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爹对陈银山和他家人的好，是真好，没半点功利的。里面除了善的本能之外，还有一种感恩。陈银山对爹也好，不但教给他驾车技术，还在爹困难时，给爹借过钱。

这一点，我跟爹很像。我也总是记着别人对我的好，哪怕是一个微笑。别人的坏——其实，了义地看来，哪有啥坏呀？——我总是忘了，因为我明白，那坏，仅仅是别人一点情绪的宣泄，情绪一过，坏就也消失了。别人的好，却总能在我的生命里闪着，成了一种心灵的营养。但是，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这一点，一生里总是恨这个人，骂那个人，总是在心里一直纠结着，久而久之，本来是鸡毛蒜皮的一些琐事、一些小矛盾，因为天天念叨，天天挂着，便真成附骨之疽了，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烦恼着，折磨着自己的心。平日里，天天在一个村里，也总是明争暗斗，嘀嘀咕咕，搬弄是非，好没意思。常言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事过了，境迁了，一切都会变的，那些恩怨，没必要压在心里。所以，该放下的就放下，该解了的就解了，活得从容一点、明白一点，让心舒坦一点。

爹的几十年里，也跟一些他称为穷恶霸的人有过交锋。他每次谈起，总有种惊天动地的味道。他老是谈起其中一位曾经的大队书记。那人，是《西夏咒》中谝子的原型。六〇年饥荒时，他正当大队书记，虽然村里有战备粮，但还是饿死了很多村里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村里人管此人叫贼骨头。我从来没叫过他的外号，每次见他，我总是会叫他爱年佬。

爹对爱年佬一直有仇恨。按爹的说法，爷爷便是在叫他斗过后得了噎食症。凉州人认为人生闷气，是会得癌症的。以前，我对此说一直有怀疑，后来，它竟然得到了科学的认可。当代科学也认为，情绪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一般得癌症的人，在发病前，定然有一段情绪低落期。这样说来，爹对陈爱年的恨，也是有道理的。我虽不赞同，却也觉得不能怪他。在凉州人眼中，世上的仇恨，最大的是杀父之仇。

于是，在某次跟爱年佬发生纠纷时，爹趁机教训了他。爹抡起一条棍，在爱年佬腿上抽了几下，爱年佬惨叫了许久，据说腿上青瘀了，但不至于受很重的伤。可见，爹虽然恨他，但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绝不会因为仇恨，做出底线以下的事来的。但爱年佬还是向当时的书记奎年佬告了状。后来奎年佬来找爹，爹理直气壮地说，谁叫他当初斗了我爹，我爹就是叫他气死的。爹这么一说，奎年佬不好说啥，打了个哈哈，这事就算完了。



此后的多年里，爹总是向我谈起他的这次复仇之战，每次谈到，总是眉飞色舞，会年轻很多。这是爹一生里最耍人的事之一。你想，他将村里曾经的谝子书记打了一顿，这是多么叫人扬眉吐气的事，在村里，这几乎是空前的。

我虽然练过武，但除过仅有的几次被逼无奈而出手，或仗义而为外，我轻易不出手的。我练武为的是强身健体，而非打人。于是，爹说我没耍过人。爹老说他年轻时耍过很多次人。七十岁那年，爹跟陈亦新谈起我，还说，唉，你的爸爸没耍过人。凉州话中的耍人，含义很丰富，当你做了某件事，叫人喝彩了，你就耍人了，此外，还有精彩人生、让人羡慕等诸多含义。现在想来，也倒是，我生命最黄金的二十多年，大都在关房里过了，现在到了岭南，仍是藏到森林边的关房里，经年累月地离群索居，想耍人，既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机会了。呵呵，难怪爹为我惋惜呢。

不过，即使有那时间，有那机会，我也不会耍人的。我没有那种耍人的欲望。在我的心里，对他人，除了有一种广义的爱之外，没有别的，我只想把心里最美的东西分享出去，能让人快乐开心。此刻，写出爹的耍人故事，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明净——无论多耍人的事，毕竟都恍若隔世了——还有对父亲浓浓的思念。我就将这些事记下来了。既然想起了，就记下吧。如果没有打开记忆的契机，我会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明净中，很少想到其他东西。

我对爱年佬一直生不起恨意。他瘦若鸦片烟鬼，总在自家庄门口蹲着，一见我过来，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我很难将他跟饿死村里人、狠斗人的那个谝子书记联系起来。十多年前，我的《大漠祭》出版之后，有两个人最先知道：一个是瞎贤贾福山；一个便是爱年佬。他们两人老听收音机，便最先知道一些大事。爱年佬最叫我感动的是，某次我到他家采访一位客人，他总是替我发问，他问的，总是我最需要的那些事。他一边问，一边会心地望着我笑。他明白我得到了很多好素材。他的笑，至今还在感动着我。我不管村里人对爱年佬如何有意见，如何地恨他、骂他，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瘦弱的老人，我对他，总有一种悲悯。



我十九岁那年的某一天，爱年佬家来了几个外地人，很横，见谁打谁，村里几位老人都叫打了，还打了我爹。弟弟连夜赶到南安中学叫我，我赶回村里时，正碰上那几个二流子回屋。原来，他们一打我爹，爱年佬就急了，说，你们快跑，他儿子武功好得很，你们要着祸哩。那几人慌忙而逃，逃到后院的麦草堆中躲着。不想，南安离我家较远，弟弟一去，我一来，就一个小时了，时值冬天，他们扛不住冻，刚刚回屋，我就到了。

