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术不端之一例

马克思学术不端之一例

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学术不端的行为,对于马克思在某些时候的学术不端,我们大可不必对其三缄其口,搞所谓的“为尊者讳”!学术作为求真的工具,本来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指出马克思某些时候的学术不端,不仅能帮助我们纠正认识上的错误,使我们认识到真正正确的东西,同时更能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而或简单或粗暴的“为尊者讳”,只是一种有意无意地干涉学术自由的错误行为,表面看维护了权威的地位,实际上却增加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以至于殃及人们对其正确的理论的理解和学习。

马克思的学术不端,对其来说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这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尽管巴枯宁评价马克思“虚荣、奸诈、阴郁”,但是,这些特点是否真实,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是否就表现出了巴枯宁所说的马克思虚荣奸诈阴郁的特点,这些都不影响本文对马克思的判断,即马克思在他的个别文章,比如本文讨论的文章《政治冷淡主义》中,确实出现了学术不端的行为。当然,我们还要重复刚才说过的话,马克思的学术不端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之讨论,只是马克思在个别文章中的学术不端,这种学术不端,对马克思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性的,做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我们对该问题作深入探讨以前,我们应该可以肯定,个别研究文章中的学术不端,对于马克思来说,的确存在。

《政治冷淡主义》一文是马克思应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文章阐述了工人阶级参与政治斗争的意义,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由比尼亚米从法文译为意大利文,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很好地暴露了马克思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学术不端。马克思在该文中,批判了一些所谓的他眼里的“政治冷淡那主义者”——不仅包括普鲁东及其弟子,还包括“第一批社会主义着,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说这些人极力谴责无产阶级进行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发动,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捍卫资产阶级的竞争,让无产阶级继续过非人的生活。
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时,已经五十四岁了,他的大作《资本论》也已经发表了,可以说,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而一个成熟严谨的学者,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严谨的、严肃的和规范的。但,恰恰相反,《政治冷淡主义》中,马克思就没有表现出其作为一个大学者的风度,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学术不端,而这种学术不端,竟是从马克思在该文中对出版于1839年的一部著作的批评体现出来的。

在《政治冷淡主义》中,马克思说:“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的书。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补救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社会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依附于这种状态,并使对立进一步尖锐化”。

马克思在文章的结尾还说:“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
就是这两段话,充分暴露了马克思的在该文写作过程中的学术不端。马克思在该文中,对布雷及其作品的评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写作不严谨、写作疏忽的范畴,而进入到了歪曲作者愿意,对作者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而对作者进行污蔑的境地。一个成熟的大学者,竟为了自己的文章和观点,对其他作者的尤其是出版于1839年的著作,做出不符合事实的评价,甚至肆意歪曲,这样的行为,如果说是出自于无意,那是说服不了善良的人们的。作为一个饱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著作,博览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了人类是历史上三大优秀精神成果的马克思,如果说连一个普通的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都无法正确理解,这怎么能让人信服!我们说,马克思是能准确地把握布雷著作的实质的,但是,马克思歪曲了它,并且恶意的攻击了作者。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马克思对布雷的著作的评价是断章取义,是恶意歪曲?很简单,只要我们看一下,马克思所引用的布雷著作的原文即可。我们甚至不必看布雷的整部著作,我们就会看出马克思在对待布雷问题上的学术不端。

布雷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现译为《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作者“布雷”现译为“约翰勃雷”,该书译文由商务印书馆在1959年发行第一版,2012年4月发行第七版。从1959年到2012年这40多年间,并未看到有人质疑马克思对布雷的评价,也未看到有人为布雷抱不平,个中缘由,令人思忖。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是把勃雷看做政治冷淡主义,反对工人的现实的政治斗争,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反面角色来看待的。而这,绝对是马克思对约翰勃雷的污蔑。真正的约翰勃雷,是一个积极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绝不是马克思说的“他尖刻地批评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而目的只是“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

