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中后期 ——诸葛亮身后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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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政权作为三国时期幅员狭小、实力最弱的一方，在历史上却有无与伦比的明星效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姜维等蜀汉人物在民间都有着神话般空前绝后的知名度，连赵云、黄忠、王平、廖化、孙乾、简雍这样的二三线人物也都家喻户晓。
但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人们对三国关注度骤然降温。蜀汉中后期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三国演义》一笔带过甚至避而不谈，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多数人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姜维北伐还能够引起一些关注之外，蜀汉中后期历来是史学研究、舞台再现和小说演绎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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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写到诸葛亮去世之后,好像突然江郎才尽而失去创作激情，把此后很多情节写得马虎潦草，对于诸葛亮身后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只字不提。这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诸葛亮去世时把权力交给了姜维。姜维紧接着大举北伐，连年征战完全耗尽了实力，后主刘禅因此很快就举手投降了。
后来的多数作史者在写到刘备去世后，也是把诸葛亮治蜀、蜀汉北伐作为叙事重点，对诸葛亮身后的两位继任者蒋琬、费袆只作简短交代。作家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说：“在郿县近郊五丈原，诸葛亮逝世……他的军事职务由大将姜维接充……”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又延续了30年。蜀汉政权于公元221年5月份正式建立，到公元263年年底亡国，历时43年。诸葛亮担任丞相的时间只有12年。在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之后，蜀汉后主刘禅又继续做了30年皇帝，他在位时间超过40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
诸葛亮临终前，也不是把权力直接交给姜维。姜维当时的职务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征西将军在曹魏是重号将军，但在蜀汉是普通杂号将军（《宋书.百官志》引鱼豢语：“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中监军”是蜀军一个方面军的将领——蜀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部，其中的“中军”主要是拱卫京师，但当时战事频发，中军也时常外出作战。中军首领共有五位，分别是中军师、中监军、中护军、中典军和中参军。姜维作为中监军具有协理军务、督察将帅的权力，品秩不低，但是距离接替蜀军统帅的位置还差很远。
姜维在蜀军从前线撤退时负责断后并因此立功——他所率领的军队成功阻退了曹魏军队追击，确保蜀军平安撤回后方。姜维因此晋升为右监军、辅汉将军、统诸军，进封平襄侯——爵位由过去的亭侯升为乡侯，算是晋升；实际职务由中监军变为右监军，基本上是平调；统诸军，应该是具有统筹、协调全军事务的权力，算是得到了重用，但远不是“统帅诸军”。姜维的辅汉将军仍是杂号将军，排在他前面的重号将军还有很多，像大将军蒋琬、车骑将军吴懿，前将军邓芝、左将军向朗、右将军辅匡、后将军吴班、奋威将军马忠等。姜维在诸葛亮去世13年后（公元247年）才升任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成为排在皇帝和大将军费祎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但直到此时，他仍然没有统帅诸军的权力，他每次出兵作战都要受到大将军费祎的节制。因此不能说姜维在诸葛亮去世后便接替了诸葛亮的军事职务，能够统帅全军。
诸葛亮临终前的政治安排，是建议后主把辅政大权交给丞相府留府长史蒋琬.蒋琬的留府长史大致相当于丞相府的秘书长，留守成都。诸葛亮率军长期驻扎汉中军事前线，他的丞相府设在成都并承担着统筹前线、后方事务及征兵、后勤保障等诸多职能，留府长史因此兼具蜀军后勤部部长的职责。
后主刘禅基本落实了丞相诸葛亮的政治交代，把大权交给蒋琬。蒋琬实际主导蜀汉政局大致有十年。后期因为身体不好，他于公元243年主动把权力交给尚书令费祎。费祎在诸葛亮去世时的职务是蜀军司马，蒋琬升任大将军后则接替他出任尚书令。蒋琬把大将军职务交给费祎后，他事实上退居二线，费祎开始主导蜀汉政局，直到公元253年遇刺身亡，主政时间大致也是十年。
姜维是在前大将军费祎遇刺身亡之后才真正走上蜀汉政权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这已是诸葛亮去世二十年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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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琬和费祎，都是三国时代的顶级政治人物。他们两人先后执政二十年（公元234年至公元263年），占到蜀汉立国时间的将近一半，是蜀汉政权极其重要的时期。
蒋琬和费祎执政时期，蜀汉整体上以闭关殖谷、保境安民为施政要务，虽然很少出现过壮怀激烈、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征战场景，但发生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事件影响到此后历史进程，像蒋琬的东征计划、兴势大战、费祎遇刺案等。但《三国演义》对此均只字未提。小说在写到诸葛亮去世后即很快把镜头切换到北方的曹魏，从魏明帝曹壑大兴土木写到公元238年的司马懿平辽东，又直接跨越十年描述曹魏方面的高平陵事变——公元249年，司马懿父子发动政变，诛杀主政的曹爽势力，全面掌控曹魏政局。从高平陵事件引出夏侯霸投蜀——夏侯霸是曹魏名将夏侯渊的儿子，高平陵事变后因为担心受到牵连而投奔蜀汉。《三国演义》这才把重新把镜头切换到蜀汉，这时距离诸葛亮去世已经长达十六年。
《三国演义》再次把镜头切换回来时，蜀汉方面的当家人大将军费祎仍然牢牢掌控着局势。姜维期间也得到了提升，于公元243年被晋升为征西大将军。《三国演义》书写至此，有意在费祎和姜维议事时用了一个“谏”字，表明此时姜维统领一切，费祎是他的下级官员。实际情况是姜维晋升为征西大将军后算是进入了蜀汉军方决策层，但是作为下级军官仍然要受大将军费祎的节制。
《三国演义》把蜀汉中期很多重大事件一笔带过，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各种史料关于蜀汉中期的记载都过于简略。《三国志》对于蜀汉中期很多重大事件的记载更是一本糊涂账。
陈寿在《三国志》里的叙事布局有很多令人费解之处。陈寿生于公元233年（诸葛亮去世的前一年），他既是《三国志》的编撰者，又是蜀汉后期历史的亲历人。按道理说，陈寿作《三国志》时应该把蜀汉历史写得更加生动详实一些，他至少应该把他本人所亲历的蜀汉中后期事情交待清楚。但实际情况是，《三国志》把魏、吴两方的各种人物、大事小情写得生动详尽，而把蜀汉历史却写得极尽简略。而在《蜀书》部分，陈寿把他未曾经历的前期人物、事件写得相对充实，而把他所亲身亲历的中后期的很多事情反而交待得含糊其词。
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公元244年兴势大捷后接替蒋琬兼任益州刺史，全面主导蜀汉局势。对于陈寿来说，这一年是个分水岭。因为他当年12岁，此后的事情即为他本人所亲历，之前则为听闻信息。但是陈寿在写《费祎传》时，却把大量笔墨用于叙述费祎早期经历：幼年入蜀、与董允之间的友谊、诸葛亮对他的厚爱、出使东吴时的机敏表现，以及费祎在兴势战前的沉着冷静。陈寿还不厌其烦地叙述费祎在青年时代和他的好友董允一起参加许靖之子丧礼的琐细旧事，当时董允的父亲董和给两个年轻人派了一辆破旧车辆，董允感觉乘坐这种破车很失面子，而费祎未加思索便坐进车里。到了丧礼现场，董允见其他人所乘车辆都很豪华，于是面露自惭形秽之色，而费祎却显得若无其事。董允的父亲董和因此说，他原以为两个年轻人才情相当，但是通过这件事情看出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所有这些关于费祎早年活动的细节描写都是陈寿本人未曾经历的，他要么是此后查阅了相关文书资料，要么是听别人说的。像费祎和董允在乘车参加丧礼时的神情表现，完全是无关宏旨的琐碎枝节，不可能见诸于官方资料。陈寿毫无疑问是通过道听途说而获知这些情况。把这些无法考证的细枝末节写进历史，能够更好地烘托人物形象，也并非全无用处。问题在于，陈寿把这些他未曾亲历、道听途说的信息记载得原原本本，而把他此后所亲历的费祎执政后的很多事情反而写得支离破碎、隐约晦涩。
费祎领益州刺史后，全面进入他人生最辉煌、耀眼的时期，皇帝在做重大决断时也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然后付诸实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万众瞩目。期间，陈寿本人先后担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一直在高层政治人物身边做事，对很多事情应该了解得非常清楚。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在《费祎传》里留下的都是些只言片语：像“十一年，出住汉中”； “ 延熙十五年，命祎开府。”
更令人费解的是发生在公元253年的费祎遇剌案。费祎是三国时代级别最高的遇刺者——在任大将军、蜀汉政权的当家人。费祎遇剌，震惊三国政坛、改变了历史走向。当时陈寿已经年过二十，在蜀汉的权力中枢做事。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陈寿即便当时不明就里，也决不可能在数十年后着手撰写《蜀书》时仍然一无所知。然而他在《费祎传》里只有极其简短的一句话：“十六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循在坐，祎欢饮沉醉，为循手刃所害，谥曰敬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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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司马光主持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关于蜀汉中期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有限，只好反复把镜头在曹魏和东吴之间来回切换。后世作史者再也找不到更加详实的史料，又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把期间的历史全部回避，只好把诸葛亮身后的两位接班人蒋琬、费祎匆匆几笔带过，然后再集中精力叙述姜维北伐。
蜀汉的事情到了姜维时代顿时又开始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对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来说，在费祎遇刺案之后，他终于熬过了这段长达二十年索然乏味的沉闷时期，无须再在各种历史事实之间腾挪躲闪而把叙事笔触重新回到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从姜维北伐到蜀汉亡国，所有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有相对完整的过程呈现。然而由于缺乏蜀汉中期的连贯性衔接，蜀汉后期很多事情显得突兀而费解。
后人历来困惑，作为奉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立国纲领的蜀汉北伐战争，在政治上具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正确，在刘备、诸葛亮时代得到了益州全境的万众响应。为什么到了蜀汉后期，姜维却因坚定执行刘备、诸葛亮的基本政治路线、力主北伐而遭到朝堂上下一致反对，最后几乎众叛亲离。
姜维在取得蜀汉军事主导权后，先后发动过六次较大规模北伐战争，当时的蜀汉经过蒋琬、费祎执政二十年休养生息，“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社会状况比诸葛亮北伐期间要好得多。而姜维北伐的作战频率相比诸葛亮时代要更低，整体作战效能却更好一些。但是，姜维却最终因此在蜀汉朝堂完全陷入孤立。到最后，蜀汉重臣董厥、樊建和蜀军高级将领廖化、张翼、胡济、阎宇等都竭力反对姜维。连诸葛亮的儿子、卫将军诸葛瞻也不赞同姜维用兵北伐。诸葛瞻、董厥等甚至密议要架空姜维。
公元263年11月份，魏军南征入境仅三个月，后主刘禅便委派使节出城递交降书，蜀汉政权倏忽而亡，其中更是疑点重重、争议不断。
尤其令蜀人愤愤不平的是，当时敌军尚未兵临城下，邓艾率领的魏军突击队在突破绵竹之后，行进到雒城。雒城位于今四川省广汉境内，距离成都还有数十公里。先主刘备当年取川时曾以优势兵力围城强攻，用了整整一年才突破雒城，然后又在成都城强攻数十天而未能破城。此时西凉名将马超来投——马超所带人马很少，刘备抽调兵力暂时配给马超，形成马超率军参与攻城的强大震慑。刘璋这才决定开城投降。
而后主刘禅投降时，邓艾军团尚未突破雒城。他们即使攻下雒城，前面还有坚固的成都城防。应该说，后主等待援军的时间是充裕的。后主其实也可以先到南方回避一段时间，因为蜀军仍然牢牢控制着南方，南中地区也完全不像谯周说的那样“仓促南逃，其变不测”。事实情况是那里经过半个世纪治理，民众顺服、官民同心。得知魏军入侵，南中守将霍弋（蜀汉名将霍峻之子）紧急请示蜀廷，要求调兵北上保卫成都。后主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动，成都方面已有安排。这表明皇帝对南中的情况是清楚的，他到南方暂时避一下在安全方面没有问题。
然而皇帝最终还是听从了谯周建议，派出使臣由成都出发前迎数十公里，到雒城向邓艾递交了降书，然后在前边带路把邓艾军团引进成都。代表刘禅前往雒县递交降书的首席使节是侍中张绍。这个张绍正是赫赫有名的蜀汉上将张飞之子。
邓艾到达成都城下，后主刘禅用绳索把自己五花大绑，并带着棺材出城相迎。刘禅在降书里还有一段话听起来尤其厚颜无耻：“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翻译成现在的话：面对天朝雄师，我情不自禁地想回想起当年旧事。那时候文皇帝曹丕曾密派使节前来劝降，天朝当时对我们可谓皇恩浩荡、开明圣哲、义薄云天。但由于当时执政的诸葛亮昏暗无德，我本人也过于糊涂，所以就没有投降成功。
后主在成都投降时，南中守军按照皇帝要求原地待命，蜀汉右大将军阎宇率军自永安回师勤王，已经接近成都。东吴方面事实上也出兵驰援，其中的一路军马已经进入永安境内。当时，还有一个多数人未曾留意的重要情况：十多万魏军汹涌入境，但是蜀汉的汉中前线并未完全沦陷，两个重要军事据点汉城、乐城和位于蜀魏边境的若干险关谷口仍然被蜀军所牢牢控制。由姜维率领的蜀军主力——大约五万精锐野战部队也在回防途中，姜维当时已经弃守险关剑阁，但是大军没有直奔成都，而是莫名其妙地来到了偏离成都百余公里的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他们在那里收到了皇帝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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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大将军姜维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一系列军事部署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一错再错、漏洞百出，历来令人困惑不解。
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姜维在公元262年的那次北伐失利后要带着主力部队去到沓中屯田。沓中位于在现在的甘肃省周曲，距离成都和汉中都过于遥远。一旦军情危急，既不能迅速支援汉中,又无法拱卫京师。
现在看来，如果不是姜维远在沓中屯田造成后防空虚，魏方根本不可能在此时发动那场战争。北方的司马昭当时需要一场战争以摆脱弑杀魏帝曹髦之后的政治和道义危机。可是伐蜀主张遭到了魏国众臣一致反对，连熟悉蜀汉情况的征西将军邓艾也认为时机未到，不宜加兵。邓艾在魏国西部战区与姜维对峙多年，他最熟悉蜀军情况，司马昭要讨伐蜀汉就绕不过邓艾，只好派人去做邓艾的工作。邓艾看到姜维此时远在沓中、汉中后防空虚，这才勉强同意出兵。
姜维方面事实上提前得到了魏方的军事情报，于是迅速奏报皇帝，建议蜀廷调遣大将张翼、廖化等北上备战。后人因此把蜀汉亡国归罪于后主刘禅所宠爱的宦官黄皓，因为这个黄皓私自扣压了这份奏折，秘而不宣，致使蜀军贻误战机。现在看来黄皓乱政，蜀汉内部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在贻误战机这个事情上，最大的责任并不在于黄皓，而是在于姜维。因为蜀军主力当时掌握在姜维手里，他在奏报皇帝的同时更应该迅速回撤，充实汉中防务。但令人费解的是姜维此后一直按兵未动，直到这年八月份多路魏军大举蜀境，邓艾军团已经对其进行包抄、截击，姜维这才极其被动地踏上回防之路。可是为时已晚。
更令人不解的是，姜维此后明知道汉中前线兵力不足，仍然命令汉中守将放弃位于边境上的多数险要谷口，而把主要兵力用于防守汉中的第二道防线——汉、乐二城和阳平关。这使魏军主力轻松突破第一道防线而直接进入汉中盆地。
姜维军团一度扭转被动局面。他先是成功摆脱了魏军围堵而与张翼、董厥部和廖化部会师，三路蜀军汇集剑阁，固守险关，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形成对峙。钟会军团当时面临的情况也非常被动，他们向南无法前进一步，背后的蜀军在汉、乐二城和一些边防据点奋勇抵抗，情势不容乐观。钟会因此产生了撤军的念头。
转折出现在邓艾采取军事冒险，偷度阴平，随后江油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又接连出现军事失误而战死，绵竹失守——邓艾偷袭阴平，目的正是为了诱使姜维军团弃关回防，确保魏军主力突破剑阁。结果在绵竹失守后，姜维作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军事决定，他不是在固守剑阁的同时，抽调兵力追赶邓艾军团，而是下令蜀军全面弃守剑阁，导致魏军主力轻松涌进成都平原，局面突然变得不可收拾。
姜维军团此后陷入更大的被动，他们这时候已经与朝迋失去联系，不知道皇帝究竟是在成都坚守，还是已经到东吴或者南中避难。于是，姜维再次作出一个令费解的决定，他不是直接朝着趋近成都的方向机动，而是莫名其妙地先向东行进到达广安，然后又从广安向南。收到后主刘禅投降的敕令时，大军行进到郪县（今四川省三台县）。后人按照行进里程推算，蜀军主力如果没有绕道而是直奔成都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赶在刘禅递交降书之前追上邓艾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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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刘禅投降后即向全境发出敕令，这也是他作蜀汉皇帝发出的最后一道圣旨，内容像降书写的那样，要求全军将士抛戈解甲、放弃抵抗，官府里任何财物都不能损毁，在农田里耕种农民们要停止收获，各户要保存好家里粮产……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投降，一切都已经属于大魏、一切都要听命于天朝赏赐……
在蜀军的汉中前线，汉、乐两座防御重镇的万名将士在蒋斌、王含的带领下正在奋勇作战，收到后主敕令后才放弃抵抗。汉、乐二城再往北，在蜀、魏边境的险要关口，蜀将柳隐等也在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直到收到后主要求他们投降的亲笔信函，这才无奈放弃。
听到成都投降的消息，南中守将霍弋素服三日，哭祭自己的祖国。有人劝他随主投降，霍弋表示：“若（皇帝刘禅）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后来听说后主刘禅受到善待，这才率领南中六郡太守投降。
后主刘禅的儿子刘谌坚决主张要与魏军决以死战。后主投降当天，刘谌来到爷爷刘备庙里哭祭，然后杀死妻子、儿女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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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作为魏方降将而能在众多军政大员中脱颖而出、位极人臣，无疑具有超群的文资武略。他的军事才能不仅在历次北伐中得到验证，也为当世的军事大家所公认，蜀汉大将邓芝、张嶷和曹魏方面的钟会、邓艾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三国志》裴注引用《世语》说： “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无出维右。”那么在蜀汉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具有超群才干的姜维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接连出现重大军事失误，很多失误明显违反军事常识，而且是一错而再错、处处被动？
后主刘禅投降也是迷雾重重、疑窦丛生。现在看来，蜀汉在姜维弃守剑阁之后，局面确实到了糟糕透顶、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朝廷方面在绵竹失守便与姜维军团的联系中断，后主刘禅并不知道钟会大军已经进入剑阁。他所掌握的情况是姜维仍然在剑阁坚守，阎宇军队正在回师驰援，南中地区也还有一定实力，局面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最后境地。他们即使等到邓艾军团突破雒城、兵临成都再开城投降，其实也照样能够争取一个好态度。后主还可以参照当年刘璋和张鲁的做法，象征性地略作抵抗然后开出条件，为投降换回些尊严。然而后主刘禅不仅决定提前投降，他甚至夸张到派出使节远迎数十公里而递交降书，在投降这件事上如此急不可耐，究竟是为什么？
探寻三国往事的最大难度不在于史料信息之丰简而主要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过程中的“去演义化”。受演义故事、戏剧曲艺等传统三国文化影响，人们提起关羽、诸葛亮，无不肃然起敬，而说到曹操、刘禅或谯周，总会产生一种背离仁善道义的负面之感。蜀汉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因为在后主投降过程中扮演着历来被认为中不光彩的角色而倍受指责。但是各种史料谯周和郤正并不是那种贪图荣华、奴颜逢迎的攀附之徒。恰恰相反，他们都是那种骨子里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刚直书生。他们力主刘禅投降，既没有个人功名利禄方面的企图，事后也没有凭借劝降之功而乞求个人、家族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富贵腾达。公元264年，晋帝诏令刘禅去到洛阳，当时因为时局艰险、前景未卜，很多旧臣不愿随同前往。只有卻正不顾个人安危，全程陪护旧主并始终悉心照护、不弃不离，其行为举止与传统观念里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形象大相径庭。
蜀汉光禄大夫谯周，他是蜀汉史上最复杂、最耐人寻味的官员。潐周自幼丧父，家境衰落，但从不关心仕途经济，而是醉心于钻研学问，史书说他“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谯周本人不修边幅，不计小节、不善言辞更不会巧言令色，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作为一个熟读典籍的学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投降者在中国的正统道德语境里意味着什么，他劝降后主既没有任何个人名利或宗族荣辱方面的动机，那么谯周如此不计毁誉地极力推促葬送自己的国家，目的究竟是什么？
蜀汉降魏是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真实内情至今仍然疑点重重。这件事情上最有发言权的是陈寿。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这样的解释历来倍受质疑，后人不断列举各种史料予以反证。
细想起来，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其实正是隆中对。
现在看来，隆中对名扬天下是后来的事情。公元207年刘备在第三次拜访并最终见到诸葛亮时，两人的谈话内容因为涉及到敏感的政治话题，始终是秘而不宣的。像“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指的就是荆州牧刘表。当时刘备得以寄居荆州，正是得益于刘表的接纳、资助。如果这一内容泄露出去，刘备在荆州怎么可能还有立锥之地?隆中对在提到益州牧刘璋时直呼其名：“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句话要是传到刘璋那里，他此后怎么可能会主动邀请刘备进入益州？进一步说，在整个蜀汉立国期间，隆中对的具体内容始终都是高度机密的禁忌话题，是不可能对外宣示的。因为刘备应邀入川后以不光彩的方式推翻刘璋然后据而有之，这是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政治污点。但刘备与刘璋翻脸确实存在刘璋诛杀张松、敕令各地守将不要放过刘备的客观事实，蜀汉方面大可以将此事解释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把隆中对里的内容昭示于天下，势必将陷先主刘备于不仁不义的道德非议：你刘备当初冠冕堂皇地拒绝与孙权合作攻蜀，后来假惺惺应邀入川却没有攻打张鲁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原来所有一切是早就预谋好的，你们对荆州刘表、益州刘璋本来就没安什么好心。
综上分析，隆中对作为蜀汉最高国家机密始终是无法对外宣扬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陈寿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掌握得如此清楚、记载得如此详尽？
陈寿把很多他曾经亲历的事情写得隐约含糊，自然有他自己不为人知的各种考虑。很多事情陈寿虽然没有交代清楚，但是史书文本仍然隐含着大量的关联信息，折射着关于蜀汉中后期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
第二章 诸葛亮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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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三顾茅庐”历来作为高层人物思慕英才、礼贤下士的典范，受到后人无限思慕颂扬。其实这在三国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涉及到两汉时期的用人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进行考察，寻找那些品德高尚、孝道廉洁的人才，然后以“孝廉”“茂才”“贤良”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其他官员出面邀请那些名望显赫、德才兼备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出面征召称之为“征”，官府征召称之为“辟”。西汉名臣东方朔就是一个底层青年。汉武帝即位年，征召天下有才之干，东方朔便上交了自荐材料——这份自荐书写满了三千片竹简，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度不凡，于是予以征召。
刘备三请诸葛亮大致接近于“辟”。 察举征辟在两汉时代本来是一件非常热门的事情，天下志士趋之若鹜。但是到东汉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汉室中央蓑微，各方诸侯攻城略地，战乱杀戮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自清自保而不愿意与掌权者合作。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自称“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实际上是当时很多名士所共同选择的生存状态。《三国志》记载的多数文臣谋士都曾经有过拒绝征辟、回避作官的经历，像司马懿、张昭、袁焕、刘巴、庞德公等人为了逃避征辟而不惜装病、隐居或者更名改姓、远走他乡。荆州名士刘巴年轻时曾经多次被荆州牧刘表征用推举，都被一口回绝。刘备、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后也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不愿与刘备合作，便远走到交趾（今越南一带），更改姓氏为张，后来从交趾展转来到益州，但益州随即又被刘备占领。刘备为了让刘巴为自己效力，在围攻成都时下令：“谁杀害刘巴，我就灭他三族。”刘巴这才向刘备低头认错。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各方诸侯为了凝聚智慧、成就霸业，都不遗余力地邀请、笼络各方志士为其所用。荆州名士庞德公为了拒绝刘表的邀请，带着家人隐居山林、耕读为生。刘表多次登门邀请，但是始终没有把他请出山林。曹操也曾经一再征召司马懿出来做官，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便威胁说：“这次他如果再不来，就直接抓了过来。”司马懿后来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同意出来做官。刘备三顾茅庐大致也是这种情况。当时的刘备客居荆州，空有大汉左将军之名却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刘备三请诸葛亮的规格事实上并不算高。当时受征、辟规格最高的是名士管宁，他一生受到曹魏四代皇帝的高规格征召，从曹操到曹丕、曹壑、曹芳，无不许以高官厚禄、恩宠有加，太尉华歆甚至称病请辞，愿将太尉一职让给管宁来做。曹芳曾经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玺”的礼节去聘请他，但都被管宁谢绝。而诸葛亮在追随刘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明确职务，以刘备当时的身份大概也给予不了他什么官职。历史上的诸葛亮不像《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出山后即便被封为军师，地位仅次于刘备，能够调兵遣将。诸葛亮出山后的实际身份应该是刘备身边的一位宾客。直到两年后在赤壁大败曹操，刘备占领荆州南部诸郡并随即被表为荆州牧，这才正式加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但此时他在刘备集团里的地位仍然低于关羽、张飞和糜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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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顾茅庐”的重要成果，诸葛亮与刘备“隆中对”响彻历史云霄。但是深入解析，“隆中对”谈不上有什么超凡脱俗的独到见解。刘备当时既没有地盘又没有整建制军队，他的追随者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和徐州豪族糜竺等。而曹操当时己经统一北方，兵精粮足，孙权在江东六郡也基本上站稳脚跟。因此对于刘备而言，曹操方面“不可与之争锋”，东吴孙权则“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明朗的基本形势，所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远非诸葛亮慧眼独见。
既然曹、孙两家都无法与之对抗，那么天下有机会争取的只有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区域。但是在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之前，东吴和曹魏方面其实也都在紧盯着这两个地方。东吴方面的周瑜、鲁肃、甘宁等人都曾经提出要据有荆州、益州，继而统一天下。曹操也曾在公元203年便曾经起兵攻打过荆州，随后由于袁绍残余势力作乱，占领荆州的计划临时搁浅。到了北方平定之后很快又腾出手来大举南征。
在曹操公元208年的南征中，新任荆州牧刘琮不战而降，西边的益州牧刘璋慑于曹操军事压力，也一再向曹操表示降服。可以说在赤壁战前，曹操差不多已经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当时的荆、益二州，可能只有江夏郡为刘备所盘据而为曹操所无法染指。曹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军从江陵出发顺流而下，他如果能够拔掉江夏刘备这个钉子，南方的局势基本上就算是平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震惊历史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诸葛亮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小说演义里，诸葛亮作为“群英会”里的核心和灵魂出使东吴，舌战群儒，一手促成孙、刘结盟；草船借箭，备足兵器，和周瑜共同制定火攻之策，然后祭神坛、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而且法术无边、呼风唤雨，可以说赤壁之战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过程都离不开诸葛亮的周密安排。这让周瑜又敬又嫉，多次设计企图除掉他。但他每一次都能够从容化解，最终气死周瑜而又成功维护了孙、刘联盟。
史料显示，赤壁之战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是由周瑜和刘备共同主导、配合完成的。诸葛亮毫无疑问对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抹灭的首要贡献，但是他的传奇之处并非表现在排兵布阵、奇谋制胜。这不是诸葛亮的强项。诸葛亮祭神坛、借东风只是小说家的虚构，史书不可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构思精妙的“草船借箭”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故事的主角不是诸葛亮，而是东吴孙权。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公元213年（赤壁之战五年后），孙权率军与曹军对垒。孙权在一个大雾天气乘船靠近曹营观察军情，曹操不知虚实，命令士兵以箭射击。由于战船单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孙权便让舵手调转航向，让另一侧接受箭射而达到船身平衡，然后平安返航。
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名扬天下，实则不是隆中对战略本身如何高明独到。隆中对里提出的战略步骤，事实上在关羽痛失荆州之后便已无果而终。隆中对之所以扬名天下，关键是由于刘备集团由于有了诸葛亮的周密辅助而彻底结束过去那种播越失据、四处投靠的命运，继而确立以刘备为主体、以匡扶汉室为旗帜而谋求独立发展的全新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诸葛亮出神入化地整合各种有效资源，精准抓位每一个有利时机，运筹帷幄、精准谋划，最终化无为有、变凶险为神奇，使刘备集团在摆脱困顿、绝路逢生之后形势豁然开朗，局面逆势勃兴。
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荆州牧刘表的嫡长子刘琦本来应该是合法继承人，开始也得到刘表本人的看重。但是由于刘表后妻蔡氏的缘故，刘表转而亲近他的小儿子刘琮而疏远了刘琦。蔡氏是荆州豪族蔡瑁的姐姐，蔡瑁就是《三国演义》里曹操得到蒋干的假情报而错杀的那个水军将领。历史上没有“蒋干盗书”这样的情节，曹操也没有错杀蔡瑁、张允（张允是刘表的外甥）。蔡瑁此后在曹魏历任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等职。
刘表的小儿子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为妻，因此得到荆州豪族的支持。 “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刘琦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他因此多次找到诸葛亮，恳求为他谋划出路。刘琦前几次求计诸葛亮发生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当时出于各种考虑，每次只是笑而不答。
诸葛亮在荆州的身份其实非常特殊，不像他在《出师表》里说的那样：“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他的岳父即是荆州大族黄承彦，黄承彦又和荆州牧刘表是连襟，同为荆州豪门蔡讽（蔡瑁的父亲）的女婿。因此他是公子刘琦的表姐夫。诸葛亮还有两位姐姐，大姐姐嫁给荆州豪门蒯棋（蒯棋后出任房陵太守，被蜀将孟达所杀），小姐姐嫁给隐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德公是谋士庞统的叔叔。诸葛亮与荆州名士司马徽、徐庶等都有很好的交情。应该说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家族在荆州已有深厚根基，诸葛亮本人也有着广泛的人际资源。
在刘备“三顾茅庐”的第二年，刘琦再次找到诸葛亮求计。他把诸葛亮请到楼上然后指示下人把梯子抽走，说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两人，所有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决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么就请您说说现在我该怎么办？这一次，诸葛亮仍然回答得非常含蓄：“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意思却非常明白，就是暗示他离开荆州的政治中心以保全自己，同时掌握相应的政治、军事资源。就在公子刘琦上楼抽梯之前，荆州发生了另外一件重大事件。当年年初，东吴孙权进攻江夏，镇守江夏多年的老将黄祖被吴军杀害。刘琦因此向父亲提出要外出任职。刘表于是把他派到江夏接任太守。
