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的“保皇党”理论(转载)
张宏良的“保皇党”理论
——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高居矛同志出生于工人家庭，是66年国家培养又红又专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熟读《资本论》，在80年代改开初期参与中央重大经济课题研究，为中央领导提供重要经济决策。90年代看破红尘隐居至今，现主要作理论研究。
高居矛
(2010年6月5日)
目录
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二、“保皇党”理论的欺骗性
三、缺失品格的忽悠
四、解读现代“宋江”
附：张宏良的原文
前几天，我刚写了篇《张宏良的幻想——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批驳了张宏良的改良主义思想，我本以为张宏良只是有些糊涂认识。今天看到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才明白张宏良的改良主义立场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才看清他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党”，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皇党”理论！“保皇党”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意识比较鲜明，反对汉奸卖国贼态度坚决，但故意混淆皇族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对立，善于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千方百计维持现存的制度来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反动性往往被“爱国主义”的民族大义所掩饰，因此，“保皇党”颇能迷惑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我从07年开始看张宏良的文章就发现他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出于他是在宣传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精神可嘉，而且大敌当前，左派需要团结一致对付资产阶级的极右势力，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写点什么。但是，随着张宏良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他的“保皇党”思想的危害性也越来越明显。张宏良也不再羞羞答答流露自己的“保皇党”思想，而是大张旗鼓地鼓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更是赤裸裸地宣扬这种反动思想。对此，我不得不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以正视听！
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以写历史为名隐喻现实的文章，写的是中国历史，通过展现宰相的作用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展现历史人物？如何揭示发展规律历史？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写法。为此，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但是，历史的真相毕竟只有一个，只有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才是真理！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总根子就是私有制和剥削！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复较量的斗争史，这种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根子就在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
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均田地”、重新瓜分土地。农民起义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只是为了“均贫富”，改善生活、过好日子，从不消灭土地私有制。结果又重新出现新一轮的两极分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然后土地兼并，产生新的地主阶级，出现新的阶级对立，矛盾激化到一定阶段，又爆发新的农民起义，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形成封建社会“周期律”的发展史。这种“周期律”的根子，归根结底是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消灭过土地私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后就完事了。不消灭土地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不消灭封建剥削，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就必然要循环下去！这便是封建王朝反复更替的历史真相！
当然，每个王朝的更替过程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形式，但终究是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最后结果！在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引起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过程，又与各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旧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如果因奸臣贼子的宰相的作为导致了旧王朝的最后覆没，那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才是王朝更替的决定因素！因此，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只有从土地私有制、封建剥削作为切入点，把握两大阶级生死博斗的核心，才能正确揭示封建社会王朝更替的真相和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评估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如果违背这个历史观去观察历史、解释历史，必然会被错综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得出主观臆断的荒谬结论。
(二)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案例。
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故意夸大宰相的个人作用，伪造宰相决定王朝兴亡的“事实”，完全曲解了2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他以先声夺主的方式，一开篇就把自己编造的历史“事实”强加于读者：“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然后，他主观臆断了一个“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结论，还把自己臆断的谬论强加到中国老百姓身上，胡说这是“中国老百姓”概括出来的“一条历史铁律”。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八大朝代究竟是怎么灭亡的？已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难道真是张宏良说的全系“一相”所为？拉倒吧！奉劝张宏良不要不懂装懂出丑了！八大朝代兴衰的问题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展开辩驳。我仅从他这篇文章的跟贴中，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对张宏良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说的都很客气，很给张宏良面子。如：“张先生，什么意思？请明示”、“张教授想表达什么意思?有些论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完全赞同张先生的观点”、“崇祯非明主，张老先生勿为之惋惜”、“如此评价崇祯皇帝，那么李自成不就成了乱贼了？”、“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这两个数据不敢苟同。晚辈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
张宏良可以自娱自乐地妄论历史，但想蒙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办不到！
(三)张宏良之所以无限夸大宰相的历史作用，目的是为后面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铺垫，为此，他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基本理论，却自作聪明地编造历史“事实”。
他杜撰了中国封建社会四种权力的格局及其相互的关系：“宰相作为官权代表”“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这些胡言乱语，令人不能不质疑张教授：官权与皇权真的是分离的吗？是对立的吗？能分离吗？皇权包融了民权吗？民众与皇家是一体的吗？如果民权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那老百姓争取民权岂不成了无事生非的瞎胡闹吗？张宏良如此荒谬地解释中国历史，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恐怕任何一个反动历史学家都是不敢这样说的！张宏良的这种“高论”，简直就象“芙蓉姐姐”的S表演！真是：无知者无畏也！佩服、佩服！
不妨解读一下张宏良的这番“高论”，他的意思是说：
