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想出版我的心学书系，这成了我谈心学的一个缘起。

这世界，有两样东西，令人目眩神迷参详不透，却又止不住探寻追问，一个是浩瀚的宇宙，一个是深邃的人心。尤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心的学说与研究是千古以来的核心议题。作为中国文化的三条重要之根，儒释道对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们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吸收，彼此促进，让中国文化呈现出了“三足鼎立”之气象。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各自所占据的话语权，所展现的形态，所起到的作用不同，但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促进，都注入了不可低估的力量。儒家文化注重人格的修炼，注重积极入世，注重对社会的改造，故而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变革和动荡，儒家思想对于安抚人心，平定秩序，维持和谐，起到了重大作用。而道家文化，相对儒家而言，注重“避世”，强调“无为”，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升华。佛家，在两者的基础上，在看破、放下的同时，追求终极的解脱和超越。这三种传统文化无论其表象差异如何，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完善人格，实现真正的快乐和自由。且三种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即一切答案就在自己的生命本体中，跨越和超越，不在外界，不在彼岸，而在人心。故而，心性的修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核心和基本契合点。中华文化，虽然名相不同，体系不同，究其根本，都是在叩问自心，在自己的心中找一切的答案，寻觅生命的真谛。

谈心性，有朋友会想到“心学”。我们知道，“心学”一词，由明代大儒王阳明首度提出，他将中国的儒家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他所倡导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理念影响了很多人，由此，“心学”成为了世界性的一门学科。但关于心性的学说并非儒家所独有，儒学、佛学和道家思想在心性论上，皆有深造，对于心性的定义、心性二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有独特见解。

儒学的心性论自先秦时期就出现了性之善恶的争辩。孟子认为人之性善，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杨朱认为人之性善恶相混。尤以孟子的心性学说为典型，孟子提出了“四心”之说，认为人天生具有的四心决定了人性本善，心性不二，强调“尽心知性”，仁、义、礼、智是人心中本有的东西，将其充分发挥出来即可。在早期儒学经典中，处处可见诚心正意的主张，非常重视人格完善。汉代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论”，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东汉荀悦也持类似观点。因汉代经学大兴，儒风发生变化，偏离了心性学说，直至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以及佛学渐兴，儒学的宗主地位更加不稳，仁义道德学说和心性学说处于失落状态。唐代韩愈、李翱立足儒学本位立场，反对佛老，重兴心性之学。韩愈在《原道》中大声疾呼重振仁义伦理道德，为儒学道统正本清源，重视正心诚意，其在《原性》中排开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和杨朱性善恶混论，而是续上了董仲舒和荀悦，更加明确阐发了“性三品”学说，且肯定仁义礼智信道德是人与生俱来的，只是在三品人性中分配比例不同，上品之性是善性，下品之性是恶性不可改，中品可善可恶，可以导而上下。宋明时期，儒学的心性学说有了新的体系——宋明理学。此时，儒释道三种哲学在长期的交锋与共存中，早已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宋明理学虽以儒学为正宗，其实已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佛学和道家的气息，尤其是受佛学心性论很大影响。朱熹虽然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但还是说心只有一个，人欲和天理的比重决定了心是“人心”还是“道心”，至于心之体——性，则无不善，有善有不善的是心之用——情。而从陆九渊“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以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振聋发聩之语，再到王阳明“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创立了心学，儒家的心性论终于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佛学中的心性论，准确地说应称为佛性论，佛学典籍中有很多关于“心性”的阐述，但在佛学传入中国且本土化的过程早期，佛学惹人关注的首要兴奋点并不是心性论，而是因果报应论和般若空论等内容，并因为形神关系导致了儒学和佛学之间的大争论。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起，排佛者与信佛者就开始了持续争论，争论核心是形神关系和形灭神不灭，排佛者否定轮回与因果报应论。至南北朝时期，终于引发了一场高规格的大争论，无神论方以范缜为代表，作有《神灭论》、《答曹舍人》，理论水平空前绝后。争论的结果虽无输赢，却促使佛学将关注点渐渐转向了心性论。佛学心性论完成于禅宗，禅宗的根本要义是“明心见性，即心即佛”，此心是无分别无执之心，此性是本来清净之佛性，心性不可分割，且人人皆有佛性。所以，禅宗六祖慧能提出“众生即佛”，其依据便是佛性作为人人皆有的先天因素，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只要能识得此心，见得此性，便可成佛。

