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海外]移民加拿大 有一种生活叫做尴尬(转载)
移民加拿大 有一种生活叫做尴尬
西方社会虽然有着较高的物质文明，但是其在对待金钱上的一些“赤裸裸”的做法，还真叫人难以适应。我虽然来之前就做好了“见怪不怪”、“入乡随俗”的打算，但还是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能对其某些“习俗”做到面不该色心不跳的水准。以下是我亲历的一些尴尬事。
“时间就是金钱”：“记时工”的难堪
这头一个“赤裸裸”，就是所谓的“计时工”问题。我在国内的薪水虽然羞涩，但总还是按时发放，而且不管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还是在家养病，到了月底总能拿到同样的数目，所以从没有费心考虑过将这些钱除一除，看看坐一个小时办公室值多少钱。
直到作了加拿大移民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并不只是一种“促生产提效率”的口号，而是描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时间和金钱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头一年在餐馆做工的时候，老板说好了给一小时八块。领到头一次薪的时候，兴冲冲地一数，怎么也和自己算的对不上，就斗胆去问老板。香港老板好脾气，耐心地一一算给我看：喏，你星期一有事请假提前离开了半个小时，要减去；星期三你的午餐时间足足超了快十五分钟，当然也该减去；星期六你胃痛……
后来每当我有时侯想偷偷懒娇娇气放放松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像我们老板一样，快速计算以下这样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这样一来，就会乖乖地去该干嘛干嘛了。
以后在这家店我变成了一个不迟到不早退、真正兢兢业业连我自己都吃惊的好员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为什么要比社会主义的高，我算是明白了其中的玄机。
“一分钱一分货”：“小费”的尴尬
另一个困扰过我的”赤裸裸”，就是所谓的服务业的小费问题。在多伦多的头一年，落地几个月后头发长得实在没形没状了，就在唐人街附近找了一家门脸不显眼的理发店。因为头发实在长，理发师说要多交两块钱。多交没问题，但是当时很不理解：若不是染烫，长发短发不都是那么几剪刀，为何要多付？当然我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琢磨而已，并没有问出口。
头发剪好了，说实话，比在国内的水平差远了。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价钱低自然也不好讲求高质量。我转身去交费，那个理发师紧随在我身后，我当时没在意，交了钱就离开了店。后来朋友说起剪发的事，言谈之中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理发是要付小费的。我习惯了唐人街的超市不付税，自然也没想到理发店的小费问题。
后来每次经过那家店，都有些畏缩，头发无论长得多长，都不敢再去那家店了。
幸好后来搬了家，换了家理发店。头一次给我理发的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因为那是离我家最近的唯一的一家理发店，为了不至于又搞砸了没发理，每回都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人家留小费。小费的标准，据我所知，应为所消费的10-20%。为了和理发师“搞好关系”，我总是留下约20%的小费。
偏偏一个朋友也在这家店理发，闲聊中说起小费，自称从来都是只给10%，理发师也似乎没敢他的头发弄成“狗啃式”。我一想也冤，本来这是家西人店，收费已高，再加上小费，每回只剪个发也得二十多元，实在不划算。但习惯已成，再要改变似乎更难为。
为了避免令我不自在的小费问题，我尽量减少去理发店的次数，久而久之，我的发型也变成了千篇一律的“东方式”—长发飘飘。
想想我在国内时，同一家理发店去多了，店主就会好心地建议买一张卡，一次付清。这样一来，单次理发的费用不但降低，而且每次理完发只打一下卡，既省事又雅致，令双方都享受。想想如果在打完卡后，再在理发师的手里放上几块人民币，多寡不论，这种优雅含蓄的人际关系就要彻底变味了。
“各买各的单”：分摊的困境
“赤裸裸”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各付各”的分摊付费问题，英文叫“GOING DUTCH”。我在餐馆柜台收银的时候，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分摊”的场景：同事、朋友、恋人、兄弟、夫妻。本地人做起来也许自然从容，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得实在有些不忍。
