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经济网络传播与国家权利博弈 清朝伪孙嘉淦奏稿案与民间反抗 1(转载)
伪孙嘉淦奏稿案是指在乾隆第一次南巡后，在乾隆十六年到十八年间追查流传全国各地的伪冒孙嘉淦奏稿的一场政治案件。这个案件耗时近两年，朝廷自上而下的追查力度极大，大部分省都卷入其中，涉案范围广，人数众多，犹如一场政治运动，横扫全国。以往的研究大都将伪稿案看作乾隆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字狱，具体而言，对伪稿案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三点认识：首先是假冒孙嘉淦奏稿的流传由来已久，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上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先是借孙嘉淦之名批评朝中权要，主要针对鄂尔泰张廷玉等大臣，乾隆十五年以后，把批评南巡、张广泗被冤杀的内容加进去，而且还伪冒乾隆的朱批，其内容已经直接指向乾隆帝本人的诸多施政措施。所以，伪稿是一个成于众手、传于众口的传说。其次“伪稿”传播时间长，至少有十四五年的时间。第三， “伪稿”的传抄、传播人员大都是下级官员和普通百姓。（1）
在伪稿案的追查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督促各地督抚严厉办案，并处理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同时，它也让乾隆帝深刻感受到民间所蕴藏的对朝廷统治极为不满的思想，进而以严厉手段对付伪稿传播者。
所以伪稿案也被认为是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
对这样一个在社会上流传了十多年、朝廷追查两年之久、蔓延全国的大案，仅仅将其解释为一个文字狱或朝廷政治政策的表现，还不足以展示如此大规模的案件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案件本身的很多信息还值得再作深入分析，如伪稿是如何传播的? 一个政治传说为何能够长距离地在全国范围内风靡一时? 是什么样的人在热衷于伪稿的传播? 朝廷及地方督抚是如何动员其政治、行政力量进行追查的? 为什么清朝全国总动员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追查伪稿传播方面最终无可奈何? 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朝廷政治，而把目光投向当时的社会，通过当时这个案件留下来的诸多官方档案，特别是档案中的口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政治信息是如何在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中传播的，朝廷与地方督抚这些政治力量又是如何运作的。
乾隆十六年，当伪稿案爆发时，清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一个盛世巅峰时期，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康熙晚年以来财政收入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和结构上的变化。康熙四十年以前，清朝的财政收入维持在3000 万两白银以内。雍正时期随着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至乾隆时期最高达到4300 余万两。
清帝国的强盛和商业繁荣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王朝的强盛需要商业的兴盛以调节不同地域之间的货物产品往来，互通有无，同时也为清代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实现，二是发达的水陆交通。
当时的商人及其构建的商业网络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一是进行全国性甚至是出口性贸易的大商人或商帮集团，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如晋商、徽商以及陕西、江西、广东、浙西龙游、宁波等商帮，他们资本雄厚，人员众多，从事跨省的长途贩运贸易，
二是区域性的商人，主要在某一区域进行某类商品的贩卖，如湖广一带的木材商，四川的药材商等。三是以市镇集市为依托的当地商贩，他们把从前两个层级的商人那里购买的货物销售到分布于城市、农村的消费者手中。商人们构建的这种商业网络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商业行会。这些行会也称牙行，或以商人的祖籍、地域，或以行业组建，规模大小不等，但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功能就是为商人们提供买卖中介和服务
商行成为异地商人进行联系，以及异地商人和当地商贩联系的地点，是商品货物转运、销售的平台。（6） 在这其中，每个商人都住在商行中，为了买卖货物，他们不但一直在讨价还价，进行着谈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取各种信息，每个商人都想在这里通过其他地方的商人来获得其他地方的商业信息，所以，在商行中聚集的商人们对信息会非常敏感，有着浓厚的兴趣，哪怕是政治信息。
乾隆帝发动对伪稿的追查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初，起因是他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和伪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谤讪，甚至捏造朱批”。乾隆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时，已经无法再像十多年前那样容忍伪搞的传播。八月初五，乾隆帝发布上谕，严令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等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拏，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但务必要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洩漏。（7）这场大案由此拉开序幕。