(1)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和皇室是“家天下”的一家人，皇帝并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只有官权集团才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代表，官权集团与皇室和老百姓是对立的，皇权与民权是一体的，皇权是老百姓反抗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评：这种“阶级分析”哪有一丝一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皇权与官权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但张宏良却把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上升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反而把皇权和老百姓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说成是“一致”的，老百姓与皇室竟然成了“一家人”！老百姓保皇权就也成了保民权、保自己，荒唐透顶！这完全为了给他“只反官权、不反皇帝”的反动思想胡乱编造理由！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官权如此可恶，皇帝何不直接废了官权，让“自家人”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岂不更好？)
(2)老百姓造反从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即使反皇帝，也只反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来代替无道昏君，绝没有反对皇权本身。(评：反皇帝本身就是反皇权，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正是封建社会反皇权的具体形式，否则也就不称其为封建社会了。难道老百姓造反推翻旧皇帝，要自己当总统才叫“反皇权本身”？皇帝是皇权的人格代表，皇权要通过皇帝才能体现，反皇帝怎么不是反皇权本身呢？张宏良故弄玄虚玩弄概念，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弄巧成拙！)
(4)皇帝千万不能反，“失去皇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 (评：中国封建社会在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中循环，是两大阶级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张宏良统统把它归结为是皇权的存失问题，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皇权决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完全是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浅薄之见！用失去皇权的“恐怖”来吓唬民众、胡诌民众只能依赖皇权生存，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与“工人要靠资本家来养活”如同一辙，张宏良为统治阶级充当辩护士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
高居矛同志出生于工人家庭，是66年国家培养又红又专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熟读《资本论》，在80年代改开初期参与中央重大经济课题研究，为中央领导提供重要经济决策。90年代看破红尘隐居至今，现主要作理论研究。
高居矛
(2010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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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二、“保皇党”理论的欺骗性
三、缺失品格的忽悠
四、解读现代“宋江”
附：张宏良的原文
前几天，我刚写了篇《张宏良的幻想——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批驳了张宏良的改良主义思想，我本以为张宏良只是有些糊涂认识。今天看到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才明白张宏良的改良主义立场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才看清他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保皇党”，而且自成体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皇党”理论！“保皇党”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意识比较鲜明，反对汉奸卖国贼态度坚决，但故意混淆皇族利益和民众利益的对立，善于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千方百计维持现存的制度来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反动性往往被“爱国主义”的民族大义所掩饰，因此，“保皇党”颇能迷惑民众，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我从07年开始看张宏良的文章就发现他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问题，出于他是在宣传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精神可嘉，而且大敌当前，左派需要团结一致对付资产阶级的极右势力，所以，我一直没有对他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思想写点什么。但是，随着张宏良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他的“保皇党”思想的危害性也越来越明显。张宏良也不再羞羞答答流露自己的“保皇党”思想，而是大张旗鼓地鼓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观点，《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更是赤裸裸地宣扬这种反动思想。对此，我不得不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以正视听！
一、“保皇党”思想的反动性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以写历史为名隐喻现实的文章，写的是中国历史，通过展现宰相的作用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
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展现历史人物？如何揭示发展规律历史？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写法。为此，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但是，历史的真相毕竟只有一个，只有准确反映历史真相的才是真理！
(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总根子就是私有制和剥削！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复较量的斗争史，这种阶级斗争的起源和根子就在土地私有制和封建剥削！
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为了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行“均田地”、重新瓜分土地。农民起义打倒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只是为了“均贫富”，改善生活、过好日子，从不消灭土地私有制。结果又重新出现新一轮的两极分化、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然后土地兼并，产生新的地主阶级，出现新的阶级对立，矛盾激化到一定阶段，又爆发新的农民起义，如此周而复始地循环，形成封建社会“周期律”的发展史。这种“周期律”的根子，归根结底是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消灭过土地私有制，重新分配土地后就完事了。不消灭土地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不消灭封建剥削，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就必然要循环下去！这便是封建王朝反复更替的历史真相！
当然，每个王朝的更替过程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形式，但终究是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最后结果！在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矛盾激化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引起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过程，又与各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位高权重的宰相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旧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如果因奸臣贼子的宰相的作为导致了旧王朝的最后覆没，那也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倒骆驼的问题，决不是什么“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才是王朝更替的决定因素！因此，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只有从土地私有制、封建剥削作为切入点，把握两大阶级生死博斗的核心，才能正确揭示封建社会王朝更替的真相和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评估历史人物的个人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如果违背这个历史观去观察历史、解释历史，必然会被错综复杂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得出主观臆断的荒谬结论。
