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个很木讷的孩子，有轻微的语言障碍——就是结巴，不能很顺利地把一句话说出来。越是想说的话越难以说出，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有时得跺一跺脚，才能把那根鱼刺吐出来，弄得自己面红耳赤。
我因此得了个外号——结巴佬，这个外号让我很自卑，更不喜欢说话了。说话对我来说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甚至让我感到恐惧，每当我看见大人——看见我妈妈和两三个妇女围成一圈，嘴里嘁嘁嚓嚓，不停地说着什么，可以站在那里说到天黑，我就恐惧。我恐惧什么呢？——我恐惧自己长大，在我看来，长成妈妈那样的大人，是必须要会说话的，会站在那里和别人聊天，无所不谈——我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那种样子。
我的语言障碍有心理因素的成分，在不感到紧张，或与非常熟悉、信任的人在一起时，说起话来就一点也不结巴了。但是很多时候我是紧张的，很容易就受到惊吓，整个人僵在那里——这跟家庭氛境有关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我的父母就像两个敌对国家，随时会爆发战争，我小小的神经也随时紧绷着，承受着笼罩在家里每个角落的阴翳。
不喜欢说话并不代表我无话可说。我还是有很多话想说，当这些话不能顺利地通过言语表达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对自己说话不会结巴，特别是想说的话不需要发出声来。于是我很早就拥有了默语的能力——或者说习惯，在心里和自己说话，如同一个自己和另一个自己交谈，而这声音只有我能听到。
和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我最喜欢听大人讲故事，只是这个愿望在家里无法得到满足，我的父母从不给孩子讲故事，他们自己的事情已够焦头烂额的，给孩子讲故事，那就像要冬天开出春天的花一样不可能。村里有一些老人很会讲故事，也喜欢讲，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光着瘦骨嶙峋的脊梁，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给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讲鬼故事。
听老人讲鬼故事就像受虐，既渴望又害怕，孩子们吓得挤在一起，大气不敢出，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仿佛那些没有脑袋或拖着长舌的鬼就在身后，直到故事讲完，不得不回家时，便盯着自己的脚尖，跌跌撞撞窜回家。到家后仍担心那些鬼藏在房内，强忍住害怕，把门后、床底看个遍，证实什么也没有，才敢把头蒙在被子里胡乱睡去。
鬼故事被老人反复讲过几遍后，就不想再听了，又没有别的故事可听，于是我就开始自己编故事。
我渐渐迷上了这秘密的游戏——编故事，用心里的声音讲给自己听。只要一个人呆着，我就沉入这漫无边际的神游，自己编故事比听别人的故事有意思多了，想怎样编就怎样编，在故事里满足自己所有的想象和愿望。
大概是受当时常看的古装戏的影响（当时常看的古装戏有《女附马》、《红楼梦》、《追渔》、《天仙配》）我编给自己听的故事大多是公子小姐式的，有长袖善舞的服饰，有悲伤动人的爱情。那样小的年纪——不过十岁左右吧，就对情感戏充满了兴味，把自己化成女主人公，放到类似的故事里去经历磨难、搭救、爱和生死，这算不算一种早熟呢？
也有一些故事里，我是会飞的。前年我写过一个童话，叫《没有翅膀的人如何可以飞起来》，那个在黑房间里练习飞翔的小女孩就是童年时的我，当然，我并没有像童话里写的那样真的练成了飞行术，不过呢，当我在故事里赋予自己飞行的能力时，我确实感受到了风一样的轻盈、自由和快乐。
我编的故事里还有一位武功盖世惩恶扬善替天行道的女侠，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女侠就像一个隐形人，活在我的身体和意识里。这女侠当然是聪明又美丽的——见过她的人都爱慕她，至于怎么个美丽法……嗯，应当就像当时港台影视明星的样子，比如《侠女十三妹》的女主角翁美玲。
编故事让我获得了一种越狱般的本领——如同孙悟空七十二变的分身术——当我身处不喜欢的场景，比如父母吵架的现场，只要让头脑里的意识凝聚，进入自己的故事，周遭的一切便陡然消隐，不再存在。我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腾嬉在想象的空间里，经历着神奇而有意思的事情。