其实，伪冒孙嘉淦奏稿来批评时政，是在乾隆盛世曾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早在乾隆三年六月，京师便传言刑部尚书孙嘉淦奏稿之事。流传的奏稿以孙嘉淦的名义密参在朝大臣多人，包括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户部尚书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而且在上谕中乾隆指出此种讹言他已经听到一个多月了，当时乾隆帝认为背后之人要么忌嫉孙嘉淦受重用，以图排挤; 要么是趋附孙嘉淦之人，以期获得孙嘉淦重视。但当时乾隆帝只是把它当作涉及到朝廷大臣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谣言，或许只是涉及到雍正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即位不久的他并没有对此大动干戈， “但此事传言已久，目前姑不深究，只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之。嗣后如有此等造言之人，必当查拏，根究其所自来，重置于法，以杜人心风俗之害。”（8）
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帝这种“姑不深究”的态度实际上默许了伪稿的传播，以至于在乾隆帝发难之前，督抚大员即使发现伪稿也不以为然。山东巡抚准泰是第一个因为伪稿案被撤职查办的省级官员，其原因就是在乾隆十六年四月，乾隆帝发动伪稿案之前，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发现了伪稿，并报告给准泰。但准泰并不以为然， “以无庸深求，亦不必具奏”为由，将原禀勾抹发还，改为拾自途中，拟杖完结。到八月间，当乾隆严令追查伪稿案的上谕下发后，和其衷赶紧上折奏报当初的情形。乾隆帝见奏后，严厉申斥准泰身任巡抚，“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惟知自顾己私，遂置君臣之义于不问。且此等梦呓诪张之词，即朕宽大，不令深究，独不思为风俗人心之大害乎? 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命将准泰革职。（9）
所以，在案发前的十多年中，伪稿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连巡抚都漠然处之的现象，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甚至修改、传播伪稿的内容，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民间。可当皇帝以雷霆之怒督促督抚们追查时，高效的督抚力量遭遇的却是一种毫无头绪的民间传言。
从云贵到江南的一条主要线索为例来做深入研究。这条线索的追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牵涉的人员最多，也正是在这条线索上，查处了最终的案犯。
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贵州巡抚开泰奏报，接到贵州古州镇总兵宋爱的密报后，已经密敕普定县署理知县朱怀栻审问吴士周，伪稿由过滇客商四川人谭永福处抄出，而谭永福得自在云南五福行的伙计唐宽、郝彭祖，唐宽、郝彭祖抄自信丰行，然后给了谭永福。谭永福看到原来字纸磨损便重抄一遍，后被同住一店的候补守备彭朝贵看到后要去，彭朝贵认为是新章奏底稿，交给候补守备张忠，张忠不识字，交给了另外一个候补守备李全，李全给了提塘吴士周，吴士周则当作章奏，抄入邸报，报给总兵宋爱。
同时，在贵州省城闲住长随张洪学处也发现伪稿，张洪学得自六合行行户彭洪范，彭洪范得自江西省安福县监生朱步兰，朱步兰做从汉口贩布到贵州的生意。（10）
硕色会同云南巡抚爱必达也访查、捕获到在云南狄城茶铺传看伪稿的孙姓商人等，得知已有十多人传看。顺藤摸瓜，找到江西籍商人朱醒庵，朱醒庵则称得自同乡商人左羮陶、朱步兰。另外，据安顺知府查知，唐宽为挑担卖黄连的商人，亦不知所踪。但唐宽是从信丰行主人万廷选处得看的。万廷选从另外一个黄连贩客饶子美处获得，饶子美得自朱殿一处，朱殿一也是信丰行住客，得自江晓峰，江晓峰为江西客商，得自朱醒庵。朱醒庵得自左羮陶、
朱步兰。皆为江西籍客商。而左羮陶、朱步兰被捕获后则称得自汉口天源行的陈俊臣、伙计江舜五等。（11）
根据这些信息，硕色等一面奏报乾隆帝，一面飞咨湖北巡抚恒文。恒文于八月十三日收到军机处所发的乾隆八月初五关于追查伪稿事上谕，八月十五日收到云南督抚关于追查陈俊臣等人的咨文。恒文未敢怠慢，中秋之夜便亲率所属渡江至汉口，将江舜五等人捕获。经审问，陈俊臣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江舜五是江南旌德县人，所抄伪稿来自在汉口的另外一个店铺志远堂人参铺的堂兄江绛缚，江绛缚得自在江西清江县樟树镇开参铺的堂叔江锦章，由江锦章附在信函中寄到汉口。江绛缚得到的伪稿后来被江舜五和他的堂叔江起保传抄，而江起保当时去岳阳了。恒文审讯后，八月十八日上奏乾隆帝，同时以六百里加急飞咨江西巡抚舒辂抓捕江锦章，并移咨湖南巡抚杨锡绂搜捕陈俊臣。
另外，陈俊臣行的伙计、江南休宁人金汝政也看了伪稿，并抄写在自己的一个本子上，左羮陶和朱步兰所传伪稿就是抄自金汝政。而且恒文还搜出金汝政抄藏的一本禁书《推背图》和孔明碑。金汝政供称《推背图》抄自黄邦易，孔明碑抄自江西客商杨万年。而当时杨万年已经病故。黄邦易受审时坚决不承认有此书或借给过金汝政。（12）
八月二十八日，恒文向皇帝奏报了案情。同时，他飞咨两江总督尹继善、安徽巡抚张师载搜查黄邦易徽州黟县老家，并移咨江西巡抚舒辂审问杨万年妻子等，追查孔明碑来历。
