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评商鞅
千秋功过说商鞅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中国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君造成的。在他身后的2300多年里，无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可能有人对此发出质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夸张？什么人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在自己死后的几千年里继续影响社会与他人的生活？
是的，事实证明，人与人有很大的差别。绝大多数人平庸，无甚作为，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无闻，早已被尘埃湮没。极少数人则例外，他们的秉赋异于常人，像星宿般，降落在人世，在其生前身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像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韩非子、赢政、蔡伦、李世民、朱元璋，外国的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凯撒、耶稣、卢梭、拿破仑、瓦特、牛顿、华盛顿等。
只不过这些人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有的则正负兼具。正面的影响造福人类社会，像蔡伦发明纸，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功莫大焉。负面影响则压抑人的本性，扭曲人的灵魂，阻碍社会的发展，当属被批判消除之列。
那么，商鞅属于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呢？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说法不一。
按照通常的说法，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变法使秦国由弱变强，给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同列，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反对商鞅的则主要从儒家主张施仁政的立场出发，认为此君刻薄寡恩，缺少人性，其变法实行高压政策，剥夺了人权，使秦国变成虎狼之国。比如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贾谊认为：“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商鞅设连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滥用酷刑招致普遍的怨恨，《旧唐书》因之将其评价为酷吏。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此君呢？
是非自有公论。让我们用事实说话，看看商鞅其人其事，以及他做的事情对后世的影响吧。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生，公元前338年卒。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今河南安阳一带）人。其祖本姬姓，卫国国君后裔，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史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师从李悝，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孙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对公叔痤的嘱托不以为意，公叔痤死后，没有照着他说的话去做。
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四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四种君主之策，受到赏识，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强国之道成为其选择。由此，商鞅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变法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为：实行连坐法，即一家有罪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 连坐的罪十分重：腰斩；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愿做官的，任以年俸50石的官职。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没有军功不能获得爵位；重农抑末，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次变法在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推行变法10年，秦国很快强盛起来，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周天子打发使者送胙肉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应该说，商鞅变法有其进步的一面，比如规定只有获得军功者才能授以爵禄，没有军功，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这样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贵族世袭制度，使社会成员的竞争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开荒，其结果提高了农业收成；禁止私斗，人际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否则，不论有无道理，一律处罚。这增加了人们的法制观念。
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关键看这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是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商鞅通过变法，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使国人致力于耕战，达到了这个目的。秦始皇在后来能够统一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商鞅通过变法给打下了底子。否则，他能不能统一六国还两说着呢！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商鞅的变法持肯定的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商鞅是民族英雄，他的变法是伟大的革命，他是中华民族第一人，等等。
