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双城中学时，气功热渐渐出现了。我老去松涛寺，跟吴乃旦师父学习观想、念诵和宝瓶气之类，接触到了香巴噶举文化。我资粮道的圆满，正完成于这一时期。同样，一般人只知道我写作和练气功，对于禅修啥的，知者并不多。现在想来，那时的密修是必要的。否则，我会招来更多的违缘。因为那时，我公开地练武功，招致了辅导站刘站长持续不断的批评，他老是在会上批评我不务正业，文不文，武不武的。当然，从他的角度来看，我确实是有点不务正业的。此人，总是举着命运的鞭子，驱使我成长。

在双城中学，有一些很有政治抱负的老师，现在想来，他们仍然非常优秀。平日里，大家闲谈的，总是国家大事，话题大多不离政治，都有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派。许多话题，甚至超前了。有时，在国家的某些改革措施出台之前，我们就已经想了许多实施细则，有些甚至早于国家的正式公开好几年。平子和飞子是其中两个最有见识者。

平子一向有政治抱负，且显得十分老练，若是遇到好的机缘，他也能在政治上成功的。后来，他当了一家中学的副校长。在双城的同事中，有好几位当了校长，级别虽然不高，但在教育界，能大小当上个官，总比上课吃粉笔灰强。

凉州人是很容易满足的，这一点上，我就不同。我非常愿意过一种跟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一旦发现某种生活差不多要定格时，我就想换一种活法。有时候，我的读书，甚至也是为了感受另一种活法。我喜欢将某一类的书读透，然后再读透另一类的。我的这种读书法，效果很好。我总是在某个阶段集中地读某一类书，而且我尽量会读完能找到的所有这一类的书。所以，当我读完某个领域的书后，差不多就能跟这个领域的专家对话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读书成了我体验另一种活法的方式。

每天饭后的一段时间，便是老师们“打白铁”聊天的时候，话题总是很大，大家总是各抒己见。我一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知道那是一个游戏，我不喜欢玩这种游戏，因为不同的政客会制订不同的游戏规则，我不想浪费生命。我只喜欢跟自己的内心玩。那时，我所有的风暴都发生在我的内心里。我喜欢自造的一副对联：静处观物动，闲里看人忙。除了每天上两节课外，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修行、读书和写作。但那时，我的创作效率一向不高，我很少有大块成篇的东西。这一点，陈亦新也像我。在十六岁时，他就写一部长篇，每天写，每天写，自己一成长，就对写成的东西不满意了，就再重写。只有到四十岁后，我的效率才真正提高了，时不时地，就能出一本书。有时，读者甚至会埋怨，我出书太快，他们根本读不及，原因是，我这时的创作，已经不是写，而是在喷了。稍稍喷一阵，就是一本书，看上去，沉甸甸的，倒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一向有收集资料的习惯，无论从民间，还是从书本，我都收集到了很多东西。大部分虽然没用，其实有好些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了，写小说时，就会渗入文字，流入笔意，让作品有了另一种味道。所以，真正写作的时间并不多，而读书、体验生活的时间比较多，这也就是“功夫在诗外”的意思吧。

在双城中学，有很多老师爱好文学，我就叫一些老师帮我抄稿子。金兰的字很好，为我抄过小说。为我抄过文章的，还有一位叫高万梅的女教师，可惜没她的联系方式，这次我没有请到她当我的东客。当然，没请她还因为我有顾虑，因为一般人总是害怕被人请，甚至有人戏称那请柬为罚款单，都说先是人情后是债。

在凉州，好多人收到婚宴请柬之类的，总要掂量一番，是赴宴，还是不去，总会在心中打上一阵算盘，看值不值得去。如果相互之间都有子女婚娶嫁迎之类的，那请柬便是维系其交往的象征。因为我请了，他来了礼，随后，如果他的孩子遇到婚事等，那我必须要还人情的，这就是民间的礼尚往来。很多时候，亲戚朋友之间关系的维系，便是这样的潜规则。而我的请，却有着一种品尝或凭吊岁月的意味。虽然这样，那些我难找的朋友，我也就懒得去找了——尤其在给瑞文打电话却不接之后。也许，他们真是将我的请当成罚款了。

我只希望，在这部书出版之后，要是他们有机缘能读到这些文字时，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一份美好、一份诗意、一种超俗的东西，放下一些功利，感受心灵之间的那种温暖和感动。我觉得，保留一份纯真和浪漫，就是最好的。生命很快就会过去的，活着时，好好珍惜。虽然我们身处世俗的世界，但是也要相信，还有一种纯粹的情感。

