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
中国不少经济学家表达了很多错误观点。我计划写一系列帖子指出他们的错误。
如果网友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欢迎补充。
第一篇是关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发表演讲。演讲中有多处错误。
1）2017年人均GDP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前年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去年是9600美元，接近1万美元了，确实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
实际上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是8836美元，不是9600美元。樊纲的数字误差太大。
正确的计算如下：
2017年GDP为827,122亿元。按年平均汇率6.7518折算为122,504亿美元。年平均人口为138,640亿人，得出人均8,836美元。
2）工业化程度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这么多年工业化，但我们工业化的程度其实还不到70%，我们还有30%左右的劳动者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所谓“工业化的程度”通常是用工业增加值来计算的。如：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按这种算法，中国2017年的工业化程度为83.64%。樊纲怎么想到用人口计算工业化程度？
进一步，中国现在大约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35%，第二产业占25%，第三产业占40%。如果按就业人数比例算，樊纲怎么得出“工业化的程度其实还不到70%”，而不是工业化的程度为25%呢？
3）经济和经济增速
樊纲演讲中说：“对经济长期发展我有信心，但是我认为近期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
显然，樊纲混淆了经济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一直向上。看看下图的曲线，怎么可能“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
至于说经济增速，则不仅是“近期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长期趋势也将是逐步下降。我在2016年的一篇博客中说过“有些人总期盼高增长率，以为现在的低增长只是过渡几年，将来还会回到8%以上的高增长率。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短期因素，而是四个长期因素。”[2]
4）投资方向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它不能投在国内，投在国内就是过剩产能了，因此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投到国际市场，在全球市场寻找增长点。”
国内还有很多产品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不能说“投在国内就是过剩产能了”。例如钢材，国内地条钢产能过剩，但不少高端钢材还要靠进口。中国2017年进口钢材1330万吨。再如集成电路，中国2017年进口2600亿美元，远超原油进口1623亿美元。
其次，很多行业是全球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煤炭、造船等行业。投在国外照样过剩亏损。如果不是全球产能过剩的行业，则可以投资国内生产产品出口，增加国内就业，提高国内民众生活水平。
再有，中国经济发展比大多数国家快，为什么要到发展慢的国家去寻找增长点？
再有，中国的研发开支仅占GDP的2.11%，而日本占4%。有了资本就该多投入本国高科技产业研发。
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投资国外，而是说要优先投资国内。投资国外要慎重，要着重于收购科技企业、收购资源企业（油田、农场等）、建设能促进出口的企业（如出口铁路车辆不得不在对方建车辆组装维修厂），以及和国家外交政策相关的投资（一带一路等）。
最后，对于庞大的金融资本，国家要通过税收限制它的增长。如果任由金融资本做大，国家的性质会改变。
[1] 《樊纲的担忧：在一片唱赢中国经济声音中能否看到问题》 2018-01-24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01-24/doc-ifyquptv9174151.shtml
[2] 《中国不该追求高增长率的四个原因》 2016-09-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50af5280102xq4y.html
如果网友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欢迎补充。
第一篇是关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发表演讲。演讲中有多处错误。
1）2017年人均GDP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前年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去年是9600美元，接近1万美元了，确实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了。”
实际上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是8836美元，不是9600美元。樊纲的数字误差太大。
正确的计算如下：
2017年GDP为827,122亿元。按年平均汇率6.7518折算为122,504亿美元。年平均人口为138,640亿人，得出人均8,836美元。
2）工业化程度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这么多年工业化，但我们工业化的程度其实还不到70%，我们还有30%左右的劳动者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所谓“工业化的程度”通常是用工业增加值来计算的。如：第二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按这种算法，中国2017年的工业化程度为83.64%。樊纲怎么想到用人口计算工业化程度？
进一步，中国现在大约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35%，第二产业占25%，第三产业占40%。如果按就业人数比例算，樊纲怎么得出“工业化的程度其实还不到70%”，而不是工业化的程度为25%呢？
3）经济和经济增速
樊纲演讲中说：“对经济长期发展我有信心，但是我认为近期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
显然，樊纲混淆了经济和经济增速。中国经济一直向上。看看下图的曲线，怎么可能“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
至于说经济增速，则不仅是“近期仍然还会在底部徘徊”，长期趋势也将是逐步下降。我在2016年的一篇博客中说过“有些人总期盼高增长率，以为现在的低增长只是过渡几年，将来还会回到8%以上的高增长率。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短期因素，而是四个长期因素。”[2]
4）投资方向
樊纲演讲中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它不能投在国内，投在国内就是过剩产能了，因此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投到国际市场，在全球市场寻找增长点。”
国内还有很多产品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不能说“投在国内就是过剩产能了”。例如钢材，国内地条钢产能过剩，但不少高端钢材还要靠进口。中国2017年进口钢材1330万吨。再如集成电路，中国2017年进口2600亿美元，远超原油进口1623亿美元。
其次，很多行业是全球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煤炭、造船等行业。投在国外照样过剩亏损。如果不是全球产能过剩的行业，则可以投资国内生产产品出口，增加国内就业，提高国内民众生活水平。
再有，中国经济发展比大多数国家快，为什么要到发展慢的国家去寻找增长点？
再有，中国的研发开支仅占GDP的2.11%，而日本占4%。有了资本就该多投入本国高科技产业研发。
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投资国外，而是说要优先投资国内。投资国外要慎重，要着重于收购科技企业、收购资源企业（油田、农场等）、建设能促进出口的企业（如出口铁路车辆不得不在对方建车辆组装维修厂），以及和国家外交政策相关的投资（一带一路等）。
最后，对于庞大的金融资本，国家要通过税收限制它的增长。如果任由金融资本做大，国家的性质会改变。
[1] 《樊纲的担忧：在一片唱赢中国经济声音中能否看到问题》 2018-01-24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meeting/2018-01-24/doc-ifyquptv9174151.shtml
[2] 《中国不该追求高增长率的四个原因》 2016-09-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50af5280102xq4y.html
第二篇是关于吴敬琏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过去几年中多次讲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2009年10月24日，吴敬琏在“2009浦江创新论坛”上讲：“发票子增长仍大大超过供给增长。”[1]
2011年11月10日，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上讲：“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2]