事实果然如此么？商鞅能获此殊荣吗？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从人性的角度看，正好相反，商鞅的变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看，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变法的许多做法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商鞅鄙视民众，他说：“民如飞鸟禽兽”，对待人民就要像驯化役使野兽一样，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腐肉才可驱使。他的变法剥夺了人民的思想、言论、行动等基本权利，以严刑酷法对待之，稍有不同意见，便施以酷刑，连坐法更是殃及无辜，是对生命的野蛮践踏。
老百姓对新法有些意见，就要受到连坐，就要砍头、腰斩、抽筋、剥皮、锉头顶、下油锅、五马分尸，轻罪重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一次，商鞅为镇压对新法不满的人，在渭水边一天就杀了七百多人，鲜血把整个渭水河都染红了，以至于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还有，太子只不过对新法发了几句牢骚，商鞅就视为大罪，他不好处置太子，就把太子的两个师傅治罪，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害得太子两位师傅8年不敢出门。
世界是多元的，人们对新法有些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的。然而，商鞅却对这些人施以如此的严刑酷法，真是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从此，他开了思想犯罪、言论犯罪的先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极其可怕的影响。
许多人之所以对商鞅，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对大一统有一种盲目向往崇拜的情结。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成为中华帝国的始皇帝，也就是开国皇帝，因此被称为“千古一帝”。饮水不忘掘井人，是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强大，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其地位亦因之提高，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中华民族第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误区，这个所谓的大一统有那么大的魔力吗？以牺牲无数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什么大一统值得这么推崇吗？
这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好好掂量掂量。
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统一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民受虐待吗？是要剥夺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成为奴隶吗？与其是这样，还不如不要这个国家，不要这个什么“大一统”。
这是问题的要害。人，不是生来受罪的，每个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哪怕他微不足道，出身贫贱。
人乃万物之灵，民为国家之本，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这种民本思想堪称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驱，它要比18世纪欧洲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共和学说早得多。
天赋人权，人民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生活，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谋福祉。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民有权利抛弃它，推翻它。
可是，商鞅的变法却反其道行之，将人民视为牛马，采取高压政策，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人身自由，稍有不满的表示便施以严刑酷法。秦国人在其野蛮恐怖统治下，被驯服为会说话的牛马，完全处于绝对服从和愚昧、麻木状态，秦国被改造成为一部战争的机器，当时的诸侯国把秦国当成一个可怕的虎狼之国。
商鞅为了强制推行他的新法，采取了壹教的政策。他把礼乐、诗书、善、贤、孝、悌等，视为“六虱”，坚决禁止和打击。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战争的需要，他对不符合农战思想的著作一律消灭，“燔《诗》、《书》而明法令”，以此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排斥异端思想，强化精神专制，因此，商鞅在秦国大肆焚毁《诗》、《书》，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为后世的统治者开了焚书坑儒、大搞文字狱的先例。
秦始皇在商鞅变法剥夺人权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基础上，采取韩非的“法、术、势”学说，进一步强化君权，专横、暴虐、跋扈，完全将人民变成为奴隶。此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但始终是君主专制独裁统治，人民毫无权利可言。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层出不穷，在独裁者的暴虐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伴君如伴虎，权贵者可以指鹿为马，臣民只能规规矩矩。在商鞅开启的，由秦始皇强化的言论犯罪的流韵荼毒下，稍许表达不同意见，就可能遭杀身之祸。为了生存，人们逆来顺受，明哲保身，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性的行尸走肉与没有气节，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
这是商鞅及其变法给当时和后世数千年的国人带来的礼物。
应该说其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好处。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保证人权，保护普通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不是将人视为动物，任意驱使，随意杀戮。虽然说乱世用重典，可商鞅的变法做过了头，轻罪重罚，动辙砍头、腰斩、剥皮、抽筋，野蛮之至，是野蛮人所为。比起周初时，周公倡导实行的“明德慎罚”来是历史倒退。其变法实行“罪人以族”的“连坐法”，把西周社会早已废除了的株连做法，搬到秦国来实施，只能说明商鞅的野蛮和残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变法的抑商政策也给后世带来负面影响。商鞅重视农业，奖励耕战没有错，但他对搞活流通的商人和改进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不但不赏，反而采用严酷的手段予以打击。他把工商业者与无业游民等同，用法律规定，将他们本人及妻子儿女一起全部收充官府，罚作奴隶，使秦国的工商业经济全部消失。