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在双城中学，我仍然是与世隔绝的，同事们并不完全了解我。

虽然，我有些懒得再找人了，但我倒是想找到高万梅老师。那时节，她是双城中学的一道风景，长得很清秀，也很清高，总是独来独往。她那儿有很多名著，我没有直接向她借过书。我是从她的学生那儿转借到了《复活》等书的。有时的寂寞里，我也想去跟高老师聊聊天，但每次一见面，却又拘谨。所以，我一直没有跟高老师深谈过。一天，我的儿子来学校，她问，陈老师，这是你啥人？我答，我的作品。她听了，掩口而笑。这一切，有种历历在目的温馨。

我记得的，还有个叫希堂的人，他是刘站长的儿子，很胖，娶了一个老师，就成了双职工。那时节，双职工是许多乡下老师的追求。有些人，为了“双职工”的梦想，可以熬到三十多岁。虽然在凉州的乡下，三十多岁没结婚是件很不好的事。

那时，希堂能娶到双职工，跟他父亲当站长有关。那女子，原跟一位诗人有感情，但他的父亲是农民。几年后，希堂死了，妻子很快嫁人了，正应了《红楼梦》中的那词儿：“昨日黄土垅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可见，世间的情感，真的是没必要执着的。



希堂是我弟弟同学的同学。我弟弟死时，他的一位同学叹道：陈开禄那么好，却死了。不久之后，他也得了白血病。他死时，他的同学希堂也叹道：他那么好，却死了。希堂叹过不久，也忽然死了。死前，他已经当了学校的教导主任，这是个很忙的差事，在学校，也是相对有权的一个位置。我一直没有担任过啥具体职务，即使后来当了甘肃省作协副主席，也是挂名的，我不爱操心任何具体的事务。现在想来，这倒真是件好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做了这个，就做不了那个，所以，我一旦确定了自己的梦想之后，就会将所有跟梦想无关的事情舍去，这样才能保证我有足够的生命长度来实现梦想。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样那样的梦想，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往往就会受到各种世俗利益的诱惑，金钱呀、官权呀、名利呀等等，忽而东，忽而西，忽而要这个，忽而贪那个，最后，将最为珍贵的生命搞得支离破碎，就一事无成了。

双城中学的同事中，我请了平子、寿堂、飞子等人。

我还请了存年。那时节，存年在辅导站上工作。他媳妇搞培训班，为当地培训了许多裁缝人才。几年前，我见过存年老婆，发现她也不干裁缝了，开始做直销。

我在双城中学时，辅导站还请了两个天水女子，当草编老师。天水女子很美，皮肤很好，跟凉州女子不一样。我觉得应该会有人追求她们，哪知，几年之后，直到她们离开武威时，也没见谁追过。她们想请我带她们进凉州城，我拒绝了。没人知道，我拒绝的原因，是没有钱。那时节，她们即使真的跟我进了城，我也请不起她们一顿饭的。除了吃饭，我的钱几乎都买书了。

在双城请的另一位朋友便是飞子了。我专门去双城请过他，那天他不在家。他到了小学，听说他在一所小学，管伙食。在学校里，能管伙食，也很好，因为一些贪权的教育局长，甚至会把手伸到乡下的小学，安排一些职务。我希望管伙食的飞子，能少上些课，多一些写作时间。

在双城中学工作的那时，我和飞子老是在一起聊文学、聊政治。他很有见识，也写了许多文章，可惜没有出版。飞子有大抱负，写了很多书。现在想来，那些书其实也不差，至少有了骨架，但飞子的毛病是不坚持，他是坚持一阵，写上几部，发表不了，就不再写了。我是一遍一遍地写，不在乎结果。二十年后，我就成了作家，飞子调到了家乡的一个小学。去请他时，他正好不在家，我将请柬留下就回来了。



在双城中学时，飞子是我很好的朋友，他有很多好书。那时节，我因为爱买书，老是没钱，时不时就紧张了，每次没钱时，我就飞快地跑到飞子那儿借钱，他也总是会借给我。发工资后，我最先做的事，就是先还飞子的钱。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是借了还，还了再借，成轮回了，但是飞子从来都不烦，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拒绝，他是很好的人。他有个开理发店的老婆，日子过得很滋润。

飞子有正义感，老爱对时事发表评论，其见地极高。他的那些话，即使现在想来，仍是很好的，尤其是对政治的评论。一天，他说他发现了马克思的错误。他说，马克思认为的那些剩余价值，其实不全是工人创造的，其中大部分可能是机器创造的。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机器是创造剩余价值最重要的因素。我虽然觉得他不一定对，但在那时，我没有办法反驳他。

在双城时，我的修行仍然抓得很紧，一直没多少人知道我在修行，即使在我写出了《大漠祭》，完成了从一个小学老师到作家的超越，很多人还是不知道我的信仰，包括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后来，我陆续出版了“光明大手印”书系等书籍之后，人们才注意到我的信仰。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