我成了一个地道的爱做白日梦的孩子，耽于幻想，既便是上课的时候（尤其是不喜欢的课），也会在脑子里编着连续剧般的故事，整个人呈灵魂出壳的发呆状，这当然逃不过老师的火眼金睛，一根粉笔射来，击中我的额头，吓得我一震，差点叫起来，游离在外的神魂才算附体了。
从小学开始，我就明显偏科，语文成绩很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引来同学羡慕的目光，而数学呢，只能勉强及格。升到初中后，数学就更差了，连及格都困难，语文则一如既往地好。
由于数学成绩差，又总是呆愣愣的样子，在老师的眼睛里，我便是个愚木不可雕的孩子了。我也觉得自己很笨，既便作文写的还不错，但那并不能使我显得聪明——这让原本因结巴而自卑的我更自卑，挨过几次老师的粉笔弹，引来同学一片哄笑后，我有了逃课的念头。
我果然逃课了，只要是上数学课和同样不喜欢的物理课，我就离开教室，躲在学校后面的山上，找个平整的草地，躺上去，对着蓝天白云继续编故事，做白日梦。逃课的滋味并不好受，这等于彻底放弃自己。那时，我多么希望，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讨厌的数学课、物理课，只有我喜欢的语文课、音乐课、美术课，那么，我就是一个受老师喜爱的好学生了，也就不用这么颓废地像只流浪猫一样躲在山上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一件事，人的大脑是有左右之分的，左脑和右脑的分工各不相同：理解数学、善于语言和逻辑思维的脑细胞集中在左脑；发挥情感、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脑细胞集中在右脑。人的左右半脑是不平衡发展的，绝大多数人左脑发达，也有一些左右均衡，右脑发达的人则极少，而这极少的右脑人却是具有艺术直觉和创造天赋的，“他们不擅言辞，但长于非语言的形象思维，对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活动有超常的感悟力。”——多年后，当我在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上读到这段话，对年少时期的自己才有了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我并不是一个低智商的笨孩子，我只是属于那少数的、左脑不够发达而右脑比教发达的人。如果我的妈妈和老师很早认识到这点，就不会错误地判断我，并将这错误判断的影响施加于我，让我自卑并自弃了。
记得很小的时候——还未接受启萌教育之前我就喜欢图画（当然那时并没有启萌教育的概念，我连幼儿园都没上过）。家里有一些父母带回来的杂志，是和他们工作有关系的杂志，我每天把它们挨个翻一遍，那时我还不认得字，只挑有插图和漫画的页面看，看熟了，就找来纸笔，趴在方凳上，临摹杂志上的图画。
最初妈妈并不反对我对图画的兴趣，甚至还很高兴，对我的临摹画作表示欣赏，说我这方面很像她，说她读书的时候图画是得过奖的——当然，后来她是没有功夫画了，她需要完成的工作太多，神经绷得紧紧的，每天都像在打仗。
是什么时候，妈妈开始反对并禁止我画画的呢？是在小学的班主任跟妈妈告状，说我上课时不听课，把老师的头像画在课本的空白处——是在那之后，妈妈再也不许我画画的吧？班主任把画有她头像的课本做为证据递给妈妈，课本的空白差不多快被我画满了，有落在窗台上的鸟，有窗外的树、天空、云朵……更多的，是身着古装头戴钗花的仕女。
我确实是一个很让老师和家长伤脑筋的孩子，如果我自己是老师，也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学生。在初中，我除了逃课，还经常在上课时读课外书，老师发现后，那些课外书——大多是小说，无一幸免被没收的下场。初中毕业那年，班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去，以一贯做错事的神态——低着头、绞着双手站在那里，没想到这次班主任竟很和蔼，将一大摞书推到我面前，“喏，都是没收的你的，现在还给你吧。”我简直难以置信，有一种做梦般的荒谬感，想笑又想哭——这些被没收的书害我吃了多少苦头啊，我不得不做出只有坏孩子才做的事——偷拿爸爸口袋里的钱（我父母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干过这事），赔给书的主人。这些书是在学校边上的小书屋里租借的。
