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作为北宋时期第一位有影响力的专业词人，原来是一名科举不第、多次落榜的考生。他奉儒出身，和古代所有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士一样，都想在十年寒窗后金榜高中，蟾宫折桂，从而积极用世，扬名显亲，以不负平生所学。他第一次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时才21岁，这真是一个踌躇满志的年纪，“簪花多在少年头”，前途不可限量。可惜这一次未能及第，第二次再考，仍然榜上无名，这回他心底很不是滋味。似乎功名本是他囊中之物，现在却不翼而飞，不免怒气冲冲，发了一些牢骚，写了一首《鹤冲天》。在词中，他把“功名”说成是“浮名”，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文人醋劲，又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意思是凭自己不凡才情，照样能笑傲王侯公卿，诗酒逍遥，又有一种大志难展的自我嘲解和自我宽慰。
没办法，不甘心，只能再等三年。可是他的《鹤冲天》流传甚广，不久就传到仁宗皇帝耳朵里了，皇帝也是爱才惜才之人，但他觉得有大不敬之意，这不是在蔑视科举、冒犯朝廷吗？他不喜欢这种狂傲性格，愤青作派。第三次本已顺利过关，皇帝圈点放榜时眼尖，用朱笔将其除名，还御批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下柳永栽了一个大跟头，他再次与金榜题名失之交臂。就如同一个人爬山接近山顶时突然被推到深谷，宋仁宗的一句话无疑是一盆凉水，浇灭了他燃烧在胸的一团烈火。
他唯有长长地苦笑一声，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忧伤的面容，转身走向东京的茶楼酒肆，走向艺场教坊，走向更广阔的市井天地。但他并非是去寻花问柳，而是在烟花巷中树起一块金字招牌：奉旨填词。按照最高指示，他开始了接地气的底层写作。很快，他与歌舞伶人打成一片，融入其中，为她们写词谱曲，品评她们才艺的优劣高下，他把她们当作朋友，真正触摸她们的喜怒哀乐，感知悲欢离合，并成为她们的代言人，而歌妓们则为他提供一切生活开支，赠以金银之物。这里面，固然有各取所需的成分，但也有天涯沦落之人同病相怜的精神勉励。就像白居易和琵琶女，一个仕途见弃的士人 ，一个卑微低下的歌女，在暗夜里相识，彼此为对方照亮归途。柳永在下层生活圈里找到生计，找到尊重，找到自信，可谓如鱼得水，他的词也名闻天下，真是草根明星了。
时光一闪，十七年过去。在柳永四十七岁那年，他竟然梦想成真，中得进士。本以为仕途梦离他越来越远，谁想竟在迟暮时照进现实。这既是他自身的不放弃，也有朝廷照顾的成分。我想，这十七年中，他是不是有一种饱尝飘零江湖的辛酸和无奈呢？不然何以为了一官半职等待了二十多年，也坚持二十多年呢？不管怎样，这一迟到的喜讯，足以让他好好扬眉吐气，一扫心头阴霾。就像孟郊，曾经两次落第，及第时已经46岁，那心情好似从冰凉的谷底飞升到傲视群山的巅峰，心中有说不尽的狂喜，于是放马高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但对柳永而言，迟到的喜报也是迟到的报偿，他已不再年轻，内心也波澜不惊。 等候他的是中年的尾声，垂暮的开始，等候他的是推官、县令、判官等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散官闲职。嬉笑之后，换一身新衣裳，须发飘飘，奔赴官场与仕途。也许审理了一桩冤案，也许调节了一场纷争，也许保得一方百姓平安，让百姓称颂，但都不如四方传唱的一曲新词让他更有成就感。他的人生，就这样渐渐定格为八个字：“政坛得意，民间走红”，他成了民间文学的抗鼎之人，这段曲折故事用西方的一句谚语解释就是：“当上帝为你关闭一扇窗户的同时，也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户。”用中国一句谚语形容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做官没有起色，我另辟 径。世间道路千万条，总有那么一条道能让我大放异彩，留名青史。就像我们今天说一名学生，理科学不进去，可以在写作方面有所突破；文章不是专长，体育方面可能出众；体育不出众，音乐方面可以发展。总之，天无绝人之路，任何事情其实都有绝处逢生的可能。就怕你一条道走到黑，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柳永拾起的武器是词，以词来为自己的才华正名。词这种艺术形式，本来就是娱乐的载体，供酒席宴前娱宾遣兴之用。特别是在关河宁定、海内承平的时期，词作大兴，蔚然成风，它代表的是温柔富贵乡的歌舞升平和缱绻风流。可是，词的地位不如诗，诗词虽然同根同源，本为一家，然而“诗庄词媚”，诗显得庄重典雅，词则媚俗不堪，不登大雅之堂。