(二)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案例。
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故意夸大宰相的个人作用，伪造宰相决定王朝兴亡的“事实”，完全曲解了2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
他以先声夺主的方式，一开篇就把自己编造的历史“事实”强加于读者：“秦朝亡于宰相赵高；汉朝亡于宰相曹操；隋朝亡于宰相王世充；唐朝亡于宰相朱温；宋朝亡于宰相秦桧等；元朝亡于宰相哈麻；明朝亡于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魏忠贤；清朝亡于宰相李鸿章”、“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八大朝代，竟无一例外地全部亡于宰相”、“宰相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历史关键”。然后，他主观臆断了一个“国之治，宰相贤，国之乱，宰相奸”的结论，还把自己臆断的谬论强加到中国老百姓身上，胡说这是“中国老百姓”概括出来的“一条历史铁律”。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八大朝代究竟是怎么灭亡的？已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难道真是张宏良说的全系“一相”所为？拉倒吧！奉劝张宏良不要不懂装懂出丑了！八大朝代兴衰的问题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展开辩驳。我仅从他这篇文章的跟贴中，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对张宏良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说的都很客气，很给张宏良面子。如：“张先生，什么意思？请明示”、“张教授想表达什么意思?有些论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完全赞同张先生的观点”、“崇祯非明主，张老先生勿为之惋惜”、“如此评价崇祯皇帝，那么李自成不就成了乱贼了？”、“当初蒙古灭宋，被屠杀的汉族人超过百分之七十；后来满清入关，被屠杀的汉族人又超过百分之七十。这两个数据不敢苟同。晚辈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矛盾本质上还是阶级矛盾”……
张宏良可以自娱自乐地妄论历史，但想蒙骗了解历史真相的人，办不到！
(三)张宏良之所以无限夸大宰相的历史作用，目的是为后面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铺垫，为此，他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基本理论，却自作聪明地编造历史“事实”。
他杜撰了中国封建社会四种权力的格局及其相互的关系：“宰相作为官权代表”“是由官权与皇权相分离以及与民权相对立的矛盾性质决定的”、“民权则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官权集团对下与民众的矛盾和对上与皇家的矛盾，在客观上把民众与皇家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基础”、“皇权成为民众抗衡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民众造反往往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历史根源。即便是反皇帝，也只是反对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而绝不反对皇权本身”、“失去皇权中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皇权和维护统一”、“从宋江、岳飞，到后来的左宗棠以及国民党诸多抗日名将，这些人几乎无一不是镇压革命和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可是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记恨他们，还真诚地歌颂他们纪念他们。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民族大义”……
这些胡言乱语，令人不能不质疑张教授：官权与皇权真的是分离的吗？是对立的吗？能分离吗？皇权包融了民权吗？民众与皇家是一体的吗？如果民权完全融化在皇权之中，那老百姓争取民权岂不成了无事生非的瞎胡闹吗？张宏良如此荒谬地解释中国历史，彻底颠覆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恐怕任何一个反动历史学家都是不敢这样说的！张宏良的这种“高论”，简直就象“芙蓉姐姐”的S表演！真是：无知者无畏也！佩服、佩服！
不妨解读一下张宏良的这番“高论”，他的意思是说：
(1)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和皇室是“家天下”的一家人，皇帝并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只有官权集团才是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的代表，官权集团与皇室和老百姓是对立的，皇权与民权是一体的，皇权是老百姓反抗官权的天然依靠力量。(评：这种“阶级分析”哪有一丝一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皇权与官权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但张宏良却把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上升为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反而把皇权和老百姓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说成是“一致”的，老百姓与皇室竟然成了“一家人”！老百姓保皇权就也成了保民权、保自己，荒唐透顶！这完全为了给他“只反官权、不反皇帝”的反动思想胡乱编造理由！按照他的逻辑，既然官权如此可恶，皇帝何不直接废了官权，让“自家人”老百姓自己管自己岂不更好？)
(2)老百姓造反从来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即使反皇帝，也只反无道昏君，以有道明君来代替无道昏君，绝没有反对皇权本身。(评：反皇帝本身就是反皇权，以“有道明君代替无道昏君”正是封建社会反皇权的具体形式，否则也就不称其为封建社会了。难道老百姓造反推翻旧皇帝，要自己当总统才叫“反皇权本身”？皇帝是皇权的人格代表，皇权要通过皇帝才能体现，反皇帝怎么不是反皇权本身呢？张宏良故弄玄虚玩弄概念，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弄巧成拙！)
(4)皇帝千万不能反，“失去皇权的民众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悲惨！” (评：中国封建社会在天下大乱与天下大治中循环，是两大阶级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张宏良统统把它归结为是皇权的存失问题，在他看来，历史不是人民创造的，而是皇权决的，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完全是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浅薄之见！用失去皇权的“恐怖”来吓唬民众、胡诌民众只能依赖皇权生存，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与“工人要靠资本家来养活”如同一辙，张宏良为统治阶级充当辩护士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二、“保皇党”理论的欺骗性
研究问题，应该先从事实出发，再引出观点，而不是反过来，先有观点再去找事实根据。切忌以先入为主的观点去掐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张宏良恰恰违背这个“规矩”，犯了大忌！他为了论证“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竟然敢于编织历史“事实”，有失学者的良知！
为了宣扬那套自成体系的“保皇党”理论，张宏良费尽心机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他的基本思路是：
大前提——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官权干的坏事与皇权没有任何关系，皇权是好的，皇权与民权是“家天下”融为一体的。
小前提——官权是坏的，一手遮天，所有坏事都是官权干的，尤其出卖国家利益的坏事。
结论——老百必须起来造官权的反，但皇权是不必反的，也不能反，如果反皇权，老百姓就会遭到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保皇党”理论的基本逻辑。
为了使他的结论站住脚，张宏良采用了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他的大前提是虚构的，因为大前提没有历史事实，只能编造谎言。但小前提倒是有事实的，小前提揭露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有着大量的事实。正因为官权干坏事的罪行是真实的，所以“反贪官”是站得住脚的！在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官权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为此，张宏良写了大量批判汉奸卖国贼的文章，这种文章最能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民族主义的义愤和仇恨。所以，张宏良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是按二个方向论述的：对“只反贪官”这句话，他采用真实的事实：对“不反皇帝”这句话则采用编造出来的谎言！这就是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最后达到转移“反皇帝”的视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的效果，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结论得到确认！这是张宏良的高招，也是迷惑民众的欺骗性之所在！
