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认为，北京大学校长最好由人文学者担任
刘松萝

北京大学120岁了，祝贺一下。

我的父亲曾经在北大学习，后来因为理念不同加上希望多多写作而退学了。当然，有人也可以说他不适应大学的学习。

父亲对北大有很深的感情，念念不忘学校和老师们。与此同时，他对北大多有微词。

父亲对北大最大的不满，就是爱起哄。政治运动不用说了，平时北大也是心里长草。跟风，追星，北大一样都不少。

北大曾经聘侯宝林为教授，对此父亲没有太多的看法，只是认为应该是特例。然而，父亲的同学，历史学者李培浩只是讲师。李伯伯治学严谨，勤奋正直，50上下就去世了。人没了，才有了副教授称号。送别的时候，人山人海。

改革以后，北大不顾社会各界的反对毅然推倒南墙建商店，美其名曰开放和融入市场大潮。力主此项行动的女子后来负案潜逃，最近才自首归案。

接下来，各路明星在北大如入无人之境，学校外加奉送教授头衔。那位拜金炒房有瘾的薛兆丰当上教授之后吃官饭放私骆驼，到处兜售他的发财秘籍。

穷极无聊的北大清华学生把芙蓉姐姐捧成了名人，芙蓉姐姐还登上了百年讲堂。

市场经济出现了偏差，教育出现了偏差，社会风气出现了问题不能全怪北大。但是，北大难道不能消极一点吗？不能老实待会吗？推波助澜，该当何罪？

父亲认为，中国的大学缺少人文精神。顺着他的思路，我认为本该垂范中国的北京大学缺少对人文，对良知，对常识的坚守。

父亲对很多理工科人士担任校长有所不满。他不止一次地说，北京大学校长最好由人文学者担任。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北京大学120年校庆之际，我有责任把父亲的看法告诉北大，告诉社会。