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去世后，母亲迷上了整容。起先只是去美容院做护理，后来在美容小妹的糖衣炮弹下，注射了第一针玻尿酸。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打针发展到动刀，脸上时不时就多了一块纱布。我苦口婆心，还动员亲戚邻居劝她，母亲口头保证再也不折腾，但马上又预约了新的项目。我在电话里大动肝火。母亲说，我为了你们父女搭进去大半辈子，现在为了自己而活有错吗。她刚打完肉毒杆菌，声音听起来毫无感情，像计算器里说“归零”的女声。
我叫钟华，我爸叫钟国，光看名字，就知道我和老钟关系更好。母亲也更喜欢老钟。从我青春期开始，老钟就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润滑剂。每当我们两个女人的战争一触即发，他就笑呵呵地打圆场，“做人呐，在外面要精明些，在家里要糊涂些。家是取暖的地方，不是掰扯道理的地方。你们过来看看，我的君子兰开花了。”
老钟脾气好，和暴躁的母亲结婚三十多年，从未吵过架。他爱侍弄花花草草，说养花即养心，在阳台上摆满了各种绿植。站在楼下抬头望，我家阳台就像一个小小的空中花园。几年前的一个早上，老钟在阳台修剪花枝，站起来的瞬间，身体突然失衡，一头栽在地上。摔倒前，头磕到了花盆，月季花刺刮破了他的脸。母亲当时在外面和几个票友切磋《天仙配》，唱得兴致勃勃，打电话让老钟给她送午饭。拨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应答。她气冲冲跑回家准备兴师问罪，一推门，就发现了倒地不起的老钟。
老钟是中风，送去医院后捡回一条命。但落下了偏瘫，吃饭需要人喂，出行要靠轮椅，讲话口齿不清，和外界沟通要依赖母亲的翻译。母亲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再也没去过票友的活动。她一生喜爱黄梅戏，退休后常和票友聚在一起，因为声音甜美，长相古典，很受戏迷的欢迎。我偷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很美，像《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国王。她常跟我和老钟唠叨，要不是以前家里穷没条件学戏，她现在就是中国第二个严凤英。
瘫痪三年后，老钟去世，和那些卧床十年的病友相比，还算有福气。我记得那是大年初一晚上，我端着刚煮的饺子从厨房出来，看见老钟歪在轮椅上，双眼紧闭，面容安详，像一个等开饭等累了就睡着的小孩。窗外烟花腾空而起，电视上一群孩子扮成十二生肖唱着幼稚的歌。
母亲再也没有回到票友当中。她嘴上不说，但我依稀猜得出理由。她心有愧疚，总觉得是自己听戏太投入，没能及时发现中风的丈夫，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让他在轮椅上待了整整三年。当时我已在北京找到工作，怕她在家睹物思人，邀请她来北京散心。她不肯，说北京空气太干，还有雾霾，对皮肤不好。我说，那你就找点事做，发展点新的爱好，别让自己太闲着。事后回想，心有悔意，或许当时坚持接她来身边，她就不至于在整形这条路上一去不返。
腊八那天，母亲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想来北京过春节。我吓了一跳，又马上松了口气。惊吓是由于北漂多年，向来和家里报喜不报忧，但眼下生活实在潦倒；如释重负则是因为省下了往返路费，也不用给老家的晚辈们准备压岁钱了。
几个月前我遭遇了裁员。我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组织一群员工头脑风暴，给公司培养的小网红们写短视频脚本。那天人事经理找到我，说，环境严峻，公司效益下滑，今后想把受众聚焦在年轻男孩这个群体上，或许九零后都市男孩更适合这个岗位。一句话，年龄歧视、地域歧视和性别歧视都占全了。我抱着纸箱往地铁站走，冷风吹痛脸颊，心想还有比年底裁员更缺德的事吗。然后中介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房子快到期了，如果想要续租的话要涨价四成。我说怎么涨这么多。他说刚通了地铁，还是换乘站，地段不要太抢手哦。