江夏郡的大致范围是今天的湖北省东部和河南南部，是荆州方面与东吴军队对峙的前沿陈地，也是荆州部队的重点布防区域。诸葛亮暗示公子刘琦离开荆州的政治中心而外出担任江夏太守，因此成为激活刘备困局的神来之笔。荆州方面此后的局势发展显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
公子刘琦外任江夏太守后不久，荆州牧刘表病逝，蔡瑁、张允等拥立刘琮继任荆州牧。拥有江夏重兵的公子刘琦正准备讨伐刘琮，北方的曹操大军已经呼啸而至。
随着新任荆州牧刘琮归降曹操，南郡、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州诸郡随即被曹军占领。只有刘琦控制的江夏是个例外。刘琦、刘琮兄弟势不两立，弟弟刘琮顺降了曹操，公子刘琦便别无选择地倒向刘备。刘备这才在仓惶南逃并被曹军击溃时，在前面有了支援力量。刘备南逃之前，先是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派出关羽南下组织水军，等到刘备势力在当阳被曹军击溃，正好赶上关羽率军前来接应。江夏方面所拥有的两万精兵随后也成为诸葛亮游说孙权结盟抗曹的重要筹码。
现在看来，东吴方面当时也还没有到与曹操最终决战的时候。东吴孙权占有江东六郡之后一直向曹操控制的大汉朝廷纳贡称臣，在政治上与曹操保持一致，但是他一再拒绝向朝廷方面、其实是向曹操遣送人质。孙权与曹操之间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他其实原本不存在归不归顺曹操的问题。而且东吴方面在江东立足还不算很稳，自身实力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刘备在江夏的地盘和兵力发挥杠杆效应，孙权完全没有必要当即就与曹操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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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由于没有家族背景，事业起点太低。他只在陶谦死后接任徐州牧的一小段时间里算得上是一方诸侯，而在其余时间只能长期流落，先后投靠过吕布、曹操、袁谭、袁绍和刘表。这使他形成了遇事投靠的习惯性心理。在赤壁战前的南逃途中，他还对鲁肃说准备去投靠苍梧的吴巨。苍梧远在今天的广西省境内（梧州市），如果刘备当时确实想远赴苍梧，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因为从当阳到苍梧，沿途要经过荆州南部数郡，而这些地方很快就被曹军接管而变成敌占区。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辅助，刘备也有可能像他过去曾经多次做过的那样，前往江东投奔孙权。
在当时的刘备阵营，只有诸葛亮能够洞悉当时天下局势，对下一步的发展走向走势了然于胸。刘备因此在这一次落难后的选择路径与以往任何一次都完全不同。这一次，他在诸葛亮的精心设计之下首先有夏口这么一处容身之地。诸葛亮然后主动请求前往江东去见孙权，请求东吴方面的援助。史书对此记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诸葛亮自告奋勇地到东吴求援，意味非常明确：此时刘备手里有兵有将、有地盘，是江夏方面事实上的军事统帅，是与孙权身份并列的诸侯。诸葛亮代表刘备到江东出使不是一方投奔另外一方，而是同样处于劣势的诸侯之间友情互助。
诸葛亮见孙权后陈述了如下观点：一、刘备占据夏口，手握两万精兵，具有相当实力；二、曹兵虽多但不习水战，而且劳师远征，并不可怕；三、孙、刘联合，曹操必败。四、大破曹军即可三足鼎立（《三国志》原文：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
在赤壁战前，天下坚定抗曹的只有刘备集团，刘备因为“衣带诏”事件成为曹操誓必除之而后快的政治宿敌，他丝毫没有与曹操合作的机会。而东吴方面这场仗完全是可打不可打的。但是，由于刘备占据江夏、拥有两万兵力，这成了孙刘联合的最大筹码。由于这点筹码，刘备这一次破天荒没有再去投奔别人，反而是东吴方面迅速派出重兵支援上门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赤壁之战的发生地点位于荆州的江夏境内而不在孙权控制区域。在诸葛亮的成功游说下，东吴援军前到江夏，在本土之外打了一场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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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对于刘备集团的贡献远不止此。他于公元208年年初建议刘琦远离荆州而赴江夏任职，其实也为刘备方面在赤壁战后争夺地盘时预备了足量的政治法码。
这实是让孙权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按照当时实际形成的政治规矩，荆州属于刘表父子。尽管刘表临终时把权力交给他的小儿子刘琮，但是刘琮归降了曹操，而曹操又是孙、刘双方共同的宿敌，那么刘琮在荆州的继承人地位就是孙权、刘备方面都不能予以承认的。能够代表荆州的只有公子刘琦。刘琦因此在战后被刘备表为荆州刺吏。这等于整场赤壁大战都是为了“刘琦的荆州”而战，刘备在战后占领江南四郡只不过是帮助刘琦收复失地而已。
孙权方面对于其中的周折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作为友军又无法撕破脸友，也就很难不屈从这样的政治规矩。赤壁战后，周瑜率东吴重兵在江陵与曹仁对坑，刘备却兵不血刃地收复了桂阳、零陵、长沙等江南四郡，然后在油江口与长江交汇的地方新建一个被称之为“公安”的新城。大概是公安这个地方太小，战略价值不高，刘备于是又借刘琦之名让孙权归还更具战略意义的南郡（行政中心在江陵，今湖北荆州）。
南郡是东吴军队几番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从魏将曹仁手中夺得。但是刘备方面因为公子刘琦的存在而占据法理和道义高地，因为南郡本来是归属于荆州刺史刘琦。在历史上纷纷扬扬的“刘备借荆州”案，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诸葛亮设计保全了公子刘琦。因为刘琦的存在，孙权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让出南郡。孙权当时还有另有苦衷，如果他拒绝让出南郡给刘备，东吴方面就要单独对抗北方的曹操，从扬州到淮南、襄樊一线的漫长防线上的所有防御压力全部落到孙权身上。而刘备的荆南四郡与曹操势力之间隔着南郡和江夏，双方根本不搭界，刘备因而在防御曹军方面没有任何责任。孙权反而可能因此受到南北夹击而腹背受敌。
这一点鲁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力主把南郡让给刘备。孙权正是在这种无奈情况下只好以折衷方式把南郡拱手“借”给刘备。
史书记载曹操闻听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方作书，落笔於地”。曹操是个深有远见的战略家，以他对南方局势的判断，刘备一旦得到南郡，那么他将得到的就不仅仅是南郡。在刘备前面还有更为巨大的政治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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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赤壁一战，流离失所了大半辈子的草根英雄刘备突然否极泰来、神机勃发，收荆南、建公安、借南郡，荆州各路人马纷纷投靠——远在庐江的雷续也率数万兵力来投。刘备一时声威大振。但是他的好运远未到此为止。他在荆州的治理刚刚开启，西边的益州又主动伸过来橄榄枝。
在益州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被归于是赤壁之战的连锁效应。益州牧刘璋早在曹操南下时便一再表示归顺。他先是派部将阴溥前来示好，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封他的哥哥刘瑁为平寇将军。紧接着又派别驾从事张肃前来慰问，送来大批物产表示敬意，其中包括三百名“叟兵”，叟兵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士兵，以作战勇猛著称。曹操这一次也很高兴，封张肃为广汉太守。等到曹操占领南郡，刘璋再次派别驾张松前来拜访。问题就出在这一次。
张松来到曹营的时候，正值赤壁战前。天下都在屏息关注荆州战局。当时所有方面都认为曹操势必将击溃孙刘联军，都在观望揣测着未来天下走势。胜券在握的曹操对于来自益州的第三位使者张松显得有些慢怠，也没有加封。这使张松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等到张松怀着失意情绪返回时，从赤壁传来令人震撼的消息，所向披麋、无敌于天下的曹操竟然在荆州江夏郡的赤壁一带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溃不成军。张松因此在刘璋面前对曹操百般诋毁，说天下真正的英雄是刘备，刘备又是汉室宗亲、自家人。与其归顺曹操，还不如与刘备保持友好关系。
张松私下又和正不得意的法正合谋，共同串通刘备。益州地处险要，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天府之土，是刘备、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到“跨有荆、益”的重要战略区域。刘备在在赤壁战后还没有顾得上考虑下一步骤，益州方面首先由自己人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对刘备集团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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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语境里，“三顾茅庐”历来作为高层人物思慕英才、礼贤下士的典范，受到后人无限思慕颂扬。其实这在三国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涉及到两汉时期的用人选拔制度——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进行考察，寻找那些品德高尚、孝道廉洁的人才，然后以“孝廉”“茂才”“贤良”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其他官员出面邀请那些名望显赫、德才兼备的人士出来做官。皇帝出面征召称之为“征”，官府征召称之为“辟”。西汉名臣东方朔就是一个底层青年。汉武帝即位年，征召天下有才之干，东方朔便上交了自荐材料——这份自荐书写满了三千片竹简，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度不凡，于是予以征召。
刘备三请诸葛亮大致接近于“辟”。 察举征辟在两汉时代本来是一件非常热门的事情，天下志士趋之若鹜。但是到东汉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汉室中央蓑微，各方诸侯攻城略地，战乱杀戮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自清自保而不愿意与掌权者合作。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自称“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实际上是当时很多名士所共同选择的生存状态。《三国志》记载的多数文臣谋士都曾经有过拒绝征辟、回避作官的经历，像司马懿、张昭、袁焕、刘巴、庞德公等人为了逃避征辟而不惜装病、隐居或者更名改姓、远走他乡。荆州名士刘巴年轻时曾经多次被荆州牧刘表征用推举，都被一口回绝。刘备、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后也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不愿与刘备合作，便远走到交趾（今越南一带），更改姓氏为张，后来从交趾展转来到益州，但益州随即又被刘备占领。刘备为了让刘巴为自己效力，在围攻成都时下令：“谁杀害刘巴，我就灭他三族。”刘巴这才向刘备低头认错。
在当时的乱世之中，各方诸侯为了凝聚智慧、成就霸业，都不遗余力地邀请、笼络各方志士为其所用。荆州名士庞德公为了拒绝刘表的邀请，带着家人隐居山林、耕读为生。刘表多次登门邀请，但是始终没有把他请出山林。曹操也曾经一再征召司马懿出来做官，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便威胁说：“这次他如果再不来，就直接抓了过来。”司马懿后来实在没办法才勉强同意出来做官。刘备三顾茅庐大致也是这种情况。当时的刘备客居荆州，空有大汉左将军之名却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刘备三请诸葛亮的规格事实上并不算高。当时受征、辟规格最高的是名士管宁，他一生受到曹魏四代皇帝的高规格征召，从曹操到曹丕、曹壑、曹芳，无不许以高官厚禄、恩宠有加，太尉华歆甚至称病请辞，愿将太尉一职让给管宁来做。曹芳曾经以“安车蒲轮，束帛加玺”的礼节去聘请他，但都被管宁谢绝。而诸葛亮在追随刘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明确职务，以刘备当时的身份大概也给予不了他什么官职。历史上的诸葛亮不像《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出山后即便被封为军师，地位仅次于刘备，能够调兵遣将。诸葛亮出山后的实际身份应该是刘备身边的一位宾客。直到两年后在赤壁大败曹操，刘备占领荆州南部诸郡并随即被表为荆州牧，这才正式加封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但此时他在刘备集团里的地位仍然低于关羽、张飞和糜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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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顾茅庐”的重要成果，诸葛亮与刘备“隆中对”响彻历史云霄。但是深入解析，“隆中对”谈不上有什么超凡脱俗的独到见解。刘备当时既没有地盘又没有整建制军队，他的追随者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和徐州豪族糜竺等。而曹操当时己经统一北方，兵精粮足，孙权在江东六郡也基本上站稳脚跟。因此对于刘备而言，曹操方面“不可与之争锋”，东吴孙权则“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明朗的基本形势，所有人都看得非常清楚，远非诸葛亮慧眼独见。
既然曹、孙两家都无法与之对抗，那么天下有机会争取的只有荆州和益州这两个区域。但是在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之前，东吴和曹魏方面其实也都在紧盯着这两个地方。东吴方面的周瑜、鲁肃、甘宁等人都曾经提出要据有荆州、益州，继而统一天下。曹操也曾在公元203年便曾经起兵攻打过荆州，随后由于袁绍残余势力作乱，占领荆州的计划临时搁浅。到了北方平定之后很快又腾出手来大举南征。
在曹操公元208年的南征中，新任荆州牧刘琮不战而降，西边的益州牧刘璋慑于曹操军事压力，也一再向曹操表示降服。可以说在赤壁战前，曹操差不多已经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当时的荆、益二州，可能只有江夏郡为刘备所盘据而为曹操所无法染指。曹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率军从江陵出发顺流而下，他如果能够拔掉江夏刘备这个钉子，南方的局势基本上就算是平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震惊历史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诸葛亮大放异彩的时期。在小说演义里，诸葛亮作为“群英会”里的核心和灵魂出使东吴，舌战群儒，一手促成孙、刘结盟；草船借箭，备足兵器，和周瑜共同制定火攻之策，然后祭神坛、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诸葛亮不仅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而且法术无边、呼风唤雨，可以说赤壁之战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每一过程都离不开诸葛亮的周密安排。这让周瑜又敬又嫉，多次设计企图除掉他。但他每一次都能够从容化解，最终气死周瑜而又成功维护了孙、刘联盟。
史料显示，赤壁之战的军事部署基本上是由周瑜和刘备共同主导、配合完成的。诸葛亮毫无疑问对这场战争作出了不可抹灭的首要贡献，但是他的传奇之处并非表现在排兵布阵、奇谋制胜。这不是诸葛亮的强项。诸葛亮祭神坛、借东风只是小说家的虚构，史书不可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构思精妙的“草船借箭”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故事的主角不是诸葛亮，而是东吴孙权。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公元213年（赤壁之战五年后），孙权率军与曹军对垒。孙权在一个大雾天气乘船靠近曹营观察军情，曹操不知虚实，命令士兵以箭射击。由于战船单侧中箭太多，船身倾斜。孙权便让舵手调转航向，让另一侧接受箭射而达到船身平衡，然后平安返航。
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名扬天下，实则不是隆中对战略本身如何高明独到。隆中对里提出的战略步骤，事实上在关羽痛失荆州之后便已无果而终。隆中对之所以扬名天下，关键是由于刘备集团由于有了诸葛亮的周密辅助而彻底结束过去那种播越失据、四处投靠的命运，继而确立以刘备为主体、以匡扶汉室为旗帜而谋求独立发展的全新发展战略。在这个过程中，诸葛亮出神入化地整合各种有效资源，精准抓位每一个有利时机，运筹帷幄、精准谋划，最终化无为有、变凶险为神奇，使刘备集团在摆脱困顿、绝路逢生之后形势豁然开朗，局面逆势勃兴。
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荆州牧刘表的嫡长子刘琦本来应该是合法继承人，开始也得到刘表本人的看重。但是由于刘表后妻蔡氏的缘故，刘表转而亲近他的小儿子刘琮而疏远了刘琦。蔡氏是荆州豪族蔡瑁的姐姐，蔡瑁就是《三国演义》里曹操得到蒋干的假情报而错杀的那个水军将领。历史上没有“蒋干盗书”这样的情节，曹操也没有错杀蔡瑁、张允（张允是刘表的外甥）。蔡瑁此后在曹魏历任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等职。
刘表的小儿子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为妻，因此得到荆州豪族的支持。 “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刘琦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他因此多次找到诸葛亮，恳求为他谋划出路。刘琦前几次求计诸葛亮发生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当时出于各种考虑，每次只是笑而不答。
诸葛亮在荆州的身份其实非常特殊，不像他在《出师表》里说的那样：“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他的岳父即是荆州大族黄承彦，黄承彦又和荆州牧刘表是连襟，同为荆州豪门蔡讽（蔡瑁的父亲）的女婿。因此他是公子刘琦的表姐夫。诸葛亮还有两位姐姐，大姐姐嫁给荆州豪门蒯棋（蒯棋后出任房陵太守，被蜀将孟达所杀），小姐姐嫁给隐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庞德公是谋士庞统的叔叔。诸葛亮与荆州名士司马徽、徐庶等都有很好的交情。应该说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家族在荆州已有深厚根基，诸葛亮本人也有着广泛的人际资源。
在刘备“三顾茅庐”的第二年，刘琦再次找到诸葛亮求计。他把诸葛亮请到楼上然后指示下人把梯子抽走，说现在这里只有你我两人，所有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决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么就请您说说现在我该怎么办？这一次，诸葛亮仍然回答得非常含蓄：“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意思却非常明白，就是暗示他离开荆州的政治中心以保全自己，同时掌握相应的政治、军事资源。就在公子刘琦上楼抽梯之前，荆州发生了另外一件重大事件。当年年初，东吴孙权进攻江夏，镇守江夏多年的老将黄祖被吴军杀害。刘琦因此向父亲提出要外出任职。刘表于是把他派到江夏接任太守。
江夏郡的大致范围是今天的湖北省东部和河南南部，是荆州方面与东吴军队对峙的前沿陈地，也是荆州部队的重点布防区域。诸葛亮暗示公子刘琦离开荆州的政治中心而外出担任江夏太守，因此成为激活刘备困局的神来之笔。荆州方面此后的局势发展显示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
公子刘琦外任江夏太守后不久，荆州牧刘表病逝，蔡瑁、张允等拥立刘琮继任荆州牧。拥有江夏重兵的公子刘琦正准备讨伐刘琮，北方的曹操大军已经呼啸而至。
随着新任荆州牧刘琮归降曹操，南郡、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州诸郡随即被曹军占领。只有刘琦控制的江夏是个例外。刘琦、刘琮兄弟势不两立，弟弟刘琮顺降了曹操，公子刘琦便别无选择地倒向刘备。刘备这才在仓惶南逃并被曹军击溃时，在前面有了支援力量。刘备南逃之前，先是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派出关羽南下组织水军，等到刘备势力在当阳被曹军击溃，正好赶上关羽率军前来接应。江夏方面所拥有的两万精兵随后也成为诸葛亮游说孙权结盟抗曹的重要筹码。
现在看来，东吴方面当时也还没有到与曹操最终决战的时候。东吴孙权占有江东六郡之后一直向曹操控制的大汉朝廷纳贡称臣，在政治上与曹操保持一致，但是他一再拒绝向朝廷方面、其实是向曹操遣送人质。孙权与曹操之间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他其实原本不存在归不归顺曹操的问题。而且东吴方面在江东立足还不算很稳，自身实力非常有限。如果没有刘备在江夏的地盘和兵力发挥杠杆效应，孙权完全没有必要当即就与曹操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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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由于没有家族背景，事业起点太低。他只在陶谦死后接任徐州牧的一小段时间里算得上是一方诸侯，而在其余时间只能长期流落，先后投靠过吕布、曹操、袁谭、袁绍和刘表。这使他形成了遇事投靠的习惯性心理。在赤壁战前的南逃途中，他还对鲁肃说准备去投靠苍梧的吴巨。苍梧远在今天的广西省境内（梧州市），如果刘备当时确实想远赴苍梧，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因为从当阳到苍梧，沿途要经过荆州南部数郡，而这些地方很快就被曹军接管而变成敌占区。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辅助，刘备也有可能像他过去曾经多次做过的那样，前往江东投奔孙权。
在当时的刘备阵营，只有诸葛亮能够洞悉当时天下局势，对下一步的发展走向走势了然于胸。刘备因此在这一次落难后的选择路径与以往任何一次都完全不同。这一次，他在诸葛亮的精心设计之下首先有夏口这么一处容身之地。诸葛亮然后主动请求前往江东去见孙权，请求东吴方面的援助。史书对此记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诸葛亮自告奋勇地到东吴求援，意味非常明确：此时刘备手里有兵有将、有地盘，是江夏方面事实上的军事统帅，是与孙权身份并列的诸侯。诸葛亮代表刘备到江东出使不是一方投奔另外一方，而是同样处于劣势的诸侯之间友情互助。
诸葛亮见孙权后陈述了如下观点：一、刘备占据夏口，手握两万精兵，具有相当实力；二、曹兵虽多但不习水战，而且劳师远征，并不可怕；三、孙、刘联合，曹操必败。四、大破曹军即可三足鼎立（《三国志》原文：豫州军虽败於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於今日。”）。
在赤壁战前，天下坚定抗曹的只有刘备集团，刘备因为“衣带诏”事件成为曹操誓必除之而后快的政治宿敌，他丝毫没有与曹操合作的机会。而东吴方面这场仗完全是可打不可打的。但是，由于刘备占据江夏、拥有两万兵力，这成了孙刘联合的最大筹码。由于这点筹码，刘备这一次破天荒没有再去投奔别人，反而是东吴方面迅速派出重兵支援上门来。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赤壁之战的发生地点位于荆州的江夏境内而不在孙权控制区域。在诸葛亮的成功游说下，东吴援军前到江夏，在本土之外打了一场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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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对于刘备集团的贡献远不止此。他于公元208年年初建议刘琦远离荆州而赴江夏任职，其实也为刘备方面在赤壁战后争夺地盘时预备了足量的政治法码。
这实是让孙权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按照当时实际形成的政治规矩，荆州属于刘表父子。尽管刘表临终时把权力交给他的小儿子刘琮，但是刘琮归降了曹操，而曹操又是孙、刘双方共同的宿敌，那么刘琮在荆州的继承人地位就是孙权、刘备方面都不能予以承认的。能够代表荆州的只有公子刘琦。刘琦因此在战后被刘备表为荆州刺吏。这等于整场赤壁大战都是为了“刘琦的荆州”而战，刘备在战后占领江南四郡只不过是帮助刘琦收复失地而已。
孙权方面对于其中的周折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作为友军又无法撕破脸友，也就很难不屈从这样的政治规矩。赤壁战后，周瑜率东吴重兵在江陵与曹仁对坑，刘备却兵不血刃地收复了桂阳、零陵、长沙等江南四郡，然后在油江口与长江交汇的地方新建一个被称之为“公安”的新城。大概是公安这个地方太小，战略价值不高，刘备于是又借刘琦之名让孙权归还更具战略意义的南郡（行政中心在江陵，今湖北荆州）。
南郡是东吴军队几番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才从魏将曹仁手中夺得。但是刘备方面因为公子刘琦的存在而占据法理和道义高地，因为南郡本来是归属于荆州刺史刘琦。在历史上纷纷扬扬的“刘备借荆州”案，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诸葛亮设计保全了公子刘琦。因为刘琦的存在，孙权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让出南郡。孙权当时还有另有苦衷，如果他拒绝让出南郡给刘备，东吴方面就要单独对抗北方的曹操，从扬州到淮南、襄樊一线的漫长防线上的所有防御压力全部落到孙权身上。而刘备的荆南四郡与曹操势力之间隔着南郡和江夏，双方根本不搭界，刘备因而在防御曹军方面没有任何责任。孙权反而可能因此受到南北夹击而腹背受敌。
这一点鲁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力主把南郡让给刘备。孙权正是在这种无奈情况下只好以折衷方式把南郡拱手“借”给刘备。
史书记载曹操闻听这一消息后大吃一惊，“方作书，落笔於地”。曹操是个深有远见的战略家，以他对南方局势的判断，刘备一旦得到南郡，那么他将得到的就不仅仅是南郡。在刘备前面还有更为巨大的政治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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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赤壁一战，流离失所了大半辈子的草根英雄刘备突然否极泰来、神机勃发，收荆南、建公安、借南郡，荆州各路人马纷纷投靠——远在庐江的雷续也率数万兵力来投。刘备一时声威大振。但是他的好运远未到此为止。他在荆州的治理刚刚开启，西边的益州又主动伸过来橄榄枝。
在益州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被归于是赤壁之战的连锁效应。益州牧刘璋早在曹操南下时便一再表示归顺。他先是派部将阴溥前来示好，曹操加封刘璋为振威将军，封他的哥哥刘瑁为平寇将军。紧接着又派别驾从事张肃前来慰问，送来大批物产表示敬意，其中包括三百名“叟兵”，叟兵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士兵，以作战勇猛著称。曹操这一次也很高兴，封张肃为广汉太守。等到曹操占领南郡，刘璋再次派别驾张松前来拜访。问题就出在这一次。
张松来到曹营的时候，正值赤壁战前。天下都在屏息关注荆州战局。当时所有方面都认为曹操势必将击溃孙刘联军，都在观望揣测着未来天下走势。胜券在握的曹操对于来自益州的第三位使者张松显得有些慢怠，也没有加封。这使张松的自尊心受到伤害。等到张松怀着失意情绪返回时，从赤壁传来令人震撼的消息，所向披麋、无敌于天下的曹操竟然在荆州江夏郡的赤壁一带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溃不成军。张松因此在刘璋面前对曹操百般诋毁，说天下真正的英雄是刘备，刘备又是汉室宗亲、自家人。与其归顺曹操，还不如与刘备保持友好关系。
张松私下又和正不得意的法正合谋，共同串通刘备。益州地处险要，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天府之土，是刘备、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到“跨有荆、益”的重要战略区域。刘备在在赤壁战后还没有顾得上考虑下一步骤，益州方面首先由自己人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对刘备集团门户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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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战前，曹操几乎差一点就要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因为在赤壁之战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使刘备集团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实现 “跨有荆、益”，实力大振。诸葛亮因而受到后人如潮般的赞誉。
河南南阳的武侯祠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大业定三分，伊吕洵堪称伯仲；奇才真十倍，萧曹未许比经纶。”这副对联意在颂扬诸葛亮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他在开创蜀汉宏伟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奇才华与之前最著名的政治家伊尹、姜子牙相媲美。
但是，对干对联里的“大业定三分”，历来有人提出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在东汉末期历经董卓之乱、李傕郭汜之乱以及此后烽火连天的诸侯混战之后，作为大汉丞相的曹操东征西战、纵横驰骋，眼看就要完全统一天下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由于诸葛亮协助刘备以区区江夏一郡之力而成功撬动江东集团，孙刘联合，击溃曹军，使曹操一统天下的努力顷刻间化为泡影，分裂大格局隐然成型。有人因此质疑，诸葛亮究竟是矢志于兴复汉室的忠臣贤相，还是最终导致汉室天下完全陷入分裂的元凶？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无论是即将平定南方但功败垂成的曹操集团，还是成功阻退曹操军队的孙刘联军，三方都有各自的法理基础和道义表述。
曹操方面声称“奉天子以令不臣”，其政治优势不言而喻，正像曹操在赤壁战前致信孙权时表述的那样：“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东吴方面的主战派和投降派对于曹操集团的政治定性出奇一致。用周瑜的话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主张归降的张昭也认为：“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因此东吴方面抗击曹操的政治逻辑也非常清晰：“为汉家除残去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而刘备方面既有匡扶汉室的明确政治目标，刘备本人也有“衣带诏”的政治优势。
总之，在赤壁之战中，北方曹操、东吴孙权和刘备集团尽管都有各自的政治图谋，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他们同样以尊奉大汉天子、为汉室去除叛逆之名，自我标炳为正义之师。因此后人在评价、定位这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三方政治领导人对于汉室的态度而陷于忠、逆之争。
但历史已经过去一千八百年。站在今天的角度检讨历史，在当时那种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对于近于衰亡的汉室政权的忠诚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权既已到了衰亡关头，表明其自身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对于这样处于衰亡期的所谓正统政权，后人无法简单以忠奸而概论。所有新政权的确立都同时昭示着对前政权的逆叛。如果单纯以忠奸而概论，后世就无法评价历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天命正统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汉室朝廷当时事实上已经无力主导天下局势，天子早已不是评判天下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因此，曹操当年究竟是忠义勇威的大汉贤相还是谋逆自立的汉室逆臣，他到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刘备本人是否是在打着匡扶汉室之名而行封禅自立之实，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关于三国政治人物的是非评价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忠君、是否忠诚于徒有虚名的汉室政权，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是否契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并担当相应的使命从而担负起相应的时代使命。
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所遇到的瓶颈，既为才略超群的曹操、刘备和诸葛亮所意识不到，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所无法解决。曹操、刘备或者诸葛亮，他们既没有后人所掌握的历史纵深资源，更不可能超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把三国与之前的两汉和此后的两晋、南北朝以及再后来的隋、唐历史贯穿起来，从中探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历史发展像是一群人在夜间行进，前路山叠水阻，周遭烟雨迷蒙。在一些关键的历史岔口免不了要出现混乱和争执。总有一些路径，看起来坦荡平顺但是走下去便是风雨交加、坎坷难行，甚至在历经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遇到悬崖绝壁，几经迂回最后又折返回原有的起点。还会有一些路口，看起来坎坷难行，但是走下去便会豁然开朗，无风无雨而一路坦途……所有这些都是身在途中的人们所无法预知的。只有到达新的高点，回顾所来路径，这才能看清哪些是坦途捷径，哪些是不归之途。这就是我们今天回顾三国那段历史。
三国争霸，事实上是曹操集团争得了最后的统一而得到历史检验——最终完成统一的司马晋政权出自曹魏集团，曹魏与司马晋之间的政治路线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在权力衔接上一脉相承。可以说历史最后选择的是曹操与司马懿父子的魏（晋）路线。然而，在魏（晋）集团先后灭掉蜀、吴实现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只保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稳定，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而再次土崩瓦解，进入新一轮更加血腥漫长的战乱与杀戮，残杀先是发生在司马家族内部，这种同胞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的相互残害持续长达16年，几乎将中原族群的精力耗尽，接下来便是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族群的屠杀，随着此后“衣冠南渡”，中国社会继而分裂为南、北两大政治板块，南北朝之间长期分裂对峙，在南朝和北朝的各自内部也是战乱纷争不断。换句话说，在魏（晋）集团终结三国乱局之后，中国历史进一步陷入更加混乱的深渊，期间先后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亡，在更大的分裂、动荡和混乱中持续跌宕长达三个世纪，这才重新归于稳定而出现另外一番全新气象。
三国的事情，本身不算复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三国之后，魏（晋）集团在终结三国乱局之后，却再次引发愈发漫长而不堪收拾的更大乱局。历史已经通过其自身演变对魏（晋）集团的政治路线作出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三国时代的正逆、忠奸问题进行重新检讨。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智能的生态系统,历史无法改写，却可以被铭记。
中国历史在东汉末期遇到的社会瓶颈，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其用人选拔制度出现了问题。曾经为两汉政府输供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察举征辟用人选拔制走到了尽头，成为东汉末期政治黑暗、乱象丛生的源头。
