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还原“四一二”事件发生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还原被隐匿的历史真相！

真相说法一：胡愈之以人格作保。



第二天，4月13日中午，数万名工人纠察队上街游行，在经过湖州会馆时，要求北伐驻军撤退，不答应就硬冲，结果一冲还真的冲进去了，重新夺回自己的总工会大本营，把北伐军枪杆子吓得掉头就跑。

“由于这次傥来的胜利，使得群众们更形疯狂，尤其，也让共产党人误会了东路北伐军仍将忍让为先，他们不会开枪抵抗。”


在这一场胜利鼓舞下，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又在下午举行大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一路上漫天的风雨，也浇不灭心中的怒火，一阵阵口号直冲云霄，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支，惩办杀人凶手。

“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以上为昨日午后弟等在宝山路所目睹之实况。弟等愿以人格保证无一字之虚妄。弟等尤愿证明，群众在当时并无袭击司令部之意，军队开枪绝非必要。”这是亲眼目睹这一惨案的上海文化界名人胡愈之、郑振锋等人联名写的抗议书，刊登在当年4月15日的上海《商报》上。


既然敢用人格作保证，看来还真的是“无一字之虚妄”吧？


然而，也是目击者的左翼作家叶灵凤，却“清晰记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是工人纠察队，仍保持了相当的武装，有轻机枪，有盒子炮，有步枪，武装的纠察队过后，就是徒手的工人纠察队，紧接着的是一般工人和民众，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小孩。他们一路走一路喊着口号，态度十分激昂。”

尽管叶灵凤最后也说“这些军队是在近在咫尺的距离内，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突然就疯狂的开枪扫射”，但在关于是不是“徒手”的问题上，他的回忆显然与胡愈之等人的传统说法大不一样，工人纠察队居然还有轻机枪！


如果群众真的有武器，而不是“无一字之虚妄”，那胡愈之他们岂不是没有人格了吗？

真相说法二： 谁先动手？



至于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我们再看看当时的新闻和亲历者是怎么说的。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北伐军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


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

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北伐军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

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


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武装人员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

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

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卽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乾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

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人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工人纠察队，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


在关于是谁先动手的这一问题上，也大致相同，都说驻军还击在后。

国闻周报的记载是：师司令部响起炸弹声，军队始开枪；时事新报的报道是：卫兵队在被击毙—人，弹伤四人以后才开枪还击；祝绍周的回忆是：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

《杜月笙传》的说法是：第一线指挥人员先朝天鸣枪示警，共产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我们再根据当天上午游行队伍强行夺回总工会的动作，就不难判断谁是谁非了。


既然是迫于自卫，就不可能在遭攻击的情况下，还要向蒋总司令请示能不能还手。

何况老蒋已经去了南京，那时候通讯技术十分落后，要等老蒋下命令开枪是不可能的，这是常识。当然，老蒋也有可能在事前作部署，提前下达必杀令，但这种可能性相当小。

因为吴稚晖、蔡元培他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通缉名单直到4月15日才下来，结果让一度落网的两条大鱼都跑了。多年以后，当事人祝绍周还悔恨不已，说：“当时周**来与顾匪顺章，曾同时一度被扣留，因恪于未奉明令，纠察队缴械后，随即释放，当时除恶未尽，至令渠今日为虎作伥，残害同袍，实深惋惜。”



连大鱼都没有及时下令去捉，何况虾子？

真相说法三：伤亡总数一百零三人



时事新报在4月18日公布了具体的伤亡数字，请各位注意，这是包括了12日和13日两天以来的伤亡总数。

以下是全文，

纠察队缴械之死伤者

——连十三日宝山路冲突事件

计共伤亡者一百零三人

联合社云；本月十二日纠察队缴械，十三日宝山路发生兵工冲突，外间有谓死伤数百人者，殊属咳人听闻。兹经确实调查，计闸北浦东两处，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伤兵土五名，工人及民众五十六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受伤六十一名，死伤并计一百零三名。兹将死伤姓名情形录后。


