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县公路段往事之 余 师 傅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养路工人——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工人：用铁锹铲砂、拌粘土，铺在路面上压实，藉此养护公路路面。那时的公路，除了国道省道是柏油路面之外，县道和次要公路都还是以砂石路为主。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十七岁，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随县公路段，再下放到环潭镇所辖的柳林河道班。道班一般都不在集镇上，管理的公路大概在三十公里左右，有一台拖拉机，兼上下班的客车和运输材料之用。
在那里的三个月，只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某天下午外出劳动，道班的班长很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那铁锹太重了。他笑笑，说，那是的，是要比笔重点儿的。另一件事，我知道了涢水，和她南面临水的小镇：涢阳。通往涢阳的一条支线公路也归我们养护。那时喜欢看闲书，在一本书上看到说春秋时期某次吴楚战争，吴国一支部队的前锋直抵涢阳，不确定就是此地，但是记住了这个地名。
三个月后，我调回随县公路段机关。所谓机关，也就是一个大杂院，有一栋五层的楼房兼办公和单身宿舍两用，有几排平房，住家，另外一排作为汽车队和修理车间。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仅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在县城了有了一间属于我的小屋，一张大床。用来招待南来北往的同学，经常是，一张床上睡四个人。
在这里认识了余师傅。
如果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的称谓的话，师傅，一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不限性别，不限长幼，不限职业，不限朝野，而且是一种尊称。“同志和师傅，对谁都可以用”，这是余师傅跟我总结的。
那时公路段有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十七八岁，年少不识愁滋味，漫无目的的人生，无处消耗的旺盛精力，肆意挥霍的青春，都是从乡下进城，远离父母，下班之余无处可去。余师傅的家就在离公路段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关键是他家里有一位极其贤惠的老伴儿，我们叫她“晏妈妈”，很自然地，我和另一位小伙伴，廖君，便成了余师傅家的常客：去坐，去看电视，去蹭饭吃。我们乐此不疲，余师傅夫妇应接无怨，那时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滩》，我就是在他家从头看到尾，每天准时——他们是老派的传统中国家庭，夫唱妇随，待人接物礼数周到，哪怕对不谙世事的少年。
公路段大门右手边就是我们单位的油库，余师傅是油库管理员。油库里有张他休息用的床：每当我有同学来，寝室住不下，我就占用油库的休息室。如果有更多的同学来，廖君的寝室就要同时被征用，我和廖君两个都住在油库。
有天晚上，和廖君借宿在油库，偶然发现了一袋蜜枣——随州有段时间盛产此物，用大量的糖腌制而成，极甜。一包蜜枣被我们两个分而食之，又没水喝，几乎整晚做梦都在找水。这个笑话被笑了很久。
余师傅是那种性格随和，极富同情心的人。曾经有一位武汉的知青，年幼下放到随州，深受余师傅生活上的关照，乃至于很多年后，很多人去武汉找这位知青的父亲看病，只要有余师傅的介绍，就管用。
一个人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受尊敬的话，一定是私德较好，有些见识，能把事情做好，又热心帮忙的。余师傅大抵如此。
那时他在管理油库。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物资的配给依旧紧张。公路段有一个庞大的运输车队，和众多的施工机械，汽油柴油全部仰仗余师傅想办法，他把这个比较困难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至少单位领导不为燃料发愁。
余师傅口德很好，非常注重说话的方式。随县方言，有很多不雅的口头禅，男人说话，司空见惯地使用，大家也见怪不怪。但是他跟人说话，无论男女长幼，都很少使用那些口头禅。那时候大家也没什么消遣，同事之间、男女之间经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荤素玩笑，尤其是我们那种体力劳动的单位，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工人，相逢之后的亲热，就是那些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笑，甚至经常占点别人的“便宜”，挖点坑“坑”别人。有些的确是非常不雅，颇有些“少儿不宜”内容，至少对那些涉世未深的少年工人来说。但是余师傅很注重回避这些在他看起来是“孩子”的我们，我们在场，他都尽量回避那些用词用语玩笑。现在想来，他跟别人，还是很不一样。