两汉的察举征辟制相对于此前的“世卿世禄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同几百多年后出现的科举制相比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因为后来的科举制始终未能像察举、征辟那样能够同时兼顾“以文取士”、“以德取人”。然而，察举征辟制的弊病也是与生俱来的。其致命缺陷在于没有确切的选拔标准，所谓的“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由于缺乏考试环节，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切的选用标准，其举荐途径无非是要经过公卿大员的访问、考察，而不像科举制那样所有人都无须经过任何官员的公推举荐，而是“投牒自进”、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而且，考试成绩是选才用人的唯一标准，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察举征辟制的去标准化客观上为官府大员的人为操作留下无限空间。东汉社会本来就是由豪门大族所控制，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只举荐自己人，最终完全垄断了教育、垄断了知识、垄断了舆论、垄断了人口、垄断了土地、垄断了权力，垄断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使全社会形成两个相互棚架、互不交集的阶级，王公贵族高高在上，商家豪贾上下其手，基层民众流离失所，终于形成大规模的民变。在镇压民变过程中，各地豪门豢养军队进而掌握了军事资源，形成了此后的无法无天的门阀政治，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局面。
其实，东汉已经出现了科举制的萌芽。按照宋人徐天麟在其所著《东汉会要》中对于“孝廉”注释道：“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也就是说到了东汉的某个时期，选官制度已经在原有的推举基础上增加了与学识和文案、申论有关的笔试，接近于数百年后出现的科举制。这应该是在造纸术出现以后的事情，因为察举征辟制缺失考试环节、没有明确的分数标准，实在不是因为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学识文墨，而是在客观上受制于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和基本条件。在纸张出现以前，所有书籍全部依靠刀刻、手抄而成，刀刻用的是竹简，手抄则用的是锦帛，无论刀刻还是手抄，都有着极其昂贵的成本开支，而且费工费时。东方朔当年应征自荐，他撰写的自荐材料刻写了三千片竹简，这三千片竹简需要由两个青壮年才能扛得起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接受教育是一个极端昂贵的过程，远非一般的中产家庭所能承受。
按道理说，在东汉出现造纸术之后，印刷术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印刷术其实要比纸张出现更早一些，先秦时期的各类印章就是原始的雕版印刷。在纸张出现后，有人因而能把印章做得更大一些，已经接近于后来的印刷雕版。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教育成本，科举制的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将使社会中下层有机会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上流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全面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垄断，激发社会活力。
然而，缘何在东汉已经出现雏形的科举制却于此后迟滞数百年，一直跌宕至隋唐时代才能够全面铺开？这便要归结于东汉晚期以及其后混乱的社会局势。因为造纸与印刷术的成熟、普及需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分裂与战乱意味着摧残与毁灭，兵荒马乱、生命如同草芥，更谈不上技术的创新与构建。而自东汉末期之后的社会局势长期动荡，战乱频发，经济凋弊，人人朝不虑夕，各方面都无法为造纸、印刷技术的成熟普及以及科举制的全面完善提供条件。
这些情况自然是曹操、刘备、诸葛亮这些三国人物所意识不到。他们更不可能意识到解决东汉末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客观上需要在两汉之后再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历史在汉末之后如果能有数十年的统一稳定，则完全可以支撑造纸术的成熟、书写用纸的基本普及，并由此推动印刷技术的成熟进步，随之而来的便是书籍成本的降低和教育在更大社会范围的全面铺开，进而对东汉察举征辟中的“试家法、课笺奏”予以完善而升级成为基本意义上的科举制，这样便可以把汉末出现苗头的门阀制度消灭在一个较浅层面，而不必要让整个族群在此后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夷族入侵、北方沦陷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煎熬，最终通过永远宁日的战争和杀戮使旧的制度毁灭而实现重生。
回到前面的话题。今天判研三国时期的事情，曹操当年究竟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贤相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刘备本人到底是为了匡扶汉室还是为了个人封禅自立，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看他们所倡导的政治主张、路线纲领以及在此纲领路线之下所构建的竞争团队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能否承载起重构全新社会关系的历史责任。
评估三国争霸各方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兼顾到当时的气候和少数民族因素，这是只有后人才能做的事情。
三国时代还有一个历来为多数方面忽视的情况,即当时的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历朝都绕不开民族问题，但是三国时期尤为特殊，因为在三国结束后天下统一不久，北方的局面便被少数民族所全面主导。中国在此后的民族融合程度之广、之深、之惨痛，以至于今天回顾、评判那段历史的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明确知晓各自是源于当时的哪一个民族。曹操和刘备、诸葛亮他们自然当年肯定不会预料到后面的事情，但是探索后三国时期那一段充斥着血泪与苦难的民族融合史，问题还得从三国时期寻找答案。
从东汉到三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气象史上的低温期——有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河时代”。在种特殊的天气现象在《三国志》里多数都有体现。像公元211年曹操率军进入关中攻打马超，当时是9月，曹操采取将领娄伯的建议，用松散的沙土构筑营寨，然后在沙土墙上浇水很快便结成了冰，营寨因此变得异常坚固。公元225年曹丕率十万大军准备伐吴时，由于温度太低，航道结冰，无法行船，只好作罢。这在现在也是不敢想像的。
按照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冷暖交替现象，其中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五千年来的第二个寒冷时期，据推测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一2℃。而据农学专家测算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就要减产10％左右。同时由于气候干燥，农业生产区则会由北向东南退缩约百公里乃至更多。从这个角度看，三国时期社会震荡、战乱频发、人口锐减在气候天象上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内地人口减少，当时各方军事势力纷纷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人口、充实兵力——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其实即便没有军事强人引进少数民族，由于气温太低直接导致草原地区牧草减产、食物紧张，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寻求供给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进入三国、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问题已经是中国历史完全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回顾三国历史，既要检讨对抗各方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看他们能否承载起实现民族融合平稳有序推进的历史责任，从而全面恢复社会秩序，避免天下局势反复震荡，营造稳定平顺的社会环境。
以这样的维度权衡三国的事情，方可分清当时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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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曹操过于复杂。他在青年时代放荡不羈，但也具有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报国激情。曹操治军为政，气魄宏阔、大开大阖，善于明断、敢赌敢拼，因而能够声威远震，所向坡靡。曹操情感真挚，胸怀阔大，于杀机四伏的征战乱局而能保持心境沉静、意兴盎然，他的诗文意境辽远、慷慨悲壮。
曹操在诸多方面都有标炳史册的超群建树，但是他也背负着无法推卸的历史包袱。这应该是与曹操的家教出身有关。《三国志》记载曹操早年“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明他很少受到传统道德约束。曹操本人也有一首名为《善哉行》的诗作，感叹自己幼年没有受到过良好家庭教育，孤苦无依：“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从这几句诗看，曹操确实具有坦荡率真的一面，他可以勇于承认自己在幼年时代缺失教养。这在东方文化里实在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纵使那些地痞恶棍，他们可以坦承自己素质低下、品性顽劣，却绝不会承认自己没有教养，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在诅咒自己的父母、长辈。曹操做事不受传统道德约束因而能够大开大阖、恣意纵横，但是他本人也因此失去敬畏，没有传统道德里的仁爱和怜悯。他和他的军队因而时常靠杀立威、杀戮成性，多次在徐州、邺城、南阳等地方进行过屠城。屠城就是在军队在攻城取得胜利后的进一步屠杀。古代军队攻城略地往往要经过连续激战，在破城之际也无法确切知晓究竟哪些是投降者哪些是抵抗者，杀红了眼的众多将士涌入城中便会肆意滥杀。这是古代战时一般的情形。如果军事统帅不加阻挠甚至有意纵容，场面则更加血腥。曹操军队屠杀范围最广、最彻底的是在徐州。公元193年，曹操自兖州起兵杀奔徐州为父复仇，为泄私愤，曹军在徐州及周边地区大肆屠杀，按照《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制造了一幕惨绝人豪的人间悲剧。官渡战后，曹操将所俘获的七八万河北将士全部杀掉。
曹操其实在官渡战后便完全失去了稳定局面的机会。他不仅得罪了天子，更因为一再屠城、滥杀无辜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杀人恶魔。所以在赤壁战前，荆州民众纷纷追随刘备匆匆逃离：“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刘备当时纵然具有神灵般的人格魅力，也决不可能凭空感召当地百姓弃家舍业地跟随他仓惶南逃。荆州百姓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曹操的治下，正是出于他们对曹军滥杀无辜的恐惧。从襄樊到当阳一带，跟随逃离者有十多万之众，说明当地民众跑得差不多了。赤壁战后，江北、淮南一带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大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宁肯投奔敌国东吴也不愿意跟随曹操。
这种民心向背，已经注定曹操无法成功整合重构东汉晚期的社会关系。他事实上当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民意基础。
由于缺失敬畏，曹操此后变得专橫拨扈，招致汉献帝严重不满，于是发生了令曹操忌惮终生的“衣带诏”事件。他此后以更加严酷手段对付皇室。他的部属带着士兵持刀舞杖地闯进皇宫禁区诛杀皇后、皇子。当时惊恐万状的皇后藏进墙里但是很快被揪了出来，在士兵押送下披头散发地从皇帝面前经过。皇后大哭着拉住皇帝说：“你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也还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什么！”
曹操是否忠诚汉室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在前文已经提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以如此失格、残暴的方式对待皇室，表明他的私德存在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汉家皇室虽然只在形式上具有意义，但毕竟是万众敬仰的皇室。而曹操对此全然不顾。他能够以如此失格、残暴方式对待汉室的皇室，那么他的部属就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曹家的皇帝。在这日后很快得到验证。这也因此注定曹操的团队无法承担恢复社会秩序之重任。事实上，曹魏政权从来不相信、不倚重于曹氏（夏侯氏）家族之外的人。所有将士在外行军打仗，必须要把家属押在都城。他的继承者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则对自家兄弟也要严加防范，其他所有皇子都都软禁在各自封地，严加看管、严禁相互沟通。这使此后的曹魏中枢完全没有宗室势力的护卫，等到司马炎后来取代曹奂称帝后，曹魏宗室一盘散沙，昔日那班魏国朝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晋臣，不仅没有耻辱之感，反而弹冠相庆，竟相献媚。晋帝国建立后，司马氏借鉴曹魏的这一教训而大举分封数十个同姓王，漫无边际地扩大宗室权力。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忠诚、敬畏，最后连司马氏内部也谈不上什么仁爱信义，同宗兄弟、叔侄之间甚至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血脉亲情都荡然无存。相互忌恨仇视，于是同室操戈、杀戮四起，帝国很快陷入 “八王之乱”的熊熊战火。
曹魏和司马晋政权由于幅员辽阔，其面临的少数民族形势要比蜀、吴两方要复杂得多。曹操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少数民族恩威并施政策，在招徕安定、怀柔德化的同时，对反抗统治的实行高压政策、严酷镇压。应该说这些措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蜀、吴两方也都采取过类似政策。问题是到了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严重腐败，对于少数民族压榨轻辱：“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西晋在统一后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彻底耗尽了华夏族群元气，司马氏内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像牲畜一样长期被奴役、压迫的少数族群便如虎狼般地举起了屠刀。历史证明，魏（晋）路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东汉末期的社会乱局。历史选择了魏（晋）路线反而使局面变得空前绝后地更加糟糕。
历史通过其自身演变对曹操给予以完全否定之检验。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给予曹操以“帝”的超高规格待遇，对他的雄才大略也予以超高评价。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被陈寿评价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超级政治人物，《三国志》却没有对其品质、德行作出任何评价。客观地说，这本身便是对于曹操私德的全面否定。曹操作为奸相的历史形象因此决不是《三国演义》塑造的结果。按照《东坡志林》记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到了宋代，曹操已经是民众心目中形象可憎的奸臣，刘备则是倍受后人拥戴的贤德明君。千百年来多数人始终这么认为，应该说这是《三国演义》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舆论基础，而不能说后世舆论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赤壁战前，曹操几乎差一点就要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因为在赤壁之战发挥了特殊的关键作用，使刘备集团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实现 “跨有荆、益”，实力大振。诸葛亮因而受到后人如潮般的赞誉。
河南南阳的武侯祠有一副对联写得好：“大业定三分，伊吕洵堪称伯仲；奇才真十倍，萧曹未许比经纶。”这副对联意在颂扬诸葛亮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他在开创蜀汉宏伟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奇才华与之前最著名的政治家伊尹、姜子牙相媲美。
但是，对干对联里的“大业定三分”，历来有人提出不同理解。有人认为，在东汉末期历经董卓之乱、李傕郭汜之乱以及此后烽火连天的诸侯混战之后，作为大汉丞相的曹操东征西战、纵横驰骋，眼看就要完全统一天下了。就在这个关键节点，由于诸葛亮协助刘备以区区江夏一郡之力而成功撬动江东集团，孙刘联合，击溃曹军，使曹操一统天下的努力顷刻间化为泡影，分裂大格局隐然成型。有人因此质疑，诸葛亮究竟是矢志于兴复汉室的忠臣贤相，还是最终导致汉室天下完全陷入分裂的元凶？
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无论是即将平定南方但功败垂成的曹操集团，还是成功阻退曹操军队的孙刘联军，三方都有各自的法理基础和道义表述。
曹操方面声称“奉天子以令不臣”，其政治优势不言而喻，正像曹操在赤壁战前致信孙权时表述的那样：“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东吴方面的主战派和投降派对于曹操集团的政治定性出奇一致。用周瑜的话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主张归降的张昭也认为：“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因此东吴方面抗击曹操的政治逻辑也非常清晰：“为汉家除残去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而刘备方面既有匡扶汉室的明确政治目标，刘备本人也有“衣带诏”的政治优势。
总之，在赤壁之战中，北方曹操、东吴孙权和刘备集团尽管都有各自的政治图谋，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但他们同样以尊奉大汉天子、为汉室去除叛逆之名，自我标炳为正义之师。因此后人在评价、定位这场战争时往往着眼于三方政治领导人对于汉室的态度而陷于忠、逆之争。
但历史已经过去一千八百年。站在今天的角度检讨历史，在当时那种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对于近于衰亡的汉室政权的忠诚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政权既已到了衰亡关头，表明其自身存在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对于这样处于衰亡期的所谓正统政权，后人无法简单以忠奸而概论。所有新政权的确立都同时昭示着对前政权的逆叛。如果单纯以忠奸而概论，后世就无法评价历史。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天命正统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汉室朝廷当时事实上已经无力主导天下局势，天子早已不是评判天下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因此，曹操当年究竟是忠义勇威的大汉贤相还是谋逆自立的汉室逆臣，他到底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乃至刘备本人是否是在打着匡扶汉室之名而行封禅自立之实，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关于三国政治人物的是非评价不再取决于他们是否忠君、是否忠诚于徒有虚名的汉室政权，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是否契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并担当相应的使命从而担负起相应的时代使命。
中国历史在东汉末年所遇到的瓶颈，既为才略超群的曹操、刘备和诸葛亮所意识不到，他们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所无法解决。曹操、刘备或者诸葛亮，他们既没有后人所掌握的历史纵深资源，更不可能超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把三国与之前的两汉和此后的两晋、南北朝以及再后来的隋、唐历史贯穿起来，从中探寻历史演变的基本脉络。
历史发展像是一群人在夜间行进，前路山叠水阻，周遭烟雨迷蒙。在一些关键的历史岔口免不了要出现混乱和争执。总有一些路径，看起来坦荡平顺但是走下去便是风雨交加、坎坷难行，甚至在历经挫折、付出惨重代价之后遇到悬崖绝壁，几经迂回最后又折返回原有的起点。还会有一些路口，看起来坎坷难行，但是走下去便会豁然开朗，无风无雨而一路坦途……所有这些都是身在途中的人们所无法预知的。只有到达新的高点，回顾所来路径，这才能看清哪些是坦途捷径，哪些是不归之途。这就是我们今天回顾三国那段历史。
三国争霸，事实上是曹操集团争得了最后的统一而得到历史检验——最终完成统一的司马晋政权出自曹魏集团，曹魏与司马晋之间的政治路线虽然各有差别，但是在权力衔接上一脉相承。可以说历史最后选择的是曹操与司马懿父子的魏（晋）路线。然而，在魏（晋）集团先后灭掉蜀、吴实现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只保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稳定，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而再次土崩瓦解，进入新一轮更加血腥漫长的战乱与杀戮，残杀先是发生在司马家族内部，这种同胞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的相互残害持续长达16年，几乎将中原族群的精力耗尽，接下来便是少数民族对于华夏族群的屠杀，随着此后“衣冠南渡”，中国社会继而分裂为南、北两大政治板块，南北朝之间长期分裂对峙，在南朝和北朝的各自内部也是战乱纷争不断。换句话说，在魏（晋）集团终结三国乱局之后，中国历史进一步陷入更加混乱的深渊，期间先后有三十多个大小王朝交替兴亡，在更大的分裂、动荡和混乱中持续跌宕长达三个世纪，这才重新归于稳定而出现另外一番全新气象。
三国的事情，本身不算复杂。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三国之后，魏（晋）集团在终结三国乱局之后，却再次引发愈发漫长而不堪收拾的更大乱局。历史已经通过其自身演变对魏（晋）集团的政治路线作出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三国时代的正逆、忠奸问题进行重新检讨。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智能的生态系统,历史无法改写，却可以被铭记。
中国历史在东汉末期遇到的社会瓶颈，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其用人选拔制度出现了问题。曾经为两汉政府输供了大量优秀人才的察举征辟用人选拔制走到了尽头，成为东汉末期政治黑暗、乱象丛生的源头。
两汉的察举征辟制相对于此前的“世卿世禄制”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同几百多年后出现的科举制相比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因为后来的科举制始终未能像察举、征辟那样能够同时兼顾“以文取士”、“以德取人”。然而，察举征辟制的弊病也是与生俱来的。其致命缺陷在于没有确切的选拔标准，所谓的“孝廉”、“茂才”、“贤良”、“方正”由于缺乏考试环节，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确切的选用标准，其举荐途径无非是要经过公卿大员的访问、考察，而不像科举制那样所有人都无须经过任何官员的公推举荐，而是“投牒自进”、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而且，考试成绩是选才用人的唯一标准，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察举征辟制的去标准化客观上为官府大员的人为操作留下无限空间。东汉社会本来就是由豪门大族所控制，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其既有利益而只举荐自己人，最终完全垄断了教育、垄断了知识、垄断了舆论、垄断了人口、垄断了土地、垄断了权力，垄断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资源，使全社会形成两个相互棚架、互不交集的阶级，王公贵族高高在上，商家豪贾上下其手，基层民众流离失所，终于形成大规模的民变。在镇压民变过程中，各地豪门豢养军队进而掌握了军事资源，形成了此后的无法无天的门阀政治，这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局面。
其实，东汉已经出现了科举制的萌芽。按照宋人徐天麟在其所著《东汉会要》中对于“孝廉”注释道：“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也就是说到了东汉的某个时期，选官制度已经在原有的推举基础上增加了与学识和文案、申论有关的笔试，接近于数百年后出现的科举制。这应该是在造纸术出现以后的事情，因为察举征辟制缺失考试环节、没有明确的分数标准，实在不是因为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学识文墨，而是在客观上受制于当时社会的技术水平和基本条件。在纸张出现以前，所有书籍全部依靠刀刻、手抄而成，刀刻用的是竹简，手抄则用的是锦帛，无论刀刻还是手抄，都有着极其昂贵的成本开支，而且费工费时。东方朔当年应征自荐，他撰写的自荐材料刻写了三千片竹简，这三千片竹简需要由两个青壮年才能扛得起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接受教育是一个极端昂贵的过程，远非一般的中产家庭所能承受。
按道理说，在东汉出现造纸术之后，印刷术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印刷术其实要比纸张出现更早一些，先秦时期的各类印章就是原始的雕版印刷。在纸张出现后，有人因而能把印章做得更大一些，已经接近于后来的印刷雕版。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教育成本，科举制的出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将使社会中下层有机会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上流社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全面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垄断，激发社会活力。
然而，缘何在东汉已经出现雏形的科举制却于此后迟滞数百年，一直跌宕至隋唐时代才能够全面铺开？这便要归结于东汉晚期以及其后混乱的社会局势。因为造纸与印刷术的成熟、普及需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分裂与战乱意味着摧残与毁灭，兵荒马乱、生命如同草芥，更谈不上技术的创新与构建。而自东汉末期之后的社会局势长期动荡，战乱频发，经济凋弊，人人朝不虑夕，各方面都无法为造纸、印刷技术的成熟普及以及科举制的全面完善提供条件。
这些情况自然是曹操、刘备、诸葛亮这些三国人物所意识不到。他们更不可能意识到解决东汉末期中国社会面临问题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客观上需要在两汉之后再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中国历史在汉末之后如果能有数十年的统一稳定，则完全可以支撑造纸术的成熟、书写用纸的基本普及，并由此推动印刷技术的成熟进步，随之而来的便是书籍成本的降低和教育在更大社会范围的全面铺开，进而对东汉察举征辟中的“试家法、课笺奏”予以完善而升级成为基本意义上的科举制，这样便可以把汉末出现苗头的门阀制度消灭在一个较浅层面，而不必要让整个族群在此后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夷族入侵、北方沦陷的水深火热中挣扎煎熬，最终通过永远宁日的战争和杀戮使旧的制度毁灭而实现重生。
回到前面的话题。今天判研三国时期的事情，曹操当年究竟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贤相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臣、刘备本人到底是为了匡扶汉室还是为了个人封禅自立，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看他们所倡导的政治主张、路线纲领以及在此纲领路线之下所构建的竞争团队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能否承载起重构全新社会关系的历史责任。
评估三国争霸各方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兼顾到当时的气候和少数民族因素，这是只有后人才能做的事情。
三国时代还有一个历来为多数方面忽视的情况,即当时的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历朝都绕不开民族问题，但是三国时期尤为特殊，因为在三国结束后天下统一不久，北方的局面便被少数民族所全面主导。中国在此后的民族融合程度之广、之深、之惨痛，以至于今天回顾、评判那段历史的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明确知晓各自是源于当时的哪一个民族。曹操和刘备、诸葛亮他们自然当年肯定不会预料到后面的事情，但是探索后三国时期那一段充斥着血泪与苦难的民族融合史，问题还得从三国时期寻找答案。
从东汉到三国、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气象史上的低温期——有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河时代”。在种特殊的天气现象在《三国志》里多数都有体现。像公元211年曹操率军进入关中攻打马超，当时是9月，曹操采取将领娄伯的建议，用松散的沙土构筑营寨，然后在沙土墙上浇水很快便结成了冰，营寨因此变得异常坚固。公元225年曹丕率十万大军准备伐吴时，由于温度太低，航道结冰，无法行船，只好作罢。这在现在也是不敢想像的。
按照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冷暖交替现象，其中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是五千年来的第二个寒冷时期，据推测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1一2℃。而据农学专家测算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就要减产10％左右。同时由于气候干燥，农业生产区则会由北向东南退缩约百公里乃至更多。从这个角度看，三国时期社会震荡、战乱频发、人口锐减在气候天象上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内地人口减少，当时各方军事势力纷纷从少数民族地区引进人口、充实兵力——这种情况在东汉时期便已出现。其实即便没有军事强人引进少数民族，由于气温太低直接导致草原地区牧草减产、食物紧张，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寻求供给也是势在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说进入三国、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问题已经是中国历史完全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回顾三国历史，既要检讨对抗各方是否具有统一并稳定天下的文化禀赋和政治基础，还要看他们能否承载起实现民族融合平稳有序推进的历史责任，从而全面恢复社会秩序，避免天下局势反复震荡，营造稳定平顺的社会环境。
以这样的维度权衡三国的事情，方可分清当时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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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曹操过于复杂。他在青年时代放荡不羈，但也具有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报国激情。曹操治军为政，气魄宏阔、大开大阖，善于明断、敢赌敢拼，因而能够声威远震，所向坡靡。曹操情感真挚，胸怀阔大，于杀机四伏的征战乱局而能保持心境沉静、意兴盎然，他的诗文意境辽远、慷慨悲壮。
曹操在诸多方面都有标炳史册的超群建树，但是他也背负着无法推卸的历史包袱。这应该是与曹操的家教出身有关。《三国志》记载曹操早年“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说明他很少受到传统道德约束。曹操本人也有一首名为《善哉行》的诗作，感叹自己幼年没有受到过良好家庭教育，孤苦无依：“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从这几句诗看，曹操确实具有坦荡率真的一面，他可以勇于承认自己在幼年时代缺失教养。这在东方文化里实在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纵使那些地痞恶棍，他们可以坦承自己素质低下、品性顽劣，却绝不会承认自己没有教养，因为这基本上等于是在诅咒自己的父母、长辈。曹操做事不受传统道德约束因而能够大开大阖、恣意纵横，但是他本人也因此失去敬畏，没有传统道德里的仁爱和怜悯。他和他的军队因而时常靠杀立威、杀戮成性，多次在徐州、邺城、南阳等地方进行过屠城。屠城就是在军队在攻城取得胜利后的进一步屠杀。古代军队攻城略地往往要经过连续激战，在破城之际也无法确切知晓究竟哪些是投降者哪些是抵抗者，杀红了眼的众多将士涌入城中便会肆意滥杀。这是古代战时一般的情形。如果军事统帅不加阻挠甚至有意纵容，场面则更加血腥。曹操军队屠杀范围最广、最彻底的是在徐州。公元193年，曹操自兖州起兵杀奔徐州为父复仇，为泄私愤，曹军在徐州及周边地区大肆屠杀，按照《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制造了一幕惨绝人豪的人间悲剧。官渡战后，曹操将所俘获的七八万河北将士全部杀掉。
曹操其实在官渡战后便完全失去了稳定局面的机会。他不仅得罪了天子，更因为一再屠城、滥杀无辜而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杀人恶魔。所以在赤壁战前，荆州民众纷纷追随刘备匆匆逃离：“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刘备当时纵然具有神灵般的人格魅力，也决不可能凭空感召当地百姓弃家舍业地跟随他仓惶南逃。荆州百姓宁可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曹操的治下，正是出于他们对曹军滥杀无辜的恐惧。从襄樊到当阳一带，跟随逃离者有十多万之众，说明当地民众跑得差不多了。赤壁战后，江北、淮南一带又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大批民众纷纷渡江南下，宁肯投奔敌国东吴也不愿意跟随曹操。
这种民心向背，已经注定曹操无法成功整合重构东汉晚期的社会关系。他事实上当时已经完全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民意基础。
由于缺失敬畏，曹操此后变得专橫拨扈，招致汉献帝严重不满，于是发生了令曹操忌惮终生的“衣带诏”事件。他此后以更加严酷手段对付皇室。他的部属带着士兵持刀舞杖地闯进皇宫禁区诛杀皇后、皇子。当时惊恐万状的皇后藏进墙里但是很快被揪了出来，在士兵押送下披头散发地从皇帝面前经过。皇后大哭着拉住皇帝说：“你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也还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到什么！”
曹操是否忠诚汉室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在前文已经提到。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以如此失格、残暴的方式对待皇室，表明他的私德存在问题。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汉家皇室虽然只在形式上具有意义，但毕竟是万众敬仰的皇室。而曹操对此全然不顾。他能够以如此失格、残暴方式对待汉室的皇室，那么他的部属就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曹家的皇帝。在这日后很快得到验证。这也因此注定曹操的团队无法承担恢复社会秩序之重任。事实上，曹魏政权从来不相信、不倚重于曹氏（夏侯氏）家族之外的人。所有将士在外行军打仗，必须要把家属押在都城。他的继承者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则对自家兄弟也要严加防范，其他所有皇子都都软禁在各自封地，严加看管、严禁相互沟通。这使此后的曹魏中枢完全没有宗室势力的护卫，等到司马炎后来取代曹奂称帝后，曹魏宗室一盘散沙，昔日那班魏国朝臣摇身一变而成为晋臣，不仅没有耻辱之感，反而弹冠相庆，竟相献媚。晋帝国建立后，司马氏借鉴曹魏的这一教训而大举分封数十个同姓王，漫无边际地扩大宗室权力。但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忠诚、敬畏，最后连司马氏内部也谈不上什么仁爱信义，同宗兄弟、叔侄之间甚至夫妻之间，连最起码的血脉亲情都荡然无存。相互忌恨仇视，于是同室操戈、杀戮四起，帝国很快陷入 “八王之乱”的熊熊战火。
