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红军的西征，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西北马家军阀。在民国时期，出现于河州回族的马家军阀对甘肃、宁夏、青海以至于整个大西北政局的影响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任何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
马家军阀主要是三大家族及其支系，即马占鳌家族、马千龄家族和马海晏家族，这几大家族本来并无太近的血缘关系，只是因为河州地区以回族居多，而马姓又都居于首领地位，自然在因缘际会中更容易出头。杀人如麻的马步芳曾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可见马家军阀的发迹史是充满了血腥的。
马占鳌生于1830年，曾率众反清，后又被清廷招安，于同治十二年（1873）被清廷改编为河州镇马队三旗，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旗官，得六品军功顶戴，官至补用总兵。马占鳌死后其子马安良接掌帅印，马安良进入民国以后任国民党甘肃支部长、甘肃提督，一度左右甘肃政局；马安良的三子马廷勷为凉州总兵，后改镇守使；四子马廷贤占据天水，称雄陇南。
马千龄生于1824年，他是马占鳌反清又降清中的重要人物，是马占鳌的重要智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之变中他募兵成立安宁营，随董福祥镇压起事的回民，为记名总兵；又随董入京畿，任简练军统领，其弟马福祥为帮统。八国联军入侵之时，马福禄率部与联军血战廊坊，后在进攻东交民巷的战斗中阵亡，被清廷加封为振威将军；马福祥带领余众追随董福祥且战且退，一直扈驾至西安，因功被授予靖远协副将、西宁镇总兵，进入民国以后为宁夏镇总兵，后晋升为上将衔。1928年马福祥进入南京投靠了蒋，曾担任青岛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禄之子马鸿宾、马鸿逵都曾主政宁夏，可谓威震一方的土皇帝。
马海晏生于1826年，他原系马占鳌麾下的一员战将，庚子前夕追随董福祥入京，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因劳累过度而亡。其子马麒继统其众，一路扈驾至西安，回甘后隶属于马安良；进入民国以后为西宁镇守使，并于1930年成为青海省主席，马麒病逝后其弟马璘继任主席之位。马麒长子马步青为骑五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子马步芳一路做到了集团军总司令，后担任青海省主席、西北长官公署长官。马海晏之侄孙马仲英纵横甘、青、宁、新四省，他从反国民军开始，到角逐新疆，再到1935年失踪于苏俄，最后虽然只是个不大不小的师长，但所部诛杀甚多，影响也甚大。
自古以来的军阀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争夺地盘以扩充军队，然后再以这支军队做保障，或确保地盘，或争夺更大的地盘。为了尽可能扩充实力，大小军阀们就竭尽所能地榨取民力，搜刮民脂民膏，乃至于往往令百姓苦不堪言。在马步芳主政时期的青海，当时不过百万人口，却扩兵至15万之众；马鸿逵主政时期的宁夏，人口仅70万，也扩军至10万之众【12】。敛财与抓丁，形成猛于恶虎的苛政，再加以战乱不休，不难想见军阀治下的西北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惨象。
西北地区本来就以地瘠民贫著称，马氏军阀包括冯氏西北军的主政无疑令这种情形雪上加霜，抗战前夕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亲赴西北地区进行实地采访，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的西北角》的名篇，其中提到“宁夏民生的痛苦”一节即可窥见西北社会情形之一斑：“民国十五六年之间，西北军由宁夏以进入甘肃、青海，因扩充过急，对于民间牲畜物资现金之征过于繁重，使宁夏人历来之积富，根本摧毁！其后随之而至的不断的土匪蹂躏，以及对于地方驻军的军费负担。鸦片解禁以后，烟祸渐普及于一般民众,一般人之体力又受莫可救药的摧残……宁夏经十年来的变乱与剥削，民众之体力日坏，负担日重，收入日少，支出愈多，积至今日，渐有不能维持的形势。”【13】
在红军西征路上，进行阻截和剿杀的马家军阀，主要是马鸿宾、马鸿逵和马步青、马步芳。
马鸿宾生于1884年，他从武，颇有胆略，但由于刻苦读书，此人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倒是难得的一派平民作风；而且他极为重视传统美德，恪守孝道、治家极严，本人更是率先垂范，烟酒嫖赌一律不沾，被马鸿逵背地里取笑为“我家的圣人”，在军阀中是少见的有操守的。
马鸿逵在第二卷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啰嗦，由于此人比较忠蒋，于1936年被蒋授予陆军中将衔，不久又因其在陕甘宁一带大力构筑“防共碉堡线”，又被蒋特加授陆军上将衔，可谓荣宠之极！
马步青生于1901年，自幼养尊处优、习于安乐，一生声色犬马，带有典型的军阀做派，红军西征时他任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芳生于1903年（一说为1901年），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细心栽培，曾经认真学习过除伊斯兰经典之外的四书、尺牍和《曾胡治兵语录》等，尽管由于他17岁便“慨然从戎”，但本人由于长期身处军界、官场，还是练就了一身带兵打仗、驭下媚上、纵横捭阖、观风转舵的本领。马步芳颇有实干精神，但也因生性残忍而受诟病，可谓坏事做尽。