姓名和职业 死伤情形

傅 松 二师特务连一等兵 由缴械司令部收殓

张延令 同上 同上

王 熊 同上 同上

周得标 同上 同上

周金标 二师特务连二等 同上

李鹏飞 同上 同上

张金标 二师特务连下士 同上

兵士五名 四团 同上

田浦龙 内外棉东二厂 死在宝山路济难会收尸

秦润泉 中华书局工人 同上

张发源 茶箱工人 同上

刘金山 小车夫 同上

俞昌福 商务书信 同上

郑廷瑞 茶叶工人 同上

王树元 同上

朱志成 三星毛巾厂 同上

刘 增 中华书局 同上

王生培 同上

邓金标 同上

无名男行路人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纠察队 同上

无名男红领带黑衣衫 同上

俞杜山工人 同上

魏阳春 流弹死家属收殓

汤斌权工人 因枪枝缴死在浦东小沙渡教堂收

彭海清工人 同上

冷汉辉工人 同上

杨森云工人 同上

晏 邦工人 伤右胯右足 在卡德路红十医院

俞校朗皮匠 伤两腿同上

戴小四重兴纱厂 伤两腿同上

孙长根 东五厂 弹穿肚同上

成金波 同上 弹穿右足同上

丁学昌第一军别动队 伤右膀同上

王仁梁书贩 伤两足在卡德路红十医院

倪有发公益纱厂 弹穿股同上

王阿林出外寻友 弹穿股同上

张学成中央公司 在宝山路枪伤大腿

杨福全黄包车夫 弹穿口在正德医院

赵环子同上 奶部同上

朱士鉴中华工业厂 左手同上

步占金前被拉夫 伤两腿在济生医院

丁裕春订书 伤腿同上

江孝理同上 左膀同上

袁盛呆火柴工人 左足同上

陈小根 伤腰同上

吴都明振丰布厂 伤阴部同上

赵阿夫猪鬃工人 肚及膀同上

曹嘉五书局工人 右腿同上

殷成信火柴工人 右腿同上

金胖头兵士 头部同上

黄文标席三纱厂 足部同上

王义样黄包车夫 左腿同上

孔样福 右腿同上

缪阿昌 烟草工人 在浦东被打伤腰部在南市红十字会死

李社盛 茶叶栈死在宝山路 济难会收尸 家属领去

顾荣兴 弹穿肚死在济生医院

刘炳坤 同上

温炳坤中华书局 重伤死在济生医院

朱君玉同 重伤死在红十字总全

尤阿波龙华水泥公司 压伤死在红十字

陈金标丰田纱厂 同上

莫棋杨 木匠 伤腿在红十字总会

乔文敏中华书局 伤足

陆中磷 同上 伤腿在红十字总会

许三宝 同上 伤足在宝隆医院

龚肇洲 同 伤头足

苗龙江同 伤腿

夏福昌兵士 伤脚

郑觐光同 左腿

陈罗贫兵士 伤左手

许良保工人 被缴械伤腹部甚危

温晋山商务书馆 伤腿

袁连山工人 在浦东被缴械伤

王安桂工人 同上

吴喜欲同上 同上

江宠汉同上 同上

陈康提同上 同上

钟生福同上 同上

石长胜同上 同上

黄子卿同上 同上

董学根茶叶店学徒 伤小肚死红十字总合

周锦臣书坊工人 左背伤同上

段少卿兵士 伤左足同上

孙杰三工人 背伤同上

刘如结工人 头部伤同上

蔡鹤庭工人 头部伤同上

徐鎾生商务书馆 臂部伤同上

张忠林小贩 大腿伤同上

张立根玻璃厂工人 大腿同上

宋万盛泥水匠 肚中二枪颈一刀

王小禹义勇队兵 左手同上

黄根元木匠 足部同上

孙朝元纱厂工人 腿部在卡德路红十字医院

曹国斌工人 头足均伤同上

胡阿三申新纱厂 弹穿太阳穴同上



这份名单除了澄清死伤者没有传闻中的“数百人”以外，还有一个数据相当重要，即：伤在大腿以下的群众，至少有24人，占伤亡总数的28%以上，而伤在腿部的兵士却只有2人，仅占其伤亡总数的12%。这说明什么？！

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开杀戒的时候，依然有所克制，把枪口压低了！

@yuexichengguan 2016-10-12 16:27:58

楼主难得还在为快完蛋的国民党洗地，为老蒋洗地，老蒋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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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是失败了！

但历史应该是全面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复杂的，不应该被象打扮姑娘一样修饰。

胜利者要全面的阐述历史和事实！

而不是成王败寇，肆意修饰历史！

@yuexichengguan 2016-10-12 16:27:58
楼主难得还在为快完蛋的国民党洗地，为老蒋洗地，老蒋也可以含笑九泉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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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ly35 2016-10-12 16:33:24
老蒋是失败了！
但历史应该是全面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复杂的，不应该被象打扮姑娘一样修饰。
胜利者要全面的阐述历史和事实！
而不是成王败寇，肆意修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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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Logic 2016-10-12 17:06:12

