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强院士等发表重磅文章，深刻反思新冠疫情暴露的十大问题(转载)
封城、延长假期、推迟开学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之下，新冠病毒疫情的发展虽还远没有到可以让人放松警惕的时候，但日常的社会秩序在经过长时间停摆之后，开始了逐步恢复的过程。
在疫情尚未结束的当下，我们已经能看到这场必定被载入史册的疫情爆发，也如 SARS 疫情一般暴露出了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诸多漏洞。
在付出了难以计量的生命、健康和经济代价之后，思考疫情之下暴露出来的各方面问题，以防未来新的潜在疫情的爆发，成为痛苦之后必须要重视的议题。
2 月 23 日，一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上发表。作者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等。
他们在文中指出了我国在突如其来的病毒面前暴露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问题和短板，其中包括了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个方面。
比如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早期预案缺失，是造成后续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疫情背后，作者还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面前暴露出了长期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分工协作机制不全等问题，这导致庞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突发疫情面前未能及时给出应有的应对措施。
除此之外，文章还认为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这也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章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指出了十个方面问题：
一、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
作者直言，2003 年 SARS 期间以及疫情结束后中国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此次疫情中继续重现。
“早在 2011 年中国 CDC 与美国 CDC 相关专家就已经撰文，在总结 2003 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简称 SARS) 以来中国防控新发传染病能力建设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更提出了中国在新发传染病侦测能力上的显著差距。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差距仅仅被认识，而未被更多重视和及时改进，成为了潜在的危机。这在此次疫情早期防控中完全暴露。”
相关回顾性论文指出，2019 年 12 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此后的 1 月 1~11 日已有 7 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 日，又有 8 名医务人员感染。
但公众甚至医务人员并未及时获得准确消息。与此相反，1 月 1 日，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 8 名人员被警方以 “散布谣言” 处理。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
回顾这一过程，作者认为，在疫情发生的萌芽阶段，地方政府应该及时倾听和回应专家意见，并合理合情地向公众报告。与此同时，国家卫生部门和疾病防疫部门应该在 “内部知情期” 就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既要有最好的预期，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预案是缺失的，在这 3~4 周防控初期的 “误判”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这些早期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后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 2 月 1 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达湖北恩施开展检测工作。（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二、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在疫情面前，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本该是抵挡疫情的强力武器。但文章指出，公共卫生体系在面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中，问题突显。
首先，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全国大多数城市在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方面较弱。其中就包括了此次疫情的中心、原本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武汉。
其次，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存在 “防控 - 治疗” 分离的问题。
这种分离问题在疫情当中表现为临床重治疗却往往忽略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改变。公共卫生也不能很好发挥疾病早预防、早发现的作用。
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第一时间进行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这也正是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联通环节欠缺的直接体现。
第三，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的执行功能分属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此导致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少，公共卫生在体系 (软、硬件) 建设层面的投入低，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在与国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不足之处。从公卫人员配备数量上看，中国 CDC 只有大约 2100 名员工，美国 CDC 的 24000 名员工。而在国家总人口上，美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
图 | 新冠病毒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三、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在疫情防控中无论疾病处于何种阶段，是否伴有肺炎，只要是感染、亚临床感染甚至无症状携带者，都应该是防控对象。但作者指出，此次疫情爆发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重点似乎放在 “肺炎” 上，关注点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临床问题的防治上。
