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近年来设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课题，从学理上探寻中西文明的本源，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潘岳同志为即将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作序，探讨秦汉治理之道与罗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误判，呼吁中西文明应当在交流互鉴的基础之上，既寻找各自的改进之途，更淬炼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前言

《历史的终结》作者福山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先于欧洲1800年[1]。“现代”是指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从查理曼大帝到神圣罗马帝国，从拿破仑到第三帝国。就是在今天，世界秩序还被人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2]，其词源正是“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

二者都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权的关系、上层与基层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封建列国。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隋唐大一统王朝。

第一章 两大文明

（一）秦汉基层之治

2002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里耶秦简)。人们第一次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户籍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103人[3]。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山高谷深，费了牛劲才达到户均35古亩，仅为当时“一夫百亩”通制的三分之一。税率只有8.3%[4]，相当于十二税一，比周代的“十税一”还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镇出土，为秦代县府行政档案，内容包含中央政令、行政区划、官吏任免、军事物资调度、百姓欠款等县府大小琐事，使人们能近距离了解秦代基层政权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交给上级的“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如果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5]。103人的编制，长期缺额49人。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整治山川，修建路网。秦把自己驱使得很苦，也把天下驱使得同样苦。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但西汉沿袭了秦制大一统。开国者刘邦是个小吏，当过沛县的亭长（相当于派出所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瞭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二）罗马国家之治




和秦汉同时，罗马崛起为地中海霸主。

秦汉与罗马，是欧亚大陆东西两头大致同期的古代文明。两者的人口与地域规模也相似。罗马帝国晚期，其囊括的环地中海人口大致是5000-6000万[6]。秦汉的人口（西汉末年标准）也在5000-6000万[7]。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黄色农业文明，希腊罗马是蓝色商贸文明，似乎从源头就有优劣之分。并非如此。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古史学界的共识是，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后1000年的希腊罗马都是农业社会，商贸只是很小的补充。“土地是最重要的财富，社会结构中家庭占据首位，几乎所有人都以经济自足为目标。大多数财富来自土地的租金和税收。贸易规模狭小，即便商人因贸易发财，也会将所得投资于土地。真正的城市人口从不曾超过总人口5%，而且城市是作为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8]。”这跟秦汉非常相似。

希腊出哲学家，罗马出农民加战士。罗马大兵打遍地中海，只求退役后有块土地种橄榄与葡萄。就像秦汉的大兵，打仗是为了日后能“解甲归田”。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农业不是谋生，而是田园生活之歌。秦汉更是如此，农为本，商为末。商人很少做官，而文人的官做得再大，理想仍是“耕读传家”。罗马人搞不出缜密的宗教和科学，所长是工程、战争和国家治理。希腊留下的遗迹是神庙、竞技场和剧场，而罗马留下的是凯旋门、斗兽场与浴场。秦汉也一样。关注现实、经营国家、修筑长城、发明火药，但始终不以逻辑学与科学见长。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英国革命时的“大洋国”蓝图有着罗马共和国的影子；法国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们有着罗马共和英雄的影子；美国参议院与总统制有着元老院和首席执政官的影子。直到20世纪，美国右翼学界还在争论，其建国原则到底遵循罗马式古典共和，还是启蒙运动的民主自然权利。在西方政治文明中，罗马的魅影从未消失过。

第二章 罗马共和



（一）土地与内战




大致与楚汉相争同时，罗马用了50余年灭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马其顿，成为了地中海霸主。在称霸过程中，罗马始终维系着共和制。

罗马的成功在于“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权制、贵族制、民主制。执政官代表王权，执掌军事权；元老院代表贵族，执掌财权；公民大会代表民主，执掌否决权；三种力量互相制衡。罗马人相信，各方利益冲突是保证自由强大的“必要罪恶”[9]，且“冲突”最终必能达成“团结”。罗马早期的冲突确是温和可控的，平民战士用“罢战”与贵族谈判。贵族为了获得战胜殖民的更大利益，也总愿意做出妥协让出部分权利。近200年时间里，不论执政官、贵族和平民吵得多么厉害，面对外患时总能团结起来。

