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收入分配理论导论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般价格理论的一种特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工资不过是劳动的价格，同理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不同要素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就像商品的价格主要是由商品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一样。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者所共同创造，收入的关健在于不同要素的边际产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利润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产品，租金等于土地的边际收益产品，参加生产的各个要素都获得了等同于其创造的价值的收入。
来看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述的一个故事。“不妨让我们听一听无家可归的失业者罗伯特·克拉克的故事。他是一个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他从底特律来到迈阿密寻找工作。他睡在街边的一张硬纸板上，盖的一条偷来的床单。每天，他和其他的无家可归者从地下水道里爬出来，为那些雇佣他们的企业老板做工。这些企业每小时可以向客户收费8-10美元，但老板却按最低工资向这类人支付。他们将剩余的大部分钱用于自己的交通费和购买工具，克拉克的工资单表明，他工作31小时得到的报酬仅仅为31.28美元。”
那么，这个劳动者其每小时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是多少呢？是8-10美元，还是最低工资5美元左右？（故事发生在2000年左右）还是一美元呢？肯定不会低于8-10美元，要不然企业不会使用这个劳动力，低于8-10美元企业是亏本的。然而他的实际工资却仅仅每小时一个美元。这是边际生产力论的一个荒谬之处。包括下文将剖析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其它荒谬之处，类似的批评在西方经济学界早已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西方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的本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无法从理论上进行解释，也无法提供解决问题办法。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每个人都已经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对收入的市场分配进行干预会损害一国经济的效率，并几乎能使每个人的状况都比原先变得更为糟糕。市场只不过是人类用来发展经济，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果有一种理论宣称，人类再也无法对某种工具进行改进，那么这种理论必将被历史所抛弃。
讨论价格理论，不得不先从价值问题开始。任何一种商品既有一定的“效用价值”又包含有一定的“劳动价值”。虽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是人为的，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并不对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性的劳动所凝结。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即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
任何的商品交换其自然的交换都是以效用的增进为基础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双方只有在效用都有所增进的前提下才会实施交换，而其交换的比例也是由效用价值所决定的，商品的自然的交换其价格的基础是效用价值。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可以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可能重合，也有可能出现严重偏离。当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出现偏离时，就会产生剥削现象。剥削是指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为避免剥削，商品应该以劳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然而没有剥削的社会离现实社会太过于遥远，在这里就不作过多的想象，现实的社会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剥削。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确实是如此，使工资和利息等于其各自的边际收益产品，能使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等于工资，工资不确定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就不确定。这时西方经济学又借助于消费品市场中的供求论，工资由劳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决定。
然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规律是否会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规律一样呢？普通商品的需求增加时商品的价格会上涨，需求减少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水平的变化规律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规律存在很大差异。当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就不会再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上涨，进一步增加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出现高失业率时，就业机会的进一步减少只会导致极少的工资削减。“当对劳动力的需求低时，工人似乎不愿意以低于现行工资水平的工资提供服务。”“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市场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中最深奥难解的谜团。”
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创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工资包装成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以掩饰剥削。“好把资本主义说得可爱，使人们能够接受它。”这样做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使西方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走入歧途，微观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不能解释宏观的经济现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两套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一套。
其实问题在于，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是以“效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的。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其交换的价格基础也是“效用价值”。
劳动者为何要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通常是为了获得工资，来获得商品和劳务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如果没有其它的收入来源而劳动者的劳动自用又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为了满足需求，是为了增加效用，如果不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可以选择休闲。休闲也是劳动者的一种需求，劳动者选择工作还是选择休闲，取决于他对获得工资来满足的需求与对休闲的需求哪个更强烈些。劳动者出卖一定时间和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动获得一定的工资，这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使劳动者的包括对休闲的需求在内的总需求有所增加，劳动者就会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不是以“劳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而是以“效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因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根本的是由劳动者的需求所决定的。
上面这一段文字中，除了强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根本的是由劳动者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一句话，其余的都并没有什么新意，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述。西方学者认为，劳动者出卖劳动的原因是为获得实际工资（给劳动者带来的利益）。但是，他也必须为此获得代价，即劳动时的辛苦和受累，这种辛苦和受累被称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对劳动者而言，只有当实际工资至少等于（能补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他才愿意出卖劳动。（参见《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高鸿业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西方学者认为，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因劳动者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太大，即过分的懒惰或好逸恶劳，以致不能从现行的工资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有一种传说，中国工人即使老板不给加班费也会自愿加班，美国工人给加班费就会愿意加班，西欧工人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这并不能说明，西欧工人比美国工人懒，而美国工人又比中国工人懒。
