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杂问答》云：“夫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然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皆有是言，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图》与《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则固《易》之所自出也。《洛书》与《洪范》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则固《洪范》之所自出也。《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圣人制作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规模，必有最亲切处，然初未尝有数也。至于《河图》之出，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粲然可见，此其所以深发圣人之独智，又非况然气象之所可得而拟也。是以仰观俯察，远求近取，至此而后两仪、四象、八卦之阴阳奇偶可得而言，虽《系辞》所论圣人作《易》之由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后决也。来喻又谓熹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河图》、《洛书》之数，此亦有说矣。数之为数，虽各主于一义，然其参伍错综无所不通，则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强合，其所必合则纵横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强离也。若于此见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说不得也。若论《易》文则‘大衍之数五十’至‘再扐而后卦，’便按‘《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与佑神矣’为一节，是论大衍之数。自‘天一至地十，’却连‘天数五’至‘而行鬼神也’为一节，是论《河图》五十五之数。今其文间断差错不相连接，舛误甚明，伊川先生已尝厘正。《启蒙》虽依此写而不会推论其所以然者，故览者不之察耳。”“来教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熹窃谓生于今世，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来教必以为伪，则未见有以指其义理之缪，证验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悬断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从而不得不辨也。况今日之论，且欲因象数之位置，往来以见天地阴阳之造化，吉凶消长之本原，苟于此未明，则固未暇别寻证据。今乃全不寻其义理，亦未至明有证据，而徒然为此无益之辨，是不议于室而噪于门，不味其腴而咬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图真伪，端的不差亦无所用，又说未必是乎愿且置此，而于熹所推二图之说，少加意焉，则虽未必便是真图，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有欢喜处，而图之真伪，将不辨而且明矣。”

朱熹以他大学者的风度，耐心细致对疑古派提出批评，并用分析对比的方法，开导持不同意见者，同欧阳修相比，自是高上一筹，不愧大儒之称。

宋代另一位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对《河图》、《洛书》做过一番研究之后，在其《河图洛书义》中云：“孔子日：‘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图必出于河，而洛不谓之图。书必出于洛，而河不谓之书者，我知之矣。图以示天道，书以示人道故也。盖通于天者，河而图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谓天，故龙负之，而其出在于河。龙善变，而尚变者天道也。中于地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谓人，故使龟负之，而其出在洛。龟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圣人于《易》所以则之者也。”

王安石不但肯定《河图》、《洛书》，而且对它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 ，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在此，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大文学家苏轼对欧阳修的说法也十分反感，曰：“夫《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耳。《河图》、《洛书》，岂足怪哉？”

苏轼为欧阳修之门人，能不苟同，人云亦云，而敢独发己见，直言不讳，实后人之楷模。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元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元代的陈应润也作《周易爻变义蕴》一书，同欧阳修一样批驳图书派。元代的胡一桂《启蒙翼传?欧阳公图书怪妄之疑》中驳疑古之论曰：“欧公不信图书，以为怪妄。又因图书之疑并与《系辞》不信，以为非夫子作。愚尝观温公《通鉴》魏明帝青龙间，张掖柳谷口，水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唐氏曰：‘《河图》、《洛书》之说，欧阳永叔攻之甚力，今观此图与《河图》、《洛书》亦何以异?惜时无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义，可胜叹哉!’愚亦恨不使欧公见之，以祛其惑也。若夫《系辞》乃象数之总括，义理之渊薮。《易》无《系辞》犹天无日月，人无眼目矣。其可哉是何?欧公无见于此也。”

元代吴澄针对疑古派的见解，做了一次有益的分析，不失为一家之言。其云：“大抵周后汉初，儒家专门之学，率是口耳授受。故有文辞可记诵者，有传。无文辞不可记诵者，无传。五经皆存，而独《乐》之一经亡。三百五篇诗皆存，而独笙诗六篇亡。盖以无文辞可记诵故也。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止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是以魏、晋、唐、宋初之儒，不见图书。”.

明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明代疑古的代表有刘濂等人，刘濂撰写《易象解》四卷，《四库全书提要》评论他“袭欧阳修之说，而益加甚焉……勇于自用者矣。”

清代易学家的疑古派与河图洛书派在学术上的大论战

清代的河洛之争，继宋、元、明以后义形成个高潮。疑古派的代表是胡渭、黄宗羲、黄宗炎．归有光、毛奇龄等人。由于清代《易》学研究更为深入，特别对经学的研究整理，汉《易》学的兴起，使《易》学得到空前发展，从而使推崇河洛与否定“则之画卦”的争论也异常激烈。

胡渭（1633－1714）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朏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

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