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正式调入教委之前，我的工作很杂，主要写材料，也处理一些展览、公文性质的东西。后来，教委搞希望工程时，我还写了一个宣传片的剧本，那宣传片在电视上播了很久，为凉州的希望工程吸引了大量捐款。

现在看来，那也是一种学习，它给了我一种难得的经验，让我有了另一种思维。但是，在当时的我的眼中，这仍属于一种消耗。因为我正专注于创作《大漠祭》，任何跟此事无关、又会占用大量时间的事情，我都觉得是在消耗生命。

那时节，我的家里也发生了很多需要处理的事。
鲁新云的父亲得了病，到城里检查，发现是晚期食道癌，他只好留在城里治病，我就陪着他到处找住处，还帮鲁新云的弟弟办了民办教师转正的事，这样，老人要是走了，也能走得安心些，我也报了恩；鲁新云得了肝炎，我帮她买了几瓶药，吃完就没钱再买了，她妈妈就叫她大量吃胡萝卜，她一边吃红萝卜一边修行，竟把肝炎彻底治好了。另外，我还帮着朋友处理了一些事情。
总之，那段日子里，我完全被俗事牵绊着，心也受到了牵扯，但是我不能拒绝。因为有些事，你一旦拒绝了，或是无动于衷，修行也就失去意义了。像《西夏咒》里那个修了三年密法的老和尚，就是因为见死不救，所以失去了解脱的机缘。所以，我常对学生们说，失去人格追求的寻觅，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奉献，是无我的大爱，而不是别的。当你做了一些看似对自己毫无好处，甚至会伤害自己，却能帮助别人，让别人渡过难关的事情之后，你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提升了人格。所以，对上面的那些事，我都没有拒绝。那些事虽然干扰了我，让我无法安心写作，却给了我写作之外的一种营养，它是另一种生命体验。

不过，那时的我跟现在不一样，我还不能安住于当下，享受生命中的一切，我的分别心还很重，所以就感到了巨大的焦虑。那时节，《大漠祭》的创作整个停止了，我写不出一点东西。怎么办呢？我只好读书，但读书的时间也很短，整个1992年10月，写作只有五个半小时，写材料达到了五十八个小时，读书四十六个小时。我的创作，几乎看不到一点出路。

那时，我尝到了梦想停滞不前，但生命却不断消逝的滋味。那感觉，真不好受。

那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我时常想要放弃，时常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时常陷入极度的焦虑，因为我见不到未来的曙光，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希望在哪里。幸好我有信仰，还能坚持禅修，要不，我就会被生活和困境给迷了，失去了向往，失去了自省和警觉，就可能被生活的黑洞给吞噬。好多人就是这样被吞噬的，他们从此再也写不出东西了。我的信仰，让我心里始终有另一个声音，它一直在对我说，梦想虽然很远，但它就在你的脚下，继续跋涉吧！于是，那苦，也成了上天对我的一次考验。

就这么熬着熬着，到了11月，我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那时，我终于被正式调入教委。之前的六个月，是借调。在那段时间里，教委领导一直在审核我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如果他们发现我有一点懈怠、懒散或不负责任，他们就会立马叫我回去教书，但六个月后，我通过了考验。他们认为我的人品很好，也能干活，就结束了对我的考验。

调入教委没多久，蒲龙就大幅减少了我的工作量，让我专心编写《武威教育志》。这是一本差不多编好的书，不用我花多少时间，只是补充一些资料而已。虽然，他偶尔也会让我写一些重要材料，但一般的材料，我已不用去写了。我顿时从困境中解脱了出来，读书、修行、写作终于回到了正轨。而且，在教委，我能看到大量的旧报纸，它们为我提供了无数的创作素材。

可见，有时就算生活陷入了困境，也不用太担心的，只要你不放弃，困境有一天就会过去。只有那些在上天的试用期内，能一直坚持下去的人，才能收获最后的成功。

11月起，我读书的时间大量增加了，我就开始读一些西方现代小说，像卡夫卡的作品等等，也看一些《正大综艺》之类的电视节目，吸收当代的营养。我的工作比较自由，就采访了很多人，包括《西夏的苍狼》中老梁爷的原型和《西夏咒》里的一些人，还采访了一些非常神奇的人物，收集了很多神奇的故事。

那时的每天晚上，我整理完录音资料，都会在日记里描写这些人和这些事，尝试将它们变成小说，但写得仍不顺利。客观环境的改善，并没让我的写作走上正轨，我仍然写得非常热恼，因为我始终对自己有一种期待，希望自己能写出比《长烟落日处》更好的小说。每次翻开那书，我就会变得很伤感，很感慨，我想，那时的自己竟写出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还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吗？当我这样想时，压力就更大了。