由此看出，我国目前虽已建立起以 “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为核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疫情来势之凶猛，远超预期，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尚不足以应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此外，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各级 CDC、科研单位与临床医疗机构间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相互联动不够等跨部门协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疾病应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碍。
四、科技创新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缺乏相关安全等级实验室
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表现为缺乏对重大传染病发生、发现、确定的系统性整合式全链条研究。仍严重存在论文导向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不能对传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其次，针对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建设、能力建设、资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储备滞后。由于新发未知传染病快速蔓延的特点，新型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往往滞后于疾病的传播，对于疾病的控制目前还只能依靠已有药物的试验性治疗。
第三，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及时向临床诊治应用的转化渠道不通畅，数据共享公开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级医学研究实验室。
五、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
口罩告急、防护服紧缺、各地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以及兴建雷、火神山医院的画面一度成为全国人民在此次疫情中的共同记忆。
而这些画面也体现出，我国在应对新发突发特大传染病疫情时，应急医疗人员、场地和医疗物资方面普遍存在短缺的情况。这背后亦有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
首先，应急医疗服务提供方面，我国各级传染病医院承担主要的救治职责，但由于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日常培养缺乏综合导向，导致医务人员对多人群、多症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综合治疗能力较低。
与此同时，虽然自 2018 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 “感染病区” 作为辅助，但现实就是，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
而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的短缺，则反映出了我国各个省市在公共卫生应急投入、相关医疗物资既有储备、产能储备等均存在重大短板。
六、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
论文认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核心是从被动应对模式转化到 “预防 - 主动” 的积极防控管理体系，而在转变当中，干部队伍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核心群体，一方面他们需要对疫情有整体了解及防控布局，同时需要及时向地区主要领导作专业汇报。
随着疫情发展迅猛，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
此外，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应更加主动及时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并非等待上级意见。
而病毒的爆发地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七、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从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领导口误风波、蔬菜风波、双黄连风波、免职风波、红会风波再到李医生风波，也暴露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能力不足。
其中的问题包括舆情应对理念落后、舆情应对能力不足、“体制内舆论场”和 “民间舆论场” 分歧日甚。
作者认为，及时澄清事实，公布实情，消除谣言应该远比简单的 “删帖” 更有正面效果。当前，正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关键期，必须尽快分析当前舆情中的问题，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才能有效澄清事实，起到答疑解惑的效果。
八、疫情发生后 “次生灾害” 研判和应对体系有待加强
在封城、延迟开学等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疫情传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清醒地认识到本次疫情将对中国经济、卫生保障体系乃至社会稳定等领域带来的潜在冲击。2003 年的 SARS 疫情对当年的经济走势形成了明显冲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二季度 GDP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2 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本次疫情也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十分巨大的下行压力。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首当其冲，第三产业增速将较上年底出现较大程度的回落；疫情导致的返工延迟、农民工推迟返城等因素将对第二产业的增速产生明显拖累。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此类 “次生灾害” 的影响，提前研判未来走势和进一步加强应对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如何健全均衡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预防 “次生灾害” 的另一重要方面。
九、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
作为疫情的源头环节，食用野生动物和相关的管理问题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而监管乏力的问题也在疫情中集中暴露出来。
野生动物是许多严重新发疫病的自然宿主，有数据显示目前 70% 的新发传染病，均来源于野生动物。
文章认为，我国在管理野生动物的非法捕猎和买卖运输等，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场监管乏力，国内依旧存在公然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乱象，正是由于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力、对违反者的惩罚力度不足，导致了本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现，并最终成为全国性公共卫生事件。
十、民众的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在这场影响全民的防疫工作中，公民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着疫情的防控。
