10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
1、扫街铺路；
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
3、捞甽沟污泥。
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
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
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
8、不准提笔乱写。
9、不准亲戚来往；
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整，能够幸免的不多。
安徽省凤阳县1957年下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89%的四类分子受到打击，16%的四类分子被逮捕；
1957年广西忻城县为了对付农民闹退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斗争372人，其中四类分子353人，占94.89%。
斗争四类分子可以起到镇住闹事农民的效果。广西玉林县在1958年将四类分子5205人集中起来，建立247个改造队。被集中的四类分子大约占全部四类分子的半数。
作家浩然的巨著《金光大道》，反映了河北省东部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他是按照阶级斗争模式来塑造人物和展开情节的，其中有好多场面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比如，在第四部“四十七 这就是专政”中，对“四类分子”专政的程序介绍的很真实。摘录片断如下，请读者欣赏。

办公室里正进行着一个最能显示政权威力的活动。周永振和秦方分别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两张被太阳晒得油黑的脸上，是一种少见的骄傲、自豪而又严厉的神气。
靠西墙蹲着一溜七个专政对象。冯少怀紧挨着地主歪嘴子，他们笔杆条直，垂着手，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
这种活动，是按照一贯的程序进行的：先由专政对象一个一个汇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都想了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做破坏性的事、说破坏性的话，对自己的罪恶有没有新的认识。等等。
然后，由召集他们的治保小组的委员，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出其中的某个人，最近表现有进步，某个人表现没进步；在反复地交待党的政策，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指出改造思想的具体任务。
接着，描写村长朱铁汉对漏划富农分子冯少怀的训话：
朱铁汉：“……再不老实，不是戴上帽子拉倒，大狱里有你一铺！”
“我可不敢。”
“你那贼胆子大啦！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们倒也愿意跟你比试到底儿。”
“村长，别误会，我是老老实实的。”
“老实不老实，那得看行动。这回村政权给你个机会，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到外面跑运输！”
冯少怀这回可真慌了：“哎呀，村长，我没有用车搞投机倒把呀！”
朱铁汉说：“你应该搞农业劳动，改造思想！”
“我那地边子早刨啦。”
“拉沙子，改造地！”
“哎呀，村长，我人嚼马喂的，那可受不了哇……”
“这是命令！”

冯少怀是作家塑造的一个主要反面人物，他是上中农成分，土改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发家竞赛”的号召，买骡子栓车，搞运输，是村里“腰最粗”的富裕户，受到翻身户的忌恨。
因为他雇工赶车进行剥削，有余粮不卖给国家，破坏统购统销。最后被戴上了“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人民专政。
从此，他成为“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仅“四类分子”本人遭受磨难，他们的子女也遭受迫害和歧视。比如，上学、就业、参军、入党、入团等等都遭到歧视和限制。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因为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去地主富农家里做媳妇。
到了文革年代，地主富农就更惨了。农村的造反派可以随意对地主富农抄家、抢东西；可以随意打骂地主富农分子，打死无论；更有甚者，在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广西等地竟然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四类分子”事件，上至80岁的老人，小至几个月的婴儿，都没能幸免。
1978年12月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1月1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扣在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头上的“铁帽子”终于摘掉了。从此。他们从“贱民”成了和别的人一样平等的公民。
当年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如同遇到特赦。他们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直起了腰，结束了被凌辱、被歧视的噩梦。
现在， “四类分子”、“家庭成分”等名词早已经消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共同生活在和谐的社会里，都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消灭了歧视，没有了贵贱之分。多么好的社会啊！

3、土改划定阶级成分

划阶级成分，确定地主富农，这是土改运动的重要内容。
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
1947年老区土改，由于《土地法大纲》中没有规定划阶级成分的标准，所以各地就纷纷出台“土政策”，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工作队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工作队在幕后指挥，贫农团说咋划就咋划。
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划的，有单按自地佃地划的，还有单按生活好差划的；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小鬼”，把许多中农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0％。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他们对挖浮财挖走他们的血汗钱不满，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枪决。
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４人，仅有７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1947年，冀鲁豫区阳谷县三区，中农普遍被斗，有的扫地出门，其中仓上村被斗中农约占中农户的1／3，王楼占1／2。冀热察区，据昌顺、围场等县的统计，中农受打击户占总户数10％左右，占中农总户数30％以上，占打击户的50％左右。热南和冀东的迁西、青龙等地，原本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就把冒尖的中农当地主、富农来平分土地，挖掘浮财，有的把仅有的一二匹土布也当作浮财没收了。
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
那些当了贫农团头头和骨干的“勇敢分子”认为，地主富农的户数越多，他们分的果实就越多。于是，他们把许多中农硬划成地主富农，说工商业者是“化形地主”。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定了50多户。
划定阶级成分，就开始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地主、富农分子就是阶级敌人，是“四类分子”，被贫下中农管制、专政。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就是“黑狗崽子”，在社会上遭受歧视。
1947年12月和1948年春，党中央集中力量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被纠正过来，并象征性地进行了“退赔”，因此老百姓把这次纠“左”称为“恢复中农”。刘少奇曾多次沉痛地检讨：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左”的批评不够。
中农成分是恢复了，但是被抄没的粮食家具、衣服被褥却没法完璧归赵了，被冤死的好人也无法复生了。那些搞极左的人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有的反而青云直上。