有一次，他跟我聊天，大意是说，他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不识字上，如果有点文化，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与人交往极其得体，心地又善良，办事又很有办法。很多年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叹，曾经跟一位晚辈说，我吃亏就吃亏在外语水平太差，不然也不止这个样子。人大概都是如此，对自己的优点未必尽知，但是对自己的不足是非常清楚，所以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告诫亲近的人，希望他们在发展的路上，应当避免自己曾经的弯路。
不过人在涉世未深又无人指导时，往往会伤害对你很关心的人。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他很热心地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也跟那女孩子见了面，印象不好也不坏，但是当时已经决定再高考，想拒绝又不好意思跟余师傅说，勉强应承之后，跟那姑娘说，我要考大学了，未来可能不在随县。结果那女孩投诉余师傅，大意是我不尊重她，既然没有意思，那为什么又答应约会呢……。必须承认那时候男女之间的雷池很严，约会以谈恋爱为目的，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否则就是耍流氓。我因此被余师傅很严厉的训斥——他大光其火的不是我拒绝人家，正大光明地拒绝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跟他说实话。他很有一段时间不理我，只是我抗打击能力强，安之若素，该去他家吃喝的，照去不误，该喊他的一样喊他，他不搭理我，我也不当回事，他也拿我没办法，最后还是跟我“和好”了。
但是真正让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更早之前的一件事。某次我清早外出办事，办完赶回单位吃早饭，再晚一点就赶不上了。我骑着单车飞奔，赫然看到晏妈妈大概是买菜回家的路上，双手满满地拎着，非常吃力地步履蹒跚，我只管飞奔，听到晏妈妈在喊“要你余叔叔来接我”——但是我只想到自己的早餐，浑然不觉一位六十岁的老年妇女那一刻多么需要一个年轻人的帮助，况且我还骑着单车。更过分的是我居然不记得喊余师傅去接她。等我早餐吃饱之后，才幡然意识到刚才的举动似乎不妥，立即去他家探视时，但见余师傅对我怒目而视，不发一言，我知道自己错了。那次，真正令我感到羞愧，至今依然羞愧。人在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是不会要求别人原谅的，因为即便别人原谅了你，你自己也未必能够原谅自己。
记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会自动过滤许多许多的细节，但是那些值得怀念，值得感恩的场景，终其一生都会深刻在记忆中。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重要的年份。那时整个社会似乎都是蓬勃向上，我们传唱的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组织职工文化教育，我们从道班选拔青年工人培训、培养，都要经过自己的文化考试。我是我们单位的“知识分子”，被委以“重任”，出题、阅卷都是我一手操办，从没有哪位领导来找我“打招呼”。
这年三四月间我被安排到省公路组织的“教师培训班”学习，对我来说真实天赐良机——因我已经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正愁没时间复习。去省公路局报到不到一周，我对培训班老师说，我得了肝炎，要回去休养，骗取了老师的同情和同意，不耽误一分钟地跑回随州，但又不能回单位，只好找到余师傅的儿子——他在政府上班——帮我安排食宿，直到高考结束，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我没跟外界任何人联系过。
高考结束，我施施然地回到单位，蹙蹙然侧进办公室，似乎感受到大家都是一脸坦然，没人关心我干什么，去了哪里，好像就是真正出差几个月再回来上班一样，没有人问我什么，说我什么，甚至照常安排我的工作，似乎旷工四个月的事都没曾发生过，或者说即使发生了，大家也都原谅我了。乃至于连自己都觉得我没犯什么错误，依旧和小伙伴们整天疯疯癫癫。
高考发榜了，填好志愿了，通知书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时要单位政审意见，还要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转出来。单位领导完全有权力不批准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逃不过余师傅的眼睛。很快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上大学的事，去找谁谁领导申请，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几乎是立刻，找到这位领导——他刚从工地回来，正在院子里歇凉。瞟了我一眼，说，你有什么事，早点跟我们说，难道不行吗？
