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古代科举考试

千岁之忧 著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表现了诗人科举得中、理想实现后的神采飞扬、得意忘形的心态和情形。
那么，什么是“科举”？它有哪些台前幕后的操弄与故事？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方式，所以称为“科举”。科举考试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端，到隋朝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下诏开贡举考明经和秀才，实际就近似于后来的科举制。隋朝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增开进士科，明经、秀才、进士三科并举，正式开始推行科举制，历史上一般以此为科举纪元，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科举制整整经历了1300年。

这里以明清两代为主、参照其他朝代科举考试说一说科举考试那些事儿。
明清正式科举考试共分四级：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考中者分别称为秀才—举人—贡士—进士。
“童生试”，属于资格考试，凡有志于科考的读书人均可以参加考试，但也有朝代规定乞丐、妓女、工匠、商人、店员、僧侣、道士及有犯罪记录者禁止参加考试。
“童生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俗称“小三元”。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一般都能通过，通过后可参加府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地级市）进行，由知府主持，考试场次、内容与县试差不多，但要严格得多，要刷下一大批。县、府试通过的称为“童生”或“儒童”，取得“童生”身份，才可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因学政又称提督学院，故名），院试又叫“科试”，一般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院试”（科试）每三年举行两次，通过的称“生员”，也叫庠(xiáng)生、邑庠生或茂才，俗称“秀才”，意为“优秀人才”，民间俗称“相公”，录取人数很少，一般每个县不到十个人。第一名称“案首”。
“秀才”是一种资格，没有薪水，不能当官，所以社会上往往称其为“穷秀才”、“酸丁”。“秀才”一般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廪生”，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可按月到县衙领取粮米；次等的称“增生”；三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此外，还有因捐献而取得的“例生”。
“秀才”虽然不能做官，但也有一些特权：一是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校）读书，称“诸生”，经过学政选拔，成绩优秀的才可参加“乡试”，叫“录科”；成绩特别突出的有机会被选（保送）为“贡生”，入国子监读书，可在京师直接参加“乡试”；“乡试”之年的七月，各省还要在省城举行一次“科试”补考，那些未能在各府参加“科试”的“生员”可参加补考，叫“录遗”。二是秀才见了县官不磕头，不称“大老爷”，到县衙办事还有座位；三是犯了法不可以直接脱裤子打屁股，即使要打也只能打手心，而且只能由县级学官动手，不许衙役打，动刑还要经省里批准革去功名以后才可以；四是不负担徭役，就是不交“公粮”。据说秀才田地免税额有近百亩之多，故有乡邻投机将田产挂靠在秀才名下达到免税，再给秀才一些钱财谷物，实现互利双赢；五是秀才的房子可以比别家盖高三寸。

“乡试”，是由省或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也有朝代如宋代直接在京城举行。“乡试”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秀才、监生、贡生、官生均可应考。“乡试”一般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贡院”内设一排排若干狭小单间，正好能坐下一人，门口放一张小桌椅，桌椅前面有个挡板，考生进去后放下挡板便开始答卷。“乡试”一般考三场，每场三天，考生自带干粮，吃喝拉撒睡都在单间内解决，有专门卫士看守（主考官的子弟、亲戚考试还得更换考官、另设考场，叫“别头试”），管理严格。
“乡试”考中的叫“中举”，又叫"发解"、"发达"，“举人”亦称“大会状”、“大春元”，俗称“孝廉”，又称“乙榜”、“乙科”，第一名称“解元”。举人有名额规定，各省不一样，大体上每个省100人左右。唐武则天还开了“武举”科，大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