5、流血斗争（2）

解放战争初期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中，除了倒账大大超过地主的家产以外，打人、杀人现象明显增加。如冀东区，1945年10月反奸清算以来，最严重的是乱斗，不经政府，不通过手续，滥捕滥罚，分粮，吃大户，甚至抢夺、杀人。在太行区，潞城县张庄1946年1月底清算和追查地主，对村里的首富申金河，先是一股劲打，后来用铁火棍烧；对地主王来顺，用腰带和拳头痛打了一顿饭功夫，王晕倒在地，一家子被赶出了村庄。其他地主也是或被打死，或被扫地出门。
“五四”指示以后的土改运动，农民的复仇情绪达到高潮。晋绥边区临县，对“五四”指示只念了两遍就干了起来，结果逼死20多人。1947年初土改复查，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l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冀东第15地委专员常佩池在冀东土地会议上汇报：“这时农民对地主仇恨极了，每村都要搞死一个两个的。只要认为他是罪大恶极，就把他捆起来，到处是公审法庭……蓟县组织一个联村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十个庄公审，豪绅恶霸，一次即打死20多人。”据7个县统计，杀掉豪绅恶霸2321人，其中群众自行打死2122人，自杀66人。其中有一个村，斗地主的力度不断加大，冷向义回忆：“那时候打人，谁不打也不中。谁拿着轻细棍子打人也不中，非得拿着粗重棍子。我拿着个粗重)棍子出去了，把他们吊在当街里头，这个打那个打的……你不打他就给了(指底财)?把烙铁搁在火里烧红了，烙地主。你有啥说啥，你别不说。一烙就哎呀呀，就说了。在外头那个一听屋里直叫唤，不定哪天拾掇他，就说了。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真烙——我们庄是真烙啊。”尤其是有些积极分子、村干部，更是为所欲为，复仇情绪的宣泄达到极点。
一位老贫农回忆说：
1947年下半年，胶东区开始了一系列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开始了。当时许多村的批斗会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发杀人指标，杀不够数是没法交代的。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可能也属于“右倾”一类，土改时只是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被分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当然郁闷，家中男主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以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倦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复查”开始后，工作组进村，首先组织了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指弹孔），就比主席小一点儿”。这帮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早就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婆们。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老婆们，在手持大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走向她们的不归路！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为都是被反绑双手。这时候，“五虎将”们就用手中的大刀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了一片红色的牡丹——她们终于不再打转了，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一位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以陕西为例。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动员群众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樑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中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袁宝华曾在东北搞了三年土改，他回忆说：
一个地方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起来，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无所畏惧，胆大敢为，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他们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敢率先起来造反。……
（农村）干部看到我来了，都对我说，我们战果辉煌，搜到多少金镏子，搜到多少银元，搜到多少什么东西。我到村公所一看，两个妇女上身被剥光了，用绳子捆绑着吊在梁上。她俩都是地主婆，农会非要她俩讲出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我进去以后不好立即制止，出来后马上跟他们说：“赶快把她们放下来。”他们说：“她不交待。”我说：“她不交待，也不能把他吊着，你要吊出人命来怎么办？”他们说：“已经有一个地主上吊死了。”我不能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只能慢慢劝导。
一位在东北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
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
“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4月，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总结这场“流血斗争”：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