八月十九日，江西巡抚舒辂接到恒文的六百里加急，二十一日，舒辂密传江西臬司王兴吾、南昌知府图桑阿和丰城知县满岱，以巡查丰城、清江堤工为名，前往清江，当日捕获江锦章等人。江供称，他的伪稿抄自致和布店辜尔照，辜尔照称得自罗尔高之子罗布曾，而当时罗布曾去了湖南湘潭，稿子则来自于族侄罗嘉年。随后，舒辂查抄了江锦章的店铺，搜出账本和伪稿一纸，又查抄了辜尔照的店铺，搜出伪稿二纸。同时，将罗布曾抓回，得知罗布曾的伪稿从罗嘉年书房获取，罗嘉年的伪稿从其堂伯罗绍文处拿来，罗绍文是从江南地区带回，而未及归还，罗绍文突然在七月间去世。又经审问跟罗绍文一起去江南的工人万仁汤，得知罗绍文于上一年五月到江宁省城卖帽子，住在游国礼帽行，从游国礼处得到二纸伪稿。回到江西省城后，曾住在罗兴木油行，罗兴木及其他几人都曾看过伪稿，但未抄录。舒辂据此立即以六百里加急行文两江总督尹继善，搜捕游国礼。江西一省当时捕获涉案人员二十一名。（13）同时舒辂也回复恒文，抓捕审问了杨万年的家人，但对孔明碑之事均报不知情。而杨万年已死，孔明碑之事线索中断。此时，恒文派人从湖南抓捕了江起保，押回武昌。
此后对伪稿案的追查在江西、江南迅速扩展，两江总督尹继善开始成为办案的主角。
当两江总督尹继善派人搜捕游国礼时，游国礼几个月前已病死。游国礼的弟弟游国祥坚决不承认见过伪稿，也不承认游国礼曾给过罗绍文伪稿。十月二十八日，万仁汤被押到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此时的万仁汤突然改供: 称罗绍文的伪稿是从江西省城罗兴木处拿到的，并非得自游国礼。之所以指称游国礼，是因为自己曾在江西受审时，已经供出罗绍文的伪稿得自罗兴木，后南昌知府图桑阿等先后抓获罗兴木、郭玉明、胡姓，直到王献有。而江西官员竟然将这些涉案人员关在一间牢房内，结果，王献有、郭玉明等利诱、威胁万仁汤改供，让他将罗绍文伪稿的来源推到已故的游国礼身上，这样便可死无对证。
据此，尹继善重新梳理伪稿案的各项头绪，主张继续紧盯万仁汤这条线索，奏请派专员———江宁驿道周承勃，押解万仁汤、游国祥等到江西各地办理此案，以免来回咨文、解送之累。（14）乾隆帝批准，同时严厉批评舒辂办事糊涂，不久将舒辂调任陕西巡抚，由鄂昌接任江西巡抚。
之后江西的案情有了进展，在王献有之后，逐渐供出一干人等，直至李景文，而李景文得自江宁人杨朝章，杨朝章供称得自在江西的堂弟杨贤章所开的酒店内。（15）
很快，杨朝章被抓获并押解至江西，经严讯，称得自抚州所衙门字识彭楚白，彭楚白得自袁州卫守备衙门字识段树武，段树武得自粮道衙门书办雇工郭庚为，郭庚为得自粮道衙门书办管大任，管大任得自广饶九南道施廷翰的管家人张三，张三得自施廷翰的儿子、贡生施奕度。（16）
经反复审讯，施奕度终于承认伪稿得自宁都县彭祖立，而彭祖立供称得自赣州府提塘袁尚志，袁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初在江南领委牌时带有伪稿，被彭祖立拿去。又循此追查到江西省城报房章锦、安庆报房写字人周麻子等。
案件至此似乎有了很多进展。但是，在审讯时，周麻子等三人坚不承认传抄伪稿，顾周章、袁尚志、彭祖立等人也很快翻供，都说是畏刑妄认，并称愿意与施奕度等对质。案件又陷入困境，尹继善也被乾隆帝批评。
六月二十八日，尹继善下令将施奕度等人带到江宁，当庭对质之下，施奕度终于承认，此稿实际上是其堂弟施奕学自京城寄给他的，施奕学是上一年乡试举人，本年五月进京会试，寄给施奕度伪稿。而彭祖立是施奕度的远房亲戚，施只是从彭祖立的一个侄子那儿听说彭祖立手中有伪稿，所以在被追查时，将此事嫁祸给彭祖立。（17）
尹继善立刻移咨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员搜捕施奕学。可任凭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府如何细密查找，施奕学似乎是在人间蒸发了，倒是在京城找到了施家老三施奕源。一番审讯之后，施奕源供出了很多，但伪稿究竟来自何人，施奕源则反复翻供。先是说得自盐大使丁先权，丁先权很快被带到京城对质，施奕源翻供。又说他二哥得自当时的一个江西的驻京提塘刘士禄，刘士禄已经解任回赣。
之后驿使疾驰江西，刘士禄很快被抓获，他承认他给过施奕学伪稿，而他是在京城任职时从相公汤赐联和监生赵殷中处得来。（18）
焦点再次回到京城，兵部尚书舒赫德搜捕到汤赐联、赵殷中。可二人都拒不承认曾把伪稿给过刘士禄，并称可与刘士禄对质。（19）这样，舒赫德希望能够将刘士禄解送京城。
这时，江西传来消息，失踪多日的施奕学在江西被抓获，然后解往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但施奕学说伪稿并非刘士禄给他的，而他的堂弟施皂保给他的。今年五月案发后，其胞弟施奕源专门从京城派人找到他，嘱咐他千万不要供出施皂保。此时，焦点又转回京城，江南、江西、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相信此案跟施家脱不了干系。
但当这些口供传到京城时，施奕源对此坚不承认。舒赫德等人也无可奈何。乾隆帝则指示，严审施皂保及其父施廷皋，施廷皋是施廷翰的堂弟。可无论如何严刑逼供，施廷皋父子坚不承认传送伪稿之事。施奕源是否派人传信嘱托，好像也无据可查。（20）
案情再次陷入僵局。对京城和江南、江西的诸多督抚大员来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京城和江南的案犯聚集一起对质。乾隆帝也甚觉无奈，只好谕令尹继善等人将江南的案犯分别隔离押解到京师审讯对质。（21）乾隆帝此时甚至还怀疑施氏一门和张广泗有联系，在替张广泗鸣冤，因为他们都是汉军旗人，所以他令舒赫德等密行访察施、张之间是否有来往。（22）
可当施家的若干嫌犯都被带到京城后，审了近三个月，甚至由军机大臣会同严讯，却也找不出头绪，乾隆帝只好又下令尹继善带着办案人员到京城，与军机大臣会审。
顺藤摸瓜的结果是，各省官员在不断地飞咨他省，跨省提解，然后各省督抚不断把查到的线索和审讯后的口供飞报给皇帝，最终，当几个要犯被押解到京城接受皇帝的钦差大臣审讯时，口供全变了。尹继善等到底如何会审施氏一门，施氏一门如何对质，现在由于没有找到尹继善、舒赫德等人奏报案情的奏折，难以弄清楚。但从乾隆帝后来的上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于尹继善等两江一带的督抚大员心存成见而被附会成狱的冤案。
结果，施氏父子等被释放，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被解职，其职位分别由鄂容安、阿桂补授。
当时还有从山东到江南和从直隶到江浙、福建的线索。然涉案人员要么病亡失踪，要么不断翻供，最终都陷入僵局。例如，从山东发现的线索曾导致山东巡抚准泰被革职，之后追查到江宁府的官贵震。尹继善据此奏报乾隆帝，乾隆帝立刻将和其衷革职。然而官贵震也供出很多传抄伪稿之人，竟与从云南到江南的线索纠缠在一起。最终乾隆帝宽免和其衷，让他官复原职，尹继善则受到批评。
当各条线索都变得扑朔迷离、无果而终时，乾隆帝便只能匆匆结案了