谈到红军的西征，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西北马家军阀。在民国时期，出现于河州回族的马家军阀对甘肃、宁夏、青海以至于整个大西北政局的影响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其他任何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
马家军阀主要是三大家族及其支系，即马占鳌家族、马千龄家族和马海晏家族，这几大家族本来并无太近的血缘关系，只是因为河州地区以回族居多，而马姓又都居于首领地位，自然在因缘际会中更容易出头。杀人如麻的马步芳曾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出来的。”可见马家军阀的发迹史是充满了血腥的。
马占鳌生于1830年，曾率众反清，后又被清廷招安，于同治十二年（1873）被清廷改编为河州镇马队三旗，马占鳌为督带兼中旗旗官，得六品军功顶戴，官至补用总兵。马占鳌死后其子马安良接掌帅印，马安良进入民国以后任国民党甘肃支部长、甘肃提督，一度左右甘肃政局；马安良的三子马廷勷为凉州总兵，后改镇守使；四子马廷贤占据天水，称雄陇南。
马千龄生于1824年，他是马占鳌反清又降清中的重要人物，是马占鳌的重要智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之变中他募兵成立安宁营，随董福祥镇压起事的回民，为记名总兵；又随董入京畿，任简练军统领，其弟马福祥为帮统。八国联军入侵之时，马福禄率部与联军血战廊坊，后在进攻东交民巷的战斗中阵亡，被清廷加封为振威将军；马福祥带领余众追随董福祥且战且退，一直扈驾至西安，因功被授予靖远协副将、西宁镇总兵，进入民国以后为宁夏镇总兵，后晋升为上将衔。1928年马福祥进入南京投靠了蒋，曾担任青岛市长、安徽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禄之子马鸿宾、马鸿逵都曾主政宁夏，可谓威震一方的土皇帝。
马海晏生于1826年，他原系马占鳌麾下的一员战将，庚子前夕追随董福祥入京，在抗击八国联军之役中因劳累过度而亡。其子马麒继统其众，一路扈驾至西安，回甘后隶属于马安良；进入民国以后为西宁镇守使，并于1930年成为青海省主席，马麒病逝后其弟马璘继任主席之位。马麒长子马步青为骑五军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子马步芳一路做到了集团军总司令，后担任青海省主席、西北长官公署长官。马海晏之侄孙马仲英纵横甘、青、宁、新四省，他从反国民军开始，到角逐新疆，再到1935年失踪于苏俄，最后虽然只是个不大不小的师长，但所部诛杀甚多，影响也甚大。
自古以来的军阀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争夺地盘以扩充军队，然后再以这支军队做保障，或确保地盘，或争夺更大的地盘。为了尽可能扩充实力，大小军阀们就竭尽所能地榨取民力，搜刮民脂民膏，乃至于往往令百姓苦不堪言。在马步芳主政时期的青海，当时不过百万人口，却扩兵至15万之众；马鸿逵主政时期的宁夏，人口仅70万，也扩军至10万之众【12】。敛财与抓丁，形成猛于恶虎的苛政，再加以战乱不休，不难想见军阀治下的西北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惨象。
西北地区本来就以地瘠民贫著称，马氏军阀包括冯氏西北军的主政无疑令这种情形雪上加霜，抗战前夕著名记者范长江曾亲赴西北地区进行实地采访，为我们留下了《中国的西北角》的名篇，其中提到“宁夏民生的痛苦”一节即可窥见西北社会情形之一斑：“民国十五六年之间，西北军由宁夏以进入甘肃、青海，因扩充过急，对于民间牲畜物资现金之征过于繁重，使宁夏人历来之积富，根本摧毁！其后随之而至的不断的土匪蹂躏，以及对于地方驻军的军费负担。鸦片解禁以后，烟祸渐普及于一般民众,一般人之体力又受莫可救药的摧残……宁夏经十年来的变乱与剥削，民众之体力日坏，负担日重，收入日少，支出愈多，积至今日，渐有不能维持的形势。”【13】
在红军西征路上，进行阻截和剿杀的马家军阀，主要是马鸿宾、马鸿逵和马步青、马步芳。
马鸿宾生于1884年，他从武，颇有胆略，但由于刻苦读书，此人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倒是难得的一派平民作风；而且他极为重视传统美德，恪守孝道、治家极严，本人更是率先垂范，烟酒嫖赌一律不沾，被马鸿逵背地里取笑为“我家的圣人”，在军阀中是少见的有操守的。
马鸿逵在第二卷中已经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啰嗦，由于此人比较忠蒋，于1936年被蒋授予陆军中将衔，不久又因其在陕甘宁一带大力构筑“防共碉堡线”，又被蒋特加授陆军上将衔，可谓荣宠之极！
马步青生于1901年，自幼养尊处优、习于安乐，一生声色犬马，带有典型的军阀做派，红军西征时他任陆军骑兵第五军军长。马步芳生于1903年（一说为1901年），他从小受到父亲的细心栽培，曾经认真学习过除伊斯兰经典之外的四书、尺牍和《曾胡治兵语录》等，尽管由于他17岁便“慨然从戎”，但本人由于长期身处军界、官场，还是练就了一身带兵打仗、驭下媚上、纵横捭阖、观风转舵的本领。马步芳颇有实干精神，但也因生性残忍而受诟病，可谓坏事做尽。
马鸿宾、马步芳等人早在红军进入川北、甘南并尝试进入青海时，就参与了对红军的围堵，如1935年8月间的麦仓之战：当时红四方面军试探西进，结果在青海边境遭到马步芳等部的阻击；由于当时四方面军方向不明，又经过长途辗转，进入藏区以后语言不通、衣食无着，初次交锋即遇强敌，因此使得西进计划搁浅。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虽然大大增强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力量，但补给问题也更加严峻，三军过了草地后，实在无法笑开颜。仅仅过冬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此“西征”很快提上日程。
