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腐败史，问 @niububa 韩国是通过儒家反腐的么？
韩国反腐败“触目惊心”
3月11日，韩国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愤愤地说，“这种局面真令人不安。我们期盼稳定，因为稳定才是出路。”
卢武铉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寒，度过了求学难、求职更难的岁月后，1978年开始律师生涯后，曾免费为民众辩护，深得尊敬。1988年步入政坛后，主张反独裁，建新政，曾任政府海洋水产部长官，以“忠厚、讲信用、平易近人和平民形象”著称。甫一上任，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腐败一直是韩国政坛的一大“癌症”。历届政权无一不是打着“反腐清政”而走马上任的，然而却又都栽在“腐败”丑闻之下，卢武铉能否一扫旧弊，净化政坛，人们拭目以待。如今，卢武铉果然又栽到了“腐败”上！
追溯韩国的腐败与反腐之路，怎一个“触目惊心”了得！
韩国总统“反腐败”的失败历程
李承晚时期的腐败
这位深受韩国传统影响的老人谙熟传统政治中挑动下属派性斗争以保持政权平衡的伎俩，他的用人标准是“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就是忠不忠于李本人。在李承晚的统治下，“在整个官僚机构中，上级和下级都是以私人关系、私人忠诚为联系纽带，要么沆瀣一气，要么互相躲避。裙带关系、偏爱偏袒、背后攻击、密谋勾结、以及宗派斗争，几乎在每个官级官员的任命和提拔时都要喧闹一番。”
韩国的腐败是从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之后便立即开始的。此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批批运来，那些掌握了物资分配权的官员开始毫不犹豫地大肆贪污。朝鲜战争后拍卖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又给一大批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不贿赂政府官员，同官场没有密切的关系，想买到企业是不可能的。公开招标只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在韩国对日本人留下的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出售价格只有评估价的一半。
李承晚的官员们“成为肆无忌惮的剥削者。没有理想也没有道德顾忌的约束，他们的行为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纲领是高消费取向的。”李承晚政权对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责任感，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在李承晚统治十二年中，韩国经济没有任何起色，韩国人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
朴正熙将军的铁腕惩贪
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往往打下鲜明的国民性格烙印。
众所周知，韩国人性格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刚烈，另一个是性急。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成立军人政权，果断彻底地扭转了韩国政治走势，就不足为奇了。
朴正熙上台之后，宣布了两大誓言：一是发展经济，二就是“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重振颓废的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
朴正熙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官僚体系的大换班。由于对李承晚政权“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的深刻厌恶，新政权对旧政权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策。在政变后几周内，新政权逮捕和开除了一万七千名“腐化”的官员和二千名“腐败”的军官，以各种原因解雇了三万五千名旧的行政人员。军政府时期，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基本都是军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中83%以上是军人。在42个大的国有企业中，33个由退伍军人负责。
军人统治给韩国政治风气带来根本性变化。
朴正熙政变，给韩国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军人政府，而是科学的、理性化、深受西方影响的管理方式。在他们的带领下，韩国走上了一条严酷的、军事效率的经济发展高速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一条以牺牲政治发展为代价的专制性强制性的经济发展之路。
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是因为朴正熙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在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农村，对腐败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时期反腐败的理智行动里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冲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起了严厉的监查制度。中央设监查院，地方设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除了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1962年5月，对新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监察中，就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来不是一个大交际家，社会的盛大宴会对他的血液来说太奢华了；并且他尤其厌恶卑劣的沙龙政治活动。”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临小吃店，吃大众化食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
虽然铁腕治政，但腐败这个社会痼疾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正是朴正熙自己创立的政府强制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导致了巨大的腐败空间。官员权力的无所不在导致政府内部无法建立全面有效的制衡机制，而朴正熙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政治发展为代价的，社会反对力量的监督作用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民主社会拥有的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力量得不到发挥，所以，滋生腐败的土壤，与以前相比，更加丰厚了。腐败现象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不可辟免地在韩国社会重新蔓延开来，并且形式越来越多样，数额越来越巨大，从经济起飞前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巨贪巨霸。朴正熙掌权前五年，政治基本上是清明的，而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公职人员的腐败之风又重新抬头，官员经济违纪案件的数目每年以30%的速度迅速增长。