就这样获准去读书了。
其实事情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正如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偷偷地在爱着你，在帮你。
其实就在我从省公路局培训班偷跑回随县不久，我们单位有一位领导去省局出差时就到去培训班看我，结果被告知“回家养病”去了，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说破，更没有一丝为难我，丝毫没有打扰我备考。
其实我找余师傅的儿子安排食宿时，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不会不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安心复习。
其实我在单位上班时，也经常不务正业，上班时间大部分也被我作为学习时间，大家都知道我的小九九，也没人来干涉我。
其实高考完回单位时，首先就碰到的就是那位去培训班看我的领导，他也只是对我笑笑，什么也没说。
通知书来了，其实更没人想为难我。大家都尽量行方便，成全我的一点小梦想。想来人生一世，无论成就高低，境遇如何，都会在一些关键时候遇到贵人的帮助。奖掖后进，也是我在公路段的亲身感受，许多年后，当有人需要我帮助，或者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总会想到随县公路段的故人和往事，想到那里的余师傅。
我在中专就读的学校叫做“湖北公路工程学校”，所学的专业叫做“筑路机械”。但我在公路段的四年，没摸过一次、一种筑路机械。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就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法定的工作机会而已，老实说我在公路段的四年，几乎没有给这个单位创造什么价值。
如果说有“贡献”，就是我“预知”有一天随州市公路段会升级为“随州市公路总段”——那是地区级的公路管理部门。当时随州市归襄阳地区管，我们的上级单位是“襄阳地区公路总段”。有次我去印刷厂印制报表，就在衔头为“襄阳地区公路总段”的报表上，用笔把“襄阳地区”改为“随州市”，变成了“随州市公路总段”的报表，就直接付印了。当然那是一批废物，仅仅给大家留下一点笑料。
离开随县公路段也有三十多年了，那时的小伙伴们多数如愿功成名就了，然而也有早逝的英年令人扼腕叹息。今年清明节，我跟原来的小伙伴聊天时也感叹说，我读大学时为我践行的八位小伙伴，已经有两位不在了。
余师傅离开我也有二十多年了。之前每次来回随州，总会去他家拜见老夫妇，陪他们聊天，有时住一晚。他家里也总有一盏灯会为我开启，会有一餐热饭为我预备，无论何时。但是自从随岳高速公路通车后，回乡下，不再经过随州市区，跟原来的同事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
二〇一六年去武当山，经过随州时专门去拜见了晏妈妈，她身体尚健。不知道今天如何了，如果健在的话，应该九十岁了。
黄 明
2018年9月12日于长沙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十七岁，中专毕业，被分配到随县公路段，再下放到环潭镇所辖的柳林河道班。道班一般都不在集镇上，管理的公路大概在三十公里左右，有一台拖拉机，兼上下班的客车和运输材料之用。
在那里的三个月，只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某天下午外出劳动，道班的班长很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那铁锹太重了。他笑笑，说，那是的，是要比笔重点儿的。另一件事，我知道了涢水，和她南面临水的小镇：涢阳。通往涢阳的一条支线公路也归我们养护。那时喜欢看闲书，在一本书上看到说春秋时期某次吴楚战争，吴国一支部队的前锋直抵涢阳，不确定就是此地，但是记住了这个地名。
三个月后，我调回随县公路段机关。所谓机关，也就是一个大杂院，有一栋五层的楼房兼办公和单身宿舍两用，有几排平房，住家，另外一排作为汽车队和修理车间。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不仅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在县城了有了一间属于我的小屋，一张大床。用来招待南来北往的同学，经常是，一张床上睡四个人。
在这里认识了余师傅。
如果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的称谓的话，师傅，一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不限性别，不限长幼，不限职业，不限朝野，而且是一种尊称。“同志和师傅，对谁都可以用”，这是余师傅跟我总结的。