还是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在加拿大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个黄颜色的CBC，有一次两个人路过一家BURGER KING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我的朋友问我想不想吃东西，我说好的。进了店排好队，朋友关心地问我要什么样的汉包，什么SIZE的薯条，喝什么饮料等等。他这么热心地问来问去，而且我想一套BURGER KING 也就几元钱，就想当然地以为是他请客。
结果当一顿“垃圾”下肚后，朋友快速地告诉我我欠他多少、而我的兜里又掏不出一文现金的时候，我的胃因为刚刚吃下去的炸薯条而发起胀来。
不能怨朋友，只怨自己不该低估了“习俗”的力量。
当小费和分摊这两种“赤裸”相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好戏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次亲身经历。新年前夕, 他和一帮约七八个朋友和一些朋友的女朋友们相约一起去SWISS CHALET吃饭。新年在即，餐馆的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晚餐吃得十分开心。最后侍者送来了帐单。
帐单到了，大家才意识到先前只顾高兴，忘了提醒侍者将帐单分别结算。但是事已至此，有人提议不如大家平均分摊，立即遭到那些没有吃多少东西的人的反对。于是有人建议说不如每个人找到自己的ORDER，分别付。一致同意后，每个人立即行动，心算的笔算的换钱的找零的沉默不语的，忙乱了好一阵，总算每个人放下了各人该付的一份。
凑在一起的钱正好是帐单上的数目，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还有个小费问题。于是有人小心谨慎地说好象还不够怎么办？于是七八个人又皱起了眉头思索。 有的人说每个人应该再拿出15%来作小费。但那些只点了饮料和甜品的，只想付10%。于是又一番吵闹争执。
后来到底每个人付了多少小费，抑或有的人付了没有都无从考证。因为要在短短的时间内给七八个人一个不小的数学测验做，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
从那以后，朋友说他们只要出去吃饭，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侍者他们要SPLIT 的帐单。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其实一起出去的吃饭的机会似乎也并不多。
什么时候，西方社会也许可以考虑引进我们中国人在对待金钱上含蓄优雅的一面，那么这些个尴尬场面也许就可以避免了。
西方社会虽然有着较高的物质文明，但是其在对待金钱上的一些“赤裸裸”的做法，还真叫人难以适应。我虽然来之前就做好了“见怪不怪”、“入乡随俗”的打算，但还是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能对其某些“习俗”做到面不该色心不跳的水准。以下是我亲历的一些尴尬事。
“时间就是金钱”：“记时工”的难堪
这头一个“赤裸裸”，就是所谓的“计时工”问题。我在国内的薪水虽然羞涩，但总还是按时发放，而且不管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还是在家养病，到了月底总能拿到同样的数目，所以从没有费心考虑过将这些钱除一除，看看坐一个小时办公室值多少钱。
直到作了加拿大移民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时间就是金钱”，并不只是一种“促生产提效率”的口号，而是描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时间和金钱的亲密关系。比如说我头一年在餐馆做工的时候，老板说好了给一小时八块。领到头一次薪的时候，兴冲冲地一数，怎么也和自己算的对不上，就斗胆去问老板。香港老板好脾气，耐心地一一算给我看：喏，你星期一有事请假提前离开了半个小时，要减去；星期三你的午餐时间足足超了快十五分钟，当然也该减去；星期六你胃痛……
后来每当我有时侯想偷偷懒娇娇气放放松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像我们老板一样，快速计算以下这样做的“机会成本”有多大，这样一来，就会乖乖地去该干嘛干嘛了。
以后在这家店我变成了一个不迟到不早退、真正兢兢业业连我自己都吃惊的好员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为什么要比社会主义的高，我算是明白了其中的玄机。
“一分钱一分货”：“小费”的尴尬