张宏良揭露官权当汉奸卖国贼的罪恶活动，声讨汉奸卖国贼，本来是件难能可贵的好事。但张宏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对汉奸卖国贼其实另有图谋，批判官权卖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保皇”！对此，他总是喜欢使用言过其实的语言，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谎言编得很“漂亮”，揭露官权罪行也淋漓尽致，两方面都相得益彰！但他常常把话说过头，弄得支持惩办汉奸卖国贼的人十分为难。附和他吧，有点不太实事求是；不附和他吧，变成好象在为汉奸卖国贼辩护。多数人为了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不得不接受、默认张宏良言过其实的说法，这就恰好中了张宏良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圈套！
张宏良所宣扬的那套“保皇党”理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明明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把宰相的个人作用夸大成王朝兴亡的决定因素，完全否认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此反动的“保皇党”理论，竟然迷惑了一大批自称的“左派”人士，原因何在？原因就在张宏良用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经过他的一番摇唇鼓舌的煽情，弄得许多人晕头转向、真假不分，反而把他的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当作醒世之作，这是“左派”人士的悲哀！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跟贴中的赞美之词证实了这一点：“张老师这篇文章发人深省啊”、“写得好啊”、“张教授的文章总是力拔千钧”、“老张宝刀不老呀”、“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打到乱象的七寸”、“振聋发聩之言，令人顿开茅塞”、“张老师的文章 寓意深刻啊”、“张老师的学识和胆识令人敬佩，好文章，顶了”、“写得入木三分”、“张教授是真正的学者、社会的良心”、“酣畅淋漓”、“畅快淋漓，潸然泪下”、“张老师又给咱们提醒了”、“张教授高论啊 发人深省”、“一言中的，入木三分”、“像重量级的中华‘爱国者’导弹”、“您是中国第一铁汉子，不愧为红色坦克手”、“为张教授深邃的眼光执服”、“张宏良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革命先驱”、“还是张教授有智慧!就左派而言,没有灵魂人物左派永不成气候”、“学术性战斗性俱佳”、“张教授火眼金睛，多大的祸世妖魔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呀”……
这些赞美之词充分表明张宏良骗术有方，很成功，竟然把那么多人迷惑了！其实，只要把握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盘，张宏良的骗术是很容易戳穿的。不妨评点几段：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评：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这种状况吗？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奸臣宰相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但真正把皇权架空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从来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皇权能基本虚置吗？皇权真的只能依赖官权而没有支配官权的权力吗？官权不受皇权任何约束可能吗？)
——“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评：既然皇权可以利用清官与奸臣的矛盾来制衡，怎么能说皇权基本空置呢？如果皇权真的基本空置，官权不受任何约束，皇权又怎么利用官权的“窝里斗”来制衡呢？)
——“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象”(评：武将就没有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吗？“安史之乱”不是差点就要取代唐玄宗？帝王沉溺犬色、昏庸无道而自取灭亡的案例还少吗？怎么能说“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呢？如果真是光凭文臣和宰相就能决定国家强弱兴衰，还要武将和皇帝干什么？由文臣和宰相一统天下岂不更好？按照这种“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观点，农民起义的作用又到哪里去了呢？张宏良眼里还有没有人民的位置？)
——“皇权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评：既然皇权把天下看作皇家的私产，那么皇权怎么会容忍官权以国家利益去换取个人私利？张宏良把皇权与官权夸张得如此对立，忽悠谁啊？张宏良对皇帝如此忠心耿耿，也太生不逢时了！如果早生100多年，肯定会是皇帝身边的一条狗！没准大清帝国有了这条狗还不至于灭亡呢！)
——“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评：宰相“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个论断有根据吗？仅凭某些奸臣宰相的例子就可得出这个结论吗？如果真是如此，皇帝要宰相辅佐岂不是引狼入室、自找死路？)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因素！中国也不例外！张宏良用自己的一孔之见误导民众，用心恶毒！)
——“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评：这样评价崇祯皇帝符合历史事实吗？既然崇祯皇帝如此英明，怎么“最终还是毁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呢？张宏良不是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吗？)
……透过张宏良那些慷慨激昂、华而不实的词语，只要仔细加以分析，便可看到，张宏良的许多说法、观点、论断，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大话和胡言乱语！
研究问题，应该先从事实出发，再引出观点，而不是反过来，先有观点再去找事实根据。切忌以先入为主的观点去掐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张宏良恰恰违背这个“规矩”，犯了大忌！他为了论证“保皇党”思想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竟然敢于编织历史“事实”，有失学者的良知！
为了宣扬那套自成体系的“保皇党”理论，张宏良费尽心机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他的基本思路是：
大前提——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官权干的坏事与皇权没有任何关系，皇权是好的，皇权与民权是“家天下”融为一体的。
小前提——官权是坏的，一手遮天，所有坏事都是官权干的，尤其出卖国家利益的坏事。
结论——老百必须起来造官权的反，但皇权是不必反的，也不能反，如果反皇权，老百姓就会遭到更大的灾难。
这就是“保皇党”理论的基本逻辑。
为了使他的结论站住脚，张宏良采用了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他的大前提是虚构的，因为大前提没有历史事实，只能编造谎言。但小前提倒是有事实的，小前提揭露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有着大量的事实。正因为官权干坏事的罪行是真实的，所以“反贪官”是站得住脚的！在官权所干的种种坏事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官权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的勾当。为此，张宏良写了大量批判汉奸卖国贼的文章，这种文章最能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民族主义的义愤和仇恨。所以，张宏良论证“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是按二个方向论述的：对“只反贪官”这句话，他采用真实的事实：对“不反皇帝”这句话则采用编造出来的谎言！这就是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最后达到转移“反皇帝”的视线，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的效果，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结论得到确认！这是张宏良的高招，也是迷惑民众的欺骗性之所在！
张宏良揭露官权当汉奸卖国贼的罪恶活动，声讨汉奸卖国贼，本来是件难能可贵的好事。但张宏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反对汉奸卖国贼其实另有图谋，批判官权卖国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保皇”！对此，他总是喜欢使用言过其实的语言，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谎言编得很“漂亮”，揭露官权罪行也淋漓尽致，两方面都相得益彰！但他常常把话说过头，弄得支持惩办汉奸卖国贼的人十分为难。附和他吧，有点不太实事求是；不附和他吧，变成好象在为汉奸卖国贼辩护。多数人为了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不得不接受、默认张宏良言过其实的说法，这就恰好中了张宏良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维护皇权统治、“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圈套！
张宏良所宣扬的那套“保皇党”理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明明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把宰相的个人作用夸大成王朝兴亡的决定因素，完全否认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如此反动的“保皇党”理论，竟然迷惑了一大批自称的“左派”人士，原因何在？原因就在张宏良用真假混和、虚实结合的“论证”方法，经过他的一番摇唇鼓舌的煽情，弄得许多人晕头转向、真假不分，反而把他的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当作醒世之作，这是“左派”人士的悲哀！