因为他认为，手工业者和商人“事末利”，不生产粮食，也不打仗，所以，要用残酷的手段，重农灭商。可见商鞅不仅野蛮残暴，而且愚蠢无知。他为后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落后政策开了先河。由于时代不同，所处环境条件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可事实上，商鞅开启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明清之际，西方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纷纷进行海外贸易，积聚了巨额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发展。而明清的统治者则抱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闭关锁国，当西方逐步走向近代工业文明时，自己则坐井观天，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圈子里自我感觉良好，遂被西方逐步超过并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商鞅变法另一个对后世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是限制人口流动。根据郡县制的要求，秦国层层建立村社组织，然后在严密的地方组织的基础上，颁布“什伍相连坐”的野蛮法律。其变法规定，秦国人平常不得随便外出，外出必须向上级请假，得到批准后，才能外出，否则，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此外，旅店收留没有证件的旅客，一样要受到连坐。于是，秦国的人口流动停止了，人人都捆绑在土地上，自由和贸易彻底消失了。这种做法被历代沿用，变成严密的户籍制度，使全国成为铁板一块。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一潭死水，何来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更是出现了因户籍制度限制，村干部不让饥饿的农民外出逃荒而饿死的惨剧。
善恶自有报应，一个缺少人性实施残暴统治四面树敌的人注定不要会有什么好下场。秦孝公在世时，强力支持商鞅实施变法，尽管商鞅得罪了许多人，招致了许多怨恨，可人们摄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后来秦孝公死了，他失去了保护伞，结果走投无路，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肯收留他。他到旅店投宿，店主由于他拿不出外出的证明而拒绝他住店，店主说：“商君规定住店的人一律要有证明，如果没有，那么一店的人都要受到牵连。”商鞅无法，只好离开。他被抓住后遭到车裂之刑，五马分尸，全家被杀。如果不是欠下累累血债，他不可能受到如此猛烈的报复。在整个秦国，没有一个人同情他，都认为他死有余辜。作法自毙，这就是他的下场。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他残忍、刻薄、寡恩，落得悲剧的下场，是自取恶名。
国家要强大，要统一，没有错，但必须以人民幸福、富裕、安康为前提。民为国家之本，本不固，则国家危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以民为本，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尊重民意，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去办事；实行惠民政策，努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这样，民众才能衷心地拥戴之。否则，倒行逆施，残暴统治，搞得天怒人怨，造孽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位商君就是一个例证。
在中国历史上，商鞅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代中国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君造成的。在他身后的2300多年里，无数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可能有人对此发出质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夸张？什么人能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在自己死后的几千年里继续影响社会与他人的生活？
是的，事实证明，人与人有很大的差别。绝大多数人平庸，无甚作为，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无闻，早已被尘埃湮没。极少数人则例外，他们的秉赋异于常人，像星宿般，降落在人世，在其生前身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社会。像中国的孔子、老子、孙子、韩非子、赢政、蔡伦、李世民、朱元璋，外国的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凯撒、耶稣、卢梭、拿破仑、瓦特、牛顿、华盛顿等。
只不过这些人的影响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有的则正负兼具。正面的影响造福人类社会，像蔡伦发明纸，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功莫大焉。负面影响则压抑人的本性，扭曲人的灵魂，阻碍社会的发展，当属被批判消除之列。
那么，商鞅属于什么样的历史人物？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起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呢？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说法不一。
按照通常的说法，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变法使秦国由弱变强，给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同列，视为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说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反对商鞅的则主要从儒家主张施仁政的立场出发，认为此君刻薄寡恩，缺少人性，其变法实行高压政策，剥夺了人权，使秦国变成虎狼之国。比如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贾谊认为：“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商鞅设连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滥用酷刑招致普遍的怨恨，《旧唐书》因之将其评价为酷吏。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此君呢？