就在这么倒霉的一天，我遇见了黑妹。黑妹是条土狗，雌性，半条手臂那么长。通体漆黑，只有耳朵后面藏着一撮白毛。我是在菜市场后面的垃圾回收点遇到她的。她当时躺在一堆烂菜叶子里，瘦骨嶙峋，奄奄一息，身上都是皮癣。估计对自己短暂的一生已充满绝望，我抱起她时，她一动不动，眼神微茫。我想到了“丧家之犬”这个成语，把她带回了家。起先我给她起名叫“转运”，但这个名字唤起来气流不畅，沉闷暗哑，后又改名“黑妹”。
去北京站接母亲的那个早晨，我把黑妹放在膝盖上，语重心长道：“今天来的女人是你姥姥，她最讨厌狗，所以你要表现好一点。不许乱叫，不许咬她的高跟鞋，不许蹭她一身狗毛。”黑妹歪着头看我，双眼像一对染色珍珠，明亮却茫然。
春运期间的站前广场，呈现一种有序和无序交替的热闹。人们排队检票、安检，缓慢行进。偶尔冒出一个乞讨的、算命的、闹事的，人群又像被病毒侵入的细胞，散开，乱窜，然后重归序列。我在出站口等母亲，一个醉鬼突然冲到面前，噗通跪下，咣咣磕头。他紧抱住我的双腿，哭着求我给他一点钱，好让他买票回家过年。我说你快起来，我没钱给你，这年头谁还带现金啊。醉鬼抱我更紧，头磕得更响。他的棉裤腰松了，露出半截棕色的屁股。我掏出手机说，你再不松手我就报警了。醉鬼说，你有钱买苹果手机没钱帮我。说完就伸手来抢我的手机。我高举着胳膊拼命挣扎，脸上糊了一层酒气。一位大叔路过，大喊一声“警察来了”，醉鬼转身跑掉。大叔笑嘻嘻道：“看来是装醉，还知道躲警察。”
我用力跺脚，抖动羽绒服下摆，好像这样就能抖落醉鬼的气息。再抬眼，看见母亲已经出站，正款款向我走来。她依旧苗条，羊绒大衣凸显腰身，鞋跟超过五厘米，小腿肚紧紧绷着。待她走近，她的脸比醉鬼更令我感到悚然：鼻梁突兀高耸，如地壳相撞后挤压出的年轻山脉；皮肤漆白，眼睑青肿，眼角处隐约看得见细细的刀口。在整形机构的洗脑下，她过分追求欧式长相，曾经的古典气质荡然无存。我咬牙切齿道：“你是不是又去手术了？眼睛下面怎么回事？你这个岁数全麻手术很危险你知道不？”母亲说：“你过年都能给自己买个新包，我为什么不能新年新气象，给自己换张脸？”她这话明显是抬杠，但声音机械，听不出情绪，嘴角似乎被什么牵引着，没法大开大合。
我知道劝解无用，发火无用，只好说，“走吧，先回家，有点远，要一个多钟头。”我们沉默着进入地铁。自从没了老钟，我和母亲之间就少了缓冲地带，每次沟通，就像两个粗粝的齿轮碰撞在一起，声音嘈杂，冒出刺眼的火星。还有几天就是除夕，地铁里乘客不多，随处是空位。一个乞讨的残疾人连爬了两个车厢，可能也觉得人少没劲，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下了车。
我长得一点都不像母亲，黑皮肤，塌鼻梁，肿眼泡。小学时母亲接我放学，同学们都惊呼：“那是你妈妈？长得很像电影明星。”我语文成绩不好，却已知晓潜台词的杀伤力，人们对母亲的赞美，等同于对我相貌的惋惜。但母亲对我没有继承美貌这件事毫不在意，那个年代的主流教育，让家长们相信丑陋是福，成绩至上。我笃信了她的观点，学习还算用功，考上一所凑合的大学。直至毕业后被现实施加以重拳，才发现好运气总是更轻易垂青漂亮的女孩。
新租的房子在六环外一处老小区，去最近的地铁站还要乘坐五站公交。一室一厅加一个大阳台，每月房租两千五。房东就住在楼下，夫妇俩四十多岁，男的是公务员，女的在大学教心理学。他们没有子女，据说结婚二十年一直丁克，没有假期也要制造假期去各地旅游。近两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想要个孩子，领养的还不行，拼了命也要自己生。有次我被邀请去他们家里做客，坐在沙发上喝茶，对面墙贴满了两人旅行时用宝丽来拍下的合影。房间格局不算开阔，空气里的中药味盖住了茶香。我知道那是女主人用来备孕调理身体的，早晚各煎服一次。