《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跟贴中的赞美之词证实了这一点：“张老师这篇文章发人深省啊”、“写得好啊”、“张教授的文章总是力拔千钧”、“老张宝刀不老呀”、“一针见血，一剑封喉，打到乱象的七寸”、“振聋发聩之言，令人顿开茅塞”、“张老师的文章 寓意深刻啊”、“张老师的学识和胆识令人敬佩，好文章，顶了”、“写得入木三分”、“张教授是真正的学者、社会的良心”、“酣畅淋漓”、“畅快淋漓，潸然泪下”、“张老师又给咱们提醒了”、“张教授高论啊 发人深省”、“一言中的，入木三分”、“像重量级的中华‘爱国者’导弹”、“您是中国第一铁汉子，不愧为红色坦克手”、“为张教授深邃的眼光执服”、“张宏良无疑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勇敢的革命先驱”、“还是张教授有智慧!就左派而言,没有灵魂人物左派永不成气候”、“学术性战斗性俱佳”、“张教授火眼金睛，多大的祸世妖魔都逃不过您的法眼呀”……
这些赞美之词充分表明张宏良骗术有方，很成功，竟然把那么多人迷惑了！其实，只要把握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向盘，张宏良的骗术是很容易戳穿的。不妨评点几段：
——“由于民众完全处于无权状态，皇权又完全依赖于官权统治，这种民权完全空白、皇权基本虚置的历史状况，必然造成官权一权独大，不受任何约束”(评：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这种状况吗？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奸臣宰相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但真正把皇权架空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从来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皇权能基本虚置吗？皇权真的只能依赖官权而没有支配官权的权力吗？官权不受皇权任何约束可能吗？)
——“皇权约束官权的唯一手段，就是依靠官权内部的‘窝里斗’来实现相互制衡”(评：既然皇权可以利用清官与奸臣的矛盾来制衡，怎么能说皇权基本空置呢？如果皇权真的基本空置，官权不受任何约束，皇权又怎么利用官权的“窝里斗”来制衡呢？)
——“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而是取决于文臣和宰相。从而形成了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悲剧现象”(评：武将就没有弄权术、乱朝纲的案例吗？“安史之乱”不是差点就要取代唐玄宗？帝王沉溺犬色、昏庸无道而自取灭亡的案例还少吗？怎么能说“国家强弱兴亡不是取决于武将和帝王”呢？如果真是光凭文臣和宰相就能决定国家强弱兴衰，还要武将和皇帝干什么？由文臣和宰相一统天下岂不更好？按照这种“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观点，农民起义的作用又到哪里去了呢？张宏良眼里还有没有人民的位置？)
——“皇权把天下看作是家天下，看作是皇家私产，因而在主观上不会祸国卖国，不会形成祸害国家的利益动机；但是官权集团则不同，官权集团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完全是对立的，完全是此多彼少的利益对立关系，出卖国家利益越多，获取个人利益就越大”、“说皇帝卖国，如同说守财奴散财一样荒谬”(评：既然皇权把天下看作皇家的私产，那么皇权怎么会容忍官权以国家利益去换取个人私利？张宏良把皇权与官权夸张得如此对立，忽悠谁啊？张宏良对皇帝如此忠心耿耿，也太生不逢时了！如果早生100多年，肯定会是皇帝身边的一条狗！没准大清帝国有了这条狗还不至于灭亡呢！)
——“中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无边权力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决定了宰相一旦通过‘民主手段’制住皇上，必然会把国家作为换取个人财产的筹码，哪怕是用国家亿万资产去换取老婆一个戒指，也会十分轻松地在所不惜。”(评：宰相“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根本对立”这个论断有根据吗？仅凭某些奸臣宰相的例子就可得出这个结论吗？如果真是如此，皇帝要宰相辅佐岂不是引狼入室、自找死路？)
——“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亡于宰相，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还是亡于宰相。……唯独中国，才会出现千古兴亡，亡于一相的历史现象”(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因素！中国也不例外！张宏良用自己的一孔之见误导民众，用心恶毒！)
——“崇祯皇帝，其雄才大略不亚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十七年，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怎奈重振朝纲、复兴国家的所有宏图大略，尽数被宰相化为泡影。不甘失败的崇祯皇帝，以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无畏勇气，连续不断地废黜和更换妨碍国家振兴的宰相，十七年间竟然更换了50多个宰相，不屈的决心和意志可谓是惊心动魄。”(评：这样评价崇祯皇帝符合历史事实吗？既然崇祯皇帝如此英明，怎么“最终还是毁在了宰相代表的官权手中”呢？张宏良不是在自己抽自己耳光吗？)
……透过张宏良那些慷慨激昂、华而不实的词语，只要仔细加以分析，便可看到，张宏良的许多说法、观点、论断，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大话和胡言乱语！
三、缺失品格的忽悠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写宰相的个人作用和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规律的文章。这是历史学的学术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本应抱着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既要有理、又要有据，科学地来论述。但张宏良为了鼓吹他的“保皇党”理论，竟然把学术问题文学化、严肃问题带点娱乐化，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方式，掩盖破绽百出的种种说法，这种言过其实、浮华不实的作风，有失学者的品格！
从“理”来说，《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所宣扬的“保皇党”理论，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历史观的谬论。从头至尾都是反动的！
从“据”来说，大前提是编造的，张宏良只管自己武断地乱说“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皇权是好的，与民权是一体的”之类的谎言，通篇文章却不见这些论断的事实根据。虽然小前提官权干坏事的论断有事实依据，但张宏良在揭露官权干坏事，尤其卖国的坏事时，也并不实事求是，使用文学的夸张手法，通过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令人情绪“高涨”而无法理智地琢磨他的观点，只觉得汉奸卖国贼可恨，该杀！情绪上全跟着张宏良跑了，这正是张宏良期待的效果！这样他就把民众的视线从皇帝身上统统转移到贪官、卖国贼上去了，“保皇党”理论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了！
以《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篇文章而言，如果从学术的角度说，不少概念是需要认真推敲的，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轻易地作论断，更不能随便信口开河。我们无意为贪官、卖国贼作任何辩护，但实事求是地评估贪官、卖国贼，也是一个学者的起码品格！而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恰恰缺失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品格。“历史事实”是不是等于“历史真相”？“卖国贼”、“出卖国家利益”、“叛国投敌”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区分这些概念，很容易造成认识误区，作为一个学者难道忍心去误导民众吗？
(一)关于李鸿章的问题。张宏良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骂李鸿章，这既是“只反贪官”的重型炮弹，也是“不反皇帝”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张宏良的笔墨尤为浓重。
(1)张宏良“酣畅淋漓”地痛骂李鸿章，该骂，骂得好！骂李鸿章“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宰相”、“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等等。但是，张宏良骂李鸿章“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评：张宏良这样骂李鸿章是否有点骂过头了？这样叙述李鸿章的历史作用，这样叙述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不是有失历史的真相？张宏良究竟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是在搞政治宣传鼓动？李鸿章是怎样与西方列强签协议的？是不是、能不能背着慈禧太后一手遮天？他与慈禧的关系是不是颠倒了君臣关系？这方面的资料浩瀚，张宏良到底搞清楚了没有？(张宏良后面提到“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仅凭这一点，就为慈禧开脱割地赔偿的卖国罪行，是不是也太可笑了？慈禧和李鸿章在割地赔款问题上有分歧吗？张宏良为什么非要把慈禧与李鸿章的关系说成是对立的呢？既然李鸿章无需借助皇家的名义，可以一手遮天，为何还要慈禧来宣战？慈禧的皇权是“一副空空皮囊”吗？)
(2)“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
评：李鸿章授命于慈禧对外签订割地赔款的卖国协议，这是事实。但这与李鸿章的个人致富是什么关系？他能从对外赔款中拿回扣吗？签订割地赔款协议是国家行为，不是企业行为，更不是个人行为，能拿回扣“获取了巨大回报”吗？张宏良竟然拿违背常识的东西搞忽悠，也太可悲了！李鸿章个人的发财致富主要来源于搞洋务运动的商业活动，这里面究竟多少是正当经营的合法收入、多少是钻空子的灰色收入、多少是贪赃枉法的非法收入？似乎至今没人算得过这笔账，张宏良也没有算清过，却一股脑儿都算作贪污，把李鸿章说成超过和珅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嫌？我决不想为李鸿章辩护，但说话总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如果有一不说一而说二，那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这里涉及二个概念：事实等不等于真相？李鸿章肯定有贪污，这是事实，但究竟贪了多少？那是真相！张宏良把事实与真相混淆，只能说明学术水平还不到家！
