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西部》连载21: 我的初中老师们



雪漠

在武威一中时,教俄语的老师叫田植英,写得一手好字。他常说,学好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两只耳朵、一张嘴。他的语音很纯正,据说是标准的莫斯科口音。三十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看到了他,他显得老了,但人仍很精干。他说他看过我的作品,对学生中出了个作家,很是欣慰。但遗憾的是,我已扔下了俄语。那时节,我多想学好俄语呀,我很想读读原版的托尔斯泰作品,很想去俄罗斯,看看那块诞生了那么多文豪的土地,但我没能坚持下来。我放下了很多我不想放下的东西。但我知道,有时,不想放下的东西,其实也需要放下,因为人生很短的。能真正做好一件事,就已经很好了。

为了修行,我甚至放下了我不想放下的命相学等。我读那些书时,真的是一种享受,我甚至有一种窥破天机后的陶醉。那时节,我只看一个人的八字,眼前就仿佛开了一个天窗,仿佛就能看透他的一生。只要那人不通晓修行改变命运的秘密,命相学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会应验的。

武威一中让我见识了一些好老师,田植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宁老师,和一位龚老师。

宁老师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叫宁玉顺。他个子很矮,驼背,一副大眼镜,一口普通话。他是个好老师,学识渊博,教学认真。即使在遇到很多好老师之后,我仍然觉得,宁老师属于其中非常优秀的一个。每次他到教室,我都会追着问这问那。每一次,他都能让我满意,他也很喜欢我这个学生。

记得,我在学校的作文竞赛中获奖时,宁老师很是高兴。我自己当然也高兴,每次,看到那奖状时,沧桑感都会扑面而来,那张小小的奖状,记载了我的过去。在一个孩子的心中,它曾是莫大的激励。所以,那奖状,我一直保留至今。

许多初高中时的用物和笔记,我也都保留着。有时翻一下,便知道自己当初确实下过一些功夫。虽然我搬过无数次家,但这些东西,我一直舍不得扔,家人也非常珍惜,从未遗失,包括初中时收集的那些资料,比如贤孝、民歌、俚语、古籍、传说、故事等,也留在武威的老家里,成捆成捆地包着。对我来说,它们不仅仅是素材了,更是一个群体、一片土地曾经的生命痕迹,如果扔掉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我写的这些书,也是我的生命痕迹。百年后,留在世上的,不会是我的肉体,只会是我的书,或是关于我的那些文字和视频,包括这部书,包括“大漠三部曲”“灵魂三部曲”“光明大手印”“心灵瑜伽”“特别清凉”们,等等。我的所有书,都记录了我的某一段生命。

一个人能留下的,也就是这么点东西。其他的,包括金钱啥的,虽然能在活着时让人有很好的享受,却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它们很快就过去了,留不下的。

我的学生心印法师在知道自己患了绝症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世上没有一物属于我,也没有一物可以伴随我,除了信仰。



她是对的。死亡把她生命中的许多幻觉都打碎了。生病后,她深深地明白,自己能带走的,只有功德——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和明白。她带不走其他东西。我也明白这些,所以,自小,我就不在乎物质,更不会守着物质,我虽然也拥有一些物质,但对我来说,物质只是实现价值的工具,比如,它能满足我的生活需要,也能让我做一些事情,等等。它们永远都不会变成我的追求。

有一次,我跟一些学生聊天,谈到我每月的收入,有个学生当时就哭了。我问他哭啥,他说,自己以前的收入跟我一模一样,可是,我每个月给那么多志愿者发生活补助,还做了那么多事,他的收入除了给父母,和存下些定期之外,就全都花光了,没有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其价值很有限。面对我的行为时,他说他不仅仅感动,还很羞愧,他说,自己从此明白了,人的价值体现于他的行为,你有什么行为,就有什么价值。他觉得自己以前白活了,但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在健康地活着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鲁新云一直非常珍惜地保留着我生命的痕迹,对于这一点,我很感谢她,她在这方面是我最好的助手,她总是很细心地替我做着这一切。其实,很多时候,重要的不是那些物质,而是它们真实体现的那一段段人生。也许,很多人会从这些东西中得到一种精神的滋养,这就够了。

看,我又扯远了。

龚老师虽不给我们带课,却常常举办一些讲座。我印象很深的是,他讲过一次《红楼梦》,讲的是贾珍。印象中,他当时用批判的眼光,把贾珍批得体无完肤。我虽然还是有些迷糊,但很佩服他。听了他讲的《红楼梦》之后,我对他的佩服甚至超过了对宁老师。我希望宁老师也做一次这类的讲座,但两年间,宁老师只是教学,不搞讲座。他非常低调,除了教学,他很少露面。有时,我们也会在林荫道上见到他的夫人,个子矮矮的,但至今我还不知道她是哪里人。

上一中之前,我敬佩的老师不多,因为我总是能发现老师的错误。这不怪老师,主要是因为我看的书多。书看多了,眼界就高了,自然就有了自己的评判标准,思维非常活跃。而我那时又不懂得低调,总喜欢和人辩论一些东西,那时的辩论,其实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的优势,而是心中确实很想和他人探讨一些深层的东西,如人生呀、理想呀、生命呀之类的,因为那时候年轻,很有激情——虽然感性成分居多。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让老师又爱又头疼的主儿。他们爱我的学习好,也头疼我的调皮捣蛋。