黑妹见到母亲就开始吠叫。母亲踢了她一脚。我抱起黑妹，摩挲着她耳后的白毛。我说，妈，你能不能温柔一点，黑妹只是怕生，熟悉了你的气味后就不叫了。母亲说，养这么个东西，费钱又费时间，还不如养一个孩子划算。对了，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说，长得丑，没人要。
其实前不久我喜欢上一个人，是附近宠物医院的医生。他很年轻，剃着寸头，口罩遮住了半张脸。给黑妹检查毛发里的跳蚤时，眉头微皱，眼睛里涌动着柔柔的光波。后来我打听到他上班的时间表，找借口又去了几次医院，给黑妹打疫苗，做体检，买宠物保健品。他耐心解答疑问，一笔一划书写诊断书。我指着诊断书上主治医生的签名，哈哈笑道：“你叫郭振兴，我叫钟华，我们加在一起就是振兴中华。”郭医生抬起头看我，干笑了两声，笔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划了几道，“黑妹已经很健康了，你不用再带她来医院了。”我知道这算婉拒，之后再也没去过宠物医院。如果说成年人的感情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各自留足体面。失业叠加上这次微小的失恋，我沮丧了一段时间，空出的大把精力全部投射在黑妹身上。我给她采购最贵的狗粮，买进口的玩具，每月做两次椰奶SPA。至于我自己，路边摊吃得甘之如饴。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听着黑妹起伏的呼噜声，心里涌上一丝遗憾和酸楚：我连郭医生完整的长相都没见过呢。随后又补偿性地安慰自己，或许他只有眼睛好看，口罩下面都是玫瑰痤疮，嘴唇上布满疱疹。
母亲开始整理行李箱。除了洗漱用品和土特产，里面塞满了衣服。其中有一套刺绣连衣裙，我很多年前就见过，是结婚纪念日时老钟找市里最好的裁缝制作的。藏青色绒面，小翻领，微收腰，大裙摆。袖口和下摆绣着几朵淡黄色牡丹。我不知道牡丹有没有黄色的品种，但母亲穿上这条裙子好看极了。每到阳光明媚的时候，她就把它挂出来，轻轻抖落上面的灰尘。她只有参加黄梅戏票友友谊赛的时候才会穿上这条裙子，大部分时间只是温柔地抚摸，像新娘呵护自己的婚纱。
我问她，“你怎么把这件带来了，也不怕放在箱子里压坏。”母亲说：“快到你爸忌日了，他没来过首都，我想穿着它去天安门前照张相。”提到老钟，我鼻子一酸，背过脸去，“妈，明天我带你去茶馆听戏吧，春节这几天应该还有演出。”母亲绕到我面前，递给我一本小册子，“其实我来北京还有另一件事要做。”那是某个整形机构的宣传手册，春节前后在北京有宣讲活动，参加宣讲会即可获得免费咨询，现场预约整形还能享受五折优惠。母亲说：“这一次我帮你也抢了个名额，咱娘俩儿一起去。我可以出钱帮你垫个鼻梁，就当是送你的新年礼物。”
我一时间以为自己听错，“你不是认真的吧？你大老远跑过来不是为了和我过年，而是为了一个打折的整形手术？”她说：“我是想和你一起过年啊，也想让你变得漂亮一点。长相也讲究风水，脸上改动一点点，或许你马上就能找到好工作和好对象。”我冷笑着，双手微微颤抖，内心充斥着被欺骗和背叛的羞耻感。我把宣传册丢到地上，黑妹踩了上去。“我都三十多岁了，你早干嘛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哪儿也不整。”
我曾因为爱美之心挨过母亲的打。十八岁生日那天，我和朋友结伴去理发店做了离子烫，又去首饰店打了耳洞。我摸着微微红肿的耳垂，喜滋滋地想，很快我就能够戴上漂亮耳环，成为时髦女生了。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准备晚餐，我凑上去，给她展示我的双耳和新发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左脸已经挨了一记火辣辣的耳光。