举一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比较极端的一个事例，作为反例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在我国的四川凉山州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据媒体报道，有一年，某领导率队去慰问，见一老乡坐在灶边，天气很冷，灶里却没火。领导问他，为什么不去砍柴生火，他的回答是“砍柴的地方太远”。宁愿挨冻也不去砍柴，这人也够懒的，这可能会是给不曾在那样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过的人们的第一感觉。然而人们如果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寒冷会使人感觉痛苦，付出劳动，砍柴生火，就可以消除这种痛苦，但如果砍柴所要付出的艰辛劳动所产生的痛苦比寒冷更让人难以承受，他还会付出这种劳动吗？肯定不会。如果这种艰辛的劳动是他的工作所要付出的，而这个工作的薪水就是一捆柴火，这份工作他会接受吗？
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是以“效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中有一条基本的定理——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物品占有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那么这也就是说，随着劳动者需求（欲望）保障满足的程度越高，获得一定实际工资所能带来的效用就越小。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效用必须至少等于（能补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其实应该是必须稍稍大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者的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越高，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因而劳动者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由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决定的。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毫无竞争优势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如果失业率较高，在“工业后备军”的竞争下，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就是他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对于毫无竞争优势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如果失业率较高，那么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取决于其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
2000年的时候，由于外地务工人员大量无序地涌入，我国一些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笔者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了解情况，独自一人揣着几百块钱就跑到沿海地区打工。在下车的地方，刚好看见有一家工厂在招工，便进去了。在厂里做事时，我看见有工友在周转箱上写着“这是个骗子厂，有钱赶快走”。工资是计件的，做了一个多月后，领到了一周的工资，一共只有十多块钱。这时我才明白，原先听到有邻居说，有人在外打工，一天的工资只有5毛钱，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是什么天荒夜谈。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家乡，然而有很多的工友依然继续在那家工厂工作。如此低得可怜的工资，为何会有人自愿在那里工作？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失业后很难找到工作，钱花完了，只能流落街头。老一辈的农民工应该清楚在那时流落街头意味着什么，只能是被送去收容所，无酬劳动三个月，然后打发路费送你回家。当时一些工厂的工资虽然低得可怜，但有地方住，有饭吃，不会挨饿，比进收容所有更多的人身自由。
笔者当时的遭遇还是比前文所说的那个无家可归的失业的美国老兵强多了，起码不用睡下水道。那个无家可归的美国老兵的工资为何每小时只有一个美元？这与其边际生产力无关，取决于其需求能够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
在工业革命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工资水平保持在一种公认的贫困生存线附近。”。“在这个时期，很少有什么指数变化能像人均食品消费指数静止不动和家仆数量上升那样令人惊讶。”。依照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者工资水平自然会随之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生活状况会随之改善。然而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长期趋于停滞的状态，这一现象西方经济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西方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虽然能大致地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很牵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的模型也与现代许多低收入国家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即总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会不断相对地减少，相对剩余人口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依据其理论模型作出的预言是，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低，这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
下面以上述的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工业革命时期，大量被机器排挤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小自耕农，沦为了无产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如果不出卖劳动力或是不能出卖掉劳动力，他们就会面临被饿死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工业发展采取极度放任自由的政策，政府社会保障的职能严重缺失，无产阶级之间互助的力量又非常的薄弱，工人阶级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竞争下，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被长期压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在整个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工资水平保持在一种公认的贫困生存线附近。”
一瓶水对于沙漠中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来说，其效用价值很大。一个面包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其效用价值很大。他几乎可以用他所拥有的其它任何物品来交换。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劳动者来说，如果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是他唯一能满足面包需求的方式。那么，他为了一点点能够维持生命的面包的工资，就能够竭尽全力地工作，只要他不觉得饿死比干活累死要强。
所以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不需要皮鞭和铁链，仅依靠饥饿、解雇和罚款，就可以使工人阶级从事奴隶般的工作。当时的工人阶级被人称之为“英国的白奴”，一些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甚至比美洲的奴隶更为恶劣。至少奴隶主会爱惜作为自己私有财产的奴隶的生命，但资本家可能完全不会顾及工人的死活，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工业革命时期，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程度比英格兰工人更低的是爱尔兰工人。他们是“比任何文明国家的人们都更悲惨的人”。“渡过海峡之后，他们成了勤劳和进取的模范。”“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们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特殊技能，只要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符合英格兰工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工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最低的是，那些从济贫院里买来的成千上万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兰开夏，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有的甚至被逼得自杀，以逃避这一生的受虐待。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才不久，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贫民习艺所的压制和迫害中度过的。”（参见《被遗忘的苦难》第53页 英文版原名《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
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的济贫法。恩格斯指出，在新济贫法制度下，“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申请救济，为了使他们要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新济贫法制度，实质上把穷人当作犯人，把习艺所当作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习艺所的人当作法律以外的人，当作人类以外的人，当作一切丑恶的化身。”