6、打死地主刘象坤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晋绥地区黑峪口。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七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斗争大会的会场设在镇中心的露天剧场，石砌的戏台搭个大席棚作为主席台。席棚正面悬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斗争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大会”。席棚和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戏台正面坐着一排威严的主席团成员——十几个贫农团的干部。戏台两侧站着十几个威武的持枪民兵。台上前面左侧站着十几个低头弯腰戴着纸糊高帽的地主，每个地主身后都站着两名彪形大汉，他俩各用一只手把地主的两只胳膊拧到身后，另一只手则按住地主的脖子。这些地主都是陪斗。被斗主角刘象坤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中间，两名彪形大汉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身后。他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大木牌，牌上写着“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 刘象坤脸色煞白、瑟瑟发抖。
戏台下面人山人海。人们拥挤着、喧哗着，伸长了脖子争着看戏台上的主角。
控诉斗争的积极分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跑到台上控诉。他们怒目圆睁、义愤填膺、声嘶力竭，控诉到伤心处，有的痛哭呼号，对主角手撕嘴咬、拳打脚踢。这时，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彻底消灭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主席万岁！”“党万岁！”“贫农团万岁！”“土改运动胜利万岁！”……，
斗争进入高潮，几个“勇敢分子”呐喊：“打死他！”就不顾顺序，蜂拥着跳到台上来打刘象坤。刘象坤就被几个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王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王象坤的儿子王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王武雄突然跳上了主席台。大家吃了一惊。
王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王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跳上了主席台接住段云的话茬，慷慨激昂地说道：“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坚决支持贫农团的革命行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拿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哪能经得住打？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象坤虽然没有出去，却让他儿子刘武雄在1932年参加了革命。他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他看病，也不收钱。他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被打死时，，刘家早已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捐献了。剩的财产也不多，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工作团利用这来发动群众罢了。
王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7、斗争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

斗争刘象坤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刘少白当时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设在蔡家崖的边区政府上班。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
刚关进来的时候，刘少白老汉的表情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向看守提出：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看守找工作团长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看守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对看守说：“你回去给他说，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看守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
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看守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
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批斗会上，刘副议长低着头、弯着腰站在台子中央接受贫农团的批斗。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刘少白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仆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王少白说理。
任奴儿控诉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刘少白当即辩解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任奴儿听了勃然大怒，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砰、砰”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王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把老汉身子晃了两晃，差一点没有倒下。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辩解说：“哪里有这回事？”。“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动手打刘少白。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
散会后，刘少白被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主席，把李政委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王少白总算是没事了。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王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贫农团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王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贫农团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贫农团。这个结局显然让贫农团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刘少白的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晋绥日报》于10月1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批斗刘少白的消息。文章的标题是《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文章说，刘少白除了包庇刘象坤之外，还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献地，二是为大地主李韶荣辩护。
献地本来是主席的意思，但是在大会控诉时，有人说他表面上是“献地”，实际上是在“让地”，即把土地“‘让’给原来的佃户，没有经过农会就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了。意思是说，刘少白利用献地耍花招，搞阴谋，对抗土改运动。
至于为大地主辩护的问题，报纸是这样说的：“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边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总局扣押李韶荣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这就是说，面对“爷爷‘犯法’、孙子连坐”的现实，作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刘少白不应该多管闲事，否则就是为地主辩护。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李家湾（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当局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政委。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被批斗，并当场被撤消副议长职务。

8、杀你没商量

2004年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利用回乡过年机会，采访了74岁的张六和（化名）老汉，并在当年的《山西文学》第4期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张老汉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油棺材、做纸扎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生活非常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跟着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起他爹来：“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 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告诉他爹：“总之，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他一说，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张老汉就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岁，比儿童团员大，却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之后一并给。爹曾经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万一不成功，也就不成功，没事儿啦！——你还得跟上受害，杀你个没商量。”
张老汉回忆说，那时他们家虽然住在河曲县县城里，但是“城里头这一摊也是一个村，村里头经常在街面上走的是民兵。那时候河对岸就是国民党区域，两国交兵，禁河禁渡，一到冻河的时候民兵们天天巡河放哨。每个人发一颗子弹，两颗手榴弹。手榴弹是保德造的，质量不好，一炸两半，扔过去之后，人家对岸的兵踢上一脚理都不理，知道不会伤着人。但民兵威风，背一杆枪，谁也不敢惹，全城都听他们指挥。白天一般上午都是处于警戒状态……，下午人们才敢上街摆摊子做一阵儿买卖。”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外，还有农会，村委会。土改一到，过去的推倒重来。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一律叫秘书，头儿叫主任，土改开始后，先是划成份。为此，城里的临委会七八个人，还有贫农团成员，一家一家转，一家一家摸底。张老汉还记得，有一天，一个名叫吕品贤的人来到他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份！”他父亲看到吕品贤那样子，忍不住笑着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了。”
据张老汉说，这个吕品贤出身于富裕人家，祖上开过好几家商号，但是他游手好闲，抽大烟、吸料面，把一份好端端的家业败落了。到后来，他连老婆都卖了，成了个吹鼓手，“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土改时要查三代，因此被划为地主。张老汉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跟着民兵在巡逻，碰见吕品贤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后，骂道：‘狗儿的，好活的吃杂碎呢。”一边骂，一边扑上去按倒就打。因此，吕品贤到他家的时候，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的。

