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羊毛和涮羊肉 ——论制度何以保守，兼驳黄仁宇
剪羊毛和涮羊肉
——论制度何以保守，兼驳黄仁宇
群里有一位老师，用自己的理论阐释了思想，我对后者没什么兴趣，但他的理论涉及到定域，透着数学的思维，或者借鉴了数学的方法，我觉得就很有讨论的必要。然后我看了他的文章，我给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好的思想和方法，应该更进一步，下沉为具体的管理技术，如果行之有效，就可能相对保守一些，固化为一定的制度。我想，一般的制度，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多数都是从具体的管理操作中沉淀而来的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看建国后的制度史，会发现明显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从文化，心理，制度，经济的角度，都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进程。这里略提一句，并不展开。其实这个就是现象，就是材料。按照时间线梳理一遍就可以了。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制度的保守性，为什么要保守，如何保守？在谈保守之前，我们撇开来，看下黄仁宇对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
黄仁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数字管理是中国制度史中所缺乏的，社会管理技术，无法在数字上获得定量，则决策就会偏离真实情况，导致一列后果发生。其实这种讨论方式，要抬杠的话，完全可以用明朝为什么不用汽车来运输一样的逻辑来反问。
其实，是他误读了中国历史，也误读了世界历史。他采取的是用后世的算法，来比较前世的落后，这可行吗？将中国历史，横向的和世界历史比较，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在其他文明里也同样存在，包括前现代的欧洲，也是一样。原因是什么的，可以试着讨论一下。
根本原因，在于变量，即历史具体情境里的变量，用古代的数学方法，是无法精确计算的，或者说，是根本无法达到后世的水平的。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和自然经济有关系。自然经济，或者说，前现代的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土地，人口，粮食，以及耕作技术，比如水利，和耕作效率，其中的关键产出，就是粮食。也就是说，粮食的产量，是自然经济的核心数据。由此而推，游牧经济也是一样，即单位牧场上的牛羊的总的生物量，作为总产出的基数，乘以人口，就得到了总产出。既然粮食是主要变量，那么我们就来看粮食的量，围绕着粮食，我们能能否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量？我认为，以古代的统计手段，包括数学工具，包括会计水平，是根本无法做到准确计数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假设，或者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假如我们就是明朝的首辅，我们看，想要完成帝国每年的粮食产量的统计，会碰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
围绕着粮食产量的问题，我们简单说，变量很多，比如总收入，与总支出，总收入，是统计耕地内的平均单位产量，乘以总亩数。总支出，就是总消耗，通常是个人年均口粮需求，乘以总人口，这个是核心数据，而作为饲料的，可以不考虑在内，包括军粮，包括消耗，包括出口等等。计算这个问题，似乎这么考虑是对的，但是，这么考虑，是算不出来的。或者算出来，也是误差极大。什么原因？很简单，和粮食的生产有关系，说到底，粮食这个东西，是个“活物”。就是说，围绕着粮食的生命周期去看，这是个活物。要计算一个活物的即时量，比如某年某月的存量，是一定要从活物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去解析的。这个解析的数学技术，前现代是无法掌握的，不是中国没有掌握，而是全世界的前现代社会或者文明，都没有掌握。
我们看粮食的生命周期，粮食通常是以植物的种子作为具体的载体的，就是说，这个种子，可以作为人的食物，也可以作为继续耕作的必须品，我们不说是生产资料。就是说，粮食是兼有两者功能的。在耕种环节，种子种下去，需要光照，水肥，人工的田间管理，等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作物成熟，才能收割入库。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试图理解光，所以，我们看，粮食的耕种里涉及到了光。也就是说，耕地是一个空间，是植物绿色光合作用的施展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光合作用持续进行，经过一定的时间，固定了太阳能，固定了物质，最后得到种子，得到粮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所有的变量，人只能控制一部分，比如劳力投入，但是，剩下的很多过程，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正是这人力无法控制的部分，导致了粮食产量无法精确计算。
比如土豆传入欧洲，变成欧洲人的主食，但土豆一得病，整个欧洲都挨饿。一定会有人说，不对，粮食产量无法精确计算，那估算可不可以呢。比如收获季节之后，各地统计数字，不需要准确，直接估计数字上报即可。这样可以缩短统计的时间，让数字更加的有效率。也许这样可行。
