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民可以选领袖，一个暴君，一个理想主义者，选哪个?

@吴刚捧出桂花醋 2017-08-26 20:24:13
再别把那个“一号命令”拿来当回事了，那实在太可笑了。根本不是什么林彪违反“组织程序”，那根本就是一个文件序列号，是当时的作战参谋阎仲川自己加上去的一个存档编号。
大家看看阎明（阎仲川）的儿子写的书吧。
我看了之后，也写了个感想，发过贴，没人理我。再发一下。
读《往事不忍成历史》有感
此书作者阎明力求客观的反映一幕幕过去的往事，资料是第一手的，非常难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所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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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发生的很多事，基本是按政治需要来解读，而不是就事论事，这在当时太普遍了。
就阎仲川的际遇，在当时的政治逻辑下，受牵连是不可避免的，不受牵连反倒不可能。阎的军衔只是个大校，能被林火箭速度提拔到副总长主管作战，被贴上派系标签很正常。

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是阎没经验，也不是阎不谨慎，是事找人，躲不过。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8】续上文
在毛时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困苦，既有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因素，但更主要是受”一五计划“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 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如何达成目标，一开始党内外就有很多的争议。
1953年9月,政协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条上，毛与梁漱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梁在大会上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清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予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 有‘九天九地'之差 , 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从梁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解放初城乡差别就很大，到了1957年，专业干部复员军人不愿去农村，客观原因其实还是城乡差别大。经过一五计划，这个差别差别并未改变，很可能越拉越大了。
53年时，梁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是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建言建策，我理解本意是希望国家政策上要适当地兼顾农村发展,不要完全不顾农民的利益，没有任何恶意。
但毛对梁的发言却反应激烈，也许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倾注了毛和战友们大量的心血和希望，梁的发言引出了毛著名的”大仁政、小仁政“说。
毛年谱记，9月16日毛讲话：
“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9月17日在，在章伯钧、周恩来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泽东继续插话批梁，主要内容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

即是在今天，本文已无法对毛梁之间的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当的分析,但是毛反击梁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两点,毛并不愿民主党派对我党的既定政策指手画脚，二是“牺牲农民利益”并不是为了”保护城市人“的利益,而是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优先实现，在维持城乡社会基本平等权益与加快工业化建设之间产生矛盾时，领导人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牺牲农民。
但后来“大跃进”中牺牲的惨烈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这也说明，搞经济建设确实是一个讲科学、讲专业很精细的手艺活，光靠热情不讲科学肯定不行。计划经济，尤其更要讲科学地计划。
如果不相信所谓的“专而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需要执政者本身具备“又红又专”的素质。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8】续上文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岔道之中又有岔道，哪一条是通向光明之路，哪一条又会把我们引入黑暗？
在毛时代农村的困苦，既有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因素，但更主要是受”一五计划“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如何走，一开始党内外就有很多的争议。
1953年9月,政协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条上，毛与梁漱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梁在大会上发言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清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予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 有‘九天九地'之差 , 这话值得引起注意。”
从梁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解放初城乡差别就很大，到了1957年，专业干部复员军人不愿去农村，客观原因其实还是城乡差别大。经过一五计划，这个差别差别并未改变，很可能越拉越大了。
53年时，梁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是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建言建策，我理解本意是希望国家政策上要适当地兼顾农村发展,不要完全不顾nongMin的利益，没有任何恶意。
但毛对梁的发言却反应激烈，也许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倾注了毛和战友们大量的心血和希望，梁的发言引出了毛著名的”大仁政、小仁政“说。
毛年谱记，9月16日毛讲话：
“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9月17日在，在章伯钧、周相批评梁漱溟的发言中，毛继续插话批梁，主要内容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