那时公路段有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少年，十七八岁，年少不识愁滋味，漫无目的的人生，无处消耗的旺盛精力，肆意挥霍的青春，都是从乡下进城，远离父母，下班之余无处可去。余师傅的家就在离公路段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关键是他家里有一位极其贤惠的老伴儿，我们叫她“晏妈妈”，很自然地，我和另一位小伙伴，廖君，便成了余师傅家的常客：去坐，去看电视，去蹭饭吃。我们乐此不疲，余师傅夫妇应接无怨，那时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滩》，我就是在他家从头看到尾，每天准时——他们是老派的传统中国家庭，夫唱妇随，待人接物礼数周到，哪怕对不谙世事的少年。
公路段大门右手边就是我们单位的油库，余师傅是油库管理员。油库里有张他休息用的床：每当我有同学来，寝室住不下，我就占用油库的休息室。如果有更多的同学来，廖君的寝室就要同时被征用，我和廖君两个都住在油库。
有天晚上，和廖君借宿在油库，偶然发现了一袋蜜枣——随州有段时间盛产此物，用大量的糖腌制而成，极甜。一包蜜枣被我们两个分而食之，又没水喝，几乎整晚做梦都在找水。这个笑话被笑了很久。
余师傅是那种性格随和，极富同情心的人。曾经有一位武汉的知青，年幼下放到随州，深受余师傅生活上的关照，乃至于很多年后，很多人去武汉找这位知青的父亲看病，只要有余师傅的介绍，就管用。
一个人如果在一定范围内受尊敬的话，一定是私德较好，有些见识，能把事情做好，又热心帮忙的。余师傅大抵如此。
那时他在管理油库。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物资的配给依旧紧张。公路段有一个庞大的运输车队，和众多的施工机械，汽油柴油全部仰仗余师傅想办法，他把这个比较困难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至少单位领导不为燃料发愁。
余师傅口德很好，非常注重说话的方式。随县方言，有很多不雅的口头禅，男人说话，司空见惯地使用，大家也见怪不怪。但是他跟人说话，无论男女长幼，都很少使用那些口头禅。那时候大家也没什么消遣，同事之间、男女之间经常开一些无伤大雅的荤素玩笑，尤其是我们那种体力劳动的单位，大部分都是目不识丁的工人，相逢之后的亲热，就是那些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玩笑，甚至经常占点别人的“便宜”，挖点坑“坑”别人。有些的确是非常不雅，颇有些“少儿不宜”内容，至少对那些涉世未深的少年工人来说。但是余师傅很注重回避这些在他看起来是“孩子”的我们，我们在场，他都尽量回避那些用词用语玩笑。现在想来，他跟别人，还是很不一样。
有一次，他跟我聊天，大意是说，他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不识字上，如果有点文化，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他待人接物很有分寸，与人交往极其得体，心地又善良，办事又很有办法。很多年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叹，曾经跟一位晚辈说，我吃亏就吃亏在外语水平太差，不然也不止这个样子。人大概都是如此，对自己的优点未必尽知，但是对自己的不足是非常清楚，所以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告诫亲近的人，希望他们在发展的路上，应当避免自己曾经的弯路。
不过人在涉世未深又无人指导时，往往会伤害对你很关心的人。大概是一九八五年的冬天，他很热心地给我介绍女朋友，我也跟那女孩子见了面，印象不好也不坏，但是当时已经决定再高考，想拒绝又不好意思跟余师傅说，勉强应承之后，跟那姑娘说，我要考大学了，未来可能不在随县。结果那女孩投诉余师傅，大意是我不尊重她，既然没有意思，那为什么又答应约会呢……。必须承认那时候男女之间的雷池很严，约会以谈恋爱为目的，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否则就是耍流氓。我因此被余师傅很严厉的训斥——他大光其火的不是我拒绝人家，正大光明地拒绝本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跟他说实话。他很有一段时间不理我，只是我抗打击能力强，安之若素，该去他家吃喝的，照去不误，该喊他的一样喊他，他不搭理我，我也不当回事，他也拿我没办法，最后还是跟我“和好”了。
但是真正让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更早之前的一件事。某次我清早外出办事，办完赶回单位吃早饭，再晚一点就赶不上了。我骑着单车飞奔，赫然看到晏妈妈大概是买菜回家的路上，双手满满地拎着，非常吃力地步履蹒跚，我只管飞奔，听到晏妈妈在喊“要你余叔叔来接我”——但是我只想到自己的早餐，浑然不觉一位六十岁的老年妇女那一刻多么需要一个年轻人的帮助，况且我还骑着单车。更过分的是我居然不记得喊余师傅去接她。等我早餐吃饱之后，才幡然意识到刚才的举动似乎不妥，立即去他家探视时，但见余师傅对我怒目而视，不发一言，我知道自己错了。那次，真正令我感到羞愧，至今依然羞愧。人在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是不会要求别人原谅的，因为即便别人原谅了你，你自己也未必能够原谅自己。