在伪稿案的追查过程中，乾隆帝的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督促各地督抚严厉办案，并处理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同时，它也让乾隆帝深刻感受到民间所蕴藏的对朝廷统治极为不满的思想，进而以严厉手段对付伪稿传播者。
所以伪稿案也被认为是乾隆时期政治统治由宽转严的标志之一。
对这样一个在社会上流传了十多年、朝廷追查两年之久、蔓延全国的大案，仅仅将其解释为一个文字狱或朝廷政治政策的表现，还不足以展示如此大规模的案件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案件本身的很多信息还值得再作深入分析，如伪稿是如何传播的? 一个政治传说为何能够长距离地在全国范围内风靡一时? 是什么样的人在热衷于伪稿的传播? 朝廷及地方督抚是如何动员其政治、行政力量进行追查的? 为什么清朝全国总动员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追查伪稿传播方面最终无可奈何? 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暂时离开朝廷政治，而把目光投向当时的社会，通过当时这个案件留下来的诸多官方档案，特别是档案中的口供，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种政治信息是如何在一个发达的商业社会中传播的，朝廷与地方督抚这些政治力量又是如何运作的。
乾隆十六年，当伪稿案爆发时，清朝的统治已经进入一个盛世巅峰时期，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康熙晚年以来财政收入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和结构上的变化。康熙四十年以前，清朝的财政收入维持在3000 万两白银以内。雍正时期随着财政制度改革，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至乾隆时期最高达到4300 余万两。
清帝国的强盛和商业繁荣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王朝的强盛需要商业的兴盛以调节不同地域之间的货物产品往来，互通有无，同时也为清代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提供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实现，二是发达的水陆交通。
当时的商人及其构建的商业网络可以分为三个层级: 一是进行全国性甚至是出口性贸易的大商人或商帮集团，从事大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如晋商、徽商以及陕西、江西、广东、浙西龙游、宁波等商帮，他们资本雄厚，人员众多，从事跨省的长途贩运贸易，
二是区域性的商人，主要在某一区域进行某类商品的贩卖，如湖广一带的木材商，四川的药材商等。三是以市镇集市为依托的当地商贩，他们把从前两个层级的商人那里购买的货物销售到分布于城市、农村的消费者手中。商人们构建的这种商业网络中，一个关键点就是分布在各个城市中的商业行会。这些行会也称牙行，或以商人的祖籍、地域，或以行业组建，规模大小不等，但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功能就是为商人们提供买卖中介和服务
商行成为异地商人进行联系，以及异地商人和当地商贩联系的地点，是商品货物转运、销售的平台。（6） 在这其中，每个商人都住在商行中，为了买卖货物，他们不但一直在讨价还价，进行着谈判，而且更重要的是获取各种信息，每个商人都想在这里通过其他地方的商人来获得其他地方的商业信息，所以，在商行中聚集的商人们对信息会非常敏感，有着浓厚的兴趣，哪怕是政治信息。
乾隆帝发动对伪稿的追查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初，起因是他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和伪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谤讪，甚至捏造朱批”。乾隆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奏报时，已经无法再像十多年前那样容忍伪搞的传播。八月初五，乾隆帝发布上谕，严令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等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拏，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但务必要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洩漏。（7）这场大案由此拉开序幕。
其实，伪冒孙嘉淦奏稿来批评时政，是在乾隆盛世曾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早在乾隆三年六月，京师便传言刑部尚书孙嘉淦奏稿之事。流传的奏稿以孙嘉淦的名义密参在朝大臣多人，包括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户部尚书讷亲、尚书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等。而且在上谕中乾隆指出此种讹言他已经听到一个多月了，当时乾隆帝认为背后之人要么忌嫉孙嘉淦受重用，以图排挤; 要么是趋附孙嘉淦之人，以期获得孙嘉淦重视。但当时乾隆帝只是把它当作涉及到朝廷大臣之间政治关系的一种谣言，或许只是涉及到雍正旧臣之间的明争暗斗。即位不久的他并没有对此大动干戈， “但此事传言已久，目前姑不深究，只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之。嗣后如有此等造言之人，必当查拏，根究其所自来，重置于法，以杜人心风俗之害。”（8）