9、划成分、起浮财、挖底财
说起定成份，张老汉印象很深。他说，当时分得特别细，仅仅是地主，就有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之分。地主指的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干活，秋后收租的人。化形地主指的是“装酸哭穷，小里八气，其实有家有资的人”。破产地主指的是吕品贤这一类人。此外，还有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叫恶霸，不管有地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而霸，叫做“穷恶霸”。
张老汉说，成份一定，就开始斗争了。当时“定下调调”叫做“起浮财、挖底财”。“起浮财”就是没收家里的粮食、家具、衣服一直到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隐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洋钱银两全部挖出来。冰冻三尺，也要把底财挖出来。“从那时候开始，城里头每天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听也听不下去，有时候半夜睡梦里就听见嚎叫，是地主让斗得戗不住劲了。刚开始我们少先队还不让参与，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个斗法，后来，民兵农会里人手不够，也将我们叫了去。”
张老汉说：“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打人。定下成份，民兵农会齐行动，按图索骥，那叫没一个跑。有的地主鬼精，听见风声不对，没等斗争就将银钱交出来，还有的早就跑得连鬼影子都没有了。跑哪儿了？踏冰跑黄河那边国民党区了。”所以民兵和少先队的任务，一是监视地主富农户的行动，防止他们外逃。规定他们不经同意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能跟这些人家打交道。二是协助民兵、贫农团进行斗争。
张老汉还说：“斗争前，要开会。开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农会、贫农团的成员之外，还有定为贫雇农的人。大家在一起拿着名单一个一个过，谁家家底如何，估计有多少财产，看见的看不见的都一个一个过筛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会上吵吵。其实，这些穷汉到底是没见过个钱，谁家有、究竟有多少，贵贱说不出个数数，最后就按谁家的‘铺摊摊’大，就从谁家开始，一户一户过，谁也不能空过。”
为了说明这种会议不允许贫雇农以外的人参加，张老汉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但是乔兰却耍起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哇，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这时，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不但不走，还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咋呀你们？”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咋呀。”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早已经预备好生石灰，上前扑在乔兰的眼窝上。
乔兰一见这阵势，扭身就跑，还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地说：“正定下他个恶霸要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大伙儿一拍大腿，决定追打。张老汉说，贫农团“一伙人都是二不溜青皮后生，一路追到乔兰家里，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了些石灰，揉得乔兰直是个乞讨，嚎叫得都不像人哭了。最后大家看见他实在搓不住劲才罢手。说：再让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直到“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10、斗地主的几种方式

在谈到如何斗争地主时，张老汉说：“后来我参加过几次，主要斗争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磨地”。地下铺上些棱角锐利的料炭，没有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颗子大，铺在地上比木锉还锋利。有时候是将料炭和菠菜籽儿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发展到后来，将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折磨得这些人妈妈老子直叫唤。张老汉说：“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也有骨头硬的，死活不说。”
比如“东门上的周二干干，这是他的外号，叫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周二干干。有钱。他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但他平时装穷，两个儿子，大的在归绥做生意，冬天连只棉鞋都买不起，冬天回来脚指头冻掉两三个，老二在药铺里拉斗子司药。他就装穷惯了，实际上是小气，叫他个二干干一点也不亏。我给你说，他干到什么程度，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一上午能讨得半口袋油糕。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呢。”
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回磨。
对于当时的情景，张老汉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他说：“记得斗争他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没漏，临了还是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就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不知道给扔进两块青石蛋，听见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实在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放上小石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看女人都斗争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大门，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在半路就承认下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后来，底财果然起出不少，总共有24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大洋。至于周二干干的下场，也可想而知。张老汉说“到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才发现周二干干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子被磨塌，脑浆都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
还有一种方法是“坐圪针柜”。张老汉介绍说，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活像个长方形棺材。然后在底子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到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有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于是人就在里面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晃两下后问一句，直至说出藏金银的地方为止。
张老汉说：“死鬼余务本，买卖开得有多大？当铺杂货铺，粮仓好几处。（日本人）大轰炸之后，子孙们陆陆续续都跑过河到归绥一带，生意也随之北移。全家就留下他一下七十多岁的老汉看门。耳朵有些背。有些看不起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反正是个不做声，不吭气，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做“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张老汉说：“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直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不惮其烦，直到摔死，后来见扔下去不死，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谈到这种刑罚时，张老汉也有具体事例。他说：“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对，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田××也是个少先队员。”
张老汉还说，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11、尸暴荒野不许收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有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
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12、分地富家的女子做老婆

在土改中，除了分地、分房、分东西之外，还要分老婆。
鲁顺民采访白建华之后，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被斗死后，就把刘象坤的50多岁的老婆分给了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分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这女人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这女人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
土改过后，这女人的丈夫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女人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懒。他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王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土改那年是十七岁。
土改的时候任某母女俩被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这个军人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军人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有人问任某：“那军人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同学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同学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13、东北土改流行“乱棍打死”
记者韶华参加过东北土地改革。他在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里，回忆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过程。下面就是他回忆的东北土改故事。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
首先拉出一个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
“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
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的现场。
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
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八九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多是个地主子弟，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
“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是说给他旁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的眼前。