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我，音乐老师对我就很偏爱，在她眼里我简直是一个天才，我对她所教的音乐知识领会之快令她惊异，一首新歌听两遍，我便能准确无误地唱出，我对旋律和歌词有着超强的记忆。
初三那年暑假——也就是十六岁的夏天，有两件事使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糟糕，甚至还让我尝到了被认可、被肯定的骄傲。
第一件事是我的一篇作文获得了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的三等奖——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获得的奖励，此前我从没往家里捧回过一张奖状；第二件事是我被音乐老师推荐参加市里的文艺调演——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件，当音乐老师告知我这个消息时，我既惊喜又惶恐——这不可能，我怎么能面对那么多的人演出呢？我连一句话都说不好，又那么容易紧张，并且一紧张就胃痉挛，腹部绞痛、出虚汗、浑身失力……
音乐老师说，没事的，你不用说话，只管闭着眼睛唱，把心里的声音发出来，不要去想台下有多少人。音乐老师还说，我再也想不出比你更适合的人去参加这个演出了。
我是那么地喜欢音乐老师，一点也不想令她也对我失望。我决定按照她说的去做，只管闭着眼睛唱，把心里的声音发出来，不去想台下有多少人，就像平常一个人呆在山头，对着无人的山谷大声歌唱那样。
演出并不顺利，也没有所想的那样可怕，我发挥失常，上台后还是控制不住地紧张，腹绞痛，眼泪都快下来了，强忍着把歌唱完，可意外的是仍然获得了潮水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也是我人生收获的第一次掌声）——我不知道倒底是什么打动了在场的人。
十六岁的夏天，我还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心里秘密喜欢的一个男同学寄来的，上面写了一句赠言“天赋的火花可以熄灭，也可以燎原！祝你……”后来知道，这句赠言来自俄国作家高尔基，原句是这样的：“天才就是劳动，人的天赋就像火花，它可以熄灭，也可以燃烧起来，而逼它燃烧成熊熊大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再劳动。”这句赠言对十六岁的我有过作用吗？它有没有变成潜流推动我朝着一个明朗的方向而去？当我忆及过往，看自己一路走来的这几十年，觉得它是有过作用的——仅仅从过去这么多年我仍能记住这句话，就说明它曾像钉子一样敲进我的内心——哪怕只是一颗小小的图钉。
对于一个还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确立自信的年轻人来说，来自外界的肯定和鼓励是多么重要，如果这鼓励来自内心看重的人，那就更重要了——如同暗夜的灯盏。反而言之，如果被内心看重的人所否定，那么，信心所受的挫伤也是很严重的，这否定之辞就像咒符，你得花很长时间——几个月、几年、十几年、甚至半生才能摆脱它。
在文艺上表现出来的天赋使我的自卑减轻了一些，但在当时这对我并没有实际的帮助，拿我妈妈的话来说就是：这些好有什么用，又不能让你以后有饭吃。我妈妈认为只有学习好、能考上好的学校，未来才是有前途的。
想到未来，有时我会觉得光明，有时又觉得黑暗。也有过一些不确定的理想，最大的理想就是当画家、歌唱家——但这太难了，如同摘月，遥不可及。于是我就降低理想的难度——当服装设计师、音乐教师、美容师……这些大大小小的理想跟艺术多少是有关联的，也是我心里愿意去靠近的。
我父母对我的未来想得更现实：既然没指望升高中考大学，不如去技校学个专业，出来有份工作就行了。至于我喜欢什么想学什么，他们从没问过我，我也从没跟他们交流过，长久的语言障碍使我形成了一个习惯，从不跟他人、包括亲人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愿望。
初中毕业后我就进了本市的旅游职业学校，我喜欢的绘画、音乐在这里是学不到的，这里所教的课程只跟旅游行业有关。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自己离开家来到这里——我总算远离了父母无休止的战争，远离了压抑的家庭氛境，呼吸一下子就变得顺畅了。我感受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生命自由生长的快乐。