曹魏和司马晋政权由于幅员辽阔，其面临的少数民族形势要比蜀、吴两方要复杂得多。曹操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对于少数民族恩威并施政策，在招徕安定、怀柔德化的同时，对反抗统治的实行高压政策、严酷镇压。应该说这些措施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蜀、吴两方也都采取过类似政策。问题是到了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严重腐败，对于少数民族压榨轻辱：“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张统传》） 。西晋在统一后不久便发生“八王之乱”，彻底耗尽了华夏族群元气，司马氏内部的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些生活在最底层、像牲畜一样长期被奴役、压迫的少数族群便如虎狼般地举起了屠刀。历史证明，魏（晋）路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东汉末期的社会乱局。历史选择了魏（晋）路线反而使局面变得空前绝后地更加糟糕。
历史通过其自身演变对曹操给予以完全否定之检验。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给予曹操以“帝”的超高规格待遇，对他的雄才大略也予以超高评价。然而对于这样一位被陈寿评价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超级政治人物，《三国志》却没有对其品质、德行作出任何评价。客观地说，这本身便是对于曹操私德的全面否定。曹操作为奸相的历史形象因此决不是《三国演义》塑造的结果。按照《东坡志林》记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至少到了宋代，曹操已经是民众心目中形象可憎的奸臣，刘备则是倍受后人拥戴的贤德明君。千百年来多数人始终这么认为，应该说这是《三国演义》得以广泛流传的社会舆论基础，而不能说后世舆论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9
“三顾茅庐”时，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势力交界的新野，基本上没有地盘，身边也只有关羽、张飞、赵去等几员大将，当时还谈不上什么实力。刘备本人还涉及到“衣带诏”事件而与曹操不共戴天，是曹操必须要除之的政治宿敌。当时的天下诸侯包括益州刘璋、荆州刘琮、汉中张鲁和东吴孙权在内，所有人都可以和曹操达成政治和解。但曹操处于当时的位置，对于“衣带诏”事件参与者是务必要赶尽杀绝。所以刘备当时的处境是最凶险的。
那么，在当时的诸侯林立、割据纷争中，诸葛亮为什么选中了起点最低、实力最弱的刘备？这是历来人们探究的热点话题。
诸葛亮原本具有各种有利条件跟随荆州牧刘表。历史上的刘表“身高八尺，体貌甚伟”，他初任荆州牧时，独身一人来到荆州，联络当地豪门大族内清外挡，很快便扭转了乱象而稳定住局面。此后十八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但独有荆州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百姓安乐，各地难民纷纷涌入荆州，天下学者也寻得避乱之所，“皆得资全”，应该说刘表是汉末诸侯里是有能力，至少不像演义小说里写的那样昏聩。
但是诸葛亮在南阳的卧龙岗一带“躬耕垄亩”，一直隐居到27岁。对于一个具有理想抱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当时已经远远过于大龄。直到公元207年的某个时段，客居荆州的落魄左将军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见面之后，两人一席长谈，诸葛亮终于作出了人生决择，从此之后他便赤胆忠诚地紧跟着他，不计任何代价更不顾个人安危，尤其是在曹操派出先锋部队追赶刘备的时候，形势是非常危急。
刘备毫无疑问是诸葛亮所期待已久的贤明君主。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刘备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其实在权变韬略方面，刘备与曹操似乎差得很远。曹操带军纵横姿肆、所向披糜。而刘备却不怎么会打仗。单就军事能力而言，刘备一生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本人正是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全面溃败之后而带着羞惭和恼怒溘然长逝。《三国演义》的作者尽管竭力美化刘备，却没有办法把刘皇叔写得更好。后人根据小说演绎出的刘备形象多为负面，像“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说明大家认为刘备不仅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还很虚伪。
然而，史料呈现出的刘备 “弘毅宽厚”，而且能够体恤众生，重义厚德。作为三国时代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寒门子弟，刘备在逆势奋起、继往开来方面具有圣教徒般的虔城执着，他又有像亡命徒那般骠悍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历次身陷绝境、几乎走投无路时仍能够保持旺盛斗志，屡败屡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客观地说，刘备在忠君复汉方面的真诚度上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蜀汉众臣在策划刘备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件事情表明当年关羽攻打襄樊时与刘备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而且他们之间保持着充分的沟通。民间流传关羽熟读《春秋》，其实《江表传》里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说明关羽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既不可能“打捞”也不可能“进献”更不准许私藏。其实真正的天子玉玺，按照史料记载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之后最终复归于汉献帝，当时事实上被曹操所掌握。因此荆州玉玺事件显然是关羽一手策划。而关羽既熟知当时的政治规矩，他如果没有最高统帅的授意，决不可能擅自策划这种足以杀身灭族的政治事件。同样，因为关羽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他在出兵攻打襄樊这种重大军事行动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与最高统帅进行沟通。联系刘备在攻打汉中的前期损兵折将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关羽出兵襄樊正是刘备的授意，目的正是为了在东线战场牵制曹军。这是另外的话题，单说荆州玉玺的事。
关羽策划荆州玉玺事件如果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219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并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刘备为什么要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这种政治禁忌之事？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在忠群匡扶方面的真诚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
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0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他此后在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会高调宣扬这件事，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219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按照《三国志》记载，母丘剑、钟会人叛乱时都是“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正义和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的“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予以承认的，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刘备本人究竟是否在内心里忠诚于汉室，这是另外的话题，且并不直接关联到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路径纲领是否正义。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这种团队作风历经三任大将军、延续三十年而仍然能够基本保持，完全契合了于乱世之中游离失所的广大民众之共同期待。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
以一言蔽之，刘备所主导的蜀汉集团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因此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在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历任接续团队都能做到公忠体国、恪尽勤勉，与同时期另外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下面的章节将要详述的事情。
“三顾茅庐”时，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和北方曹操势力交界的新野，基本上没有地盘，身边也只有关羽、张飞、赵去等几员大将，当时还谈不上什么实力。刘备本人还涉及到“衣带诏”事件而与曹操不共戴天，是曹操必须要除之的政治宿敌。当时的天下诸侯包括益州刘璋、荆州刘琮、汉中张鲁和东吴孙权在内，所有人都可以和曹操达成政治和解。但曹操处于当时的位置，对于“衣带诏”事件参与者是务必要赶尽杀绝。所以刘备当时的处境是最凶险的。
那么，在当时的诸侯林立、割据纷争中，诸葛亮为什么选中了起点最低、实力最弱的刘备？这是历来人们探究的热点话题。
诸葛亮原本具有各种有利条件跟随荆州牧刘表。历史上的刘表“身高八尺，体貌甚伟”，他初任荆州牧时，独身一人来到荆州，联络当地豪门大族内清外挡，很快便扭转了乱象而稳定住局面。此后十八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但独有荆州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百姓安乐，各地难民纷纷涌入荆州，天下学者也寻得避乱之所，“皆得资全”，应该说刘表是汉末诸侯里是有能力，至少不像演义小说里写的那样昏聩。
但是诸葛亮在南阳的卧龙岗一带“躬耕垄亩”，一直隐居到27岁。对于一个具有理想抱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当时已经远远过于大龄。直到公元207年的某个时段，客居荆州的落魄左将军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见面之后，两人一席长谈，诸葛亮终于作出了人生决择，从此之后他便赤胆忠诚地紧跟着他，不计任何代价更不顾个人安危，尤其是在曹操派出先锋部队追赶刘备的时候，形势是非常危急。
刘备毫无疑问是诸葛亮所期待已久的贤明君主。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刘备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其实在权变韬略方面，刘备与曹操似乎差得很远。曹操带军纵横姿肆、所向披糜。而刘备却不怎么会打仗。单就军事能力而言，刘备一生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本人正是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全面溃败之后而带着羞惭和恼怒溘然长逝。《三国演义》的作者尽管竭力美化刘备，却没有办法把刘皇叔写得更好。后人根据小说演绎出的刘备形象多为负面，像“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说明大家认为刘备不仅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还很虚伪。
然而，史料呈现出的刘备 “弘毅宽厚”，而且能够体恤众生，重义厚德。作为三国时代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寒门子弟，刘备在逆势奋起、继往开来方面具有圣教徒般的虔城执着，他又有像亡命徒那般骠悍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历次身陷绝境、几乎走投无路时仍能够保持旺盛斗志，屡败屡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客观地说，刘备在忠君复汉方面的真诚度上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蜀汉众臣在策划刘备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件事情表明当年关羽攻打襄樊时与刘备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而且他们之间保持着充分的沟通。民间流传关羽熟读《春秋》，其实《江表传》里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说明关羽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既不可能“打捞”也不可能“进献”更不准许私藏。其实真正的天子玉玺，按照史料记载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之后最终复归于汉献帝，当时事实上被曹操所掌握。因此荆州玉玺事件显然是关羽一手策划。而关羽既熟知当时的政治规矩，他如果没有最高统帅的授意，决不可能擅自策划这种足以杀身灭族的政治事件。同样，因为关羽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他在出兵攻打襄樊这种重大军事行动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与最高统帅进行沟通。联系刘备在攻打汉中的前期损兵折将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关羽出兵襄樊正是刘备的授意，目的正是为了在东线战场牵制曹军。这是另外的话题，单说荆州玉玺的事。
关羽策划荆州玉玺事件如果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219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并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刘备为什么要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这种政治禁忌之事？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在忠群匡扶方面的真诚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
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0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他此后在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会高调宣扬这件事，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219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按照《三国志》记载，母丘剑、钟会人叛乱时都是“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正义和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的“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予以承认的，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刘备本人究竟是否在内心里忠诚于汉室，这是另外的话题，且并不直接关联到他所坚持的政治主张、路径纲领是否正义。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这种团队作风历经三任大将军、延续三十年而仍然能够基本保持，完全契合了于乱世之中游离失所的广大民众之共同期待。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
以一言蔽之，刘备所主导的蜀汉集团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因此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在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历任接续团队都能做到公忠体国、恪尽勤勉，与同时期另外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下面的章节将要详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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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茅庐”时，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和曹操势力的交界的新野，基本上没有地盘，也说不上有什么实力。刘备本人还涉及到“衣带诏”事件而与曹操不共戴天，是曹操必须要除之的政治宿敌。当时的天下诸侯包括益州刘璋、荆州刘琮、汉中张鲁和东吴孙权在内，所有人都可以和曹操达成政治和解。但曹操处于当时的位置，对于“衣带诏”事件参与者是务必要赶尽杀绝。
那么，在当时的诸侯林立、割据纷争中，诸葛亮为什么选中了起点最低、实力最弱、处境最凶险的刘备？这是历来人们探究的热点话题。
诸葛亮原本具有各种有利条件跟随荆州牧刘表。历史上的刘表“身高八尺，体貌甚伟”，他初任荆州牧时，独身一人来到荆州，联络当地豪门大族内清外挡，很快便扭转了乱象而稳定住局面。此后十八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但独有荆州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百姓安乐，各地难民纷纷涌入荆州，天下学者也寻得避乱之所，“皆得资全”，应该说刘表是汉末诸侯里是有能力，至少不像演义小说里写的那样昏聩。
但是诸葛亮在南阳的卧龙岗一带“躬耕垄亩”，一直隐居到27岁。对于一个具有理想抱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当时已经远远过于大龄。直到公元207年的某个时段，客居荆州的落魄左将军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见面之后，两人一席长谈，诸葛亮终于作出了人生决择，从此之后他便赤胆忠诚地紧跟着他，不计任何代价更不顾个人安危，尤其是在曹操派出先锋部队追赶刘备的时候，形势是非常危急。
刘备毫无疑问是诸葛亮所期待已久的贤明君主。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刘备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其实在权变韬略方面，刘备与曹操似乎差得很远。曹操带军纵横姿肆、所向披糜。而刘备却不怎么会打仗。单就军事能力而言，刘备一生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本人正是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全面溃败之后而带着羞惭和恼怒溘然长逝。《三国演义》的作者尽管竭力美化刘备，却没有办法把刘皇叔写得更好。后人根据小说演绎出的刘备形象多为负面，像“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说明大家认为刘备不仅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还很虚伪。
然而，史料呈现出的刘备 “弘毅宽厚”，而且能够体恤众生，重义厚德。作为三国时代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寒门子弟，刘备在逆势奋起、继往开来方面具有圣教徒般的虔城执着，他又有像亡命徒那般骠悍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历次身陷绝境、几乎走投无路时仍能够保持旺盛斗志，屡败屡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客观地说，刘备在忠君复汉方面的真诚度上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蜀汉众臣在策划刘备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件事情表明当年关羽攻打襄樊时与刘备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而且他们之间保持着充分的沟通。民间流传关羽熟读《春秋》，其实《江表传》里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说明关羽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既不可能“打捞”也不可能“进献”更不准许私藏。其实真正的天子玉玺，按照史料记载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之后最终复归于汉献帝，当时事实上被曹操所掌握。因此荆州玉玺事件显然是关羽一手策划。而关羽既熟知当时的政治规矩，他如果没有最高统帅的授意，决不可能擅自策划这种足以杀身灭族的政治事件。同样，因为关羽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他在出兵攻打襄樊这种重大军事行动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与最高统帅进行沟通。联系刘备在攻打汉中的前期损兵折将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关羽出兵襄樊正是刘备的授意，目的正是为了在东线战场牵制曹军。这是另外的话题，单说荆州玉玺的事。
关羽策划荆州玉玺事件如果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219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并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刘备为什么要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这种政治禁忌之事？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在忠群匡扶方面的真诚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
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0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他此后在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会高调宣扬这件事，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219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按照《三国志》记载，母丘剑、钟会人叛乱时都是“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正义和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的“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予以承认的，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正像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的那样，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蜀汉政权因此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应该说，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重臣团队在长达三十年间基本能够保持公忠体国、恪尽勤勉的政治局面，与同期魏、吴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下面的章节将要详述的事情。
“三顾茅庐”时，刘备客居在荆州刘表和曹操势力的交界的新野，基本上没有地盘，也说不上有什么实力。刘备本人还涉及到“衣带诏”事件而与曹操不共戴天，是曹操必须要除之的政治宿敌。当时的天下诸侯包括益州刘璋、荆州刘琮、汉中张鲁和东吴孙权在内，所有人都可以和曹操达成政治和解。但曹操处于当时的位置，对于“衣带诏”事件参与者是务必要赶尽杀绝。
那么，在当时的诸侯林立、割据纷争中，诸葛亮为什么选中了起点最低、实力最弱、处境最凶险的刘备？这是历来人们探究的热点话题。
诸葛亮原本具有各种有利条件跟随荆州牧刘表。历史上的刘表“身高八尺，体貌甚伟”，他初任荆州牧时，独身一人来到荆州，联络当地豪门大族内清外挡，很快便扭转了乱象而稳定住局面。此后十八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但独有荆州地区能够长期保持百姓安乐，各地难民纷纷涌入荆州，天下学者也寻得避乱之所，“皆得资全”，应该说刘表是汉末诸侯里是有能力，至少不像演义小说里写的那样昏聩。
但是诸葛亮在南阳的卧龙岗一带“躬耕垄亩”，一直隐居到27岁。对于一个具有理想抱负的人来说，这个年龄当时已经远远过于大龄。直到公元207年的某个时段，客居荆州的落魄左将军刘备在第三次拜访见面之后，两人一席长谈，诸葛亮终于作出了人生决择，从此之后他便赤胆忠诚地紧跟着他，不计任何代价更不顾个人安危，尤其是在曹操派出先锋部队追赶刘备的时候，形势是非常危急。
刘备毫无疑问是诸葛亮所期待已久的贤明君主。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刘备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其实在权变韬略方面，刘备与曹操似乎差得很远。曹操带军纵横姿肆、所向披糜。而刘备却不怎么会打仗。单就军事能力而言，刘备一生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过人之处，他本人正是在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全面溃败之后而带着羞惭和恼怒溘然长逝。《三国演义》的作者尽管竭力美化刘备，却没有办法把刘皇叔写得更好。后人根据小说演绎出的刘备形象多为负面，像“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 “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说明大家认为刘备不仅没有什么真本事，而且还很虚伪。
然而，史料呈现出的刘备 “弘毅宽厚”，而且能够体恤众生，重义厚德。作为三国时代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的寒门子弟，刘备在逆势奋起、继往开来方面具有圣教徒般的虔城执着，他又有像亡命徒那般骠悍强大的心理素质，在历次身陷绝境、几乎走投无路时仍能够保持旺盛斗志，屡败屡战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
客观地说，刘备在忠君复汉方面的真诚度上是存在质疑的。一个确凿无误的证据，是蜀汉众臣在策划刘备称帝时提到的荆州玉玺事件。当年关羽围攻襄樊，有两个名叫张嘉、王休的当地人前来进献玉玺，玉玺据称是他们从汉水的深潭之中“打捞”出来的。众臣据此劝进：“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这件事情表明当年关羽攻打襄樊时与刘备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而且他们之间保持着充分的沟通。民间流传关羽熟读《春秋》，其实《江表传》里记载关羽熟读的是《左传》：“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说明关羽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的政治规矩。 像天子玉玺这种至高无上的天下信物是神圣不可触碰的，既不可能“打捞”也不可能“进献”更不准许私藏。其实真正的天子玉玺，按照史料记载历经孙坚、袁术等人私藏之后最终复归于汉献帝，当时事实上被曹操所掌握。因此荆州玉玺事件显然是关羽一手策划。而关羽既熟知当时的政治规矩，他如果没有最高统帅的授意，决不可能擅自策划这种足以杀身灭族的政治事件。同样，因为关羽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渠道是顺畅的，他在出兵攻打襄樊这种重大军事行动上没有任何理由不与最高统帅进行沟通。联系刘备在攻打汉中的前期损兵折将的情况，有理由认为关羽出兵襄樊正是刘备的授意，目的正是为了在东线战场牵制曹军。这是另外的话题，单说荆州玉玺的事。
关羽策划荆州玉玺事件如果发生在曹丕代汉之后，那么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刘备方面在曹魏废汉之后策划称帝建国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汉帝被废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刘备既力图匡扶汉室则客观上需要汉室存在，否则就无从谈起。问题的关键在于，荆州玉玺事情发生在公元219年关羽攻打襄樊期间，当时曹操尚且在世，并没有出现曹丕代汉的政治变局。因此便有理由质疑，汉献帝当时尚且在位，刘备为什么要授意关羽策划天子玉玺这种政治禁忌之事？单从这件事上看，刘备在忠群匡扶方面的真诚度就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刘备本人悲天悯人、体恤众生，这在当时具有真情实意的内在流露。曹操占领荆州后，襄樊十万民众弃城离乡追随刘备仓皇南逃，体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而刘备当时面临的形势十万火急，稍有不慎便可能全面覆灭。但是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没有放弃随行的荆州民众。后来在当阳被击溃，他的家眷悉数被敌军俘获，其中有他年幼的儿子刘禅。刘禅后来是由大将赵云相救而幸免于难。在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应该说，刘备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真诚的，远不像演义故事写的那样虚伪。
历来有人质疑“衣带诏”事件的真实性。“衣带诏”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00年年初。《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诸多史书都有记载。其中《后汉书献帝纪》：“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三国志》：“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资治通鉴》：“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
“衣带诏”事件之所以受到质疑，是因为密谋参与者中只有刘备当时带兵在外而幸免于难，如果“衣带诏”确有其事，这将使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被完全消解，刘备则因此具有“奉辞伐罪”的法理正义，他此后在抗击曹操过程中应该会高调宣扬这件事，但是刘备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汉献帝当年曾经授予他们“衣带诏”的事情，因此传言中的“衣带诏”是不存在的。
翻阅史书，刘备于公元219年取得汉中后谋划称王，在众臣的联名上表中确实没有提到“衣带诏”。表文只是笼统地说刘备曾经与车骑将军董承等密谋诛除国贼曹操、安定天下，但是因为不慎机密外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三国志》原文：“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称王时又发布一份奏表给汉献帝。刘备本人的表文同样没有到“衣带诏”，只是声称是他刘备曾经与董承私下谋划铲除曹操，但是由于泄密而使董承遭到陷害，而刘备本人也因此四处逃难、流离失所（《三国志》原文：“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臣播越失据，忠义不果”）。
按照《三国志》记载，母丘剑、钟会人叛乱时都是“矫太后遗诏”为旗帜。已经亡故的太后遗诏尚且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正义和感召力，如果刘备真的有 “衣带诏”，就相当于他拥有当朝天子的号令、按照当时的政治规则具有无用置疑的法政正义。那么，刘备为什么不把如此重镑信息大张旗鼓地昭示于天下？
从这个方面看，刘备的“弘毅宽厚”源自天性、具有十足的诚意。因为在刘备自称汉中王的时候，汉献帝还在位，曹操也没有死。皇帝当时被牢牢控制在曹操手里，刘备的奏表是无法直接呈报给皇帝的，只能起到昭示天下的作用。可以想见在“衣带诏”事件败露后，皇帝是断然不能予以承认的，其他密谋者董承、王子服等人已被诛杀而死无对证，天下唯一能够说清楚这件事只有刘备一个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把天子血书衣带诏的事情给抖出来，他刘备将置远在许昌、如同身在牢笼般的天子于何顾？
刘备高调宣扬“衣带诏”固然可以增强他自称汉中王的政治优势，然而此举毫无疑问将陷天子于更加深重的患难与不幸。正是为了顾及汉室天子的实际境遇，刘备在所有昭告文书中都刻意隐去天子密授“衣带诏”的往事，而把事情说成是他个人的主动之举：当年，是我刘备和董承等人密谋除掉曹操这个大奸臣，这件事情与皇帝没有关系。可是由于泄密，董承他们惨遭灭族，我本人也被逼得流离失所、播越失据。
正像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的那样，刘备本人“弘毅宽厚”、慈善仁德，由他所塑造的团队赤胆忠心、精诚共进，蜀汉政权因此具有一种正统政权所特有的清明与振作。应该说，这正是旷世奇才诸葛亮赤诚追随并为之鞠躬尽粹、不负重托的根本原因。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勤勉王事、不负重托，始终坚定不移地高扬“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主旋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使蜀汉政权虽偏居一隅而不萎靡，反而形成一种积极向上、昂扬进取的的气象，为杀戮四起、动荡不安的三国乱世平添了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及至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重臣团队在长达三十年间基本能够保持公忠体国、恪尽勤勉的政治局面，与同期魏、吴两方内讧不断、杀戮四起、残酷而血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下面的章节将要详述的事情。
@说了你也不懂2000 2017-11-29 21:05:05
以前看过雨花石老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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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备集团在攻取汉中后的骤然沉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实力扩张过于迅猛而引起三国之间的实力失衡。刘备在占领汉中后又迅速出兵攻占了上庸等郡，从而拥有了全部益州和小半个荆州。关羽紧接着又在东部战场水淹七军，取得空前大捷。如果关羽能够顺势拿下襄樊，他很有可能与曹魏境内的陆浑、梁、郏等地反曹势力里应外合而形成更大的强势。这一态势导致孙权私结曹操、袭取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骤然丧失。
在关羽遇害、痛失荆州之后，三国时期的一号人物曹操去世，曹丕通过禅让称帝；随着蜀汉军队与东吴在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中全线溃败，蜀汉灵魂人物刘备也在悲愤交加中溘然长逝。至此，隆中对明确的法理基础、政治前提和方法、步骤都已荡然不存。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之后，外部强敌压境，内部叛乱四起。蜀汉一时风雨交加、前景如晦。
随着刘备去世，蜀汉境内接连发生武装叛乱，几乎半壁益州被叛乱的烽火笼罩。先是汉嘉郡太守黄元趁诸葛亮赴白帝城探望刘备时发动叛乱，黄元随后被太子刘禅派出的军队镇压。但随后又有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大姓雍闿、越嶲夷王高定等起兵反叛。其中益州郡的叛军先是袭杀了太守正昂，然后与东吴私通。蜀汉方面后来派出大将张裔接替正昂出任太守，结果张裔也被叛军抓捕并送至东吴。东吴方面也煽风点火，孙权在袭杀关羽夺回荆州便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备在占领益州后把刘璋安置在公安，由他的儿子刘禀陪护（另外一个儿子刘循留在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奉车中郎将）。孙权袭取荆州后，刘璋、刘禀便处于东吴控制之中。孙权任命刘璋为益州牧，显然是为了发挥刘璋在益州的影响力，反制刘备。刘璋不久去世，孙权又把刘禀派驻到南方的交州与南中交界之地，并任命他为益州刺史，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煽动蜀汉南中的叛乱。
曹魏方面对于蜀汉政权也加强了和平演变的舆论攻势，以资深政治人物华歆、王朗等人的名义给诸葛亮写信，陈述曹魏政权的法理正义并炫耀其实力之强大，奉劝诸葛亮不要凭借益州之小国寡民、逆天行事，而应该取消国号、“举国称藩”。