“乡试”放榜时，正值桂花飘香时节，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参加考试的“秀才”一旦中了举人，自动取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地位也立即飙升，称呼由“相公”改称“老爷”，且有了做官的资格，一般可出任知县、教职等，因此有“头顶知县，脚踏教官”的说法。举人即使不当官，也可以和县官平起平坐，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可免交400亩左右的田税，基本上衣食无忧。

以上这些属于“正科”，逢朝廷重要庆典或特别重大事件，皇帝还要加开“恩科”（唐代分“常举”和“制举”），就是“加赛一场”，多录取一批，体现“皇恩浩荡”；若“正科”与“恩科”合并举行，则称“恩正并科”。

@wufangJ 2020-12-16 16:54:57
写的不错!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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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鼓励！

关于“殿试”补遗。武则天以前是没有“殿试”一说的，一律由主考说了算，后来发现有些“贡士”甚至状元，才不配位，德不配位，武则天就怀疑有人从中作弊、搞鬼儿，于是她自己出题，对这些进士啊、贡士啊、状元啊最后再考一次，把一把关。此后，“殿试”就约定成俗，成了科场的必考科目。有时候“殿试”还真能“考”出点儿什么猫儿腻来。
唐天宝二年（743年），唐玄宗举行殿试，结果新科状元张奭[shì]交了白卷，张奭也因此赚得一个“曳白”的绰号，自然他这个状元当不成了，受牵连的一帮人都得到了相应的处分。

其实，唐代出现“曳白”现象很正常，因为他们推行的“行卷”制度存在漏洞。所谓“行卷”，就是考生在考试前将自己的文章、诗作等，制成“卷轴”，交给当时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再由这些人转交给主考官，主考官再结合考生的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考评，确定出考生的名次。考试成绩只是参考，有时候根本不看考试成绩。
唐大和二年（837年），礼部侍郎崔郾奉命主持科举考试，太学博士吴武陵骑驴来见崔郾[yǎn]，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杜牧，写了一篇《阿房宫赋》，很有水平，吴武陵请求崔郾将杜牧列为今科状元。崔郾说状元已经有人选了，吴武陵说不行就列为第二名吧，崔郾说第二名也有人选了，吴武陵说实在不行就排第五名吧，崔郾应声说：“就遵从你的教诲吧。”杜牧就这样中了第五名进士。
杜牧这是别人帮助助选的结果，另外一位大诗人王维则是自己主动通过这种方式参加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甚至还是靠女人帮忙才达到目的的。
开元九年(721年)，20岁的王维赴长安“赶考”，把“行卷”先投到唐玄宗的弟弟岐王李隆范门下。李隆范看了王维的“行卷”，很是欣赏，但他告诉王维，今年的科考是由他的姐姐玉真公主负责，据说玉真公主已将状元头衔给了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但李隆范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玉真公主举行的宴会上装扮成伶人，给爱好音乐的公主弹奏琵琶，以博取公主的赏识，然后再相机行事。
一天，玉真公主果然举办宴会，王维跟着岐王去赴宴，在岐王的安排下，王维用琵琶独奏了一曲《郁轮袍》，琴声哀婉凄切，动人心魄，加之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郁美”，意态潇洒，一下子将公主给迷住了，岐王趁机对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便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立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并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来，告诉他今年“科考”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就这样中了状元。
这种不经考试就决定考生的科举名次的做法，只有大唐才有这个胆魄和自信，换了任何朝代都会闹得一地鸡毛，不知道要出多少个“曳白”。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考取功名是中国古代每个读书人一辈子最大的理想，也叫梦想，他们不惜以毕生精力去追之，求之，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读书人一旦考取了“举人”、“进士”、甚至“状元”，“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曹雪芹）”，“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唐.王建）”，天上掉金饼，祖坟冒青烟，一时间八方震动，万众瞩目，朝廷会安排专人骑上高头大马、敲锣打鼓上门“报捷”，并赐朝服，组织拜“座主”，谒宰相，开御宴等活动，唐代还有游曲江、雁塔题名、慈恩寺看戏，开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大肆庆贺，状元还要披红挂彩，打马游街，至幸至荣。那些科场幸运儿“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唐.姚合）。