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冲突变得不易妥协了，罗马进入军事巨头相互争斗的“内战时期”。[10]在西汉成帝年间（公元前27年）[11]，罗马最终转变成帝制[12]。为什么过去150年内军人从不打内战，现在却要刀口向内你死我活呢？

因为土地。

一个半世纪的海外征服，罗马的权贵们将巨量的奴隶和财宝带回本土，产生了大规模的“奴隶大庄园农业”。“大庄园”的效率技术远超小农，以致大批小农破产，并将土地卖给权贵富豪，加剧了土地兼并。罗马平民，渐渐成了罗马贫民，最终成了罗马流民。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罗马本有一条将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贵族与平民间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从未被执行过。凡是想执行的人都会被刺杀，如格拉古兄弟。因为，在王权、贵族、平民三种力量中，最强大的还是贵族。从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间，罗马共和国的200名执政官出自58个贵族世家。这种可以“造王”的世袭贵族，在中国称之为“门阀”。能对抗“门阀”的只有“军阀”。因为只有军阀能够从对外战争中拿到土地，也只有军阀能强迫元老院给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罗马流民最终投奔了军阀，为国家而战的公民兵变成了将军们的雇佣兵。

在政客无法取得共识的地方，军阀登场了。

（二）以自由的名义




罗马拥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财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决贫富差距以防止国家分裂呢？史书归罪于罗马贵族生活奢侈天天办宴会。这不全面。破产农民虽在罗马城里四处游荡，但他们毕竟有一张选票。罗马执政官一年选一次，贵族争相赞助大型节庆、角斗与宴会，就是为了争取这张票。办庆典总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贵族虽然富有，但年复一年的竞选花销仍然不够用。很多贵族因搞政治而破产，凯撒就曾欠下一身债。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贸易商、高利贷商就开始纷纷出面。财阀们往往两边下注，不光投资元老，也投资军头。前三头后三头之间的密约，没有一次不是在财阀的牵线搭桥中完成的。财阀们的金钱，源源不断流入罗马军团，烈火浇油，将党争演化成内战。五十年中的四次大内战，将地中海变成了无政府状态。混乱绝望中，罗马人民最终选择投票支持屋大维将共和变成帝制（前27年）。[13]

这并非他们不爱自由，而是自由没有给他们带来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论不能解决人民的根本关切。如罗马的贫富分化问题；如士兵们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问题；如腐败的外省总督与包税商勾结而得不到监督的问题。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时间，却从未想过解决的办法。试图解决问题的反倒是军阀们。例如屋大维设立军事财库，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后的土地和现金，把士兵从多头依附中解脱出来；他还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级财务官替代包税人。凯撒也曾计划排干罗马附近的庞普廷沼泽，为数以万计的贫农提供耕种的土地；还想开凿科林斯运河，把亚洲商业与意大利经济整合起来。如果真能完成，会延缓日后的东西罗马分裂。但罗马“共和之父”西塞罗滔滔不绝地批判说，这些工程与维护“自由”相比微不足道。这是专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征，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当奴隶”的明显标志[14]。

不仅雄辩家们滥用“自由”，军头们也滥用“自由”。在军头们眼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约。当某个派系在元老院占了上风，反对派就宣称其“压迫自由”，理直气壮地起兵造反。庞培宣布马略派是暴政，于是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而私军是违法的；凯撒宣称庞培党迫害了自由，于是带着高卢军团跨过了卢比肯河，而军团是属于国家的；屋大维自己造反，成功后却在铸币铭文中将自己刻成“罗马人民自由的维护者”。
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归根结底，共和政治想要达成共识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罗马早期“中等冲突”时管用。当贫富差距扩大到没有机制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时，中等冲突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弥合它的，不是票决政治，只能是政治家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自我牺牲精神。