我头脑空白，心跳紊乱，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母亲劈头盖脸骂我，“都高三了，为什么还要把心思放在与学习无关的事上。”我说：“不就是一对耳洞，又不是杀人放火，你至于吗。”母亲火气更盛，“怎么不至于，你看看你，成绩不怎么样，却像个小太妹，打耳洞还不告诉我，竟然敢先斩后奏。”我揪掉两个耳钉扔进洗碗池，血液从新鲜的创口冒出来，“多大点事，还先斩后奏，你以为你是谁？”母亲抬手又是一个耳光。我气愤得忘记语言，只剩下歇斯底里的大喊。老钟听见喧嚷后急匆匆跑进厨房，手里拿着双氧水和棉球，“大家今天心情都不好，各让一步吧。钟华，快涂上药，别感染了。”
耳洞事件后，我和母亲冷战了很久，如果没有老钟的调解，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重归于好。后来我上了大学，学习化妆和服装搭配，并重新打了耳洞，母亲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那两个耳光始终没有被彻底遗忘，成了我青春期最屈辱的记忆。我并非不想变得更美，也曾想过要不要去打个瘦脸针，做个半永久纹眉。但当这件事被母亲允许并鼓励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排斥，不知从哪里激发出了绝不整形的倔强。
母亲赶走黑妹，捡起宣传册，抖掉封面上的狗毛。我们再度陷入沉默。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有了分歧，最好及时打住，否则再争论下去势必发生更激烈的争吵。我借口离开，说要去问候下房东，来个人住这么多天，还是要和人家说一下。
房东家的门窗敞开着，刺鼻的中药味在整个楼道弥散开来。我轻扣防盗门，无人应答。探进头去，却看见女主人坐在地上，头发蓬乱，脸埋进双膝之间。我转过身，想要悄悄离开。她在背后叫住了我，声音沙哑，带着哭腔。我放下母亲从老家带来的土特产，问，你没事吧。她摇摇头，整张脸皱缩着，比实际年龄看上去更老。她说，刚从医院回来，好不容易怀上的胎儿，没有胎心。我说，你老公没回来吗。她说，他在上班，还不知道检查结果。我说，那你更要好好休息，别太劳神。我妈来了，会住上半个月，你晚上来我们家一起吃饭吧。她点点头，忘了说谢谢就关上了门。
我还是陪母亲去了那个宣讲会。距离太远，几乎横穿北京。她初次来京就去这么远的地方，恐怕会迷路。而且我在身边，或许能阻止她心血来潮又预约了什么整形项目。我说，大过年的不放假，还搞大型促销，怎么想都非奸即盗。母亲说，你不懂，假期是整容的好时候，在家恢复几天，然后漂漂亮亮地去上班。我想起很久前看过一档调解节目，有一期是母亲整形上瘾，非要把自己弄成赵雅芝，子女苦劝不得，只好求助节目组。我盯着公交车司机的后脑勺，心想要不要也偷偷报名上节目，或者直接把母亲骗到心理诊所。进而想到女房东是心理学老师，或许可以找她咨询。
宣讲会在一座办公楼的小礼堂里举行。门窗狭窄，室内散发着霉味。我们来晚了，只剩下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母亲责怪我赖床，差一点就没了座位。我说，我怎么知道大过节的还有这么多闲人不在家待着，跑过来听这个。我环视了一下现场，来者几乎全是女性，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很多都是母女同行。
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性走到台前，人群开始鼓掌。她鞠了个躬，用PPT展示了几组整容前后对比照，介绍了公司的专利技术。我说，这些照片一看就不是同一个人，太假了。母亲示意我不要出声。随后又上来一位专家，给观众介绍什么才是标准脸。如果说上一个环节还披着科学的外衣，这个环节就彻底变成了封建迷信。专家对着几张明星的照片指指点点，说什么样的脸颊旺夫，什么样的额头会有财运。母亲小声说，“我觉得你的鼻子太小了，会被人牵着走，容易受骗上当。”第三个环节让我彻底感到不耐烦。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堆托，轮番上台讲述整容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有的说做了丰胸手术后，出轨的老公终于回归家庭；有的说从此在职场上得到重用，一路升职加薪；更扯淡的是，有个女的说弄掉了那颗挡财运的黑痣后，第二天买的彩票就中了奖。