在这个学校，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在地看书，想看什么书都可以，老师不会射粉笔弹，或走过来没收，这个学校没有高考，老师的教学也很放松，学生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的，看书、发呆、趴着睡觉都没关系，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
家里给的生活费有一半被我用来买书了。这个阶段，除了当时风靡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我还迷上了诗歌，每个月初都会去邮局的书柜买《星星诗刊》、《现代诗》，还买过《普希金诗集》、《席慕容诗集》、《朦胧诗选》。我加入了学校的诗歌小组，开始学着写诗、朗诵诗，在学校的第二年，我强迫自己参加过一次诗歌朗诵会，临上场的前半分钟，心里那个声音还大声叫喊：逃跑吧，快逃跑吧。我没有真的逃跑，而是深呼吸几口，上了台，当着全校学生的面，朗诵了自己写的诗。在朗诵时，我能感觉到脸颊有两团火在燃烧，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着，中间忘了几句，但我没停下来，接着往下朗诵，同学和老师也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这次诗歌朗诵会我得了一个鼓励奖，奖品是一张盖了学校印章的明信片。后来的岁月，我又得过一些别的奖，唱歌的、写作的，奖状很快就被我弄丢，而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一直保存着——它意味着我生命的一次更新：在这之后我不再结巴了。
这个阶段我还热衷一件事，给自己取笔名。其实在初中我就给自己取过几个笔名，取笔名意味着我希望能成为一名作家——只有作家才用得上笔名。
想成为作家，和想当音乐家、画家不同，并不是出于一种虚妄的荣誉心（也不是一点虚荣心都没有）。我以为在所有的行业中，唯有作家是不用跟人说话的，在家里把文章写好，投出去就行，生活来源也不用发愁，因为有稿费。我是那么害怕说话，害怕和人打交道，写字为生，用笔说话，对我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想法伴随了我很多年，当我陷于未来干什么的迷惘中，这个想法就会像浮在水面的石头给我以安慰：如果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不能当服装设计师、音乐教师，甚至也不能在旅游行业谋个工作，当个普通的导游或宾馆服务员，就去写作吧，这或许是一条不错的生路。
多年后，我在一个作家的书里读到一句话“如果你什么都干不了，就去写作吧”——这句话有戏谑和自嘲的成份，却和我曾经的想法那么相同，不谋而合，我真想告诉那个作家：哎呀，我也这么想过的。
在我给自己取的众多笔名中，有一个叫“琼岑”，我曾用这个名字给同学写毕业留言，同学问这个名字有什么含意，我就说，“琼”是美好的意思，“岑”是小而高的山。我没说取这个笔名的另一个含意——当时我很痴迷台湾的言情作家琼瑶，梦想着有一天也能拥有她的才华，像她那样写作爱情。之所以想写爱情，也是由于琼瑶说过的一句话：没有人不喜欢爱情，爱情是小说永恒且唯一的主题。
如果我的同学还保留着当年的毕业留言簿，他们翻到“琼岑”写的留言，可能会迷惑半天，这个“琼岑”究竟是谁呢？
当十多年后我开始写作，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没有用当年取的任何一个笔名，我用的始终是本名。我的本名是妈妈取的，这个名字曾被我深深厌弃过，抵抗过，想扔掉这个名字（热衷取笔名也有这层原因），就像摆脱一个不喜欢的影子。而后来，当我在报刊上看到铅印的本名，发觉我妈妈取的名字其实挺好的——大俗大雅的好。为什么以前我竟那样不喜欢呢？
人是在一次次的背叛中成长的，最初所背叛的就是父母给予的一切，当成长到某个阶段后又开始回归。
在旅校的最后一年，我有一种好日子就要过到头的恐慌，毕业之后该何去何从？这个时候我猛然醒悟：之前的理想、梦想、对未来的打算多么可笑，多么不切实际——什么都干不了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父母不会同意，再说我还没经历过生活，没经历过爱情，能写出什么呢？
理想是现实之树上的果子，连这棵树都没有栽下，果子也就无所依凭了。
经过一段茫然无措的日子，我心里的那个声音告诉我，应该把理想降落到地面上来，走出校门，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才是最现实的，哪怕是在宾馆里打扫客房、端盘子。