历史发明家你好！历史发明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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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记录历史全貌。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留名青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 《新唐书》 、 《旧五代史》 、 《新五代史》 、 《宋史》 、 《辽史》 、 《金史》 、 《元史》 、 《明史》 等24史不服。

@ibmly35 2016-10-12 16:04:53
历史不容被筛选和歪曲：“四一二政变”惊人真相--蒋被俄逼迫走投无路！(转载)
作者：王勇（文章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ebc2980100jshw.html）
四月十二日。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事变。不过，你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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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ten 2016-10-12 17:18:06
黄埔军校是怎样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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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操纵中国支部和左派，秘密命令北伐军党代表挑动武装纠察队、北伐军和美英法日广泛开战，吸引西方国家军队陷入泥潭，让俄国腾出手来大力发展经济军事搞建设。


二战中日战争爆发前，俄共最高指令“挑动日军和中国开战，吸引日军陷入泥潭，保卫俄国免遭攻击。中工如被占，俄国是新基地”。

俄国确实做到了！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历史是被阉割扭曲的历史，是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

无论怎样查寻，老孙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老孙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

老孙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呢。

孙中山不赞同俄国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民主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

“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暴力政权，那么老孙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俄国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俄共和中国支部没绝对掌权，没有搞共产主义社会，也算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俄共和中国支部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俄共就秘密指示中共开始抓军权。周**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

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

“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铲党在后面摘桃子。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著。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暴力革命搞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

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俄共希望社会越大动荡越好，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
“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

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

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

用毛**和共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

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

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

“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19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分子”提出的奢求，不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

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工人举行罢工，但却遭到布尔什维克高层领导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

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

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

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

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 (《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

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

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

北伐军在那里拼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

中工元老李wei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wei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 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


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北伐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殴打”。(《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 页)


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工党煽动的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7、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幕后操纵中工破坏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1922年4月《关于中国共产运动的纲要》曾指令中共“应分两步去做：第一步是完全倾覆封建主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第二步是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治，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秘档新论》，P216）

七大这些决议和斯大林指示，否定了先造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以后再进入夺权阶段之宣言，意味着国民党已成被革命对象，应该推翻，中共应该直接夺权了；而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暴力夺权。这样，斯大林就下达了国共实施分裂的动员令！



8、中工率先兵变，为全面取代国民党政权预演。


作为中工夺取军权最早的大动作，是吴玉章、杨暗公、朱德、刘伯承、陈毅（奉李大钊派遣）等1926年12月1日在四川泸、顺策动的起义兵变。此举远在上海“四一二事变”之前数月。

在四川开县刘伯承纪念馆里有官方的介绍文字：“为了策应北伐战争，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以刘伯承任军长，创建中共实际领导的革命军队。”“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次重要尝试，它为党领导军事工作积累了经验，它所锻炼的军事干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1月下旬，刘伯承到达泸州城，对起义军进行了全面整顿，建立了总指挥部，统辖泸州军政财大权，彻底改组旧的衙门，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加强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抓紧军事训练。”

唯不知此处“清除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内中有多少血腥枪毙，支支吾吾，含糊过关。


中工的建军节似乎应该定在1926年12月1日才对，比南昌起义早九个月，“红军第一路”旗号早已打出来过了！为了使蒋介石“四一二事件”背叛革命顺理成章，只能叫吴玉章、刘伯承等委曲求全，舍弃了打响起义第一枪的历史功勋，做一回无名英雄。



以此为原则和动力，苏俄钦差与中工同仁开始公开加速夺权的行动。



9、温文尔雅的蔡元培视共产党不共戴天，主持“清党”密会。

1927年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言论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三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周**、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

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10、武汉工潮风起云涌。


1926年9月6日当北伐军攻占武汉之后，中共基本掌控了此地的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劳合组织及中共建立武汉总工会，宣布：“假如政府与军队不保障人民之利益与自由，则吾人殊无赞助之道。吾人之要求，乃自由与利益之保障，谁能为吾人保障者，吾人即予以赞助，初不问其旗帜与名义若何，吾人今赞助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者，即本此旨。”（《史事纪要》1926.8-12月，P1077）

此项宣言实际上已经属于无政府宣言，所谓国民政府乃至军队势必都要看总工会脸色行事，否则总工会有权自行其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1月设武汉办事处，主任李li三，秘书长刘shao奇，宣传部长项英。管辖范围湘、鄂、赣、皖、川、豫六省。工会成立时即设纠察队三千人，唯总工会之命是从。

而国民革命军皆转战赣、豫战场，总工会即已控制了武汉局面，国民政府也得让它三分，斯大林要使武汉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之初衷得以实现。