是非自有公论。让我们用事实说话，看看商鞅其人其事，以及他做的事情对后世的影响吧。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生，公元前338年卒。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今河南安阳一带）人。其祖本姬姓，卫国国君后裔，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史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师从李悝，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孙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对公叔痤的嘱托不以为意，公叔痤死后，没有照着他说的话去做。
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四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四种君主之策，受到赏识，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强国之道成为其选择。由此，商鞅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变法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为：实行连坐法，即一家有罪九家相揭发。若不揭发，则十家连坐。 连坐的罪十分重：腰斩；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愿做官的，任以年俸50石的官职。官职和待遇的获得一律取决于军功，使过去的旧贵族没有军功不能获得爵位；重农抑末，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次变法在公元前350年，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秦国把这些宽阔的阡陌铲平，也种上庄稼。谁开垦荒地，就归谁所有；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这样，中央政权的权力更集中了；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栎阳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
推行变法10年，秦国很快强盛起来，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周天子打发使者送胙肉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应该说，商鞅变法有其进步的一面，比如规定只有获得军功者才能授以爵禄，没有军功，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这样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贵族世袭制度，使社会成员的竞争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开荒，其结果提高了农业收成；禁止私斗，人际间的争执必须诉诸法庭裁判。否则，不论有无道理，一律处罚。这增加了人们的法制观念。
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关键看这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物力，是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商鞅通过变法，采取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使国人致力于耕战，达到了这个目的。秦始皇在后来能够统一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商鞅通过变法给打下了底子。否则，他能不能统一六国还两说着呢！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商鞅的变法持肯定的态度，有人甚至认为，商鞅是民族英雄，他的变法是伟大的革命，他是中华民族第一人，等等。
事实果然如此么？商鞅能获此殊荣吗？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从人性的角度看，正好相反，商鞅的变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看，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其变法的许多做法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商鞅鄙视民众，他说：“民如飞鸟禽兽”，对待人民就要像驯化役使野兽一样，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腐肉才可驱使。他的变法剥夺了人民的思想、言论、行动等基本权利，以严刑酷法对待之，稍有不同意见，便施以酷刑，连坐法更是殃及无辜，是对生命的野蛮践踏。
老百姓对新法有些意见，就要受到连坐，就要砍头、腰斩、抽筋、剥皮、锉头顶、下油锅、五马分尸，轻罪重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一次，商鞅为镇压对新法不满的人，在渭水边一天就杀了七百多人，鲜血把整个渭水河都染红了，以至于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还有，太子只不过对新法发了几句牢骚，商鞅就视为大罪，他不好处置太子，就把太子的两个师傅治罪，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字，害得太子两位师傅8年不敢出门。
世界是多元的，人们对新法有些不同看法，本来是正常的。然而，商鞅却对这些人施以如此的严刑酷法，真是骇人听闻的野蛮行为。从此，他开了思想犯罪、言论犯罪的先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极其可怕的影响。
许多人之所以对商鞅，对秦始皇持肯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对大一统有一种盲目向往崇拜的情结。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雏形，成为中华帝国的始皇帝，也就是开国皇帝，因此被称为“千古一帝”。饮水不忘掘井人，是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强大，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基础，其地位亦因之提高，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中华民族第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误区，这个所谓的大一统有那么大的魔力吗？以牺牲无数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的什么大一统值得这么推崇吗？
这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好好掂量掂量。
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统一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民受虐待吗？是要剥夺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成为奴隶吗？与其是这样，还不如不要这个国家，不要这个什么“大一统”。
这是问题的要害。人，不是生来受罪的，每个来到这个星球上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哪怕他微不足道，出身贫贱。