2012年2月13日，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讲：“我一直在说，根本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而且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股市、基金的情况也不好，发行了那么多货币，又不许他买房子，房价靠打是打不下去的。”[3]
2014年6月15日，吴敬琏向新华网等媒体如此表示，“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最近十年来我国M2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太快。”[4]
2017年9月15日，吴敬琏在“2017金融街论坛”讲：“从我们的情况看，大致在本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过分的从需求侧去找出路，想用货币的超发、信用的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总是想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5]
吴敬琏的“中国货币超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没有超发。人民币发行量对GDP的比值，从2000年的15.89%下降到2016年10.06%。作为对比，美国货币发行量对GDP的比值从2000年的5.48%上升到2016年的7.86%。吴敬琏把发行量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人民币称为“超发”，显然是错误的。
人民币发行量对GDP比值 [6]
再有，吴敬琏用M2增速快来证明货币超发是混淆基本概念。M2是广义货币金额，不是货币发行量。M2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例如，某个储户在商业银行存进1万元，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M2就增加1万元。如果把M2当成货币发行量，岂不是说储户和商业银行在发行货币？这是很荒谬的。
中国的M2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间接投资比例大。
我们知道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概念：如果张三用100万元买企业A的债券，这叫直接投资；如果他把这100万元存入银行，银行把这笔钱贷款给企业A，这叫间接投资。相应的，企业欠非银行单位或个人的债务称为直接债务，企业欠银行的债务称为间接债务。
例1：2016年末，美国的债务总额（不含金融企业债务）为47.318万亿美元 [7]，商业银行存款总额11.982万亿美元[8]，间接债务占总债务的25.32%。
例2：2016年末，中国的债务总额（不含金融企业债务）为183万亿元[9]，商业银行存款总额为150.6万亿元[10]，间接债务占总债务的82.14%。
中国间接投资比例大，导致银行存款高，M2自然高，不能由此推断货币超发。吴敬琏用M2高来说明人民币超发，表明他不了解金融学的基本常识。
[1] 《吴敬琏解读近期经济热点：通胀不会那么快到来》 2009-10-25 解放日报
[2]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中国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根源》 2011-11-10 凤凰财经
[3]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价格难管理的重要原因》 2012-02-28 中国经济周刊
[4] 《经济学家吴敬琏：高房价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 2014-06-15 新华网
[5] 《吴敬琏：货币超发情况下 金融业盈利模式发生扭曲》 2017-09-15 和讯网
[6] 《统计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
[7]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 Z.1》 美联储
[8]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ekly) - H.8” 美联储
[9] 《2016年末，全社会债务总额为183.31万亿元》 2017-08-24 新浪博客
[10] 《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过去几年中多次讲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2009年10月24日，吴敬琏在“2009浦江创新论坛”上讲：“发票子增长仍大大超过供给增长。”[1]
2011年11月10日，吴敬琏在“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上讲：“因为外汇节余的增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超发以及它引起的资产泡沫、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和流动性泛滥，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2]
2012年2月13日，吴敬琏在《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讲：“我一直在说，根本问题是票子发太多了，而且老百姓投资渠道很少。股市、基金的情况也不好，发行了那么多货币，又不许他买房子，房价靠打是打不下去的。”[3]
2014年6月15日，吴敬琏向新华网等媒体如此表示，“房价高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最近十年来我国M2增长率(广义货币增长率)太快。”[4]
2017年9月15日，吴敬琏在“2017金融街论坛”讲：“从我们的情况看，大致在本世纪初期，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过分的从需求侧去找出路，想用货币的超发、信用的扩张来支持经济增长，总是想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拉升经济增长。”[5]
吴敬琏的“中国货币超发”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货币没有超发。人民币发行量对GDP的比值，从2000年的15.89%下降到2016年10.06%。作为对比，美国货币发行量对GDP的比值从2000年的5.48%上升到2016年的7.86%。吴敬琏把发行量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人民币称为“超发”，显然是错误的。
人民币发行量对GDP比值 [6]
再有，吴敬琏用M2增速快来证明货币超发是混淆基本概念。M2是广义货币金额，不是货币发行量。M2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例如，某个储户在商业银行存进1万元，商业银行再贷给企业，M2就增加1万元。如果把M2当成货币发行量，岂不是说储户和商业银行在发行货币？这是很荒谬的。
中国的M2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间接投资比例大。
我们知道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概念：如果张三用100万元买企业A的债券，这叫直接投资；如果他把这100万元存入银行，银行把这笔钱贷款给企业A，这叫间接投资。相应的，企业欠非银行单位或个人的债务称为直接债务，企业欠银行的债务称为间接债务。
例1：2016年末，美国的债务总额（不含金融企业债务）为47.318万亿美元 [7]，商业银行存款总额11.982万亿美元[8]，间接债务占总债务的25.32%。
例2：2016年末，中国的债务总额（不含金融企业债务）为183万亿元[9]，商业银行存款总额为150.6万亿元[10]，间接债务占总债务的82.14%。
中国间接投资比例大，导致银行存款高，M2自然高，不能由此推断货币超发。吴敬琏用M2高来说明人民币超发，表明他不了解金融学的基本常识。
[1] 《吴敬琏解读近期经济热点：通胀不会那么快到来》 2009-10-25 解放日报
[2]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中国储蓄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根源》 2011-11-10 凤凰财经
[3]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价格难管理的重要原因》 2012-02-28 中国经济周刊
[4] 《经济学家吴敬琏：高房价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 2014-06-15 新华网
[5] 《吴敬琏：货币超发情况下 金融业盈利模式发生扭曲》 2017-09-15 和讯网
[6] 《统计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
[7]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 Z.1》 美联储
[8]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ekly) - H.8” 美联储
[9] 《2016年末，全社会债务总额为183.31万亿元》 2017-08-24 新浪博客
[10] 《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 中国人民银行
第三篇是关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
2016年6月1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张军直言，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问题很多”。他还表示，现在对宏观经济有那么大的分歧，国家统计局负有主要责任。张军称，目前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在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明显变化，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我们不知道经济下行对就业状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点我们不知道。”[1]