14、 “砍挖运动”和“扫堂子”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高潮。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
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发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发现了。于是《东北日报》发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高潮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发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 月底4 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
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高潮，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

15、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寇家屯乡土改见闻》（作者冯志轩）记载了下面几件事。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16、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杀一只鸡一样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
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
她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在我家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你说什么？他们要把你老姨夫打死？”妈妈犹如五雷轰顶，惊异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金三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金三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金三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17、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是何逻辑！

18、流血斗争的一个花样——“串联斗争”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19、胡开明制止“乱打乱杀”

《党史资料》第46辑刊载了胡开明的一篇文章，题名《在晋察冀的日子里》，文中回忆了他参加土改的一段经历。我下面讲的故事，就是胡开明的那段经历。
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及各解放区城市，晋察冀日报社随机关撤出张家口市，转移到原来驻过的农村根据地平山、阜平一带。胡开明当时任报社副社长。
1947年5月上级任命胡开明为土改工作团团长，到阜平县最富庶的王快区，统一领导那里的“土改复查”工作。他率领全团20多人立即向王快镇进发，下午6点到达目的地。当时天还没黑，听说王快村外正开联村斗争会，他便放下背包去会场。还没到会场，见人们已开始往回走，会已散了。他见参加会的人个个面带惧色，尤其是妇女，问话也垂头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逆着散会的人流，到会场上看个究竟。只见会场是一片坟地。坟旁树上绑着一个人，鲜血淋漓，腹部被剖开，再看地下，躺着几具尸体。
胡开明十分反感，土改复查这样搞，不搞成天下大乱了吗？他急忙回到王快镇，立即召集王快区委和复查工作团干部开会。恰巧，晋察冀中央局派往冀中的复查工作团路经此地，他也就请该工作团的团长参加。在会上，他讲：“我是中央局派的工作团，是为王快区的土改复查实行统一领导而来的。现在各村开斗争会，执行政策很乱，出现打死人的事情，这种局势要控制。今后，凡开斗争会、联村斗争会，必须请示工作团批准。明天，召集各村支部书记、村干部开会，我还要细讲。”
冀中工作团的团长听了，认为胡开明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便即席发言，大讲一番“要走群众路线”问题，特别强调了“按群众意见办，要让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部发言都是和胡开明对着干！他发言之后，立即给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吴德打电话，反映胡开明的“右倾”问题。胡开明发觉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明天开会，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看法讲，但讲话的语言要力求准确，要写成文字，并誊清一份，立即送请吴德审查，如有错误，请他及时指正。
第二天，胡开明在全区村干部大会上，照自己的讲稿发布了工作团的规定和纪律。一周后，农村清算地主杀人的事制止了，农民随便到外村斗地主的情况也基本停了下来。他等待吴德的批复，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上级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
有些干部，特别是分区农会的主要领导，曾要求区党委把胡开明从王快区调回来，说胡袒护了地主。这次奉命率工作团撤回，有些人猜测：胡开明犯了右倾错误。
胡开明回忆说：第一次土改，是从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开始的。这一指示，内容共18条，头一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其他各条则规定要照顾一些人。此指示经晋察冀中央局、区党委讨论了，但是对第一条（满足贫雇农要求）未强调，对其他各条则强调了。因此，虽进行了土改，但并未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群众没有普遍发动起来。地主仍掌握多数土地。在政治上，有的地主富农仍掌握领导权，贫农没有政治地位。1947年5月以后，朱德、刘少奇到边区，了解到边区土改很不彻底，决定进行一次土改复查运动，进行第二次土改。
在这次土改复查中，又犯了左倾错误，发生了乱杀人的现象。有的村庄，地主富农被杀；有的村在本村不肯杀人，便搞联村斗争，到外村斗地主，杀人。如我在王快庄见到的那种恐怖场面。这种“左”的偏差出现后，转移了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仍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央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等候中央土地会议后，再作部署。