2002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在平壤会见了到访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左）。朴槿惠此次是应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的邀请，以韩国国会议员和未来联盟创党准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前来访问的。
面对这样的腐败态势，做为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朴正熙偏好，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打击。朴正熙希望能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清除腐败。
朴正熙的反腐败运动名称为“庶政刷新运动”。“庶政刷新”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各级政府部门都组织了专门的运动指导班子。运动覆盖了所有的政府部门，覆盖了所有的行政环节。运动对腐败的态度坚决彻底，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严历。它的打击对象既包括贪污受贿者，也包括“拥有豪华住宅者”，“有情妇者”，“不适合作官员的讨厌者”，甚至还包括了“喝咖啡者”和“不当日报销者”。并且实行株连政策，被查处的官员，其上级领导也被记过。
“庶政刷新”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清除了数万名素质较低的行政人员，并且永不复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肃正”，一九七七年一次就惩处行政人员51468人。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朴正熙的反腐败运动从方式上来说是传统的，人治的。但由于韩国人、具体地说是朴正熙的严厉、认真、强硬的个性，这个运动并没有走过场，而是不折不扣地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朴正熙政权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保持了政府机构的效率并使腐败之风未泛滥成灾，从而使中央的经济发展政策得到较好的推行。这应该说是韩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幸运的地方。但朴正熙不断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政治的专制色彩日益加强，结果使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并最终导致朴正熙本人被暗杀。
当然，做为一个拥有现代观念的军人，朴正熙不可能意识不到制度上的问题。这使得“庶政刷新”运动在强烈的人治色彩之下出现了区别于传统惩贪运动的两大特点，一个是改善了行政人员的生活福利条件，行政人员的工资提高了45%，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韩国官员薪酬过低的现象。另一个特点是进行了一些具体制度上的改革。结合清理腐败和不良的工作作风，韩国政府开始修订规章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规章制度中有1164项被重新审查，其中968项被修订，目的是收缩不必要的审批内容，方便国民。这些改革都是具体的、细微的，有人评论说：“在这些方案中的各种努力未展示什么重要的本质变化。但是，量的变化和日益转移的政策强调却是有意义的。”正是这两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特点，使“庶政刷新”运动在燎原烈火后留存了一些长期的成果，对韩国政治发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全斗焕和卢泰愚：腐败总统反腐败
朴正熙被刺后，继任的两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继续把反腐败做为最重要的行政目标之一。他们分别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和“新秩序、新生活”运动。但众所周知，这两位总统本身后来都被指控贪污并获重罪。他们推行的这两项运动与朴正熙的“庶政刷新”运动比起来，雷声大雨点小，形式多内容少，手段上思想教育多实际惩戒少。两位总统举办了各种教育培训班，比如以强调“公职纲纪，加强为公意识而进行的特别教育、单位教育、各部署教育等”。事实证明，这种颇具韩国特色的教化活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由于总统以及权力中心的一部人深深陷入腐败当中，他们就不敢真正采取有力措施打击腐败，所以这两个运动自然而然以失败告终，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形成了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奇怪现象。制度性腐败进一步发展，蔓延到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腐败最猖獗的时期。韩国频频出现的楼房倒塌、桥梁断裂等建筑工程质量事件，多是此时的建设项目。
金泳三：韩国反腐进入新阶段
1992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金泳三政权出现了。
金泳三知道民众对他的期盼。他把清除腐败宣布为执政第一任务，一上台就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
做为第一个民选总统，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推进制度反腐。就任总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先把自己和家属的全部财产公布于众。以此为起点，金泳三政府开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质性推行。
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这是被西方先进国家的行政经验证明行之效的，对腐败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反腐利器。韩国人当然早就认识到它的威力，也早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直到金泳三时代，它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真正进入实施。