我的调皮捣蛋,不仅仅体现于爱恶作剧,我甚至经常捉弄老师。

我捉弄老师常用的法子是纠正老师的错别字。对于我喜欢的老师,我一般难得糊涂。对于我不喜欢的老师,我总是会在课堂上当场纠正。一次,初中教物理的王老师叫我纠正过后,下不了台,恶狠狠地骂,你鸽娃脑袋奓上,叫人发蛆哩。我马上又纠正,王老师,那是发呕,不是发蛆。引得课堂上又是一片哄笑,那王老师真的是下不来台了,很难堪。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讨好人,尽说一些大实话,又不会拐弯抹角地去说,总是直来直去,黑白分明,所以,也得罪了几位老师。不过,即使得罪了他们,在他们的心中,我还是最好的学生。因为在品德和品行上,他们也觉得我很正直、很仗义。即使到了今天,很多还在世的老师,提起我来,仍然是赞赏。后来,我成了作家,很多曾经教过我的老师,都为我骄傲。



所以,有时,做学生的没必要讨好老师,也没必要讨好同学,要是你有好的品格,将来能有一番作为,他们就会为你骄傲的。即使你的不讨好,会让你们之间发生一些不快,也没关系,因为所谓的不快,只是一时的情绪,情绪过了,不快就没了。不用在自己的心上搁那么多东西,应该把心思放在升华自己、让自己成长上面,少了这个,人就少了自救的力量,容易沮丧,容易绝望。人生中最可怕的不是困难,而是绝望。之所以说信仰是抑郁症病人的重要救赎方式,就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会绝望。有时候,有了希望,人就能继续拼搏下去,哪怕有再多的挫折,有再多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他也不会放弃,其实,只要不放弃,人就有希望,就能战胜自己。而且,信仰是自己的,只要你明白,你的信仰,是为了让自己升华,让自己成长,你就没啥好担心的了。你所有的担心,都只是天上的云罢了,信仰的大风一吹,云就散了,烦恼也没了。所以,真信仰者,尤其是真正的佛教信仰者,是很少有烦恼的,他们不追求物质等外在的东西,只想净化自己的心灵。

我将说真话这一习惯保持到了工作之后。到双城中学工作时,校长某次刁难我,我便说,你要是再刁难我,我就在开会时,专门给你纠正错别字。因为他在会上爱读报,却时不时念错字,全校老师都知道,就他自己不知道。老师们当然也不说,都有点心照不宣。我这样一说,他从此不再刁难我,当然也就失去了最后一次纠正错别字的机会,直到他离开人世时,那些错别字也没有纠正过来,有一种“英雄战死错路上”的遗憾。

从这一点上,我得到了启发,以后在与人交往时,凡是有人能给我指出错误和毛病,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我都会净心反思,而不是一股脑地朝着那人辩驳,一味排斥。我首先会冷静地分析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者哪些地方做得不完美,别人指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我都在心中一一分析,最后,好的我都虚心接受,继而很感恩给我指出毛病的人。而那些存有不良之心的人,我也不会在乎,因为我知道,那都是一些情绪化的东西,不值得在乎,也没有时间在乎,很多时候,我都不解释,不争辩。

何况,像上面那样的事,在那时的凉州并不奇怪。由于师资的奇缺,那时的乡下有许多民办老师。不过,有些公办老师,比民办老师的水平更低。后来,我当老师之后,跟一位诗人老师成了朋友,每次谈话,我都会纠正他的错别字,那错别字,大多是他的老师教的。

那时,在凉州流传着许多领导读错字的笑话。我所在的北乡,就有一位人称丁可拉的书记,他在会上表扬教师的可歌可泣时,念成了可歌可拉,从此,人们便叫他丁可拉。多年之后,他有了当教委主任的机会,据说因为这一外号影响深远而告吹。一位文化局局长也老是张口便是错字,于是人们编了一些段子,如“文化局长没文化,教委主任丁可拉”,等等。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其实很多老师和文人,都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过来的,基本上都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学习,在那大搞各种运动的年代里,最该读书的年龄,却没有好好读书。所以,后来我就原谅了他们,因为有时候,看似是个人的毛病和缺陷,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也不要强求他们。但是,我仍然感到遗憾,因为师资的低下,下一代人仍然得不到更好的教育和学习,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是最令我头疼的。所以,当初报考师范学校,除了个人命运的选择之外,我的内心也确实有树立为人师表的愿望。后来,确实也当了多年老师,但在做好老师的基础上,我还有更大的梦想。这些梦,也都伴随着我的成长而成长,因为我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人,我总是不满足。正因为这种不满足,才让我有了今天的格局。