此时正当傅作义部在酝酿绥远抗战之际，已经与张学良、杨虎城部达成统一战线的中共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俄的陆上交通，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如此一来，背靠大西北、依靠苏俄的军事援助，西北国防政府就不难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不过9月下旬宁夏战役计划才开始实施，就遭遇了失败。红四方面军按计划渡过黄河一半主力，接着就被国民党中央军夺占了渡河口，将河东与河西的红军截为两段。一、二方面军及四方面军的一半兵力，都被截在了黄河东岸，陷入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11月8日，中央军委鉴于形势变化及红军力量有限，不得不决定放弃宏大的宁夏作战计划，将黄河以西的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所谓“西路军”，以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准备以一年时间完成。西路军包括了红五军、九军、三十军、骑兵师等部，全军共21800人，其中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到了40%【14】。
西路军的敌手中，主要是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马步青、马步芳，他们麾下约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武装十多万人，从装备上来看，马家军跟红军相比差不多，但是其优势在于多是骑兵，机动能力要胜过红军，而且补给上也较有保障。因此徐向前认为：兵贵神速，应该趁着天还不冷赶紧西进，尽量不要在贫瘠荒凉的河西走廊停留，以免陷入敌人的重围，或者因缺乏粮食、弹药而无力作战，待取得苏援以后，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15】。
11月中旬，西进的部队迅速西插，开始还算顺利。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作为西路军主力部队的红九军在古浪突然被出其不意的敌人包围，一仗下来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可谓惨重，虽然杀伤了同等数量的敌军，但却给整个战局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从此后九军一直未能恢复元气，作战的重任都落到了三十军身上（红五军兵力还不足一个师）。
此时赶紧西进仍然不失有利时机，可是11月19日中央军委却突然来电：“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主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企图。”
深谙军事的徐向前对此显然不能接受，红军既无补给保障，中央军毛炳文部又在西进准备夹攻西路军，形势很不乐观。然而陈昌浩作为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此时的陈对形势比较乐观，而且他料定过去自己与张国焘走得太近，因为附和南下的所谓“国焘路线”难免要受到“中央”清算，因此不敢再违逆军委主张了。徐、陈两个人破例大吵了一架，最后陈只好以“尚方宝剑”压服了徐。
从22日起，稍事休整的马家军又开始向红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红军不得不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三百余里的地段上陷于艰苦的鏖战。24日，徐向前不得不向中央发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5日中央回电，要西路军继续蹲在永凉地区与马家军一决雌雄。
此后半个月中，西路军与敌人连续血战，给马家军以不小的打击，但自身也很快减员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不如前。但的确吸引住了黄河两岸十余万敌军西向，减轻了河东红军的压力。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西路军的战略作用又转到配合事变解决的轨道上来，在同张、杨会商后，中央军委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对付何应钦的“讨伐军”；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目前在现地应加紧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战，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以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18日，中央又要求西路军应把任务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1937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
徐向前等人根据中央指示，动员部队准备西移，力争2月中旬接通新疆。可是这时因何应钦的“讨伐军”大兵压境，陕西地区的形势变得异常复杂和凶险，中央又要求西路军派出一部分力量东出靖远，以牵制马家军及毛病文部，策应西安侧后方的安全。虽然面临重大困难，但在陈昌浩的极力主张下，西路军不得不准备东返。
此时的形势瞬息万变，西路军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要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就传来了，陕西地区的形势马上缓和下来。如此一来，西路军仍要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这也是未来抗日战争的需要。