但是，收获季节，仅仅是粮食生命周期中的一环，我们说粮食是一个活物，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粮食是时刻在变化之中的，比如粮食容易发霉变质。收获之后，就是储存，流通，交易，然后才进入人们的生活里，上餐桌，被吃掉。在这三个环节，最重要的就是税收，因为税收是一种生产之后，再分配的调节手段。税收的指向，通常是公共产品的产出。问题在于，税收政策的调整，依赖于粮食存量的即时量，比如某年某月的粮食存量。通常，纳税的比例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估计量，我想，这个量，常态下，一定是相对比较科学的。比如，我记得老人们都传说，老辈人都念叨清朝政策的好，就是税收比例恒定不变。
自然经济下，粮食和土地，人口是密切相关的，土地和人口，也是历年变动的，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变量是纠结在一起，根本就无法做到完全的解析。土地是粮食生长的空间，粮食生长需要人力，人需要粮食来维持生命，所以人需要土地。
虽然，统计粮食的即时存量，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反推，就是前现代的统计手段，是和当时的境况，相符合和相适应的，即，在常态下，这些统计方法，应对统计对象，得到的统计数字，还是有效的指导了包括税收等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的。
如果说，税收是具体的管理技术，那么相应的，在约定俗成之后，税收也随之上升，变成为相应的制度。不用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围绕土地，粮食，人口的制度，都是趋向于保守的，似乎也没有办法不保守。因为只有那样做，才是唯一的正确的路。
通常，保守的状态，都是常态，会保持一定的刚性和弹性。问题在于，粮食生产，人为无法控制，这也是数字管理失控的原因，因为变量实在太多。比如天灾，比如人祸，比如外敌入侵，比如内乱，比如人口压力等等，都会导致保守状态失去平衡，当严重失衡的时候，紧接着就是剧烈的变动和改革。保守状态失衡，数字管理失灵，政策决策失去标的，整个社会进入螺旋下降的过程，再激进的改革措施，也无力扭转危局，直到探底。
羊很多的时候，人们还有耐心剪剪羊毛，一旦羊少了，涮羊肉是一定会提上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我们还需不需要保守了。种房子还是种庄稼，这在黄仁宇那里，显然不会成为问题。问题恰恰是，人们具备了数字管理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庄稼，而选择了房子。这是一种主体两个自由度之间的竞争，此消彼长。
——论制度何以保守，兼驳黄仁宇
群里有一位老师，用自己的理论阐释了思想，我对后者没什么兴趣，但他的理论涉及到定域，透着数学的思维，或者借鉴了数学的方法，我觉得就很有讨论的必要。然后我看了他的文章，我给了一个建议，我认为好的思想和方法，应该更进一步，下沉为具体的管理技术，如果行之有效，就可能相对保守一些，固化为一定的制度。我想，一般的制度，除了顶层设计之外，多数都是从具体的管理操作中沉淀而来的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看建国后的制度史，会发现明显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从文化，心理，制度，经济的角度，都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进程。这里略提一句，并不展开。其实这个就是现象，就是材料。按照时间线梳理一遍就可以了。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制度的保守性，为什么要保守，如何保守？在谈保守之前，我们撇开来，看下黄仁宇对历史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
黄仁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数字管理是中国制度史中所缺乏的，社会管理技术，无法在数字上获得定量，则决策就会偏离真实情况，导致一列后果发生。其实这种讨论方式，要抬杠的话，完全可以用明朝为什么不用汽车来运输一样的逻辑来反问。
其实，是他误读了中国历史，也误读了世界历史。他采取的是用后世的算法，来比较前世的落后，这可行吗？将中国历史，横向的和世界历史比较，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在其他文明里也同样存在，包括前现代的欧洲，也是一样。原因是什么的，可以试着讨论一下。
根本原因，在于变量，即历史具体情境里的变量，用古代的数学方法，是无法精确计算的，或者说，是根本无法达到后世的水平的。原因出在哪里？原因和自然经济有关系。自然经济，或者说，前现代的社会，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土地，人口，粮食，以及耕作技术，比如水利，和耕作效率，其中的关键产出，就是粮食。也就是说，粮食的产量，是自然经济的核心数据。由此而推，游牧经济也是一样，即单位牧场上的牛羊的总的生物量，作为总产出的基数，乘以人口，就得到了总产出。既然粮食是主要变量，那么我们就来看粮食的量，围绕着粮食，我们能能否得到一个相对准确的量？我认为，以古代的统计手段，包括数学工具，包括会计水平，是根本无法做到准确计数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假设，或者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假如我们就是明朝的首辅，我们看，想要完成帝国每年的粮食产量的统计，会碰到什么问题或者困难？
