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说吧


私有制，是一种产权制度和社会制度，不是一种‘物权状态’。

也就是说，私有，不是私有制。没有成为‘产权制度’的私有，只能叫‘占有’。

而什么叫‘产权制度’呢？

产权制度，是指物权归属状态，经由法律授权的权属资格。注意，是资格，不是状态。

资格即权利。状态即事实。

没有法律授权，你只是‘占有了’这个物品，实质性支配了这个物品，还不能成为‘产权’。

产权一词的焦点是‘权’——权利，而不是‘产’（物质）。

权利是法律概念。法律是什么？法律是最典型的‘公权力’。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执法）权，都是公权力。


公权力的状态，并不能否定‘只有经过公权力背书，才能产生财产权利’这个历史事实。

而且更有趣的历史事实。比如中国公知崇拜的英国。

英国的财产权属文件，在历史上，是明确经过教会主教和国王签字，才会生效的。

说白了，西方白人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权利形态’，并不是‘自然存在’。

权利社会，是典型的人为的，人造的‘公共社会机制’。

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国君，恰恰几乎很少有‘授权财产权’的行为。

反过来说，中国社会意识中，更习惯于‘占有制’，并不在乎国王，君主，皇权在经济财产上的威信。

中国老百姓在财产上，更自主，更自由，但更缺乏西方权利社会那样的‘程式化构建’。很多财产权属，并不需要靠‘公权力’，反而更依赖社会私人关系，情感，血缘，甚至‘良知’。

中国到了雍正朝，才明确皇室私人财产，和国库税收的区别。到了道光时代，才正式建立国库和皇室分赃计算的方式。皇室花钱，只能在国库预算拨款内完成。

这一后果就是中国皇帝的后宫，第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而大量从事养鸡，织布的经济生产行为。

但是到了汉族团练武装兴起的慈禧朝，汉族士大夫重新秉政，这一进步趋势又遭到了一定逆转。

李鸿章等股肱之臣，更热衷汉人政权传统的家天下模式。即士大夫充任地方行政长官。其‘年薪’包括和地方政府的基本运作开支。

如聘请文秘，雇佣杂役，甚至交通出行，公务宴请等费用。

公私款项不分。多花了，自己私人去掏。少花了，剩下的就可以纳入自己腰包。

李鸿章甚至以国防经费的名义，要求各省大臣私人赞助皇室园林修葺费用。以换取慈禧迅速放权。

这一行为在权谋上不可谓不巧妙。但是在经济产权角度看则一塌糊涂。


最后一个历史经验表明，东西方能促进私有制文明的时代，无不是专制君主时代。


法国君主专制的典范，路易十四，长期，稳定，高强度地执政了近70年，削弱贵族，扶持寒门政治，强化中央权力，打击地方自治。极大促进了法国资产阶级经济的繁荣。最终在拿破仑帝制时代，成功形成了‘法律化’的物权体系。


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开启的‘重商主义’时代。完成了英国历史的猛烈转型。

亨利八世不仅奉行强势君权，而且注重主权独立，多次禁止罗马教廷干涉英国内政，成功完成宗教改革。宣布自任‘英国教会最高领袖’。从此英国国王，女王们，也成为‘神的代言人’。避免了法国国王后来厄运。


英国重商主义（如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开启的圈地运动，带来的是‘王权’对财产权的广泛授权。为了圈地运动更合法，大量实事占有土地的自耕农，获得了英国国王签字的权属证明。从此变成‘资产阶级’。


而中国对私有制文明建设，力度最大的，恰恰是所谓秦始皇。

秦始皇统一立国以后，迅速展开全国性的‘土地私有化’工作。

废除西周以来的‘井田制’，把所有政府机关，六国贵族名下的公共土地，迅速重新丈量，登记造册，卖给给私人地主。私人地主只要负税负役，就可以永久占有名下土地权利。

历史经验表明，公权力从来都是私有制文明的基础。中华民国五四运动，打倒公权力，中国私有制文明陷入倒退。这是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