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天下?何以为公?中国历史“天下为公”的观念观念观念及现代效用5(转载)
因而，笔者认为，着眼于现时代，“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命题可以做出三种理解：
其一，作为一种消除由于民族不同国别不同而导致的疏离、冷漠甚至敌视，它是一种突出人人都是同胞的类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大爱的价值观，在天下为家的时代，这种大爱的价值观只有圣贤才能具备，如顾炎武所说：“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谓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40]我们今天既然早就走出了家天下，要走向公天下，就应当将其作为崇高的价值观来传承;
其二，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的社会体系或形态的构想，它却是不现实的，必须给予辨证的否定，否则就会导致对一切差异、分化、多维性和多向性的人为泯灭。相反，必须承认每个人、每个共同体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区别、界分，承认每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的合理权益，包括尊重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中国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就是借鉴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而对上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其三，面对各民族和各国家互依性的加强和新的国际社会的形成，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又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这就是现有的国别和国界，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为设定的，并非永远不可跨越的禁区。直到今天，现有的国家及国际关系准则，对于维护现代人类的秩序，都发挥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不可能最终解决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国际关系有待做出新的调整甚至大的改变：其一， 只有学会理解和尊重社会的差异、多元化及陌生的“他者”，人们才能首先在本民族内部实现公平正义与和谐，并进而将民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将国内公正与全球的公正统一起来，用一个最高的普世的价值准则替代传统的双重标准。其二，国家联盟和跨国的地区合作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维持现有主权和边界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努力为人、财、物和信息在全世界的流动，创造条件，破除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和障碍。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变化下去，目前的国界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的象征，人类将由此进入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可见，“天下为公”以其宏大的道德价值指向，而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也正是这种超越性和开放性，使其在历史的运动中不断获得新的阐释，有了不限于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的丰富的哲学涵义。经过现代性的冲击和自我扬弃，它焕发出积极的世界性意义：它既否定某一家某一派之“私天下”，也不凝固于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而有着超越的眼光，从国内民主走向世界民主，祈望普天下即世界上所有人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我将这一公天下形容为“大家庭”和“俱乐部”的统一，如果说大家庭表征的是善即道德，俱乐部表征的则是权利;前者旨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关爱之情，后者则旨在保障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自由权利——包括自由讨论、辩论的权利。两者共同构成公共领域的规则与秩序。为此，一方面，以文化价值这为其主要内涵的大家庭，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和对俱乐部的引导性，否则，社会就会因缺乏共同的价值信念与情感而离散;另一方面，俱乐部也必须具有独立性和基础性，否则，人们的权利就会被虚化，大家庭也会变得虚假。这两个系统不应由某一组织或部门来承担，却应当相互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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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天下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个别地方有改动)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语出《诗经·小雅》，全诗六段。这里的“王”本来指舜。这句诗的后面还有两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抱怨同为王臣却劳逸不均， 只有自己有贤能、差事更繁重。孟子曾针对咸丘蒙之问对此作出辩解，见《孟子·万章上》。但咸丘蒙借这句诗问道：既然舜做了天子，“瞽瞍”(舜的父亲)怎能不做他的臣子?己说明这句诗在后来的流行中，“王”已泛指帝王，天下一切皆为帝王所有。
[③] 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3、4章。
[④] 《论语·八佾》，《论语·颜渊》。
[⑤]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故当子路、子贡因管仲未从公子纠死，且为桓公相，而质疑管仲“未仁”时，孔子以“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论语·雍也》;《论语·宪问》)作答。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孔子看来，家天下的小康社会，也是仁道的普遍实现。
[⑥] 《孟子·告子下》
[⑦]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离娄上》。
[⑧]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
[⑨]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公孙丑下》。
[⑩] 《孟子·离娄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尽心下》。
[11] 《孟子·离娄上》。
[12] 《论语·子罕》。
[13] 《孟子·离娄上》。
[14]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15] 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18-120，166-181，240-247，338页.