1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电令，要西路军继续西进。然而蒋要消灭西路军的决心并未因西安事变而改变，因为他明白西路军成功后将意味着什么。
此时已是寒冬腊月，衣衫褴褛、补给匮乏的西路军的征程越发困难，而马家军在蒋的授意下，却加快了对西路军的剿杀。“自进入河西之后，红军长途跋涉，日夜行军，而马家军队多为骑兵，往往避之不及。蒋介石又派飞机在空中轰炸，沿途处处遇阻，得不到休整补充，而且红军又多异乡人，口音不同，生活不惯，加之天气日见寒冷，给养不及，损失已十分惨重。”【16】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刚因打了一场胜仗而改善了处境；然而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又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对于这种安排，徐向前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在西安事变后蒋为了完成陕甘善后，调集了四十个师的兵力对西安地区进行武力威胁，妄图令东北军、西北军就范；形势异常紧张，所以西路军需要待机策应。
此时的西路军力量有限，不可能达成建立根据地的目的，因此要求中央派红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但被中央以抽不出力量为由拒绝。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但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人困马乏的西路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红五军主力自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以下3000余官兵大部在高台县战斗中壮烈牺牲，余部突围后也基本被民团俘获残害；骑兵师前往接应，终因训练不精而大部损失。
西路军上下在极为震惊和悲痛之余，面临着的又是马家军新一轮的疯狂进攻。此时的西路军已经陷入很大的困难，24日，中央军委只好电告西路军：“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果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
眼见红军收缩兵力又要东进，马步芳、马步青立即倾巢而出，正规军加上兵团武装共集中了7万余众，于2月1日向倪家营子的红军展开了猛烈进攻，双方在此进行了前后共长达40天的血战。
马家军先以大炮轰击，然后以步骑兵发起冲击，面对敌人的这种优势进攻，连一门迫击炮都没有的西路军只好进行近战，甚至拿长矛、木棍来拼死抵抗。就在这种危急时刻，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又于2月中旬要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继续执行西进任务。当时西路军考虑到力量已经严重受损，无法达成西进任务，因此请求在打破马家军的围攻后，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先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伺机再图发展。可是中央坚决不同意，认为红四方面军已经是一支犯过“国焘路线”错误的部队，此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路线错误。
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但是陈昌浩鉴于中央的严令，又做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伺机西进的决定——这也就注定了西路军最后的命运！
红军重返倪家营子后，马家军的围攻愈加疯狂，由于房屋等屏障的破坏日益严重，部队的伤亡也越来越大。经过五个昼夜的血战，待援无望的西路军经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于27日晚进至威敌堡，准备沿着祁连山向东转移。西路军不断向中央告急，但中共中央出于政治考虑，认为时值国共谈判的关节、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诉诸武力，直到27日才决定组成由刘伯承、张浩指挥的援西军，但为时晚矣。
经过一番血战，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此时西路军仅剩下3000余人，经过又一番血战，部队已经无法收拢和掌握，等到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撤到石窝一带的山上时，赶到山顶开会的师、团以上干部还剩下二三十人——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败仗，为此大家的心里异常难过！
经过一番商议，陈昌浩决心回陕北去与中央斗争“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徐向前本不愿走，但迁就了陈的意见，以至于“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徐认为如果他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17】。留下来的三个游击支队，两个被敌人搞垮，只有李先念率领的那个支队，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多天风雪转战，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种种困难，终于抵达新疆，保存了400余人。
陈昌浩中途变卦，最终折向湖北老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赶到延安“领罪”。徐向前最终狼狈万分地只身赶到陕北，尽管毛对他进行了一番安慰，但四方面军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形同亲子，此番几乎全军覆灭，直到多年以后仍使徐“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另外被俘人员受到了马家军惨无人道的对待，也实在是不易解开的心结！
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显然要由中央尤其是军事上负主要责任的毛来承担，“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另外作为西路军一把手的陈昌浩由于思想上有包袱，以至于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徐向前认为：如果西路军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后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也将发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八路军的编制就不会是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即使叛变了也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
由于东征的失利和西征的惨败，此时的中共与红军的处境原本是万分困难和极端危险的，但由于西安事变尤其是全面抗战的爆发，终于为其提供了难得的恢复元气、隐蔽发展的良机，三四万队伍的星星之火，终于在十几年后形成燎原之势。