就拿马克思说的“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补救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的这一章来看,这一章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中是第七章《现在所坚持的各种救治方案的无效》。在本章中,约翰勃雷,从表面看,是批评了英国当时无产阶级的一些政治行动,他说“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已经身受各种迫害与重担正像我们所讨论的一样;并且为得要改善这种状况,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救治方案提出过了并且也实施过了。但是一切的结果,或者是完全失败,或者是只能局部地和暂时地有了一点成功。联合王国的人民已经尝试过种种社会的救治和种种政治的救治了——地方的种种救治和中央的种种救治:他们曾加入了各种互助会,各种行业的工会,和各种政治会社——他们曾在他们自己之间组织了各种社团,其成员人数与财产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一个一个的计划,或者已被放弃,或者又重新换上在前一代所抛弃了的计划”。

但是,约翰勃雷说这话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论到这些救治方法,它们都是犯了一个毛病——都是盲目地和不加思索地企图要去掉结果,同时对于原因却又任其存在,好像是神圣不可侵犯似的。这好比是一条大船里有了一个漏隙;并且一切的补救方法都不是根本的办法,都是只顾将流入的水弄出去,却没有将漏进水来的孔隙塞住。世上也真有头脑那样简单的人,他们对于事物的关系和性质,知道得这样肤浅,甚至只是高谈结果何在——不谈漏隙要不要塞住,只谈如何倒水出去,还是每次在一定时间内倒出一桶水好呢,还是在同一时间内倒出两个半桶的水好呢。”
而勃雷为什么说,这些救治方法,只考虑到了结果而不考虑原因呢?勃雷说:“各种政治社团为得劳动阶级的利益,已经常常组织起来为他们争取ZF的改革,可是并没有做到什么可以替大众人民消除贫困或增加享受,使他们的情况得到改善。只为得单纯政治变革的主要辩护人,其中大多数是抱着有关人的天性及其需要和能力的狭隘偏面的见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只不过是如此——只包含一个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和一个压迫别人的统治阶级。他们似乎是不会想到人类社会之所以组成,并不像他们所能看到的一样;所以他们的一切救治方法,只不过是照顾到劳动阶级情况的局部改善,但是劳动阶级还只能作为一个劳动阶级而论——一个自认他们的命运是由无可更改的必然之理所注定了,只能做别的阶级的仆人或奴隶的阶级。因此,以往所寻求的和找到了的一切政治改革,必然是不能消除劳动阶级所痛声疾呼的所受的压迫与贬抑,因为这种改革并没有找到这一劳动阶级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以及要使这一阶级受压迫和受贬抑的原因。

倘使先前的政治家们,在他们为以富翁资格的富翁和以贫民资格的贫民立法的时候,能够考虑到怎样有些人会成为富翁而有些人却成为贫民,怎样一个阶级是一代一代的苦干下去而不能多有一点财富,而别的阶级一代一代的只知吃,喝和作乐而不减少一点财富,那么今天的人民,恐怕是能生活得还要好得多了。劳动人民所受的真正祸害,亦即他们所欲解脱的祸害,就是他们的永不止息的劳役以及他们的贫困和为得获取财富而加于他们身上的压迫;因为这种弊害是整体的,亦即不能分开的,ZF部分的弊害不但是由社会部分的弊害而来的并且也是由它决定的。我们已经明明白白的指出这种劳役和贫困与ZF的形式是不相干的——这是因为劳动的不平等和交换的不平等的缘故——所以不是任何ZF的改革就能去掉病根的。”

分析勃雷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勃雷之所以批评工人的政治运动,批评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改革措施,说他们只看到结果而看不到原因,只是因为,这些活动不能改变无产阶级的根本地位,所有的立法都是在加强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地位,所有的立法,都只是分别为不同的阶级立法,而不是为所有人立法,而不是让无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所提高。这些改革和运动,“它们将影响现在构成社会的各阶级的相对地位,但是并没有改正来自这种阶级分划的祸害——生产是在杂乱的和时常改变的设施中进行——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阶级和提高那一阶级,并且使社会成为专横和憎恨的温床”。约翰勃雷绝不是像马克思说的,在无原则地批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