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帝这种“姑不深究”的态度实际上默许了伪稿的传播，以至于在乾隆帝发难之前，督抚大员即使发现伪稿也不以为然。山东巡抚准泰是第一个因为伪稿案被撤职查办的省级官员，其原因就是在乾隆十六年四月，乾隆帝发动伪稿案之前，山东按察使和其衷发现了伪稿，并报告给准泰。但准泰并不以为然， “以无庸深求，亦不必具奏”为由，将原禀勾抹发还，改为拾自途中，拟杖完结。到八月间，当乾隆严令追查伪稿案的上谕下发后，和其衷赶紧上折奏报当初的情形。乾隆帝见奏后，严厉申斥准泰身任巡抚，“平日一味取巧因循，已不能称职。及见此诬谤悖逆之词，竟至忍心隐匿，实出朕意料之外”。“惟知自顾己私，遂置君臣之义于不问。且此等梦呓诪张之词，即朕宽大，不令深究，独不思为风俗人心之大害乎? 封疆大吏，居心若此，国法实不可容。”命将准泰革职。（9）
所以，在案发前的十多年中，伪稿传播已经成为一种连巡抚都漠然处之的现象，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讨论、甚至修改、传播伪稿的内容，它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广泛存在于民间。可当皇帝以雷霆之怒督促督抚们追查时，高效的督抚力量遭遇的却是一种毫无头绪的民间传言。
从云贵到江南的一条主要线索为例来做深入研究。这条线索的追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牵涉的人员最多，也正是在这条线索上，查处了最终的案犯。
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贵州巡抚开泰奏报，接到贵州古州镇总兵宋爱的密报后，已经密敕普定县署理知县朱怀栻审问吴士周，伪稿由过滇客商四川人谭永福处抄出，而谭永福得自在云南五福行的伙计唐宽、郝彭祖，唐宽、郝彭祖抄自信丰行，然后给了谭永福。谭永福看到原来字纸磨损便重抄一遍，后被同住一店的候补守备彭朝贵看到后要去，彭朝贵认为是新章奏底稿，交给候补守备张忠，张忠不识字，交给了另外一个候补守备李全，李全给了提塘吴士周，吴士周则当作章奏，抄入邸报，报给总兵宋爱。
同时，在贵州省城闲住长随张洪学处也发现伪稿，张洪学得自六合行行户彭洪范，彭洪范得自江西省安福县监生朱步兰，朱步兰做从汉口贩布到贵州的生意。（10）
硕色会同云南巡抚爱必达也访查、捕获到在云南狄城茶铺传看伪稿的孙姓商人等，得知已有十多人传看。顺藤摸瓜，找到江西籍商人朱醒庵，朱醒庵则称得自同乡商人左羮陶、朱步兰。另外，据安顺知府查知，唐宽为挑担卖黄连的商人，亦不知所踪。但唐宽是从信丰行主人万廷选处得看的。万廷选从另外一个黄连贩客饶子美处获得，饶子美得自朱殿一处，朱殿一也是信丰行住客，得自江晓峰，江晓峰为江西客商，得自朱醒庵。朱醒庵得自左羮陶、
朱步兰。皆为江西籍客商。而左羮陶、朱步兰被捕获后则称得自汉口天源行的陈俊臣、伙计江舜五等。（11）
根据这些信息，硕色等一面奏报乾隆帝，一面飞咨湖北巡抚恒文。恒文于八月十三日收到军机处所发的乾隆八月初五关于追查伪稿事上谕，八月十五日收到云南督抚关于追查陈俊臣等人的咨文。恒文未敢怠慢，中秋之夜便亲率所属渡江至汉口，将江舜五等人捕获。经审问，陈俊臣已经回江西老家了。江舜五是江南旌德县人，所抄伪稿来自在汉口的另外一个店铺志远堂人参铺的堂兄江绛缚，江绛缚得自在江西清江县樟树镇开参铺的堂叔江锦章，由江锦章附在信函中寄到汉口。江绛缚得到的伪稿后来被江舜五和他的堂叔江起保传抄，而江起保当时去岳阳了。恒文审讯后，八月十八日上奏乾隆帝，同时以六百里加急飞咨江西巡抚舒辂抓捕江锦章，并移咨湖南巡抚杨锡绂搜捕陈俊臣。
另外，陈俊臣行的伙计、江南休宁人金汝政也看了伪稿，并抄写在自己的一个本子上，左羮陶和朱步兰所传伪稿就是抄自金汝政。而且恒文还搜出金汝政抄藏的一本禁书《推背图》和孔明碑。金汝政供称《推背图》抄自黄邦易，孔明碑抄自江西客商杨万年。而当时杨万年已经病故。黄邦易受审时坚决不承认有此书或借给过金汝政。（12）
八月二十八日，恒文向皇帝奏报了案情。同时，他飞咨两江总督尹继善、安徽巡抚张师载搜查黄邦易徽州黟县老家，并移咨江西巡抚舒辂审问杨万年妻子等，追查孔明碑来历。
八月十九日，江西巡抚舒辂接到恒文的六百里加急，二十一日，舒辂密传江西臬司王兴吾、南昌知府图桑阿和丰城知县满岱，以巡查丰城、清江堤工为名，前往清江，当日捕获江锦章等人。江供称，他的伪稿抄自致和布店辜尔照，辜尔照称得自罗尔高之子罗布曾，而当时罗布曾去了湖南湘潭，稿子则来自于族侄罗嘉年。随后，舒辂查抄了江锦章的店铺，搜出账本和伪稿一纸，又查抄了辜尔照的店铺，搜出伪稿二纸。同时，将罗布曾抓回，得知罗布曾的伪稿从罗嘉年书房获取，罗嘉年的伪稿从其堂伯罗绍文处拿来，罗绍文是从江南地区带回，而未及归还，罗绍文突然在七月间去世。又经审问跟罗绍文一起去江南的工人万仁汤，得知罗绍文于上一年五月到江宁省城卖帽子，住在游国礼帽行，从游国礼处得到二纸伪稿。回到江西省城后，曾住在罗兴木油行，罗兴木及其他几人都曾看过伪稿，但未抄录。舒辂据此立即以六百里加急行文两江总督尹继善，搜捕游国礼。江西一省当时捕获涉案人员二十一名。（13）同时舒辂也回复恒文，抓捕审问了杨万年的家人，但对孔明碑之事均报不知情。而杨万年已死，孔明碑之事线索中断。此时，恒文派人从湖南抓捕了江起保，押回武昌。
此后对伪稿案的追查在江西、江南迅速扩展，两江总督尹继善开始成为办案的主角。
当两江总督尹继善派人搜捕游国礼时，游国礼几个月前已病死。游国礼的弟弟游国祥坚决不承认见过伪稿，也不承认游国礼曾给过罗绍文伪稿。十月二十八日，万仁汤被押到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此时的万仁汤突然改供: 称罗绍文的伪稿是从江西省城罗兴木处拿到的，并非得自游国礼。之所以指称游国礼，是因为自己曾在江西受审时，已经供出罗绍文的伪稿得自罗兴木，后南昌知府图桑阿等先后抓获罗兴木、郭玉明、胡姓，直到王献有。而江西官员竟然将这些涉案人员关在一间牢房内，结果，王献有、郭玉明等利诱、威胁万仁汤改供，让他将罗绍文伪稿的来源推到已故的游国礼身上，这样便可死无对证。
据此，尹继善重新梳理伪稿案的各项头绪，主张继续紧盯万仁汤这条线索，奏请派专员———江宁驿道周承勃，押解万仁汤、游国祥等到江西各地办理此案，以免来回咨文、解送之累。（14）乾隆帝批准，同时严厉批评舒辂办事糊涂，不久将舒辂调任陕西巡抚，由鄂昌接任江西巡抚。
之后江西的案情有了进展，在王献有之后，逐渐供出一干人等，直至李景文，而李景文得自江宁人杨朝章，杨朝章供称得自在江西的堂弟杨贤章所开的酒店内。（15）
很快，杨朝章被抓获并押解至江西，经严讯，称得自抚州所衙门字识彭楚白，彭楚白得自袁州卫守备衙门字识段树武，段树武得自粮道衙门书办雇工郭庚为，郭庚为得自粮道衙门书办管大任，管大任得自广饶九南道施廷翰的管家人张三，张三得自施廷翰的儿子、贡生施奕度。（16）
经反复审讯，施奕度终于承认伪稿得自宁都县彭祖立，而彭祖立供称得自赣州府提塘袁尚志，袁于乾隆十五年七月初在江南领委牌时带有伪稿，被彭祖立拿去。又循此追查到江西省城报房章锦、安庆报房写字人周麻子等。