在张军看来，现在经济是下行的，所以失业率应当上升，而不应是水平线。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上行的（参见1楼的图），失业率持续低位是很正常的。张军把上行的中国经济错认为下行了，还要追究统计局的责任，这很荒谬。
真心希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还有人能分清经济上行和下行，给他们院长补补基础知识。
[1] 《复旦教授：应定期公布失业率调查数据》 2016-06-19 新浪网
2016年6月18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十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讲。在演讲中，张军直言，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问题很多”。他还表示，现在对宏观经济有那么大的分歧，国家统计局负有主要责任。张军称，目前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在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明显变化，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我们不知道经济下行对就业状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点我们不知道。”[1]
在张军看来，现在经济是下行的，所以失业率应当上升，而不应是水平线。问题是，中国的经济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上行的（参见1楼的图），失业率持续低位是很正常的。张军把上行的中国经济错认为下行了，还要追究统计局的责任，这很荒谬。
真心希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还有人能分清经济上行和下行，给他们院长补补基础知识。
[1] 《复旦教授：应定期公布失业率调查数据》 2016-06-19 新浪网
第四篇又是关于复旦大学的。这次是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复旦大学怎么了？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1] 文中说“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他在这里讲的“城市竞争力”是说城市之外的人到这个城市工作和居住的意愿，意愿强则称为竞争力强，意愿弱则称为竞争力弱。文章说“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陆铭认为“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从事“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当这些行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所以应该引进“低技能”劳动者以降低成本。
陆铭观点的第一个错误在于错误判断人们移居的原因。
人们决定移居时的第一考虑是工作，而不是收入和成本差额。尤其对于专注事业的人才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个人享受是第二位的。例如在上海光源工作的科研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上海光源的设备有利于自己科研，不会因上海收入和成本差额小而搬到一个没有相应科研设备的城市去。就说陆铭自己吧，他没有因为上海收入和成本差额小而放弃复旦大学的工作，搬到收入和成本差额大的苏州或嘉兴去。[2] [3]
陆铭观点的第二个错误在于没有正确分析降低成本的方法。
城市并非只能靠引进“低技能”劳动者来降低成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降低成本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压低工资。如银行柜员机可以降低银行成本，电商可以降低零售成本。炒菜机器人可以降低餐馆成本。手术机器人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家务机器人可以降低家务成本，地铁和轻轨可以降低通勤成本。
陆铭观点的第三个错误在于提倡加大贫富差别。
用引进“低技能”劳动者来降低成本实际上是通过“低技能”劳动者之间互相压价，靠牺牲城市中现有的“低技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来提高其他人，例如陆铭教授，的生活水平。为什么陆铭不提倡压低经济学教授工资，降低教育成本，以增加上海市的竞争力？总想着压低别人的收入以降低自己的成本是自私。
陆铭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错误。
文章说：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注：即外来人口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
这句话的错误在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假定：“纽约、伦敦的外来人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用文章中的话来说：“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纽约的外来人口并非“全世界最优秀的人”。2011年，纽约市的外国出生人口总人口的37.2%。这些外国出生人口中有57.56%是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非洲移民来的低技能人口。[4] 其余外国出生人口中绝大多数不是优秀人才。例如，中国出生的人中有不少是偷渡和政治避难人员；其余外国出生人口中大多数是亲属移民。陆铭把纽约移民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联系起来显然是荒谬的。
[1] 《陆铭：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 2017-09-14 新华网
[2] 《2016各省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排名》 2017-04-08
[3] 《2016年中国330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行榜,大部分》 2017-10-07 网易
[4] 《The Newest New Yorkers》 2013 纽约市政府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文章《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1] 文中说“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他在这里讲的“城市竞争力”是说城市之外的人到这个城市工作和居住的意愿，意愿强则称为竞争力强，意愿弱则称为竞争力弱。文章说“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陆铭认为“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从事“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人，当这些行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所以应该引进“低技能”劳动者以降低成本。
陆铭观点的第一个错误在于错误判断人们移居的原因。
人们决定移居时的第一考虑是工作，而不是收入和成本差额。尤其对于专注事业的人才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个人享受是第二位的。例如在上海光源工作的科研人员，首先考虑的是上海光源的设备有利于自己科研，不会因上海收入和成本差额小而搬到一个没有相应科研设备的城市去。就说陆铭自己吧，他没有因为上海收入和成本差额小而放弃复旦大学的工作，搬到收入和成本差额大的苏州或嘉兴去。[2] [3]
陆铭观点的第二个错误在于没有正确分析降低成本的方法。
城市并非只能靠引进“低技能”劳动者来降低成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降低成本最重要的途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压低工资。如银行柜员机可以降低银行成本，电商可以降低零售成本。炒菜机器人可以降低餐馆成本。手术机器人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家务机器人可以降低家务成本，地铁和轻轨可以降低通勤成本。
陆铭观点的第三个错误在于提倡加大贫富差别。
用引进“低技能”劳动者来降低成本实际上是通过“低技能”劳动者之间互相压价，靠牺牲城市中现有的“低技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来提高其他人，例如陆铭教授，的生活水平。为什么陆铭不提倡压低经济学教授工资，降低教育成本，以增加上海市的竞争力？总想着压低别人的收入以降低自己的成本是自私。
陆铭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个错误。
文章说：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纽约、伦敦这样（注：即外来人口多），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