比如在特殊时期里，故意隐瞒病情的案例一再发生，造成多起群体性感染事件和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发生。
此外，在疫情防治时期制造和贩卖假口罩、恶意造谣或发布误导信息、盲目抢购各类物资、聚集性病例、歧视武汉人等也时有报道。
论文认为，上述问题的发生，有些是因为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不足，对传染病缺乏应有的认识；同时也暴露出社会公德、秩序缺失和法制观念缺失的问题。
在疫情尚未结束的当下，我们已经能看到这场必定被载入史册的疫情爆发，也如 SARS 疫情一般暴露出了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诸多漏洞。
在付出了难以计量的生命、健康和经济代价之后，思考疫情之下暴露出来的各方面问题，以防未来新的潜在疫情的爆发，成为痛苦之后必须要重视的议题。
2 月 23 日，一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在《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上发表。作者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国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等。
他们在文中指出了我国在突如其来的病毒面前暴露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问题和短板，其中包括了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应急响应机制、科技创新、医疗供给与储备等十个方面。
比如文章指出，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早期预案缺失，是造成后续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疫情背后，作者还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面前暴露出了长期的系统性问题，包括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分工协作机制不全等问题，这导致庞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突发疫情面前未能及时给出应有的应对措施。
除此之外，文章还认为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而这也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章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指出了十个方面问题：
一、向公众报告不够及时有度，初期科学防控预案缺乏
作者直言，2003 年 SARS 期间以及疫情结束后中国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此次疫情中继续重现。
“早在 2011 年中国 CDC 与美国 CDC 相关专家就已经撰文，在总结 2003 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简称 SARS) 以来中国防控新发传染病能力建设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更提出了中国在新发传染病侦测能力上的显著差距。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差距仅仅被认识，而未被更多重视和及时改进，成为了潜在的危机。这在此次疫情早期防控中完全暴露。”
相关回顾性论文指出，2019 年 12 月中旬密切接触者之间就已发生人际传播，此后的 1 月 1~11 日已有 7 名医务人员感染，12~22 日，又有 8 名医务人员感染。
但公众甚至医务人员并未及时获得准确消息。与此相反，1 月 1 日，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 8 名人员被警方以 “散布谣言” 处理。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钟南山院士才公开宣布这种疾病呈现了人传人的特点。
回顾这一过程，作者认为，在疫情发生的萌芽阶段，地方政府应该及时倾听和回应专家意见，并合理合情地向公众报告。与此同时，国家卫生部门和疾病防疫部门应该在 “内部知情期” 就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控预案，既要有最好的预期，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次疫情防控早期的预案是缺失的，在这 3~4 周防控初期的 “误判” 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甚至是医务工作者的警觉和防护意识，进而加大了后阶段疫情防控的难度。这些早期存在的问题是造成后阶段花费巨大成本、举全国之力抗疫的重要原因之一。
图 | 2 月 1 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到达湖北恩施开展检测工作。（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二、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在疫情面前，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本该是抵挡疫情的强力武器。但文章指出，公共卫生体系在面对这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中，问题突显。
首先，公共卫生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仍较薄弱，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尚处于初期阶段，全国大多数城市在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方面较弱。其中就包括了此次疫情的中心、原本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的武汉。
其次，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不全、联通共享环节欠缺，存在 “防控 - 治疗” 分离的问题。
这种分离问题在疫情当中表现为临床重治疗却往往忽略人群疾病流行模式的改变。公共卫生也不能很好发挥疾病早预防、早发现的作用。
在此次疫情发生早期，临床医生从个案诊治中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及人传人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一支专业高效的公共卫生队伍，能够第一时间进行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及时确诊问题。这也正是公共卫生与医疗机构联通环节欠缺的直接体现。
第三，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的执行功能分属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此导致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存在分割。
第四，全国大多数地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投入少，公共卫生在体系 (软、硬件) 建设层面的投入低，公共卫生人才流失严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在与国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不足之处。从公卫人员配备数量上看，中国 CDC 只有大约 2100 名员工，美国 CDC 的 24000 名员工。而在国家总人口上，美国人口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
图 | 新冠病毒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