据载，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赵佶十七岁的儿子赵楷，也对参加科考兴趣盎然，甚至情有独钟，也偷偷跑去参加了科考，结果中了状元，宋徽宗知道后又惊又喜，他担心别人议论，便将其降为第二名（榜眼）。
唐宣宗李忱也对参加科举羡慕不已，因为不能直接参加科举考试，便在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以示敬重和遗憾。
可见科考对读书人的诱惑和刺激有多么大，以致少数出身卑微、神经脆弱的考生，经不住科考前后这种巨大落差的刺激而神经崩溃，《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就是典型。
至此，全部科举程序算是走完，所有进士都成了“天子门生”。相传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高兴地对旁边人说：“天下英才尽入吾彀（gòu）中矣。”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这是宋代文人苏洵的感叹，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即享有盛名，连他都发出如此感叹，只说明科考的确很难，录取率非常低，能够考取举人、进士甚至状元的人，实属凤毛麟角。
据统计，中国1300年科举考试历史，全国平均约每375万个读书人才能考中一个进士，大唐近三百年，平均每科仅录取进士26人；诗人杜牧那一届录取33人，故他写诗“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张籍那一届录取28人，他有诗“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白居易那一届只录取了17人，他也有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宋代以后进士录取比例逐渐增多，平均年录取进士数是唐朝的十几倍，宋太宗（赵光义）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450余人，才有后来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兄弟、曾巩与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及妹夫王无咎、王畿等六兄弟同科及第的新奇事出现；更有五代后周燕山府窦禹钧的五个儿子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当朝太师冯道赋诗云:
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
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据历代《登科录》记载，历史上共录取文武状元777名，其中文状元592名，武状元185名（宋朝重文轻武，考上武举还得再考“文科”）；状元产地最多的是江苏，约占状元总数的17.47%，仅苏州一地就出产状元49名，其中吴县归氏一族就出了6个状元，被称为状元家族。福建莆田从唐朝至清共出过2482名进士、21名状元，22名宰相，包括宋朝大名鼎鼎的奸臣蔡京。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一甲第一名叫“状元”，合称“三元”。一个人三试都考第一叫“连中三元”，也叫“三元及第”，是科举场中的佳话，也是祖坟冒青烟的稀罕事。中国科举史上共有十七人（一说十六人）“连中三元”。开眼界的是，明朝的黄观和清朝的钱棨，在“童生试”中的“县试”、“府试”和“院试”都是第一名，中了“小三元”，接着又在“乡试”、“会试”和“殿试”拔得头筹，等于“连中六元”，成了科举考试历史上的传奇。历史上还出过四位“武三元”，他们是明朝嘉靖年间福建人尹凤，明朝万历年间浙江永嘉人王名世，清朝顺治年间浙江人王玉璧，清朝乾隆年间河北文安人顾麟。
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的刘春霖。太平天国时期还诞生了一个女状元---傅善祥。
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状元是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梁灏，他从五代时期就参加科举考试，前后考了47年，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被钦点为状元，时年已经82岁，披红挂彩、打马游街后随即告老还乡。
历史上年龄最小的状元是岭南封川县文德乡(现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人莫宣卿。唐大中五年（851）莫宣卿中状元时只有17岁。据载，莫宣卿七岁便会吟诗，以“我本南山凤，岂同凡鸟群。莫俊天下有，谁能佐圣君”一诗闻名乡里。莫宣卿少年高中状元郎，令唐宣宗李忱大喜过望，特赐诗云：
南方远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草莱。