这句话的错误在于它有一个强大的假定：“纽约、伦敦的外来人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用文章中的话来说：“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纽约的外来人口并非“全世界最优秀的人”。2011年，纽约市的外国出生人口总人口的37.2%。这些外国出生人口中有57.56%是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和非洲移民来的低技能人口。[4] 其余外国出生人口中绝大多数不是优秀人才。例如，中国出生的人中有不少是偷渡和政治避难人员；其余外国出生人口中大多数是亲属移民。陆铭把纽约移民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联系起来显然是荒谬的。
[1] 《陆铭：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 2017-09-14 新华网
[2] 《2016各省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排名》 2017-04-08
[3] 《2016年中国330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排行榜,大部分》 2017-10-07 网易
[4] 《The Newest New Yorkers》 2013 纽约市政府
第五篇是关于好几个经济学家的，尤其是包括“权威人士”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界真令人叹息。
这次又是关于经济下行的。中国的经济2000以来一直在上行，近几年只是增速下降，经济是一直向上的。那么多专家不停地说经济下行，好奇怪啊。把图再贴一次。
例1。“权威人士”：“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国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产业结构在优化调整，即使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行，社会就业也能保持总体稳定，何况我国经济也下行不到哪里去！”[1]
例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当前的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些年改革大幅放缓所致。”[2]
例3。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煜辉：“以往，中国经济运行中也曾经出现过M1增速大于M2增速的情形，对应的是经济上行周期的波动，但此次却完全不同，对应着经济下行周期，含义自然不同。”[3]
例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称，目前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在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明显变化，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我们不知道经济下行对就业状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4]
例5。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不可否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但“中国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5]
例6。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6]
例7。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经济下行有三方面原因，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占55%。。”[7]
例8。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中国经济在下行”。[8]
[1] 《人民日报独家采访权威人士 五问当前中国经济》 2016年05月09日来源：人民网
[2] 《当前经济下行是由多种原因所致》 2014-12-3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3] 《反思金融杠杆之殇》 2016-09-06
[4] 《张军：宏观经济分歧大 统计局负有主要责任》2016-06-19 联合早报网
[5] 《李稻葵：林毅夫张维迎之争没抓住经济问题根本》 2016-10-24 《新财富》杂志
[6] 《钟伟：2016年国人或将面临求职难提薪难》 2016-01-20 第一财经专栏
[7] 《经济下行至少有一半是人口原因》 2016-10-28 新浪财经
[8] 《韦森：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能三角》 2017-01-11 凤凰财经
这次又是关于经济下行的。中国的经济2000以来一直在上行，近几年只是增速下降，经济是一直向上的。那么多专家不停地说经济下行，好奇怪啊。把图再贴一次。
例1。“权威人士”：“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我国劳动力总量逐年减少，产业结构在优化调整，即使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行，社会就业也能保持总体稳定，何况我国经济也下行不到哪里去！”[1]
例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 “当前的经济下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前些年改革大幅放缓所致。”[2]
例3。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煜辉：“以往，中国经济运行中也曾经出现过M1增速大于M2增速的情形，对应的是经济上行周期的波动，但此次却完全不同，对应着经济下行周期，含义自然不同。”[3]
例4。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称，目前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在过去十几年都没有明显变化，是一条“水平线”，“所以我们不知道经济下行对就业状况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4]
例5。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不可否认，导致经济下滑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产能过剩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等，但“中国经济系统”正处在转型升级期是更重要的原因。”[5]
例6。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从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但就业状况无恙。”[6]
例7。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经济下行有三方面原因，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占55%。。”[7]
例8。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中国经济在下行”。[8]
[1] 《人民日报独家采访权威人士 五问当前中国经济》 2016年05月09日来源：人民网
[2] 《当前经济下行是由多种原因所致》 2014-12-3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3] 《反思金融杠杆之殇》 2016-09-06
[4] 《张军：宏观经济分歧大 统计局负有主要责任》2016-06-19 联合早报网
[5] 《李稻葵：林毅夫张维迎之争没抓住经济问题根本》 2016-10-24 《新财富》杂志
[6] 《钟伟：2016年国人或将面临求职难提薪难》 2016-01-20 第一财经专栏
[7] 《经济下行至少有一半是人口原因》 2016-10-28 新浪财经
[8] 《韦森：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能三角》 2017-01-11 凤凰财经
第六篇讲黄奇帆演讲中的错误。
2017年7月1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1]，其中关于金融学的错误很多。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把M0涨1倍说成涨10倍。
报告中说“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
正确数字是2008年末的M0是34,219亿元。2016年末的M0是68,304亿元[2]，而不是“30万亿”；M0在8年中涨了1倍，而不是10倍。
另外，严格地讲，M0不等于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是M0加上商业银行库存现金。2016年末，货币发行量是74,884亿元[3]，比M0多出的6,850亿元就是商业银行库存现金。
二。误认为外汇储备都是印钞买的。
报告中说：“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实际上，外汇储备大多数是用商业银行上交的存款准备金买的。
我们来看2016年末央行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3]。《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为两部分：资产和负债。资产部分是央行购买的金融资产，负债部分是购买金融资产的资金来源。简单地说，央行用负债购买了资产。
简化的2016年末《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项目 金额（亿元）
外汇储备 219,425
非外汇储备资产 124,287
总资产 343,712
存款准备金 234,095
非存款准备金负债 109,617
总负债 343,712
央行并不“专款专用”。例如，存款准备金可能用于购买外汇，也可能用于购买黄金。如果按比例计算，存款准备金占总负债的68%。那么68%的外汇储备，即149,209亿元，是用存款准备金购买的。