记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会自动过滤许多许多的细节，但是那些值得怀念，值得感恩的场景，终其一生都会深刻在记忆中。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个重要的年份。那时整个社会似乎都是蓬勃向上，我们传唱的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组织职工文化教育，我们从道班选拔青年工人培训、培养，都要经过自己的文化考试。我是我们单位的“知识分子”，被委以“重任”，出题、阅卷都是我一手操办，从没有哪位领导来找我“打招呼”。
这年三四月间我被安排到省公路组织的“教师培训班”学习，对我来说真实天赐良机——因我已经决定参加当年的高考，正愁没时间复习。去省公路局报到不到一周，我对培训班老师说，我得了肝炎，要回去休养，骗取了老师的同情和同意，不耽误一分钟地跑回随州，但又不能回单位，只好找到余师傅的儿子——他在政府上班——帮我安排食宿，直到高考结束，这三个多月的时间，我没跟外界任何人联系过。
高考结束，我施施然地回到单位，蹙蹙然侧进办公室，似乎感受到大家都是一脸坦然，没人关心我干什么，去了哪里，好像就是真正出差几个月再回来上班一样，没有人问我什么，说我什么，甚至照常安排我的工作，似乎旷工四个月的事都没曾发生过，或者说即使发生了，大家也都原谅我了。乃至于连自己都觉得我没犯什么错误，依旧和小伙伴们整天疯疯癫癫。
高考发榜了，填好志愿了，通知书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那时要单位政审意见，还要把户口从集体户口转出来。单位领导完全有权力不批准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逃不过余师傅的眼睛。很快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上大学的事，去找谁谁领导申请，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几乎是立刻，找到这位领导——他刚从工地回来，正在院子里歇凉。瞟了我一眼，说，你有什么事，早点跟我们说，难道不行吗？
就这样获准去读书了。
其实事情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正如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偷偷地在爱着你，在帮你。
其实就在我从省公路局培训班偷跑回随县不久，我们单位有一位领导去省局出差时就到去培训班看我，结果被告知“回家养病”去了，但是他们回来之后，并没有说破，更没有一丝为难我，丝毫没有打扰我备考。
其实我找余师傅的儿子安排食宿时，单位的同事和领导也不会不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安心复习。
其实我在单位上班时，也经常不务正业，上班时间大部分也被我作为学习时间，大家都知道我的小九九，也没人来干涉我。
其实高考完回单位时，首先就碰到的就是那位去培训班看我的领导，他也只是对我笑笑，什么也没说。
通知书来了，其实更没人想为难我。大家都尽量行方便，成全我的一点小梦想。想来人生一世，无论成就高低，境遇如何，都会在一些关键时候遇到贵人的帮助。奖掖后进，也是我在公路段的亲身感受，许多年后，当有人需要我帮助，或者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总会想到随县公路段的故人和往事，想到那里的余师傅。
我在中专就读的学校叫做“湖北公路工程学校”，所学的专业叫做“筑路机械”。但我在公路段的四年，没摸过一次、一种筑路机械。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就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法定的工作机会而已，老实说我在公路段的四年，几乎没有给这个单位创造什么价值。
如果说有“贡献”，就是我“预知”有一天随州市公路段会升级为“随州市公路总段”——那是地区级的公路管理部门。当时随州市归襄阳地区管，我们的上级单位是“襄阳地区公路总段”。有次我去印刷厂印制报表，就在衔头为“襄阳地区公路总段”的报表上，用笔把“襄阳地区”改为“随州市”，变成了“随州市公路总段”的报表，就直接付印了。当然那是一批废物，仅仅给大家留下一点笑料。
离开随县公路段也有三十多年了，那时的小伙伴们多数如愿功成名就了，然而也有早逝的英年令人扼腕叹息。今年清明节，我跟原来的小伙伴聊天时也感叹说，我读大学时为我践行的八位小伙伴，已经有两位不在了。
余师傅离开我也有二十多年了。之前每次来回随州，总会去他家拜见老夫妇，陪他们聊天，有时住一晚。他家里也总有一盏灯会为我开启，会有一餐热饭为我预备，无论何时。但是自从随岳高速公路通车后，回乡下，不再经过随州市区，跟原来的同事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
二〇一六年去武当山，经过随州时专门去拜见了晏妈妈，她身体尚健。不知道今天如何了，如果健在的话，应该九十岁了。
黄 明
2018年9月12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