早在一九六o年张勉政权时期，韩国政府就曾提出过财产登记法案，被议会通过后不久又被议会否决。一九六四年朴正熙政权又提出了公务员财产自愿申报指南，但只实施一次就被中断，原因是技术上过于烦琐，难于操作。一九八一年，全斗焕政权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则明确把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做为主要内容，为金泳三时代的实施打下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财产登记制度实施后必然带来政坛的巨大震荡，全斗焕政权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是对财产登记实施了非公开原则。而众所周知，做为一项阳光法案，如果不能把监督结果公开化，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果然，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五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推行的第二项制度性反腐措施是推行金融实名制。所谓金融实名制是指禁止在一切金融活动中使用假名。通过金融实名制，可以防止偷漏税，使地下经济表面化，使财产公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与财产公示制度一样，金融实名制也早就在韩国开始了尝试。全斗焕政权和卢泰愚政权都提出要实行金融实名制，并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最后却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不了了之。众所周知，金融实名制的实施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和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秩序混乱。金泳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通过国会审议，而以紧急命令形式，对非法资金进行突然袭击。他规定自1993年8月12日后，一切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实名交易。所有非实名资产必须在两个月内实名化，否则课以重税。
正是因为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才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1995年，金泳三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一审判决前总统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分别罚款2259亿韩元和2838亿韩元。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另外，他的反腐努力重点放在高级公务员身上，希望出现“正本清源”则下游迎刃而解的局面，但事实证明这一逻辑并不正确，中下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他任内并没有明显好转。
金大中：本人清廉儿子入狱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当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
3月11日，韩国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愤愤地说，“这种局面真令人不安。我们期盼稳定，因为稳定才是出路。”
卢武铉农民家庭出身，家境贫寒，度过了求学难、求职更难的岁月后，1978年开始律师生涯后，曾免费为民众辩护，深得尊敬。1988年步入政坛后，主张反独裁，建新政，曾任政府海洋水产部长官，以“忠厚、讲信用、平易近人和平民形象”著称。甫一上任，就有分析人士指出腐败一直是韩国政坛的一大“癌症”。历届政权无一不是打着“反腐清政”而走马上任的，然而却又都栽在“腐败”丑闻之下，卢武铉能否一扫旧弊，净化政坛，人们拭目以待。如今，卢武铉果然又栽到了“腐败”上！
追溯韩国的腐败与反腐之路，怎一个“触目惊心”了得！
韩国总统“反腐败”的失败历程
李承晚时期的腐败
这位深受韩国传统影响的老人谙熟传统政治中挑动下属派性斗争以保持政权平衡的伎俩，他的用人标准是“政治立场”，换句话说，就是忠不忠于李本人。在李承晚的统治下，“在整个官僚机构中，上级和下级都是以私人关系、私人忠诚为联系纽带，要么沆瀣一气，要么互相躲避。裙带关系、偏爱偏袒、背后攻击、密谋勾结、以及宗派斗争，几乎在每个官级官员的任命和提拔时都要喧闹一番。”
韩国的腐败是从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之后便立即开始的。此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批批运来，那些掌握了物资分配权的官员开始毫不犹豫地大肆贪污。朝鲜战争后拍卖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又给一大批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不贿赂政府官员，同官场没有密切的关系，想买到企业是不可能的。公开招标只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在韩国对日本人留下的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出售价格只有评估价的一半。
李承晚的官员们“成为肆无忌惮的剥削者。没有理想也没有道德顾忌的约束，他们的行为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纲领是高消费取向的。”李承晚政权对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责任感，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在李承晚统治十二年中，韩国经济没有任何起色，韩国人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
朴正熙将军的铁腕惩贪
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往往打下鲜明的国民性格烙印。
众所周知，韩国人性格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刚烈，另一个是性急。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成立军人政权，果断彻底地扭转了韩国政治走势，就不足为奇了。
朴正熙上台之后，宣布了两大誓言：一是发展经济，二就是“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重振颓废的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
朴正熙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官僚体系的大换班。由于对李承晚政权“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的深刻厌恶，新政权对旧政权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策。在政变后几周内，新政权逮捕和开除了一万七千名“腐化”的官员和二千名“腐败”的军官，以各种原因解雇了三万五千名旧的行政人员。军政府时期，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基本都是军人，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中83%以上是军人。在42个大的国有企业中，33个由退伍军人负责。
军人统治给韩国政治风气带来根本性变化。
朴正熙政变，给韩国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军人政府，而是科学的、理性化、深受西方影响的管理方式。在他们的带领下，韩国走上了一条严酷的、军事效率的经济发展高速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一条以牺牲政治发展为代价的专制性强制性的经济发展之路。