好不容挨到宣讲结束。主持人说凭入场券可以到专家席免费咨询。人群站起来往前涌，母亲踩着高跟鞋挤过去。我赶忙拉住她，说，你割眼袋的刀口还没彻底痊愈，能不能别折腾了。母亲说，只想微调一下上嘴唇，打一针就好，赶上打折很便宜。
我火冒三丈，提高了声音，“几千块钱一针，哪里便宜了！你算算这些年你整容一共花了多少钱？我都三十多岁了，同事的父母早就帮孩子在北京凑够了首付，只有我还租着六环的破房子！”话一出口，自己先吓了一跳。我以为我只是担忧母亲的健康，不曾想到心里其实潜藏着如此自私的欲望。
母亲反击道：“那你呢？你在那条狗身上花的钱就比我有意义？你不找工作不交朋友，整天和狗一起玩就更有意义？”
我一时语塞，各种混乱的情绪在心中竞相蚕食。好像被戳到了痛处，被揭开了遮羞布，好像我一直漂浮在生活表层而此刻不得不跌入更深的裂缝。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剩下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母亲看我哭了，似乎有些不忍，语气放轻了些，“算了，别吵了，你爸忌日快到了，他肯定不想看到咱俩这样。”
她提到了老钟。这让我突然揪住把柄。我抹掉眼泪，冷冷说道：“别把我爸拉出来，要不是你，他最后几年会过得那么没有尊严？”
这次轮到母亲讲不出话了。她立在原地，一动不动。我在这场吵架中占了上风，心里却痛得要命。我猜不透她的情绪，她的脸实在太僵硬了，双眼冷静得像被雪封住的湖。
我和母亲继续同住一个屋檐下。那天吵架后，她想过买票回老家，但那条线路的车票早被抢空，连站票都没有剩下。我们爱对方，又同时厌恶彼此，就此达成新的默契。晚上，我们背对背睡觉，小心翼翼蜷起身体，以免触碰到对方。早上，她先起来做两份早餐，吃完自己的那份后就外出逛街，而我则等到她离开后再起床。她关心我的起居，偶尔会提醒我饭在锅里；我担心她在外迷路，她回家晚了就问她去哪了。但每次说过这些话后，我们就迅速错开眼神，去忙自己的事情，好像暴露了什么令人羞耻的秘密。
转眼就是除夕。我以为北京的春节一定寂静无聊，但那天傍晚还是听见了满街满院的爆竹劈啪作响。母亲说大城市不是不允许放鞭炮吗。我说好像五环之外可以。她点点头，说冰箱里的食材不够做年夜饭了，出去买一点。我把钱包里的零钱都塞给她，说多带点钱，蔬菜水果店都关门了，大超市这两天坐地起价，东西卖得很贵。
直到天黑母亲都没有回来。我有点担心，打电话给她，才发现她的手机落在了家里。我坐不住了，牵着黑妹出门，沿着去超市的路找她。路灯下有个小男孩，手里握着一大把花火，同时点燃，白亮的火光绽放开来，像漫画中超级英雄手心发出的光束。我们继续往前走，空气里都是烟尘，突然炸响的鞭炮吓得黑妹夹紧了尾巴。我们绕开人多的地方，母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她蹲在路旁，身边燃着一团跳动的火苗。灰烬在空中飞舞，母亲被呛到，猛烈咳嗽了一阵。
她在给老钟烧纸。我说，这里不能烧纸的，被抓到了会罚款。母亲说，快了，还剩下一点。说完把怀里最后的黄草纸扔进了火堆。母亲的脸被火光映着，没有一丝皱纹，我却看到了满是尘垢的沧桑。我说，我爸这辈子其实挺幸福的吧。母亲说是，挺有福气。我轻声道，多亏了你照顾。或许故人的灵魂真的会在某些时刻归来，老钟再次成为我们母女之间的粘合剂。我们望着火苗一点点熄灭，我感到我和母亲之间的冰墙在一点点松动，融掉。