我之所以敬佩宁玉顺老师,就是因为他有真才实学。他讲课很生动,传授的知识也正确,有时,在我好奇的追问下,他还能给我讲一些课本之外的知识。那时候,我最快乐的时刻,就是问老师问题,他总能很耐心地给我讲解,没有一丝的厌烦,这让我感到很温暖。后来,我注册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有了一些学生,当他们向我提问的时候,看到他们一脸的迷茫和向往,我就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我过去的那种渴盼,就会想到当初的自己。



这次回到凉州时,听说宁老师已经不在了。一些同学谈到他时,还很是怀念。

跟宁老师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班主任沈利民。他是民勤人,乡音很浓。沈老师是一切为了学生的老师。他教政治,至今我还记得他讲过的许多内容。沈老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根据时事猜出高考考题。高考前夕,他为我们选了一些题,刻蜡版,他甚至刻肿了膀子。那年的高考政治题,差不多都叫沈老师猜中了,我们班的政治课成绩都非常高,记得平均有八十多分。我政治成绩最高,一百分的卷子,我得了八十九分,在那时,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数。

实际上,在每个孩子的生命中,除了父母,最重要的榜样,就是老师。像宁老师、沈老师等,都是我的榜样,他们除了让我学到知识之外,还让我学到了如何做人。对孩子的考学来说,前者固然很重要,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加重要。

因为功利文化的影响,现在的老师中强调人格者已经不多了,有个学生说,他旧同事的老婆,刚当老师没多久,还是一个纯洁、有梦想的女孩,但是进了那所学校后,发现在很多节日,每个老师都会收到家长的红包,自己不收,就会跟环境格格不入,结果她就非常苦恼。可见,我们现在的文化环境,正在逼着一些很好的孩子变坏。你想,如果连老师这个群体,都开始走向堕落的话,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们将来进入各行各业时,会成为怎样的人?他们会不会觉得做事一定要给红包,或者觉得帮人一定要拿报酬?

我们那个时代,还有沈老师、宁老师那样的好老师,他们对孩子很负责,他们的德行背后,就有某种能让孩子一生受益的东西。我的一个学生也说,她也遇到过一些好老师。二十多年前,她的老师也很重视人格,不但教给孩子们知识,也教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她至今仍然记得,有一位老师告诉她,做人要有真才实干,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她,让她能积极向上。她说,自己虽然没有想过要为人师表,但这位老师,却是她成长路上的一个标杆。她觉得,现在的学校里,如果能多一些好老师,学生们的人生中,定然会多一种正面的灵魂滋养。

80年代初期,全国的高考入学率只有百分之四。我们那一班,有一半人考上了大学——叶柏生还考上了清华大学,在当时的武威一中,很是轰动——一小半考上了中专,剩下的几个人,在次年补习后都考了学。当时全班大约有五十多人,只有一人又回到乡下,当了农民,别的人都端上了铁饭碗。可见,一个团队中,只要大家积极向上,自然就会产生一股力量,互相激励,共同进步,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大。当时这成绩,是很了不起的,沈老师于是名声大振。后来,他当了市乡镇企业学校校长。退休后,沈老师也常常参加同学们的聚会,看到同学们都有了出息,沈老师也很开心。

这次儿子婚礼,我本来想请沈老师的,可是学海说,别请老师了,他不知有多少学生,一个个都请,他能忙过来?学海这样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就没请沈老师。但过后不久,我就觉得没请他是一件憾事,他应该是以东客的身份进入本书的。按学海的意思,或许是不想让沈老师破费。班里留在武威的其他同学,大多成了我的东客。

在某次同学聚会中,我给了沈老师一套我的作品。过去,每次见面,都答应给他,但每次一离开,我总是进入了自己的境界里,很少想到红尘中的事。我将那套书给了沈老师后,他的夫人对我说,我误解你了,以为你成了名人,变势利了,现在才知道你很忙。其实,我也不是很忙,我只是老沉入自己的世界里,不出来,一恍惚,就多年过去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常常与世隔绝,少与人接触,所以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也有人对此编造是非等,其实,很多都是子虚乌有的,我虽然知道一些人的用心,但从来不解释,不争辩,主要还是没有时间。我的生命太宝贵,一恍惚,就过去多年了。后来,即使我成了所谓的名人,很多时候,也是独善其身,很少进入哪些组织或小圈子。即使我成了作家,也是一个游离于文坛之外的边缘人,有一种内心的远离。我必须与文坛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在精神上保持独立。所以,一个作家,既要扎实地深入生活,汲取营养,更要有出离心,要实现超越,这样,才能有大的格局。如果超越不出来,卷入琐碎和庸碌,只会碌碌一生。

当我实现了超越之后,在我心里,所有的人,包括曾经给我制造流言和违缘的人,包括父母、朋友、同学、老师等,就和我达成一味了,我就不再有分别心了。我对他们,只有那种浓浓的爱,大爱无言,当我无法言说那种爱时,我便写作。我将自己所有的情感,所有想要说的话,都化为文字,写成书,奉献给他们,这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回报。

——选自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楼主 棒棒书香  发布于 2018-03-19 22:12:14 +0800 CST  

楼主:棒棒书香

字数:5868

发表时间:2018-03-20 06:12:14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3-23 08:37:28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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