即是在今天，本文也无法对毛梁之间的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当的分析,但是毛反击梁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两点,毛并不愿民主党派对我党的既定政策指手画脚，二是“牺牲nongMin利益”并不是为了”保护城市人“的利益,而是要保证工业化目标的优先实现，在维持城乡社会基本平等权益与加快工业化建设之间产生矛盾时，领导人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牺牲农XXX民。
但后来“大跃进”中牺牲的惨烈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这也说明，搞经济建设确实是一个讲科学、讲专业很精细的手艺活，光靠热情不讲科学肯定不行。计划经济，尤其更要讲科学地计划。
如果不相信所谓的“专而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需要执政者本身具备“又红又专”的素质。

@ywujun1969 2017-08-27 09:20:01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8】续上文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岔道之中又有岔道，哪一条是通向光明之路，哪一条又会把我们引入黑暗？
在毛时代农村的困苦，既有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因素，但更主要是受”一五计划“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如何走，一开始党内外就有很多的争议。
1953年9月,政协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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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迎风飘P 2017-08-27 17:36:17
楼主这一段客观的反应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当年不从农村吸血累积发展工业那又从哪来呢？可也不能无限夸大城乡的差距，以我在农村的经历，农村就其平均生活水平经济收入不比城市差，甚至要超过城里人的收入。只是城里的资源比农村要多的多，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资源，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农村的一户人的平均人口要远远高过一户城里人的人口，在计划生育以前，农村人生四个的算少的，一般都有5-6个，7-8个的也不少，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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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对毛的看法、对大跃进文革的看法，都会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49前的人，会有一个看法，解放后50年代的人会有一种看法，同样60年代人，70年代这些文革前出生的人，与80年代文革后出生的人也会不同。90后则压根对此段历史漠不关心。
农村的情况更复杂，各地差异很大。三年困难期的饥荒，也并不是“大跃进”一件事导致。农村的吃饭饥荒问题，是从1953年开始的全国强制性“统购统销”运动开始，从局部逐渐扩大、蔓延，在大跃进中最终总爆发。

（转载）
中国农民大规模的“闹粮”或“闹事”，是伴随着统购统销出现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种为直接生存而进行的抗争，他们赖以糊口的口粮被ZF过头地征购了。
下引部分在1953年至1957年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上百次的报道中的部分“闹粮”：
1954年1月，广西 “统购统销”一开始，“许多地区的干部为了急於完成任务，产生急躁情绪，对团结中农注意不够。到本月十日为止，自杀已死和未死的二十二人中，大部分是乡村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和中农。”为此，农民奋起反抗，“积极进行破坏活动，最近百色专区发现坏分子煽动落后农民打乡干部、破坏电线、烧粮仓等事件十余起。会浦县南康镇、浦北县和百色专区都发生反动传单和标语”。[41]
1955年，浙江省部分地区遭水灾减産，但徵购任务反而增加到38%，由此引发的农民的种种反抗。据浙江省粮食厅长曾绍文后来在浙江省全省粮食局长会上关於粮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回忆：“1955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1957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都发生了闹粮事件，搞垮了一部分合作社”[42] 更有甚者，青田县农民群起闹退社，殴打乡、社干部，甚至打死了一个乡党支部书记。[43]
1955年5月17日，江西省修水县官段乡400多农民聚众阻止在他们乡里所征的“过头粮”共“二十一万多斤”运往县城。“星子县有一区委书记到该县吴障乡进行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当晚就被一群妇女捆起来；并要求分掉仓库中的粮食，要不然就打死区委书记、区长。”[44]
1957年1月，“安徽省各地普遍发生群众殴打干部、扒粮等事件。据宣城、无为、宿县、怀远等七个县统计，从去年10月份以来，先后发生群众殴打干部事件八十八起，有一百二十九个干部被打，其中有三十四人被打伤，十人受重伤。扒粮事件有十九起，共扒去粮食十一万多斤，其中有五万多斤经过说服教育后，由群众交回。参加这些事件的人数，据宿县、怀远等五个县统计，有五千多人。”[45]
1957年5月12日至18日，因征购过头粮，山东省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连续发生抢粮事件13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万多斤。[46] 同时，山东省凫山等县也发生数百人抢粮事件，“六百多买粮的群众抢去粮食三千余斤。”[47]