俄国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描述了那时武汉“罗马狂欢”状况：“成千上万在矿场、工厂和加工厂的雇佣工人，纷纷停止工作，在激进分子的领导下，不分白天黑夜地上街演讲、宣传和游行示威。”

这种盛大的狂热必然会引发冲突：3月10日，中工控制的湖北省党部在汉口召开大会，与会的省总工会纠察队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引发与会的军校学生愤慨，导致斗殴。可见，在苏俄共的操纵之下，反蒋已经公开化。

同日，福州中共党员马式才等继续组织示威活动，打出“共党是世界革命的先锋队”口号，导致亲国民党的总工会及农协反示威，双方发生斗殴，福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始得平息。


俄国国际共产代表鲍威尔继续在日记中描述道：由于频繁的罢工运动，“武汉地区的工业被迫倒闭……”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中部大城市武汉，市景萧条，经济停顿。


11、上海组织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搞“红色恐怖”，筹划第三次武装起义。


爆发于1926年10月和次年2月的前两次“工人起义”，均为国共合作对付北洋军阀。北洋势力退出上海后，罗亦农、赵士炎主持的中共上海区委在其宣传大纲里说：“上海革命的时机完全到了。”“但上次大罢工还只是举行一次示威，现在时机到了，我们应急速准备武装大暴动，夺取武装，杀反动派和富人，为工人争自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P257）

就是说，前两次起义，只是罢工示威而已，而第三次起义是武装夺取政权。


中共掌控的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罗亦农在“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报告”里说：“在工人区域，自从区委决定举行红色恐怖以来，已有很大的效验，打死了不少工贼，工人气焰很高，现在要把此种红色恐怖的范围扩大，凡是反革命分子，如右派领袖、买办商人、学生走狗等都要尽量的打击。因为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民众都有此要求。举行红色恐怖以为革命的保障，是很需要的。同时我们要用恐吓的手段，使许多反革命分子不敢居留在上海，这就叫做精神的红色恐怖。”（同上P329）

这是有组织的红色恐怖。还有无组织红色恐怖：工人纠察队本来就鱼龙混杂，不少流氓无产者混迹其中。如今上海局势动荡，他们能安分守己？

各种刑事案件频频发生。不独上海，南方许多城市的工人纠察队都在进行红色恐怖，冲击国民党机关，打死国民党人。

12、双方都在磨刀霍霍，4月12日这一天终于开枪了！


大陆教科书说：“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

人们至今仍无找到蒋介石下命令的证据。
4月12日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场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我们还是看历史档案：

一、《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的《4月8日-14日一周国内外大事述评》记载：

“下午一时，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工人）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余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中以苦工为多，有知识工人预先早已规避。”

二、刊载在4月14日《时事新报》上的《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缴械后之惨剧》一文称：

“昨日下午一时许，总工会召集工人五百余人游行示威，在香山路会所排队出发，行经止园路、中兴路、中华新路、鸿兴路、香山路。当由宝兴路转入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闻讯，深恐人数太多，于通过时发生意外，即令所属集中部内，听候调动，一面在各区布置步哨，以资弹压。


及至下午二时零五分，工人方面，渐向第二师司令部接近。同时狂喊各种口号，愈喊愈烈。卫兵方面，以工人等似有包围司令部行动，即向工人等警告，谓此处系第二师司令部，尔等须避嫌疑，齐从对面路旁过去，否则干涉未便。

工人等闻语，当有一形似领袖者出答，谓我等可服从，但全体恐未必皆服从云云。卫兵等见情紧迫，即将司令部大门紧护，阻其冲来。

该首领者见不能进，突然掉首大呼“往前冲”。语甫出，即有纠察工人一百余人，齐在后方袖出手枪，向司令部门前开放。在前工人等，亦均袖出铁棒木棍，施行殴击，卫兵队猝不及防，当时被击毙—人，弹伤四人，殴伤二十余人。

第二师长斯烈闻讯，以来势甚是汹涌，无从劝解，为自卫之计，乃下令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沿宝山路一带之商店见状，纷纷收拾闭门。各处居民，咸惊惶失措，不知所适。车辆行人，顿时绝迹。

十五分钟后，枪声益密，间以炮声，盖军队方面，已由司令部大门冲出，向工人队伍中射击。时工人方面，已死二十余人，抵抗力渐觉不支，遂纷纷向后方退走。

军队方面，亦渐向前进逼，当工人等退至宝通路一区党部门前，突又开枪反攻，经军队方面，用机关枪扫射二次，工人残队，始窜奔四散，分头逃逸，一场惨剧，予此始告停歇。

综计是役，计激战三十分钟，军队方面死二人，伤三十余人；工人方面，死三十余人，伤四十余人，被拘八十余人；路人被流弹致死者有某水果摊贩及一皮匠，均中要害而死，负伤者亦有十余人。