人乃万物之灵，民为国家之本，孟子在2000多年前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这种民本思想堪称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驱，它要比18世纪欧洲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共和学说早得多。
天赋人权，人民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生活，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谋福祉。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民有权利抛弃它，推翻它。
可是，商鞅的变法却反其道行之，将人民视为牛马，采取高压政策，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人身自由，稍有不满的表示便施以严刑酷法。秦国人在其野蛮恐怖统治下，被驯服为会说话的牛马，完全处于绝对服从和愚昧、麻木状态，秦国被改造成为一部战争的机器，当时的诸侯国把秦国当成一个可怕的虎狼之国。
商鞅为了强制推行他的新法，采取了壹教的政策。他把礼乐、诗书、善、贤、孝、悌等，视为“六虱”，坚决禁止和打击。为了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战争的需要，他对不符合农战思想的著作一律消灭，“燔《诗》、《书》而明法令”，以此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排斥异端思想，强化精神专制，因此，商鞅在秦国大肆焚毁《诗》、《书》，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为后世的统治者开了焚书坑儒、大搞文字狱的先例。
秦始皇在商鞅变法剥夺人权对人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基础上，采取韩非的“法、术、势”学说，进一步强化君权，专横、暴虐、跋扈，完全将人民变成为奴隶。此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但始终是君主专制独裁统治，人民毫无权利可言。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层出不穷，在独裁者的暴虐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伴君如伴虎，权贵者可以指鹿为马，臣民只能规规矩矩。在商鞅开启的，由秦始皇强化的言论犯罪的流韵荼毒下，稍许表达不同意见，就可能遭杀身之祸。为了生存，人们逆来顺受，明哲保身，成为没有思想，没有灵性的行尸走肉与没有气节，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
这是商鞅及其变法给当时和后世数千年的国人带来的礼物。
应该说其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它的好处。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保证人权，保护普通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不是将人视为动物，任意驱使，随意杀戮。虽然说乱世用重典，可商鞅的变法做过了头，轻罪重罚，动辙砍头、腰斩、剥皮、抽筋，野蛮之至，是野蛮人所为。比起周初时，周公倡导实行的“明德慎罚”来是历史倒退。其变法实行“罪人以族”的“连坐法”，把西周社会早已废除了的株连做法，搬到秦国来实施，只能说明商鞅的野蛮和残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变法的抑商政策也给后世带来负面影响。商鞅重视农业，奖励耕战没有错，但他对搞活流通的商人和改进生产工具的手工业者，不但不赏，反而采用严酷的手段予以打击。他把工商业者与无业游民等同，用法律规定，将他们本人及妻子儿女一起全部收充官府，罚作奴隶，使秦国的工商业经济全部消失。因为他认为，手工业者和商人“事末利”，不生产粮食，也不打仗，所以，要用残酷的手段，重农灭商。可见商鞅不仅野蛮残暴，而且愚蠢无知。他为后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落后政策开了先河。由于时代不同，所处环境条件不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具有现代意识。可事实上，商鞅开启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明清之际，西方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纷纷进行海外贸易，积聚了巨额财富，完成了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与生产力的发展。而明清的统治者则抱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闭关锁国，当西方逐步走向近代工业文明时，自己则坐井观天，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圈子里自我感觉良好，遂被西方逐步超过并远远地抛到了后面。
商鞅变法另一个对后世产生负面影响的政策是限制人口流动。根据郡县制的要求，秦国层层建立村社组织，然后在严密的地方组织的基础上，颁布“什伍相连坐”的野蛮法律。其变法规定，秦国人平常不得随便外出，外出必须向上级请假，得到批准后，才能外出，否则，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此外，旅店收留没有证件的旅客，一样要受到连坐。于是，秦国的人口流动停止了，人人都捆绑在土地上，自由和贸易彻底消失了。这种做法被历代沿用，变成严密的户籍制度，使全国成为铁板一块。其负面作用显而易见，一潭死水，何来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更是出现了因户籍制度限制，村干部不让饥饿的农民外出逃荒而饿死的惨剧。
善恶自有报应，一个缺少人性实施残暴统治四面树敌的人注定不要会有什么好下场。秦孝公在世时，强力支持商鞅实施变法，尽管商鞅得罪了许多人，招致了许多怨恨，可人们摄于其权势，敢怒不敢言。后来秦孝公死了，他失去了保护伞，结果走投无路，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肯收留他。他到旅店投宿，店主由于他拿不出外出的证明而拒绝他住店，店主说：“商君规定住店的人一律要有证明，如果没有，那么一店的人都要受到牵连。”商鞅无法，只好离开。他被抓住后遭到车裂之刑，五马分尸，全家被杀。如果不是欠下累累血债，他不可能受到如此猛烈的报复。在整个秦国，没有一个人同情他，都认为他死有余辜。作法自毙，这就是他的下场。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他残忍、刻薄、寡恩，落得悲剧的下场，是自取恶名。
国家要强大，要统一，没有错，但必须以人民幸福、富裕、安康为前提。民为国家之本，本不固，则国家危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以民为本，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尊重民意，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去办事；实行惠民政策，努力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只有这样，民众才能衷心地拥戴之。否则，倒行逆施，残暴统治，搞得天怒人怨，造孽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位商君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