=======================

【12】参见《西北马家军阀史》
【13】《中国的西北角》，P185
【14】《徐向前回忆录》，P387
【15】《徐向前回忆录》，P389
【16】《马步芳家族的兴衰》P155
【17】参见《徐向前回忆录》，P410

【下面是东征的事情，东征其实早于西征】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才由衷认识到陕甘地区实在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此地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对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都是很大的限制。
经过一场艰苦备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但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决定将红军的矛头指向东部较为富庶的山西省，而且判断晋军的战斗力也不强；为了达成抗日及靠近外蒙、打通苏俄援助的目的，瓦窑堡会议也决定红军向北面的绥远发展。
1936年2月，在“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下，红军发起了东征之役。东征之役是红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手，由于复杂的派别关系、敏感的地区环境及特定的政治背景，东征之役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及山西周边的几个利益攸关方。面对红军给于自己统治权的挑战，阎老西自然要进行防御和堵截，但他又自知自身的军力不足以很好地抗衡红军，必须借助中央军或东北军等之力；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也是老谋深算的阎氏不能不慎思的问题。
另外，由于日方要在华北推行“自治”，不许红军或中央军等武力进入，如果红军或中央军的问题不能尽快解决，定然要招来日军的武力干涉，这也是阎不能不从长计议的地方。与此同时，山西的张学良、河北的宋哲元都有入晋“助剿”的拟议和传闻，历史上张、宋二人都率军攻略过山西，此番他们是否还会乘机窥视山西，这也是阎高度警觉的问题。总括而论，阎老西既要“剿共”，又要防蒋、防日、防张、防宋，显然局面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是相当棘手的。
关于红军东渡的意图，陕西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不仅有所察觉，并且向时为太原绥靖主任的阎做了通报，面对这种军事压力，阎老西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从军事上应对，反而决定从政治上入手，试图以分配土地的方式抵消中共的影响和渗透。此举确实可以稳住部分民心，因此阎有些天真地以为：“防共只要分配土地，共党即无办法。”【9】事实上此时的他对中共的斗争策略还不甚了解，想当初在江西中央苏区时，闽西的傅柏翠在蛟洋地区大搞社会改革、土地改革，组织共生产、共消费的“农村共家团”，但身为中共党员的傅还是遭到了中共高层的敌视，手段温和、在地方上颇有威望的傅柏翠被宣布为“社会民主党”，并开除党籍加以抓捕，以至于傅柏翠不能不进行武装独立——可见中共的土改问题绝不单纯只是平分土权那么简单，不然土改也不会那么血腥；而经过了这类土改的民众，是很难不誓死追随红色革命的。
东征之役集中了红一方面军的全部主力约1.5万人，即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2月20日晚，红一军团率先突破黄河，进入中阳县三交镇。经过一番计议，阎老西决心将红军“放过来打”，因此红军才轻易突破了黄河防线，但由于毛泽东等人低估了晋绥军的实力，造成了整个东征在战略考量上的不足。
2月26、27日，红军与晋绥军第一次正面交锋，由于阎的军事指挥方式大有弊病，晋军一个较弱的独立旅受到红军重创。但毛显然高估了这次胜利、低估了晋绥军的抗击打能力，晋绥军立即组织了四个纵队3万余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扑，此时蒋也拨出飞机九架对晋绥军进行了直接支援。
3月8日，原计划再一次重创晋绥军的红一、十五军团在左权的统一指挥下，在孝义县的兑九峪、阳泉曲、仲家山一带与杨效欧、李生达的晋绥军二、三纵队展开会战。红军原计划围歼杨部约五六个团，但晋绥军很快进行了增援，总兵力已达十五个团之众，双方最终打成了对峙战、消耗战，红军的作战意图未能达成，只得于10日后撤。
兑九峪之战的严重失利，也打破了红军在晋西中部建立根据地或作战枢纽的意图，12日红军方面不得不决定分兵行动，将红十五军团展开于晋西北地区，红一军团展开于晋西南地区。阎老西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也未占到什么便宜，为了便于军队集中和调动，他在此时也改变了方略，决定弃守若干地区。
以兑九峪之战为标志，红军与晋绥军之间就这样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较量，从红军的本钱和战果来看，显然他们是没有达到目的的。