从旅校毕业后我很快就在一家宾馆上班，两年后我离开那里，来到太平湖风景区。自工作以后，之前的理想就像解开绳索的木船，离我越来越远，远得我看不到——仿佛那木船在无人看管的漂流中已经沉底、腐烂。
它们并没有完全腐烂，既便腐烂了，也总有几块船板在岸边浮着。我依然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甚至比以前更喜欢，当我沉浸在耳边的音乐和自己的歌声里，就看到小时候那个在白日梦里飞翔的我。我也总是随身带着书，这些书就像一道屏风，为我遮挡了眼前纷乱而嘈杂的生活。我几乎每天读一本小说，所读的小说大多是世界名著，也读国内近代和当代的小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张恨水和张爱玲，也读贾平凹、王朔、池莉、陈染、林白，也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一年我只读《红楼梦》，把《红楼梦》翻来覆去读了六遍，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心底那个写作的欲念又开始往上鼓动，鼓动，叫我白天夜里都想着这事，构思着我想写的故事和情节。这个欲念愈来愈烈，促使我拿起笔，但我写了几页就住手了，没有再写下去——准备不充分的写作使我难以继续；对自己所写的东西没有信心难以继续；过于孤独、没有任何读者的写作也使我难以继续。
经过这次写作的尝试和放弃，我认识到，一个没有生活阅历的人是很难写出小说的，即便有过很多阅读——我无法写出我所不知道的生活、不了解的人群，不能写我感到陌生的人物心理。
写不出就不写吧，一辈子当个读者也不错，就读书，不停地读，想读什么书就买什么书来读，这样也是很不错的一生。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很难再找到能唤起我阅读欲望的小说。阅读就像一个人对美食的品味，当你从没吃过好吃的，你会觉得眼前的食物就是美味，而当你吃遍了美食，你对食物的胃口就会变得挑剔，你宁愿饿着也不吃那制作粗鄙的食物——这个比喻还不够恰当，人饿极了还是会吃随意递给他的食物的，而阅读则不会，阅读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你所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级台阶，每一级台阶都把你引向更高处，你也只愿向更高的地方去阅读。
当我在小城图书馆和书店里再也找不到能把我引向更高处的小说，突然感到空虚，仿佛人生失去了方向和依持。
多年埋头阅读的生活使我养成了一种习惯，只有拿着一本书时才感到安心、踏实，而现在，当我的手指划过面前摆列的书脊，却没有抽出来翻读的欲念，魂魄也就找不到寄身之所，不知道自己存在于何处了。
存在感，这对于一个人是很重要的，存在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自我确认，当你知道自己存在于何处，生活才是有目标、有方向、有重心的。
一个人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并在其中获得满足才会有存在感，感受到生活于这世间的美好和快乐。歌唱、阅读，这两件事在很长时间内都曾给过我存在感，如同荒漠中的清泉，润泽并安慰我。但同时我又总感到心里有一个黑色的、坚硬的核，我几乎能触摸到它，看见它的形状，它时不时地硌痛我，有时还会变得异常灼热，使我难以安宁，耿耿于怀，郁郁不乐。
这个核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臆想出来的，还是确有其物？
后来，当我开始写作之后，才明白，这个核等同于一个人生命内部的能量——是自我实现的欲望。当这能量不能通过一个正确的途径得以释放，就会在人的体内冲突、撞击，或变成别的东西，比如精神和身体的疾病。和地球内部的能量一样，它可以转换成能源，也可以引起灾难。
我又拿起了笔，在埋头阅读各国小说七八年之后。其实这些年里我手边一直是放着笔的，以便随手涂下一些文字，诗、日记、小品文，是自发的书写。
这次我想写的不再是虚构的故事，我写的是童年生活，真实的经历、情感和体会，它的体裁叫做散文。
我写下的第一篇散文名为《灯笼草、蒲公英》。不过，在我动笔写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要把它写成散文，我只是想把童年的一段生活剪辑下来，把那刻在心里的画面、凝结的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抒发出来。我写得一点也不费力，一句一句地往外涌，这些话语我早就烂熟于心——在写下之前，这篇文章在我心里已经完成，我不止一次用默语对另一个自己叙述过。