面对接踵而至、不断变化、各个方面都超出隆中对所定范围的复杂情况，诸葛亮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局势变化作出新的调整，苦心孤诣地致力于内政修治和兴复汉室的理论体系重构。
刘备集团在攻取汉中后的骤然沉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实力扩张过于迅猛而引起三国之间的实力失衡。刘备在占领汉中后又迅速出兵攻占了上庸等郡，从而拥有了全部益州和小半个荆州。关羽紧接着又在东部战场水淹七军，取得空前大捷。如果关羽能够顺势拿下襄樊，他很有可能与曹魏境内的陆浑、梁、郏等地反曹势力里应外合而形成更大的强势。这一态势导致孙权私结曹操、袭取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跨有荆、益”的阶段性目标骤然丧失。
在关羽遇害、痛失荆州之后，三国时期的一号人物曹操去世，曹丕通过禅让称帝；随着蜀汉军队与东吴在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中全线溃败，蜀汉灵魂人物刘备也在悲愤交加中溘然长逝。至此，隆中对明确的法理基础、政治前提和方法、步骤都已荡然不存。尤其是在刘备去世之后，外部强敌压境，内部叛乱四起。蜀汉一时风雨交加、前景如晦。
随着刘备去世，蜀汉境内接连发生武装叛乱，几乎半壁益州被叛乱的烽火笼罩。先是汉嘉郡太守黄元趁诸葛亮赴白帝城探望刘备时发动叛乱，黄元随后被太子刘禅派出的军队镇压。但随后又有牂牁太守朱褒、益州郡大姓雍闿、越嶲夷王高定等起兵反叛。其中益州郡的叛军先是袭杀了太守正昂，然后与东吴私通。蜀汉方面后来派出大将张裔接替正昂出任太守，结果张裔也被叛军抓捕并送至东吴。东吴方面也煽风点火，孙权在袭杀关羽夺回荆州便任命刘璋为益州牧——刘备在占领益州后把刘璋安置在公安，由他的儿子刘禀陪护（另外一个儿子刘循留在益州，被刘备任命为奉车中郎将）。孙权袭取荆州后，刘璋、刘禀便处于东吴控制之中。孙权任命刘璋为益州牧，显然是为了发挥刘璋在益州的影响力，反制刘备。刘璋不久去世，孙权又把刘禀派驻到南方的交州与南中交界之地，并任命他为益州刺史，目的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煽动蜀汉南中的叛乱。
曹魏方面对于蜀汉政权也加强了和平演变的舆论攻势，以资深政治人物华歆、王朗等人的名义给诸葛亮写信，陈述曹魏政权的法理正义并炫耀其实力之强大，奉劝诸葛亮不要凭借益州之小国寡民、逆天行事，而应该取消国号、“举国称藩”。
面对接踵而至、不断变化、各个方面都超出隆中对所定范围的复杂情况，诸葛亮审时度势，不断根据局势变化作出新的调整，苦心孤诣地致力于内政修治和兴复汉室的理论体系重构。
11
在诸葛亮受托执掌蜀汉军政事务后，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已经无法简单归结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当年刘备称帝，这么简短一句话便明确无误地昭示了蜀汉政权的天命基础和法理正义。刘备本人所具有的强大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也足以使各方相信，由他刘备所开创的蜀汉政权才是那个刚刚被曹丕非法废黜的大一统帝国的真正继承者。蜀汉政权虽然暂时偏居益州，其所代表的则整个天下。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刘备这样具有如此强大人格魅力的人物。三国时期的大佬级人物,从汉献帝、曹操、袁绍、孙权、刘表、刘璋、陶谦、公孙瓒、董承等，凡与刘备有过交集的，无不是真心真意地赏识他、敬重他、接纳他、帮助他。他在荆州落难，当地十万民众紧紧跟随。后来大家听说他到了益州，于是又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投奔过来。
年轻的后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感召力。因此在先主刘备去世后，益州境内人心浮动，民众对新政权前景心生疑虑，其实是对新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用当时叛乱的建宁太守雍闿的话说，我们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是现在天下鼎立，却有三个君主，这让我们这些位于僻远地方的人们都很惶惑，不知究竟应该归附于哪一方面。
诸葛亮受托辅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蜀汉所据有益州的幅员狭小，也不是蜀汉国力不强，而是在新形势下如何争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乱世中的地盘大小和实力强弱都是变量，随时可能发生逆转。而民众能否在政治上予以认同却直接关乎政权存亡。占据道义高点、取得法理正义，这是任何政权和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要面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只有政治正确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名正言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失去了法理和道义上的正义性，也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诸葛亮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并为此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竭尽全力地争取益州人士对于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公元223年，面对来自曹魏方面的劝降攻势，诸葛亮凛然著就政论名著《正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天命所归者必须要有仁德、守道义，否则像项羽那种实力强大者也难以避免身死名裂的下场。紧接着又以王莽篡汉的非法性及其可耻下场，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魏不审戒，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换句话说，曹丕称帝就像王莽篡汉那样也是非法的、不义的，因此必将重蹈王莽之覆辙。诸葛亮在论述中义正辞严地批判华歆、王朗之流而甘为逆乱之鹰犬，奉迎伪政权之意而妄谈天命，并凛然指出，天命永归蜀汉，蜀汉政权奉天之命讨伐有罪，终将天下无敌。
在公元227年北伐前夕，诸葛亮先是给后主上奏有著名的《出师表》，然后以后主刘禅的名义写了一篇《北伐诏书》，进一步阐述天命归于仁德、归于有道的思想。诏书开宗明义：古往今来，天命总是眷顾于有德行道义的一方，而严惩那些残暴逆乱者，因此仁德者的事业总是能够兴隆昌盛，倒行逆施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
按照这一政治论断，诸葛亮把曹操父子定性为穷凶极恶的逆臣窃国者，而把刘备父子作为有德、仁善的天命承载者：
“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先主刘备“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
后主刘禅“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
在前、后两份出师表中，诸葛亮进一步明确了“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核心原则，坚定提出“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最终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伟大政治理想。
公元224年，诸葛亮决定重设益州牧府，并亲自兼任益州牧——益州牧这一职务此前为刘备所担任，但是在刘备称帝后一直空缺。因为蜀汉的实际控制范围与益州疆域基本重合。如果另设一个益州牧的实职，则其权治范围与蜀汉皇帝几乎完全一致。诸葛亮则是通过重设牧府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大汉帝国拥有的是整个天下，偏居益州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蜀汉政权最终将通过“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高政治目标。
诸葛亮重设牧府后，选拔了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益州学士担任幕僚，牧府别驾、功曹、主薄分别由秦宓、王梁、杜微担任。当年，东吴使节张温来访。在诸葛亮为张温送行时，其他他有应邀官员全部到场，只有益州别驾秦宓因事未到。诸葛亮便派人一再去催，直到秦宓到了之后这才开宴。诸葛亮如此尊重他的属下官员令吴国使者张温敬佩万分。
当时的杜微以耳聋为借口谢绝入职，诸葛亮便多次邀请与他见面，最后派人用车把他接了过来。杜微声称自己耳聋，诸葛亮便恭敬地用文字与他交谈，他诚恳殷切地说：“早就听说您的高贵品德，渴望与您会面……后主今年十八岁，他的天性仁德而厚重、聪慧敏锐，非常爱惜有德行的人，对于贤良之士崇爱有加。现在，天下人都期待着汉室重兴，我想和您一道顺应天意民心，共同辅佐英明天子创建兴复汉室的伟大功业……”
杜微自称年老多病，乞求安静自养，诸葛亮又说：“曹丕弑君篡位，自立为帝，这就像土塑的龙、草扎的狗一样徒有其名。我们要与各位贤士声张正义，讨灭伪诡。而您没有提出任何指点便请求退归山野……现在的形势，是北方进入多事多秋，我们打算守住边境致力农业生产，让人民休养生息，积货蓄财，同时治理兵甲，等待他受到挫折之时，然后出兵讨伐，这样可以收到兵不战、民不劳而平定天下之功。您只需以自己的德行与名望辅助朝廷，不让您负军事之责，何必匆匆忙忙地请求归去呢？”杜微随后接受了谏议大夫的职务。
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天命地位、争取蜀地官民认同的同时，诸葛亮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力克此前豪强专权、法无权威之积弊，致力于在蜀地实现政通人和、民服臣悦，也为蜀汉政权“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奠定稳定有序的社会基础。他和他的同僚制定一整套法律条用以规范社会秩序： “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对于蜀地民众，诸葛亮实行“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他“示仪轨，从权制”，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避免犯罪。
诸葛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注重“德治”、“仁政”，他明确主张“德主刑辅”、 “科”“教”相辅。他的助手（留府长史）张裔评价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则评价他：“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主政期间还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开发南中，实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他在蜀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实现富国强兵。诸葛亮去世后,魏军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12
《三国演义》不遗余力地讴歌美化诸葛亮，把他刻划成为算无遗策、通天晓地、战无不胜的神话级人物。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远没有演义故事和民间流传的那样神算妙算、法力无边。诸葛亮一生做事周密严谨，时常“丁宁周致”，用现在的话说似乎显得有些唠叨、罗嗦。他在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撰写《作钢铠教》，不厌其烦地交待兵器制作部门在打造铠甲要反复折叠、锻打五次，制造矛枪则要反复十次：“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
《诸葛亮集》收录了一篇诸葛亮撰写的教令：“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问自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这篇教令写于公元229年第三次北伐之后，诸葛亮在战前指示兵器制作部门赶制了一批斧头和刀具，用于加工鹿角（一种阻挡敌人进攻的防御兵器，用木桩制成三角架，架子上布满枝杈，形成鹿角而得名）。但是由于质量不过关，斧头、刀不经用。如果不是蜀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后果不堪设想。诸葛亮没有轻易处理这件事，而是按同样工艺又定制了百件刀斧，然后再试用百余天却没有再出现问题。这才判定制作工艺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制作部的人员不用心。事实查明，然而把相关责任人抓起来治罪。
诸葛亮做事之严谨周到、细致公允，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他严格责己，处事公允，即使被他严厉惩处的人也都无怨无悔，真正做到“法加于人而无怨者”。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蜀汉罪臣李严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立新的机会，激愤而死。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当即垂泣：“吾终为左衽矣！”
诸葛亮还有一封写给他哥哥、东吴重臣诸葛瑾的书信："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信中的提到的“乔”即诸葛乔，是诸葛谨的二儿子。诸葛亮先前没有儿子（他的儿子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诸葛亮当时已经46岁），把诸葛乔过继为养子。诸葛亮写这封信相应的背景，是随着蜀军启动北伐，诸葛乔随军来到了汉中前线。当时实行轮休制，在前线值守一段时间后即可回到后方休整。诸葛乔本来到了轮休时间，应该回到成都，但是诸葛亮见其他将领子弟都在坚守前线，便让这位养子也留下来与大家荣辱与共，率领士兵在山谷中运转军需物品。
作为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外在气质和内心世界超凡脱俗，个人抱负与家国兴亡休戚相关，勤勉王事与悲怜苍生融为一体。他从赤胆忠心地追随刘备到不负重托、勤勉王事，始终以钢浇铁铸般的坚定信念和磐石般的强大意志带领蜀汉团队矢志不移地践行着一个正统王朝才具有的远大理想与信念。在诸葛亮呕心沥血地积极努力下，“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得到了益州上下高度认同，百万巴蜀儿女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众志成城、同心戮力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在乱世之中奏响奖率三军、北定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强音，张扬着正义与良善所特有的崇高与神圣。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起后世强烈非议。其实，诸葛亮是《三国志》里获得评价最高、最特殊的人物，陈寿不仅为他本人单独作传、倾心溢美之词在卷尾予以评价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还借助《诸葛氏集》进一步评价“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对于蜀汉功业未成之憾，陈寿也专门作出解释，一方面是由于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时也是因为“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而且“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陈寿并称颂诸葛亮去世半个世纪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12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对政权接班人问题、他个人的家庭问题等都作了详尽交待。他在写给后主的奏折里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他交待自己的儿子诸葛瞻：“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他还特意交待属下把自己安葬在定军山下，丧事一切从简：“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一生周密严谨，凡事“丁宁周至”。然而在他的临终遗嘱里，却见不到他对于当时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问题有所交待。
蜀汉政权当时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是由诸葛亮发起并主导、他本人为之倾尽全部身心奋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然而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的北伐事业，在他去世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蜀汉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坚持履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对于这些重大政治问题，诸葛亮在临终前只字未提。以诸葛亮的洞明和睿智，他应该在北伐征战过程中思索很多也了悟很多。诸葛亮对此未作任何交待，而是把所有政治选项都不加限锢地留给他的政治接班人，同时也把思索和疑惑留给了后世的人们。
在诸葛亮受托执掌蜀汉军政事务后，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已经无法简单归结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当年刘备称帝，这么简短一句话便明确无误地昭示了蜀汉政权的天命基础和法理正义。刘备本人所具有的强大人格魅力和社会声望也足以使各方相信，由他刘备所开创的蜀汉政权才是那个刚刚被曹丕非法废黜的大一统帝国的真正继承者。蜀汉政权虽然暂时偏居益州，其所代表的则整个天下。
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刘备这样具有如此强大人格魅力的人物。三国时期的大佬级人物,从汉献帝、曹操、袁绍、孙权、刘表、刘璋、陶谦、公孙瓒、董承等，凡与刘备有过交集的，无不是真心真意地赏识他、敬重他、接纳他、帮助他。他在荆州落难，当地十万民众紧紧跟随。后来大家听说他到了益州，于是又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投奔过来。
年轻的后主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感召力。因此在先主刘备去世后，益州境内人心浮动，民众对新政权前景心生疑虑，其实是对新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用当时叛乱的建宁太守雍闿的话说，我们都知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但是现在天下鼎立，却有三个君主，这让我们这些位于僻远地方的人们都很惶惑，不知究竟应该归附于哪一方面。
诸葛亮受托辅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蜀汉所据有益州的幅员狭小，也不是蜀汉国力不强，而是在新形势下如何争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乱世中的地盘大小和实力强弱都是变量，随时可能发生逆转。而民众能否在政治上予以认同却直接关乎政权存亡。占据道义高点、取得法理正义，这是任何政权和任何社会组织都必须要面临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只有政治正确才能做到理直气壮、名正言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失去了法理和道义上的正义性，也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基础和前提。
诸葛亮对此有着清醒认识，并为此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的法理正义，竭尽全力地争取益州人士对于新政权的认可和支持。
公元223年，面对来自曹魏方面的劝降攻势，诸葛亮凛然著就政论名著《正议》，开门见山地指出天命所归者必须要有仁德、守道义，否则像项羽那种实力强大者也难以避免身死名裂的下场。紧接着又以王莽篡汉的非法性及其可耻下场，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魏不审戒，今次之矣，免身为幸，刑在子孙。”换句话说，曹丕称帝就像王莽篡汉那样也是非法的、不义的，因此必将重蹈王莽之覆辙。诸葛亮在论述中义正辞严地批判华歆、王朗之流而甘为逆乱之鹰犬，奉迎伪政权之意而妄谈天命，并凛然指出，天命永归蜀汉，蜀汉政权奉天之命讨伐有罪，终将天下无敌。
在公元227年北伐前夕，诸葛亮先是给后主上奏有著名的《出师表》，然后以后主刘禅的名义写了一篇《北伐诏书》，进一步阐述天命归于仁德、归于有道的思想。诏书开宗明义：古往今来，天命总是眷顾于有德行道义的一方，而严惩那些残暴逆乱者，因此仁德者的事业总是能够兴隆昌盛，倒行逆施者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
按照这一政治论断，诸葛亮把曹操父子定性为穷凶极恶的逆臣窃国者，而把刘备父子作为有德、仁善的天命承载者：
“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
先主刘备“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
后主刘禅“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
在前、后两份出师表中，诸葛亮进一步明确了“汉、贼不两立”、“王事不偏安”的核心原则，坚定提出“奖率三军，北定中原” ，最终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伟大政治理想。
公元224年，诸葛亮决定重设益州牧府，并亲自兼任益州牧——益州牧这一职务此前为刘备所担任，但是在刘备称帝后一直空缺。因为蜀汉的实际控制范围与益州疆域基本重合。如果另设一个益州牧的实职，则其权治范围与蜀汉皇帝几乎完全一致。诸葛亮则是通过重设牧府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大汉帝国拥有的是整个天下，偏居益州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蜀汉政权最终将通过“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高政治目标。
诸葛亮重设牧府后，选拔了一批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益州学士担任幕僚，牧府别驾、功曹、主薄分别由秦宓、王梁、杜微担任。当年，东吴使节张温来访。在诸葛亮为张温送行时，其他他有应邀官员全部到场，只有益州别驾秦宓因事未到。诸葛亮便派人一再去催，直到秦宓到了之后这才开宴。诸葛亮如此尊重他的属下官员令吴国使者张温敬佩万分。
当时的杜微以耳聋为借口谢绝入职，诸葛亮便多次邀请与他见面，最后派人用车把他接了过来。杜微声称自己耳聋，诸葛亮便恭敬地用文字与他交谈，他诚恳殷切地说：“早就听说您的高贵品德，渴望与您会面……后主今年十八岁，他的天性仁德而厚重、聪慧敏锐，非常爱惜有德行的人，对于贤良之士崇爱有加。现在，天下人都期待着汉室重兴，我想和您一道顺应天意民心，共同辅佐英明天子创建兴复汉室的伟大功业……”
杜微自称年老多病，乞求安静自养，诸葛亮又说：“曹丕弑君篡位，自立为帝，这就像土塑的龙、草扎的狗一样徒有其名。我们要与各位贤士声张正义，讨灭伪诡。而您没有提出任何指点便请求退归山野……现在的形势，是北方进入多事多秋，我们打算守住边境致力农业生产，让人民休养生息，积货蓄财，同时治理兵甲，等待他受到挫折之时，然后出兵讨伐，这样可以收到兵不战、民不劳而平定天下之功。您只需以自己的德行与名望辅助朝廷，不让您负军事之责，何必匆匆忙忙地请求归去呢？”杜微随后接受了谏议大夫的职务。
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蜀汉政权天命地位、争取蜀地官民认同的同时，诸葛亮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力克此前豪强专权、法无权威之积弊，致力于在蜀地实现政通人和、民服臣悦，也为蜀汉政权“嗣武二帝、龚行天罚”奠定稳定有序的社会基础。他和他的同僚制定一整套法律条用以规范社会秩序： “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励臣子，”要求执法者居官守法、“慎独”其身，执法尚严、除恶务尽，以期达到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对于蜀地民众，诸葛亮实行“用心平而劝戒明”的施法策略，反复强调“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他“示仪轨，从权制”，鼓励并引导臣民学法、知法、懂法、用法，避免犯罪。
诸葛亮既强调“明法”、“法治”又注重“德治”、“仁政”，他明确主张“德主刑辅”、 “科”“教”相辅。他的助手（留府长史）张裔评价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陈寿则评价他：“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诸葛亮主政期间还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开发南中，实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他在蜀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实现富国强兵。诸葛亮去世后,魏军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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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不遗余力地讴歌美化诸葛亮，把他刻划成为算无遗策、通天晓地、战无不胜的神话级人物。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远没有演义故事和民间流传的那样神算妙算、法力无边。诸葛亮一生做事周密严谨，时常“丁宁周致”，用现在的话说似乎显得有些唠叨、罗嗦。他在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撰写《作钢铠教》，不厌其烦地交待兵器制作部门在打造铠甲要反复折叠、锻打五次，制造矛枪则要反复十次：“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
《诸葛亮集》收录了一篇诸葛亮撰写的教令：“前后所作斧，都不可用。前到武都，鹿角坏刀环千余枚，赖贼已走。问自作部刀斧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这篇教令写于公元229年第三次北伐之后，诸葛亮在战前指示兵器制作部门赶制了一批斧头和刀具，用于加工鹿角（一种阻挡敌人进攻的防御兵器，用木桩制成三角架，架子上布满枝杈，形成鹿角而得名）。但是由于质量不过关，斧头、刀不经用。如果不是蜀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后果不堪设想。诸葛亮没有轻易处理这件事，而是按同样工艺又定制了百件刀斧，然后再试用百余天却没有再出现问题。这才判定制作工艺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制作部的人员不用心。事实查明，然而把相关责任人抓起来治罪。
诸葛亮做事之严谨周到、细致公允，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他严格责己，处事公允，即使被他严厉惩处的人也都无怨无悔，真正做到“法加于人而无怨者”。他去世的消息传出后，蜀汉罪臣李严悲叹自己从此失去了改过立新的机会，激愤而死。被诸葛亮弹劾的长水校尉廖立听说亮病卒，当即垂泣：“吾终为左衽矣！”
诸葛亮还有一封写给他哥哥、东吴重臣诸葛瑾的书信："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信中的提到的“乔”即诸葛乔，是诸葛谨的二儿子。诸葛亮先前没有儿子（他的儿子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诸葛亮当时已经46岁），把诸葛乔过继为养子。诸葛亮写这封信相应的背景，是随着蜀军启动北伐，诸葛乔随军来到了汉中前线。当时实行轮休制，在前线值守一段时间后即可回到后方休整。诸葛乔本来到了轮休时间，应该回到成都，但是诸葛亮见其他将领子弟都在坚守前线，便让这位养子也留下来与大家荣辱与共，率领士兵在山谷中运转军需物品。
作为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完美的忠臣贤相，诸葛亮外在气质和内心世界超凡脱俗，个人抱负与家国兴亡休戚相关，勤勉王事与悲怜苍生融为一体。他从赤胆忠心地追随刘备到不负重托、勤勉王事，始终以钢浇铁铸般的坚定信念和磐石般的强大意志带领蜀汉团队矢志不移地践行着一个正统王朝才具有的远大理想与信念。在诸葛亮呕心沥血地积极努力下，“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得到了益州上下高度认同，百万巴蜀儿女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众志成城、同心戮力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北伐事业，在乱世之中奏响奖率三军、北定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强音，张扬着正义与良善所特有的崇高与神圣。
陈寿在《三国志》里评价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起后世强烈非议。其实，诸葛亮是《三国志》里获得评价最高、最特殊的人物，陈寿不仅为他本人单独作传、倾心溢美之词在卷尾予以评价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还借助《诸葛氏集》进一步评价“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对于蜀汉功业未成之憾，陈寿也专门作出解释，一方面是由于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同时也是因为“众寡不侔，攻守异体”，而且“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陈寿并称颂诸葛亮去世半个世纪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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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对政权接班人问题、他个人的家庭问题等都作了详尽交待。他在写给后主的奏折里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他交待自己的儿子诸葛瞻：“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他还特意交待属下把自己安葬在定军山下，丧事一切从简：“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一生周密严谨，凡事“丁宁周至”。然而在他的临终遗嘱里，却见不到他对于当时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问题有所交待。
蜀汉政权当时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是由诸葛亮发起并主导、他本人为之倾尽全部身心奋争到生命最后一刻然而始终未能取得突破的北伐事业，在他去世之后又将何去何从？ 蜀汉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坚持履行“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基本政治纲领？对于这些重大政治问题，诸葛亮在临终前只字未提。以诸葛亮的洞明和睿智，他应该在北伐征战过程中思索很多也了悟很多。诸葛亮对此未作任何交待，而是把所有政治选项都不加限锢地留给他的政治接班人，同时也把思索和疑惑留给了后世的人们。
第一节 后诸葛亮时代的国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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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三国时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古人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天下的最高管理者是天子——皇帝，他被认为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而统治整个天下。因此在古人看来，“国际”、“国内”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完全重合的。尽管古人当时也知道天下还有很多偏远、遥不可及、皇帝根本管不到的地方。但大家认为皇帝管不到的那些地方都是荒蛮之地，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卫在皇帝统治区域的四周，因此被统称为“藩”，就是像篱笆、屏障一样拱卫着中华族群。开始的时候，皇帝能够管到的地方大致处于黄河淤积的中原，后来又拓展到长江流域及岭南。中原地区土质松散，便于耕种，文明发育较早，收获相对稳定而丰饶。古代先民便把这些区域称之为中华——“中”就是中心、中央，寓意天下之中；“华”就是华夏族群，也有人认为“华”通“花”。“中华”就是处于天下的中心位置、美丽富饶得像鲜花一般。
陈寿当年作史时并没有用《三国志》这样的书名。他分别撰写了《魏书》、《蜀书》和《吴书》。这三部书后来被合为一体，统称之为《三国志》。陈寿即使把魏、蜀、吴分开来写，也仍然严格按照一个天下的规制，他只给曹魏方面的皇帝以“纪”的待遇。“纪”的本意是纲纪，在纪传体史书里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刘备、孙权尽管也是皇帝，但他们只能受到普通的“传”的待遇，表明作者不承认他们作为皇帝的天命地位、不承认他们所创建的国家为正统政权。
陈寿只是在写到刘备父子时称之以“先主”、“后主”，而提到孙权时则直呼其名为“权”，以这种微妙的差别来体现他作为蜀汉故国旧臣的追思之意。
不光是陈寿本人这么认为。魏、蜀、吴三家当时也都坚持自己才是受之于天命的合法政权，而把其他政权统称之为“贼”，并因此接连不断地讨伐对方。曹操把对东吴和蜀汉的讨伐称之为“奉辞伐罪”，蜀汉方面以“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讨伐曹魏，东吴孙权也自称是“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
尽管三方都只是占居了局部区域而未能统一天下，但是各自的官职设置都具有全域性，像蜀汉的实际权治范围只有一个益州，而凉州、并州、冀州其他地区都处于曹魏政权的控制之下，但蜀汉中央仍然按照统一规制分别任命了凉州、并州、冀州等其他各州的刺史，其凉州刺史先后由马超、魏延、姜维等遥领，大将廖化遥领过并州剌史，张翼则遥领过冀州刺史。曹魏方面也相应地任命了徐州刺史、益州刺史。在公元219年刘备攻打汉中时，曹魏方面的益州刺史名叫赵颙，他和名将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所杀。
蜀汉政权的国号只有一个字：“汉”。这是有人始终未能弄清楚的事情。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建国时，其国号就是“汉”，与西汉、东汉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汉”，而不是“蜀汉”或者“季汉”。其实由刘邦所创建的西汉（也有人称之为前汉）、由刘秀所创建的东汉（也有人称之为后汉），当时的国号都是“汉”。所谓的西汉、东汉或者前汉、后汉，都是后人的称谓，目的为了将二者相区别。同样，蜀汉也是后人对于刘备在蜀地所建汉政权的别称。曹魏方面由于不承认这个汉政权，因此时常以其所在蜀地而称之为“蜀”。后主刘禅、诸葛亮等人当时为了区别此前建立的西汉和东汉，有时候也将己方政权自称为“季汉”。“季”有“小、末了”之意，“季汉”就是继西汉和东汉之后另外一个与之一脉相承而同样受命于天的大汉政权。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刘禅在悼念诏书里便用此称谓：“（诸葛亮）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蜀臣杨戏于公元241撰写诗文评价当时已经过世的蜀汉君臣，篇名就叫《季汉辅臣赞》。从法理上说，蜀汉政权的权治范围与西汉、东汉是完全重叠的。因此刘备称帝时提出“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建国纲领，就是要继承刘邦、刘秀所开创的天下社稷，代表天的旨意对逆乱窃国者予以惩罚，并坚信“窍取天下者必诛之。”曹魏政权迟早会像王莽、袁术之流一样遭到诛灭，汉室江山一定能够像高山大海那样永世长存、万寿无疆。
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唯一能够代表天下的就是“魏”，其法理基础就是禅让。按照《三国志》记载，曹魏方面的政治逻辑是：“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就是说大汉皇帝看到了天命、众望都在于魏的基本现实，于是主动提出来要按照古代先贤的做法，把皇位让给魏王曹丕。汉献帝不仅是主动地禅让，而且一让再让，当时的魏王曹丕则是义正辞严地一再推辞，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这才不得不顺从天命民望，勉强接受了帝位。
《三国志》一方面在《文帝纪》里交代汉献帝主动召集群臣决定禅让，同时又在《卫凯传》里指出，曹丕继任魏王后即把他的亲信卫觊安排到汉献帝身边，目的就是让卫凯做通汉帝的工作，使他尽快让位。《三国志》裴注引述《献帝传》里的记载则要复杂得多。公元220年11月，先是魏方的臣僚不断列举各种祧、图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魏王曹丕表示劝进，曹丕对此统统予以严正拒绝。他甚至严厉表示，自己宁可跳海而死也不能冒天下之不韪而接受禅让之诏。到了汉帝的第四次禅让诏书发布后，曹丕终于不再推辞，在臣僚奏折上批道：“可。”