20、暴烈的冀东土改复查运动
冀东解放区是冀察热辽根据地的一部分，由于1947年3月30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晋察冀中央局划出，归东北局领导。
土地会议后，冀东解放区检查了“右倾“问题，深入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极左”风暴迅速横扫冀东。
左的错误给冀东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只抓土改，忽视生产，贻误了农时，荒芜一百多万亩农田，造成1948年春夏的灾荒；滥斗滥杀，侵犯私人工商业和中农的利益；错误地打击了一些自己的同志，使基层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影响了参战支前工作等等。
冀东土改极左泛滥的情形，列举数例如下：
（1）侵犯中农，打击面大，孤立了贫雇农。某村38户中农全部被侵犯，贫雇农完全处于孤立。
侵犯中农的结果使中农普遍不安，全家坐在炕上谈；“什么时候斗呀？”“斗了怎么办”说着说着就哭了。什么自动捐粮、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农民一粒粮食掉在地上都要捡起来，屙泡屎还要用手去拾。
二流子还打算明年再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
（2）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认为“消灭封建包括脑袋在内”“杀了比跑了强”；用杀的方法来发动群众，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他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
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弄的许多人逃亡，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
(3)贫农团中有一些流氓分子，他们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往往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
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基本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起不来。由于他们流氓本性，堕落腐化，挥霍土改经济果实。
（4）土改开始后，这些靠勤劳致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个老太，一辈子起早摸黑织布，全家人过上了有吃有喝的温饱日子。划为富农，准备斗争他们家时，她儿子哭着说：“谁叫你那么起早摸黑的干，现在害了我们全家。”
王铁匠以打铁为生，年久手头有些积蓄，定成富裕中农，向农会坦白全部财产伪东北流通券20万元（相当于现在几百元），大洋19元。全部被没收。
王XX，6口人，60亩地，是劳苦起家的。由于勤劳节约，生活有些富裕，儿子娶个媳妇，过门时女家衣服给多些，群众说：“太着风咧”，因此被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
（5）大肆屠杀斗争对象子女，进行所谓斩草除根运动。
河西中农子女被关押在张家坟120多人，被乱石砸死96人，120多人当中没有一人是地主子女。莲花瓣村一名贫农团员，因为不同意砸死某一个人，因而自己也被石头砸死。河东六区被斗中农户全部被打，大龙门19户中农被斗17户。
红色恐怖笼罩在解放区，拷打杀人，惨不忍睹。
（6）农民认为土改就是共产共妻。
群众根本不懂什么是土改，都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每个群众口头都嚷嚷着说是‘共产’咧。”区干部召集群众说：“谁没吃的，谁就来，来得算一份。”
二流子说：“我等了几十年，总算等上趟发财机会。”
密云有些地方硬把斗争对象家里姑娘或者是已经结过婚的娶来的媳妇，硬分给贫雇农的光棍，强迫他们结婚。
平谷强迫40多名斗争对象家寡妇、姑娘和有夫之妇给贫雇农配婚。有的村竟涉及一些军人家属，军人上前线，其老婆分配给村里光棍做老婆。
（7）察哈尔土改同样残酷，连出身不好的解放军中级干部家属也不放过。在延安抗大受过训的察北骑兵旅第一团团长陈怀初的家人，照样全家被杀，妻子、岳父母、内弟都被杀。
察哈尔土改，土改工作队在农村中先找好所谓好的对象，也就是那些无赖、流氓、地痞参加组织，利用这些人自私自利心理来担任清算斗争，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他们组织贫农团，没收全村土地，地主富农都要处死刑。而且刑法种类很多。导致农村土地荒芜，一部分人借机会发了大财。农民分得土地后，就要参军。他对你说；你们分了地，国军来了不答应，你们要参加作战，这样解放区15-45岁男子都送往前线。最近三查运动，凡作战不积极，不同意土地改革，同情地主的都列为清查分子。

21、残酷的“望蒋杆”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老前辈。建国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书长这样的部级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翻读《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感觉就像是一个耿直而有趣的老人将那些刚刚逝去的往事向你娓娓道来。他以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事。下面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时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的李新，在参加完延安的全国土地会议后返回永年视察农村工作。刚到一个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就赶来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烧了几天，没有医生，没有药！李新听罢皱着眉头向另外一个农民模样的村干部问道：医生呢？药铺呢？村干部无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复查，说我们这里不彻底，于是大伙把药铺中的东西分了，连药都分了。没了药，医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问：那能不能让村干部们把医生和药都找回来呢？对方低下头说道：整党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尽力而为吧！
原来，当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党中央决定一分为二，以主席为首的部分人员继续留在陕甘宁根据地，以刘少奇为首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退往晋西北等安全地区。这时因战局吃紧，主席忙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无暇顾及“土地改革”，便由刘少奇负责“土改”。
很快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地区，经过一路走访并听取汇报，他发现晋绥地区土改比较温和，很多贫苦农民依然衣食无着；而冀晋鲁豫一些地区采取了激烈的土改行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赤贫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些情况大大刺激了刘少奇，与此同时，他从当时晋绥分局领导人的汇报中得知，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由上而下都问题多多。熟读联共布党史纲要的刘少奇马上将其归因为党内不纯，并提出土改不彻底是因为干部自上而下阻挠所致，必须整党。
此后各地的土改、整党更趋激进，中国农民的“创造力”也得到惊人的展示。在冀晋鲁豫地区，农民发明了对付地主的“望蒋杆”。所谓“望蒋杆”，就是在场子中央竖一根十几米高的杆子，把绑着胳膊的被斗者滑上杆顶，下边的人问：“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喊：“没看见——”下边的人就喊：“娘的，没看见就再升一回。”说着把绳子一松，杆上的人就“砰”地摔了下来。接着又把人拉上去，又问：“这回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不敢回答没看见了，只好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喊：“还真盼着老蒋来哩！你下来迎他去吧！” 说着又一松绳子，上边的人又摔了下来。
早在1946年夏天李新刚到永年县任县委书记时，就曾遭遇类似事件。当时永年县群众召开处决曾任日本宪兵大队大队长宋品忍的斗争大会。一大娘因儿女双双被宋所害，故对宋仇恨甚大。大会刚一开始，她便走上前去掏出一把刀，将宋的右耳齐齐切下。
李新看到这里觉得不妥，去电话请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要求枪决宋品忍，不必施行肉刑。他刚刚得到薄一波的肯定答复，回到会场发现，宋品忍早已被挫骨扬灰。
全国土改会议之后这种情况更趋普遍，农村财主的土地被分掉了，人被打死了，商铺和药铺也被分掉了，很多村干部也都躺倒不干了。
幸运的是，由于陕北领导人习仲勋等人的报告，土改整党的种种过火情形，很快为主席获知。1948年2月，党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的工作指示》，决定纠正土改整党前此的种种错误。从此各地土改整党的过火现象开始慢慢得到遏制。