新济贫法通过时，当时有报纸评论称：“《新济贫法》赋予雇主一种对工人来说不可能接受的力量。总而言之，雇主有权对工人说，你必须接受我提供的工资，因为不管这些工资对你的劳动力价值来说多么不相称，如果你胆敢拒绝，《新济贫法》将保证你会挨饿。1834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修正案》，取消了对身体健全的贫民的院外救济。“这项法律果真像济贫法调整委员会，原来建议的那样来制订，果真完全照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贯彻执行，也就是不给身体健康的人以任何户外救济或给以不能再少的一点救济，那么北部是未见得不会流血的。”（参见《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 第二分册 第十四章）
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阶级在遭遇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走投路时，除了依靠家庭成员、亲朋、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还广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如友谊会、共济会、殡葬俱乐部、销售合作社、工会等等。有的互助组织的建立仅仅是因工人想得到一只圣诞节的火鸡，有的是为了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在一些互助组织中，其成员在自愿捐资的基础上，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后，即可在遭遇疾病、失业、天灾人祸等不测时，向互助组织申请津贴补助，从而免于坠入贫困的深渊。
到了1835年参加各种友谊会的人数，“在英国想已不下一百万。”，这位登记员所发表的1847年的统计比较可靠，但并不完全。它们只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只包括注册的友谊会在内—注册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且由于缺乏适当的记录，所以制成表册的也只有1828和1847年注册的那些。数目是一万零四百三十三个。在1847年7月8日，会员共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二人。在前一年从会员方面收得的款项共六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一镑，付出的各种津贴共五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八镑。这些数字除不包括很多既小而又力量薄弱的社团外，也不包括强有力的共济会的组织在内。后者在1845年，“连同它的各种派生组织，”大概共有会员四十万人左右，收入则远在二十五万英镑以上。以及接前一年的计算，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三镑的收入，而入会费还不包括在内。如果把拥有不胜其多的各式各样社团的英格兰一并计算在内，那么在四十年代后期二十岁以上的男性人口的总数远不到五百五十万的时候，英国友谊会会员的总数就一定不会太少于一百五十万人。（参见英 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第十四章）
自皮尔（1845年任英国首相）时代以来，“在很多英国工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一次全面的革命……”，这是外国人不难注意到，统计学家不难证明，而老工资劳动者犹可回忆的事情。但是在最低层，龌龊、贫困和困苦的情形依然存在。甚至以最快慰的心情期待工资劳动者处境改善的那些人也只能说“友谊会”和工会这种博施广济的援助……限制了或推迟了“各自成员在失业时的“贫穷化”。（对于友谊会和工会会员所不能达到的最低层，是没有失业数字可查的。）（参见英 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十一章）
当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也存在着许多关系广泛的，由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活动，主要表现是“人情往来”。每逢婚丧嫁娶，祝寿乔迁等，农村人在同村或同一村民小组以及亲朋戚友之间会有“人情往来”。如果追溯这些“人情往来”的历史，其产生的目的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为了一只圣诞节的火鸡而成立互助组织和成立"以死亡为务“的募捐会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近些年，在我国许多的农村地区，“人情往来”这一风俗其互助的意义已经基本丧失。“人情”大多被浪费在吃喝上，主要用来办了酒席。一些地方办酒席的名目越来越多，甚至连母猪“下崽”也要摆场酒，人情消费越来越高，让许多的村民苦不堪言。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每年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人情支出”，如果不是大多浪费在吃喝上，如果政府能够引导农民将“人情”投入到医疗、生育、养老等方面的互助活动中， 那么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无疑会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受到一个压力和一个张力的共同作用。压力使其降低，张力使其提升。压力主要来源于机器的采用和改进造成的失业以及天灾人祸，张力主要来源于工人阶级之间互助力量的不断壮大。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阶级的互助活动越来越广泛，力量越来越强大，至英国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前，“互助的力量”一直呈不断强大的趋势。
在工业革命前期，压力相比张力要大得多，因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下降的。在工业革命后期，张力慢慢地相对强大起来，其超过压力时，实际工资水平就出现了缓慢的增长。工资水平的增长又增强了互助和自助的力量，提高了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这又会使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终于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开始有了显著上升。
其实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就已经能够观察到英国工人阶级工资水平开始上涨。但他认为，“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低。然而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借助于互助的力量，将自身从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的泥潭中拯救了出来。
济贫法制度也对工人阶级需求保障满足程度产生了一个张力。“调整委员会到底敌不过习惯，敌不过可怕的贫困和易于触发的同情心”“在1844年截至报喜节为止的那一季度中，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习艺所中，受救济的有二十三万一千人，在所外救济的有一百二十四万七千人，在1848的相应季度中的数字则是三十万零六千人和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人"（参见《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 第二分册 第十四章）
在战后的萧条时期，他（慈善地主科贝特）试图给每个已婚劳动者提供一英亩荒地，条件是受地者能圈地耕种，并以此为生。然而，"巴德说，给劳动者一点土地会让他们变得放肆；希德勒说，这只能使他们生更多的孩子；斯蒂尔说，这会使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参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 上册 第三章）
为了分析的简便，下面将用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来更进一步分析劳动者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
先做出以下假设：农村劳动力除了需求保障满足程度（简写为XBCD）不同，在体能和技能等方面豪无差异。劳动力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全透明。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不会引起其XBCD的变化，也没有其它外在因素影响劳动者的XBCD。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最先被吸引入城市的那批劳动者肯定是XBCD最低的，因为他们最迫切需要挣钱。假设1000元的工资水平就能将他们吸引进来。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继续上涨。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由于XBCD不变，这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那些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也不断被吸引进来，直至对劳动的需求不再增加。最后被吸引进城市的那批劳动者，无疑是XBCD最高的，假设需要2000元的工资水平，才能将他们吸引进来，这时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2000元，原因稍后再作分析。
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水平上涨，由于XBCD不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随着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谓边际是新增的意思）会越来越大。导致即使工资水平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劳动供给却只能有非常小幅度的增加。这时工资水平再继续上涨，反而可能导致劳动者劳动供给减少。
依据西方经济学中的替代效应原理，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人们会增加此种商品的消费，或者说用此种商品代替其他的产品。而当一种商品价格的相对价格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对它的消费。因为每小时工作的工资比以前更多，这样每小时的闲暇就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劳动者就会想增加工作减少闲暇。与替代效应相反的是收入效应。工资更高是，劳动者收入更高，有了更多的收入，劳动者就会想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当然还有闲暇时间。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供给反而下降。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的局部竞争不充时可能出现。
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供给的增长相对于工资水平的上涨越来越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这时，对于XBCD较高者来说，劳动供给还相对较少，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对较小，提高XBCD较高者的工资率，其劳动供给会相对增长得多得多，阻止了XBCD相对较低劳动者工资率的上涨。对劳动的需求继续增加，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增加XBCD更高者的劳动供给。