案件至此似乎有了很多进展。但是，在审讯时，周麻子等三人坚不承认传抄伪稿，顾周章、袁尚志、彭祖立等人也很快翻供，都说是畏刑妄认，并称愿意与施奕度等对质。案件又陷入困境，尹继善也被乾隆帝批评。
六月二十八日，尹继善下令将施奕度等人带到江宁，当庭对质之下，施奕度终于承认，此稿实际上是其堂弟施奕学自京城寄给他的，施奕学是上一年乡试举人，本年五月进京会试，寄给施奕度伪稿。而彭祖立是施奕度的远房亲戚，施只是从彭祖立的一个侄子那儿听说彭祖立手中有伪稿，所以在被追查时，将此事嫁祸给彭祖立。（17）
尹继善立刻移咨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员搜捕施奕学。可任凭京城和江西各地官府如何细密查找，施奕学似乎是在人间蒸发了，倒是在京城找到了施家老三施奕源。一番审讯之后，施奕源供出了很多，但伪稿究竟来自何人，施奕源则反复翻供。先是说得自盐大使丁先权，丁先权很快被带到京城对质，施奕源翻供。又说他二哥得自当时的一个江西的驻京提塘刘士禄，刘士禄已经解任回赣。
之后驿使疾驰江西，刘士禄很快被抓获，他承认他给过施奕学伪稿，而他是在京城任职时从相公汤赐联和监生赵殷中处得来。（18）
焦点再次回到京城，兵部尚书舒赫德搜捕到汤赐联、赵殷中。可二人都拒不承认曾把伪稿给过刘士禄，并称可与刘士禄对质。（19）这样，舒赫德希望能够将刘士禄解送京城。
这时，江西传来消息，失踪多日的施奕学在江西被抓获，然后解往江宁，尹继善亲自审讯。但施奕学说伪稿并非刘士禄给他的，而他的堂弟施皂保给他的。今年五月案发后，其胞弟施奕源专门从京城派人找到他，嘱咐他千万不要供出施皂保。此时，焦点又转回京城，江南、江西、京城所有的官员都相信此案跟施家脱不了干系。
但当这些口供传到京城时，施奕源对此坚不承认。舒赫德等人也无可奈何。乾隆帝则指示，严审施皂保及其父施廷皋，施廷皋是施廷翰的堂弟。可无论如何严刑逼供，施廷皋父子坚不承认传送伪稿之事。施奕源是否派人传信嘱托，好像也无据可查。（20）
案情再次陷入僵局。对京城和江南、江西的诸多督抚大员来说，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京城和江南的案犯聚集一起对质。乾隆帝也甚觉无奈，只好谕令尹继善等人将江南的案犯分别隔离押解到京师审讯对质。（21）乾隆帝此时甚至还怀疑施氏一门和张广泗有联系，在替张广泗鸣冤，因为他们都是汉军旗人，所以他令舒赫德等密行访察施、张之间是否有来往。（22）
可当施家的若干嫌犯都被带到京城后，审了近三个月，甚至由军机大臣会同严讯，却也找不出头绪，乾隆帝只好又下令尹继善带着办案人员到京城，与军机大臣会审。
顺藤摸瓜的结果是，各省官员在不断地飞咨他省，跨省提解，然后各省督抚不断把查到的线索和审讯后的口供飞报给皇帝，最终，当几个要犯被押解到京城接受皇帝的钦差大臣审讯时，口供全变了。尹继善等到底如何会审施氏一门，施氏一门如何对质，现在由于没有找到尹继善、舒赫德等人奏报案情的奏折，难以弄清楚。但从乾隆帝后来的上谕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场由于尹继善等两江一带的督抚大员心存成见而被附会成狱的冤案。
结果，施氏父子等被释放，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被解职，其职位分别由鄂容安、阿桂补授。
当时还有从山东到江南和从直隶到江浙、福建的线索。然涉案人员要么病亡失踪，要么不断翻供，最终都陷入僵局。例如，从山东发现的线索曾导致山东巡抚准泰被革职，之后追查到江宁府的官贵震。尹继善据此奏报乾隆帝，乾隆帝立刻将和其衷革职。然而官贵震也供出很多传抄伪稿之人，竟与从云南到江南的线索纠缠在一起。最终乾隆帝宽免和其衷，让他官复原职，尹继善则受到批评。
当各条线索都变得扑朔迷离、无果而终时，乾隆帝便只能匆匆结案了
@素及既菜狗 2018-05-09 21:08:34
人说突然和说突然和三人同行
-----------------------------
@秦有 2018-05-09 19:23:48
天下，细思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是在一个空间里，或者生存空间里，这个空间是大家伙的，是人人有份儿的，有一种平等的思想在里面。
应该是原始部族生活里的基本价值观，在历史发展中的概括，和遗存。
我现在很怀疑，很多上古经典，都是渊源有自的历史思想的遗存，并非是道家儒家的标签所能限定的。
-----------------------------
至于大多数读书人，必须让他们老师读书，不可胡言乱语，这方面，雍正也做的极好。
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14] 。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东方社会，由于文化血脉一同。所以文字狱，对于国家稳定，十分必要。
古代屡次有文字狱的记录，大多与政治斗争有关，
睿宗即位后，1468年至1469年在位。起用年轻将领南怡为兵曹判书，引起勋旧势力的不满。大臣柳子光上书指南怡诗句中“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中的“未平国”是“未得国”之意，有谋反之心。南怡遂被逮捕，酿成大狱，他与大批人被处死。
燕山君时期，史官金馹孙修史时将老师金宗直的《吊义帝文》收入《成宗实录》中。勋旧派大臣李克墩趁机上书燕山君，称这篇文章的真实用意是将项羽和楚义帝影射为 世祖和鲁山君（ 端宗）。于是燕山君逮捕了大批士林派人士，最后已死的金宗直被剖棺斩尸，金馹孙等被凌迟处死，还有很多人被斩首、决杖或流配。 [18] 因发生年是1498年（干支纪年戊午年），故史称“戊午士祸”。
文字狱，对于当事人肯定是悲剧，但是对于纠正读书人的私欲，功不可没。
人说突然和说突然和三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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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有 2018-05-09 19:23:48
天下，细思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是在一个空间里，或者生存空间里，这个空间是大家伙的，是人人有份儿的，有一种平等的思想在里面。
应该是原始部族生活里的基本价值观，在历史发展中的概括，和遗存。