另一个困扰过我的”赤裸裸”，就是所谓的服务业的小费问题。在多伦多的头一年，落地几个月后头发长得实在没形没状了，就在唐人街附近找了一家门脸不显眼的理发店。因为头发实在长，理发师说要多交两块钱。多交没问题，但是当时很不理解：若不是染烫，长发短发不都是那么几剪刀，为何要多付？当然我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琢磨而已，并没有问出口。
头发剪好了，说实话，比在国内的水平差远了。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价钱低自然也不好讲求高质量。我转身去交费，那个理发师紧随在我身后，我当时没在意，交了钱就离开了店。后来朋友说起剪发的事，言谈之中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理发是要付小费的。我习惯了唐人街的超市不付税，自然也没想到理发店的小费问题。
后来每次经过那家店，都有些畏缩，头发无论长得多长，都不敢再去那家店了。
幸好后来搬了家，换了家理发店。头一次给我理发的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因为那是离我家最近的唯一的一家理发店，为了不至于又搞砸了没发理，每回都提醒自己别忘了给人家留小费。小费的标准，据我所知，应为所消费的10-20%。为了和理发师“搞好关系”，我总是留下约20%的小费。
偏偏一个朋友也在这家店理发，闲聊中说起小费，自称从来都是只给10%，理发师也似乎没敢他的头发弄成“狗啃式”。我一想也冤，本来这是家西人店，收费已高，再加上小费，每回只剪个发也得二十多元，实在不划算。但习惯已成，再要改变似乎更难为。
为了避免令我不自在的小费问题，我尽量减少去理发店的次数，久而久之，我的发型也变成了千篇一律的“东方式”—长发飘飘。
想想我在国内时，同一家理发店去多了，店主就会好心地建议买一张卡，一次付清。这样一来，单次理发的费用不但降低，而且每次理完发只打一下卡，既省事又雅致，令双方都享受。想想如果在打完卡后，再在理发师的手里放上几块人民币，多寡不论，这种优雅含蓄的人际关系就要彻底变味了。
“各买各的单”：分摊的困境
“赤裸裸”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各付各”的分摊付费问题，英文叫“GOING DUTCH”。我在餐馆柜台收银的时候，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人群“分摊”的场景：同事、朋友、恋人、兄弟、夫妻。本地人做起来也许自然从容，但是很多时候我看得实在有些不忍。
还是说说我自己的经历吧。在加拿大交的第一个朋友是个黄颜色的CBC，有一次两个人路过一家BURGER KING的时候，正是午餐时间。我的朋友问我想不想吃东西，我说好的。进了店排好队，朋友关心地问我要什么样的汉包，什么SIZE的薯条，喝什么饮料等等。他这么热心地问来问去，而且我想一套BURGER KING 也就几元钱，就想当然地以为是他请客。
结果当一顿“垃圾”下肚后，朋友快速地告诉我我欠他多少、而我的兜里又掏不出一文现金的时候，我的胃因为刚刚吃下去的炸薯条而发起胀来。
不能怨朋友，只怨自己不该低估了“习俗”的力量。
当小费和分摊这两种“赤裸”相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好戏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一次亲身经历。新年前夕, 他和一帮约七八个朋友和一些朋友的女朋友们相约一起去SWISS CHALET吃饭。新年在即，餐馆的气氛很热烈，大家的晚餐吃得十分开心。最后侍者送来了帐单。
帐单到了，大家才意识到先前只顾高兴，忘了提醒侍者将帐单分别结算。但是事已至此，有人提议不如大家平均分摊，立即遭到那些没有吃多少东西的人的反对。于是有人建议说不如每个人找到自己的ORDER，分别付。一致同意后，每个人立即行动，心算的笔算的换钱的找零的沉默不语的，忙乱了好一阵，总算每个人放下了各人该付的一份。
凑在一起的钱正好是帐单上的数目，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还有个小费问题。于是有人小心谨慎地说好象还不够怎么办？于是七八个人又皱起了眉头思索。 有的人说每个人应该再拿出15%来作小费。但那些只点了饮料和甜品的，只想付10%。于是又一番吵闹争执。
后来到底每个人付了多少小费，抑或有的人付了没有都无从考证。因为要在短短的时间内给七八个人一个不小的数学测验做，实在不是件简单的事。
从那以后，朋友说他们只要出去吃饭，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侍者他们要SPLIT 的帐单。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其实一起出去的吃饭的机会似乎也并不多。
什么时候，西方社会也许可以考虑引进我们中国人在对待金钱上含蓄优雅的一面，那么这些个尴尬场面也许就可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