[16]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17]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1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学校”。
[20]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21]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
[2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湖南：岳麓书社，1988年，第1175页，第68页，第669页。
[2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第639页。
[2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第574，575页。
[25] 参见张分田：《公天下、家天下与私天下》，刘泽华等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278页。
其一，作为一种消除由于民族不同国别不同而导致的疏离、冷漠甚至敌视，它是一种突出人人都是同胞的类意识，体现的是一种大爱的价值观，在天下为家的时代，这种大爱的价值观只有圣贤才能具备，如顾炎武所说：“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谓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40]我们今天既然早就走出了家天下，要走向公天下，就应当将其作为崇高的价值观来传承;
其二，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的社会体系或形态的构想，它却是不现实的，必须给予辨证的否定，否则就会导致对一切差异、分化、多维性和多向性的人为泯灭。相反，必须承认每个人、每个共同体和每个民族与国家的区别、界分，承认每个具有自主性的主体的合理权益，包括尊重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中国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就是借鉴现代国际关系准则而对上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其三，面对各民族和各国家互依性的加强和新的国际社会的形成，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又可以给我们新的启示，这就是现有的国别和国界，其实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为设定的，并非永远不可跨越的禁区。直到今天，现有的国家及国际关系准则，对于维护现代人类的秩序，都发挥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不可能最终解决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国际关系有待做出新的调整甚至大的改变：其一， 只有学会理解和尊重社会的差异、多元化及陌生的“他者”，人们才能首先在本民族内部实现公平正义与和谐，并进而将民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将国内公正与全球的公正统一起来，用一个最高的普世的价值准则替代传统的双重标准。其二，国家联盟和跨国的地区合作组织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维持现有主权和边界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努力为人、财、物和信息在全世界的流动，创造条件，破除各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和障碍。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变化下去，目前的国界总有一天会成为历史的象征，人类将由此进入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可见，“天下为公”以其宏大的道德价值指向，而具有超越性和开放性，也正是这种超越性和开放性，使其在历史的运动中不断获得新的阐释，有了不限于伦理价值和政治秩序的丰富的哲学涵义。经过现代性的冲击和自我扬弃，它焕发出积极的世界性意义：它既否定某一家某一派之“私天下”，也不凝固于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而有着超越的眼光，从国内民主走向世界民主，祈望普天下即世界上所有人共有共治共享的“公天下”。我将这一公天下形容为“大家庭”和“俱乐部”的统一，如果说大家庭表征的是善即道德，俱乐部表征的则是权利;前者旨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和关爱之情，后者则旨在保障每个人和每个民族的自由权利——包括自由讨论、辩论的权利。两者共同构成公共领域的规则与秩序。为此，一方面，以文化价值这为其主要内涵的大家庭，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和对俱乐部的引导性，否则，社会就会因缺乏共同的价值信念与情感而离散;另一方面，俱乐部也必须具有独立性和基础性，否则，人们的权利就会被虚化，大家庭也会变得虚假。这两个系统不应由某一组织或部门来承担，却应当相互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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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天下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个别地方有改动)
[①] 《孟子·万章上》。
[②] 语出《诗经·小雅》，全诗六段。这里的“王”本来指舜。这句诗的后面还有两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抱怨同为王臣却劳逸不均， 只有自己有贤能、差事更繁重。孟子曾针对咸丘蒙之问对此作出辩解，见《孟子·万章上》。但咸丘蒙借这句诗问道：既然舜做了天子，“瞽瞍”(舜的父亲)怎能不做他的臣子?己说明这句诗在后来的流行中，“王”已泛指帝王，天下一切皆为帝王所有。
[③] 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3、4章。
[④] 《论语·八佾》，《论语·颜渊》。
[⑤] 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故当子路、子贡因管仲未从公子纠死，且为桓公相，而质疑管仲“未仁”时，孔子以“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论语·雍也》;《论语·宪问》)作答。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孔子看来，家天下的小康社会，也是仁道的普遍实现。
[⑥] 《孟子·告子下》
[⑦]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离娄上》。
[⑧]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梁惠王下》。
[⑨] 《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公孙丑下》。
[⑩] 《孟子·离娄上》;《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尽心下》。
[11] 《孟子·离娄上》。
[12] 《论语·子罕》。
[13] 《孟子·离娄上》。
[14]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15] 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118-120，166-181，240-247，338页.
[16]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17]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1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19]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学校”。
[20]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21]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
[2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湖南：岳麓书社，1988年，第1175页，第68页，第669页。
[23]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6册，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第639页。
[2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4册，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第574，575页。
[25] 参见张分田：《公天下、家天下与私天下》，刘泽华等主编：《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6-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