（转载2）
爆发于1956和1957年的农民要求“退社”（退出农业合作社）运动，是一次的全国性抗争风潮，规模极大。1955年合作化开始不久，仅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0，000余户”。到1956年，“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000余户”。[48]
以下是出现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中对部分省市的一些报道。
江苏：启东县有3，130户社员要求退社；南汇县2，648户要求退社。东台县有1，810户要求退社，还有3，113户想退社。大丰县的友朋农业社有192户，其中150户要退社，这个社的24名中共党员中有17名向党支部打了报告，要求单干。邗江县的施桥区新桥、瓜东两个乡，要求退社户占入社总农户的19％。[49]
山西：从1956年秋到1957年4月，近半年中就发生社员“闹社”144起，参加人数为7289人。[50]
山东：临沂专区据八个县的不完整统计，“秋季已有1，126户社员退社，要求退社的还有3，662户。”
陕西： “各地几乎都有一些农业社社员要求退社。”辽宁：“辽阳、锦州、铁领等专区各县农业社社员普遍要求退社”。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有三万多户各族社员要求退出合作社”。广西：“桂西僮族自治州大批苗、瑶族闹退社”。广东： 湛江地区 “已有一万六千户退社，还有几万户要求退社。”
浙江：“宁波专区农业社有一万七千多户要求退社和已经退社。”[51]
其次，这次抗争持续的时间很长。在进入1957年以后，这一全国性的风潮又有一些质的变化，即由较为平和的请愿发展到对前来镇压的政府干部公开反抗的程度。以下几例是比较典型的抗争新进展。
1957年4月中旬开始，江苏省江都县和泰县地区发生范围遍及四十七个乡有四、五万农民参加的殴打社干部、要求退社的事件。事件从泰县陈蒋乡沐庄农业社开始，因管理不善、分配不公、账目不清，再加上粮食不够吃，口粮标准低，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他们先后十多次到社长家里要求分种退社，并打了在社里工作的乡党支部书记。事后泰县县委决定逮捕带头的人，但被一百多群众阻拦，没有捉到人。这个社周围的农业社的社员看到，也就跟着闹起来要分种、要散社。据新华社记者报导：“被社员打的，一般都是思想作风不好、贪污挪用、有严重强迫命令的干部。” [52]
1957年1至4月间，浙江温州专区平阳、瑞安、永嘉、温岭等六个县发生打干部、闹粮食、闹退社等事件一百多起，参加的农民有五万人左右。 4月10日，浙江永嘉县里溪乡党支部书记郑炳权把要求退社的农民周德荣叫到社办公室，没谈上几句话就把周德荣绑起来吊打。十多个农民闻说后赶去，拿锄头、棒等围起郑炳权，当场打死了他。至5月中旬，永嘉、黄岩两县有五个乡、社干部和民兵被农民打死。5月，浙江临海县十三个乡发生农民哄闹事件， 事件迅速蔓延到附近的十三个乡并波及到仙居县。“闹事的群众带有棍、棒、镰刀和土炮等，还有两支步枪，据说有一支步枪是乡干部那里夺去的。他们的口号是：一，坚决退社；二，土地还家；三，取消‘三定’政策。”[53]
新疆“喀什区春耕前后，相继在伽师、莎车、英吉沙、疏勒、岳普湖等县的个别区、乡发生了群众性的闹社和抢粮事件，共5起（伽师1起、莎车1起、英吉沙1起、疏勒1起、岳普湖1起），参加的人数少者近百人，多者四、五百人，甚至3千人以上。严重者如莎车十二区的抢粮和英吉沙五区六乡的闹社事件，抢去了仓库粮食25，000多斤，拉去社的耕畜，抢分了社的粮食，殴打了干部（莎车闹粮中被推、打的干部即有30多人）”。[54]
中共中央在一个关于处理农民退社闹事内部指示中承认，农民反抗的趋势不仅“由‘文’闹发展到‘武’ 闹，由小闹发展到大闹，社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乡，乡里不解决问题就闹到区和县”，而且“参加闹事群众的成分，一般都是中农、贫农……主持闹事的往往是一些复员军人、撤职干部和其他敢作敢为的人，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55]