神鲤跳翻三尺浪，皇都惊震一声雷。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一般情况下，古代只要考中了“举人”或“进士”就可以当官发财，光宗耀祖。“乡试”考中的称“乙榜”，殿试考中称“甲榜”，因此通过科举做官的人通常被称为“两榜出身”,但也有朝代（如唐代）规定，中了“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得到官职还要参加吏部的“关试”，也叫“铨选”、“选试”或“释褐试”，吏部录取后才可能得到官职。
“关试”相当于现在的“面试”，考察标准分为四项：一是“身”，就是看“颜值”，要求“体貌丰伟”，那些尖嘴猴腮、矮小顿挫、形容猥琐、歪瓜裂枣的人，即使水平再高、成绩再好也当不了官。明朝的王艮和郭翀（chōng）分别考中了第一名，因为颜值太差，前者被降为第二名，后者干脆被取消了资格；二是“言”，要求“言词辩正”，思路清晰，口齿伶俐，中气十足，那些语无伦次、说话结巴的人自然考中也白搭；三是“书”，要求“楷法遒美”，要写得一手好字；四是“判”，要求“文理优长”，就是要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此四项标准者再送尚书、门下两省审核，然后再授官。一般甲第授予从九品上之官，乙第授予从九品下之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再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有些举人或进士即使过了“关试”也不一定有官当，还得靠机遇，等空缺。唐代诗人韩翃中了进士后等了十年，才因为一首《寒食》诗引起皇帝注意得到官职。古代考取举人、进士一辈子没当过官的大有人在。

古代有很多词汇专门用来形容科举得中者，如“金榜题名”、“五子登科”，“蟾宫折桂”、“桂林一枝”、“大魁天下”、“郤诜（qièshēn）高第”等；还有些客气的说法，如“科场侥幸”、“叨陪末座”等；民间则多以“文曲星下凡”、“祖先荫庇”等词汇加以传扬和敬奉。一些文人骚客更是不惜笔墨写诗作词为“金榜题名”者锦上添花。科举幸运儿更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往往有感而发，除了题头孟郊的这首《登科后》外，还有晚唐诗人杜牧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也让读书人读来热血澎湃：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此外还有唐代白居易的《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许浑的《及第后春情》、韦庄的《放榜日作》、李频的《及第后归》、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黄滔的《放榜日》、章孝标的《及第后寄广陵故人》及宋人张师锡的《喜子及第》、徐元杰的《及第谢恩》 等等。
一些官绅商贾对这些科场得意的“未来之星”寄予厚望，想方设法攀附，有女儿的就上演“榜下捉婿”的抢亲闹剧，即从上榜的人里面抢女婿，连欧阳修、王安石、蔡京、秦桧这样的大咖也未能免俗，欧阳修被翰林学士胥偃“榜下招婿”，王安石则将一个叫蔡卞的进士“捉”为婿。更让人惊愕的是，炙手可热的蔡京相中了傅察，秦桧看中了郭知运，竟然都被这些新科进士拒绝了。
宋代周辉在其《清波杂志》记载一个笑话，说福建有个叫韩南的人，七十三岁考中进士，立马有媒人来提亲，媒人问韩南的年纪，韩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赋诗一首作答：
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青衫”代指最基层的官职，他们只能穿青色的衣帽，故白居易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古代有很多词汇专门用来形容科举得中者，如“金榜题名”、“五子登科”，“蟾宫折桂”、“桂林一枝”、“大魁天下”、“郤诜（qièshēn）高第”等；还有些客气的说法，如“科场侥幸”、“叨陪末座”等；民间则多以“文曲星下凡”、“祖先荫庇”等词汇加以传扬和敬奉。一些文人骚客更是不惜笔墨写诗作词为“金榜题名”者锦上添花。科举幸运儿更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往往有感而发，除了题头孟郊的这首《登科后》外，还有晚唐诗人杜牧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
宋代汪洙的《神童诗》也让读书人读来热血澎湃：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此外还有唐代白居易的《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许浑的《及第后春情》、韦庄的《放榜日作》、李频的《及第后归》、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黄滔的《放榜日》、章孝标的《及第后寄广陵故人》及宋人张师锡的《喜子及第》、徐元杰的《及第谢恩》 等等。
一些官绅商贾对这些科场得意的“未来之星”寄予厚望，想方设法攀附，有女儿的就上演“榜下捉婿”的抢亲闹剧，即从上榜的人里面抢女婿，连欧阳修、王安石、蔡京、秦桧这样的大咖也未能免俗，欧阳修被翰林学士胥偃“榜下招婿”，王安石则将一个叫蔡卞的进士“捉”为婿。更让人惊愕的是，炙手可热的蔡京相中了傅察，秦桧看中了郭知运，竟然都被这些新科进士拒绝了。
宋代周辉在其《清波杂志》记载一个笑话，说福建有个叫韩南的人，七十三岁考中进士，立马有媒人来提亲，媒人问韩南的年纪，韩南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赋诗一首作答：