(3)张宏良痛批李鸿章本身没有错，目的也很清楚，不就是为了给“只反贪官”提供一个最有份量的依据吗？但说话应该实事求是，没必要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过头话！言过其实反而弄得别人无法支持张宏良。俗话说，文如其人。喜欢说大话、言过其实的人，往往令人不得不悠着点，这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如果别人坚持实事求是、不赞同那些说过头的话，反而被指责为“汉奸文人”，那就属于卑鄙了！
(二)关于汉奸卖国的根源问题。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一方面把皇帝说得如何如何的好，另一方面又把贪官说得令人咬牙切齿。既然贪官那么坏，人们一定会追问：贪官为什么会那么坏？汉奸卖国的根源在哪里？为了对这些疑问有个交待，张宏良又从二个方向展开了论证：他先是否认贪官干坏事、尤其汉奸卖国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死不承认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因为制度与皇帝有关，制度是皇帝定的。如果承认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就等于承认与皇帝有关，皇帝脱不了干系，“不反皇帝”就不成立了，所以，张宏良把所有认为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的人统统骂成“汉奸文人”、“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然后，张宏良编造了二个产生“汉奸卖国”的根源，一是“退路”，二是“汉奸文化”！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写宰相的个人作用和中国封建社会王朝更替规律的文章。这是历史学的学术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本应抱着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既要有理、又要有据，科学地来论述。但张宏良为了鼓吹他的“保皇党”理论，竟然把学术问题文学化、严肃问题带点娱乐化，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方式，掩盖破绽百出的种种说法，这种言过其实、浮华不实的作风，有失学者的品格！
从“理”来说，《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所宣扬的“保皇党”理论，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历史观的谬论。从头至尾都是反动的！
从“据”来说，大前提是编造的，张宏良只管自己武断地乱说“皇权和官权是对立的，皇权都被官权架空了，皇权是好的，与民权是一体的”之类的谎言，通篇文章却不见这些论断的事实根据。虽然小前提官权干坏事的论断有事实依据，但张宏良在揭露官权干坏事，尤其卖国的坏事时，也并不实事求是，使用文学的夸张手法，通过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煽情，令人情绪“高涨”而无法理智地琢磨他的观点，只觉得汉奸卖国贼可恨，该杀！情绪上全跟着张宏良跑了，这正是张宏良期待的效果！这样他就把民众的视线从皇帝身上统统转移到贪官、卖国贼上去了，“保皇党”理论也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深入人心”了！
以《千古兴亡，亡于一相》这篇文章而言，如果从学术的角度说，不少概念是需要认真推敲的，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轻易地作论断，更不能随便信口开河。我们无意为贪官、卖国贼作任何辩护，但实事求是地评估贪官、卖国贼，也是一个学者的起码品格！而张宏良在这篇文章中恰恰缺失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品格。“历史事实”是不是等于“历史真相”？“卖国贼”、“出卖国家利益”、“叛国投敌”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如果不实事求是地区分这些概念，很容易造成认识误区，作为一个学者难道忍心去误导民众吗？
(一)关于李鸿章的问题。张宏良在《千古兴亡，亡于一相》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骂李鸿章，这既是“只反贪官”的重型炮弹，也是“不反皇帝”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张宏良的笔墨尤为浓重。
(1)张宏良“酣畅淋漓”地痛骂李鸿章，该骂，骂得好！骂李鸿章“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贪腐宰相，是此前有史以来最大的卖国宰相”、“把宰相为代表的官权力量祸国卖国的历史作用，推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阶段”等等。但是，张宏良骂李鸿章“把中国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尽数交给了洋人瓜分”、“把全国资源乃至皇家命运都攥在手中”、“根本不需要借助皇家名义，可以直接决定国家内政外交”、“作为皇权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不明白天下权力和资源已尽数落入宰相手中，所谓皇权的统一领导，只不过仅剩下一副空空皮囊，……皇家军队已经变成了国家军队，帝王国家已经变成了宰相国家，李鸿章率领各地政府单独与西方列强签署和平投降协议”，慈禧太后“只能孤身一人逃亡西安。最后连慈禧太后自己那条老命，还是拜托李鸿章请求洋人同意才得以保留下来”……
评：张宏良这样骂李鸿章是否有点骂过头了？这样叙述李鸿章的历史作用，这样叙述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是不是有失历史的真相？张宏良究竟是在搞学术研究？还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或是在搞政治宣传鼓动？李鸿章是怎样与西方列强签协议的？是不是、能不能背着慈禧太后一手遮天？他与慈禧的关系是不是颠倒了君臣关系？这方面的资料浩瀚，张宏良到底搞清楚了没有？(张宏良后面提到“对外宣战的慈禧太后”，仅凭这一点，就为慈禧开脱割地赔偿的卖国罪行，是不是也太可笑了？慈禧和李鸿章在割地赔款问题上有分歧吗？张宏良为什么非要把慈禧与李鸿章的关系说成是对立的呢？既然李鸿章无需借助皇家的名义，可以一手遮天，为何还要慈禧来宣战？慈禧的皇权是“一副空空皮囊”吗？)
(2)“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
评：李鸿章授命于慈禧对外签订割地赔款的卖国协议，这是事实。但这与李鸿章的个人致富是什么关系？他能从对外赔款中拿回扣吗？签订割地赔款协议是国家行为，不是企业行为，更不是个人行为，能拿回扣“获取了巨大回报”吗？张宏良竟然拿违背常识的东西搞忽悠，也太可悲了！李鸿章个人的发财致富主要来源于搞洋务运动的商业活动，这里面究竟多少是正当经营的合法收入、多少是钻空子的灰色收入、多少是贪赃枉法的非法收入？似乎至今没人算得过这笔账，张宏良也没有算清过，却一股脑儿都算作贪污，把李鸿章说成超过和珅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嫌？我决不想为李鸿章辩护，但说话总该实事求是“有一说一”，如果有一不说一而说二，那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这里涉及二个概念：事实等不等于真相？李鸿章肯定有贪污，这是事实，但究竟贪了多少？那是真相！张宏良把事实与真相混淆，只能说明学术水平还不到家！
(3)张宏良痛批李鸿章本身没有错，目的也很清楚，不就是为了给“只反贪官”提供一个最有份量的依据吗？但说话应该实事求是，没必要运用文学的夸张手法说过头话！言过其实反而弄得别人无法支持张宏良。俗话说，文如其人。喜欢说大话、言过其实的人，往往令人不得不悠着点，这是一种生活的经验。如果别人坚持实事求是、不赞同那些说过头的话，反而被指责为“汉奸文人”，那就属于卑鄙了！
(二)关于汉奸卖国的根源问题。为了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一方面把皇帝说得如何如何的好，另一方面又把贪官说得令人咬牙切齿。既然贪官那么坏，人们一定会追问：贪官为什么会那么坏？汉奸卖国的根源在哪里？为了对这些疑问有个交待，张宏良又从二个方向展开了论证：他先是否认贪官干坏事、尤其汉奸卖国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死不承认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因为制度与皇帝有关，制度是皇帝定的。如果承认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就等于承认与皇帝有关，皇帝脱不了干系，“不反皇帝”就不成立了，所以，张宏良把所有认为贪官干坏事、汉奸卖国与制度有关的人统统骂成“汉奸文人”、“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然后，张宏良编造了二个产生“汉奸卖国”的根源，一是“退路”，二是“汉奸文化”！
下面我们看看张宏良是如何论述的：
(1)张宏良认为，汉奸的卖国现象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制度无关。只有汉奸文人才会把卖国与制度联系在一起，“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评：为了准确点评张宏良上面这段话，我们先要把他所说“汉奸的卖国现象”的具体内容说清楚。“汉奸的卖国现象”可以分为4种情况：A、叛国投敌(如战争期间充当叛徒、汉奸，古代有吴三桂、抗日时期有汪精卫、傅仪皇帝等。出卖国家机密、投奔敌国等行为也是叛国投敌)。B、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签定割地赔款投降协议(如慈禧太后、李鸿章)。C、破坏国家领土统一、搞分裂活动(如台独、藏独、疆独分子)。D、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经济利益，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如改革开放后的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
从“汉奸的卖国现象”这4个层面来看，A、B、C三种情况，与制度是没有关系的。无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只要叛国投敌、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破坏统一搞分裂，都是格杀勿论或判处重罪的。中国也不例外！这三种情况下的叛国者、叛徒、汉奸、卖国贼都是个人的事，与国家制度绝无关系！
