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评文革：滋生帝王思想 将从根本上瓦解党
文革评毛泽东：滋生帝王思想 将从根本上瓦解党
2012-12-26 14:18 来源：博览群书 0人参与 0条评论 字号：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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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到了“文革”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于癫狂，张将军就更是厌恶之极，坚决反对。他说：“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党。”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个问题经常尖锐地摆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就是：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不跟真理跟林彪，一些干部搭上了“贼船”；不跟真理跟“两个凡是”，一些干部又犯了“左”倾僵化错误。张将军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林彪如日中天时，“学毛着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将军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耀邦同志对张将军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在张将军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不论是领袖，还是党中央，乃至整个党，都必须服从真理，谁搞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东西，他都不认同。在“文革”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这铮铮之言，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敢说，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
对于毛泽东同志，他一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毛的功绩，他是崇敬的，他把毛视为自己的导师。但他爱师尤爱真理，毛泽东正确时，他紧跟；毛做了错事，他不盲从。对毛的错误，他持坚决批评的态度。鲁迅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张将军即如此。“文革”前，有一次毛让总参的几个人包括将军去游泳池谈粟裕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于领袖这种即使是“起于青苹之末”的小变化，张将军也是反感的。到了“文革”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于癫狂，张将军就更是厌恶之极，坚决反对。他说：“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党。”“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地吹捧领袖，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他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张将军的这些论断和批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
列宁有句名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将军从来不用领袖的脑袋代替自己的脑袋。《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为真理而斗争！”张将军的所言所行，正是《国际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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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1956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显赫胜利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因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的波匈事件等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发展起来。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188）
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们难以赶上的。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柯庆施的调子更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332）“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着为主”等。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渐显露的形势下，彭德怀为反对党内个人崇拜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庐山会议最终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同时，也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度升温。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康生也不甘落后，1959年底，他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一、“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着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3）二、“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三、“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京：战士出版社，19681）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林彪在个人崇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内明确不准反对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以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为起点，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出来了。面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林彪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于是，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神运动”。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利用讲话、谈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等各种机会，一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学习毛泽东着作“要带着问题学”；“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赞颂毛泽东的机会。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头脑发热了，不谦虚谨慎了，不实事求是了。与会代表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林彪却作了一个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着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着作。”（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着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指斥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毛泽东这一态度使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敛。　“文革”时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面对林彪集团的兴风作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讲话，决意做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钟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并不满足。九大以后，林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发难。他们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大肆宣讲所谓“天才”问题，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并且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国家主席的意见，鼓吹设立国家主席，提出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企图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林彪集团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林彪集团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们的夺权野心，使毛泽东对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用意以及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即找林彪谈话，对他提出批评。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为“文革”前期的个人崇拜辩解，另一方面对个人崇拜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个人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毛泽东虽然提出没有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但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群众性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他对待群众热情的一贯态度是加以引导而不泼冷水，因此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废除个人崇拜。此后，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确有所降温，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关。
邓小平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反对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突出个人，更反对神化伟大人物，反对个人崇拜。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向执政党角色转换以后，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内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甚至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造神运动。这极大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和谐的党群关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早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开始滋生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他指出：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这不但会损害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还会把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因此，在会议上，他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骄傲和个人崇拜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决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决不能贪天下之功，将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1956年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又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和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5）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实践上先是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然后逐步建立起干部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退休，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1）

其一，表现在党对个人崇拜性质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把个人崇拜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领导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鉴于搞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突出个人”搞“不适当的纪念方法”，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至此可以说我们党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问题。
其二，表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进一步从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而且着重从制度上进行了分析，使得我们党对个人崇拜产生原因的认识趋于全面。
其三，表现在我们党明确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基本途径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才能逐渐消除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克服僵化体制的弊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也能够使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新的观念意识牢固地确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个人崇拜现象的一个必要前提。其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要从政治方面解决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才能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总之，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克服的途径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使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作者：少吃一顿 时间：2017-07-27 01:18:35
现在又有了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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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崽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作者：天有三书 时间：2017-07-28 08:45:34
看起来张爱萍的智慧高于毛，能分辨正确错误。好像所有的真理他都能把握。
他应该成为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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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水连天： 2017-07-28 09:22:40 评论
老毛到死，权力都没有撒手，如果他像邓小平一样早早的退位，选四人帮的任何一个人接班，也不会有中国人今天的好日子。
天有三书： 2017-07-28 09:32:10 评论
评论 远看水连天：为什么可可怜怜的乞求别人退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智慧，主动上位？既然智慧那么高，真理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不提前利用改革开放打败老毛。完全可以在中国的一个县或者一个村，譬如小岗村，进行一下改革开放试验，一下子解决吃饭问题，实现工业化。我就不信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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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让人讲话的年代吗？！