保卫自由的，从来不只是“自由”本身。

第三章 西汉王朝

（一）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同时。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之马[15]，到粮食多得吃不完——“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景之治”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地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16]。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抛却“名实之争”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17]；民间有周急振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曲的“兼并豪党之徒”[18]；诸侯王们孕育了《淮南子》这样的人文经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19]。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其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的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20]。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21]。“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22]。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3]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24]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25]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讳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26]，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他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这是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27]。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作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

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蓬莱”神话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正是汉的精神。

（二）史官制：天下人心

很多人常责难中华文化产生不出与“公权力”保持“绝对独立”的西式知识分子。唯一有点接近的人物是司马迁。他《史记》里的刺客、游侠、商人享受着和王侯将相同等“列传”待遇，他敢于批评汉武帝[28]，还敢于站出来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罚宫刑。

但司马迁终究跟遗世独立的希腊学者们不同。出于君道，汉武仍任命已受宫刑的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出于臣道，他仍然秉笔直书继续发表意见。他虽不喜欢汉武帝的政治风格，但对其强化郡县制之“推恩令”大加赞许，认为是解决动乱根源的伟大举措[29]；他一生清贫，但从不仇富，认为大部分商人的财富是靠把握经济规律苦干而来“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30]；他被酷吏折磨，也没有记恨法家，还认为法家政策如实行得好，也有“维万世之安”之效果[31]。

司马迁从没有因个人痛苦而发展出对体制的系统性批判。因为“个人”不是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他关注的是整体，是“天下”。他批评公权力，不是因为刻意追求独立，而是认为对天下有害；他赞许公权力，也不是因为屈服淫威，而是认为对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个人得失全得放在后面。自由之上，如何尽到家国天下之责任；责任之上，如何不失心灵之自由。不光破，还要立；不光提出差异，还应追求共同。个体自由和集体责任的对立统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区别于西方的鲜明特点。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则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继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圣贤有圣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将有将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书画医酒茶剑等人伦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义，深埋于士民的骨子里。