56年在全国农村开展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为什么？
主因还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刚刚在土改中获得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采取了抵制对合作化的激烈抵制态度。
党内对于此事的分歧争论，集中表现为毛与邓子恢之争。

“三面红旗”的主要错误是，在生产力仍很落后，也没有小范围试点的情况下，就在全国推行所谓先进的生产制度，变更生产关系。而农民为保护自己的权益，则进行各种消极抵抗，公开抵抗。




这个截图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138页。只是不知道集体化过程，这个“破坏程度”是江西一省，还是全国都如此。

6亿人民，5亿是农民的情况下，怎么算代表“民意”？

大跃进后59-62年的具体情况，个人感受会有不同，但全国宏观的情况是无法掩盖的。从中央当年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实情"
下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卷》-“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年9月7日

（续上）

（续上）

（续上）

如果不清楚50-60年代，城乡的差别是啥，中央这个文件在当年人人需要“活命口粮”的时候，在压缩口粮标准的要求下，也把最关键的城乡差别，一清二楚地写了出来。

上文开始解释苦难的原因，可以不看，关键信息是三点：
第一 1960年的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500亿斤！
58年12月，武昌会议提出1959年1万亿甚至1.2万亿斤目标，国家征购粮食1200亿斤，彭总认为根本不肯能，彭被批保守。
老总自述中有一段武昌会议记述：
“我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的同志对我提出了客气的批评，他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我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后来主席说公布七千五百亿斤，我当时同意了，但心中对此数还是有怀疑的。”

“回到株洲市，恰与薄一波同志相遇，当谈到粮食数字时，我说：“实产粮食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今年征购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购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九百亿斤为宜。”薄一波同志说：“你给中央打个电报。”我说：“请你写吧。”后来还是用我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说明不能征购一千二百亿斤，只能征购九百亿斤。这个电报妥当与否，应由我个人负责。但是可以看出，我的怀疑观点，是没有隐瞒下来的。”
后来实际却是接受了彭总的意见征购900亿斤，少征300亿，这个是救了多少农村人的命？


第二个，“农村的口粮标准标准必须降低。”
农村标准是淮河以南人均“原粮”360斤，淮河以北人均“原粮”300斤！
原文中还给出了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零点八市斤原粮（全年和二百九十斤），加上二斤到二斤半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第三个，除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商品粮）。
按55年国务院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
一米为主的地区
1）特殊重体力45～55斤/每月
2）重体力35～44斤/每月
3）轻体力26～34斤/每月
4）其它机关团体人员，公司企业职员，24～29斤/每月
5）大中学生26～33斤/每月
6）一般居民及10周岁以上儿童22～26斤/每月
7）六周岁以上不满10周岁 16～21斤
8）三周岁以上不满6周岁 11～15斤

杂粮面食区，对应上述标准稍高。


差别到不在农村是人均“原粮”，而城镇是人均“商品粮”。伤害农民感情的是，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却无法对自己的产品做主。

@ywujun1969 2017-08-27 09:20:01
【彭德怀是个什么样的人：主持军委工作28】续上文
历史的进程犹如人生，岔道之中又有岔道，哪一条是通向光明之路，哪一条又会把我们引入黑暗？
在毛时代农村的困苦，既有当时一穷二白的国情因素，但更主要是受”一五计划“起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全社会的一个共识，但如何走，一开始党内外就有很多的争议。
1953年9月,政协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过渡时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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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迎风飘P 2017-08-27 17:36:17
楼主这一段客观的反应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当年不从农村吸血累积发展工业那又从哪来呢？可也不能无限夸大城乡的差距，以我在农村的经历，农村就其平均生活水平经济收入不比城市差，甚至要超过城里人的收入。只是城里的资源比农村要多的多，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资源，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农村的一户人的平均人口要远远高过一户城里人的人口，在计划生育以前，农村人生四个的算少的，一般都有5-6个，7-8个的也不少，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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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ujun1969 2017-08-27 20:10:12
每个人对毛的看法、对大跃进文革的看法，都会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49前的人，会有一个看法，解放后50年代的人会有一种看法，同样60年代人，70年代这些文革前出生的人，与80年代文革后出生的人也会不同。90后则压根对此段历史漠不关心。
农村的情况更复杂，各地差异很大。三年困难期的饥荒，也并不是“大跃进”一件事导致。农村的吃饭饥荒问题，是从1953年开始的全国强制性“统购统销”运动开始，从局部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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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迎风飘P 2017-08-28 12:59:27
不知楼主对联产承包责任有什么看法，这也是从一个反面来看毛的农村政策。每一项政策，有得利的，也有失利的，得利的当然要说好，失利的肯定说这是暴政，老是关注一些细节来说国家政策永远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健是要看这国策对国家以后的发展给不给力。老人说的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是专家，说不出个好坏，但只要对比一下，好坏立马呈现的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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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共产主义好，但国家制定政策怎么走，关键是时机和条件成熟不。