作者：hefeirenLv 1 时间：2017-07-27 22:42:09
@ty_九歌447 2017-07-27 21:13:25
@klssykc 满嘴胡言乱语，楼主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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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楼主是职业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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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讲人话吗？！

没有免费午餐：中国何时还清苏联对华武器援助债务
2017年07月24日 09:22:47
来源：金羊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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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使用的苏联援华武器 资料图

本文摘自：金羊网，作者：作者：佚名，原题：苏联对华武器援助成一笔沉重的负债：65年还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动辄死伤上万人的现代战争来说，更是如此。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之所以能在朝鲜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一决高低，苏联对中国赠予或出售的军火，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等，功不可没。在很大程度上，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一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中国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连同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经济项目一起，直到“文革”前的1965年才全部还清本息。

中国出兵朝鲜：斯大林感动得流泪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赴朝作战，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去见斯大林，寻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并给予空军支援，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迫切的需求。当时中国准备了两套方案，如苏联提供武器援助，特别是派遣空军入朝作战，中国就出兵，否则中国将按兵不动、见机行事。

周恩来与斯大林此后几天的会谈，进展并不如人意。斯大林认为：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飞机支援志愿军，即便支援，空军也只能到鸭绿江边。问题在于，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必须跨过鸭绿江，战场在朝鲜境内。苏联空军不过鸭绿江，就等于没有提供空中掩护，这正是中国领导人迟迟下不了决心入朝作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斯大林承诺，苏联完全可以满足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的要求。随即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告了这一情况。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出兵朝鲜一事进行讨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为保障中国边疆的长治久安，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当美军向朝鲜北部地区大举进攻时，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都必须立即出兵援助朝鲜。几乎与此同时，因中苏双方就苏联空军是否入朝作战问题没有谈拢，斯大林也让人转告金日成，中国人已经决定不出兵，最好把剩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境内。莫斯科传来的消息令金日成“感到惊讶”，但痛苦地表示：“他们将照此执行。”

13日的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把出兵朝鲜的决定告诉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声称“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先派出9个师组成第一梯队，尽管装备差一些，但可以打李承晚的伪军。然后，再准备第二梯队。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苏联空军掩护的问题，而且“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同时表示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斯大林）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当晚22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的办法，保持二十万万（20亿）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斯大林通过罗申得知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决定后异常兴奋，以至于14日两度致电金日成：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19日晚，志愿军横渡鸭绿江，消息传至莫斯科，斯大林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连声说道：“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此时，斯大林似乎才真正认识到，中国是苏联不可或缺的盟友。这一认识的转变，促使苏联加大了对中国武器装备援助的力度。

斯大林当然明白，中国不仅是在为朝鲜作战，更主要的是在为苏联作战，为社会主义阵营作战。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辽东半岛的苏联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至26日移交3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交付1000辆汽车。”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立即予以满足。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中国要单独应付这样一场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多吨，而国内的军工生产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吨，当时国际上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给中国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满足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斯大林的举动表明了苏联作为一个盟国的诚意，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当然，中苏关于军事援助的交涉并非没有矛盾和分歧，特别是在战争进入边谈边打的僵持阶段以后，毛泽东仍然要求苏联大规模提供装备，斯大林却似乎认为中国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紧急的。

中国靠苏联武器援助实现军队现代化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高岗和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根据徐向前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苏联方面认为，在这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1951年只能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在6月2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对于苏联总参谋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毛泽东要求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的一切”。他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斯大林则答复：“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三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还是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哪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按每年三分之一计算，到1954年全部解决。实际上，直到1952年4月，苏联只提供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其中3个师的装备是要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

客观地讲，斯大林说苏联生产有困难是实情，而毛泽东坚持急需的这些装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问题。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确是通过轮番赴朝作战并配置整套苏联装备而实现改装的。



中国在得到苏联提供的军需装备后，对取得朝鲜战争胜利的底气也更足了。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截至1954年，解放军用苏制武器及仿制品装备了106个步兵师、18个地面炮兵师、8个高炮师、3个坦克师和23个航空兵师，首次实现了全军装备的标准化、序列化，并由此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当然，苏联对华援助也有水分。苏军在1947年后装备了AK－47自动步枪和C－41半自动步枪，对华却只提供老式的“波波沙”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开始装备T－54坦克，将淘汰的2000多辆T－34卖给中国，许多车上居然还留有“二战”时对德作战后的弹痕，只是刷了一层新漆。