轰轰烈烈的劝进与禅让过程虽然是一场政治闹剧，但至少在表面上看，魏政权接受禅让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而蜀汉政权由于地处偏远，山水阻断，因此被看作是“化外之地”。即使这样，魏国也从未承认过蜀汉政权的合法存在，在曹魏所有官方文书里始终称呼蜀汉政权为“蜀”或者“贼”，而始终回避蜀汉政权所任命的各种官职。如果实在无法避开，就要在职务前面加上一个“伪”字，表明蜀汉政权是非法的。公元253年，魏方降将郭修刺杀蜀汉大将军，魏国皇帝为此下诏表彰刺客郭修，诏书称姜维为“蜀将”，而称费祎为“伪大将军”。总之，魏、蜀、吴三方政权并峙丝毫不影响魏国政权的法理正义，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这个天下的正统政权是魏，没有丝毫问题。
吴主孙权的政治图谱比较混乱，这大概是孙吴政权时常被后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三国对峙期间，军事冲突的热点区域主要是在东吴与魏国边界，双方在合肥、襄樊沿线对抗的频率和强度明显高于魏、蜀交界的汉中、岐山沿线。期间，东吴方面人才倍出、将星闪耀，其幅员、军事实力和团队质量等各方面情况客观上要比蜀汉方面更好一些。但由于缺乏明确有感召力的政治纲领，东吴方面给人留下印象始终像是个旁观者。
吴主孙权曾经于公元217年向曹操表示臣服。史书记载曹操对此表示接受。但孙权并没有按照当时的政治规矩把他的儿子送到曹操身边受封（就是做人质），于是在公元219年双方在合肥一带冲突再起。到关羽水淹七军之后，孙权又多次给曹操写信表示称臣并建议让曹操当皇帝——孙权开始是向曹操致“笺”，“笺”是一般的信件，后来更改为“上疏”，“疏”是臣子写给皇帝的书信。孙权如此向曹操称臣谄媚，大概是担心关羽拿下襄樊、蜀汉政权将会做大到不可收拾。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孙权再次翻脸，命部将陈邵一度攻了襄阳（襄阳于第二年又被曹仁夺回）。但是在刘备讨伐东吴、发动夷陵之战的前夕，孙权无奈再次向曹魏称臣，曹丕赐九锡并封其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3州军事。到了夷陵大败刘备之后，孙权因为拒绝抵押人质，再次遭到曹魏讨伐。孙权一方面给曹丕低头认错，又主动给刘备写信表示修好。于是在一个阶段里东吴方面成为三国中的两面派，一方面积极与蜀汉方面谋划重建联盟，同时又保持着对曹魏政权的藩属关系。到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双方关系正式定格为正、逆之争，并不断为此进行相互攻伐。
蜀汉与东吴之间看似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也敏感得多。按照史书记载，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后，作为政治盟友的东吴方面根本上就没有予以承认。因此孙权在夷陵之战后派使者郑泉前往蜀汉表示修好，特意交待使者见到刘备要首先解释清楚我们过去称呼你们为“蜀”，这是因为汉献帝毕竟还在位；那么这次见到刘备时可以称之为“汉中王”。言外之意是不能称他为皇上。这时候刘备事实已经称帝，但是孙权当时却没法承认刘备所建立的这个“汉”，因为刘备声称他所建立的这个汉朝沿袭两汉而拥有整个天下，如果孙权对此予以承认，那就意味着他孙权的东吴也变成这个汉国的“藩”，这是孙权方面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再次在蜀汉朝堂引起轩然大波。据史书记载，当时孙权曾经请求蜀汉方面承认他的建立的吴从而实现“并尊二帝”：天下有了两个天命政权、两个中央、两个皇帝。所谓“并尊二帝”，一个是刘禅、一个就是孙权。蜀汉方面闻讯，上下为之愤慨、朝野一片沸腾。因为蜀汉方面的正统势力当时非常强大，众臣一致认为，天下唯一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只有一个大汉政权，能够代表上天行使主权的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是后主刘禅。其他任何人妄图称帝都是在逆反天意、非法自立。因此，北方的魏国皇帝是叛贼，他孙权也是个假皇帝。于是纷纷要求对东吴断交，甚至还要予以讨伐，正所谓“汉、贼不两立”。
这个难题同时摆在了后主刘禅和丞相诸葛亮面前。面对蜀汉朝堂上的激昂群情，诸葛亮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亲自出面做工作。他首先认定孙权称帝是大逆不道的僭逆行为，不能予以承认。但同时又提出如果蜀、吴之间撕破脸皮，对于蜀、吴双方都不利，联盟破裂只能给北方的曹魏集团留下机会。因此，蜀汉方面需要暂时从现实出发，对孙权称帝事件变通处理：一方面认定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对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另一方面我们要实现“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理想，客观上还需要有东吴方面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与响应。因此对于孙权的僭逆行为先不要说破，而是还要继续保持与东吴方面的联盟关系——潜台词是等到统一北方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再来治罪孙权的谋逆行为。
诸葛亮的这层意思，在此前邓芝出使东吴时已经得到完整表述。事情发生在孙权称帝之前的公元223年。当时孙权曾经试探着对邓芝说：“等到我们共同把北边的曹魏伪政权摆平之后，我和你们的后主各做各的皇帝，不是也挺好吗？”邓芝听后严厉作答：“这个绝对办不到。俗话说得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等到我们共同灭魏之后，如果您要不承认我方是天下唯一的天命正统，那么我们之间一定会战端再起，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蜀汉方面基于现实考虑，派使节到东吴祝贺孙权并与之结盟。东吴方面也不得不作出妥协，正式承认蜀汉政权为“汉”。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孙权称帝的前提是大汉王朝已经覆灭、天下无主（“汉氏已绝祀於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现在他称帝后出现当时的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承认蜀汉政权为汉室正统，这也同时意味着他孙权称帝就是非法的，要么吴国便是蜀汉政权的“藩”。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另外的选项空间。但是面对更加强势的曹魏政权，双方各自都退了一步，暂时把敏感问题模糊处理。夷陵之战的结局使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
翻阅三国史料，一个明显的直观感觉，是在那种三方争霸、战火纷飞的对峙时代，魏、蜀、吴三方政治人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情谊联系。
蜀、吴之间作为政治和军事盟友，关系自不必说。刘备和曹操互为宿敌，两人在政治上相互攻讦，战场上打得血肉横飞，但由于早期有过多次合作关系，因此始终具有英雄相惜的私人情感。据《魏略》记载，刘备听说曹操去世的消息后没有弹冠相庆，而是当即写信致哀并派属下带着丧礼前去悼唁。在清人严可均编著的《全三国文》里，有一篇《与诸葛亮书》，应该是曹操在某个时候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书信，内容只有一句话: “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鸡舌香，按照《齐民要术》记载就是丁香。史料记载汉代一些臣僚因为年老口臭，皇帝便赐鸡舌香让其含在口中消除异味，口舌香的作用便类似于如今的口香糖。后来，含鸡舌香伏奏事成为一项宫廷礼仪。唐代诗人刘禹锡因此有一句诗：“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由此看来，曹操向诸葛亮赠送鸡舌香很可能含有一种寓意，希望诸葛亮能够归顺于他，两人同朝为官。
公元249年，曹魏方面发生高平陵事变后，大将夏侯霸作为宗室人物担心受到株连，惶然投奔蜀国。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在公元219年的汉中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霸一度恨得咬牙切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然而在国内发生政变之后他毅然决定投奔蜀国，因为他与蜀汉皇帝之间还有另外的亲缘关系。按照《魏略》记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张飞在徐州战败后与刘备走散，逃亡途中遇到夏侯渊的侄女、也就是夏侯霸的堂妹。夏侯霸的这位堂妹妹正在野外砍柴。张飞便娶她为妻。他们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刘禅。大女儿先被刘禅立为皇后，她去世后，刘禅又立她的妹妹为后。夏侯霸因此当即受到后主接见。在这次重要的会见中，后主特意解释：“你的父亲（即夏侯渊）是在两军交战之中遇难的。战场上都是各为其主，不能说是我的先辈加害。”后主把皇后和几个皇子招集在一起，指着他们对夏侯霸说：“这都是你们夏侯氏家族的外甥！”
出自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则分布三国，都是所在政权的显赫人物，时人称诸葛家族有“一龙、一虎、一犬”，其中“一龙”就是蜀汉政权的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其子诸葛瞻后为卫将军、平尚书事；“一虎”是诸葛亮的哥哥、大将军诸葛谨，其长子为诸葛恪，诸葛恪的弟弟诸葛乔被过继给了诸葛亮，但英年早逝。他在蜀汉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诸葛攀。诸葛恪后来被孙峻所杀、惨遭灭族，这个诸葛攀便成为东吴诸葛谨这一枝的唯一传人；“一犬”则是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曹魏政权的镇东大将军。由于蜀、吴两方互为盟国，诸葛亮和哥哥诸葛谨能够保持通信联系。由于政治原因，诸葛谨在代表吴主出使蜀汉期间，与弟弟只是在公众场合相见，却从未私面会面。
公元256年诸葛诞在寿春反叛，为了取得东吴方面的驰援，他把儿子诸葛靓送到东吴作为人质。诸葛诞兵败身亡后，这个诸葛靓便一直留在东吴，官至右将军，在多次征战中建功立业。西晋司马炎灭掉东吴统一天下，诸葛靓由于父亲的原则，始终拒绝与晋朝合作。诸葛靓和晋帝司马炎，他们幼年时代同为重臣子弟，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有一次皇帝亲自找上门来，诸葛靓躲到厕所里不愿意见他。皇帝追过去与他相见，并问：“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交情吗？”诸葛靓流泪涕泣：“我没能作到往身上涂漆，把脸上的皮刮下来，见到圣上实在是又愧又恨。”
虽然血浓于水，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力的中枢组织，三国时期原本是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同族兄弟、故交或亲友，却在延绵不绝的战乱与动荡中分属不同阵营而相互隔离、刀兵相向、自相残杀。赤壁战后，先是三大集团之间的混战，继而便是由诸葛亮和孙权共同主导的蜀、吴联军北伐。到诸葛亮去世后，蜀、吴联盟失去了发动北伐的重要动力。由于蜀方采取实行战略收缩，东吴方面对北方的军事攻势也趋于舒缓，国际局势相对平静。但曹魏和吴国则开始酝酿内乱的旋涡，并相继发生严重内讧，政变和杀戮如同赛跑般地呼啸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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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讲，三国时期不存在所谓的国际形势。在中国古人眼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天下的最高管理者是天子——皇帝，他被认为是上天的儿子，受命于天而统治整个天下。因此在古人看来，“国际”、“国内”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是完全重合的。尽管古人当时也知道天下还有很多偏远、遥不可及、皇帝根本管不到的地方。但大家认为皇帝管不到的那些地方都是荒蛮之地，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卫在皇帝统治区域的四周，因此被统称为“藩”，就是像篱笆、屏障一样拱卫着中华族群。开始的时候，皇帝能够管到的地方大致处于黄河淤积的中原，后来又拓展到长江流域及岭南。中原地区土质松散，便于耕种，文明发育较早，收获相对稳定而丰饶。古代先民便把这些区域称之为中华——“中”就是中心、中央，寓意天下之中；“华”就是华夏族群，也有人认为“华”通“花”。“中华”就是处于天下的中心位置、美丽富饶得像鲜花一般。
陈寿当年作史时并没有用《三国志》这样的书名。他分别撰写了《魏书》、《蜀书》和《吴书》。这三部书后来被合为一体，统称之为《三国志》。陈寿即使把魏、蜀、吴分开来写，也仍然严格按照一个天下的规制，他只给曹魏方面的皇帝以“纪”的待遇。“纪”的本意是纲纪，在纪传体史书里是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刘备、孙权尽管也是皇帝，但他们只能受到普通的“传”的待遇，表明作者不承认他们作为皇帝的天命地位、不承认他们所创建的国家为正统政权。
陈寿只是在写到刘备父子时称之以“先主”、“后主”，而提到孙权时则直呼其名为“权”，以这种微妙的差别来体现他作为蜀汉故国旧臣的追思之意。
不光是陈寿本人这么认为。魏、蜀、吴三家当时也都坚持自己才是受之于天命的合法政权，而把其他政权统称之为“贼”，并因此接连不断地讨伐对方。曹操把对东吴和蜀汉的讨伐称之为“奉辞伐罪”，蜀汉方面以“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政治纲领讨伐曹魏，东吴孙权也自称是“志在平世，奉辞行罚，举足为民。”
尽管三方都只是占居了局部区域而未能统一天下，但是各自的官职设置都具有全域性，像蜀汉的实际权治范围只有一个益州，而凉州、并州、冀州其他地区都处于曹魏政权的控制之下，但蜀汉中央仍然按照统一规制分别任命了凉州、并州、冀州等其他各州的刺史，其凉州刺史先后由马超、魏延、姜维等遥领，大将廖化遥领过并州剌史，张翼则遥领过冀州刺史。曹魏方面也相应地任命了徐州刺史、益州刺史。在公元219年刘备攻打汉中时，曹魏方面的益州刺史名叫赵颙，他和名将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所杀。
蜀汉政权的国号只有一个字：“汉”。这是有人始终未能弄清楚的事情。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建国时，其国号就是“汉”，与西汉、东汉同宗同源、一脉相承的“汉”，而不是“蜀汉”或者“季汉”。其实由刘邦所创建的西汉（也有人称之为前汉）、由刘秀所创建的东汉（也有人称之为后汉），当时的国号都是“汉”。所谓的西汉、东汉或者前汉、后汉，都是后人的称谓，目的为了将二者相区别。同样，蜀汉也是后人对于刘备在蜀地所建汉政权的别称。曹魏方面由于不承认这个汉政权，因此时常以其所在蜀地而称之为“蜀”。后主刘禅、诸葛亮等人当时为了区别此前建立的西汉和东汉，有时候也将己方政权自称为“季汉”。“季”有“小、末了”之意，“季汉”就是继西汉和东汉之后另外一个与之一脉相承而同样受命于天的大汉政权。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刘禅在悼念诏书里便用此称谓：“（诸葛亮）将建殊功於季汉，参伊周之巨勋。” 蜀臣杨戏于公元241撰写诗文评价当时已经过世的蜀汉君臣，篇名就叫《季汉辅臣赞》。从法理上说，蜀汉政权的权治范围与西汉、东汉是完全重叠的。因此刘备称帝时提出“嗣武二帝、龚行天罚”的建国纲领，就是要继承刘邦、刘秀所开创的天下社稷，代表天的旨意对逆乱窃国者予以惩罚，并坚信“窍取天下者必诛之。”曹魏政权迟早会像王莽、袁术之流一样遭到诛灭，汉室江山一定能够像高山大海那样永世长存、万寿无疆。
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唯一能够代表天下的就是“魏”，其法理基础就是禅让。按照《三国志》记载，曹魏方面的政治逻辑是：“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就是说大汉皇帝看到了天命、众望都在于魏的基本现实，于是主动提出来要按照古代先贤的做法，把皇位让给魏王曹丕。汉献帝不仅是主动地禅让，而且一让再让，当时的魏王曹丕则是义正辞严地一再推辞，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这才不得不顺从天命民望，勉强接受了帝位。
《三国志》一方面在《文帝纪》里交代汉献帝主动召集群臣决定禅让，同时又在《卫凯传》里指出，曹丕继任魏王后即把他的亲信卫觊安排到汉献帝身边，目的就是让卫凯做通汉帝的工作，使他尽快让位。《三国志》裴注引述《献帝传》里的记载则要复杂得多。公元220年11月，先是魏方的臣僚不断列举各种祧、图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魏王曹丕表示劝进，曹丕对此统统予以严正拒绝。他甚至严厉表示，自己宁可跳海而死也不能冒天下之不韪而接受禅让之诏。到了汉帝的第四次禅让诏书发布后，曹丕终于不再推辞，在臣僚奏折上批道：“可。”
轰轰烈烈的劝进与禅让过程虽然是一场政治闹剧，但至少在表面上看，魏政权接受禅让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问题。而蜀汉政权由于地处偏远，山水阻断，因此被看作是“化外之地”。即使这样，魏国也从未承认过蜀汉政权的合法存在，在曹魏所有官方文书里始终称呼蜀汉政权为“蜀”或者“贼”，而始终回避蜀汉政权所任命的各种官职。如果实在无法避开，就要在职务前面加上一个“伪”字，表明蜀汉政权是非法的。公元253年，魏方降将郭修刺杀蜀汉大将军，魏国皇帝为此下诏表彰刺客郭修，诏书称姜维为“蜀将”，而称费祎为“伪大将军”。总之，魏、蜀、吴三方政权并峙丝毫不影响魏国政权的法理正义，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这个天下的正统政权是魏，没有丝毫问题。
吴主孙权的政治图谱比较混乱，这大概是孙吴政权时常被后人忽视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三国对峙期间，军事冲突的热点区域主要是在东吴与魏国边界，双方在合肥、襄樊沿线对抗的频率和强度明显高于魏、蜀交界的汉中、岐山沿线。期间，东吴方面人才倍出、将星闪耀，其幅员、军事实力和团队质量等各方面情况客观上要比蜀汉方面更好一些。但由于缺乏明确有感召力的政治纲领，东吴方面给人留下印象始终像是个旁观者。
吴主孙权曾经于公元217年向曹操表示臣服。史书记载曹操对此表示接受。但孙权并没有按照当时的政治规矩把他的儿子送到曹操身边受封（就是做人质），于是在公元219年双方在合肥一带冲突再起。到关羽水淹七军之后，孙权又多次给曹操写信表示称臣并建议让曹操当皇帝——孙权开始是向曹操致“笺”，“笺”是一般的信件，后来更改为“上疏”，“疏”是臣子写给皇帝的书信。孙权如此向曹操称臣谄媚，大概是担心关羽拿下襄樊、蜀汉政权将会做大到不可收拾。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孙权再次翻脸，命部将陈邵一度攻了襄阳（襄阳于第二年又被曹仁夺回）。但是在刘备讨伐东吴、发动夷陵之战的前夕，孙权无奈再次向曹魏称臣，曹丕赐九锡并封其为吴王、大将军、领荆州牧，节督荆扬交3州军事。到了夷陵大败刘备之后，孙权因为拒绝抵押人质，再次遭到曹魏讨伐。孙权一方面给曹丕低头认错，又主动给刘备写信表示修好。于是在一个阶段里东吴方面成为三国中的两面派，一方面积极与蜀汉方面谋划重建联盟，同时又保持着对曹魏政权的藩属关系。到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双方关系正式定格为正、逆之争，并不断为此进行相互攻伐。
蜀汉与东吴之间看似简单，事实上要复杂得多也敏感得多。按照史书记载，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后，作为政治盟友的东吴方面根本上就没有予以承认。因此孙权在夷陵之战后派使者郑泉前往蜀汉表示修好，特意交待使者见到刘备要首先解释清楚我们过去称呼你们为“蜀”，这是因为汉献帝毕竟还在位；那么这次见到刘备时可以称之为“汉中王”。言外之意是不能称他为皇上。这时候刘备事实已经称帝，但是孙权当时却没法承认刘备所建立的这个“汉”，因为刘备声称他所建立的这个汉朝沿袭两汉而拥有整个天下，如果孙权对此予以承认，那就意味着他孙权的东吴也变成这个汉国的“藩”，这是孙权方面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再次在蜀汉朝堂引起轩然大波。据史书记载，当时孙权曾经请求蜀汉方面承认他的建立的吴从而实现“并尊二帝”：天下有了两个天命政权、两个中央、两个皇帝。所谓“并尊二帝”，一个是刘禅、一个就是孙权。蜀汉方面闻讯，上下为之愤慨、朝野一片沸腾。因为蜀汉方面的正统势力当时非常强大，众臣一致认为，天下唯一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只有一个大汉政权，能够代表上天行使主权的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是后主刘禅。其他任何人妄图称帝都是在逆反天意、非法自立。因此，北方的魏国皇帝是叛贼，他孙权也是个假皇帝。于是纷纷要求对东吴断交，甚至还要予以讨伐，正所谓“汉、贼不两立”。
这个难题同时摆在了后主刘禅和丞相诸葛亮面前。面对蜀汉朝堂上的激昂群情，诸葛亮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亲自出面做工作。他首先认定孙权称帝是大逆不道的僭逆行为，不能予以承认。但同时又提出如果蜀、吴之间撕破脸皮，对于蜀、吴双方都不利，联盟破裂只能给北方的曹魏集团留下机会。因此，蜀汉方面需要暂时从现实出发，对孙权称帝事件变通处理：一方面认定孙权称帝是僭逆行为，对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另一方面我们要实现“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政治理想，客观上还需要有东吴方面在政治、军事上的支持与响应。因此对于孙权的僭逆行为先不要说破，而是还要继续保持与东吴方面的联盟关系——潜台词是等到统一北方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再来治罪孙权的谋逆行为。
诸葛亮的这层意思，在此前邓芝出使东吴时已经得到完整表述。事情发生在孙权称帝之前的公元223年。当时孙权曾经试探着对邓芝说：“等到我们共同把北边的曹魏伪政权摆平之后，我和你们的后主各做各的皇帝，不是也挺好吗？”邓芝听后严厉作答：“这个绝对办不到。俗话说得好，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等到我们共同灭魏之后，如果您要不承认我方是天下唯一的天命正统，那么我们之间一定会战端再起，而且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蜀汉方面基于现实考虑，派使节到东吴祝贺孙权并与之结盟。东吴方面也不得不作出妥协，正式承认蜀汉政权为“汉”。这确实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因为孙权称帝的前提是大汉王朝已经覆灭、天下无主（“汉氏已绝祀於天，皇帝位虚，郊祀无主”）。现在他称帝后出现当时的政治需要，又不得不承认蜀汉政权为汉室正统，这也同时意味着他孙权称帝就是非法的，要么吴国便是蜀汉政权的“藩”。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另外的选项空间。但是面对更加强势的曹魏政权，双方各自都退了一步，暂时把敏感问题模糊处理。夷陵之战的结局使双方都意识到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
翻阅三国史料，一个明显的直观感觉，是在那种三方争霸、战火纷飞的对峙时代，魏、蜀、吴三方政治人物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各种情谊联系。
蜀、吴之间作为政治和军事盟友，关系自不必说。刘备和曹操互为宿敌，两人在政治上相互攻讦，战场上打得血肉横飞，但由于早期有过多次合作关系，因此始终具有英雄相惜的私人情感。据《魏略》记载，刘备听说曹操去世的消息后没有弹冠相庆，而是当即写信致哀并派属下带着丧礼前去悼唁。在清人严可均编著的《全三国文》里，有一篇《与诸葛亮书》，应该是曹操在某个时候写给诸葛亮的一封书信，内容只有一句话: “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鸡舌香，按照《齐民要术》记载就是丁香。史料记载汉代一些臣僚因为年老口臭，皇帝便赐鸡舌香让其含在口中消除异味，口舌香的作用便类似于如今的口香糖。后来，含鸡舌香伏奏事成为一项宫廷礼仪。唐代诗人刘禹锡因此有一句诗：“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由此看来，曹操向诸葛亮赠送鸡舌香很可能含有一种寓意，希望诸葛亮能够归顺于他，两人同朝为官。
公元249年，曹魏方面发生高平陵事变后，大将夏侯霸作为宗室人物担心受到株连，惶然投奔蜀国。夏侯霸的父亲夏侯渊在公元219年的汉中之战中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霸一度恨得咬牙切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然而在国内发生政变之后他毅然决定投奔蜀国，因为他与蜀汉皇帝之间还有另外的亲缘关系。按照《魏略》记载，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张飞在徐州战败后与刘备走散，逃亡途中遇到夏侯渊的侄女、也就是夏侯霸的堂妹。夏侯霸的这位堂妹妹正在野外砍柴。张飞便娶她为妻。他们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刘禅。大女儿先被刘禅立为皇后，她去世后，刘禅又立她的妹妹为后。夏侯霸因此当即受到后主接见。在这次重要的会见中，后主特意解释：“你的父亲（即夏侯渊）是在两军交战之中遇难的。战场上都是各为其主，不能说是我的先辈加害。”后主把皇后和几个皇子招集在一起，指着他们对夏侯霸说：“这都是你们夏侯氏家族的外甥！”
出自琅琊阳都的诸葛家族则分布三国，都是所在政权的显赫人物，时人称诸葛家族有“一龙、一虎、一犬”，其中“一龙”就是蜀汉政权的丞相、录尚书事诸葛亮，其子诸葛瞻后为卫将军、平尚书事；“一虎”是诸葛亮的哥哥、大将军诸葛谨，其长子为诸葛恪，诸葛恪的弟弟诸葛乔被过继给了诸葛亮，但英年早逝。他在蜀汉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诸葛攀。诸葛恪后来被孙峻所杀、惨遭灭族，这个诸葛攀便成为东吴诸葛谨这一枝的唯一传人；“一犬”则是诸葛亮的堂弟诸葛诞，曹魏政权的镇东大将军。由于蜀、吴两方互为盟国，诸葛亮和哥哥诸葛谨能够保持通信联系。由于政治原因，诸葛谨在代表吴主出使蜀汉期间，与弟弟只是在公众场合相见，却从未私面会面。
公元256年诸葛诞在寿春反叛，为了取得东吴方面的驰援，他把儿子诸葛靓送到东吴作为人质。诸葛诞兵败身亡后，这个诸葛靓便一直留在东吴，官至右将军，在多次征战中建功立业。西晋司马炎灭掉东吴统一天下，诸葛靓由于父亲的原则，始终拒绝与晋朝合作。诸葛靓和晋帝司马炎，他们幼年时代同为重臣子弟，是一起长大的发小。有一次皇帝亲自找上门来，诸葛靓躲到厕所里不愿意见他。皇帝追过去与他相见，并问：“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交情吗？”诸葛靓流泪涕泣：“我没能作到往身上涂漆，把脸上的皮刮下来，见到圣上实在是又愧又恨。”
虽然血浓于水，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有效力的中枢组织，三国时期原本是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同族兄弟、故交或亲友，却在延绵不绝的战乱与动荡中分属不同阵营而相互隔离、刀兵相向、自相残杀。赤壁战后，先是三大集团之间的混战，继而便是由诸葛亮和孙权共同主导的蜀、吴联军北伐。到诸葛亮去世后，蜀、吴联盟失去了发动北伐的重要动力。由于蜀方采取实行战略收缩，东吴方面对北方的军事攻势也趋于舒缓，国际局势相对平静。但曹魏和吴国则开始酝酿内乱的旋涡，并相继发生严重内讧，政变和杀戮如同赛跑般地呼啸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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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方面的隐患出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曹魏政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过于倚重宗室。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6年去世。他临终前明确由其子曹叡继位，并托孤于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等资深重臣。司马懿由此得以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决策层，但曹魏宗室成员中还有曹真和曹休两位统帅级人物。再加上魏明帝曹叡本人明识善断，处事沉着刚毅，他23岁登基后即能独立处理国政。面对曹叡这个明断之君，司马懿也只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没有其他任何非分机会。
问题是到了公元228年，镇守南部的大将曹休在征伐东吴失利后郁愤而死，司职西部对蜀作战的大司马曹真也于三年后的公元231年病逝。至此，曹魏所倚重的重量级宗室人物全部凋落，政权内部因此出现了很大隐患。魏明帝曹叡面对蜀军的连续征伐，只好诏令大将军司马懿统兵进入西线抵御蜀汉进攻。这是诸葛亮北伐后期出现的局面。
司马懿这个人极其复杂。他一生征战无数、屡战屡胜，只有在与诸葛亮交手时没有占据明显优势。但当时的曹魏内部也只有司马懿能够胜任于西线御敌。史书记载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就是肩头不动而能往后看，据说狼有这样习惯，因为狼性多疑，总是担心后边受到袭击，因此时常在奔走时不停地回头看。曹操还曾经做过“三马同食一槽”的恶梦，心甚恶之。他因此提醒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是司马懿担任过太子中庶子一职，与曹丕关系密切，而且在曹丕上位过程中发挥过作用。司马懿做人低调，为政勤俭，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曹丕的疑虑。最重要的是曹丕胸有韬略、精于权术，自认为足以驾驭得了司马懿。他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事实上也完全能够掌握局势，因此在曹丕父子执政期间，司马懿“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曹魏方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曹操的两个继任者都过于短寿。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公元226年去世时只有40岁，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寿命更短，去世时只有36岁。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临终前，确定由他的养子曹芳接任。当时曹芳只有8岁。曹叡本来是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由曹宇领衔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曹宇是曹操与环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宇与曹植为一母所生，曹宇也是末代皇帝曹奂的父亲），是新君曹芳的爷辈。夏侯献、曹爽和曹肇不用说都是曹家自己人。秦朗则是曹操所宠爱的养子。这明显是一个由宗亲组成的辅政班子，本来没有司马懿什么事。问题出在魏明帝的两个近臣刘放和孙资身上。他们两人长期担任曹魏机要大臣，受到两任皇帝宠爱却因此遭到宗室的忌妒。两人认为如果曹宇这一班人执掌政权，他们的地位堪忧，甚至性命也未必能够保住。因此在魏明帝面前百般指责曹宇不堪大任，几经周折，辅政大臣结果变成了武威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三国时代的曹魏宗室（包括夏侯氏家族成员在内），整体上都很优秀。只有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的曹爽是少有的庸才。他开始对司马懿还算尊重，但很快就听从亲信提议，对司马懿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军权。此后的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等到司马懿的权力完全被架空，曹爽更是骄横奢侈，没有任何节制，饮食和衣服的规格和天子相似，还私自取用先帝曹睿的才人为自己伎乐，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期间，曹爽为了提高个人威望，发动了对蜀汉的战争。公元244年兴势之战，这在蜀汉是蒋琬和费一执政的交替时期。兴势之战由费一主导并取得全面胜利。
到曹爽执政后期，司马懿一直称病在家。史书记载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迹前夕，李胜赴任荆州刺史之前拜访太傅司马懿，只见司马懿由两个婢女服侍着，喝粥时连碗都拿不住，只好由侍女端着喝，米粥从嘴边一直流到胸前、床上。听说来客即将到荆州赴任，司马懿装糊涂说：“并州靠近胡人，你应该小心戒备！”李胜大声说：“我要去的是故乡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故意问：“你刚到过并州？”
曹爽听说司马懿的病情到了这般程度，因此完全不加防备，这便注定了他最后的灭亡。公元249年年初，曹爽兄弟及其党羽陪同皇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墓地，洛阳空无防备。久病卧床不起的司马懿突然振奋，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带兵关闭城门、占领武库重地并控制了曹爽及其党羽。曹爽一帮人尽管仍有翻身机会，但终因才质过于平庸而束手就擒。
司马懿父子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完全掌握了北方的局面。曹魏政权的小皇帝完全沦为司马氏父子的傀儡。
高平陵事变后，太尉王凌不满司马懿专权，认为问题出在皇帝曹芳年幼暗弱，于是和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私下密谋拥立楚王曹彪为帝，企图以此抑制司马懿。但是令狐愚不久病逝，王凌试图再拉其他人入伙，在这个过程中泄露了机密。太尉王凌就是当年设计除掉董卓的东汉司徒王允之侄。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迅速调集兵马进入王凌的大本营寿春。王凌自知情况不妙，他的兵力又无法和司马懿大军抗衡，于是自行到司马懿认罪投降，后自杀。这是三国史上著名的淮南三叛中的“第一叛”。王淩、令狐愚等被灭三族。曹彪亦被赐死，他是曹操的第17个儿子。
王凌自杀两个月后，年事已高的司马懿病于一场惊梦，不久去世。他的长子、抚军大将军司马师由此开始全面执政。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沉着坚毅，素有雄才大略。史书记载高平陵事变前夜，司马昭担心得展转反侧，一夜都没有睡好觉，而司马师却像平时一样呼呼安睡。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事实上也很卓越，兄弟两人都是三国后期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们的命运同样都很可悲。以他们超凡脱俗的个人能力，都完全有机会辅助君主内修治理、御敌卫国，成就另外一番事业而标炳史册。然而一旦他们随同其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此后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已经身不由主。游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剑刃之间，他们除了独断专行并不断地疯狂杀戮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如那些因为战乱和灾荒而四处流离的下层民众，老百姓虽然食不裹腹，却不用担心政治清算，更没有复仇追杀的惊竦与恐怖。
公元252年（司马懿去世的第二年），司马师被晋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全面接管魏国军政事务。同一年的5月份，吴主孙权去世。东吴重臣诸葛谨的长子、大将军诸葛恪出任首席辅政大臣，全面掌握东吴局势。蜀汉方面也于下一年（公元253年）出现权力更替，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当年年初遇剌身亡，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随即掌权。
这样一来，三国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三方政权几乎同时换帅的局面，三国争霸几乎就要变成了三个少壮派的对抗。其实三个少壮派当时的年龄都已经不算很小，北方的司马师时年48岁，东吴诸葛恪50岁，蜀汉姜维已经52岁。但他们都算是三国政坛上的新生代，且都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资禀赋。然而由于各种意外而又必然的原因，诸葛恪和司马师很快在随后的政权内讧中丧命，只有姜维苦苦支撑到政权覆灭的最后时刻。
曹魏方面的隐患出在诸葛亮去世之前。曹魏政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过于倚重宗室。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于公元226年去世。他临终前明确由其子曹叡继位，并托孤于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等资深重臣。司马懿由此得以进入曹魏政权的核心决策层，但曹魏宗室成员中还有曹真和曹休两位统帅级人物。再加上魏明帝曹叡本人明识善断，处事沉着刚毅，他23岁登基后即能独立处理国政。面对曹叡这个明断之君，司马懿也只能尽职尽责、兢兢业业，没有其他任何非分机会。
问题是到了公元228年，镇守南部的大将曹休在征伐东吴失利后郁愤而死，司职西部对蜀作战的大司马曹真也于三年后的公元231年病逝。至此，曹魏所倚重的重量级宗室人物全部凋落，政权内部因此出现了很大隐患。魏明帝曹叡面对蜀军的连续征伐，只好诏令大将军司马懿统兵进入西线抵御蜀汉进攻。这是诸葛亮北伐后期出现的局面。
司马懿这个人极其复杂。他一生征战无数、屡战屡胜，只有在与诸葛亮交手时没有占据明显优势。但当时的曹魏内部也只有司马懿能够胜任于西线御敌。史书记载曹操认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就是肩头不动而能往后看，据说狼有这样习惯，因为狼性多疑，总是担心后边受到袭击，因此时常在奔走时不停地回头看。曹操还曾经做过“三马同食一槽”的恶梦，心甚恶之。他因此提醒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但是司马懿担任过太子中庶子一职，与曹丕关系密切，而且在曹丕上位过程中发挥过作用。司马懿做人低调，为政勤俭，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曹丕的疑虑。最重要的是曹丕胸有韬略、精于权术，自认为足以驾驭得了司马懿。他的儿子魏明帝曹叡事实上也完全能够掌握局势，因此在曹丕父子执政期间，司马懿“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