红军东渡之后，阎迅速抽调所辖各部全力应战，作为晋绥军最有战斗力的绥远傅作义部，也是阎首先抽调的部队。
对于红军东渡，多疑的阎老西有些怀疑是蒋与小张合谋的结果，故意压迫绝境中的红军向东发展，甚至阎还怀疑小张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曾在陕西会晤过，以至把“祸水”引入山西。为此阎十分不情愿借调中央军，也不愿意东北军插手（傅作义反对外援的态度也非常激烈），可是为免夜长梦多，阎老西还是不能不有限度地接受外援，经过仔细掂量，他在3月4日最终决定调关麟征的25师入晋西南的运城（另有黄杰第2师一个旅）、商震部入晋中的榆次，防止红军继续东向。待到兑九峪之战后的3月11日，蒋算准了阎急需外援，因此主动提议再派出卫立煌率两个师入晋。
蒋委员长的提议获得了阎老西的首肯，但蒋在派出中央军时却加大了入晋的规模和速度，并以最信得过的陈诚为中央军最高指挥官。据徐永昌后来统计，“中央入晋剿匪军为六师两旅共三十一团，商部两师共六团，晋绥军加入前方除骑炮兵外三十团，不下十五万人。”【10】毛估计敌人只有51个团，但事实上他又一次失算了。
此时的蒋对于华北局面只想尽力维持，并不想节外生枝，为了免除阎老西的顾虑，陈诚此次出征山西也一直谨言慎行，十分注意掌握分寸，并竭力以长官身份待阎。
随着中央军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战争力量的对比，使得红军的实力更显弱小；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军与晋绥军由此而构成南北两个作战集团，如此一来红军想要通过南北分兵从而调动、分割阎部的战略意图，也就随之失效，红军在山西的日子越发艰难——而这种不利结果的生成、恶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红军自己第一阶段的作战失利所赐，未能首先很好地打开在山西的局面。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保全山西，阎老西不主张“围剿”战术，而采用追剿、压迫战术，以尽快将红军赶出山西。但此时战局尚不明朗，阎的态度还有些在围与追之间游移；但陈诚所部沿袭在江西等地的剿共经验，坚持采取碉堡政策。4月中旬，红一军团与关麟征所部在晋西南地区进行了一番激战，聂荣臻指出“我军受了一些损失，苏家屯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五团政委林龙发牺牲”，而陈诚则在给夫人的信里宣称“共军素称精锐之第二师所属之第四、第五两团，几乎全被消灭”。不管怎么说，关麟征部是中央军中的精锐，其战斗力还是有保障的，而此时的红军在火力方面也差得远。
与此同时，在三交镇战斗中，陕北红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建者、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于4月14日离奇死亡，他是唯一一位死在前线的（前）根据地最高领袖。刘的死至今有些不可言说之处，此前他在中央红军到达前后遭到了残酷的“肃反”，险些被处死，但由于“英明”的毛及时出手相救，刘才有幸成为了一帮新兵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等待他的还是一条异常凶险的危途——由于当地干部与当地百姓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让当地百姓彻底丧失抵抗能力，便于中央红军将动员能力提升至极限，就必须对根据地的组织架构重新洗牌。