空军方面，1950年10月至翌年5月，在苏军提供的7个空军师装备中，仅1个师是米格－15，其余均为米格－9。米格－9是1946年苏联研制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性能不稳定，总共只生产了500余架，这时却一股脑将369架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领导人认为该机难以同美军的F－80和F－84交锋，更谈不上打F－86，最后，对方竟扣起了政治帽子：“你们敢怀疑社会主义苏联生产的飞机的优越性？”当时的解放军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忍无可忍，同苏方闹得拍了桌子。后来，斯大林考虑到两国关系大局，于1951年5月22日和26日两次致电向毛泽东表示道歉，并无偿赠送372架米格－15。1952年10月，苏方又将60架现役的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不过同年苏军装备了米格－17，却未向中国提供。

苏联向中国出售的武器装备，尽管大部分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相当的作用，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

在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也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著名的“156项”。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这样，在不到十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的纪录。

没有免费的午餐，军火债一还十年

中国向苏联寻求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埋下了日后“还债”的伏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苏联对中国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附加了条件。

早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宣布对华提供3亿美元贷款用以购买机器等物资。苏联要求“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期限为14年，前4年以易货方式提供，从1955年开始作为偿还贷款的供货。苏方要求的数量令在莫斯科谈判的周恩来颇感为难：“钨第一个两年每年8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9000吨，最后10年每年10000吨；锑第一个两年每年6000吨，第二个两年每年7000吨，最后10年每年8000吨”。上述战略物资中国确有一定储藏量，但开采和生产极为落后。如解放前钨砂最高年产11458吨，而1949年仅2767吨。这些战略物质自给略有剩余，要到达苏联提出的要求，却显然力所不及。

经过周恩来斡旋，苏方最后接受了中方要求“免除铅、减少锡和锑的供货”的请求。不过，苏联提出的这个附加条件使毛泽东感到莫斯科处事的盛气凌人。针对这种情况，中方在起草关于贷款的议定书时，特意首先提到：“鉴于苏联缺乏战略原料（钨、锑、铅、锡）的困难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帮助苏联政府，同意将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的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

这个文件发回北京让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刘少奇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去电报说，政治局会议认为贷款议定书前言中帮助苏联政府数句似可删去。但毛泽东坚持这种说法，他在复电中称：“借款议定书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显然，因为这种条件表明中国得到苏联贷款并非是单方面的求援，而同时也为苏联提供了帮助。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战场的燃眉之急，中国不得不一再向苏联提出贷款的要求。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远东利益的考量，急切希望中国参战，表示可提供所需各种武器，苏方还提供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设兵工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为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后来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左右。

师哲曾回忆说：“我们和苏联谈判时，只谈到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军火的价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对商品经济很不熟悉。一向以办事精细著称的周恩来私下对师哲说：“我们接受苏方的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贡献而接收的。”长期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回答说：“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



事后证明，并非是“办具体事情的人”要同中国算账，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及相当数量的农产品，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补偿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二战”中，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约100亿美元租借物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象征性地偿还了3亿美元。

根据《中国财政统计》中公布的数字，从50年代初至1960年，中国对苏联已经还债33亿元人民币，即已将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此时所欠的债务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务，而多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人民币。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随后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倡导自力更生，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最快也得十年。十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当时，尽管全国普遍遭遇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但国家还是拿出苹果、鸡蛋等农产品来还债。对于当时的情形，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曾回忆说，“后来，两边（中苏）越搞越僵。我只记得，我牙不好，怕酸，苹果和梨，我挑梨。大家都说，好苹果都送到苏联还债了。只要是苹果，肯定是酸的。”据说最初中国抵债的农产品曾遭苏联方面刁难——“鸡蛋、苹果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



4年后，中国最终提前一年还清了50年代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为此，周恩来在当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1965年10月，中国又还清了苏联1961年的50万吨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这时，由于政府一并清偿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还债，一方面经受了朝鲜战争以及大跃进后国内大饥荒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债务中严守信用，也成为此后多年国外愿意对华大量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人的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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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看出来前苏联逼债了吗？！把饿死人挨饿推到老天爷和别人身上有依据吗？！

作者：2641057429 时间：2017-07-31 13:44:01
毛死了什么都是错的。邓，张爱萍这么厉害。当初干掉毛自己上去不就好了。现在哆哩哆嗦有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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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就是因为他活着做什么都是对，没有错误。谁敢说错？！不要说毛错！你对形势不满就要进监狱！没见过这些吧？！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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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王海光

2006年第7期 炎黄春秋杂志



《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部分）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

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共党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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