如果说佛学的心性论是佛性论，那么道家的心性论则可称为“道性论”。表面看来，道家的心学没有形成明晰的知识体系，没有形成一门显学，其影响力也不如儒家文化，因为道家心性论并不是直接谈人的心性，而是以道为引，再延伸到人的心性。所谓道法自然，实际上是道性自然（自生自化自成），这种自然之道落实于人，即为“人之自然心性”。从老子的本然自然到庄子的本真自由，道家心性论的特征，其实非常鲜明，着重于自然之性和真常之性，元初而完整，无法使其增益，也无法令其减损。人的自然之性必定显于人的心，由人心也可看出人之性，因此，道家所推崇的心性境界正是老子反复强调的自然无为，及庄子心心向往的逍遥游。另外，道家关于心学的精华，其实都融汇于道家的修炼之中了。全真教之后的明清道教，对心性谈得较多，但多着眼于修炼。在心性的修养上，道家注重明道、修道、得道，注重本体智慧的开发和妙用，以无为为核心，以虚静和齐物为方法，弃绝机心，追求达到致虚守静的自然境界。当一个人真正得“道”之后，他自然就明白了宇宙的整个运行规律，就洞悉了真理的奥秘，也就真正会入世做事了，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

不难看出，儒释道三者都注重心性的修炼，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都是以心为本，以学为养，让人慢慢成为君子、贤人、真人、圣人。因此，对于“什么是心学”的问题，从广义层面讲，关于心性的学说，即为心学，包括阳明心学，也包括近当代的一些心学，我倡导的大手印心学也属此列。每一种心学存在必有其理由，能否发扬光大，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灵起好作用，既需要乘时顺运，更需要靠实力和内涵说话。

以阳明心学为例，阳明心学从宋明理学中分化而来，理论基础不可谓不厚实。宋明理学从周敦颐开始，经张载，到二程（程颢、程颐），在二程这里发生了分歧，程颢认为心即是理，修行路线是由内而外，程颐认为理是本源，在人心之外，修行路线是由外而内，格物致知。继而朱熹继承了程颐，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而沿着程颢的心学路线，经过谢上蔡、张子韶等人不断发展，最终由陆九渊开启了心学门径。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继承改造了孟子心性学说和陆九渊心学思想，并吸收了佛学禅宗和道家的精华，创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阳明心学包含三个重要论题：“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分别解答了“心是什么”、“如何修心”和“修心的最终目标”这三个问题，是一套相当完备的哲学体系。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时影响已经很大，甚至远播海外，日本和韩国都有阳明心学的继承发扬者。尤其在日本，心学在明治维新时爆发了力量，为日本近代化之路贡献了大力，正如梁启超所言：“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但在中国，明清之际阳明心学渐渐衰落，整个近代时期也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近些年，阳明心学才有点“春风吹又生”的势头。

在阳明心学之后，民国时期的贺麟先生又提出了“新心学”。他是黑格尔的研究专家，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贺麟先生将“心学”研究加入了世界元素，他提出“心物合一”、“心理合一”，是现代新儒家倡导者之一。遗憾的是贺麟新心学并未完成体系建设，也未能继续展开和深入，作为“唯心主义”思想派别，很快就在唯物辩证哲学前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无人继承，研究也甚少。在当代台湾，也有一支新心学，名为“盘古心学”。这一心学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它脱胎于阳明心学，依然立足于儒学本位，但大大扩大了思想学说的吸纳范围，吸收人类各种宗教与哲学，为其所用，包容了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分析心理学、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等，试图消弭阳明心学的一些弊端。此外，还有各家各言对于阳明心学的解读和阐发，有力图重兴阳明心学者，也有借阳明心学抒发自我者，在这个传统文化复兴大潮即将兴起的时代，人们对于心灵学问的兴趣和重视，是令人欣喜的。

——选自 《文心》雪漠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