第四章中西商道

（一）仁政的负担
2017年盛夏，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处红色石壁上，发现了一幅摩崖石刻，苍古斑驳、模糊不清。经学者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东汉大破北匈奴后的“燕然山铭”。“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无数书传中都说到“燕然勒碑”，却从没人找到准确的地方。作为古代中原人最北之想象，人们终于看到真正的燕然山。
这块碑文，对罗马也很重要。正是因为这一仗结束了汉与匈奴两百年拉锯战，使北匈奴一路西走，牵引了中亚草原民族西迁的连锁运动。两个多世纪后，匈人、东哥特、西哥特一波又一波地突破了罗马边防，瓦解了西罗马帝国。中国史家喜欢说匈人就是匈奴，西方史家不认可。虽然从人种上来说，匈人未必就是匈奴，但引发中亚草原民族大规模西迁的主因肯定是匈奴。
匈奴为什么要西迁？ 2013年，美国古气候专家Edward R. Cook采集了中国青海的植物年轮数据，结合太平洋地区气候变化历史，提出匈奴的西迁与气候变化有直接关系。原来，在公元二三世纪，蒙古高原和中亚草原经历了长达100多年的严重旱灾，游牧族群无法生存，要么南下中国，要么西迁欧洲。匈奴首选是南下，但与两汉打了两三百年后仍无法得手，只能西迁。西迁的匈奴与中亚草原上同样为旱灾所困的游牧民族一起，冲向另一个繁荣的农业文明中心——罗马。正好赶上西罗马的“三世纪危机”。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大庄园生产被游牧民族“踏上最后一只脚”，西罗马就此崩溃，再没有统一过。
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北匈奴的南下，东亚史与世界史都将重写。气候成了草原民族的不可抗力，草原民族又成了农耕文明的巨大考验。秦汉罗马相隔万里，都面临着不可抗力的同样考验。两汉经住了考验。
汉匈之争了结于东汉，肇始于西汉。西汉早期就已出现了气候变化的前兆。匈奴领地连年出现雨雪大灾，牲畜大批死亡。文景时每和亲贸易一次，匈奴就能安稳十年八年。但从景帝末年、武帝初期开始，送财物送公主都不管用了，今年刚送完，明年还来抢，矛盾迅速激化。西汉武帝时也出现了大规模水灾、旱灾与饥荒，都靠举国体制硬挺过来了。是以内生力量消化天灾，还是以侵掠游走转移天灾，体现着文明的可持续性。
汉武帝即位7年后（公元前133年），不堪匈奴持续进犯，开始了十二年的汉匈战争。最终卫青取得河套地区，设立了朔方郡；霍去病打通西域，建立了武威和酒泉郡。正是有这两个基地，日后东汉才能打到蒙古高原腹地。这个胜利十分昂贵，文景两朝的存粮被一扫而空。谁能捐钱捐粮，谁就能做官。“入羊为郎”的笑话就是这十二年里发生的。
最大的尴尬发生在霍去病定鼎河西的最后一战。匈奴浑邪王率四万部众投降，汉武帝决定在边郡划出五个属国好好安顿。他诏令长安地区的商贾捐献两万乘车马给投降的匈奴作“安家费”。但没有商人肯捐。刘彻怒极，要砍长安县令和五百商人的脑袋。
大臣抗谏说，匈奴为非作歹，我们花费了无数资财才战胜。现在既然得了俘虏，就应当赐给死难战士之家做奴仆以补偿。现在居然要用官府的钱财去供养，让汉地的良民去照顾，就像奉养骄横的儿子一样，这是伤害中国之根本！
汉武帝默然半晌，没有听从，依然出钱安顿好了这批匈奴部众。只不过钱不是由国家财政（大司农）出，而是由皇室内库（少府）出。这是了解中华文明又一角度。有人说，汉朝开边与其他帝国殖民没什么不同，但哪有不以战败者为奴隶、还自掏腰包去供养战败者的“殖民者”？与汉匈战争前后脚发生的，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146年），罗马将迦太基全城夷为平地，将投降的5万老幼妇孺全部卖为奴隶。
希腊罗马的对外战争都能挣钱，而汉的开边都是贴钱，史书上批评其“虚耗海内”。但汉朝要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匈奴部众只要诚心归附，就是中国百姓，就要以仁义财帛待之，以换“远人归心”。这是儒家仁政精神。
仁政的负担太沉重了。中原和草原同受天灾，小农出现了大规模破产——“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小农不能抗灾又不能免债，只好卖掉田宅。卖给谁？自然是卖给巨商大贾。汉朝出现的大商人主导的土地兼并，与罗马“大土地农业”一样；投机商和大地主们从来“不急国家之事”，也与罗马一样。商人们的财力早已压倒了各级政府（“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但当朝廷要平七国之乱而向富户借钱时，富户们觉得朝廷未必打得赢而不肯借（“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
从文景开始，朝野就在争论农商矛盾的解决办法。一种是贾谊的“重本抑末”。这是典型的法家。《商君书》里对付“奸商”的手段是十倍征税、禁止贸易、把旗下伙计都发配去修路等等，可商业是西汉繁荣的基础，岂能又回到秦制苛政？另一种办法是晁错的减免农业税。这是典型的儒家。万般困难一招鲜——减税，可减免了税，中央财政又拿什么去抗灾打仗？文帝景帝都难以定夺，就这样继续熬下去。
最终解决的还是汉武帝。有人为他发明了一套既不退回秦制，也不加小农税赋，还能增长国家财力的方法，“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个人，既非儒家也非法家，而是一个商人。