曹魏方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曹操的两个继任者都过于短寿。曹操的儿子曹丕在公元226年去世时只有40岁，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寿命更短，去世时只有36岁。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临终前，确定由他的养子曹芳接任。当时曹芳只有8岁。曹叡本来是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由曹宇领衔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政。曹宇是曹操与环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宇与曹植为一母所生，曹宇也是末代皇帝曹奂的父亲），是新君曹芳的爷辈。夏侯献、曹爽和曹肇不用说都是曹家自己人。秦朗则是曹操所宠爱的养子。这明显是一个由宗亲组成的辅政班子，本来没有司马懿什么事。问题出在魏明帝的两个近臣刘放和孙资身上。他们两人长期担任曹魏机要大臣，受到两任皇帝宠爱却因此遭到宗室的忌妒。两人认为如果曹宇这一班人执掌政权，他们的地位堪忧，甚至性命也未必能够保住。因此在魏明帝面前百般指责曹宇不堪大任，几经周折，辅政大臣结果变成了武威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
三国时代的曹魏宗室（包括夏侯氏家族成员在内），整体上都很优秀。只有与司马懿同为顾命大臣的曹爽是少有的庸才。他开始对司马懿还算尊重，但很快就听从亲信提议，对司马懿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军权。此后的曹爽“专擅朝政，兄弟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等到司马懿的权力完全被架空，曹爽更是骄横奢侈，没有任何节制，饮食和衣服的规格和天子相似，还私自取用先帝曹睿的才人为自己伎乐，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期间，曹爽为了提高个人威望，发动了对蜀汉的战争。公元244年兴势之战，这在蜀汉是蒋琬和费一执政的交替时期。兴势之战由费一主导并取得全面胜利。
到曹爽执政后期，司马懿一直称病在家。史书记载在公元249年高平陵事迹前夕，李胜赴任荆州刺史之前拜访太傅司马懿，只见司马懿由两个婢女服侍着，喝粥时连碗都拿不住，只好由侍女端着喝，米粥从嘴边一直流到胸前、床上。听说来客即将到荆州赴任，司马懿装糊涂说：“并州靠近胡人，你应该小心戒备！”李胜大声说：“我要去的是故乡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故意问：“你刚到过并州？”
曹爽听说司马懿的病情到了这般程度，因此完全不加防备，这便注定了他最后的灭亡。公元249年年初，曹爽兄弟及其党羽陪同皇帝曹芳拜谒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墓地，洛阳空无防备。久病卧床不起的司马懿突然振奋，和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带兵关闭城门、占领武库重地并控制了曹爽及其党羽。曹爽一帮人尽管仍有翻身机会，但终因才质过于平庸而束手就擒。
司马懿父子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将曹爽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从此完全掌握了北方的局面。曹魏政权的小皇帝完全沦为司马氏父子的傀儡。
高平陵事变后，太尉王凌不满司马懿专权，认为问题出在皇帝曹芳年幼暗弱，于是和他的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私下密谋拥立楚王曹彪为帝，企图以此抑制司马懿。但是令狐愚不久病逝，王凌试图再拉其他人入伙，在这个过程中泄露了机密。太尉王凌就是当年设计除掉董卓的东汉司徒王允之侄。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迅速调集兵马进入王凌的大本营寿春。王凌自知情况不妙，他的兵力又无法和司马懿大军抗衡，于是自行到司马懿认罪投降，后自杀。这是三国史上著名的淮南三叛中的“第一叛”。王淩、令狐愚等被灭三族。曹彪亦被赐死，他是曹操的第17个儿子。
王凌自杀两个月后，年事已高的司马懿病于一场惊梦，不久去世。他的长子、抚军大将军司马师由此开始全面执政。
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沉着坚毅，素有雄才大略。史书记载高平陵事变前夜，司马昭担心得展转反侧，一夜都没有睡好觉，而司马师却像平时一样呼呼安睡。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事实上也很卓越，兄弟两人都是三国后期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但是他们的命运同样都很可悲。以他们超凡脱俗的个人能力，都完全有机会辅助君主内修治理、御敌卫国，成就另外一番事业而标炳史册。然而一旦他们随同其父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此后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已经身不由主。游走在政治斗争的刀锋剑刃之间，他们除了独断专行并不断地疯狂杀戮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如那些因为战乱和灾荒而四处流离的下层民众，老百姓虽然食不裹腹，却不用担心政治清算，更没有复仇追杀的惊竦与恐怖。
公元252年（司马懿去世的第二年），司马师被晋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全面接管魏国军政事务。同一年的5月份，吴主孙权去世。东吴重臣诸葛谨的长子、大将军诸葛恪出任首席辅政大臣，全面掌握东吴局势。蜀汉方面也于下一年（公元253年）出现权力更替，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当年年初遇剌身亡，卫将军、录尚书事姜维随即掌权。
这样一来，三国史上罕见地出现了三方政权几乎同时换帅的局面，三国争霸几乎就要变成了三个少壮派的对抗。其实三个少壮派当时的年龄都已经不算很小，北方的司马师时年48岁，东吴诸葛恪50岁，蜀汉姜维已经52岁。但他们都算是三国政坛上的新生代，且都有着远超常人的天资禀赋。然而由于各种意外而又必然的原因，诸葛恪和司马师很快在随后的政权内讧中丧命，只有姜维苦苦支撑到政权覆灭的最后时刻。
3
东吴方面的事情还要更复杂一些。诸葛恪作为三国时期最显赫的“官二代”，自幼便有机会出入东吴宫廷，受到孙权器重。他随后侍奉太子孙登，很快成为太子集团的领袖人物。
孙登是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即被立为太子。孙登这个人“爱人好善”、“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陈寿语），处理政务谨慎得体，深得众望，可惜英年早逝。他于公元241年去世时只有33岁，让东吴上下深感悲痛不能抑制。
东吴太子孙登去世后，孙权于公元242年立他的三儿子孙和为太子（二儿子孙虑已经亡故）。他本来还准备立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波折。可是这位王夫人与孙权的大女儿孙鲁班严重不合。孙鲁班不断在父亲面前煽风点火，攻击太子和王夫人。王夫人因此没有被册立。这时候孙权已经进入晚年，身体状况不太好，多疑而昏聩。他总是怀疑妻妾、儿子们都在算计着他的死期以及早争取权利。出于这种顾忌心理，孙权又另外加封他的第四个儿子孙霸为鲁王，并且给予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以同样的宠爱，在孙鲁班的不断唆使下，孙权甚至一度更亲近他的四儿子、鲁王孙霸，这为此后的旷日持久的朝堂和宫廷双重内讧埋下了祸根。
孙鲁班又名大虎，她还有个妹妹，叫小虎、大名孙鲁育，都是吴主孙权的掌上明珠。孙权把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周瑜的长子周循、把小女儿孙鲁育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可是大女婿周循去世很早。孙权又把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卫将军全琮。孙鲁班为了攻击太子和王夫人，还一度拉拢她的胞妹孙鲁育。但是孙鲁育不愿意参与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而且她的丈夫朱据与太子孙和亲近，她作为妻子不可能再去支持另一派，于是予以拒绝，姐妹两人因此顿生嫌隙。
由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并立，东吴重臣争相派遣子弟入宫，要么侍奉孙和，要么接近孙霸，于是在朝堂上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则拥护鲁王孙霸。两宫之很快由朝堂而蔓延到地方，史书记载是“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派势力相互攻击，明争暗斗，东吴顿时混乱不堪。作为头号重臣的陆逊开始持中立态度，但是太子党方面不断给他传递消息，希望他能够出面拥护太子，鲁王党方面也争取他出面稳定局势，支持鲁王。他最终认为太子地位不稳，后果严重，于是多次上书孙权，表示坚决拥护太子。
孙权终于觉察到事态严重。到公元250年，他在实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废黜孙和，赐鲁王霸死，改立只当只有8岁的第七个儿子孙亮为太子。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一大批陷入重臣们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则被赐死……东吴的两宫之争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空前绝后。
孙权虽然以断然之举平息了朝堂和宫廷内讧，却给东吴政坛留下了了无穷尽的内患。两宫之乱平息后，孙权已是垂垂暮年，很多事情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两年后（公元252年）孙权病死，太子孙亮继位时只有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东吴政权由此全面进入衰势。
孙权临终前明确由诸葛恪、少傅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以及侍中孙峻作为新君孙亮的辅政大臣，诸葛恪位列首席。但孙弘与诸葛恪不和，他担心要受诸葛恪的狭制，便封锁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矫诏除掉诸葛恪。但侍中孙骏将此事密告诸葛恪。诸葛恪于是杀掉孙弘，然后发布孙权死讯并为之治丧。
诸葛恪此后被加封为太傅，全面掌控东吴政权，并实行一系列措施广施德政，消除孙权晚年昏瞆产生的政治混乱，同时对北方采取军事攻势，派军进入魏境修建废弃已久的东兴大堤，招致魏方强烈抗议。这年年底，曹魏司马师出动三路兵马捍卫领土，其中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驱散吴后，收复东兴大堤。诸葛恪紧急率兵四万救援东兴。
史书记载的东兴大战有些滑稽。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异常寒冷。东吴大将丁奉带领的三千突击队所有将士脱下铠甲，丢掉长矛、大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裸身爬上堤堰。魏军见状哈哈大笑，却由于轻敌而没有整兵列阵。吴军冲锋上来后拼死袭杀，魏军顿时四散奔逃，互相践踏，死伤数万。吴军迅速取得东兴大战的全面胜利，缴获敌军的车辆、牛马、骡驴等都数以千计，资材器物堆积如山，凯旋而归。诸葛恪通过此战声威大振，被晋封为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达到人生颠峰。
东兴大战，是魏、吴两国的两位新生代司马师和诸葛恪的第一次交手。此役魏国虽然在战场上惨败，但魏方当家人司马师却在政治表现上高出一筹。他没有按照众臣之议处分主将诸葛诞（字公休），而是主动承担了战败责任：“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相比之下，东吴诸葛恪却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不成熟。一场胜仗冲混了他的头脑，认为曹魏方面不过如此。因此在东兴大捷的第二年，诸葛恪再次提出大举伐魏。
诸葛恪受他的叔叔诸葛亮影响很大，他是东吴史上继周瑜、鲁肃之后具有统一天下、不甘于偏安的重臣，他曾经明确提出：“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然而东吴各方偏安已久，都认为这样安安生生地挺好，一致反对北伐。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晓喻众人，奈何偏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诸葛恪无力重塑东吴的社会舆论，因而愈发显得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公元253年三月，他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全，决定东、西双方同时出兵攻打魏国。当年东吴征发军队二十万大举出动，但是这场仗打得很不顺利，诸葛恪事实上也不怎么会用兵，远没有司马懿父子在战场上果断迅捷的作风。当时两军冲突焦点在合肥附近的新城，魏方主将是扬州的牙门将张特。在吴军猛攻之下，新城眼看就要失陷。张特派人对诸葛恪说：“我们已经无心再战。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未至时，将士投降但其家属不受惩处。现在你们攻城已经九十多天了，城里还有很多将士不愿投降，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所以恳请贵军先等一等，以我的印绶作为信物。”
诸葛恪信以为真。可是城内将士却连夜修补城墙缺口、加固城防。到了第二天突然变卦：“我们只有死战，决不投降！”
诸葛恪愤怒至极，加紧攻城，却再也无法攻克。而吴军由于天气和疾病原因，伤亡惨重。诸葛恪在一片哀叹声中坚持再战，直到魏方增兵，这才被迫决定撤退。撤退时，吴军士兵死伤遍地、一片哀号。诸葛恪却把责任推给部下，自己显得泰然自若。他在一个叫作江渚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在皇帝诏书的一再催促下才神定气静地回到首都。
回到都城后，诸葛恪没有觉察到当时已经众怒人怨，也没有采取任何自保措施。但同为托孤重臣的孙峻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孙峻和诸葛恪一年前还是政治盟友，但是政权人物如果没有对于政权的十足忠诚，心目中便只有了无止境地窃取权力。当年十月，孙峻与吴主孙亮定计，置酒宴请诸葛恪。当时已有各种征兆显示事态异常，但是诸葛恪过于自信，不以为意，照例赴约。酒过数巡之后，孙峻突然厉声喝道：“有诏捉拿诸葛恪！”手起刀落，刺死诸葛恪。后将其三族悉数夷灭。诸葛瑾一族在东吴从此绝灭。
东吴方面的事情还要更复杂一些。诸葛恪作为三国时期最显赫的“官二代”，自幼便有机会出入东吴宫廷，受到孙权器重。他随后侍奉太子孙登，很快成为太子集团的领袖人物。
孙登是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即被立为太子。孙登这个人“爱人好善”、“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陈寿语），处理政务谨慎得体，深得众望，可惜英年早逝。他于公元241年去世时只有33岁，让东吴上下深感悲痛不能抑制。
东吴太子孙登去世后，孙权于公元242年立他的三儿子孙和为太子（二儿子孙虑已经亡故）。他本来还准备立孙和的母亲王夫人为皇后，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不会再有什么大的波折。可是这位王夫人与孙权的大女儿孙鲁班严重不合。孙鲁班不断在父亲面前煽风点火，攻击太子和王夫人。王夫人因此没有被册立。这时候孙权已经进入晚年，身体状况不太好，多疑而昏聩。他总是怀疑妻妾、儿子们都在算计着他的死期以及早争取权利。出于这种顾忌心理，孙权又另外加封他的第四个儿子孙霸为鲁王，并且给予太子孙和、鲁王孙霸以同样的宠爱，在孙鲁班的不断唆使下，孙权甚至一度更亲近他的四儿子、鲁王孙霸，这为此后的旷日持久的朝堂和宫廷双重内讧埋下了祸根。
孙鲁班又名大虎，她还有个妹妹，叫小虎、大名孙鲁育，都是吴主孙权的掌上明珠。孙权把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周瑜的长子周循、把小女儿孙鲁育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可是大女婿周循去世很早。孙权又把大女儿孙鲁班嫁给卫将军全琮。孙鲁班为了攻击太子和王夫人，还一度拉拢她的胞妹孙鲁育。但是孙鲁育不愿意参与这种骨肉相残的事情，而且她的丈夫朱据与太子孙和亲近，她作为妻子不可能再去支持另一派，于是予以拒绝，姐妹两人因此顿生嫌隙。
由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并立，东吴重臣争相派遣子弟入宫，要么侍奉孙和，要么接近孙霸，于是在朝堂上形成了太子党和鲁王党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太子太傅吾粲等拥护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人则拥护鲁王孙霸。两宫之很快由朝堂而蔓延到地方，史书记载是“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两派势力相互攻击，明争暗斗，东吴顿时混乱不堪。作为头号重臣的陆逊开始持中立态度，但是太子党方面不断给他传递消息，希望他能够出面拥护太子，鲁王党方面也争取他出面稳定局势，支持鲁王。他最终认为太子地位不稳，后果严重，于是多次上书孙权，表示坚决拥护太子。
孙权终于觉察到事态严重。到公元250年，他在实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废黜孙和，赐鲁王霸死，改立只当只有8岁的第七个儿子孙亮为太子。这场政治风波的最终结局，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两败俱伤，一大批陷入重臣们受到严厉惩处，其中太子太傅吾粲下狱诛死，太常顾谭等人被流放，骠骑将军朱据则被赐死……东吴的两宫之争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空前绝后。
孙权虽然以断然之举平息了朝堂和宫廷内讧，却给东吴政坛留下了了无穷尽的内患。两宫之乱平息后，孙权已是垂垂暮年，很多事情已经没有能力处理。两年后（公元252年）孙权病死，太子孙亮继位时只有十岁，年幼无知，只能成为权臣操纵的傀儡，东吴政权由此全面进入衰势。
孙权临终前明确由诸葛恪、少傅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以及侍中孙峻作为新君孙亮的辅政大臣，诸葛恪位列首席。但孙弘与诸葛恪不和，他担心要受诸葛恪的狭制，便封锁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矫诏除掉诸葛恪。但侍中孙骏将此事密告诸葛恪。诸葛恪于是杀掉孙弘，然后发布孙权死讯并为之治丧。
诸葛恪此后被加封为太傅，全面掌控东吴政权，并实行一系列措施广施德政，消除孙权晚年昏瞆产生的政治混乱，同时对北方采取军事攻势，派军进入魏境修建废弃已久的东兴大堤，招致魏方强烈抗议。这年年底，曹魏司马师出动三路兵马捍卫领土，其中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驱散吴后，收复东兴大堤。诸葛恪紧急率兵四万救援东兴。
史书记载的东兴大战有些滑稽。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异常寒冷。东吴大将丁奉带领的三千突击队所有将士脱下铠甲，丢掉长矛、大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裸身爬上堤堰。魏军见状哈哈大笑，却由于轻敌而没有整兵列阵。吴军冲锋上来后拼死袭杀，魏军顿时四散奔逃，互相践踏，死伤数万。吴军迅速取得东兴大战的全面胜利，缴获敌军的车辆、牛马、骡驴等都数以千计，资材器物堆积如山，凯旋而归。诸葛恪通过此战声威大振，被晋封为阳都侯、加封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达到人生颠峰。
东兴大战，是魏、吴两国的两位新生代司马师和诸葛恪的第一次交手。此役魏国虽然在战场上惨败，但魏方当家人司马师却在政治表现上高出一筹。他没有按照众臣之议处分主将诸葛诞（字公休），而是主动承担了战败责任：“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相比之下，东吴诸葛恪却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不成熟。一场胜仗冲混了他的头脑，认为曹魏方面不过如此。因此在东兴大捷的第二年，诸葛恪再次提出大举伐魏。
诸葛恪受他的叔叔诸葛亮影响很大，他是东吴史上继周瑜、鲁肃之后具有统一天下、不甘于偏安的重臣，他曾经明确提出：“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然而东吴各方偏安已久，都认为这样安安生生地挺好，一致反对北伐。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晓喻众人，奈何偏安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诸葛恪无力重塑东吴的社会舆论，因而愈发显得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公元253年三月，他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与蜀汉大将军姜维联全，决定东、西双方同时出兵攻打魏国。当年东吴征发军队二十万大举出动，但是这场仗打得很不顺利，诸葛恪事实上也不怎么会用兵，远没有司马懿父子在战场上果断迅捷的作风。当时两军冲突焦点在合肥附近的新城，魏方主将是扬州的牙门将张特。在吴军猛攻之下，新城眼看就要失陷。张特派人对诸葛恪说：“我们已经无心再战。但魏国法律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未至时，将士投降但其家属不受惩处。现在你们攻城已经九十多天了，城里还有很多将士不愿投降，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所以恳请贵军先等一等，以我的印绶作为信物。”
诸葛恪信以为真。可是城内将士却连夜修补城墙缺口、加固城防。到了第二天突然变卦：“我们只有死战，决不投降！”
诸葛恪愤怒至极，加紧攻城，却再也无法攻克。而吴军由于天气和疾病原因，伤亡惨重。诸葛恪在一片哀叹声中坚持再战，直到魏方增兵，这才被迫决定撤退。撤退时，吴军士兵死伤遍地、一片哀号。诸葛恪却把责任推给部下，自己显得泰然自若。他在一个叫作江渚的地方住了一个月，在皇帝诏书的一再催促下才神定气静地回到首都。
回到都城后，诸葛恪没有觉察到当时已经众怒人怨，也没有采取任何自保措施。但同为托孤重臣的孙峻却从中看到了机会。孙峻和诸葛恪一年前还是政治盟友，但是政权人物如果没有对于政权的十足忠诚，心目中便只有了无止境地窃取权力。当年十月，孙峻与吴主孙亮定计，置酒宴请诸葛恪。当时已有各种征兆显示事态异常，但是诸葛恪过于自信，不以为意，照例赴约。酒过数巡之后，孙峻突然厉声喝道：“有诏捉拿诸葛恪！”手起刀落，刺死诸葛恪。后将其三族悉数夷灭。诸葛瑾一族在东吴从此绝灭。
东吴的孙峻诛杀权臣诸葛恪后，在魏国迅速发酵。魏方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试图效仿东吴孙峻，密谋发动政变除掉司马师。事情于公元254年败露，司马师诛杀李丰等人，灭三族。因为魏帝曹芳参与其中，司马师随后又废掉曹芳为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魏帝曹芳被废，让魏方的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倍感压力。他于是联合扬州刺史文钦等于下一年起兵讨伐司马师，先锋部队从寿春出发，一路杀到河南项城。司马师令其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自己带病率统十万大军讨伐。叛军方面，由于驻守淮南的将士家属都被抵押在北方，军心溃散，只有新归附的农民为之效命，再加上司马师战术得当，最后毋丘俭战死，文钦被迫逃奔吴国。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司马师因为眼睛长瘤本来不宜出征。但他认为此战关键，必须亲自出马，抱病出征。但是在平叛过程中曾经发生猛将文鸯（文钦之子）袭击军营事件。文鸯是史书记载为数不多的“万人敌”型人物，明朝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说他“出入万众，单枪匹马，所向无前”。文鸯带领壮士来到司马师的军营前面，击鼓呐喊，场面极为震憾。司马师闻声大惊，眼珠从肉瘤疮口迸出，疼痛难忍。司马师担心扰乱军心，只好牙咬被子而忍疼痛，把被子都咬烂。受此惊吓之后，司马师的眼疾加重，最后痛死于许昌，时年48岁。
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探视哥哥。魏帝曹髦这年15岁，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司马昭专权的局面，诏令他就地镇守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军回京。但是怎奈司马昭此时除了谋取最高权力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无视皇帝诏令，径自率军回到洛阳。魏帝曹髦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晋升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第二年（公元256年）正月又加封他大都督、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加九锡、假斧钺，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
眼看着司马昭一步步地朝着废帝自立的方向迈进，驻守寿春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公元257年5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再次起兵反叛。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诸葛诞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东吴，请求吴方出兵驰援。吴军多次大举出兵，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淮南乱局，司马昭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生变，征调各路兵马并带着皇帝、太后一路南行平叛。经过一年血战，直到公元258年基本平息叛乱，但是混乱并未到此为止。
由于司马昭完全控制了朝政，让魏帝曹髦极为反感，他还担心自己被废受辱，因而时常惶恐不安。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具有曹氏后人特有的朝气和聪慧，也像多数年轻人那样缺少政治人物应有的隐忍与深沉。公元260年他召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率领僮仆数百余人企图诛杀司马昭。
先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军前来阻止，但是遭到皇帝仆从的喝斥而逃走。接着遇到中护军贾充带领的军士。见皇帝本人亲自挥剑冲杀，将士开始有些不知无措。太子舍人成济无奈询问中护军贾充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这有什么可问的？成济于是冲上前去挥戈猛刺，把皇帝曹髦弑杀于车下。
魏帝曹髦被弑之后，司马昭单独找到尚书仆射陈泰问他：“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表示歉意。”司马昭说：“还有没有能够再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只有此计，未有其次。”这个陈泰因为成济弑君，悲恸过度，随后吐血而死。
司马昭为了缓解朝野的愤慨，最终决定诛杀成济、灭三族。成济兄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登上屋顶对司马昭泼口大骂，当即被乱箭射死。司马昭后与公卿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
魏帝曹芳被废，让魏方的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倍感压力。他于是联合扬州刺史文钦等于下一年起兵讨伐司马师，先锋部队从寿春出发，一路杀到河南项城。司马师令其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自己带病率统十万大军讨伐。叛军方面，由于驻守淮南的将士家属都被抵押在北方，军心溃散，只有新归附的农民为之效命，再加上司马师战术得当，最后毋丘俭战死，文钦被迫逃奔吴国。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司马师因为眼睛长瘤本来不宜出征。但他认为此战关键，必须亲自出马，抱病出征。但是在平叛过程中曾经发生猛将文鸯（文钦之子）袭击军营事件。文鸯是史书记载为数不多的“万人敌”型人物，明朝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说他“出入万众，单枪匹马，所向无前”。文鸯带领壮士来到司马师的军营前面，击鼓呐喊，场面极为震憾。司马师闻声大惊，眼珠从肉瘤疮口迸出，疼痛难忍。司马师担心扰乱军心，只好牙咬被子而忍疼痛，把被子都咬烂。受此惊吓之后，司马师的眼疾加重，最后痛死于许昌，时年48岁。
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探视哥哥。魏帝曹髦这年15岁，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司马昭专权的局面，诏令他就地镇守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军回京。但是怎奈司马昭此时除了谋取最高权力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无视皇帝诏令，径自率军回到洛阳。魏帝曹髦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晋升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第二年（公元256年）正月又加封他大都督、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加九锡、假斧钺，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
眼看着司马昭一步步地朝着废帝自立的方向迈进，驻守寿春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公元257年5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再次起兵反叛。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诸葛诞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东吴，请求吴方出兵驰援。吴军多次大举出兵，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淮南乱局，司马昭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生变，征调各路兵马并带着皇帝、太后一路南行平叛。经过一年血战，直到公元258年基本平息叛乱，但是混乱并未到此为止。
由于司马昭完全控制了朝政，让魏帝曹髦极为反感，他还担心自己被废受辱，因而时常惶恐不安。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具有曹氏后人特有的朝气和聪慧，也像多数年轻人那样缺少政治人物应有的隐忍与深沉。公元260年他召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率领僮仆数百余人企图诛杀司马昭。
先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军前来阻止，但是遭到皇帝仆从的喝斥而逃走。接着遇到中护军贾充带领的军士。见皇帝本人亲自挥剑冲杀，将士开始有些不知无措。太子舍人成济无奈询问中护军贾充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这有什么可问的？成济于是冲上前去挥戈猛刺，把皇帝曹髦弑杀于车下。
魏帝曹髦被弑之后，司马昭单独找到尚书仆射陈泰问他：“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表示歉意。”司马昭说：“还有没有能够再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只有此计，未有其次。”这个陈泰因为成济弑君，悲恸过度，随后吐血而死。
司马昭为了缓解朝野的愤慨，最终决定诛杀成济、灭三族。成济兄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登上屋顶对司马昭泼口大骂，当即被乱箭射死。司马昭后与公卿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
东吴的孙峻诛杀权臣诸葛恪后，在魏国迅速发酵。魏方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等人试图效仿东吴孙峻，密谋发动政变除掉司马师。事情于公元254年败露，司马师诛杀李丰等人，灭三族。因为魏帝曹芳参与其中，司马师随后又废掉曹芳为齐王，迎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魏帝曹芳被废，让魏方的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倍感压力。他于是联合扬州刺史文钦等于下一年起兵讨伐司马师，先锋部队从寿春出发，一路杀到河南项城。司马师令其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自己带病率统十万大军讨伐。叛军方面，由于驻守淮南的将士家属都被抵押在北方，军心溃散，只有新归附的农民为之效命，再加上司马师战术得当，最后毋丘俭战死，文钦被迫逃奔吴国。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司马师因为眼睛长瘤本来不宜出征。但他认为此战关键，必须亲自出马，抱病出征。但是在平叛过程中曾经发生猛将文鸯（文钦之子）袭击军营事件。文鸯是史书记载为数不多的“万人敌”型人物，明朝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说他“出入万众，单枪匹马，所向无前”。文鸯带领壮士来到司马师的军营前面，击鼓呐喊，场面极为震憾。司马师闻声大惊，眼珠从肉瘤疮口迸出，疼痛难忍。司马师担心扰乱军心，只好牙咬被子而忍疼痛，把被子都咬烂。受此惊吓之后，司马师的眼疾加重，最后痛死于许昌，时年48岁。
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探视哥哥。魏帝曹髦这年15岁，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司马昭专权的局面，诏令他就地镇守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军回京。但是怎奈司马昭此时除了谋取最高权力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无视皇帝诏令，径自率军回到洛阳。魏帝曹髦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晋升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第二年（公元256年）正月又加封他大都督、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加九锡、假斧钺，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
眼看着司马昭一步步地朝着废帝自立的方向迈进，驻守寿春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公元257年5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再次起兵反叛。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诸葛诞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东吴，请求吴方出兵驰援。吴军多次大举出兵，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淮南乱局，司马昭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生变，征调各路兵马并带着皇帝、太后一路南行平叛。经过一年血战，直到公元258年基本平息叛乱，但是混乱并未到此为止。
由于司马昭完全控制了朝政，让魏帝曹髦极为反感，他还担心自己被废受辱，因而时常惶恐不安。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具有曹氏后人特有的朝气和聪慧，也像多数年轻人那样缺少政治人物应有的隐忍与深沉。公元260年他召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率领僮仆数百余人企图诛杀司马昭。
先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军前来阻止，但是遭到皇帝仆从的喝斥而逃走。接着遇到中护军贾充带领的军士。见皇帝本人亲自挥剑冲杀，将士开始有些不知无措。太子舍人成济无奈询问中护军贾充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这有什么可问的？成济于是冲上前去挥戈猛刺，把皇帝曹髦弑杀于车下。
魏帝曹髦被弑之后，司马昭单独找到尚书仆射陈泰问他：“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表示歉意。”司马昭说：“还有没有能够再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只有此计，未有其次。”这个陈泰因为成济弑君，悲恸过度，随后吐血而死。
司马昭为了缓解朝野的愤慨，最终决定诛杀成济、灭三族。成济兄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登上屋顶对司马昭泼口大骂，当即被乱箭射死。司马昭后与公卿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