我现在很怀疑，很多上古经典，都是渊源有自的历史思想的遗存，并非是道家儒家的标签所能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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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多数读书人，必须让他们老师读书，不可胡言乱语，这方面，雍正也做的极好。
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14] 。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东方社会，由于文化血脉一同。所以文字狱，对于国家稳定，十分必要。
古代屡次有文字狱的记录，大多与政治斗争有关，
睿宗即位后，1468年至1469年在位。起用年轻将领南怡为兵曹判书，引起勋旧势力的不满。大臣柳子光上书指南怡诗句中“男儿二十未平国，后世谁称大丈夫”中的“未平国”是“未得国”之意，有谋反之心。南怡遂被逮捕，酿成大狱，他与大批人被处死。
燕山君时期，史官金馹孙修史时将老师金宗直的《吊义帝文》收入《成宗实录》中。勋旧派大臣李克墩趁机上书燕山君，称这篇文章的真实用意是将项羽和楚义帝影射为 世祖和鲁山君（ 端宗）。于是燕山君逮捕了大批士林派人士，最后已死的金宗直被剖棺斩尸，金馹孙等被凌迟处死，还有很多人被斩首、决杖或流配。 [18] 因发生年是1498年（干支纪年戊午年），故史称“戊午士祸”。
文字狱，对于当事人肯定是悲剧，但是对于纠正读书人的私欲，功不可没。
@素及既菜狗 2018-05-09 21:08:34
人说突然和说突然和三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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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有 2018-05-09 19:23:48
天下，细思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是在一个空间里，或者生存空间里，这个空间是大家伙的，是人人有份儿的，有一种平等的思想在里面。
应该是原始部族生活里的基本价值观，在历史发展中的概括，和遗存。
我现在很怀疑，很多上古经典，都是渊源有自的历史思想的遗存，并非是道家儒家的标签所能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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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僚系统，需要严格管理，特别是那些忠臣，更不可让他们有太多权限。
这点上，雍正做得极好！
雍正为何杀重臣年羹尧?康熙在位时对年羹尧就非常的重视，并对其委以重任。年在众多汉族学子中脱颖而出，证明他学识渊博。高中进士之后，年被委任为重要官员，不久便又晋升。这个时候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他的前途一片光明，直到雍正继位后，他的仕途发展到了顶峰。
他成了天下皆知的大人物，满朝除了雍正没有人敢对着他说一个不字。民间更有年羹尧功高盖主的传言。年自以为妹妹是皇帝的宠妃可以被雍正所容。他太单纯了，一个帝王的心启是他可以轻易相信的。雍正对他百般之好，为的就是消除年对他的怀疑，然后在年最料想不到的时刻一举将他拿下。雍正不用一兵一卒就杀了年，这是年最大的悲哀。
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其他其他获罪重臣一项较为特殊的罪名。 《清人名人轶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大将军军法及其严厉，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的时候，大将军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上，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涔涔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酷。
《栖霞阁野乘·年大将军延师》记载的是一位塾师在年府的惊魂录。文中记载年羹尧请了姓沈的塾师前来教导其六岁的幼子，安排八名书童专门伺候塾师。塾师早上起来，八个书童围着他小心伺候。塾师不敢享此礼遇，一再要求自己洗漱。为首的书童十分恐惧，说：“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他一样，不得有违。’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大祸临头。”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盥洗架上。谁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大将军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眼色，侍卫便把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年羹尧一次和塾师一起吃晚饭，不巧塾师饭碗里有粒谷子，他便将其拣出。年羹尧看见后脸立马沉了下来，把侍卫招来，低声吩咐了一下。眨眼间，侍卫便提了个人头进来，说已经将那个拣米不干净的厨子斩了。 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见证了这位大将军对部下定功过、奖赏罚的过程。大将军端坐厅堂之内，两侧林立着全副武装的甲士，大将军旁边有文官根据记录逐一报告所有征战人员的功过。立功多的，当下就换上应升的品服，赏酒赐座；有过失的，年羹尧沉着脸，当下呵斥，手一挥，甲士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拉出门外，或鞭挞或砍首。年羹尧为人严苛残暴，因而被罚被杀的多于赏赐的。这情形直叫这位塾师吓破了胆。