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青衫”代指最基层的官职，他们只能穿青色的衣帽，故白居易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所谓“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科举及第、科场得意，自然就有科场失利、人生失意，文雅说法叫“名落孙山”、“白蜡明经”、“暴腮龙门”等，古代连考数次不第、甚至终身不第的人多了去了，于是，“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燕翼诒谋录》宋王栐）。”十年寒窗，孜孜以求，却没有取得功名，自觉无脸见人，人间悲剧常有发生。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孟浩然、李贺、韦应物、骆宾王、卢照邻、贾岛、张若虚、刘长卿、陆龟蒙、张继、姜夔、冯梦龙、李时珍、金圣叹、吴敬梓、蒲松龄等等，都是屡考不中或一生不中的落第之人，唐代著名诗人罗隐连考十次不中，号称“十上不第”；大诗人李白的父亲李客是商人，李白就是“工商子”，连考试资格都没有。
古代留下不少专门描写科考失意的诗词，叫“落第诗”。孟郊46岁才考中进士，“春风得意”，其实他在这之前连考了好几次都没考中，为此他曾写过一首《再下第》诗：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唐代那个写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佳句的才子常建，科考落第，羞愧难当，不愿回家，写了一首《落第长安》诗:
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
晚唐诗人温宪（温庭筠之子），多次参加会试不中，流落长安，寄身崇庆寺，酒后在寺院墙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题崇庆寺壁》，表达自己因科考弄得穷困潦倒、有家难回的凄惨情景。《题崇庆寺壁》：
十口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唐代落第诗人赵嘏的《下第后上李中丞》，字字是泪，令人唏嘘：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
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此外，还有唐代钱起的《长安落第》、杜荀鹤的《下第东归道中作》等等，都把科考落第的心情和情形描写得凄惨寥落，不忍卒读。

社会如戏台，科场如战场。千古科场充满了诡秘和变局，牵扯着千千万万读书人的升沉荣辱，起伏沉浮，往往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次变故，功业全费。
有些朝代规定，考生的试卷如果被雨水打湿或遭其他损毁，考官会用蓝笔标注出来，表示该试卷未改（作废），这叫“登蓝榜”，意味该考生提前落榜。“出师未捷身先死”，闻鸡起舞、寒窗苦读的考生一下子希望落空。
唐玄宗时期，奸臣李林甫主持会试，大诗人杜甫参加了那一届考试，结果无一人通过，事后李林甫向唐玄宗汇报说是“野无遗贤”，就是民间已经没有朝廷需要的人才了，唐玄宗居然相信了。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殿试时赵匡胤以交卷速度决定输赢，汾州(今山西汾阳)人王嗣宗和另外一位考生陈识同时交卷，荒唐的赵匡胤竟然要两位考生以摔跤来决出谁是第一，结果王嗣宗先下手“偷袭”将陈识放倒，赢得状元。到了宋真宗赵恒时，他反对以交卷速度定输赢的做法，殿试时竟然将第一个交卷的钱易赶出了考场。
北宋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科考取得第一名，主考官将评卷结果及考生试卷呈报仁宗皇帝赵祯御览，按照以往的经验，这只是走走过场，没想到仁宗皇帝看到王安石试卷里有“孺子其朋” 四个字时，龙颜不悦，御批“此语忌，不可魁天下！”意思是这句话有毛病，怎么能把皇帝当成孩子来教训？此人不可以当状元。于是王安石从状元降到第四名，而原本第四名的杨寘[zhì]被拔为状元，让杨寘捡了个大便宜。
明朝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殿试初步选定状元为孙日恭，抄写“小金榜”（字体竖写）的人误将“日恭”两字挨得太紧，像“暴”字，明成祖朱棣觉得“孙暴”这名字不吉利，反而觉得第三名邢宽的名字有“刑政宽和”之意，于是将邢宽钦点为状元，孙日恭只好屈居第三。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无锡人吴情殿试高居榜首，嘉靖帝明世宗朱厚熜觉得吴情的名字不好，“天下岂有无情状元？”于是将吴情降为第三，而将名字响亮的秦鸣雷钦点为状元。
所谓“皇帝女儿状元妻”，历史上民间似乎觉得只要考上状元就会娶到皇帝的女儿，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历史上真正做驸马的状元只有唐朝郑颢一人。郑颢是唐会昌二年（842年）状元，本来已有未婚妻，硬是被白居易的堂弟、宰相白敏中拆散，让他娶了唐宣宗李忱的女儿万寿公主，为此郑颢恨了白敏中一辈子，也“弹劾”了老白一辈子，结果弹劾状都被老丈人给压下了，有苦难言的郑颢只活了44岁便郁郁而终。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真真假假、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案”、“文字狱”，导致很多读书人无缘参加科考，一些参加科考取功名的人被无故取消录取资格，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有的甚至被抄家杀头，家破人亡，其中尤以明、清两朝危害最为突出。