（二）儒商的家国
在景帝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洛阳城巨商之子桑弘羊，以特殊才能“心计”（心算）进入宫廷做“郎官”。这一年他才十三岁。和长安不同，洛阳是商业都市，居民都“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朝也不让商人做官，做“郎”的资格只有郡守和将军的后代才能享受。商人世家子弟能破例进宫很不容易。
桑弘羊进宫是为了给16岁少年天子刘彻当伴读。刘彻读什么书，他就跟着读什么。刘彻微服野游，他就去侍卫。刘彻的侍卫大多成了名臣名将，他却二十年没得到重用。直到商人拒捐马匹给匈奴这件事发生。
憋了一肚子气的刘彻，在桑弘羊的策划下，于公元前120年，做了一件让儒生们目瞪口呆的事——他任用了著名的大盐商东郭咸阳与著名的大铁商孔仅，主导了全国盐铁官营。伴读郎官桑弘羊则以“计算用侍中”，在内廷里予以配合。
盐铁官营，是指将此前由民间经营的制盐铸铁行业，转隶官方实行更大规模经营。盐和铁是古代社会最大消费品，官方经营就是垄断了最大财源。很多人批评这是国家与商民争利，但帮国家搞垄断盐铁的，竟是盐铁商家本人。这就奇了。罗马商人用财力挟迫国家让自己发财，汉朝商人却帮国家搞宏观调控。
桑弘羊还发明了“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就是各地的“土贡”以当地最丰饶之物品上交，再由官营网络运往稀缺地区出售。对民间而言，可以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对国家而言，亦在不增加农税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财力。平准法，就是以官营网络解决价格波动。某种商品价格过分上涨或下跌，国家就向市场抛售或买进该商品，以平抑物价。而罗马帝国戴克里先皇帝在面对物价波动时下过一道限价敕令（公元301年），从商品到工资都规定了最高价格，结果失败了。朱理安皇帝在公元362年也试了一次，同样失败了。
桑弘羊还统一了币制，将各郡国分散的铸币权收回到朝廷，铜钱都是用统一铸造的“五铢钱”。而罗马只实现了金币银币由国家铸造，铜钱仍归各城市独自铸造。
正是这套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助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用“均输”“盐铁”之积蓄，既支付了战士俸禄也赈济了北方饥民。“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俸，饥民以赈”。初创的宏观调控亦有缺陷。盐铁官营中，公营器物的规格经常不合私用；均输平准中，官吏经常乱征收物产；告缗制度中，为了征收高利贷和投机商的财产税，居然搞出了全民告密运动。桑弘羊在晚年承认政策初衷与官僚执行效果的差距——“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虽有欠缺，但瑕不掩瑜。
桑弘羊还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假民公田”。公元前114年，他首次赴外朝上任（大农中丞），就将从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手中没收上来的土地，重新租给无地的流民耕种。罗马也有公地制度，即从征服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租给贫民。但仍挡不住权贵者的大量侵占，致使公地越来越少，国家最终丧失了调节能力。桑弘羊的“假民公田”（公元前114）与罗马格拉古兄弟因土地调节被杀（公元前133年、121年）时间相距不远，一个成，一个败。
他干的第二件大事是西域。汉朝设立河西四郡，本来只是军事点，正是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征发了六十万戍卒河西屯田。这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财富——“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没有这个基础，东汉的班超就建不了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就永远打不通。桑弘羊对西域比朝廷还要狂热。在刘彻晚年，桑弘羊还力主“屯田轮台”彻底巩固西域。最后还是刘彻先放弃了，发布《轮台诏》，下令“弃武归文”。
一个巨商之子为何如此执着地为贫民分土地，为朝廷开西域？因为他读《春秋》。他少年时和刘彻一起读了《春秋》、《鲁诗》、《尚书》。老年之后，在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时，他还能句句引用春秋大义和儒家经典。自刘彻开始从贫寒儒生中选拔文官后，民间儒学蔚然成风，不谈“王道”都会被樵夫舟子耻笑。没有这样的文化氛围，产生不出这批发明了“宏观调控”的大商人们。和他共同搞盐铁官营的商人东郭咸阳与孔仅，也同样为朝廷奔波到老。