勃雷明确地说;:“各种的事实和各方的考虑,就清清楚楚地证明,此后我们要决定的问题,当然就必须如此:还是我们要改革制度呢,还是不要什么改革呢?——联合王国的劳动阶级,还是要努力争取一种社会改革呢,还是只要争取一种毫无所用的ZF呢?——他们还是老在结果上摸索呢,还是一下子就打中原因呢?——还是他们要完全破坏现在的制度,并且立即去掉一切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不良的ZF呢,还是他们要用连续不止的ZF改革,却是仅能改变ZF的外观和更换这一绝大祸害的形式,而对于祸害的实质却仍原封不动地听其存在,甚至对于这种祸害的实质所能产生的各种苦痛和罪恶,亦不去减轻其严重性呢?不平等的条件乃是一切社会病症与ZF罪恶的产生者;并且只有交换的平等,才能将不平等的条件消除,才能将权利的平等带给一切的人,同时还替他们将它保存起来”。勃雷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凡是搞政治的人和搞工会的人所争取的一切变革,必须干预现存的社会设施才能发生效力,而且就这样地在事实上就成为社会的变革了。”约翰勃雷提出生产者阶级的任务标就是:完全破坏现在的制度,并且立即去掉一切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不良的ZF,建立“一个财产共有,劳动普及,平等交换”的社会!

勃雷是因为其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没有根本改革无产阶级的地位而批评这些运动的无效的,这一点,其时,和马克思的观点绝对有一致的地方,马克思不是一样提倡无产阶级要成为统治阶级,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吗?作为早于马克思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勃雷的观点,可以说,其实是为马克思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思路,也可以说,是为无产阶级提供彻底解放的思路。深入阅读勃雷的著作,我们可以说,勃雷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贡献,不亚于马克思!

既然,勃雷不是无原则的批评工人运动,不是为了维护剥削者的利益,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诋毁勃雷,做出学术不端的行为呢?不揣谫陋,个人认为,马克思诋毁勃雷的原因,就在于,勃雷很早就批判了马克思所鼓吹的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并指出了暴力革命的无效。而暴力革命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不容批判的,因为,没有暴力革命,就不会有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为了自己的理论的实现,诋毁一个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想,把这样的想法加于马克思,似乎有些牵强了,可是,我们又拿不出更为合适的理由,毕竟,一个严谨的思想家和学者,要犯马克思这样的错误,又的确让人感到诧异和不可能!

勃雷是如何批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呢?勃雷在该书第八章《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和《结语》中,有这样的几段精彩论述,颇发人深省,如果,把勃雷的话和现实联系起来,就更会让我们看到勃雷的先见之明,而这勃雷对暴力革命结果的论述,恰恰是马克思所没有意识到的,甚或故意回避的。在对暴力革命的论述上,我们说,勃雷的见识远远高于马克思。

勃雷在《一种社会制度的必要特征》中说:“一切这些有关人类品性以及环境对于人类品性的影响的探讨,就明明指出了现在社会各阶级的习惯与偏见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尊敬和轻视的感觉,都是由于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与另一阶级相比以及围着每一阶级的不同情况所产生的。所以这是必然之理,亦是普遍的经验所已经证明了的——倘使各阶级的人的地位与处境都是颠倒过来,他们的品性也都要改变过来的,并且今天的匍匐屈膝的奴才就会变成明天的惟我独尊的暴君。一切的人都是由一种物质和一种性质所形成的。他们是由现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划分为贫富两个阶级——造成暴君与奴隶。这种贫富阶级的划分之所以能够保持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富有的阶级是有了较优美的心身品质,而是因为双方的交换是不平等的。

历史对我们指出人在掌握有关他的生存和幸福的各种情况上的功绩,真是微乎其微,他是已经这样可怜地犯了罪且受了苦。他一直是盲目地毁坏了财富并且使他的同伴流了血,推其原因,只是因为他的同伴所感所想的也正会与他自己——倘使他的地位和他所受的影响是与他的同伴一样的——所将感到的与想到的一样。这种必须铲除的对于任何人的横暴和迫害,并不是存在在人的身上,而是存在在制度之中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倘使一个徒有其表的革命,推翻了专制政体,而对于专制政体之所由起的社会制度,却是原封不动,那么这一种革命所做到的和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将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阶级罢了;因为后者仍旧是像前者一样,其所受的影响亦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使这一个表面上似乎是破坏了的暴虐政治又再复活起来。倘使要彻底毁坏每一种专制政体和暴虐政治,就必须先行毁掉这种暴虐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个友爱之邦的范围是能从家族与朋友推广到国家与整个世界的。不过那些将人对人的友爱限制在一个阶级的小圈子里面的社会制度,是必须先行去除干净的——并且只有将各种社会设施完全根据权利平等的广大原则,一一都建立起来,才能完成以上的一切使命”。