下面来分析为何在前述情况下，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2000元。依前述分析，XBCD越高，在付出同样劳动的情况下（或者说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同），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也越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上，其所愿意付出的劳动时间越少和劳动强度越低（或者说其所能承受的负效用越小）。由于劳动者在体能和技能方面毫无差异，引起工资水平产生差异的，只能是劳动的负效用的不同（西方经济学称之为工资的补偿性差异）。最后被吸引进来的那批劳动者XBCD最高，在任何一个较高的工资层级上，他们都会被XBCD较低的劳动者挤出，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没有人与他们竞争。
劳动者在不同工资层级中的分布，按XBCD从高到低，而工资层级由低到高分布。最高工资水平是由XBCD最低的那批劳动者中，XBCD最高者的XBCD所决定的。这一工资水平只会使其总需求有一极少量的提升。如果工资水平增高一些，就会有XBCD更高者被吸引进来，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如果工资水平降低一些，XBCD最高者便会退出，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下降。每一工资层级的工资水平都是由这一层级中XBCD最高的劳动者的XBCD所决定。
其实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成了家的中年人XBCD较低，未成年的青年人XBCD较高，许多青年人希望工作能轻松些，工资低些没关系，而中年人往往为了高工资而从事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反映出XBCD的不影响。在工业革命时期，有大量的童工在工厂做工。由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工人阶级子女的XBCD非常低，只需要很低的工资就能够将他们吸引进工厂。随着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上涨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其子女的XBCD得到提升，童工现象就慢慢减少了。
近些年，人们偶尔能从媒体上看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厂里，有来自贫困地区的童工的报道。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童工，为了有肉吃，13、4岁就跑到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解决童工问题的根本办法，当然是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贫困家庭儿童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其实通过法律手段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劳动者整体上工资水平的提高作用不大。
前面所作出的假设，显然与现实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劳动者不仅有XBCD的差异，还存在体能和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的流动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甚至劳动力的流动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劳动力市场信息通常也很不透明。理论上，劳动者的XBCD通常会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通常社会保障水平会随之提高。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劳动者的XBCD会提高，因为就业保障水平提高了。
考虑到体能方面的差异，做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作，对身体健壮者所产生的负效用要小于体力较弱者所产生的负效用。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作，同样的工资水平，身体健壮者就可能将体力较弱者挤出。女性的忍耐力通常比男性要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工作，对女性产生的负效用可能比男性要小。也就是说，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工作，女性所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比男性要低，特别是那些劳动强度不大而劳动时间长的工作。
为何存在“同工不同酬”这类现象？西方学者将原因归咎于“歧视”，社会在性别、种族等方面存在歧视，发展了“歧视经济学”来解释这类现象。西方学者认为，当一个雇主歧视其雇员时，他按照好像雇用他们会引起非金钱的，精神的生产成本一样行动。假设市场的工资率为6美元，这种非金钱的生产成本为3美元。那么，从这个雇主的角度来看，被歧视的群体的工资率为9美元。这意味着与雇用受歧视的群体相比，有偏见的雇主愿意在雇用首选的工人时，支付一个最高为3美元的额外费用。存在歧视时，对首选的工人的需求将会大于不存在歧视偏好的情形。结果，首选工人的市场工资率将会超过那些同等生产力的非首选工人。这也意味着，歧视的雇主比那些不歧视的雇主具有更高的工资成本，在长期竞争市场体系，将会增加歧视的成本，这会减少歧视的数量。因而现代社会里歧视现象越来越少，法律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
前面分析过，因为劳动所产生的负效用不同，同样的工作女性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比男性要低，雇主支付一个有差别的的工资率有利于降低工资成本。这才是导致这类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固定，在计时工资制下，女性工资率比男性要低。如果工资率固定，而劳动时间不固定，在同样的工资率下，女性就可能愿意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劳动。在计件工资制下，女性的工资水平就可能比男性要高。在现代社会里计件工资制越来越普遍，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在工资方面对女性歧视的现象自然就少了。
前面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所做出的一些假设，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假设条件。在这里也将劳动力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来考察。对于社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面对的是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其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所决定。
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通劳动者通常是供大于求的。且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无法被消除。即使通常意义上的失业能够被消除，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如果劳动的XBCD不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导致劳动者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同时XBCD较高的劳动者也将被吸引入劳动力市场，缓解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如果劳动者的XBCD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提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资本将会攫取经济增长产生的大部分成果。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当青壮年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工资水平的上涨将老年劳动力和少年儿童吸引进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了接近于生理的极限，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人阶级的寿命大大缩短，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却相对于社会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XBCD不变，当工资水平出现下降时，劳动者会减少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强度，XBCD较高的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因而不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减少非自愿失业。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总被限定在一个由其XBCD所决定的水平。因而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出清。“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等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最深奥难解的谜团。”
其实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发展都走入了歧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市场的缺陷需要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弥补时，他们就会熟视无睹。当其理论无法解释事实时，便使用高深的数学来包装其理论，以掩盖其非科学性。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提高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如果劳动者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提高的速度大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会缩短，劳动强度会降低，需求保障满足程度较高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纵向看，随着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老年劳动者和童工早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现在在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中夫妻双方往往只有一方进入劳动力市场。横向看，西方高福利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其它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自里根以来，美国的历界政府都提出了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据《纽约时报》今年二月份的报道，60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道格·施夫特在曼哈顿市政厅门口开枪自尽。他写道：如今他不得不每周工作至少100个小时才能生存，而他在1980年代刚开始从事这行时，每周工作40小时就够了。
