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理由及其他 1: 长篇小说《白虎关》后记

雪漠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濒临灭绝了。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作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就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都是明证。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候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呵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已。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博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头雄狮——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的书,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完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的人更寥寥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陈思和、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堂吉词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也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一书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哪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二十多年的修行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地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要有一份光明,要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了ー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绝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当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会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这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当然,我想定格的,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练的灵魂们。


——选自 《前言后记》
雪漠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楼主 棒棒书香  发布于 2018-06-26 21:40:34 +0800 CST  

楼主:棒棒书香

字数:3690

发表时间:2018-06-27 05:40:34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7-01 10:52:09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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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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