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查嗣庭科场试题案”。雍正四年(1726年），礼部侍郎查嗣庭（金庸先祖），奉命主持江西“乡试”，拟题为“维民所止”，有人举报试题中的“维”、“止”二字是把“雍”、“正”分别去掉头而得，雍正大怒，借题罗织查嗣庭四十二款罪名，将查嗣庭逮捕下狱，查嗣庭不久死在狱中，尸体被拉出去砍头弃市，家产被全部查抄，查嗣庭的儿子查澐[yún]被判处斩，兄长查嗣瑮（lì）和侄子查基被判“流放三千里”，查氏其他族人也大都被流放或被贬为奴，查氏一族近乎灭门。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由于之前的“《历代年号论》案”冤主汪景祺和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便迁怒于所有浙江人，下诏停止浙江科考三年，致使浙江无数读书人梦断科场。

当然，阴森的科场有时也会照进一缕温暖的阳光。
宋嘉佑六年（1061年），宋仁宗赵祯拟在8月举行“制科考试”，就是要在已经考中进士的人中选拔一批最优秀的人才直接提拔任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辙得了重病，眼见无法参加考试，宰相韩琦向宋仁宗建议将“制科考试”时间推迟，等苏辙病好了再举行，宋仁宗竟然同意了。结果苏轼、苏辙兄弟都被录取，宋仁宗还十分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江苏徐州铜山人李蟠进京赶考没有盘缠，只带了36个馒头，挑灯夜战，馒头充饥，馒头吃完了就讨一碗白水充饥，康熙知道后深为感动，竟将李蟠钦点为状元，李蟠因此得了个“馒头状元”的雅号，同榜探花70岁的姜宸英在荣恩宴（琼林宴）上写诗调侃李蟠：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土科。
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
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
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18907192657 2020-12-26 12:26:08
好。科举制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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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难觅。谢谢鼓励。

@千岁之忧 2020-12-16 15:57:13
“乡试”，是由省或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也有朝代如宋代直接在京城举行。“乡试”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秀才、监生、贡生、官生均可应考。“乡试”一般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贡院”内设一排排若干狭小单间，正好能坐下一人，门口放一张小桌椅，桌椅前面有个挡板，考生进去后放下挡板便开始答卷。“乡试”一般考三场，每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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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的“举人”在京师会试，俗称“进京赶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8省“进京赶考”的603名举人（一说签名举人达1555人次），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从此掀起了一场被称为“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又称“礼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别称考“明经”，考试也叫过三关：第一关“贴经”，就是填空；第二关“赋诗”，写诗一首，赋一道；第三关“策论”。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宫殿考试”，由唐武则天开始设置。载初元年（689年）二月，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后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殿试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考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从宋仁宗开始，“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录取者通称“进士”，按三甲排位：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称“传胪”。进士榜称“甲榜”或“甲科”，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故中进士也称“金榜题名”。