22、“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1947年7月之前，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莱东县龙门区土改复查试点工作，没有发生乱打乱杀的“左”的错误，同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人来胶东，召开各地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批评胶东区党委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所谓“右倾”。此后胶东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有些地方提出“搬石头”，把所谓成份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搬掉；派出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们在莱东县龙门区的土改复查试点工作到了7月下旬，周围地方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此时，梁其炜（建国后任党烟台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后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我在西石河头村硬顶着不打不杀。
其炜同志1938年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思考问题，处理事情比较稳重，我俩没有跟着胡闹。后来某些人以群众意见为名，向我们施加压力。实在顶不住了，才与党支部研究，把一个在“七•七”事变前后曾充当过国民党时期的小乡乡长卢文尊抛出来挡一挡（该人不是地主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罪行一般，人民政府并没有处理他，在家种田当农民）。
在批斗会上，有些人动手就打，也有人主张打死他。几天后，工作组撤走了，村里又召开斗争大会，卢文尊被打得很厉害，回家不久就死了。后来又知道当时积极打卢文尊的一个人也被打死了。
1947年8月，区党委又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由组织部副部长李研吾带领到西海专区平度、掖南搞土改复查。8月中旬，我们工作队从莱东县出发，路经莱阳（属南海专区管辖）、招远（属北海专区管辖）、掖南等县时，就看到有的批斗会的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等等。
当我们走到招远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天近傍晚，见到村边有二三十个人，除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外，其他全是妇女（青壮年大多出去支援前线）围着一个被打倒在地的男人，那个站立的男子手持棍棒在打躺在地上的男人。工作队的人路过都看见了，谁也没敢吭声就走了过去。上述情况表明，不但不是“右倾”，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工作队于8月下旬到达掖南县夏邱堡，在集中学习期间，李研吾抽调出宋村雨（1949年4月任莱东县委书记时逝世）、孙士达和我组成工作小组到该县郭家店区调查土改复查运动中乱打乱杀的情况（后来西海地委书记苏继光派组织部部长田绰永、掖南县委书记刘歧云派组织部部长刘廷君参加）。
当我们一行到达该区时，乱打乱杀的情况基本结束，经初步了解，比李研吾说的还厉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该区分区委书记在土改复查开始时就放弃党的领导，放手叫农会掌握大权，并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宣布，这次土改复查的被斗对象，大家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不少村庄除少数地富外，有些被斗对象（包括某些一般群众和党员）仅仅是因个人成见和私仇而被打死。
宋村雨和我在郭家店镇调查，发现该镇一个党员（名字忘了），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要批斗他，与往常一样去田里干农活，突然有人叫他回村，当他走到村头，就莫名其妙的被一伙人打死了。
如此极左错误，我们工作小组认为特别严重，及时地向李研吾作了汇报，并建议紧急报告上级党委，对乱打乱杀的问题即速进行纠正。
这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正如主席同志1948年3月6日致刘少奇同志电所指出的：“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
1948年春，华东局在传达贯彻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时，虽然认识到胶东1947年夏季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是在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方面是不彻底的。他们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在华东局召开的胶东土地会议和之后在整党时召开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黎玉（原任党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和胶东林浩等领导同志，仍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并形成了决议。
世界上的事总是无巧不成书。我没有想到郭家店区的土改复查混乱的后遗症，几十年之后还影响到被无辜打死的下一代。1980年，我在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偶然遇到一位在中央文化单位工作的同志，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掖县郭家店人；我说1947年郭家店土改复查乱打乱杀严重；他说他当时在西海中学读书不在家，父亲就是那次被打死的，至今档案中还记载着他有“杀父之仇”和背着“被镇压家属”的包袱。我说你应向组织上说明，这种档案要清理。1983年，我接到该单位了解此事的信函，就将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建议妥善解决。