除了存款准备金外，央行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购买外汇储备。例如，2008年末，央行发行债券存量为45,780亿元，多数用于购买外汇储备。所以报告说央行“只能印钞票”购买外汇储备，表明做报告者不了解金融运行知识。
另外，严格地讲，购买外汇储备的钱不等于外汇占款。外汇占款不仅包括购买央行外汇储备的钱，还包括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的钱。
[1] 《黄奇帆最新发言实录，经济热点全都说透了》 2017-07-11 江苏金融圈
[2] 《货币供应量》 中国人民银行
[3] 《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中国人民银行
2017年7月1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奇帆在南通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专题报告[1]，其中关于金融学的错误很多。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把M0涨1倍说成涨10倍。
报告中说“央行管M0，M0就是印货币，就是货币发行的总量，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M0，整个多少年积累的货币是3万多亿，到了2016年是30万亿，这8年涨了10倍。”
正确数字是2008年末的M0是34,219亿元。2016年末的M0是68,304亿元[2]，而不是“30万亿”；M0在8年中涨了1倍，而不是10倍。
另外，严格地讲，M0不等于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是M0加上商业银行库存现金。2016年末，货币发行量是74,884亿元[3]，比M0多出的6,850亿元就是商业银行库存现金。
二。误认为外汇储备都是印钞买的。
报告中说：“人民银行怎么储备外汇？他又不像财政自己有钱，他只能印钞票，这个购买外汇储备的钱就相当于外汇占款。”
实际上，外汇储备大多数是用商业银行上交的存款准备金买的。
我们来看2016年末央行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3]。《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分为两部分：资产和负债。资产部分是央行购买的金融资产，负债部分是购买金融资产的资金来源。简单地说，央行用负债购买了资产。
简化的2016年末《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项目 金额（亿元）
外汇储备 219,425
非外汇储备资产 124,287
总资产 343,712
存款准备金 234,095
非存款准备金负债 109,617
总负债 343,712
央行并不“专款专用”。例如，存款准备金可能用于购买外汇，也可能用于购买黄金。如果按比例计算，存款准备金占总负债的68%。那么68%的外汇储备，即149,209亿元，是用存款准备金购买的。
除了存款准备金外，央行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购买外汇储备。例如，2008年末，央行发行债券存量为45,780亿元，多数用于购买外汇储备。所以报告说央行“只能印钞票”购买外汇储备，表明做报告者不了解金融运行知识。
另外，严格地讲，购买外汇储备的钱不等于外汇占款。外汇占款不仅包括购买央行外汇储备的钱，还包括购买商业银行持有的外汇的钱。
[1] 《黄奇帆最新发言实录，经济热点全都说透了》 2017-07-11 江苏金融圈
[2] 《货币供应量》 中国人民银行
[3] 《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 中国人民银行
第七篇是关于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错误。
2016年11月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辩论产业政策。[1] 张维迎的观点有很多错误。
张维迎的主张是“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这个主张是错误的。
第一，张维迎说：“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
这种把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立起来的提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产业政策上是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国家产业政策并非发改委闭门造车。每项产业政策出台前都反复征求企业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甚至很多产业政策就是应企业的要求而推出的。
第二，张维迎说：“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3G通讯有三个国际标准，分别是CDMA2000、WCDMA和TD-CDMA，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应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在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其实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根本不需要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事实是：当时3G的TD标准并未作为唯一标准，中国也未将“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三个国际标准同时在中国使用。中国电信用CDMA2000，中联通用WCDMA，中移动用TD。
TD标准在2008年时不如其他两种标准成熟，但前景看好，是通往4G的捷径。中国要在电信行业赶上发达国家步伐，当然要加快上4G，而不是慢慢爬行，等3G饱和后再上4G。中国的3G专利基本为零，但有不少4G专利（见下表）。加快上4G使国家节省了成千上万亿元专利费，所以对加快上4G不但不应要求承担责任，还应给予奖励。
4G LTE 标准必要专利评分[2]
Cyber Creative Institute 评估了各公司申报的4G LTE 标准专利中的必要专利，然后给出综合评价分数。[2] 前十名的分数排行如下：
截至2016年9月30日，当年使用TD的中移动有4.81亿4G用户，而使用其他标准的中电信和中联通的4G用户合计仅为1.96亿。[3] 如果当年没有要求中移动使用TD并加快上4G，中国现在的电信水平会低很多。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成效显著。
第三，张维迎说：“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用光伏发电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能源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核原料，是有限的，而且已经出现紧缺。例如因为陆地石油储量不足，人们开始开采海底石油。山西煤矿采空区已经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1/8。人类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而光伏发电是其中重要项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当能源价格上升到高于光伏电池生产成本的时候，企业就会开始生产光伏电池。随着生产，光伏成本会逐步下降。产业政策是要把降低成本的过程提前，以避免高价石油对经济的冲击。德国于2004年开始补贴地面光伏发电，光电收购价格为45.70欧分/度，然后逐年降低。到2016年，光伏发电的收购价格降到7.41欧分/度（下图中绿线）[8]，已经非常接近6.11欧分/度的常规发电收购价格[5]。2016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达32%。如果德国不实行光伏补贴产业政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百八十年后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但德国为进口高价石油和天然气支付的钱将远超光伏补贴开支。话说回来，光伏收购价格为什么能从45.70欧分降到7.41欧分？这是因为光伏企业家创造了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光电转换率。在张维迎看来，这些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算不上企业家。难道只有为新能源不要补贴，自掏腰包亏损甚至倒闭的人才算企业家？
第四，张维迎说：“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
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都是根据已知的信息制定的。没有那个产业政策要求企业发明特定的未知产品。德国补贴光伏的产业政策只是规定了补贴的逐年递减幅度，并未指定光伏企业应当如何降低成本。创新确实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同时也有可预见性。人们不可能预见光伏企业降低成本的具体方法和速度，但是可以预见光伏企业肯定会通过创新降低成本。而且产业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上，光伏成本的下降速度快于德国政府最初的设想，因此德国2011年收购价格降幅加大。由此可见，用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否定产业政策是无理的。