围绕着粮食产量的问题，我们简单说，变量很多，比如总收入，与总支出，总收入，是统计耕地内的平均单位产量，乘以总亩数。总支出，就是总消耗，通常是个人年均口粮需求，乘以总人口，这个是核心数据，而作为饲料的，可以不考虑在内，包括军粮，包括消耗，包括出口等等。计算这个问题，似乎这么考虑是对的，但是，这么考虑，是算不出来的。或者算出来，也是误差极大。什么原因？很简单，和粮食的生产有关系，说到底，粮食这个东西，是个“活物”。就是说，围绕着粮食的生命周期去看，这是个活物。要计算一个活物的即时量，比如某年某月的存量，是一定要从活物的整个生命周期里去解析的。这个解析的数学技术，前现代是无法掌握的，不是中国没有掌握，而是全世界的前现代社会或者文明，都没有掌握。
我们看粮食的生命周期，粮食通常是以植物的种子作为具体的载体的，就是说，这个种子，可以作为人的食物，也可以作为继续耕作的必须品，我们不说是生产资料。就是说，粮食是兼有两者功能的。在耕种环节，种子种下去，需要光照，水肥，人工的田间管理，等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作物成熟，才能收割入库。怎么看待这件事呢？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试图理解光，所以，我们看，粮食的耕种里涉及到了光。也就是说，耕地是一个空间，是植物绿色光合作用的施展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光合作用持续进行，经过一定的时间，固定了太阳能，固定了物质，最后得到种子，得到粮食。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这个过程，所有的变量，人只能控制一部分，比如劳力投入，但是，剩下的很多过程，是人力无法控制的。正是这人力无法控制的部分，导致了粮食产量无法精确计算。
比如土豆传入欧洲，变成欧洲人的主食，但土豆一得病，整个欧洲都挨饿。一定会有人说，不对，粮食产量无法精确计算，那估算可不可以呢。比如收获季节之后，各地统计数字，不需要准确，直接估计数字上报即可。这样可以缩短统计的时间，让数字更加的有效率。也许这样可行。
但是，收获季节，仅仅是粮食生命周期中的一环，我们说粮食是一个活物，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粮食是时刻在变化之中的，比如粮食容易发霉变质。收获之后，就是储存，流通，交易，然后才进入人们的生活里，上餐桌，被吃掉。在这三个环节，最重要的就是税收，因为税收是一种生产之后，再分配的调节手段。税收的指向，通常是公共产品的产出。问题在于，税收政策的调整，依赖于粮食存量的即时量，比如某年某月的粮食存量。通常，纳税的比例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估计量，我想，这个量，常态下，一定是相对比较科学的。比如，我记得老人们都传说，老辈人都念叨清朝政策的好，就是税收比例恒定不变。
自然经济下，粮食和土地，人口是密切相关的，土地和人口，也是历年变动的，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变量是纠结在一起，根本就无法做到完全的解析。土地是粮食生长的空间，粮食生长需要人力，人需要粮食来维持生命，所以人需要土地。
虽然，统计粮食的即时存量，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也可以反推，就是前现代的统计手段，是和当时的境况，相符合和相适应的，即，在常态下，这些统计方法，应对统计对象，得到的统计数字，还是有效的指导了包括税收等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的。
如果说，税收是具体的管理技术，那么相应的，在约定俗成之后，税收也随之上升，变成为相应的制度。不用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围绕土地，粮食，人口的制度，都是趋向于保守的，似乎也没有办法不保守。因为只有那样做，才是唯一的正确的路。
通常，保守的状态，都是常态，会保持一定的刚性和弹性。问题在于，粮食生产，人为无法控制，这也是数字管理失控的原因，因为变量实在太多。比如天灾，比如人祸，比如外敌入侵，比如内乱，比如人口压力等等，都会导致保守状态失去平衡，当严重失衡的时候，紧接着就是剧烈的变动和改革。保守状态失衡，数字管理失灵，政策决策失去标的，整个社会进入螺旋下降的过程，再激进的改革措施，也无力扭转危局，直到探底。
羊很多的时候，人们还有耐心剪剪羊毛，一旦羊少了，涮羊肉是一定会提上日程上来的。问题是，我们还需不需要保守了。种房子还是种庄稼，这在黄仁宇那里，显然不会成为问题。问题恰恰是，人们具备了数字管理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庄稼，而选择了房子。这是一种主体两个自由度之间的竞争，此消彼长。
土地，人口，粮食，这三者剧烈波动，也是醉了：）
问题是，我们掌握数字管理技术了吗？很快大数据呼啸而来，就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而言，利弊几何？
问题是，我们掌握数字管理技术了吗？很快大数据呼啸而来，就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而言，利弊几何？
对黄仁宇的数字管理说，我认为他犯了单一归因的错误，但实际上，我自己的观点也与之类似，就是要找出单一原因，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观点，比如对阳明心学的理解。
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有没有单一的原因，即作为整体呈现的历史，传统的规律说，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说，是否成立。这些都是应该予以重新思考的地方。
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有没有单一的原因，即作为整体呈现的历史，传统的规律说，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说，是否成立。这些都是应该予以重新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