魏帝曹芳被废，让魏方的拥曹派、镇东将军毋丘俭倍感压力。他于是联合扬州刺史文钦等于下一年起兵讨伐司马师，先锋部队从寿春出发，一路杀到河南项城。司马师令其弟弟司马昭镇守洛阳，自己带病率统十万大军讨伐。叛军方面，由于驻守淮南的将士家属都被抵押在北方，军心溃散，只有新归附的农民为之效命，再加上司马师战术得当，最后毋丘俭战死，文钦被迫逃奔吴国。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司马师因为眼睛长瘤本来不宜出征。但他认为此战关键，必须亲自出马，抱病出征。但是在平叛过程中曾经发生猛将文鸯（文钦之子）袭击军营事件。文鸯是史书记载为数不多的“万人敌”型人物，明朝人张萱的《西园闻见录》说他“出入万众，单枪匹马，所向无前”。文鸯带领壮士来到司马师的军营前面，击鼓呐喊，场面极为震憾。司马师闻声大惊，眼珠从肉瘤疮口迸出，疼痛难忍。司马师担心扰乱军心，只好牙咬被子而忍疼痛，把被子都咬烂。受此惊吓之后，司马师的眼疾加重，最后痛死于许昌，时年48岁。
司马师去世时，司马昭从洛阳赶到许昌探视哥哥。魏帝曹髦这年15岁，已经有自己的主见。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司马昭专权的局面，诏令他就地镇守许昌，而让尚书傅嘏率军回京。但是怎奈司马昭此时除了谋取最高权力已经别无出路，因此无视皇帝诏令，径自率军回到洛阳。魏帝曹髦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晋升他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第二年（公元256年）正月又加封他大都督、六月晋封为高都公、加九锡、假斧钺，八月十六日加赐黄钺。
眼看着司马昭一步步地朝着废帝自立的方向迈进，驻守寿春的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于公元257年5月杀死扬州刺史乐綝，再次起兵反叛。此为淮南三叛中的“第三叛”。诸葛诞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东吴，请求吴方出兵驰援。吴军多次大举出兵，形势极为严峻。
面对淮南乱局，司马昭为了避免朝廷内部生变，征调各路兵马并带着皇帝、太后一路南行平叛。经过一年血战，直到公元258年基本平息叛乱，但是混乱并未到此为止。
由于司马昭完全控制了朝政，让魏帝曹髦极为反感，他还担心自己被废受辱，因而时常惶恐不安。曹髦是魏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之子，具有曹氏后人特有的朝气和聪慧，也像多数年轻人那样缺少政治人物应有的隐忍与深沉。公元260年他召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率领僮仆数百余人企图诛杀司马昭。
先是，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率军前来阻止，但是遭到皇帝仆从的喝斥而逃走。接着遇到中护军贾充带领的军士。见皇帝本人亲自挥剑冲杀，将士开始有些不知无措。太子舍人成济无奈询问中护军贾充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日，这有什么可问的？成济于是冲上前去挥戈猛刺，把皇帝曹髦弑杀于车下。
魏帝曹髦被弑之后，司马昭单独找到尚书仆射陈泰问他：“现在，天下人是怎样看待我？”陈泰说：“只有腰斩贾充，才能向天下人表示歉意。”司马昭说：“还有没有能够再退一步的办法？”陈泰说：“只有此计，未有其次。”这个陈泰因为成济弑君，悲恸过度，随后吐血而死。
司马昭为了缓解朝野的愤慨，最终决定诛杀成济、灭三族。成济兄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登上屋顶对司马昭泼口大骂，当即被乱箭射死。司马昭后与公卿商议，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天子。
6
与北方和曹魏和东吴两方相比，蜀汉方面的事情要简单得多，局面也要平静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寿在《三国志》里把蜀汉中期写得极尽简略也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平淡不惊的事情远没有在内讧与屠杀之间反复震荡的局面那样写起来得心应手而又能引人入胜。
诸葛亮去世后，留府长史蒋琬于当年（公元234年）担任尚书令，第二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全面进入蒋琬时代，时间长达十年。到了公元243年蒋琬由于身体状况不好，主动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务交给尚书令费祎，再一年又把兼任的益州刺史的职务主动让给费祎，从而全面进入费祎时代，时间大致也是十年。蒋琬、费祎两位大将军执政先后历时20年，期间只在蒋琬与费祎的权力交接阶段遭遇过一次来自北方曹魏军队的大举入侵（公元244年，兴势大捷），并由新任大将军费祎主导打了一场漂亮阻击战。这场战争的两方用兵规模都很庞大，但是两军的正面冲突发生在边境地带，魏军劳师远征，损失惨重，但蜀军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伤亡。除此之外，蜀汉也发动过几场规模有限的北伐，主要是由名特姜维率军执行，偏师出征，没有给境内带来太大负担。20年间，益州境内整体上持续保持“边境无虞、家邦如一”局面。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此前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由此开始执政并发动蜀汉新一轮北伐，到公元263蜀汉亡国之前，姜维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整体作战效能上略好于诸葛亮北伐，但是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战果。这在后面详述。
相比曹魏和东吴两方混乱如麻般的宗室关系和权力倾轧，蜀汉王室内部更是单纯得令人吃惊。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立长子刘禅为太子，公元223年刘备病逝后太子即位。后主刘禅至少有两个弟弟，但是兄弟之间没有争权夺利的记载。后主的大弟弟刘永后期因为痛恨宦官黄皓而被疏远，十多年见不到他的皇帝哥哥。后主另外一个弟弟名叫刘理，生于公元215年。有人认为他是吴夫人所生——吴夫人名叫吴苋，是蜀汉名将吴懿、吴班的妹妹。吴夫人长得漂亮，当时有相面的说她“后当大贵”。益州牧刘焉（刘璋的父亲）因此娶她为自己的三儿媳妇。刘焉的三儿子名叫刘瑁，他刘备取川时已经去世，而刘备的夫人孙尚香当时也已返回东吴。于是在法正等人的说合下，刘备娶了这位吴夫人。事情发生在公元214年，也是刘理出生的前一年。
从时间上推算，后主的第二位弟弟刘理有可能是这位吴夫人所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的政治规矩，这位刘理在蜀汉政权内部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光因为他的母亲就是皇太后，而且还有两个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亲舅舅，其中吴懿官至车骑将军，吴班后来则升任骠骑将军。但是事实上，刘理丝毫没有威胁到哥哥的执政地位。吴懿、吴班虽然都是蜀汉军方独挡一面、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但是这两位军方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载。蜀汉政权具有特殊的团队文化，政权班底是一批像诸葛亮、姜维、邓芝这样深受儒文化影响的正人君子，他们骨子里信奉皇家正统、家国一体。在这种信念和操守都不准许他们做出任何出格之事。
当然，蜀汉内部自然也不是童话天地，刘备、诸葛亮作为顶级政治人物在纷乱局面中的谋划运作都有各种复杂的政治考量，有些事情很难简单地用是非标准予以评价。即使在诸葛亮时代，蜀汉内部也存在诸多为后世颂扬者所不愿提及的各种问题。据《魏氏春秋》记载，公元223年，蜀汉的牂牁太守朱褒反叛。诸葛亮之前委派益州从事常房前去调查情况。常房到达当地后收押了朱褒的主簿，严加拷问并予以处决。朱褒立即率众杀害这位朝廷命官，并上奏朝廷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为了安抚朱褒便决定弃车保帅，把常房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掉。但是此举并未使朱褒得到安抚。朱褒随后举兵造反。
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夕借曹魏司马懿之手诛杀孟达，历来也倍受争议。孟达是刘璋部将，后来随着张松、法正等归降刘备并受到重用。公元217年刘备占领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沿汉水东进，夺取被曹魏占据的西城、上庸、房陵等东三郡。此后在关羽战败时他们没有出兵相救，再加上孟达没有处理好与刘封之间的关系，刘封又是刘备的养子，孟达自知不占优势，于是举兵投降曹操。东三郡因此重新被曹操控制，继续由孟达镇守。到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后，孟达担心在魏方无法容身，又多次接到诸葛亮等人的劝降信函，便决定再次回归蜀汉。在这个节骨眼上，驻守南阳的司马懿得到情报，急行军8个昼夜赶到城下。城里顿时乱作一团，孟达的外甥邓贤等人开门出降，孟达被斩,传首京师。《晋书?宣帝纪》里详细记载了孟达的败亡原因:“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在劝降孟达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把孟达降蜀的信息再透露给魏军？后人对此说法很多，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在报复孟达因为他曾经在十年前平定东三郡时杀害了房陵太守蒯祺（诸葛亮的大姐夫），也有人分析孟达与李严亲密，孟达归蜀将会壮大李严势力（李严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但无论什么原因，诸葛亮假借司马懿之手除掉孟达，却使蜀汉方面彻底失去了重夺东三郡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蜀、吴领土的衔接区域，沿着汉水可直逼襄樊，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格。诸葛亮为了除掉孟达而轻易放弃东三郡，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极其重大的决策失误。
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公元253年的遇刺事件，现在基本可以判断事情出自蜀汉内部，曹魏方面既没有策划的动机，更没有相应的手段。陈寿在《三国志》里闪烁其词，可能是不便交代清楚因果。但是从他的简略叙事里已经隐约透露出事情原委的蛛丝马迹，因为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事情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在后面章节细说。即使费祎遇刺事件的原因被确切被归结于蜀汉内部，但其与同期的魏、吴两方相比，事件过程和结果都要温和舒缓得多，事情的结局也只是除掉了费祎一个人，其他任何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远不像魏、吴两方，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就是一大片： “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皆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东吴丞相诸葛恪被害后诛三族。史书记载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变后，点名被灭族的便有10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却阴森恐怖。“三族”，多数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大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大都根系庞大。“夷三族”则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一杀就是几百、上千口人，场面令人不寒而栗。蜀汉方面虽然诸葛亮以刑法严峻著称，但是在对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异常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操。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官拜尚书郎，后来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在乱军之中战死。
按照《三国志》及其注、引分析，从刘备、诸葛亮时代及至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执政期间，蜀汉内部重臣之间也都始终存在着各种博弈。诸葛亮在弹劾李严书中列举了诸多事实，指责李严试图为自己“开府”、组建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等，目的显然是要与诸葛亮分放庭抗立；在蒋琬时代，蒋琬本人与当时的后主及尚书令费祎之间在军事战略上明显也有分歧；费祎执政后与姜维之间政见不合则是公开的事实；到了姜维时代，姜维不仅与军中大将张翼、廖化、胡济、阎宇等人关系不睦，他的军事路线也遭到诸葛瞻、董厥等朝堂重臣的一致反对。这是连魏、吴高层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
与北方和曹魏和东吴两方相比，蜀汉方面的事情要简单得多，局面也要平静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寿在《三国志》里把蜀汉中期写得极尽简略也不是没有任何理由。因为平淡不惊的事情远没有在内讧与屠杀之间反复震荡的局面那样写起来得心应手而又能引人入胜。
诸葛亮去世后，留府长史蒋琬于当年（公元234年）担任尚书令，第二年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蜀汉全面进入蒋琬时代，时间长达十年。到了公元243年蒋琬由于身体状况不好，主动把大将军、录尚书事的职务交给尚书令费祎，再一年又把兼任的益州刺史的职务主动让给费祎，从而全面进入费祎时代，时间大致也是十年。蒋琬、费祎两位大将军执政先后历时20年，期间只在蒋琬与费祎的权力交接阶段遭遇过一次来自北方曹魏军队的大举入侵（公元244年，兴势大捷），并由新任大将军费祎主导打了一场漂亮阻击战。这场战争的两方用兵规模都很庞大，但是两军的正面冲突发生在边境地带，魏军劳师远征，损失惨重，但蜀军方面并没有出现大的伤亡。除此之外，蜀汉也发动过几场规模有限的北伐，主要是由名特姜维率军执行，偏师出征，没有给境内带来太大负担。20年间，益州境内整体上持续保持“边境无虞、家邦如一”局面。到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此前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由此开始执政并发动蜀汉新一轮北伐，到公元263蜀汉亡国之前，姜维先后发动了六次北伐，整体作战效能上略好于诸葛亮北伐，但是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战果。这在后面详述。
相比曹魏和东吴两方混乱如麻般的宗室关系和权力倾轧，蜀汉王室内部更是单纯得令人吃惊。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立长子刘禅为太子，公元223年刘备病逝后太子即位。后主刘禅至少有两个弟弟，但是兄弟之间没有争权夺利的记载。后主的大弟弟刘永后期因为痛恨宦官黄皓而被疏远，十多年见不到他的皇帝哥哥。后主另外一个弟弟名叫刘理，生于公元215年。有人认为他是吴夫人所生——吴夫人名叫吴苋，是蜀汉名将吴懿、吴班的妹妹。吴夫人长得漂亮，当时有相面的说她“后当大贵”。益州牧刘焉（刘璋的父亲）因此娶她为自己的三儿媳妇。刘焉的三儿子名叫刘瑁，他刘备取川时已经去世，而刘备的夫人孙尚香当时也已返回东吴。于是在法正等人的说合下，刘备娶了这位吴夫人。事情发生在公元214年，也是刘理出生的前一年。
从时间上推算，后主的第二位弟弟刘理有可能是这位吴夫人所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按照当时的政治规矩，这位刘理在蜀汉政权内部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光因为他的母亲就是皇太后，而且还有两个手握重兵、位高权重的亲舅舅，其中吴懿官至车骑将军，吴班后来则升任骠骑将军。但是事实上，刘理丝毫没有威胁到哥哥的执政地位。吴懿、吴班虽然都是蜀汉军方独挡一面、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但是这两位军方将领都没有干政的记载。蜀汉政权具有特殊的团队文化，政权班底是一批像诸葛亮、姜维、邓芝这样深受儒文化影响的正人君子，他们骨子里信奉皇家正统、家国一体。在这种信念和操守都不准许他们做出任何出格之事。
当然，蜀汉内部自然也不是童话天地，刘备、诸葛亮作为顶级政治人物在纷乱局面中的谋划运作都有各种复杂的政治考量，有些事情很难简单地用是非标准予以评价。即使在诸葛亮时代，蜀汉内部也存在诸多为后世颂扬者所不愿提及的各种问题。据《魏氏春秋》记载，公元223年，蜀汉的牂牁太守朱褒反叛。诸葛亮之前委派益州从事常房前去调查情况。常房到达当地后收押了朱褒的主簿，严加拷问并予以处决。朱褒立即率众杀害这位朝廷命官，并上奏朝廷诬陷常房谋反。诸葛亮为了安抚朱褒便决定弃车保帅，把常房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掉。但是此举并未使朱褒得到安抚。朱褒随后举兵造反。
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北伐前夕借曹魏司马懿之手诛杀孟达，历来也倍受争议。孟达是刘璋部将，后来随着张松、法正等归降刘备并受到重用。公元217年刘备占领汉中后，派孟达、刘封沿汉水东进，夺取被曹魏占据的西城、上庸、房陵等东三郡。此后在关羽战败时他们没有出兵相救，再加上孟达没有处理好与刘封之间的关系，刘封又是刘备的养子，孟达自知不占优势，于是举兵投降曹操。东三郡因此重新被曹操控制，继续由孟达镇守。到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后，孟达担心在魏方无法容身，又多次接到诸葛亮等人的劝降信函，便决定再次回归蜀汉。在这个节骨眼上，驻守南阳的司马懿得到情报，急行军8个昼夜赶到城下。城里顿时乱作一团，孟达的外甥邓贤等人开门出降，孟达被斩,传首京师。《晋书?宣帝纪》里详细记载了孟达的败亡原因:“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在劝降孟达的同时，又煞费苦心地把孟达降蜀的信息再透露给魏军？后人对此说法很多，有人认为诸葛亮是在报复孟达因为他曾经在十年前平定东三郡时杀害了房陵太守蒯祺（诸葛亮的大姐夫），也有人分析孟达与李严亲密，孟达归蜀将会壮大李严势力（李严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但无论什么原因，诸葛亮假借司马懿之手除掉孟达，却使蜀汉方面彻底失去了重夺东三郡的大好时机。东三郡位于蜀、吴领土的衔接区域，沿着汉水可直逼襄樊，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格。诸葛亮为了除掉孟达而轻易放弃东三郡，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极其重大的决策失误。
蜀汉第二任大将军费祎于公元253年的遇刺事件，现在基本可以判断事情出自蜀汉内部，曹魏方面既没有策划的动机，更没有相应的手段。陈寿在《三国志》里闪烁其词，可能是不便交代清楚因果。但是从他的简略叙事里已经隐约透露出事情原委的蛛丝马迹，因为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事情背后的政治逻辑，这在后面章节细说。即使费祎遇刺事件的原因被确切被归结于蜀汉内部，但其与同期的魏、吴两方相比，事件过程和结果都要温和舒缓得多，事情的结局也只是除掉了费祎一个人，其他任何方面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远不像魏、吴两方，动辙就是“夷三族”，一杀就是一大片： “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司马懿诛曹爽党羽，皆夷三族；王凌谋反案诸相连者悉夷三族；令狐愚被开棺戮尸，夷三族；诸葛诞兵败被夷三族；东吴丞相诸葛恪被害后诛三族。史书记载灭族最多的一次是在高平陵事变后，点名被灭族的便有10人：“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夷三族”这三个字，写在史书上看似平常无奇，细想起来却阴森恐怖。“三族”，多数说法是父亲一族、母亲一族、妻子一族。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大都出身大族，婚配讲究门当户对，无论父族、母族还是妻族大都根系庞大。“夷三族”则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光，一杀就是几百、上千口人，场面令人不寒而栗。蜀汉方面虽然诸葛亮以刑法严峻著称，但是在对待罪犯方面，甚至是对于那些叛逃敌国的罪臣家属都显得异常宽容。麋竺的弟弟麋芳在关羽攻打襄樊后期举城投降，导致关羽兵败身亡，蜀汉痛失荆州。麋竺为此向刘备面缚请罪。刘备不仅没有怪罪，反而予以极力劝慰。夷陵战败后，镇北将军黄权走投无路，带兵投降曹操。当时有消息说其家人全部遭到诛杀。黄权深知蜀汉方面的政权文化，坚定认为不可能。事实表明他的家属在蜀汉生活得很好，其子黄崇官拜尚书郎，后来跟随诸葛瞻抗击魏军入侵，在乱军之中战死。
按照《三国志》及其注、引分析，从刘备、诸葛亮时代及至蒋琬、费祎、姜维等人执政期间，蜀汉内部重臣之间也都始终存在着各种博弈。诸葛亮在弹劾李严书中列举了诸多事实，指责李严试图为自己“开府”、组建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等，目的显然是要与诸葛亮分放庭抗立；在蒋琬时代，蒋琬本人与当时的后主及尚书令费祎之间在军事战略上明显也有分歧；费祎执政后与姜维之间政见不合则是公开的事实；到了姜维时代，姜维不仅与军中大将张翼、廖化、胡济、阎宇等人关系不睦，他的军事路线也遭到诸葛瞻、董厥等朝堂重臣的一致反对。这是连魏、吴高层都看得很清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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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魏、吴两方的内部斗争完全不同，蜀汉君臣之间、臣僚之间的争执主要是军、政公务层面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和争执既没有突破当时政治环境下忠诚君主、勤勉王事的基本原则，基本上也没有影响到君臣之间和臣僚之间的同心缪力、精诚协作。这种争执和分歧因此可以被认为是“和而不同”。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政治氛围中，蜀汉立国四十余年的基本局面始终是“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政权内部从未形成过权臣当道、肆意妄为的政治党羽，从未出现过局势震荡和大规模的清算、追杀，更没有出现过把天子当成傀儡、随意废立的不伦之事。诸葛亮虽“权倾一国”却没有培植自己的家庭势力，更没有让他的近亲远戚布满朝堂。他的弟弟诸葛均只是蜀汉的中级军官（长水校尉），养子诸葛乔则是一个带兵五六百人的基层将领。与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后来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的儿子李丰仍然身居要职，诸葛亮对他一再宽慰。诸葛亮的继承者蒋琬、费祎都能像诸葛亮那样从不扶持其私人势力，蒋琬的儿子蒋斌到后来也只是个中级将领，在最后一场卫国战争中战斗到最后一刻。费祎也没有让儿子掌握核心权力，其子费承在宫廷里担任一般性职务，费祎遇刺后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进入姜维时代，卫将军诸葛瞻、大将张翼、胡济、阎宇等都与姜维政见不和。但是蜀汉方面从未发生过、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要发生军事政变或者政治清洗，张翼、廖化等军中大将虽不赞同姜维的军事路线，但都能严格恪守政治和军事纪律，完全服从于大将军姜维的指挥、调遣。大将张翼是把他个人的不满说在当面，廖化只是私下连连叹息而已，但是对于上司姜维的军事安排，他们都能予以忠实执行。诸葛瞻、董厥等人认为姜维好战无功，也只是上奏皇帝试图削夺他的兵权。由于没有党羽之争和私人恩怨，诸葛瞻后来只是建议由大将阎宇取代姜维的大将军职位，却没有抹杀姜维的努力和贡献，更没有试图置他于死地，拟议中的权力调整方案是让姜维担任益州刺史。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使很多将领即使因特殊原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忠诚。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后，魏国朝臣无不弹冠相庆，只有降将黄权独自静默，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写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历经磨难而回奔旧主的蜀将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大将廖化，他作为关羽的主薄在襄樊之后后被东吴方面俘获。廖化思念旧主刘备，以诈死逃出官兵视线，然后带着自己的母亲昼夜西行，克服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回归蜀汉；另一位是蜀汉后期名将张裔，他于公元221年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送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自己的母国。
蜀汉政治的重臣大都是深受儒文化熏染、骨子里信奉家国一体的正人君子，他们因而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蜀汉既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因而也具有正统的天命政权特有的大气雍容，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怀柔为主，而不是以屠杀、灭绝为代价实现融合。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撤出军队，不留兵、不运粮，在当地实行自治政策，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治理，同时从内地引入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效缓解与当地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后来为了充实成都平原，蜀汉又把万户少数民族迁移到内地。这些少数民族作战勇猛但是直爽莽撞，与当地豪族关系不睦。官方并没有以杀立威，而是引导豪门大族把拥有的金帛家产拿出来，以聘的形式实现结合。这些少数民族贪恋于巨额财产便心甘情愿地归顺于内地大族。于是逐步建立起安定有序的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南人上贡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蜀汉北伐提供各种物资准备。
蜀汉政权这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使很多将领即使因特殊原因流落于敌方，而仍然对于故主保持忠诚。刘备在白帝城病逝后，魏国朝臣无不弹冠相庆，只有降将黄权独自静默，与当时的气氛格格不入。《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写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其实按照《三国志》及裴注记载，像关羽这样“人在曹营心在汉”、历经磨难而回奔旧主的蜀将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大将廖化，他作为关羽的主薄在襄樊之后后被东吴方面俘获。廖化思念旧主刘备，以诈死逃出官兵视线，然后带着自己的母亲昼夜西行，克服千难万险之后终于回归蜀汉；另一位是蜀汉后期名将张裔，他于公元221年在出任地方长官时被当地叛乱势力抓获并送吴国。两年后蜀、吴通好，张裔抓住机会昼夜兼程地一路西奔，待吴方追赶时他已经进入自己的母国。
蜀汉政治的重臣大都是深受儒文化熏染、骨子里信奉家国一体的正人君子，他们因而手握重权而未有任何非分之心、僭妄之为，更不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蜀汉因而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清廉的政权，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凡人”，“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财资无余”，邓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蜀汉既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因而也具有正统的天命政权特有的大气雍容，在少数民族政策方面主要以民族自治、包容怀柔为主，而不是以屠杀、灭绝为代价实现融合。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即撤出军队，不留兵、不运粮，在当地实行自治政策，任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治理，同时从内地引入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效缓解与当地官民之间的矛盾，达到“纲纪粗安”，“彝汉粗安”。后来为了充实成都平原，蜀汉又把万户少数民族迁移到内地。这些少数民族作战勇猛但是直爽莽撞，与当地豪族关系不睦。官方并没有以杀立威，而是引导豪门大族把拥有的金帛家产拿出来，以聘的形式实现结合。这些少数民族贪恋于巨额财产便心甘情愿地归顺于内地大族。于是逐步建立起安定有序的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下，南人上贡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蜀汉北伐提供各种物资准备。
由于当时特殊的低温气候，民族融合是当时三国及两晋时期根本绕不过去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因为北方牧草减产，如何应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是当时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从这个
角度看，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最好、最适宜的。如果这种自治包容的政策机制得以弘扬，势必将改写中国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至为关键的重大问题：进
入蜀汉中后期，鼎立的魏、蜀、吴分别走向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魏、吴两个政治集团都如前文所述，内讧此起彼伏、局势接连震荡、朝堂上下一片腥风血雨。在曹魏方面，权臣擅自废立，
换皇帝就像是换鞋子；东吴方面也出现过权臣孙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帝孙亮的史实。只有蜀汉政权保持着正统政权特有的平稳清明的基本政治秩序。君臣之间相互信任，臣僚之间精
诚合作，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境内基本没有发生战乱，生产应该得到全面恢复。
诸葛亮曾经在政论名篇《正议》里提出：“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诸葛亮还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当年的霸王项羽曾经强大到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但是由于不行仁德，
很快便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后来的光武帝刘秀由于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而赢得民众支持，结果在昆阳城下以弱势军力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成功逆转了天下局势。
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达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必将占胜邪恶”。如果我们把正义——即“道”解析为创新、构建、谐调、有序、正向发展，而把邪恶——即“淫”、“无道”
解析为肆意摧毁、混乱无序、恶性演变，应该说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述的观点是确凿无误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到了蜀汉中后期，随着魏、吴两个政权内部丛生乱象甚至都一度濒
临分崩离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并为之苦苦期待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天下有变”的态势日趋明朗，那么政权内部平稳安定、整体局面谐调有序的蜀汉方面为什么没有
像诸葛亮预言的那样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政治理想，反而在魏军的一次军事征伐中几无还手之力，倏然而亡国？
对此，后世众口一词的解释是实力，蜀汉政权偏居一隅，幅员过于狭小，实力明显不足，根本无力担负“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重大政治使命。甚至有认为蜀汉方面在关羽痛汉失荆州之后
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机会。诸葛亮的《正议》所批判的其实正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篇政论大作所依据的只是“道”或“无道”，连睿智周严的诸葛亮当年也没有完全
意识到――他的继任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除了“道”即正义、德行和民心所向这些关键因素之外，单纯就实力对比而言，蜀汉方面自汉中之战一直到最后亡国，蜀、魏双方始终处于势均力
敌的状态，甚至有某些时段还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强势，尤其是在北方和曹魏方面后期出现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期间，北方局势风雨飘摇，断不能说蜀汉方面没有任何机会。
历史无法凭空妄说，史料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评估信息。
角度看，蜀汉政权的民族政策毫无疑问在当时是最好、最适宜的。如果这种自治包容的政策机制得以弘扬，势必将改写中国此后数百年的历史。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至为关键的重大问题：进
入蜀汉中后期，鼎立的魏、蜀、吴分别走向完全不同的演变路径，魏、吴两个政治集团都如前文所述，内讧此起彼伏、局势接连震荡、朝堂上下一片腥风血雨。在曹魏方面，权臣擅自废立，
换皇帝就像是换鞋子；东吴方面也出现过权臣孙綝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黜皇帝孙亮的史实。只有蜀汉政权保持着正统政权特有的平稳清明的基本政治秩序。君臣之间相互信任，臣僚之间精
诚合作，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境内基本没有发生战乱，生产应该得到全面恢复。
诸葛亮曾经在政论名篇《正议》里提出：“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诸葛亮还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当年的霸王项羽曾经强大到横扫千军、不可一世，但是由于不行仁德，
很快便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后来的光武帝刘秀由于能够做到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而赢得民众支持，结果在昆阳城下以弱势军力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成功逆转了天下局势。
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达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正义必将占胜邪恶”。如果我们把正义——即“道”解析为创新、构建、谐调、有序、正向发展，而把邪恶——即“淫”、“无道”
解析为肆意摧毁、混乱无序、恶性演变，应该说诸葛亮在《正议》里所表述的观点是确凿无误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到了蜀汉中后期，随着魏、吴两个政权内部丛生乱象甚至都一度濒
临分崩离析，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并为之苦苦期待到生命最后一刻但始终没有出现的“天下有变”的态势日趋明朗，那么政权内部平稳安定、整体局面谐调有序的蜀汉方面为什么没有
像诸葛亮预言的那样实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政治理想，反而在魏军的一次军事征伐中几无还手之力，倏然而亡国？
对此，后世众口一词的解释是实力，蜀汉政权偏居一隅，幅员过于狭小，实力明显不足，根本无力担负“嗣武二祖、龚行天罚”的重大政治使命。甚至有认为蜀汉方面在关羽痛汉失荆州之后
事实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机会。诸葛亮的《正议》所批判的其实正是这种观点。但是这篇政论大作所依据的只是“道”或“无道”，连睿智周严的诸葛亮当年也没有完全
意识到――他的继任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除了“道”即正义、德行和民心所向这些关键因素之外，单纯就实力对比而言，蜀汉方面自汉中之战一直到最后亡国，蜀、魏双方始终处于势均力
敌的状态，甚至有某些时段还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强势，尤其是在北方和曹魏方面后期出现大规模、高强度的军事叛乱期间，北方局势风雨飘摇，断不能说蜀汉方面没有任何机会。
历史无法凭空妄说，史料为此提供了详实的评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