有时，我们总是喜欢自己折磨自己，而不能允许自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在我们追求完美、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却是必须要经历一个过程的。没有这个过程的成功，是乏味的，也缺乏内容，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成功本身，而是积累的过程，是一个人为了成功而一天天地升华自己，一天天变得更博大，最后自成一个世界的过程。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人才会真正地进步，才会有成功真正的资本，无论在人格、智慧、眼界还是学养方面，才会真正地成熟。少了这个过程的成功，只可能是小成功，不可能是打碎一切局限之后的大成功。打碎，是必然会让你承担痛苦的。你也很可能会承受嘲笑、轻视、排挤、冷落，等等。但经历了这些，你的心才能变成大海，迎接四面八方的水流。这时，你的整个生命就活了，成功就会扑面而来，你挡都挡不住的。

1992年，在我的生命中，是比较温馨的一年。
有时，我会搜集凉州的民间古籍，和鲁新云一起抄下来保存。有时，鲁新云会带上孩子，进城来看我，我就带了他们到城里转上一圈，享受天伦之乐。最初，我没法把他们接进城里，跟我一起住。因为我没有宿舍，也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我总想等到条件好些时，再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他们也能过得好些。但是，8月里发生了一件事，却改变了我的整个计划。

8月的某个周末，我回家帮鲁新云干农活。当时，农民们正在收割麦子，他们总会把麦子拉到一个地方垛起来。可我天生不会干农活，我一垛好，麦垛就倒了，再垛，又倒了，我非常狼狈。我很希望村里人能帮帮我，可他们都不帮我，还望我的笑声。我觉得没意思极了，就想把麦子都烧了。幸好当时是个大风天，我怕引起火灾，就没这么做，但也不想在那个地方待了。好不容易收拾完麦子之后，我就对鲁新云说，走，我们进城。她就收拾好东西，带着孩子跟我搬进了城里。从此，我就坚决不种麦子了。

所以，鲁新云和陈亦新最初的进城，源于我的一时冲动。其实，我完全没有接他们进城的客观条件。刚开始，他们没地方住，我也没钱租房子，只好让他们跟我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幸好，当时跟我一间办公室的，是一个老头子，他不常来办公室。我就把行李放在角落里，在单人床旁边加上一块木板，拿两张凳子架住。我睡在木板上，鲁新云和儿子睡在单人床上，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办公室里吧？后来，我申请了一间宿舍。于是，在城里，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栖身之所。

虽然那房子很小，只有十平方出头，放了一个大书柜，一张小床，一张沙发，就没地方放别的东西了，但屋子外面可以做饭，我们一家三口，就过上了相对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也不用叫弟弟陈开禄天天给我做饭了。

每天早上，鲁新云很早就会起床，然后叫醒我和儿子。洗漱过后，我们就坐在铺在地上的毡上禅修。我每天仍给自己打考勤。晚上睡觉时，我们三口人两顺一倒地睡在床上，有时他们睡床，我睡沙发。那沙发，不像现在的海绵沙发，里面装的是弹簧，有点硬，不太舒服，我一动，它就叽里咕噜地响。但毕竟跟老婆孩子在一起，那小屋里，就充满了一种温馨。

当时，家里啥都很少，唯独书多——我的工资一直很低，生活就始终非常窘迫。有时，我们一家人连菜都吃不起，我只好在办公室里收些旧报纸去卖，才有钱买菜吃。我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可是，不管过得多么困难，我都会坚持买书。很快，大书柜装不下了，我就做了一个小书柜，放在大书柜旁边。可没过多久，它也被装满了。我买书很快，看书也很快，发现重要的书时，还会一遍一遍地精读。

1992年，我重点读《十大弟子传》等佛书及经典，也读了一些《中国走出死胡同》之类的大文化书和哲学著作。文学方面，我侧重读俄罗斯小说，比如托尔斯泰的一些中短篇和《安娜？卡列尼娜》。

当时，我已读懂了托尔斯泰，能进入他的灵魂世界，能跟他对话了。他心灵的宽广和悲悯深深地打动了我，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他的作品中，我甚至嗅到了凉州贤孝的味道：它们都有历史画卷般的气势和价值，对琐碎生活的描写都很到位，而且，它们的情感深刻而细腻，对人物心理的剖析也很深入，能让人产生强烈的真实感和灵魂共鸣。

发现这一点时，我想，能不能像贤孝那样写作呢？于是，我开始尝试。

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无论面对什么，我都会有意地汲取营养，寻找它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如果实在没有，我就寻找它身上我可以避免的错误，而且我无论学到了什么，都一定会学以致用，这样，我就一直都在前进。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