农村如果向社会主义过渡，在1950年土改开始后，就首先在毛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分歧。
高岗的东北，和山西省委当时是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刘认为应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政策不动摇，不要政府用行政的力量参与推动农民搞合作社、搞集体化，刘认为这么搞是“空想社会主义”。
但毛批了刘后，刘就认错退让了。高、刘矛盾却结下了。

刘在1951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山西的搞法是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单用这一种十家人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

“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村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现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采用可能。”
“现在那种农业合作社，个别的可以组织，而且要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
刘主席其实对怎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有见地的，理性的。

刘认为：土改带来的生产力解放还没充分释放，国家的工业化还都没谱的情况下，就急于采取落后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空想”。

刘的问题是，在毛的权威面前，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在农村的失败，带给农村了一个好的“副作用”，就是刘邓后来搞得农村政策调整，稳定了农村生产秩序和粮食生产后，没人再敢在农村政策了上胡折腾了，但也没人敢提“分田单干”了。即使是文革期间，大家也都默契地不搞农村了，毕竟再怎么闹革命，要还是要吃饭。
所以64年以后，农村发展缓慢，但也秩序稳定。

“有时我们听到一种说法：不能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那么，能让他去管理别人吗？或者，我们在统治人民的君王名单中发现了天使吗？这个问题让历史来回答吧。”

上文为托马斯-杰斐逊在1801年3月4日第一次就职演讲中的一句话，表达他本人对扩大政府权力的忧虑。

美国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但如何保证消灭了旧的统治阶层，新政府下就不会产生新的特权统治阶层？杰斐逊认为自己无法给出答案，但却认为加强政府权力，肯定是最糟糕的方法之一。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能够带给人们持久和平繁荣，让每个公民有尊严地生活的政府，一定是一个权力有限，且权力被限制和制约的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上帝型的“全能政府”。
以马恩列的智慧，当然也深入地考察过美国和英国主义的政体样本。如何防止消灭了旧阶级，有产生新阶级？马恩列是给出过明确地回答的。

19世纪40年代，马、恩在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规定了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从基层到中央都必须自下而上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在第一国际时期，他们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明确规定“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列宁曾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
在1921年俄共十大上，列宁又提出改“战斗命令制”为“工人民主制”；党内一切机关要实行普遍的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应当立即停止由中央来任命地方党组织书记的做法。
伟大革命导师们深刻揭示了,党内民主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之所在。

搞公有制，搞集体化，关键的也是要首先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确保“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路线，任何一级政府和党的组织，都必须是自下而上选举，而不是自上而下任命！从延安时代开始，我们的组织路线就已经“异化”了，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越来越远。

自上而下任命干部，当然干部要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群众负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领袖们抱怨我们的干部脱离群众，丢掉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显然是在装糊涂!

前面贴的《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13卷》中的三篇中央文件，只是让人粗略地看一下，在1960年这个特殊的饥荒年中，执政在履行职责时，明确的政策倾向是什么？

做个不太恰当比喻，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群众，就是“原粮”和“商品粮”的差别。体制内干部和普通群众，差别就是“特供”，实际就是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