来看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讲述的一个故事。“不妨让我们听一听无家可归的失业者罗伯特·克拉克的故事。他是一个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他从底特律来到迈阿密寻找工作。他睡在街边的一张硬纸板上，盖的一条偷来的床单。每天，他和其他的无家可归者从地下水道里爬出来，为那些雇佣他们的企业老板做工。这些企业每小时可以向客户收费8-10美元，但老板却按最低工资向这类人支付。他们将剩余的大部分钱用于自己的交通费和购买工具，克拉克的工资单表明，他工作31小时得到的报酬仅仅为31.28美元。”
那么，这个劳动者其每小时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是多少呢？是8-10美元，还是最低工资5美元左右？（故事发生在2000年左右）还是一美元呢？肯定不会低于8-10美元，要不然企业不会使用这个劳动力，低于8-10美元企业是亏本的。然而他的实际工资却仅仅每小时一个美元。这是边际生产力论的一个荒谬之处。包括下文将剖析的边际生产力论的其它荒谬之处，类似的批评在西方经济学界早已存在，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西方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刻意掩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的本质。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无法从理论上进行解释，也无法提供解决问题办法。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每个人都已经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报酬，对收入的市场分配进行干预会损害一国经济的效率，并几乎能使每个人的状况都比原先变得更为糟糕。市场只不过是人类用来发展经济，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果有一种理论宣称，人类再也无法对某种工具进行改进，那么这种理论必将被历史所抛弃。
讨论价格理论，不得不先从价值问题开始。任何一种商品既有一定的“效用价值”又包含有一定的“劳动价值”。虽然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是人为的，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并不对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性的劳动所凝结。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必要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即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
任何的商品交换其自然的交换都是以效用的增进为基础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双方只有在效用都有所增进的前提下才会实施交换，而其交换的比例也是由效用价值所决定的，商品的自然的交换其价格的基础是效用价值。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可以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可能重合，也有可能出现严重偏离。当商品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出现偏离时，就会产生剥削现象。剥削是指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为避免剥削，商品应该以劳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然而没有剥削的社会离现实社会太过于遥远，在这里就不作过多的想象，现实的社会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剥削。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确实是如此，使工资和利息等于其各自的边际收益产品，能使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即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等于工资，工资不确定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就不确定。这时西方经济学又借助于消费品市场中的供求论，工资由劳动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决定。
然而，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规律是否会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规律一样呢？普通商品的需求增加时商品的价格会上涨，需求减少商品的价格会下跌。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水平的变化规律与普通商品的价格规律存在很大差异。当社会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工资就不会再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上涨，进一步增加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当出现高失业率时，就业机会的进一步减少只会导致极少的工资削减。“当对劳动力的需求低时，工人似乎不愿意以低于现行工资水平的工资提供服务。”“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市场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中最深奥难解的谜团。”
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创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工资包装成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以掩饰剥削。“好把资本主义说得可爱，使人们能够接受它。”这样做产生的严重后果是，使西方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走入歧途，微观经济学中的工资理论不能解释宏观的经济现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两套经济学理论而不是一套。
其实问题在于，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也是以“效用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的。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其交换的价格基础也是“效用价值”。
劳动者为何要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通常是为了获得工资，来获得商品和劳务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同时，如果没有其它的收入来源而劳动者的劳动自用又不足以满足需求时就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是为了满足需求，是为了增加效用，如果不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可以选择休闲。休闲也是劳动者的一种需求，劳动者选择工作还是选择休闲，取决于他对获得工资来满足的需求与对休闲的需求哪个更强烈些。劳动者出卖一定时间和一定劳动强度的劳动获得一定的工资，这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使劳动者的包括对休闲的需求在内的总需求有所增加，劳动者就会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不是以“劳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而是以“效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因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根本的是由劳动者的需求所决定的。
上面这一段文字中，除了强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根本的是由劳动者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一句话，其余的都并没有什么新意，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述。西方学者认为，劳动者出卖劳动的原因是为获得实际工资（给劳动者带来的利益）。但是，他也必须为此获得代价，即劳动时的辛苦和受累，这种辛苦和受累被称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对劳动者而言，只有当实际工资至少等于（能补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他才愿意出卖劳动。（参见《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 高鸿业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西方学者认为，自愿失业的存在是因劳动者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太大，即过分的懒惰或好逸恶劳，以致不能从现行的工资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有一种传说，中国工人即使老板不给加班费也会自愿加班，美国工人给加班费就会愿意加班，西欧工人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这并不能说明，西欧工人比美国工人懒，而美国工人又比中国工人懒。
举一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比较极端的一个事例，作为反例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在我国的四川凉山州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据媒体报道，有一年，某领导率队去慰问，见一老乡坐在灶边，天气很冷，灶里却没火。领导问他，为什么不去砍柴生火，他的回答是“砍柴的地方太远”。宁愿挨冻也不去砍柴，这人也够懒的，这可能会是给不曾在那样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过的人们的第一感觉。然而人们如果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寒冷会使人感觉痛苦，付出劳动，砍柴生火，就可以消除这种痛苦，但如果砍柴所要付出的艰辛劳动所产生的痛苦比寒冷更让人难以承受，他还会付出这种劳动吗？肯定不会。如果这种艰辛的劳动是他的工作所要付出的，而这个工作的薪水就是一捆柴火，这份工作他会接受吗？