雍正皇帝也亲眼看见了这位大将军的威风。 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班师回京时，雍正皇帝率领百官前往亲迎设宴接风。当时正值酷热的六月天，年羹尧的大军所有兵士全身甲胄站在烈日之下，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很是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朝廷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传旨三军，卸甲休息，犒赏酒肉。圣旨连宣三遍，所有将士仍站在原处纹丝不动。雍正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自己的侍卫，侍卫举着小旗在幄外轻轻一摇，众将士立刻脱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雍正看见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
所以，雍正不杀之，年羹尧一旦要反雍正，雍正还有命耶！
为了天下，雍正必杀年羹尧！
此种奥秘，我们的伟人，可是很熟悉的！
人说突然和说突然和三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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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有 2018-05-09 19:23:48
天下，细思是一个空间概念，就是在一个空间里，或者生存空间里，这个空间是大家伙的，是人人有份儿的，有一种平等的思想在里面。
应该是原始部族生活里的基本价值观，在历史发展中的概括，和遗存。
我现在很怀疑，很多上古经典，都是渊源有自的历史思想的遗存，并非是道家儒家的标签所能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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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官僚系统，需要严格管理，特别是那些忠臣，更不可让他们有太多权限。
这点上，雍正做得极好！
雍正为何杀重臣年羹尧?康熙在位时对年羹尧就非常的重视，并对其委以重任。年在众多汉族学子中脱颖而出，证明他学识渊博。高中进士之后，年被委任为重要官员，不久便又晋升。这个时候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他的前途一片光明，直到雍正继位后，他的仕途发展到了顶峰。
他成了天下皆知的大人物，满朝除了雍正没有人敢对着他说一个不字。民间更有年羹尧功高盖主的传言。年自以为妹妹是皇帝的宠妃可以被雍正所容。他太单纯了，一个帝王的心启是他可以轻易相信的。雍正对他百般之好，为的就是消除年对他的怀疑，然后在年最料想不到的时刻一举将他拿下。雍正不用一兵一卒就杀了年，这是年最大的悲哀。
有清一代，各朝惩处的重臣，唯有雍正王朝的年羹尧被冠以的罪名最多，达到92条。这些大罪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4条，忌刻罪4条。 “残忍罪”是年羹尧较其他其他获罪重臣一项较为特殊的罪名。 《清人名人轶事》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年羹尧大将军军法及其严厉，一言既出，部下必严格依令而行。一次下大雪的时候，大将军坐轿子出门，侍卫们扶着轿子跟从而行。雪花落满侍卫的手上，积了很厚一层，年大将军心中有些不忍，下令说：“去手。”他是担心侍卫的手冻僵了，让他们把手收回去。这些侍卫没能领会这个意思，竟然各自拔出所佩戴的腰刀，直接将自己的一只手斩下，鲜血立时涔涔滴落雪地上，白雪鲜血，分外耀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大将军之军令是多么严峻，也可以看到他平日性情是何等的残酷。
《栖霞阁野乘·年大将军延师》记载的是一位塾师在年府的惊魂录。文中记载年羹尧请了姓沈的塾师前来教导其六岁的幼子，安排八名书童专门伺候塾师。塾师早上起来，八个书童围着他小心伺候。塾师不敢享此礼遇，一再要求自己洗漱。为首的书童十分恐惧，说：“大将军下令，‘服侍先生要像服侍他一样，不得有违。’您要是不让我们服侍，我们就会有大祸临头。”这位沈塾师坚持要自己来，书童没办法，只好把洗漱用品放在盥洗架上。谁料正当塾师洗脸的时候，年大将军突然带着侍卫进来，见书童没有顶着银盆，立时暴怒，给身边侍卫使了眼色，侍卫便把书童带出，片刻功夫，提着书童的人头进来，禀告说：“书童不知尊敬先生，已将他斩首。” 年羹尧一次和塾师一起吃晚饭，不巧塾师饭碗里有粒谷子，他便将其拣出。年羹尧看见后脸立马沉了下来，把侍卫招来，低声吩咐了一下。眨眼间，侍卫便提了个人头进来，说已经将那个拣米不干净的厨子斩了。 年羹尧出征大捷回来，塾师见证了这位大将军对部下定功过、奖赏罚的过程。大将军端坐厅堂之内，两侧林立着全副武装的甲士，大将军旁边有文官根据记录逐一报告所有征战人员的功过。立功多的，当下就换上应升的品服，赏酒赐座；有过失的，年羹尧沉着脸，当下呵斥，手一挥，甲士便上前剥了那人的品服，拉出门外，或鞭挞或砍首。年羹尧为人严苛残暴，因而被罚被杀的多于赏赐的。这情形直叫这位塾师吓破了胆。
雍正皇帝也亲眼看见了这位大将军的威风。 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班师回京时，雍正皇帝率领百官前往亲迎设宴接风。当时正值酷热的六月天，年羹尧的大军所有兵士全身甲胄站在烈日之下，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很是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朝廷对将士的仁慈厚爱，雍正传旨三军，卸甲休息，犒赏酒肉。圣旨连宣三遍，所有将士仍站在原处纹丝不动。雍正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自己的侍卫，侍卫举着小旗在幄外轻轻一摇，众将士立刻脱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雍正看见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
所以，雍正不杀之，年羹尧一旦要反雍正，雍正还有命耶！
为了天下，雍正必杀年羹尧！
此种奥秘，我们的伟人，可是很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