勃雷的本段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暴力革命后,假若无产阶级的地位不改变,或者创产生了一个新阶级,“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阶级和提高那一阶级”,那么,暴力革命后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专制社会,仍然是一个无产阶级受到欺压的社会,仍然是一个成为“专横和憎恨的温床”的社会。因此,勃雷告诫那些无产阶级:“倘使有人告诉生产者们去想法夺取政权——去争取这一种或那一种ZF措施——他就应该向一切要领导他的人打听打听:“这一变革会减轻我的劳役么,会增加我的享受么,会增多我的独立么,会担保我的工作和报酬一直到老么,并且还会维持我舒舒服服地一直到死么?”我们之所以要求变革,无非就是要得到这一切罢了,并且凡是与此相反的情形,亦就是我们所要去救治的”。而假如夺去了政权后,生产者阶级的一切如故,那么,这样的暴力革命,绝对没有什么意义,对生产者来说,只能是带来无谓的牺牲和更大的损害!

因此,约翰勃雷说他赞成说服的办法,不同意暴力革命,他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可以有二种方法来完成单纯的ZF改革:第一是用说服的方法,第二是用强迫的方法。要使人民革命能有成效,总是要先行说服,然后方可继之以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建业而不能长期守成。在人民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固然是可以劝导他们或强迫他们服从专制政治。在他们略有这种知识或者了解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时,他们就很有可能要推翻他们的ZF了;但是,倘使他们是这样地成功了的话,他们几乎一定要失掉他们的一切胜利成果的。只是在有关原理的知识广泛地传播开了以后,并且要求改革的欲望也像这种知识普及了以后所将要求的一样,那么这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并且也没有一种与人民大众的力量相对抗和相敌对的力量,能够存在得这样长久了。

但是,受压迫的人的力量,在它与压迫者的力量交锋的时候,固然是所向无敌的,可是在已往的记录里边,竟没有一言一语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曾经得到过他们的力量替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成果。他们所已经做过了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他们所推倒的东西的碎块断片,将一种改头换面的暴政又建立起来;并且只要他们对于不平等交换的原则和一切暴政由以产生的不平等情况一天置之不顾和不加约束,那么他们的一切努力,或者是诉诸武力,或者是一时破坏专制的ZF,就将一天不能推动真正自由的前进。正确的救治方案的成立,并不在于一个ZF的破坏,而是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毁灭;所以我们将要利用的正确工具是理性而不是暴力——是信服而不是强迫——是收购而不是抢劫——是有系统地应用一切联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无纪律的乱动”。

反对暴力革命的勃雷和后来者马克思的观点可谓是针锋相对,而一味提倡暴力革命的马克思,是否没有注意到,不能改变阶级地位的暴力革命,对生产者阶级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主人,而没有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命运?尽管马克思说要消灭阶级差别,可是,利用暴力革命,消灭的只是旧的阶级,并不能消灭阶级本身和阶级差别!在是否用暴力革命来改变无产阶级地位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见识远远低于约翰勃雷!

当然,约翰勃雷的理论也有其不足,和马克思一样,他也只是笼统地提出要实行劳动普及和财产共有,但是,在财产共有的情况下,社会如何运转,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措施,就像马克思,只是说要搞计划经济,官员民主选举,人民当家做主,可是计划经济具体如何操作,官员如何民主选举,无产阶级是如何体现其统治者的地位,马克思同样语焉不详!

尽管约翰勃雷有着许多不足,但是,他绝对不是马克思多说的政治冷淡主义者,也绝非是替剥削者说话,维护剥削者利益的人,马克思对布雷及其思想的批评,用诋毁来定义,绝不为过!而马克思在其文《政治冷淡主义》中的学术不端,绝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能迷信权威,同是,也更可提醒我们注意,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

当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探讨马克思的学品格到底如何?是不是就如我们平日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瑕!

楼主 孟子的学生  发布于 2018-05-17 11:14:44 +0800 CST  

楼主:孟子的学生

字数:7510

发表时间:2018-05-17 19:14:44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6-20 23:57:31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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