第五，张维迎说：“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众所周知，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市场经济的优点是优胜劣汰，而要实现优胜劣汰，就必须产能过剩。例如，几年前智能手机产能过剩，使得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被挤垮，三星、苹果和华为得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产能不足，优企劣企都能卖出全部产品，何来优胜劣汰？改革前完全计划经济的特征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那时很多品种的商品都要凭票证供应。张维迎把产能过剩问题归咎于政府产业政策是张冠李戴。事实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遏制了产能过剩。
举几个例子。
200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规定提出：“对消耗高、污染重、危及安全生产、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实施强制淘汰制度，依法关闭破坏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调整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规模，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
2007年，发改委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
2009年，发改委发出《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并决定“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要坚决控制总量、抑制产能过剩；鼓励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增长点。对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要集中有效资源，支持企业提高关键环节和关键部件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产业化示范，防止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引导有序发展。”
2010年，发改委发布《关于规范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国家出台明确的产业政策之前，煤制天然气及配套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核准。
2011年，工信部、发改委、环保部发布《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条件》规定，在政府投资项目核准新目录出台前，新建多晶硅项目原则上不再批准。
2013年，国务院于发布《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核准、备案新增产能的造船、修船和海洋工程装备基础设施（船台、船坞、舾装码头）项目，国土、交通、环保等部门不得办理土地和岸线供应、环评审批等相关业务，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立即组织对船舶行业违规在建项目进行认真清理，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越权核准的违规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的，不准开工，正在建设的项目，要停止建设；国土、交通、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013年，工信部公布了三批淘汰落后产能名单。其中包括13座炼铁高炉，65座炼钢炉，103台炼焦炉，184个铁合金企业的部分生产能力，27个电石企业的部分生产能力，4个电解铝企业的部分设备，42个铜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30个铅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23个锌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527个水泥生产企业的部分设备，14个平板玻璃企业的部分设备。
中国的这些产业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市场经济造成的产能盲目扩张。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市场经济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会严重得多。
第六，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一个理由是：“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任何权力的存在都会导致寻租的行为。一般人会研究如何惩治寻租，而张维迎则主张取消权力，张维迎犯了因噎废食的错误。
第七，张维迎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产业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的产业政策当然不会每项都正确，也会有错误和遗漏。但中国的产业政策覆盖面很广，不能因为个别错误而全面否定。例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6]中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绝大多数是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7]支持的项目大多数是正确的。
而且这些目录也在根据经济科技变化不断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于2013年修改。2013年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于2017年修改。
张维迎试图用几个个例全面否定产业政策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1] 《张维迎万字长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2016-11-09 新浪财经
[2] 《Evaluation of LTE essential patents declared to ETSI》 2013-06
[3] 《三大运营商最近都交了成绩单 电信、联通的4G也终于爆发了》 2016-11-01 第一财经日报
[4]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7-01-25 国家发展改革委
[5] 《What German households pay for power》 2016-11-02 cleanenergywire 网站
[6]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7]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01-25
[8] 《Recent Facts about Photovoltaics in Germany》 2016-04-22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2016年11月9日，张维迎和林毅夫在北京大学辩论产业政策。[1] 张维迎的观点有很多错误。
张维迎的主张是“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这个主张是错误的。
第一，张维迎说：“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
这种把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对立起来的提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产业政策上是合作而不是对立的。国家产业政策并非发改委闭门造车。每项产业政策出台前都反复征求企业和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甚至很多产业政策就是应企业的要求而推出的。
第二，张维迎说：“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3G通讯有三个国际标准，分别是CDMA2000、WCDMA和TD-CDMA，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应该说，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2006年十几个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在TD成为“创新型国家”样板后，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是加快上4G，其实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根本不需要马上替换成4G。因为错上TD和过早淘汰3G浪费了数千上万亿元资金，但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事实是：当时3G的TD标准并未作为唯一标准，中国也未将“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三个国际标准同时在中国使用。中国电信用CDMA2000，中联通用WCDMA，中移动用TD。
TD标准在2008年时不如其他两种标准成熟，但前景看好，是通往4G的捷径。中国要在电信行业赶上发达国家步伐，当然要加快上4G，而不是慢慢爬行，等3G饱和后再上4G。中国的3G专利基本为零，但有不少4G专利（见下表）。加快上4G使国家节省了成千上万亿元专利费，所以对加快上4G不但不应要求承担责任，还应给予奖励。
4G LTE 标准必要专利评分[2]
Cyber Creative Institute 评估了各公司申报的4G LTE 标准专利中的必要专利，然后给出综合评价分数。[2] 前十名的分数排行如下：