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时是以“效用价值”标准来衡量劳动力价格。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中有一条基本的定理——边际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物品占有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物品的效用是递减的。那么这也就是说，随着劳动者需求（欲望）保障满足的程度越高，获得一定实际工资所能带来的效用就越小。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效用必须至少等于（能补偿）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其实应该是必须稍稍大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劳动力。也就是说劳动者的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越高，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因而劳动者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由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决定的。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毫无竞争优势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如果失业率较高，在“工业后备军”的竞争下，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也就是他的实际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对于毫无竞争优势的劳动者群体来说，如果失业率较高，那么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取决于其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
2000年的时候，由于外地务工人员大量无序地涌入，我国一些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笔者当时刚走出校门，不了解情况，独自一人揣着几百块钱就跑到沿海地区打工。在下车的地方，刚好看见有一家工厂在招工，便进去了。在厂里做事时，我看见有工友在周转箱上写着“这是个骗子厂，有钱赶快走”。工资是计件的，做了一个多月后，领到了一周的工资，一共只有十多块钱。这时我才明白，原先听到有邻居说，有人在外打工，一天的工资只有5毛钱，虽然有些夸张，但并不是什么天荒夜谈。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我离开了工厂回到了家乡，然而有很多的工友依然继续在那家工厂工作。如此低得可怜的工资，为何会有人自愿在那里工作？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失业后很难找到工作，钱花完了，只能流落街头。老一辈的农民工应该清楚在那时流落街头意味着什么，只能是被送去收容所，无酬劳动三个月，然后打发路费送你回家。当时一些工厂的工资虽然低得可怜，但有地方住，有饭吃，不会挨饿，比进收容所有更多的人身自由。
笔者当时的遭遇还是比前文所说的那个无家可归的失业的美国老兵强多了，起码不用睡下水道。那个无家可归的美国老兵的工资为何每小时只有一个美元？这与其边际生产力无关，取决于其需求能够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
在工业革命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工资水平保持在一种公认的贫困生存线附近。”。“在这个时期，很少有什么指数变化能像人均食品消费指数静止不动和家仆数量上升那样令人惊讶。”。依照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者工资水平自然会随之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生活状况会随之改善。然而对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长期趋于停滞的状态，这一现象西方经济学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西方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虽然能大致地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很牵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的模型也与现代许多低收入国家发展的事实并不相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即总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会不断相对地减少，相对剩余人口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但马克思依据其理论模型作出的预言是，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低，这显然与资本主义世界后来发生的事实不符。
下面以上述的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工业革命时期的情形。工业革命时期，大量被机器排挤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小自耕农，沦为了无产阶级。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如果不出卖劳动力或是不能出卖掉劳动力，他们就会面临被饿死的危险。当时的英国政府对工业发展采取极度放任自由的政策，政府社会保障的职能严重缺失，无产阶级之间互助的力量又非常的薄弱，工人阶级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非常低。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的竞争下，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被长期压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在整个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工资水平保持在一种公认的贫困生存线附近。”
一瓶水对于沙漠中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来说，其效用价值很大。一个面包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来说，其效用价值很大。他几乎可以用他所拥有的其它任何物品来交换。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劳动者来说，如果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是他唯一能满足面包需求的方式。那么，他为了一点点能够维持生命的面包的工资，就能够竭尽全力地工作，只要他不觉得饿死比干活累死要强。
所以在工业革命时期，资本家不需要皮鞭和铁链，仅依靠饥饿、解雇和罚款，就可以使工人阶级从事奴隶般的工作。当时的工人阶级被人称之为“英国的白奴”，一些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甚至比美洲的奴隶更为恶劣。至少奴隶主会爱惜作为自己私有财产的奴隶的生命，但资本家可能完全不会顾及工人的死活，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
工业革命时期，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程度比英格兰工人更低的是爱尔兰工人。他们是“比任何文明国家的人们都更悲惨的人”。“渡过海峡之后，他们成了勤劳和进取的模范。”“大家知道，下层英格兰工人的生活水平愈来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场上都和他们竞争的爱尔兰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特殊技能，只要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资都不符合英格兰工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兰工人的标准。也就是说，这种工资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饱，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兰新来一只轮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最低的是，那些从济贫院里买来的成千上万的无依无靠的孤儿。“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兰开夏，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有的甚至被逼得自杀，以逃避这一生的受虐待。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才不久，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贫民习艺所的压制和迫害中度过的。”（参见《被遗忘的苦难》第53页 英文版原名《英国工业革命人文实录》）
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的济贫法。恩格斯指出，在新济贫法制度下，“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申请救济，为了使他们要请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马尔萨斯的信徒们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新济贫法制度，实质上把穷人当作犯人，把习艺所当作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习艺所的人当作法律以外的人，当作人类以外的人，当作一切丑恶的化身。”
新济贫法通过时，当时有报纸评论称：“《新济贫法》赋予雇主一种对工人来说不可能接受的力量。总而言之，雇主有权对工人说，你必须接受我提供的工资，因为不管这些工资对你的劳动力价值来说多么不相称，如果你胆敢拒绝，《新济贫法》将保证你会挨饿。1834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修正案》，取消了对身体健全的贫民的院外救济。“这项法律果真像济贫法调整委员会，原来建议的那样来制订，果真完全照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贯彻执行，也就是不给身体健康的人以任何户外救济或给以不能再少的一点救济，那么北部是未见得不会流血的。”（参见《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 第二分册 第十四章）