但是，第D种情况却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了，这种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这类汉奸卖国现象。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利益，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这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制度有关！因为这类卖国行为都是根据人大、国务院制定的《银行法》、《外资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才能干得出来的，是公开地、堂而皇之干的。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也是反腐不力的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没有、也决不可能发生这类汉奸卖国现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才会有这种汉奸卖国现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类卖国现象会顿时烟消云散。毛泽东时代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改革开放后却成了贪官、汉奸卖国贼，这固然与个人品行有关，但如果没有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他想当贪官、卖国贼也当不成！这些贪官、卖国贼都是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成为罪犯的！怎么能说这类“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呢？张宏良说的“汉奸的卖国现象”，其实就是指D情况，但张宏良却拿中国的D情况去与二战后的欧洲、以色列、韩国的A、B、C三种情况比较，这有可比性吗？一个与制度有关，一个与制度无关，用后者来否认前者，这种手法够阴的！张宏良采用搅混水、打乱仗的伎俩，这种论证手段太损了！
事实表明，第D类汉奸卖国现象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汉奸卖国的事，在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有这类卖国现象，他们的汉奸卖国现象也只有A、B、C三种情况。因为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产权是私有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常小，所以，想以第D种方式卖国，根本没东西可卖，唯有中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官僚、还是私人，只要能获取个人利益，个个都是“仔卖爷田不心痛”，不惜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
然而，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张宏良一方面否认D类汉奸卖国现象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说要用“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的途径来惩办汉奸卖国贼，这是他此前不久刚发表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所提出的观点。所谓“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也就是补全西欧国家、以色列、韩国等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课。言下之意，中国现在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惩办不了汉奸卖国贼了，只有补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惩办汉奸卖国贼。这种观点岂不是与资产阶级右派势力梦寐以求的“颜色革命”殊途同归了吗？一方面说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另一方面又主张用补全西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课来惩办汉奸卖国贼，唯独不提用社会主义方式惩办汉奸卖国贼！张宏良处心积虑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已经神志不清，逻辑混乱到了自己打自己耳光都不知道了！
更可恶的是，张宏良竟然还把认为D情况与制度有关的人，都骂成“汉奸文人”，认为赞同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人都是“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这就变成无耻了！这不仅是在污蔑广大革命者，而且是对马克思的亵渎！
张宏良之所以竭力否认“汉奸卖国”与制度的内在联系，是为了“证明”D类的汉奸卖国现象只是个人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关系，并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这是在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为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否认汉奸卖国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就是否认汉奸卖国与“皇帝”的关系，最终是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如此煞费苦心地效忠“皇上”，辛苦了！
(2)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二条“根源”。第一条是：“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他分析李鸿章之所以卖国，是因为李鸿章找到了可以“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退路，李鸿章还由此推断出“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张宏良又用汉朝的苏武案例作为“退路说”的佐证，他说苏武之所以气节不变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李陵被俘投降匈奴后，留在中原的家属全被汉武帝灭绝，因此，苏武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尽管身在匈奴，但不投降，否则，会象李陵那样，留在汉朝的家属都被灭绝就没有“退路”了。(评：这究竟是历史的真相？还是张宏良杜撰的想象？如此浅薄之见，竟然也敢拿出来亮相，拉倒吧！)
对此，张宏良认为，要威慑汉奸卖国，最好的办法是断绝他们的“退路”，如果能象意大利人那样把“墨索里尼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象法国人那样对男汉奸“随便打”，对女汉奸“脱光游街”；象韩国人那样“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汉奸就不敢卖国了。(评：完全是马后炮！汉武帝对付叛国投敌者的办法是满门抄斩灭九族！中国人对付叛国者历来就是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远比欧洲人、韩国人狠！文化大革命对里通外国的人从不宽容，这方面中国人比所有外国人都做得彻底！)
(3)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第二个“根源”“是根源于民族文化”。他认为“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他说的毒瘤就是“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他把“不杀儒生的文化”称之为“汉奸文化”，认为“不杀儒生的文化”源于科举制度，因为“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评：这种因果分析完全是乱弹琴！按照这种逻辑，科举制度产生了不杀儒生的汉奸文化，那么，只要取消科举制度，汉奸文化就消失了？如要杜绝汉奸卖国，难道就该把儒生统统杀光吗？张宏良是不是疯了？)
为了证明汉奸卖国起因于不杀儒生，张宏良例举：A、“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评：他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不杀儒生，如此解释春秋战国史闻所未闻！)B、“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评：他把满族入关时的强大归咎于杀尽了儒生，清末中国被八国联军打败归咎于没有杀尽儒生，这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张宏良脑子进了水？)C、“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既然A、B两例都认定：杀尽儒生就强大，不尽杀儒生就衰败。那么，C怎么又反过来说，西方国家不杀儒生就强大，新中国杀儒生反而沦为任人宰杀的肥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综上可见，张宏良为了推销他的“保皇党”理论，已经丧心病狂了！既不顾有没有事实根据，也顾不上逻辑通不通。这样做“学问”、写文章，丢人现眼！
(1)张宏良认为，汉奸的卖国现象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制度无关。只有汉奸文人才会把卖国与制度联系在一起，“汉奸文人，总是把卖国解释成是制度问题，中国的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可以说是无一例外百分之百地变成了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拥护者”，“出现反马克思主义者疯狂拥护马克思的‘制度决定论’这种荒谬情况”。“欧洲二战胜利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叛国是什么制度问题，而是坚决诛杀叛国者个人，像以色列、韩国等国家，至今仍然在追杀惩办历史上的‘汉奸’，更是无人认为是制度问题”。