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是因为朴正熙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在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农村，对腐败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时期反腐败的理智行动里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冲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起了严厉的监查制度。中央设监查院，地方设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除了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1962年5月，对新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监察中，就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来不是一个大交际家，社会的盛大宴会对他的血液来说太奢华了；并且他尤其厌恶卑劣的沙龙政治活动。”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临小吃店，吃大众化食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
虽然铁腕治政，但腐败这个社会痼疾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正是朴正熙自己创立的政府强制性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导致了巨大的腐败空间。官员权力的无所不在导致政府内部无法建立全面有效的制衡机制，而朴正熙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政治发展为代价的，社会反对力量的监督作用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民主社会拥有的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力量得不到发挥，所以，滋生腐败的土壤，与以前相比，更加丰厚了。腐败现象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不可辟免地在韩国社会重新蔓延开来，并且形式越来越多样，数额越来越巨大，从经济起飞前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巨贪巨霸。朴正熙掌权前五年，政治基本上是清明的，而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公职人员的腐败之风又重新抬头，官员经济违纪案件的数目每年以30%的速度迅速增长。
2002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在平壤会见了到访的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左）。朴槿惠此次是应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的邀请，以韩国国会议员和未来联盟创党准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前来访问的。
面对这样的腐败态势，做为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朴正熙偏好，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打击。朴正熙希望能通过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清除腐败。
朴正熙的反腐败运动名称为“庶政刷新运动”。“庶政刷新”运动是由中央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各级政府部门都组织了专门的运动指导班子。运动覆盖了所有的政府部门，覆盖了所有的行政环节。运动对腐败的态度坚决彻底，甚至可以说是苛刻严历。它的打击对象既包括贪污受贿者，也包括“拥有豪华住宅者”，“有情妇者”，“不适合作官员的讨厌者”，甚至还包括了“喝咖啡者”和“不当日报销者”。并且实行株连政策，被查处的官员，其上级领导也被记过。
“庶政刷新”运动最直接的成果是清除了数万名素质较低的行政人员，并且永不复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肃正”，一九七七年一次就惩处行政人员51468人。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朴正熙的反腐败运动从方式上来说是传统的，人治的。但由于韩国人、具体地说是朴正熙的严厉、认真、强硬的个性，这个运动并没有走过场，而是不折不扣地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朴正熙政权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保持了政府机构的效率并使腐败之风未泛滥成灾，从而使中央的经济发展政策得到较好的推行。这应该说是韩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幸运的地方。但朴正熙不断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政治的专制色彩日益加强，结果使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并最终导致朴正熙本人被暗杀。
当然，做为一个拥有现代观念的军人，朴正熙不可能意识不到制度上的问题。这使得“庶政刷新”运动在强烈的人治色彩之下出现了区别于传统惩贪运动的两大特点，一个是改善了行政人员的生活福利条件，行政人员的工资提高了45%，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韩国官员薪酬过低的现象。另一个特点是进行了一些具体制度上的改革。结合清理腐败和不良的工作作风，韩国政府开始修订规章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规章制度中有1164项被重新审查，其中968项被修订，目的是收缩不必要的审批内容，方便国民。这些改革都是具体的、细微的，有人评论说：“在这些方案中的各种努力未展示什么重要的本质变化。但是，量的变化和日益转移的政策强调却是有意义的。”正是这两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特点，使“庶政刷新”运动在燎原烈火后留存了一些长期的成果，对韩国政治发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全斗焕和卢泰愚：腐败总统反腐败
朴正熙被刺后，继任的两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都继续把反腐败做为最重要的行政目标之一。他们分别发起了“社会净化”运动和“新秩序、新生活”运动。但众所周知，这两位总统本身后来都被指控贪污并获重罪。他们推行的这两项运动与朴正熙的“庶政刷新”运动比起来，雷声大雨点小，形式多内容少，手段上思想教育多实际惩戒少。两位总统举办了各种教育培训班，比如以强调“公职纲纪，加强为公意识而进行的特别教育、单位教育、各部署教育等”。事实证明，这种颇具韩国特色的教化活动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由于总统以及权力中心的一部人深深陷入腐败当中，他们就不敢真正采取有力措施打击腐败，所以这两个运动自然而然以失败告终，从而进一步恶化了社会风气，形成了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奇怪现象。制度性腐败进一步发展，蔓延到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腐败最猖獗的时期。韩国频频出现的楼房倒塌、桥梁断裂等建筑工程质量事件，多是此时的建设项目。
金泳三：韩国反腐进入新阶段
1992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权金泳三政权出现了。
金泳三知道民众对他的期盼。他把清除腐败宣布为执政第一任务，一上台就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
做为第一个民选总统，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推进制度反腐。就任总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先把自己和家属的全部财产公布于众。以此为起点，金泳三政府开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质性推行。