那几个人见了我，想仗着人多耍横，我稍稍使了几招，他们便怕了。我就要求他们带村里挨了打的老人去医院检查。后来，在陈让年的调解下，他们给每个老人出了五十元医药费。

这五十元钱，让那些挨打的老人开心极了，马上要过年了，上世纪80年代的五十元，在乡下老人的眼中，实在不是个小数目。但后来，我一直为这五十元纠结，因为那些老人并没有拿钱去看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错事了。后来，每次想到这事，我就觉得有些不该。

不过，那时节，能为村里人做这事的，也只有年轻气盛的我了。要是有我在，外村的那些二流子是不会来闹事的。倒是常有些人在星期天来找我，他们多是外村人，想找我比武。我很少跟他们比，我只稍稍露两手，他们就服了。那时节，我已练铁砂掌、易筋经多年，轻轻一拍，一堆当地的硬核桃就成了面粉状。我可以叫任何人打我的胸腹；我可以用胳膊跟钢筋对打，将它打得像面条一样；我能轻松地翻越任何一道我手指能够抓到的墙壁。二十五岁之前，这一切，曾让我在当地赢得了相当的尊重。



爱年佬的老婆身高力大，老是跟人家打架，一般男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养的娃儿多，几个女儿也跟她妈一样厉害，村里没人惹得起。偶尔要是有人惹了她，除了遭到一顿粗野的臭骂之外，一家人还会一窝蜂围了去，好不热闹。只有根喜不参与他家的战斗，所以村里人对根喜很有好感。

根喜是爱年佬的大儿子，但不是亲生的，是领养的。村里人管领养的孩子叫抱疙瘩。这称谓，有歧视意味，但村里人并不歧视根喜。

歧视根喜的，是他的后妈，也就是那个高大强壮的女人。小时候，老见他妈打他。他妈手中拿的物件总是很怕人，大多是很粗的棒子。他妈边揍他，边咬牙切齿地说，我砸绵你的骨殖。我虽然不知道啥是骨殖，但还是怕听到她的这类话。我的爹妈是很少打我的，至多会在屁股上扇我几巴掌。很小的时候，爹妈一般在鸡叫不久就会下地干活，下地前，总是会安顿，叫我做好山芋米拌面。我总是迷迷糊糊地答应，但很快就会沉入梦乡。有时，还在梦中呢，妈就会掀起被子，在我屁股上猛扇几下。小时候，我挨的，大多便是这种打。所以，一见根喜后妈抡了棒子砸他的骨殖，我总是感到很恐怖。我不知道，那后妈对根喜有啥深仇大恨，又骂又打，那打是实打，我看了都后怕。

刚开始挨打时，根喜会缩了身子死挨，至多举起手挡一下那飞来的棒子。一天，他正挨打时，一个老人叫，娃子，你咋不跑？跑呀，你又不是没有腿。从那以后，根喜知道了，挨打时，他是可以跑的。于是，老见根喜边惨叫边逃，后面跟着举了棒子追他的后妈。因为根喜满街跑的原因，他每次挨打，村里总是很热闹。后妈的声音，总是在满村里啸卷，让人不寒而栗。正是在根喜的后妈身上，我才明白了人们为啥把“后妈的指头”和“三伏天的日头”并列在一起。

某次，想逃跑的根喜逃得迟了些，叫后妈逮住了，叫他在自家庄子后面的园子里挖了个深坑。挖好坑后，后妈推下了根喜，她当然不敢活埋，她只是想惩罚根喜。她用土埋了根喜腿、屁股、胸膛，一直埋到脖子里。然后，后妈回家了。不久，村里一位老人发现根喜的脸已经紫了，马上叫人挖出了他。因挖得及时，根喜才没有死去。

也许是为根喜打抱不平的原因吧，小时候，我就一直不喜欢那后妈。

村里人和根喜后妈的纠纷，总是以村里人失败告终，只有一次例外。某次浇水，那后妈将我爹扔进了水口。我闻讯赶到时，爹还在水中，我还没问明缘由呢，她带着几人又向我扑来。那时节，我刚过二十岁，武功已很好，只几腿，就将对方踢翻在地。因为也想给根喜报个仇，对他后妈，我格外用了点力。怪的是，这一次，她们忽然蔫了，也许是没见过我这种打法，一下子叫镇住了。

根喜后来结婚了，他的老婆也老是挨后妈的打。多年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苦难，跟后妈一家分家了。

据说，根喜什么也没有分到，差不多净身出门。没处栖身的他们，就住在队里的机井房里，很是可怜。后来，队长陈叶年号召队里人捐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在一处空地上为根喜一家盖了房子。这事，是我们村里最能感动我的事之一。每次想起，心头都能荡起一晕温暖。

上次我回家时，爱年佬已经死了，根喜和他的两个兄弟还在。根喜家已经很富足了。他的儿子也在外地打工，老两口日子过得很滋润。倒是根喜后妈很疼爱的弟弟很潦倒，他说，我马上也贷些款，盖上一院子房子，，老子也好好过它几天。只是，一直想贷款的他，却一直贷不到盖房的款。倒是他一向看不起的抱疙瘩根喜，盖起了一院子很阔气的房子。勤劳的根喜，也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

这次办婚事，受我的委托，陈亦新去请他们三兄弟。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大漠祭》中的白狗，就有他们的影子。

——摘自《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