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我们读高中时，有过多次到学校附近的农村生产队或是农场一些工地与贫下中农、工人搞“四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经历。
1974年6月，江青把天津小靳庄作为她“文化大革命”抓的一个点。小靳庄被塑造成为“文化大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小靳庄“办政治夜校”、“农民写诗”、“农民唱革命样板戏”等“十件新事”风靡全国。
我们的老师，也积极指导我们开展学习小靳庄活动。在我们班级搞“八大员”，有“故事员”、“文艺宣传员”、“通讯报道员”、“统计员”、“卫生员”……等等。老师的初衷是让我们每一个同学根据自己的长处和喜好，有侧重地向一个方向发展，便于毕业后下放到农村有“一技之长”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
有一次，我们班要到天门县多宝公社八一大队四小队去同贫下中农搞“四同”。去之前，老师根据我们会要开展的一些内容，比如听贫下中农讲村史、家史，与贫下中农共同举办“赛诗会”等，特别在课堂上讲了如何写村史、家史以及诗歌方面的一些知识。老师当时还特别叮嘱强调了写村史、家史不能只是写贫下中农受剥削受压迫的一面，更要注意写出贫下中农不甘于受剥削受压迫，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一面。
那次是在1974年的深秋季节，我们带着行李、学习用具等，步行到了学校汉宜公路南面的天门县多宝公社八一大队四小队。我、陈荆宜、占建军、曾君实老师四个人开始被分配到一位大队的民兵营长家住宿。
民兵营长姓什么、叫什么，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家里人员十分简单。民兵营长本人只有20多岁，中等身材，偏瘦，未婚，父母老人已亡故，家里只有一位20岁左右未出嫁的妹妹，也很瘦，给人一种营养不良的感觉。看到我们的到来，民兵营长的妹妹咧开嘴对我们笑了笑，表示了友好。我看到了民兵营长妹妹的牙齿不太好，像爱抽烟的人的牙齿，焦黄，而且不整齐。
民兵营长的家在村子中一米多高的一个台子上。当地农民建房子前，一般会根据地势情况先筑一个台子起来，然后把房子建在台子上，这样可以减少雨季到来时雨水灌进屋内，防止屋内因地势低洼造成的房间潮湿等情况。我和陈荆宜两个人被安排在南面的一间小房间里，推开门，在两条长凳上放着芦苇编成的簾子，簾子来回折叠了几次，以增加簾子承受的重量，搭成了一张床，我与陈荆宜在上面铺上自己带来的铺盖，各睡半边。房间里除了这张床外，只留下供人行走的一点空间，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民兵营长和他的妹妹在厨房里做早饭，我们就在厨房里外寻找事做。曾老师、陈荆宜拿着扫帚扫地，我和占建军便挑起大水桶到村东头的堰塘去担水。我和占建军轮换挑着水回来，我看见民兵营长正和曾老师在厨房门前相互推让着什么。曾老师看见我们回来了，占建军正挑着水，我空着手，曾老师便说：“张东川，你来先洗脸”。我看到厨房门前的洗脸盆架上放着半盆洗脸用的热水，也没发现什么异常，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毛巾比较仔细地洗了脸。谁知道，我洗完脸后，那盆水并不倒掉，民兵营长、曾老师他们又推让谁先洗。我这才明白，原来早晨做饭就着火，只烧了这半盆热水，大家是一个轮着一个来洗脸。我知道真相后，心里真是好一阵懊悔，埋怨自己真是太粗心、太不懂事了，大大咧咧排在了第一个洗脸，其他人都洗我洗过了的脏水。从这次之后，我便每天早晨挑水时带上毛巾，在堰塘里洗脸，避免洗脸时带来的尴尬。因为不是农村“双抢”季节，我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到地里去劳动，劳动的强度并不大。有时是给庄稼除除草，有时是运送农家肥料到田地，或是在田间劳动听取农民对我们农活的技术指导与相关庄稼生长习性的讲解。我们住在民兵营长的家里，因为家中没有老人，他兄妹两个人也都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中、晚餐都是我们回来后再一起动手做。虽然我看得出来，他兄妹俩因为我们的到来，可能比他们自己做饭时已经提高了一些档次，但每餐饭菜质量和他们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基本上是以炒白菜、萝卜就普通大米饭为主。有一次吃饭多了一个海带汤，可能汤里还放了一小块骨头，但因为没有味精，所以每餐菜还有汤的味道都很普通。值得一提的是，那海带汤是用嵌在灶间的一个铸铁罐子熬制出来的，平时那个铸铁罐里就装满了水，在烧火煮饭、炒菜时，灶膛里的火也把嵌在灶台上两口锅间的铸铁罐中的水加温烧热甚至是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