在这种情况下，当工人阶级在遭遇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走投路时，除了依靠家庭成员、亲朋、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还广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如友谊会、共济会、殡葬俱乐部、销售合作社、工会等等。有的互助组织的建立仅仅是因工人想得到一只圣诞节的火鸡，有的是为了有一个体面的葬礼。在一些互助组织中，其成员在自愿捐资的基础上，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会费后，即可在遭遇疾病、失业、天灾人祸等不测时，向互助组织申请津贴补助，从而免于坠入贫困的深渊。
到了1835年参加各种友谊会的人数，“在英国想已不下一百万。”，这位登记员所发表的1847年的统计比较可靠，但并不完全。它们只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只包括注册的友谊会在内—注册并不是强制性的—而且由于缺乏适当的记录，所以制成表册的也只有1828和1847年注册的那些。数目是一万零四百三十三个。在1847年7月8日，会员共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二十二人。在前一年从会员方面收得的款项共六十九万三千七百五十一镑，付出的各种津贴共五十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八镑。这些数字除不包括很多既小而又力量薄弱的社团外，也不包括强有力的共济会的组织在内。后者在1845年，“连同它的各种派生组织，”大概共有会员四十万人左右，收入则远在二十五万英镑以上。以及接前一年的计算，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三镑的收入，而入会费还不包括在内。如果把拥有不胜其多的各式各样社团的英格兰一并计算在内，那么在四十年代后期二十岁以上的男性人口的总数远不到五百五十万的时候，英国友谊会会员的总数就一定不会太少于一百五十万人。（参见英 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二分册第十四章）
自皮尔（1845年任英国首相）时代以来，“在很多英国工人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一次全面的革命……”，这是外国人不难注意到，统计学家不难证明，而老工资劳动者犹可回忆的事情。但是在最低层，龌龊、贫困和困苦的情形依然存在。甚至以最快慰的心情期待工资劳动者处境改善的那些人也只能说“友谊会”和工会这种博施广济的援助……限制了或推迟了“各自成员在失业时的“贫穷化”。（对于友谊会和工会会员所不能达到的最低层，是没有失业数字可查的。）（参见英 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十一章）
当前在我国的农村地区也存在着许多关系广泛的，由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活动，主要表现是“人情往来”。每逢婚丧嫁娶，祝寿乔迁等，农村人在同村或同一村民小组以及亲朋戚友之间会有“人情往来”。如果追溯这些“人情往来”的历史，其产生的目的与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为了一只圣诞节的火鸡而成立互助组织和成立"以死亡为务“的募捐会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近些年，在我国许多的农村地区，“人情往来”这一风俗其互助的意义已经基本丧失。“人情”大多被浪费在吃喝上，主要用来办了酒席。一些地方办酒席的名目越来越多，甚至连母猪“下崽”也要摆场酒，人情消费越来越高，让许多的村民苦不堪言。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每年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人情支出”，如果不是大多浪费在吃喝上，如果政府能够引导农民将“人情”投入到医疗、生育、养老等方面的互助活动中， 那么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无疑会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受到一个压力和一个张力的共同作用。压力使其降低，张力使其提升。压力主要来源于机器的采用和改进造成的失业以及天灾人祸，张力主要来源于工人阶级之间互助力量的不断壮大。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工人阶级的互助活动越来越广泛，力量越来越强大，至英国建立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之前，“互助的力量”一直呈不断强大的趋势。
在工业革命前期，压力相比张力要大得多，因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水平是下降的。在工业革命后期，张力慢慢地相对强大起来，其超过压力时，实际工资水平就出现了缓慢的增长。工资水平的增长又增强了互助和自助的力量，提高了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这又会使工资水平得到提高。终于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开始有了显著上升。
其实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时，就已经能够观察到英国工人阶级工资水平开始上涨。但他认为，“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依照马克思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会越来越低。然而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借助于互助的力量，将自身从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的泥潭中拯救了出来。
济贫法制度也对工人阶级需求保障满足程度产生了一个张力。“调整委员会到底敌不过习惯，敌不过可怕的贫困和易于触发的同情心”“在1844年截至报喜节为止的那一季度中，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习艺所中，受救济的有二十三万一千人，在所外救济的有一百二十四万七千人，在1848的相应季度中的数字则是三十万零六千人和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人"（参见《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 第二分册 第十四章）
在战后的萧条时期，他（慈善地主科贝特）试图给每个已婚劳动者提供一英亩荒地，条件是受地者能圈地耕种，并以此为生。然而，"巴德说，给劳动者一点土地会让他们变得放肆；希德勒说，这只能使他们生更多的孩子；斯蒂尔说，这会使他们要求‘更高的工资’。”。（参见《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 上册 第三章）
为了分析的简便，下面将用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来更进一步分析劳动者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
先做出以下假设：农村劳动力除了需求保障满足程度（简写为XBCD）不同，在体能和技能等方面豪无差异。劳动力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全透明。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不会引起其XBCD的变化，也没有其它外在因素影响劳动者的XBCD。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最先被吸引入城市的那批劳动者肯定是XBCD最低的，因为他们最迫切需要挣钱。假设1000元的工资水平就能将他们吸引进来。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继续上涨。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由于XBCD不变，这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那些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也不断被吸引进来，直至对劳动的需求不再增加。最后被吸引进城市的那批劳动者，无疑是XBCD最高的，假设需要2000元的工资水平，才能将他们吸引进来，这时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2000元，原因稍后再作分析。
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水平上涨，由于XBCD不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随着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谓边际是新增的意思）会越来越大。导致即使工资水平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劳动供给却只能有非常小幅度的增加。这时工资水平再继续上涨，反而可能导致劳动者劳动供给减少。
依据西方经济学中的替代效应原理，当一种商品的价格下降，人们会增加此种商品的消费，或者说用此种商品代替其他的产品。而当一种商品价格的相对价格上升时，人们就会减少对它的消费。因为每小时工作的工资比以前更多，这样每小时的闲暇就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劳动者就会想增加工作减少闲暇。与替代效应相反的是收入效应。工资更高是，劳动者收入更高，有了更多的收入，劳动者就会想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当然还有闲暇时间。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供给反而下降。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的局部竞争不充时可能出现。
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供给的增长相对于工资水平的上涨越来越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这时，对于XBCD较高者来说，劳动供给还相对较少，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对较小，提高XBCD较高者的工资率，其劳动供给会相对增长得多得多，阻止了XBCD相对较低劳动者工资率的上涨。对劳动的需求继续增加，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增加XBCD更高者的劳动供给。
下面来分析为何在前述情况下，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2000元。依前述分析，XBCD越高，在付出同样劳动的情况下（或者说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同），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也越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上，其所愿意付出的劳动时间越少和劳动强度越低（或者说其所能承受的负效用越小）。由于劳动者在体能和技能方面毫无差异，引起工资水平产生差异的，只能是劳动的负效用的不同（西方经济学称之为工资的补偿性差异）。最后被吸引进来的那批劳动者XBCD最高，在任何一个较高的工资层级上，他们都会被XBCD较低的劳动者挤出，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没有人与他们竞争。