桑弘羊一直保留着商人习气。他不认为持家必须简朴，反而得意地夸耀如何“善加筹策”朝廷的赏赐和俸禄而使自己过得更富裕。他的子弟也曾因游猎被都城治安官查办。但他靠中央集权搞出来的那些钱，全部投入了西北的屯田与山东的水患，投入到了“经营天下”。他服膺儒家精神，却看不起儒生空谈（“不知治世而善訾议”）。他的观点没错。汉朝所有的成就，没有中央财政体系，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桑弘羊是商？是官？是儒？是法？他开启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商道的使命，是追求一个跨越任何束缚的私人商业帝国？还是在独善其身之外去兼济天下？这是中国商人心中永远的挣扎，带来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商道的分殊
和桑弘羊同时，罗马的头号巨商是与凯撒、庞培齐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他干了件最著名的大事，镇压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克拉苏是“罗马最富有的人”。普鲁塔克记录道，他致富的方法是，利用罗马没有消防队，自己成立了一个500人的私人奴隶消防队。谁家的房子着火了，他就带人堵在门口要求廉价收购房产。如果房主答应，他就灭火。如果不答应，就任由其烧光。等房主不得已将房子低价卖给他后，他再加以整修，高价租给原来的苦主居住。就这样，他空手套白狼，买下了大半个罗马城。他还经营着罗马最大的奴隶贩卖生意，从意大利的种植园，到西班牙的银矿，到处都是他卖出去的奴隶。他死后的遗产，相当于罗马国库的全年收入。
他从政后的慷慨，与经商时的盘剥同样惊人。他拿出财产的十分之一办庆典，给每个罗马公民发三个月生活费。这一票拉的，在公元前70年轻松竞选成功，与庞培一起任命为联合执政官。伟大的凯撒拼命苦战了十年，才勉强与他俩并称“前三头”。
克拉苏的名言是，不够武装一个军团，就不能算作富人。他死于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的途中，战斗和死亡都十分英勇，充满罗马风范。但他打安息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自己——罗马的潜规则是，谁打下新行省，谁就有权利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他没有成功，帕提亚骑兵砍下了他的头颅，往里面灌满了黄金。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而在罗马，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武装起一支军队，只要他的财富足以搞定更多选票，都可以。
罗马创造的地中海世界里，产生了大量克拉苏式的金融家、包税人、奴隶贩子，他们投资罗马的政治，但在罗马崩溃后，他们都没受影响。他们和蛮族和教会充分妥协，转化成新的封建领主。
近代以来，总有人认为明末才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精神似乎是儒家农业文明主干上的支流。实则不是。中国的商业精神不是其支流，而是其内在的重要部分；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动接受了儒家，而是对儒家进行了实质性修正。正如桑弘羊在晚年的盐铁会议上提出的，商业亦可立国（“富国何必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他认为，国家要建立大市场，汇聚万货，让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他还说，国家没能让人民富裕，不是因为道德问题，而是因为工商业不发达。“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这些来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管子轻重之学”。轻重学派明确地提出用市场调节财富，用货币塑造价格，用利益机制来引导社会行为，反对以行政手段强制管束。这些思想是非常现代的。我们经常低估了先贤的价值。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很多原因，但并非没有工商文明的种子。
中国工商业一开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伦理，后来又被套上了家国责任。有人说，正是这种双重束缚，让我们没能早产生西方式企业家。然而，道德伦理和家国责任正是今天西方企业家们非要回答不可的问题：自利和利他的关系？纯粹自利能否自动达成社会共利？国家和个人的边界？自由经济能否脱离国家主权？这些问题，中国2000年前就开始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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