面对中央军的碉堡政策，林彪、聂荣臻等人担心随着敌人封锁线的完成，西渡黄河退回陕北的难度必将加大，因此于4月24日建议中央同意在敌军尚未完成封锁、主动进攻以前，红军应抢先西渡黄河跳出包围圈——可见“堡垒战术”对于红军而言，是多么具有杀伤力！后来的事实证明，林、聂的意见不仅准确，而且及时，因为战局的演变就恰恰取决于数日之间【11】，到4月29日陈诚在家书中便指出封锁线已经完成、马上将投入进攻。
28日，就在陈诚决定动手的前一天，红一军团主力已经西渡黄河，到5月上旬，红军已全部退出陕西，结束了这次战果寥寥的东征。然而就在陈诚等人筹划入陕追剿红军之时，两广事变爆发，入陕计划随之搁置下来。
正是因为东征原初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所以红军接下来又发动了同样以靠近外蒙和苏俄为意图的西征。但在红军东征后，精明圆滑的阎老西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做出了“迎共”抗日的姿态，因此西安事变时中共曾考虑把晋绥军纳入统一阵线。

================

【9】《徐永昌日记》
【10】《徐永昌日记》，1936年4月28日
【11】参见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中《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一文

全文见这里：https://read.douban.com/ebook/9325642/

民国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国民党崛起的历史更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本书第一次全面展现了国民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风采与是非，而且把“事的历史”尽量化为了“人的历史”，易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全文见这里：https://read.douban.com/ebook/9325642/

@qweqwr 2016-04-26 20:52:48
看了这句就知文章立意格调低下，满脑子的阴谋论。
LZ想说的就是“东征，西征都是毛为剪除异己而发动的对不？刘志丹死是毛暗算的”
彼时红军刚刚缓过一口气，国军又四面八方围剿过来，毛此时哪来的本钱搞内斗？暗算人？
-----------------------------
“东征，西征都是毛为剪除异己而发动的对不？”这个应该不是，但是刘的死，耄的嫌疑很大，这个是中国的权谋家惯用的一种手段。你看我写的朱元璋，看看朱元璋的手段。

文章立意格调低下，满脑子的阴谋论？因为某些萎大人物的底线之低，超乎正常人的想象。

@qweqwr 2016-04-27 19:33:54
朱元璋也是天下大定之后才开始诛杀功臣。谁会还在打天下之时就去谋杀能干的人，那他也成不了事。朱、毛若是你想象的那样，不可能夺得天下！
-----------------------------
你不懂啊，清除异己，主要是为上位和掌控权力。

比如说朱元璋的事情，你晓得邵荣不？曾经的三杰，邵荣、徐达、常遇春，在朱元璋称帝之前五年就被杀了，罪名是谋反，但其实是他朱元璋的关系很复杂，他本来可能骑在朱元璋头上，因为他资历比朱元璋深，算是革命元老。

另外，还有一些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比如那个张昶，能力很出色，在元朝是高官，但被诬陷而死，时间是朱元璋称帝前一年，朱元璋很后悔听信谗言。

另外还有一些人，不如这两位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