三、第二师参谋长祝绍周的回忆：
“匪党在青云路举行集会大会，数虽有一万余人，但以长枪被缴，为祸不烈，故其先头匪徒众行经宝山路向本部直冲时，能为本部守卫所阻，惟其人众势大，蓄意谋乱，多持铁棒乱殴，中间尚杂有不少手枪，我卫兵遂有死一伤数，在此不得已情形下，卫兵始鸣枪自卫，当场伤毙百余人，余均作鸟兽散。经派队围截，捕得七百余人，身均藏有直鲁军符号，查系溃散军阀余部，为匪党以金钱收买，充作扰乱地方秩序危害党国人民者，何来真正之工人？”
四、《杜月笙传》的相关记载：
当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和第二师师长都不在闸北，天主堂司令部，由祝绍周将军负责指挥，游行队伍快过来之时，特务营长请示如何处置，祝绍周断然的回答说：
“请他们改道！”
“万一他们不肯呢？”
祝绍周斩钉截铁的说：
“枪在你们手上！”

全体官兵严密防范，冲要地带架设机关枪，天主堂每一扇门，每一个窗口，最低限度布置一名枪兵。移时，共党暴徒果然发动了凌厉攻势，人潮开始向天主堂猛冲。司令部第一线的指挥人员，恐怕共党徒逼得太近，路窄人多，双方开火，秩序一乱，可能造成重大的死伤，因而先开一排朝天枪，加以警告，表示军方有坚守的决心。

然而这边的排枪轰出了一蓬蓬的白烟，共党的前锋却立刻拔枪还击，一排排子弹射得石迸瓦飞，显见他们拥有枪支不少。

守军迫于自卫，只好还手，移转枪口开始平射，置身最前的群众当卽纷纷卧倒，指挥官更加不敢疏忽大意，因为他一看对方的动作，便晓得他们不但不是乌合之众，而且必定受过军事训练。


激烈的枪战又展开，由于第二师据险而守，机关枪在咯咯的响，往后拥来的群众听到了密集的枪声，四散奔逃，共党人高声叱叫，竭力堵截，但他们自己反而被急于逃命的人潮冲倒，直到后面徒手和持刀斧棍棒的群众逃得一干二净，前面的人虽然死伤狼藉，却仍懵然无知的还在猛烈攻击。

这时候天主堂的窗口伸出喇叭喊话：“后面的人都跑光了，你们还不快点缴枪投降？”卧地射击的纠察队这才发现上了大当，于是有人高声喊叫：“不打了，咱们走！”

北伐官兵们一听讲的是山东话，当时便极感诧异，冲出去活捉九十多名纠察队，原来他们是张宗昌部下的直鲁军，近来流落在上海，共产党诱之以利，许他们当带兵官，或者送盘缠、买船票送他们回老家，他们这才跑来充敢死队，打先锋。

以上4种说法，除了在对方人数等细节上有出入以外，皆异口同声，即：游行队伍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混杂有收编的原北洋士兵；游行队伍并非赤手空拳，至少有手枪、铁棍。


事件发生时，第二十六军军长及国民革命军驻沪司令白崇禧都不知情，更别谈蒋介石下命令了。

13、综合以上说法，国民党军队开枪，根本不是得到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下的命令。


但蒋介石抓住了“四一二事变”这个时机，趁机在他控制的势力范围里清党。巩固了他的地位，改造了后来称为中央系的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国军）。

“412反革命大屠杀”的死亡情况如何？杨天石教授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介绍的数据如下：据上海总工会报告：“当天收击毙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更不计其数。”据《时报》报道：“连行人死伤者约20余名。”据联合调查社报告：“工人死三十人，工人及民众受伤者五十六人，士兵死十二人，受伤五人（含浦东地区）。”

而1953年编撰出版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第4辑《四一二事变的前前后后》则含糊称“数百人”献出生命。远不及中工“反AB团”杀掉的红军将士之几十分之一。


四一二政变后的四月十八日枪毙工党，显然很血腥。不过，红军借肃清AB团自我残杀，赣西南苏区屠杀7万多红军，红20军副排长以上的700多名干部被集体杀戮；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把红4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使5万多红军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没有士兵愿意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

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远远超过国民党杀害的红军。


如此惨死血腥的屠杀，没留下一张照片。加上消息封锁，直到1980年代，红军肃反冤案才浮出水面。



【内容系转载，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