评：为了准确点评张宏良上面这段话，我们先要把他所说“汉奸的卖国现象”的具体内容说清楚。“汉奸的卖国现象”可以分为4种情况：A、叛国投敌(如战争期间充当叛徒、汉奸，古代有吴三桂、抗日时期有汪精卫、傅仪皇帝等。出卖国家机密、投奔敌国等行为也是叛国投敌)。B、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签定割地赔款投降协议(如慈禧太后、李鸿章)。C、破坏国家领土统一、搞分裂活动(如台独、藏独、疆独分子)。D、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经济利益，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如改革开放后的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
从“汉奸的卖国现象”这4个层面来看，A、B、C三种情况，与制度是没有关系的。无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只要叛国投敌、出卖国家领土主权、破坏统一搞分裂，都是格杀勿论或判处重罪的。中国也不例外！这三种情况下的叛国者、叛徒、汉奸、卖国贼都是个人的事，与国家制度绝无关系！
但是，第D种情况却不完全是个人的事了，这种情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中国古代社会和毛泽东时代都没有这类汉奸卖国现象。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出卖民族利益，贱卖国有银行股权、行业控股权拱手相让给外资等等，这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从社会主义制度变成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后才出现的，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制度有关！因为这类卖国行为都是根据人大、国务院制定的《银行法》、《外资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才能干得出来的，是公开地、堂而皇之干的。吃里扒外牺牲国家利益换取个人利益，也是反腐不力的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绝对没有、也决不可能发生这类汉奸卖国现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才会有这种汉奸卖国现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中国回归毛泽东时代，这类卖国现象会顿时烟消云散。毛泽东时代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干部，改革开放后却成了贪官、汉奸卖国贼，这固然与个人品行有关，但如果没有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他想当贪官、卖国贼也当不成！这些贪官、卖国贼都是随着制度的变化而成为罪犯的！怎么能说这类“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呢？张宏良说的“汉奸的卖国现象”，其实就是指D情况，但张宏良却拿中国的D情况去与二战后的欧洲、以色列、韩国的A、B、C三种情况比较，这有可比性吗？一个与制度有关，一个与制度无关，用后者来否认前者，这种手法够阴的！张宏良采用搅混水、打乱仗的伎俩，这种论证手段太损了！
事实表明，第D类汉奸卖国现象完全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现象。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汉奸卖国的事，在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有这类卖国现象，他们的汉奸卖国现象也只有A、B、C三种情况。因为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产权是私有的，国有经济的比重非常小，所以，想以第D种方式卖国，根本没东西可卖，唯有中国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官僚、还是私人，只要能获取个人利益，个个都是“仔卖爷田不心痛”，不惜牺牲民族和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
然而，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张宏良一方面否认D类汉奸卖国现象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说要用“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的途径来惩办汉奸卖国贼，这是他此前不久刚发表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一文所提出的观点。所谓“完成资本主义补课任务”“把资本主义这一课补全”，也就是补全西欧国家、以色列、韩国等完全西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课。言下之意，中国现在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惩办不了汉奸卖国贼了，只有补全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惩办汉奸卖国贼。这种观点岂不是与资产阶级右派势力梦寐以求的“颜色革命”殊途同归了吗？一方面说汉奸卖国与制度无关，另一方面又主张用补全西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课来惩办汉奸卖国贼，唯独不提用社会主义方式惩办汉奸卖国贼！张宏良处心积虑用民族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已经神志不清，逻辑混乱到了自己打自己耳光都不知道了！
更可恶的是，张宏良竟然还把认为D情况与制度有关的人，都骂成“汉奸文人”，认为赞同马克思“制度决定论”的人都是“买办汉奸等极端右翼势力”，这就变成无耻了！这不仅是在污蔑广大革命者，而且是对马克思的亵渎！
张宏良之所以竭力否认“汉奸卖国”与制度的内在联系，是为了“证明”D类的汉奸卖国现象只是个人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关系，并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引起的。这是在为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开脱罪责、为维护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效劳！否认汉奸卖国与官僚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就是否认汉奸卖国与“皇帝”的关系，最终是为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张宏良如此煞费苦心地效忠“皇上”，辛苦了！
(2)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二条“根源”。第一条是：“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他分析李鸿章之所以卖国，是因为李鸿章找到了可以“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退路，李鸿章还由此推断出“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张宏良又用汉朝的苏武案例作为“退路说”的佐证，他说苏武之所以气节不变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李陵被俘投降匈奴后，留在中原的家属全被汉武帝灭绝，因此，苏武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尽管身在匈奴，但不投降，否则，会象李陵那样，留在汉朝的家属都被灭绝就没有“退路”了。(评：这究竟是历史的真相？还是张宏良杜撰的想象？如此浅薄之见，竟然也敢拿出来亮相，拉倒吧！)
对此，张宏良认为，要威慑汉奸卖国，最好的办法是断绝他们的“退路”，如果能象意大利人那样把“墨索里尼尸体倒挂在电线杆上”；象法国人那样对男汉奸“随便打”，对女汉奸“脱光游街”；象韩国人那样“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汉奸就不敢卖国了。(评：完全是马后炮！汉武帝对付叛国投敌者的办法是满门抄斩灭九族！中国人对付叛国者历来就是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远比欧洲人、韩国人狠！文化大革命对里通外国的人从不宽容，这方面中国人比所有外国人都做得彻底！)
(3)张宏良编造汉奸卖国的第二个“根源”“是根源于民族文化”。他认为“宰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他说的毒瘤就是“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他把“不杀儒生的文化”称之为“汉奸文化”，认为“不杀儒生的文化”源于科举制度，因为“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评：这种因果分析完全是乱弹琴！按照这种逻辑，科举制度产生了不杀儒生的汉奸文化，那么，只要取消科举制度，汉奸文化就消失了？如要杜绝汉奸卖国，难道就该把儒生统统杀光吗？张宏良是不是疯了？)
为了证明汉奸卖国起因于不杀儒生，张宏良例举：A、“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评：他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咎于不杀儒生，如此解释春秋战国史闻所未闻！)B、“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评：他把满族入关时的强大归咎于杀尽了儒生，清末中国被八国联军打败归咎于没有杀尽儒生，这种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张宏良脑子进了水？)C、“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评：既然A、B两例都认定：杀尽儒生就强大，不尽杀儒生就衰败。那么，C怎么又反过来说，西方国家不杀儒生就强大，新中国杀儒生反而沦为任人宰杀的肥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综上可见，张宏良为了推销他的“保皇党”理论，已经丧心病狂了！既不顾有没有事实根据，也顾不上逻辑通不通。这样做“学问”、写文章，丢人现眼！
前几天，我刚写了篇《张宏良的幻想——评“转变发展方式，回归社会主义”讲座大纲》，批驳了张宏良的改良主义思想，我本以为张宏良只是有些糊涂认识
张宏良的《千古兴亡，亡于一相》是一篇以写历史为名隐喻现实的文章，写的是中国历史，通过展现宰相的作用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