我和母亲提着蔬菜上楼。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我看见女房东正坐在台阶上，泪水从指缝里汩汩地涌出来。我和母亲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道该不该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尴尬了半分钟左右，女房东抬起脸，说，和丈夫吵架了，不想回家，可不可以去你们那里坐一会。我连忙扶起她，说，本来就是你的房子，该来就该，别这么客气。
母亲煲了汤，又炒了两荤两素。我本想开几罐饮料代替啤酒，因为女房东刚刚流产，母亲的眼袋也没有完全恢复。但他们都说，过年了，还是想喝一杯，用酒冲洗掉霉运。春节晚会开始了，几个脸熟的主持人穿红戴绿，挂着标准的笑容给全国观众拜年。但我们什么也听不到。几杯酒下肚，脸红耳热。外面此起彼伏的鞭炮盖住了室内的声音。
我给女房东盛了一碗汤，在一片嘈杂中提高嗓音，“新年快乐，注意身体，补充营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女房东也高声回应我：“不会有了。都这个岁数了，太难了。”我脱口而出：“之前不是过得挺好，为什么一定要生个孩子呢？你是研究心理的，应该比一般人更看得开。”母亲在桌子下面狠狠踹了我一脚，我才意识到说错了话。女房东倒十分坦诚，“因为啊，男女之间的感情实在太脆弱了。”母亲顺着话题接下去，“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整容吗？我以前那么好看，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心。后来眼看着自己一天天变老，我实在太害怕了。”我不甘示弱，冲着她们喊道：“那我为什么要对狗这么好？因为我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朋友没爱人，我一无所有啊！”
外面的鞭炮声突然消失，周围又恢复了清净，电视里传出五十六个民族载歌载舞的声音。我不好意地看看女房东，女房东不好意思地看看母亲，好像刚才的掏心掏肺，不过是一场不值一提的宿醉。我们岔开话题，聊起潘长江的小品，互相帮对方把汤碗填满。除夕之夜，我小小的出租屋，成了一群失败者的临时避难所。我们在生活中失去重要的东西后，又去牢牢地抓住别的东西，以为只有这样，剩下的人生才不会失焦。
除夕之后，女房东和丈夫去了香港，准备尝试一下试管婴儿。我和母亲再也没提过吵架的事，对女房东的秘密也缄口不言。我带她去天安门看了升旗，她在大衣底下穿上了那条刺绣连衣裙。我没想到，春节期间的北京，竟然还有这么多人早早起床，顶着寒风，来到广场上看一场升旗仪式。国歌结束，国旗卡着最后一个音符升至杆顶。人群渐渐散开。我问母亲冷不冷。母亲说不冷。我说，那你唱一段《天仙配》，我帮你录个视频，留作纪念。
母亲先试着哼了一遍，她脸上的肌肉恢复了一些，但唱戏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长音总是唱不饱满。她有点灰心，说算了，不唱了。我说没事，一回生二回熟。她又清了下嗓子，以围巾当水袖，缓缓地移动起腰身。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甘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起风了，周围有点冷，我呼出的气喷在手机屏幕上，化成一片水雾。我看见模糊的视频里，母亲仿佛变年轻了，没有欧式眼，没有通天鼻，她又恢复成女儿国国王的样子。紧接着，老钟也出现在视频中，起先还坐着轮椅，但很快就站了起来，笑盈盈地走到母亲身后，温柔地托起母亲的手，唱起了董永的唱词。母亲大衣下面露出连衣裙的下摆，上面的几朵黄牡丹随衣裙摆动旋转，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竟飞了出来。它们轻飘飘地飞过人群，飞过红墙黄瓦，飞过白鸽白云，越飞越高，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