截至2016年9月30日，当年使用TD的中移动有4.81亿4G用户，而使用其他标准的中电信和中联通的4G用户合计仅为1.96亿。[3] 如果当年没有要求中移动使用TD并加快上4G，中国现在的电信水平会低很多。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成效显著。
第三，张维迎说：“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用光伏发电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地球的能源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核原料，是有限的，而且已经出现紧缺。例如因为陆地石油储量不足，人们开始开采海底石油。山西煤矿采空区已经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1/8。人类必须发展可再生能源，而光伏发电是其中重要项目。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当能源价格上升到高于光伏电池生产成本的时候，企业就会开始生产光伏电池。随着生产，光伏成本会逐步下降。产业政策是要把降低成本的过程提前，以避免高价石油对经济的冲击。德国于2004年开始补贴地面光伏发电，光电收购价格为45.70欧分/度，然后逐年降低。到2016年，光伏发电的收购价格降到7.41欧分/度（下图中绿线）[8]，已经非常接近6.11欧分/度的常规发电收购价格[5]。2016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达32%。如果德国不实行光伏补贴产业政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百八十年后也能达到这个水平，但德国为进口高价石油和天然气支付的钱将远超光伏补贴开支。话说回来，光伏收购价格为什么能从45.70欧分降到7.41欧分？这是因为光伏企业家创造了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光电转换率。在张维迎看来，这些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算不上企业家。难道只有为新能源不要补贴，自掏腰包亏损甚至倒闭的人才算企业家？
第四，张维迎说：“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
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都是根据已知的信息制定的。没有那个产业政策要求企业发明特定的未知产品。德国补贴光伏的产业政策只是规定了补贴的逐年递减幅度，并未指定光伏企业应当如何降低成本。创新确实具有不可预见性，但同时也有可预见性。人们不可能预见光伏企业降低成本的具体方法和速度，但是可以预见光伏企业肯定会通过创新降低成本。而且产业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的。事实上，光伏成本的下降速度快于德国政府最初的设想，因此德国2011年收购价格降幅加大。由此可见，用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否定产业政策是无理的。
第五，张维迎说：“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众所周知，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市场经济的优点是优胜劣汰，而要实现优胜劣汰，就必须产能过剩。例如，几年前智能手机产能过剩，使得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被挤垮，三星、苹果和华为得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产能不足，优企劣企都能卖出全部产品，何来优胜劣汰？改革前完全计划经济的特征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不足，那时很多品种的商品都要凭票证供应。张维迎把产能过剩问题归咎于政府产业政策是张冠李戴。事实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遏制了产能过剩。
举几个例子。
200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规定提出：“对消耗高、污染重、危及安全生产、技术落后的工艺和产品实施强制淘汰制度，依法关闭破坏环境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调整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规模，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比重。”
2007年，发改委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
2009年，发改委发出《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并决定“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要坚决控制总量、抑制产能过剩；鼓励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增长点。对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要集中有效资源，支持企业提高关键环节和关键部件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开展产业化示范，防止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引导有序发展。”
2010年，发改委发布《关于规范煤制天然气产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国家出台明确的产业政策之前，煤制天然气及配套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核准。
2011年，工信部、发改委、环保部发布《多晶硅行业准入条件》。《条件》规定，在政府投资项目核准新目录出台前，新建多晶硅项目原则上不再批准。
2013年，国务院于发布《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其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核准、备案新增产能的造船、修船和海洋工程装备基础设施（船台、船坞、舾装码头）项目，国土、交通、环保等部门不得办理土地和岸线供应、环评审批等相关业务，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立即组织对船舶行业违规在建项目进行认真清理，对未批先建、边批边建、越权核准的违规项目，尚未开工建设的，不准开工，正在建设的项目，要停止建设；国土、交通、环保部门和金融机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013年，工信部公布了三批淘汰落后产能名单。其中包括13座炼铁高炉，65座炼钢炉，103台炼焦炉，184个铁合金企业的部分生产能力，27个电石企业的部分生产能力，4个电解铝企业的部分设备，42个铜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30个铅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23个锌冶炼企业的部分设备，527个水泥生产企业的部分设备，14个平板玻璃企业的部分设备。
中国的这些产业政策有效地遏制了市场经济造成的产能盲目扩张。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市场经济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会严重得多。
第六，张维迎反对产业政策的一个理由是：“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任何权力的存在都会导致寻租的行为。一般人会研究如何惩治寻租，而张维迎则主张取消权力，张维迎犯了因噎废食的错误。
第七，张维迎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产业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的产业政策当然不会每项都正确，也会有错误和遗漏。但中国的产业政策覆盖面很广，不能因为个别错误而全面否定。例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6]中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绝大多数是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7]支持的项目大多数是正确的。
而且这些目录也在根据经济科技变化不断修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于2013年修改。2013年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于2017年修改。
张维迎试图用几个个例全面否定产业政策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1] 《张维迎万字长文：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2016-11-09 新浪财经
[2] 《Evaluation of LTE essential patents declared to ETSI》 2013-06
[3] 《三大运营商最近都交了成绩单 电信、联通的4G也终于爆发了》 2016-11-01 第一财经日报
[4]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2017-01-25 国家发展改革委
[5] 《What German households pay for power》 2016-11-02 cleanenergywire 网站
[6]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3
[7]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7-01-25