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这是被西方先进国家的行政经验证明行之效的，对腐败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反腐利器。韩国人当然早就认识到它的威力，也早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直到金泳三时代，它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真正进入实施。
早在一九六o年张勉政权时期，韩国政府就曾提出过财产登记法案，被议会通过后不久又被议会否决。一九六四年朴正熙政权又提出了公务员财产自愿申报指南，但只实施一次就被中断，原因是技术上过于烦琐，难于操作。一九八一年，全斗焕政权制定的《公务人员伦理法》则明确把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做为主要内容，为金泳三时代的实施打下了法律基础。但是，由于财产登记制度实施后必然带来政坛的巨大震荡，全斗焕政权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是对财产登记实施了非公开原则。而众所周知，做为一项阳光法案，如果不能把监督结果公开化，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金泳三以巨大的勇气拉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他于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
果然，这枚重磅反腐炸弹的拉响，首先伤及了金泳三政权自身。
在高级公务员第一次财产公开后，金泳三政权的两个部长和汉城市市长即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同时，执政党议员与在野党议员在富裕程度上的明显差距被一目了然地揭示出来。执政党议员平均财产为25亿韩元，而在野党议员则为14亿。拥有100亿韩元以上财产的议员有8名，比在野党多了6名。
这一结果引起了声势浩大的调查，执政党内设立了财产公开真相了解特别委员会。调查的结果是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五名高级官员被免职，10人受到其他处分，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
虽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但阳光法案的实施确实对韩国政坛的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金泳三推行的第二项制度性反腐措施是推行金融实名制。所谓金融实名制是指禁止在一切金融活动中使用假名。通过金融实名制，可以防止偷漏税，使地下经济表面化，使财产公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与财产公示制度一样，金融实名制也早就在韩国开始了尝试。全斗焕政权和卢泰愚政权都提出要实行金融实名制，并为此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最后却都因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反对不了了之。众所周知，金融实名制的实施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震荡和一定时期内的经济秩序混乱。金泳三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通过国会审议，而以紧急命令形式，对非法资金进行突然袭击。他规定自1993年8月12日后，一切金融交易都必须实行实名交易。所有非实名资产必须在两个月内实名化，否则课以重税。
正是因为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才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1995年，金泳三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一审判决前总统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分别罚款2259亿韩元和2838亿韩元。
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在韩国前无古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受伤害最重的是他自己。虽然金泳三在反腐中强调“清理上水”，即强调“上梁正”，并且他本人也确实做到了清正廉洁，生活非常简朴，但是他却终还是被韩国根深蒂固的腐败病所击倒：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因腐败而被拘留，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金泳三的悲剧有力地证明韩国社会的腐败是何等难以根治。另外，他的反腐努力重点放在高级公务员身上，希望出现“正本清源”则下游迎刃而解的局面，但事实证明这一逻辑并不正确，中下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他任内并没有明显好转。
金大中：本人清廉儿子入狱
好在韩国人是以意志坚强闻名的，在金泳三因反腐伤及自身之后，继任的金大中并没有因此而稍停反腐的脚步。他继续在制度性反腐建设上投入巨大努力。他倡导制定了《防止腐败法案》，进一步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他创造性地把市民团体纳入反腐败力量之中，鼓励市民对反腐的参与程度，一定数量的市民可以联名向上级机关申请监察。他强调中下级公务员腐败的清除，而不是只把眼光盯在高级官员，因为事实证明，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严重、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
金大中的反腐措施收效显著。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共搜查了2246名腐败嫌犯，拘留810名。美国商务部在2000年发布的一份关于评价各国履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防止贿赂议定书》的状况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反腐败所作的努力，并介绍说，韩国是模范成员国之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韩国总统的反腐成果最终总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虽然金大中本人是清廉的，并且他把前总统金泳三的儿子送进监狱，但是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同样因为腐败而锒当入狱。次子金弘业受贿48亿韩元和逃税，被判入狱2年；三子金弘杰被控受贿35亿韩元，也被判入狱2年。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为儿子的丑闻，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唯一令人口服心服的是，他们都是在金大中执政期间被指控被判刑。
事实又一次证明韩国人要走的反腐之路是漫长的，不过韩国人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不屈服的意志。据《检查日报》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高级官员于2003年3月2日透露，为了防止卢武铉总统的亲属圈与腐败现象在染，有关方面将对总统的所有远近亲属实施24小时的监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