文章写好后，我觉得心里堵塞的东西少了一些，像一间经过整理和清扫的房子，连光线也明亮起来。
我把文章拿给我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去看，“朴实，但很让人感动，写得也很细致，能透过文字看到那些画面。”朋友看完后评价道。
朋友的肯定让我高兴，这次书写算是成功的，我一鼓作气，顺着内心涌动的波澜，写出第二篇、第三篇……
那时还没有电脑，我把文章写在软面簿上，写一篇文章之前先打腹稿，让它在心里成型，再用笔写。很快我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心里写文章，这和小时候在心里编故事很相似，只不过那时编的故事虚无飘缈，更具梦幻的性质，而现在，在心里写的文章是一种记叙，是经过文学加工的时光刻录。
朋友成了我的第一读者，也是我当时唯一的读者，她写很惊异于我丰富的词汇和刻画事物的能力，其实这得益于我多年的阅读。有部名叫《云上的日子》的电影，里面有句台词：过去的生活总会在你心里留下印迹，就像咖啡杯里的渣渍。对文学多年的阅读就是一种写作积累，只不过这种积累是在我无意识中完成的。
发表文章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一年以后，单位办了一份报刊：《太平湖文艺》，我鼓足了勇气，才敢把修改后认认真真誊在稿纸上的文章递给报纸编辑，有一大摞。编辑很快就给了肯定的答复，并把其中几篇推荐给市报和省报，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样报和稿费。
接着便有报社的编辑老师来约稿，几乎每周，在日报的副刊上都能见到我的散文，我写得更勤奋了，创作和发表的快乐使我感到生活前所未有的美好，每天都被莫明的喜悦充盈着，如同一个沐浴在爱之光辉中的人。
我写作的开端没受过什么挫折，没吃过闭门羹，运气之好如同受到上天格外的眷顾——但细想起来又并非如此，我写作的开端并非始于我写下和发表第一篇散文，而是始于七八年前或更早之前的阅读，始于我童年、少年、青年所有孤单和惊惶的日子，始于我对自己人生感到的沮丧失望和无能为力，始于我对爱的渴望和自由生活的渴望，也始于我对死亡最初的恐惧和光阴流逝的恐慌。我经过这一切走向写作——当这一切堆积在那里，并形成一股磁力想把我吸入一个黑洞，我知道唯有一件事可以拯救，那就是写作。
从发表第一篇散文作品到现在已有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我从没停止过阅读和写作，它们是我生活的中心——当然我也做日常琐碎的事，也工作——光靠写作是养活不了我的，尽管我的物质生活很简单。
阅读和写作更多的是喂养了我的精神，几年前我看了一部名叫《心火》的电影，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对她的孩子说，“我让你学习、阅读和书写，不是为了你以后成为富翁，对于一个人来说，将来你所拥有的一切——你的财产、权利、家庭，包括爱你的人都有可能离你而去，但是你所拥有的强大内心和独立精神没有人能够掠夺。”
我反复地看这一段，庆幸自己当初对阅读和写作的选择，在我人生之初，并没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只是顺从了自己的天性或者说愿望，去阅读和写作，在其中获得内心的安宁、精神的生长，以及宗教般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随外物的改变而损毁——一个有阅读和写作习惯的人，即使独自漂流在荒岛或关在监狱，只要给他书籍并允许他书写，他就能很好地活下去。
有句话叫“一生只做一件事”——无法考证这句话最早的出处，我很认同这句话，我的前半生似乎也只做了一件事：写作（包括阅读），虽然没做出什么名堂来，但在这过程中我体验了劳动创造的快乐和满足，通过写作我了解了自己，接纳了自己，开始爱自己，随后，这个“自己”就扩大为他人、世界和天地万物。
写作也使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简单又丰富、宁静而自足的生活。我的后半生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阅读和写作，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尝试点别的，我会说，经过多年的亲身体验，我觉得阅读和写作既节约能源又有益于身心健康，是最为环保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