[8] 《Recent Facts about Photovoltaics in Germany》 2016-04-22 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研究所（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Solar Energy）
第八篇是关于北京大学林毅夫的。
2017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演讲。[4]
林毅夫的演讲的第三部分是“（中国）为何在1978年之前发展缓慢？”
这问题本身不成立，因为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发展并不缓慢。
从GDP来讲，以1952年为100，中国1978年实际GDP为471.4。[1] 2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6.15%，远高于美国同期的3.67%。[2]
进一步说，GDP并非总是判断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新中国建国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中国把主要的资源用于建铁矿、煤矿、钢铁厂、机械厂、公路、铁路等。如果当时中国把大量资源用于住宅和服务业，会使GDP在短期内增长幅度更大，但对长期发展并非最佳选择。所以对于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工业生产总值是一个更好的判断指标。以1952年为100，中国197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1598.6.[3] 2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25%。这种发展不是缓慢而是极快。
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快速进展，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坐火车，而不是背着行李步行去沿海城市打工。
[1] 《关于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修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7/t20160705_1373924.html
[2] 《Current-Dollar and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美国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national/xls/gdplev.xlsx
[3] 《1981年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4]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 2017-12-27 搜狐网
2017年10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院演讲。[4]
林毅夫的演讲的第三部分是“（中国）为何在1978年之前发展缓慢？”
这问题本身不成立，因为中国在1978年之前的发展并不缓慢。
从GDP来讲，以1952年为100，中国1978年实际GDP为471.4。[1] 2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6.15%，远高于美国同期的3.67%。[2]
进一步说，GDP并非总是判断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新中国建国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中国把主要的资源用于建铁矿、煤矿、钢铁厂、机械厂、公路、铁路等。如果当时中国把大量资源用于住宅和服务业，会使GDP在短期内增长幅度更大，但对长期发展并非最佳选择。所以对于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工业生产总值是一个更好的判断指标。以1952年为100，中国1978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1598.6.[3] 2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1.25%。这种发展不是缓慢而是极快。
正是因为中国工业化的快速进展，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农民工可以坐火车，而不是背着行李步行去沿海城市打工。
[1] 《关于改革研发支出核算方法修订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7/t20160705_1373924.html
[2] 《Current-Dollar and "Re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美国经济分析局
https://www.bea.gov/national/xls/gdplev.xlsx
[3] 《1981年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4]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 2017-12-27 搜狐网
第九篇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陈剑的错误观点。
2015年9月，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1]
陈剑拿中国的财政供养人数和英国人口总量比较，这是不同概念之间的非对称比较，是一个逻辑错误。而由此推出中国行政成本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更是不可推出的逻辑错误。这就像说张三家有10斤米，超过李四家的8尺布，所以张三家富裕程度远超全村平均水平，这像不像说相声？
从逻辑学来说，比较必须是比较相同的概念。很多国家不统计“财政供养人员”人数，只统计“政府雇员”人数。“政府雇员”相当于中国的现职（即没有退休的）财政供养人员。按这个定义，中国的政府雇员人数约为5000万。
各国人口不同。比较政府雇员的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必须比较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才有意义。2016年，中国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为3.62%，远低于美国的6.90%。
进一步，各国政府功能不同。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少，而中国的精准扶贫、三北工程、国有企业等都需要政府参与。另外，美国很多政府机构把事务外包，保安外包给保安公司，清洁外包给清洁公司，财务外包给会计事务所。甚至监狱也外包。2016年8月，美国有14个联邦政府监狱外包给私人公司管理，其中关押2万2千名犯人。有些小镇把警察局和消防队也外包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甚至把部分军事任务外包给雇佣军。尽管美国政府管事少，还大量外包，其雇员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仍远超中国。
结论：中国有些政府机构确实存在冗员现象，需要精兵减政。但总体来看，政府雇员比例并不太高。有些部门要减，有些部门要增。如学校和医院的人数应当增加，提高师生比和医患比。
[1] 《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 2015-09-07 经济参考报
[2]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比发达国家多20倍？》 2006-02-10 北京晚报
2015年9月，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量。中国行政成本之高，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1]
陈剑拿中国的财政供养人数和英国人口总量比较，这是不同概念之间的非对称比较，是一个逻辑错误。而由此推出中国行政成本远超过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更是不可推出的逻辑错误。这就像说张三家有10斤米，超过李四家的8尺布，所以张三家富裕程度远超全村平均水平，这像不像说相声？
从逻辑学来说，比较必须是比较相同的概念。很多国家不统计“财政供养人员”人数，只统计“政府雇员”人数。“政府雇员”相当于中国的现职（即没有退休的）财政供养人员。按这个定义，中国的政府雇员人数约为5000万。
各国人口不同。比较政府雇员的绝对数字没有意义，必须比较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才有意义。2016年，中国政府雇员占总人口比例为3.62%，远低于美国的6.90%。
进一步，各国政府功能不同。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少，而中国的精准扶贫、三北工程、国有企业等都需要政府参与。另外，美国很多政府机构把事务外包，保安外包给保安公司，清洁外包给清洁公司，财务外包给会计事务所。甚至监狱也外包。2016年8月，美国有14个联邦政府监狱外包给私人公司管理，其中关押2万2千名犯人。有些小镇把警察局和消防队也外包了。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甚至把部分军事任务外包给雇佣军。尽管美国政府管事少，还大量外包，其雇员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仍远超中国。
结论：中国有些政府机构确实存在冗员现象，需要精兵减政。但总体来看，政府雇员比例并不太高。有些部门要减，有些部门要增。如学校和医院的人数应当增加，提高师生比和医患比。
[1] 《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 2015-09-07 经济参考报
[2] 《中国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比发达国家多20倍？》 2006-02-10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