劳动者在不同工资层级中的分布，按XBCD从高到低，而工资层级由低到高分布。最高工资水平是由XBCD最低的那批劳动者中，XBCD最高者的XBCD所决定的。这一工资水平只会使其总需求有一极少量的提升。如果工资水平增高一些，就会有XBCD更高者被吸引进来，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如果工资水平降低一些，XBCD最高者便会退出，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下降。每一工资层级的工资水平都是由这一层级中XBCD最高的劳动者的XBCD所决定。
其实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成了家的中年人XBCD较低，未成年的青年人XBCD较高，许多青年人希望工作能轻松些，工资低些没关系，而中年人往往为了高工资而从事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反映出XBCD的不影响。在工业革命时期，有大量的童工在工厂做工。由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工人阶级子女的XBCD非常低，只需要很低的工资就能够将他们吸引进工厂。随着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上涨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其子女的XBCD得到提升，童工现象就慢慢减少了。
近些年，人们偶尔能从媒体上看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厂里，有来自贫困地区的童工的报道。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童工，为了有肉吃，13、4岁就跑到沿海地区的工厂打工。解决童工问题的根本办法，当然是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贫困家庭儿童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
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其实通过法律手段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劳动者整体上工资水平的提高作用不大。
前面所作出的假设，显然与现实的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劳动者不仅有XBCD的差异，还存在体能和技能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的流动也不是完全自由的，甚至劳动力的流动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劳动力市场信息通常也很不透明。理论上，劳动者的XBCD通常会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提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通常社会保障水平会随之提高。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劳动者的XBCD会提高，因为就业保障水平提高了。
考虑到体能方面的差异，做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作，对身体健壮者所产生的负效用要小于体力较弱者所产生的负效用。同样劳动强度的工作，同样的工资水平，身体健壮者就可能将体力较弱者挤出。女性的忍耐力通常比男性要强，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工作，对女性产生的负效用可能比男性要小。也就是说，同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工作，女性所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比男性要低，特别是那些劳动强度不大而劳动时间长的工作。
为何存在“同工不同酬”这类现象？西方学者将原因归咎于“歧视”，社会在性别、种族等方面存在歧视，发展了“歧视经济学”来解释这类现象。西方学者认为，当一个雇主歧视其雇员时，他按照好像雇用他们会引起非金钱的，精神的生产成本一样行动。假设市场的工资率为6美元，这种非金钱的生产成本为3美元。那么，从这个雇主的角度来看，被歧视的群体的工资率为9美元。这意味着与雇用受歧视的群体相比，有偏见的雇主愿意在雇用首选的工人时，支付一个最高为3美元的额外费用。存在歧视时，对首选的工人的需求将会大于不存在歧视偏好的情形。结果，首选工人的市场工资率将会超过那些同等生产力的非首选工人。这也意味着，歧视的雇主比那些不歧视的雇主具有更高的工资成本，在长期竞争市场体系，将会增加歧视的成本，这会减少歧视的数量。因而现代社会里歧视现象越来越少，法律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过程。
前面分析过，因为劳动所产生的负效用不同，同样的工作女性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可能比男性要低，雇主支付一个有差别的的工资率有利于降低工资成本。这才是导致这类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固定，在计时工资制下，女性工资率比男性要低。如果工资率固定，而劳动时间不固定，在同样的工资率下，女性就可能愿意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劳动。在计件工资制下，女性的工资水平就可能比男性要高。在现代社会里计件工资制越来越普遍，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在工资方面对女性歧视的现象自然就少了。
前面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所做出的一些假设，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假设条件。在这里也将劳动力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来考察。对于社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面对的是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其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所决定。
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通劳动者通常是供大于求的。且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无法被消除。即使通常意义上的失业能够被消除，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如果劳动的XBCD不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导致劳动者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同时XBCD较高的劳动者也将被吸引入劳动力市场，缓解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如果劳动者的XBCD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提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资本将会攫取经济增长产生的大部分成果。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当青壮年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工资水平的上涨将老年劳动力和少年儿童吸引进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了接近于生理的极限，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人阶级的寿命大大缩短，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却相对于社会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XBCD不变，当工资水平出现下降时，劳动者会减少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强度，XBCD较高的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因而不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减少非自愿失业。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总被限定在一个由其XBCD所决定的水平。因而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出清。“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等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最深奥难解的谜团。”
其实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发展都走入了歧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严重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市场的缺陷需要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弥补时，他们就会熟视无睹。当其理论无法解释事实时，便使用高深的数学来包装其理论，以掩盖其非科学性。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提高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如果劳动者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提高的速度大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就会缩短，劳动强度会降低，需求保障满足程度较高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纵向看，随着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老年劳动者和童工早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现在在一些西方高福利国家中夫妻双方往往只有一方进入劳动力市场。横向看，西方高福利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其它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自里根以来，美国的历界政府都提出了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据《纽约时报》今年二月份的报道，60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道格·施夫特在曼哈顿市政厅门口开枪自尽。他写道：如今他不得不每周工作至少100个小时才能生存，而他在1980年代刚开始从事这行时，每周工作40小时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