三、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在疫情防控中无论疾病处于何种阶段，是否伴有肺炎，只要是感染、亚临床感染甚至无症状携带者，都应该是防控对象。但作者指出，此次疫情爆发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重点似乎放在 “肺炎” 上，关注点容易被理解为一个临床问题的防治上。
由此看出，我国目前虽已建立起以 “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为核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但就全国范围而言，疫情来势之凶猛，远超预期，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尚不足以应对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此外，疫情发展过程中应急启动医疗机构分区诊疗、全面隔离确诊与疑似病例、有效切断传播途径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同时，各级 CDC、科研单位与临床医疗机构间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相互联动不够等跨部门协作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疾病应急防控中的重大阻碍。
四、科技创新成果基于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数据共享及转化应用渠道不通畅，缺乏相关安全等级实验室
临床问题导向的针对性不强表现为缺乏对重大传染病发生、发现、确定的系统性整合式全链条研究。仍严重存在论文导向的问题，多数研究成果不能对传染病的快速有效防控起到关键技术支撑作用。
其次，针对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研发体系建设、能力建设、资金有效投入和人才储备滞后。由于新发未知传染病快速蔓延的特点，新型药物和疫苗的研发往往滞后于疾病的传播，对于疾病的控制目前还只能依靠已有药物的试验性治疗。
第三，相关基础研究成果及时向临床诊治应用的转化渠道不通畅，数据共享公开的文化尚未有效形成。
第四，缺乏高安全等级医学研究实验室。
五、医疗供给和战略储备不足
口罩告急、防护服紧缺、各地医务人员支援武汉，以及兴建雷、火神山医院的画面一度成为全国人民在此次疫情中的共同记忆。
而这些画面也体现出，我国在应对新发突发特大传染病疫情时，应急医疗人员、场地和医疗物资方面普遍存在短缺的情况。这背后亦有值得关注的深层原因。
首先，应急医疗服务提供方面，我国各级传染病医院承担主要的救治职责，但由于传染病医院医务人员的日常培养缺乏综合导向，导致医务人员对多人群、多症状、复杂疾病的临床诊断和综合治疗能力较低。
与此同时，虽然自 2018 年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明确规定二级以上医院要设 “感染病区” 作为辅助，但现实就是，现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感染病区专业设施与能力建设，尚不能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形成体系救治患者。
而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的短缺，则反映出了我国各个省市在公共卫生应急投入、相关医疗物资既有储备、产能储备等均存在重大短板。
六、一些干部专业化能力不足及缺乏循证决策能力的短板
论文认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核心是从被动应对模式转化到 “预防 - 主动” 的积极防控管理体系，而在转变当中，干部队伍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核心群体，一方面他们需要对疫情有整体了解及防控布局，同时需要及时向地区主要领导作专业汇报。
随着疫情发展迅猛，没有专业背景的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在巨大压力下，更加容易暴露出难以应对的短板问题。
此外，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应更加主动及时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而并非等待上级意见。
而病毒的爆发地武汉作为国内临床医疗、公共卫生及病毒研究最豪华的专业阵容所在地，此次专业团队在当地政府早期疫情判断及应对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没有得到最大发挥，是需要深入思考与反省的。
七、舆情应对和舆论引导能力存在较大缺陷
从训诫风波、论文风波、发布会风波、领导口误风波、蔬菜风波、双黄连风波、免职风波、红会风波再到李医生风波，也暴露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舆情能力不足。
其中的问题包括舆情应对理念落后、舆情应对能力不足、“体制内舆论场”和 “民间舆论场” 分歧日甚。
作者认为，及时澄清事实，公布实情，消除谣言应该远比简单的 “删帖” 更有正面效果。当前，正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关键期，必须尽快分析当前舆情中的问题，及时回应舆论关切，才能有效澄清事实，起到答疑解惑的效果。
八、疫情发生后 “次生灾害” 研判和应对体系有待加强
在封城、延迟开学等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疫情传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未雨绸缪，清醒地认识到本次疫情将对中国经济、卫生保障体系乃至社会稳定等领域带来的潜在冲击。2003 年的 SARS 疫情对当年的经济走势形成了明显冲击，在疫情最为严重的二季度 GDP 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2 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间，可以预见的是，本次疫情也一定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十分巨大的下行压力。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业首当其冲，第三产业增速将较上年底出现较大程度的回落；疫情导致的返工延迟、农民工推迟返城等因素将对第二产业的增速产生明显拖累。因此，如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降低此类 “次生灾害” 的影响，提前研判未来走势和进一步加强应对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如何健全均衡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是预防 “次生灾害” 的另一重要方面。
九、野生动物市场监管乏力
作为疫情的源头环节，食用野生动物和相关的管理问题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而监管乏力的问题也在疫情中集中暴露出来。
野生动物是许多严重新发疫病的自然宿主，有数据显示目前 70% 的新发传染病，均来源于野生动物。
文章认为，我国在管理野生动物的非法捕猎和买卖运输等，由于理念缺位和市场监管乏力，国内依旧存在公然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以食用为目的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乱象，正是由于对野生动物保护不力、对违反者的惩罚力度不足，导致了本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出现，并最终成为全国性公共卫生事件。
十、民众的公民素质和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在这场影响全民的防疫工作中，公民的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着疫情的防控。
比如在特殊时期里，故意隐瞒病情的案例一再发生，造成多起群体性感染事件和医务人员感染事件发生。
此外，在疫情防治时期制造和贩卖假口罩、恶意造谣或发布误导信息、盲目抢购各类物资、聚集性病例、歧视武汉人等也时有报道。
论文认为，上述问题的发生，有些是因为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不足，对传染病缺乏应有的认识；同时也暴露出社会公德、秩序缺失和法制观念缺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