23、把地主家的女人当做浮财分掉

对**的“共妻”之说，用时下的语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抹黑”。但遵循唯物史观，在个别时期、一些地方，的确曾发生过。“土改复查”时，对地主的小老婆、大闺女，没几天，就由农会出面“介绍”给了“最穷最革命”的那些老光棍。不过，在许多老百姓的口里，还是用了那个最实在的字――“分”。对“分”到手的是地主的小老婆，还是大闺女，一些地方用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公平”――抓阄！对此，五
莲县委党史委在《五莲县的“土改复查”运动》中如此记述：
在1947年山东的“土改复查”中……有的农民……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作出过激举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
财分掉。
在《五莲县的“土改”、支前和华东局实验县工作》中，范凤学先
生直书：在“农民要辈辈不断香烟”的口号下，强分被斗户妻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村镇小邵疃村“农会”的头唐陆保看上了郑培甲的媳妇，就分到自己名下。郑培甲是烈士郑培宣的亲弟弟，国民革命军57军的，在安徽抗战时被日军飞机炸死，留有一子一女。郑培甲的遗孀誓死不嫁唐陆保，自己到山西头村找了个主，嫁过去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在小邵疃讨饭长大。六十年后，日照一中校庆才知，郑培甲原是**派到57军的地下党员。
小邵疃的老人们说，唐陆甲就是个痞子，贪财好色，“土改复查”
时净往自己家里划拉，后被开除党籍，“闯东北”去了。
郑培宣，1994年版《日照市志》记：
郑培宣(1912－1933)，小后村乡小邵疃人。7岁入小学，13岁考入县中，品学兼优。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第十七中学。高中毕业，又考入北平师大。求学时，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虑。他和同乡好友郑光农等人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寒假回乡，他和郑野云在邵疃小学创办《曙光小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参加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1932年郑培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照暴动失败……为尽快恢复日照党组织，郑培宣受命于危难之时，秘密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寻找暴动失败时隐蔽下来的党员。他还用父亲卖地的80元钱，到上海买药品，给受伤的同志治病……正当县委计划在1933年2月22日秘密召开党组织代表会，酝酿发动二次暴动时，他于2月19日外出活动，在芳沟西岭被叛徒郑世果暗杀，年仅21岁。
1987年8月27日，李放春先生在陕北骥村实地放谈后，记下：
1948年初，陕北骥村“掏元宝”（即“搞地主底财”）斗争中冒出来的民兵连长王发就是此类人物的一个典型，这个地方“黑皮”（即流氓）在斗争当天用烧红的烙铁残酷拷打邻村一个地主，并成功迫使比他小近20岁的地主之女嫁给了他。王的同龄人常友回忆：“那就是搞地主，打得那（地主）止不定（即受不住），怕不过，人家这女子叫：“不要叫打，不要打地老子的（即父亲）”，那些王发就要人家这女子呢……那当个基干连长，那是全头儿，那想整端（即收拾谁）谁就整端谁，
那阵那还，这人家怕过，人家那个女子去了。
――1997年8月27日访谈，《骥村人》，
在《犁越芳冢》中，苗长水先生写道：
六月复查刚开始时，妇女们还不敢下手，只有在地主家当过丫头的，有仇有恨的才恨扇巴掌。不几天妇女识字班姑娘们的积极性都鼓动起来，手底下也就狠了，一边斗争一边用棍子石头砸，拿剪子戳。
不知谁出的主意，斗素盈（笔者注，丈夫王成是八路军，其父亲王西武是乡村绅士，**县大队长，与徐向前、郭洪涛、黎玉私交甚厚，“土改复查”时自杀，次子被杀，王成逃脱后投了“还乡团”），这天在会场上支起了六个摊煎饼的铁鏊子，都烧红了，喊了没几声：“打倒地主婆！”就有两个妇女上来架住她的胳膊，又有姑娘们上来脱她的鞋袜，不由她不走，大家齐心协力，她就上了这红鏊子，脚不着上也得着，头三只鏊子是走下来的，一时间鏊子上也冒着烟，她那两只嫩脚上也冒着烟……从鏊子上拖下来，她就瘫在地上，疼得两只小脚也站不起来，羞也没处藏，倒是也顾不上羞，只顾没命地磕头求饶：“翻身大姑奶奶！翻身大姑奶奶们！饶了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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