在词的靡靡之音中，美酒易醉，美梦不长，误功名，误归期。何况，他走近的是歌楼妓馆，勾栏瓦肆，与一群毫无地位的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青楼是什么地方？是声色犬马的地方，是花天酒地的所在，是沉沦堕落的象征。男人们或年少多金，听歌买笑；或一时潦倒，花钱买醉。于是柳永的词难免沾染了一股香艳浮夸之风。这就注定了柳永的创作在当时无法得到官方正史的认可，也不可能赢得主流文学界的首肯。一部《宋史》，传有千百人，唯独没有柳永传，只能在笔记文里才能搜得只言片语。但他已不在乎，一头扎进脂粉堆里，以真诚的心平等地对待歌妓舞女，听其声，感其言，抒其情，把她们心头的哀怨缠绵，化作一首首绝妙好词。他以青楼作为自己的舞台，以民间作为自己的背景，不遗余力地为底层人物写作，为此，他特意创用了一百多个词调，又把小令扩展为慢词，从而成为民间词坛领袖。他以自己的真性情赢得红颜的真心，甚至在当时的开封城里，歌舞女子都以柳永为偶像，爱慕不已，暗暗以身相许。有词为证：“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他们不爱钱财，不慕权势，不嫌七郎穷困，甘愿抛下一切，生死相随。这份情感至今都显得珍罕和高贵。而柳永六十六岁那年突然去世，没有妻室，家无余财，裙钗们合资出钱把他安葬在南门外，每年春月还上坟祭奠，时人称为“吊柳会”。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这群无权无势的红颜，演绎了一出回报知己、铭谢知音的千古佳话，它无关风月，只关乎心灵。在人情薄如纸的年代，留下浓浓的人情味，传接千年。这让我联想到古龙，以武侠小说闻名于世，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中放浪形骸，不受节制，既阅女无数，也抛弃无数。临终前不无寒凉地问：“我这一辈子那么多女朋友，怎么没有一个来看我？”他一辈子对得住读者，却对不起爱他的女人。同样是作家，相比于古龙，一辈子没有婚姻的柳永能有一群红颜知己不离不弃，也足以含笑九泉。
照此说来，柳永赢得粉丝无数，芳心无数，掌声无数，鲜花无数，尝到活着的欢乐和喜悦，不枉来人世间一遭，应该是幸福中人。可他却在《少年游》里说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一句话是一生的总结，外表的无限风光饱含了多少酸楚，多少惆怅，多少喟叹，多少感慨呢？
柳永的第一重凄凉就是边缘化的行走。他暮年得官，虽有一些不俗政绩，却始终得不到升迁，根源就在于仁宗的那句御批，吏部就是想擢升他，也不至于跟仁宗作对吧。所以，他只能沉沦于下僚之列，小官之中，不被官场圈子容纳。而文人集团中的重量级人物对柳词一直是排斥的，比如晏殊，官居宰相，又是文坛大佬，但他见到柳永时却暗暗讥讽，不肯举荐，柳永自然难堪，退了出来，心内满是愤懑和屈辱。文坛的其他人物也就自然疏远了他，不愿与之交往，他有一种被冷落的孤独感。当他被官场和文坛两个圈子拒之于门外，他就唯有在体制外徘徊、在市井人家萍踪浪迹。虽然柳永在民间声望很高，不愁吃不愁穿，但这样的生活朝不保夕，今朝有酒今朝醉，万一哪天不再走红不再受欢迎，可能就不知道去往何方，如何安顿自己了。填词是柳永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没有这项专长，他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他在闾巷草野里的每一步，都是被挤到边缘的行走。他经常四处干谒，一路奔波，在羁旅行役中抒写漂泊的悲伤。比如《雨霖铃》，《八声甘州》。我们不妨想象，行色匆匆的路人，一袭青衫的柳永，为稻梁谋，为官职谋，就这样挥别熟悉的城市，从市井巷陌走来，向偏远江湖走去。曾经，在这花堤柳岸旁，那位多情的女子为他把酒饯行，在那个清秋凉薄的季节，她为他采摘过离别的柳条，流淌过相思的泪滴，抒写过动人的诗句。从此之后，灯花挑尽不成眠，高楼望断人不见。再也寻不到当初的笑语嫣然，寻不到当初的清词佳句。原来，相聚的欢娱，终究敌不过人生的苦寒和冷寂。他就是古龙小说里的浪子。在心的最深处，他有一种惶恐，他缺少的是稳定的安全感。
柳永的第二重悲凉是尝尽男女情爱的苦痛。在青楼中固然有一些有才有德，重情重义的女子，比如柳如是、李香君，但也不乏薄情寡义，趋炎附势之辈。在《少年游》中，他写到与一位交往多年的佳丽从相恋到相忘的经历。共度良宵之时，词人一片痴情，情深意重，原以为可以地久天长，两情不渝，谁料她抛下词人，亲近贵胄子弟，在权势富贵中沉醉不归。词人用情至深，却被无情所伤，就像一片锋利的刀刃，不经意间划破他的血肉，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当然，还有一道难以愈合的心灵伤口。千载之后，谁能抚慰这位落拓文人凄切伤怀的情感遭际呢？唯有一首首口耳相传的婉约之词，唯有盛开在青楼废墟旁的寂寞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