“殿试”虽然只考时务策一道题，也可能是考生这辈子最紧张、最难考的一次考试，因为是皇帝老儿亲自出题，又亲自坐镇监考，气氛自然庄严肃穆，非同寻常，有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考生别说考试做题，就是单单这个场面就会吓得尿裤子，但也有考生天生沉稳老到，气度不凡，从容自信，应对自如，比如宋代的晏殊，参加殿试时发现皇帝出的题目比较简单，就要皇帝再给他另换个题目，说这个题目他之前做过，看不出水平。这让皇帝大为惊讶，也另眼相看，后来晏殊一路做到了宰相的职位，又因为他的词写得非常出彩儿，故人称其为“宰相词人。”
还有考生胆大包天，竟敢在殿试上耍小聪明，将主考官给搞糊涂了。比如宋代考生苏轼。
嘉佑二年（1057年），时年二十岁苏轼进京赶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立意新奇，说理充分，文笔犀利，文风洒脱，还借用了皋陶(gāo yáo)的典故，说“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主考官欧阳修大为赞赏，但文章中的这个典故却将欧阳修、梅尧臣两位主考官给“考”住了，不知道典出何处？但又不能说不知道，那样就显得没水平，没面子，于是二人只好默认，但心中充满了疑惑。
考试结束后，欧、梅二公对皋陶典故的出处耿耿于怀，待苏轼谒谢（考完后的拜谢）时，欧阳修悄悄地问苏轼皋陶典出何处？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里，欧阳修便将《三国志·孔融传》读了个遍，却没有发现这个典，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如实回答说是他瞎编的。欧阳修问苏轼为何要扯上《三国志·孔融传》？苏轼解释说，《三国志·孔融传》上有孔融对曹操说，商纣王将妲[dá]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如此解释，弄得欧、梅二公哭笑不得，又不好外传。

@成人学历提升的 2020-12-28 16:06:39
读了这篇文章，真的感觉古时候的科举考试感觉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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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比现在考大学要难得多，所以古代考起科举的人一般都很有才华。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古代的读书人忙忙碌碌，蝇营狗苟，无非科场与官场，但科场上的考生来自五湖四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各异，自然结局不同，其间留下许多逸闻趣事。
唐代诗人祖咏参加科考，文题是“终南望余雪”，要求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写了四句就搁笔不写了，监考官一看没写完，让他重写，他说写完了，再写就是多余的，他把科举考试当成了普通作诗，结果那一届科考祖咏自然是名落孙山，却给很少佳作的科场留下一首千古名篇《终南望余雪》：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晚唐诗人温庭筠，屡试不第，却是考试作弊高手，他常常帮别人答题，他只要手往试卷上一叉就能做完一道题，一次考试他能够八叉做完八道题，故人送外号“温八叉”。
明朝才子唐寅（伯虎），是乡试“解元”，人称“唐解元”，踌躇满志参加会试，结果因为旁人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发所谓“舞弊”猜疑，导致朝廷将这一届科举考试整个儿推翻作废了，唐寅因此文祸上身，险些被处死，后来经人搭救才出狱，朝廷还给他任命了一个地方小官，但此君却“耻不就”。宁王朱宸濠出高价聘请他当幕僚，他效仿晋朝的阮籍，天天装醉而不应聘，结果只能落魄返乡，“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靠卖画聊以糊口，潦倒一生。
清代才子袁枚，科举考试写诗竟然拿皇宫说事，清代“文字狱”盛行，险些掉了脑袋，幸亏遇上了贵人，才逢凶化吉，还考上了进士，但此君做了几年小官，四十岁不到就辞职不干，跑回老家买了隋朝的一个旧园子，装修装修，取名“随园”，开馆授徒，著书立说，“诗酒趁年华”，活得潇洒自如，直到八十多岁方寿终正寝。
清代大画家郑板桥，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考中进士，也只做了几年小官，便辞官不做，跑回老家画竹子卖，成了“扬州八怪”之一怪，越老越值钱，如今谁有此君一根竹子就是大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