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谤的两种办法
止谤的两种办法
为政者无论好坏，都可能受到毁谤。止谤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周厉王式的，令人监控，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严惩；一种是孔子、子产式的，任其自然，只尽责尽力做好该做的事，让谤言自动消失。
子产相郑，郑国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有同事劝子产毁乡校，子产答话中有这么一句：“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周厉王是作威以防怨，子产是忠善以损怨。《左传》记载：
“（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为政一年，民众歌唱道：“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税。谁杀死子产，我就支持他。”到了三年，民众又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土田，子产让它们增产。万一子产逝世，谁能接替他？”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孔子六世孙子顺说，孔子相鲁，也曾被谤。战国晚期，魏王曾拜子顺为相。子顺执政后，“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罢掉宠臣，革除弊政，任用贤才，奖励功勋。于是受到毁谤。《资治通鉴》记载：
“文咨以告子顺。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贤，庸知谤乎！文咨曰：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相鲁，人诵之曰：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麛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诵曰：裘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
子顺介绍，孔子出任鲁相，人们唱道：“穿鹿皮袍的权贵，抓起来没有罪；权贵穿着鹿皮袍，抓起来都叫好。”三个月以后，政治教化有成，人民又唱道：‘穿皮衣戴殷帽，实在获得我们的心；戴殷帽穿皮衣，惠爱我们无私心。’”
子产孔子相鲁都能通过好政治止谤，但所需要的时间大不同，这里有环境条件的原因，更源于两人德智生平的差异。孔子推王道，三月谤止；子产行霸道，三年谤止。三年后谤不止，意味着不如霸道。如果越到后来民怨越深、谤言越盛，那就是为政者的责任和问题了。
“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这句话值得深长思。反过来，其初就无谤，一开始就受到高度一致的赞扬，往往大有问题和猫腻。民众往往利益主义和现实主义，有短视的一面，故“民不可与虑始”，否则只能搞短期行为迎合民众甚至逢民之恶。商鞅也对秦孝公也说过“民不可与虑始”的话，但这个看法本身没错，儒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非受法家影响。2018-9-4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为政者无论好坏，都可能受到毁谤。止谤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周厉王式的，令人监控，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严惩；一种是孔子、子产式的，任其自然，只尽责尽力做好该做的事，让谤言自动消失。
子产相郑，郑国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有同事劝子产毁乡校，子产答话中有这么一句：“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周厉王是作威以防怨，子产是忠善以损怨。《左传》记载：
“（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为政一年，民众歌唱道：“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征收田税。谁杀死子产，我就支持他。”到了三年，民众又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土田，子产让它们增产。万一子产逝世，谁能接替他？”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孔子六世孙子顺说，孔子相鲁，也曾被谤。战国晚期，魏王曾拜子顺为相。子顺执政后，“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无任之禄以赐有功。”罢掉宠臣，革除弊政，任用贤才，奖励功勋。于是受到毁谤。《资治通鉴》记载：
“文咨以告子顺。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能及贤，庸知谤乎！文咨曰：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相鲁，人诵之曰：麛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麛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诵曰：裘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裘衣，惠我无私。”
子顺介绍，孔子出任鲁相，人们唱道：“穿鹿皮袍的权贵，抓起来没有罪；权贵穿着鹿皮袍，抓起来都叫好。”三个月以后，政治教化有成，人民又唱道：‘穿皮衣戴殷帽，实在获得我们的心；戴殷帽穿皮衣，惠爱我们无私心。’”
子产孔子相鲁都能通过好政治止谤，但所需要的时间大不同，这里有环境条件的原因，更源于两人德智生平的差异。孔子推王道，三月谤止；子产行霸道，三年谤止。三年后谤不止，意味着不如霸道。如果越到后来民怨越深、谤言越盛，那就是为政者的责任和问题了。
“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这句话值得深长思。反过来，其初就无谤，一开始就受到高度一致的赞扬，往往大有问题和猫腻。民众往往利益主义和现实主义，有短视的一面，故“民不可与虑始”，否则只能搞短期行为迎合民众甚至逢民之恶。商鞅也对秦孝公也说过“民不可与虑始”的话，但这个看法本身没错，儒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非受法家影响。2018-9-4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